梁启超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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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梁启超研究综述

梁启超人际关系研究综述

政法096班 李美玲 2090712208

人物介绍: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梁启超是在“三千年未有之变”的近代中国出现的一位文化巨人,他是旧时代的士大夫,他也是新时代的启蒙者,他以巨大的个人声望和激荡人心的文笔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政治、社会、文化。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的学者,在政坛上,他曾为民族的自强而抗争,对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经济形态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在学术上,他的著述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诸多方面。而他在新闻报业、教育、图书等众多方面也都是开风气之先的拓荒者。在他的身上,交织着政治家、学者、社会活动家等多重社会角色。如果能全面的研究梁启超的人际关系网络,将更加有利于我们了解中国近代史。

研究原因:首先是梁启超的本身的研究价值,梁启超在中国近史中中所演绎的一个角色注定了他的研究价值。而近现代的无数学者也真的是对梁启超进行了非常细致又全面的研究,研究的涉及面之广是少有的,他们从众多方面、不同角度研究了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国家民族思想、文学思想、史学思想、哲学思想、法学思想、经济学思想、社会伦理观、宗教观、中西文化观、性别观念,乃至他在近代教育、图书馆事业、档案学、翻译学、目录学上的贡献。其次是梁启超的人际关系的研究的价值。梁启超由于他本身的人生经历和所处的时代,注定了他是一个与众多当时代的名人有很多密切的接触,他的人际关系更是繁复发达,但是现在的学者很少有人把焦点放在这一个方面上,没有真正的得出结论性的著作。比较有针对性的著作只有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的四卷本“张朋园合集”系列之一的《梁启超与民国政治》。这是非常不够的,梁启超的人际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张朋园就把梁启超和民国的各种势力进行了三国演义式的划分,即“三元角逐权利”。究竟是哪三元呢?不外乎立宪派(进步党)、革命派(国民党)以及旧官僚(军权)。在这种三国演义里,梁启超有如诸葛孔明,而张朋园亦如罗贯中了。梁启超贡献心力于进步党,不知道是梁启超耽搁了进步党还是进步党拖累了梁启超,反正梁启超和进步党紧紧捆绑在一起,在民国政坛上也和邓公小平一样是三起三落,到最后就像扶不起的刘阿斗,松坡病故、卓如守制,一时间树倒猢狲散,折腾到最后进步党居然连块革命根据地都没有,在习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民国政治中,梁启超等求偏安西蜀亦不得也。张朋园的分析、论述均将梁启超置于这三大力量的制衡博弈之中,体现书来的讯息不仅仅是张朋园的强大的学术研究能力,还启示了我们对关于梁启超人际关系的研究。

研究方法:从梁启超的人生经历入手,调查他在不同地方接触了哪些不同的人,而哪些人又在以后和他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后成为梁启超的人际关系网。这个过程可以通过阅读大量的关于梁启超研究的一手和二手材料,整理贯通,并加入一些人际关系学的基本知识于其中,实现跨学科的研究,最后得到梁启超的人际关系研究成果。所谓一手材料为梁启超本人的著作,所谓二手材料为后人对梁启超的研究。

参考文献:

1、专著:

【1】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32年

【2】梁启超著、王云五主编,《新大陆游记节录》,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

【3】梁启超著、王云五主编,《欧游心影录节录》,北京:中华书局,1936 年

【4】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

【5】梁启超著、康有为评,《梁任公诗稿手》,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6】梁启超著、舒无点校,《饮冰室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7】韩安荆编著,《梁启超研究资料汇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1962年油印本

【8】牛仰山,《梁启超》,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9】杨复礼编著,《梁任公先生年谱》,郑州:新河南日报社,1941年铅印本

【10】吴其昌著,《梁启超》,重庆:重庆出版社,1944年

【11】吴泽著,《康有为与梁启超》,上海:华夏书店,1948 年

【12】方志钦、刘斯奋著,《梁启超诗文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

【13】李华兴、吴嘉勋著,《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14】夏晓虹著,《梁启超文选》(上、下),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15】中华书局编,《梁启超未刊书信手》,北京:中华书局,1994 年

【16】张品兴编,《梁启超家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年

【17】丁文江、赵丰田编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

【18】孟祥才著,《梁启超传》,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

【19】李喜所、元青著,《梁启超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20】梁启勋,《戊戌前后康梁史料补遗》,(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文史资料文库》第1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

【21】齐全编著,《梁启超著述及学术活动系年纲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5月

【22】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食油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23】孙宝瑄著,《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期刊杂志:

【1】素痴:《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大公报•文学副刊》1929年2月11日

【2】吴其昌:《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中央周刊》1943 年第21 期

【3】王森然:《梁任公评传》,《中国公论》第9卷5 期

【4】吴相湘著:《翁同龢康有为关系考实――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考订》,《学术季刊》1955年第2期

【5】吴泽梁:《启超的“拥袁”与“倒袁”运动》,《中国建设》1949 年第4 期

【6】李龙牧:《梁启超前期新文化运动》,《文汇报》1961 年6月27日

【7】惠隐:《梁启超任北洋财政总长时二三事》,《广东文史资料》1963年第8期

【8】周善培:《谈梁任公》,《文史资料选辑》1960年第3期

【9】任木:《梁启超故乡述闻》《广东文史资料》1964 年第3期

【10】戴君仁:《梁启超》,《中国文学史论集》第4 册,1958 年版

【11】陈匡时:《关于对梁启超的评价问题简介》,《学术月刊》1960 年第2期。

【12】云波:《论梁启超二十世纪初鼓吹革命》,《史学月刊》1993年第2期。

【13】吴春梅、方之光:《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演变》,《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2 期。

【14】姜波:《梁启超与民国初年政党政治》,《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15】林家有:《论梁启超由拥袁到反袁思想的演变》,《文史哲》1994年第4 期。

【16】郭剑波、曾美红:《略论梁启超从拥袁到反袁的转变》,《浙江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

【17】元青:《章太炎与梁启超》,《天津师大学报》1995年第6 期。

【18】吕玉华、白振奎:《梁启超与王国维治学特点比较》,《江淮论坛》2001 年第1期。

【19】董德福:《梁启超与胡适关于“科学”的对话及其意义》,《中州学刊》2001年第5期。

【20】郑浩澜:《福泽谕吉与梁启超国民思想之比较》,《江西社会科学》2000 年第5期。

【21】陈占标:《梁启超家庭出身的调查材料》,《文教资料》1988年4期

人际关系研究综述架构:

分为两个部分进行研究:

1、梁启超的人生经历

参考资料:

1890年始受学于康有为。

1891年随康有为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世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1898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1911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03十月《新小说》创刊。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的之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

1928年由于经历恩师康有为去世,爱徒范静生去世,王国维投湖等大悲之事。11月12日他已不能伏案工作了.于1929年1月19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京沪开追悼会,参加者甚众。

——丁文江、赵丰田编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

2、梁启超的人际关系:

参考资料:

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的消息传到澳门,维新派人士包括《知新报》经理康广仁等六君子惨遭杀害,何廷光等澳门维新派人士极为愤慨,他们冒着巨大的危险,热情地接待梁启超的父亲和老婆孩子。

梁启超在日本的时候,和同样在日本流亡的孙中山交往频繁,据说,很多东南亚的华侨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启超介绍给孙中山的,可以想见,以孙中山当时的声望,自然无法同梁启超相比。

袁世凯宣布称帝,此时的梁启超却已不是昔日的改良派,在欧美的游历和对西方各国历史的学习给他一种印象,称帝者必亡。于是长于雄文的梁启超写出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到消息,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一张20万元银票,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交换条件是这篇文章不得发表。梁启超将银票退回。袁世凯再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启超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

梁启超在另外一次反帝运动,即反对张勋复辟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次也意味着他同改良派的彻底决裂。周善培规劝梁启超说:“事情有该自己做的,有该听别人做的。讨袁,革命党该做,我们也应当做;讨张复辟只该听革命党去做,不必我们去做。”而康有为则正站在复辟的一方。梁启超和康有为从此决裂,康有为当着梁启超学生的面痛骂梁启超“梁贼启超”,并且用古文中食父食母的怪兽来称呼梁启超。

周善培认为梁启超文气太盛反而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写习惯了报纸文章,结果文章只追求打动人,“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但是却没有其他精力写出真正大师级别的著作。

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

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梁启超真诚的有趣。黄苗子著《世说新篇》,其中有《梁启超写序》,文曰:“蒋百里先生为著名军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极有贡献。他留德归国后,曾写了洋洋五万言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蒋便请梁为此书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涌,序成也是五万字,觉得不好意思,便加写一短序,而把长序改为著作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作序。”

擅长笔墨的章太炎曾在梁启超主持的维新派报纸《时务报》中担任编辑。但是不久因章太炎发表了多篇反满清的文章,梁启超秉承师意拒不发表,章对此不悦,后因对孔教存有不同看法而发冲突,因康有为自视甚高,将孔子比做素王,而自名长素,也就是长于孔子,他门下的弟子多自名超回、秩赐、胜参等,自称水平超过颜回、曾参,章太炎看不过去,一日饮酒数杯对众人称,“所谓长素奈何以衣冠拜索虏”,此言一出引和康梁门人发生肢体冲突,梁启超率数人至章处问罪,章太炎一时怒起,以掌掴梁启超两记,众人扭打因之决裂。

一次梁启超追随康有为逃日本避难,恰孙中山也在日,中山以康梁亦为满清压迫,经此惨祸当能自省,乃请人约见。但康有为等人却坚持以“大清子民”为念,要死保光绪帝,将孙中山看作是乱党,拒绝合作,但随着孙中山的反满主张在日本华人中影响日益壮大,康为拉拢孙中山的部下派梁启超等人前去协商合作,但梁等人竟要求孙中山放弃原来主张加入他们所谓的勤王运动,梁将孙中山、陈少白等人诓骗到他们的活动之处,忽然摆出香案祭出所谓光绪的衣带诏要孙中山等人叩拜,孙当然拒绝,梁却指使众人不让他们走,陈少白大怒,一把抓住梁启超的衣领轮起左臂就是一记耳光,打得梁踉跄几步几乎摔倒,接着一脚踢翻香案扯碎衣带,曰“我乃堂堂炎黄子孙,岂做奴才拜此小丑,尔辈甘为满洲奴者,可鄙!”吓得康党众人皆退。

——李喜所、元青著,《梁启超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梁启超与其它人物的比较。通过探讨梁启超和同时代人物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梁启超。章太炎与梁启超皆为近代思想学术界的一代宗师,有文章探究了章梁之间各个时期离合的复杂交往过程,认为“章太炎与梁启超关系的演变是清末民初政局和近代中华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一个缩影,是革命、改良两个政治派别从合作、对立、再合作、再对立直至退出历史舞台的复杂过程的典型反应。”

——元青:《章太炎与梁启超》,《天津师大学报》1995年第6 期

比较梁启超和王国维的治学特点,看出二人在相同的时代大背景下,有相似之处,又因个人气质取向及师者的不同,学术风貌相异。“梁启超时刻注意古今结合,并以古鉴今,使著作呈现现代风貌,具有致用价值;而王国维有意借鉴西方理论,融会传统,在哲学基准上创立范畴,体现了自我在历史流程中的独立思考。”

——吕玉华、白振奎:《梁启超与王国维治学特点比较》,《江淮论坛》2001 年第1期

“五四”期间,以胡适为代表的科学实证论者,维护科学的权威,将科学方法的效用推向极致,形成唯科学主义思潮。这种“科学万能”的论调,遭到了梁启超以及具有相同致思趋向的人文学者的驳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下,科学派无疑是胜利者,但从学理层上看,玄学派对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肯定,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董德福,《梁启超与胡适关于“科学”的对话及其意义》,《中州学刊》2001年第5期。

福泽谕吉与梁启超作为日中两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两个启蒙思想家,其思想表面上具有众多相似之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福泽谕吉切断了国家现代化和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而梁启超接受民主思想却未信仰自由主义,他关心的是建立团结强大的民族国家。

——郑浩澜:《福泽谕吉与梁启超国民思想之比较》,《江西社会科学》2000 年第5期。

然而,与佛教心性学说的真正相遇,是从结识谭嗣同开始的。通过与谭嗣同的交往,梁启超才知道了居士教徒杨文会(仁山)的存在。以梁启超为核心,维新志士聚集在湖南时务学堂,连杨文会的儿子自超(葵园)也因为担任学校事务,到了湖南。当时梁启超的人际关系的中心是汪康年,汪康年与谭嗣同、杨文会、梁启超等人的往来书札现在被保留了下来。这些书札基本上印证了小野川秀美所阐述的史实。虽然如此,杨文会为充实学堂教学,在汪康年、梁启超、谭嗣同的支持下,变卖了用于学习西方科学的观测、试验仪器,将所得资金用来从日本购买了佛教典籍,并在南京专心于佛教典籍的复刻事业,却是值得注意的史实。

——中村哲夫[日]:《梁启超与佛学》,《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三期

国学大师胡适对梁启超始终存有感激之情,他在《四十自述》中追忆说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从那时他便埋下了其“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他给予梁氏很高评价,“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 胡适著,《四十自述》,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年

第二篇:梁启超研究

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专业:传播学 姓名:王林 学号:20080566

读《思想解放》有感

——摘自《欧游心影录》

“思想解放”摘自《欧游心影录》,是梁启超1919年游欧洲恰逢欧洲倡导“自由批评”思想时对思想的解放有感而发所写。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先驱者,中国最早提出“思想解放”的正是梁启超,同时他积极提倡“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行为自由,出版自由”的理念。

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意在倡导国人应敢于摆脱束缚,挣脱思想上的枷锁,为求得真知灼见,不惜打破传统的桎梏,得到思想的解放。他认为,要个性解放,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想要思想解放,要善于“择”后要敢于批评,此时便开了自己思想解放之路,然后推己及人便开了社会思想解放之路。并且不可以以一己之见作为亘古不变的真理,倘若如此,便将抹杀他人的创造力,学术便会衰落,社会进步就会停顿。一些人担心一旦思想解放人们会出现叛离常理的想法,这是不必要的,尽可以让青年提出质疑。虽然思想解放会在一定程度上动摇原有的道德观念,短期的社会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段时间后就会产生新的道德观念,促使人们思想的提升,社会才能得到真正的进步。

郭沫若曾说在梁任公的笔下“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没有一个没受到他的洗礼”。此后,梁启超的这一思想被更多人提出,新文化运动中,思想再一次得到了解放,陈独秀提倡 “民主”和“科学”,对封建专制和封建道德思想进行了最猛烈的抨击。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更加肯定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如今,一个文明进步的新中国已经到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口号,但我认为,解放思想不应该是一句空口号。在当下,有多少人头脑中的封建意识仍然十分强烈,有多少地方仍旧有迷信愚昧、尊卑贵贱、等封建社会的思想,如果全社会的思想观念不能彻底转变,那么我们的社会不会得到长足的进步。

自古以来,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以思想解放为前提的。没有敢于向西方学习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何谈发展与自强;没有“我有一个梦想”,哪里来的黑人的自由与解放;没有“人人生来平等”的要求,哪里来的人权与尊严。当今的中国,言论不自由、思想受钳制是思想不解放的主要表现,真正的思想解放会受到多方面的压力,但是权力不能钳制思想,政治不能愚弄导向。一时的钳制思想愚弄导向不会成为思想得到解放的永久障碍,人民的素质得到提高才是思想解放的最好出路。

“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梁启超认为这是一句极无聊的话,但如今,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信奉这句话的。一直以来我都对一些老师的教学水平持有怀疑态度,因为在他们的教学过程中,我没有看到他们自己的想法,只是一味的照搬照抄其他“大家”的著作,传递给我们的始终是这些“大家”所下的定义,本可十分活跃的课堂变得枯燥乏味。也许,他们也有过自己的想法,但经过权衡后,他们更信奉那些更加有名的学者的观点,久而久之,别人的观点也成为了自己的观点。这样,思想解放之路只会越来越远,没有批评就没有进步,只有一种声音的社会就无法得到真正的思想解放。

有很多人对思想解放存在一些误解,他们认为思想解放了,就可以抛弃一切道德文化的束缚,想怎样就怎样,我认为思想解放并不意味着可以无所忌惮任意妄为,思想解放是相对的。思想解放在当今社会更多的是解放言论,摆脱愚昧,中国原有的优秀的道德与传统还是需要我们去尊重和传承的。

思想解放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但也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我想,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提高,人们对教育和科技会越来越重视,人们的素质会得到提高,更多的人会逐渐意识到自我的肯定的重要性,封建迷信思想的基础也会瓦解,那时,思想的真正解放也就随之而来了。附件:

《思想解放》

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怎样叫做思想解放呢?无论什么人向我说什么道理,我总要穷原竟委想过一番,求出个真知灼见。当运用思想时,绝不许有丝毫先入为主的意见束缚自己,空洞洞如明镜照物。经此一想,觉得对,我便信从;觉得不对,我便反抗。

“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这是韩昌黎极无聊的一句话。圣人做学问,便已不是如此。孔子教人“择善而从”,不经一番择,何由知得他是善?只这个“择”字,便是思想解放的关目。欧洲现代文化,不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是从“自由批评”产生出来:对于在社会上有力量的学说,不管出自何人,或今或古,总许人凭自己见地所及痛下批评。批评岂必尽当?然而必经过一番审择,才能有这批评,便是开了自己思想解放的路;因这批评,又引起别人的审择,便是开了社会思想解放的路。互相浚发,互相匡正,真理自然日明,世运自然日进。倘若拿一个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范围一世人心,无论其人为今人为古人,为凡人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好不好,总之是将别人的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须知那人若非经过一番思想,如何能创造出这金科玉律来?我们既敬重那人,要学那人,第一件便须学他用思想的方法。他必是将自己的思想脱掉了古代思想和并时思想的束缚,独立自由研究,才能立出一家学说,不然,这学说可不算他的了。既已如此,为什么我们不学他这一点,倒学他一个反面?我中国千馀年来,学术所以衰落,进步所以停顿,都是为此。

有人说,思想一旦解放,怕人人变了离经叛道。我说,这个全属杞忧。若使不是经,不是道,离他叛他不是应该吗?若使果是经,果是道,那么,俗语说得好:“真金不怕红炉火。”有某甲的自由批评攻击他,自然有某乙某丙的自由批评拥护他,经一番刮垢磨光,越发显出他真价,倘若对于某家学说,不许人批评,倒像是这家学说经不起批评了。所以我奉劝国中老师宿儒,千万不必因此着急,任凭青年纵极他的思想力,对于中外古今学说随意发生疑问,就是闹得过火,有些“非尧舜,薄汤武”,也不要紧。他的话若没有价值,自然无伤日月,管他则甚?若认为够得上算人心世道之忧,就请痛驳起来呀!只要彼此适用思辩的公共法则,驳得针锋相对,丝丝入扣,孰是孰非,自然见个分晓。若单靠禁止批评,就算卫道,这是秦始皇偶语弃市的故技,能够成功吗?

还有几句打破后壁的话,待我说来:思想解放,道德条件一定跟着动摇,同时社会上发现许多罪恶,这是万无可逃的公例。但说这便是人心世道之忧,却不见得。道德条件本是适应于社会情形建设起来(孔子所谓时中时宜,最能发明此理),社会变迁,旧条件自然不能适用;不能适用的条件,自然对于社会上失去了拘束力,成了一种僵石的装饰品。一面旧条件既有许多不适用,一面在新社会组织之下需要许多新条件,却并未规定出来,道德观念的动摇如何能免?我们主张思想解放,就是受了这动摇的刺激,想披荆斩棘求些新条件,给大家安心立命,他们说解放思想便是破坏道德,道德二字作何解释且不必辩,就算把思想完全封锁起来,试问他们所谓道德,是否就人人奉行?旧道德早已成了具文,新道德又不许商榷,这才真是破坏道德哩!至于罪恶的发现,却有两种原因:第一件,是不受思想解放影响的,因为旧道德本已失了权威,不复能拘束社会,所以恶人横行无忌。你看武人政客、土匪流氓做了几多罪恶,难道是新思想提倡出来的吗?第二件,是受思想解放影响的。因为提倡解放思想的人,自然爱说抉破藩篱的话,有时也说的太过,那些坏人就断章取义,拿些话头做护身符,公然作起恶来。须知这也不能算思想解放的不好,因为他本来是满腔罪恶,从前却隐藏掩饰起来,如今索性尽情暴露,落得个与众共弃,还不是于社会有益吗?所以思想解放只有好处,并无坏处。我苦口谆劝那些关心世道人心的大君子,不必反抗这个潮流罢。

此文选自梁启超《欧游心影录》。

第三篇:梁启超的史学革命和史学研究方法

梁启超的史学革命和史学研究方法

葛喜生·鉴古野叟

梁启超先生不愧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革命的宣传家、发起人。他早在1901年9月就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指出“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09年5月北京第1版,第161页)既道出了旧史学的局限,又道出了新史学要将研究的关注点放在全体国民,研究这一群体的经历以及原因结果。次年2月,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展开批判旧史学,他说“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同上书,第176-177页)接着他分析了旧史学“四蔽”及由“四蔽”所生之“二病”。

蔽之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虽以司马温公之贤,其作《通鉴》,亦不过以备君王之浏览。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同上书,第177页)

蔽之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同上书,第177-178页)

蔽之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凡著书贵宗旨,作史者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碑耶?„„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则记载愈详。中国不然,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推病根所从起,实由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不然,则虽有忌讳于朝廷,而民间之事,其可纪者不亦多多乎?何并此而无也?„„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夫陆沉我国民之罪,史家 1

实尸之矣。”(同上书,第178页)

蔽之四:“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史之精神维何?曰理想是已。大群之中有小群,大时代之中有小时代,而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其间有消息焉,有原理焉。„„今中国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事之何以生,其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响于他事或他日者若何,当得善果,当得恶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同上书,第178-179页)

病之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同上书,第179页)

病之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同上书,第180页)

由于上述“四蔽”和“二病”而导致旧史书给中国读者带来了难读、难别择、无感触的恶果。特别是对“无感触”这一后果,梁启超说:“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厉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同上书,第181页)

有感于民族危亡的艰难时局和中国旧史学的上述弊端,梁启超振臂高呼:“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同上书,第181-182页)

1921年梁启超为南开大学学生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而后整理成书,即《中国历史研究法》。在此书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及第三章《史之改造》中,梁启超除了继续其对旧史的批判以外,着重提出了改造史学的号召和史学改造的任务。

首先,他提出了新史学的宗旨和目的。他自问自答说:“历史为死人——古人而作耶?为生人——今人或后人而作耶?据吾侪所见,此盖不成问题,得直答曰为生人耳。”他分析说旧史学主旨在于为古代人主隐恶扬善,成为褒贬死人的一种工具。“然无论为褒为贬,而立言皆以对死人则一也。后世奖厉虚荣之涂术益多,墓志、家传之类,汗牛充栋,其目的不外为子孙者欲表扬其已死之祖父,而最后荣辱,一系于史,驯至帝者以此为驾驭臣僚之一利器。”(同上书,第37页)可是,“若夫一个个过去之古人,其位置不过与一幅之画,一座之建筑物相等。只能以彼供史之利用,而不容以史供其利用,抑甚明矣。”因此,史学应加以改造,“是故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实史界改造一要义也。”(同

上书,第38页)

其次,他界定了史学的范围。他说“史学范围当重新规定,以收缩为扩充也。„„今后史家,一面宜将其旧领土一一划归各科学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勿侵其权限;一面则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同上书,第38-39页)又说:“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治专门史者,不惟须有史学的素养,更须有各该专门学的素养。此种事业,与其责望诸史学家,毋宁责望诸各该专门学者。„„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较易致力,斯固然矣。虽然,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同上书,第44页)梁先生还罗列了中国历史要研究的重要项目,诸如“中华民族是否中国之原住民?抑移住民?”“中华民族由几许民族混合而成?其混合醇化之迹何如?”“中华民族之政治组织——分治合治交迭推移之迹何如?”“民族之根本思想何在?其各时代思潮蜕变之迹何如?”“各时代所受外国文化之影响何如?我文化之曾贡献或将贡献于世界者何如?”(同上书,第5-7页)等等,他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说明中华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结果何如?第三,说明中华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第四,说明中华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同上书,第7页)

第三,要尽量摒弃主观偏见,对历史进行客观的研究,“在得于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同上书,第40页)他说:“夫史之性质与其他学术有异,欲为纯客观的史,是否事实上所能办到,吾犹未敢言。虽然,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不以此自勉;务持鉴空衡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论之,使恰如其本来。„„乃至对本民族偏好溢美之辞,亦当力戒。良史固所以促国民之自觉,然真自觉者决不自欺,欲以自觉觉人者,尤不宜相蒙。故吾以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同上书,第41页)

最后,他提出了完成伟大新史学的组织协作问题。他说:“昔自刘知几以迄万斯同,皆极言众手修史之弊,郑樵、章学诚尤矢志向上,以成‘一家之言’为鹄,是皆然矣。虽然,生今日极复杂之社会,而欲恃一手一足之烈,供给国人以历史的全部智识,虽才什左马,识伯郑章,而其事终不可以致。然则当如之何?曰,惟有联合国中有史学兴味之学者,各因其性之所嗜与力之所及,为部分的精密研究,而悬一公趋之目的与公用之研究方法,分途以赴,而合力以成。如是,则数年之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或可望出现。”(同上书,第45页)

二十世纪我国史学的主流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引下,向前推进的,而前进的方向也基本与梁启超指出的方向相一致。梁启超的上述思想,有些自发的唯物史观。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能提出这样的建立新史学的观点,已很先进。可惜的是,梁启超本人并未在“新史学”的具体研究和著述方面做出努力和贡献,却又说要开出一派“新考证学”,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新汉学”的猛烈浪潮袭卷而来,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新史学”学人偃旗息鼓,几乎销声匿迹。三十年代起,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逐渐兴起,到新中国建立时,唯物史观派史学已成为史学的主流,但随后却又蒙上了厚厚的政治色彩,直到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史、社会史蓬勃发展。“社会史使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内容实现了三大转向: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了重大的社会问题。显而易见,这与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史学’追求的目标基本一致,他们属于同一谱系。”(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第234页)因此,“伴随着社会史的全面复兴,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理想也终于找到了归宿。”(同上书,第218页)

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影响了一大批后来的史学家,如吴晗、周谷城、吕思勉、黎东方等,甚至连“新汉学”代表人物之一的胡适也受到梁启超的思想影响。此外,梁启超根据自身研究的经验所得出的研究历史的具体方法,如归纳法、辩伪正误法等,很值得学人借鉴。

由于梁启超还没有掌握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所以在一些问题上他又陷于自相矛盾,甚至思想发生倒退,这是他的致命弱点。如对历史的因果关系,他看到了社会历史的因果关系与自然科学中的因果关系不同,这是有眼力的。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他说到了“凡成为历史事实之一单位者,无一不各有其个别之特性。„„而最奇异者,则合无量数互相矛盾的个性,互相分歧或反对的愿望与努力,而在若有意若无意之间,乃各率其职以共赴一鹄,以组成此极广大极复杂极致密之‘史网’。人类之不可思议,莫过是矣。史家之职责,则在此种极散漫极复杂的个性中,而觑见其实体,描出其总相,然后因果之推验乃可得施。”(同上书,第135页)这已经偶然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了,可是,由于他没有真正确立唯物史观,到1922年在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发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时,他的思想发生了倒退。他单单看到社会历史现象的结果不与行为主体的主观愿望和目的直接相符,就误认为因果关系不存在,这是因为他没有掌握“原因”和“结果”的辩证关系,因为他更不明白这样一个唯物史观:社会历史是由无数的具有主观意识的人共同作用的结果,各个主

观意志最终冲突、抵消而产生的结果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人类社会历史是个自然历史过程,也和自然界一样也是有规律可寻的。比如他说“明成祖派郑和入海,他正目的不过是想访拿建文,最多也不过为好大喜功之一念所冲动,然而结果会生出闽粤人殖民南洋的事业。”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历史上无论大大小小都是如此,从没有一件可以预先算准那‘必然之果’”。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认为“因为人类自由意志最是不可捉摸的。”所以他否定了因果论,他说“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同上书,第157页)在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不懂得“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他说“‘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其理甚明。”(同上书,第156页)

他的研究方法有其可借鉴处,但也不能捧得太高。书中的有些方法值得商榷。例如,他谈到他考定玄奘西行取经的时间为贞观元年而非以前史书所说的贞观三年八月,为此他津津有味地谈了研究经过:先是读《慈恩传》,见玄奘在于阗所上表中有“贞观三年出游,今已十七年”等语,如果是在贞观十九年,那么就贞观三年至十九年正好十七年没问题,但联系上下文确知此事是在贞观十八年春夏之交,因此开始产生怀疑出发时间应在贞观二年或元年。然后,根据玄奘的行程和各地淹留的岁月来调查,又查《续高僧传》玄奘本传,见有“会贞观三年,时遭霜俭,下敕道俗,随丰四出”数语,据此又查新旧《唐书·太宗纪》,贞观三年并无霜灾,反而是贞观元年有霜害,于是梁启超的怀疑又得一力证。接着他再找其他证据,他又找到了玄奘途中遇到过的突厥可汗叶护,《西突厥传》记载叶护于贞观初被其叔(俟毗可汗)所弑,《新唐书》也说“贞观四年俟毗可汗来请昏”,梁启超想如果玄奘是贞观三年八月从长安出发,那么应当在贞观四年五月初才能到达突厥,这时叶护可汗已死,怎么见到呢?于是梁启超的怀疑又得到进一步确信。那么叶护可汗被杀的确切年份是哪一年呢?经查《资治通鉴》是贞观二年,又在《新唐书·薛延陀传》查到“值贞观二年突厥叶护可汗见弑”。至此,梁先生大高兴,认为他的观点“玄奘贞观元年首涂留学”成立!(梁先生的论证过程参看《中国历史研究法》第96-98页)他的结论,最终是依托在《资治通鉴》和《新唐书·薛延陀传》正确的基础上。那么,我要问,如果这两书的记载是错误的呢?何以见得这两书的记载就一定正确,其他书的说法就一定不对呢?按这种方法,如果我们怀疑《资治通鉴》和《新唐书·薛延陀传》的记载是错误的,也会查找出相关证据,证明叶护是在贞观四年被杀。证据就是《慈恩传》中玄奘在于阗上表“贞观三年出游”,回到长安时是贞观十九年这是公认的既定事实,前后共十七年也是诸多史书所确认的,而玄奘在西突厥遇见过叶护可汗,因而叶

护不可能是在贞观二年被杀。这个结论所依托的前提则是《慈恩传》是正确的,玄奘本人的上表所言应是正确的,没有理由将贞观元年误认为是贞观三年,而玄奘经历十七年于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又是事实。这么一倒鼓,到底谁对呢?按梁启超的逻辑,这些矛盾的史料中必有一真,因此他确信《资治通鉴》和《新唐书·薛延陀传》是真,与其相矛盾的则是假。而按照形式逻辑的排中律,正确的逻辑应该是两者矛盾必有一假,甚至都假。所以说,梁启超所津津乐道的这个事例,不足为学人效法。正确的做法,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正确的、标准的参照物,以此参照物来比较、衡量、甄别所要考量的史料或事物,才能对史料的证据力得出正确的判断。否则,则可能陷入以一个或几个“证据”否定一个事实,一个或几个其他证据材料又否定这个“证据”的恶性循环中,进而整个古代史料和整个历史都可能被否定。典型的如,有的学者拘泥于确信《尔雅》、《说文》等书的文字解释,从而导致得出大禹是虫的荒唐结论。

史学的证据规则远不如法学的证据规则来得明确和被普遍遵守,这是史学需要改进的地方。现代学者张岩在其所著《审核古文<尚书>案》中不仅以大量的史料和史事否定了清朝学者阎若璩对古文《尚书》的责难,还对古文《尚书》的特征字进行字频分析,得出结论:伪造古文《尚书》难度极大,几乎不可能性。作者在该书中指出:“以往辨伪学者经常将其工作当作审案,将其结论称为‘定案’、‘铁案’,其‘办案’过程又过于‘大胆’草率,所以有必要用当代刑事案件的办案规则追究其办案质量,有必要设立一套相对严格的‘正当程序’(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以保证文献甄别过程的慎重、严密和准确。”(中华书局2006年12月北京第1版,第285页)“在对‘辨伪学’的证据甄别中,不能保留正常学术探索中的存疑空间(不具有可靠‘真实性’的证据必须排除),其证据排除的方法和规则,理应达到比证据法学现有成就更加严密和准确的程度。”(中华书局2006年12月北京第1版,第291页)这指出了史料学或古籍整理学乃至史学一个需要加强的方向,问题已经提出了,还得史学界学人的共同努力以臻至善。

草于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改于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第四篇:梁启超名言

成功自是人权贵,创业终由道力强。

患难困苦,是磨练人格之最高学校。

凡作事,将成功之时,其困难最甚。行百里者半九十,有志当世之务者,不可不戒,不可不勉。

成功大易,而获实丰于斯所期,浅人喜焉,而深识者方以为吊。

美术所以能产生科学,全从真美合一的观念产生出来。他们觉得真即是美,又觉得真才是美,所以求美,先从求真入手。

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有尽责的乐趣。

何时睹澄清,一洒民生艰?

树头结得相思子,可是郎行思妾时?

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渝,当以小说渝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

何时睹澄清,一洒民生艰?

树头结得相思子,可是郎行思妾时?

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渝,当以小说渝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

心安理得,海阔天空。

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

患难困苦,是磨炼人格之最高学校。

美术所以能产生科学,全从真美合一的观念产生出来。他们觉得真即是美,又觉得真才是美,所以求美,先从求真入手。

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渝,当以小说渝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世事沧桑习事定,胸心海岳梦中飞。

成功大易,而获实丰于斯所期,浅人喜焉,而深识者方以为吊。

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有尽责的乐趣。

第五篇:梁启超演说词

第一部分 演说辞第1节 梁启超

三十一日下午,北京大学校开会欢迎先生。先期在讲堂遍悬国旗,校长教员学生成集。先生莅会后,由马校长述欢迎辞,略谓戊戌新政所留存于今日者,惟一大学校,先生实与此校有关系,今请赐训词于诸生云云。先生演词如下:

鄙人今日承本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校之欢迎,无任荣幸。适马校长所言鄙人与大学校之关系一节,当年诚有其事。今请略述一二,以告诸君。

时在乙未之岁,鄙人与诸先辈,感国事之危殆,非兴学不足以救亡,乃共谋设立学校,以输入欧美之学术于国中。惟当时社会嫉新学如仇,一言办学,即视同叛逆,****无所不至。是以诸先辈不能公然设立正式之学校,而组织一强学会,备置图书仪器,邀人来观,冀输入世界之智识于我国民,且于讲学之外,谋政治之改革。盖强学会之性质,实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焉。在今日固视为幼稚之团体,然在当时风气未开之际,有闻强学会之名者,莫不惊骇而疑有非常之举。此幼稚之强学会,遂能战胜数千年旧习惯,而一新当时耳目,具革新中国社会之功,实亦不可轻视之也。至创设此会之诸先辈,今日存者,已寥若晨星,袁大总统即最尽力于此会之一人焉。厥后谣诼频兴,强学会之势力愈强,而政府嫉恶强学会之心亦愈甚。迄乙未之末,为步军统领所封禁,所有书籍仪器,尽括而去。其中至可感慨者,为一世界地图。盖当购此图时,曾在京师费一二月之久,遍求而不得。后辗转托人,始从上海购来。图至之后,会中人视同拱璧,日出求人来观。偶得一个来观,即欣喜无量。乃此图当时封禁,亦被步军统领衙门抄去,今不知辗转落在何处矣。及至戊戌之岁,朝政大有革新之望。孙寿州先生本强学会会员。与同人谋,请之枢府,将所查抄强学会之书籍仪器发出,改为官书局。嗣后此官书局,即改为大学校。故言及鄙人与大学校之关系,即以大学校之前身为官书局,官书局之前身为强学会,则鄙人固可为有关系之人。然大学校之有今日,实诸先辈及历任校长与教师之力。谓鄙人为创设大学校之发动人,则不敢当。

鄙人在十五年前,实不能料及今日有如是规模宏大之大学校,鄙人不能不倾佩历任校长教师与学生诸君之努力,且当为国家感谢者也。惟以今日之大学校,与欧美日本之大学校相较,则程度之相去尚远。此则鄙人于倾佩之外,不能不责望大学校之校长教师之勉为尽力,而更不能不责望大学校学生诸君之愈益努力者也。盖大学校之发达,校长教师与国家社会,虽同负其责,然与大学校有至密之关系者,实在学生诸君。诸君设不自行勉力,则大学校安能发达?敬祈诸君勉力为中国之学问争光荣。鄙人今请进数言,聊为诸君他山之助。

普通学校目的,在养成健全之人格,与其生存发展于社会之能力。此为全教育系统之精神,大学校之目的,固亦不外乎是。然大学校之所以异于普通学校而为全国最高之学府者,则因于普通目的以外,尚有特别之目的在,固不仅其程度有等差而已。特别之目的维何?曰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于世界之文明是焉。是以施普通教育之学校,其所授之智识,为人类生活上社会上日用所必具之智识;所训练之能力,为人类生活上社会上日用所必具之能力,如是而已。而大学校之所授者,则不仅人类生活上社会上日用寻常所必具之智识能力,而为一切现象之法则,所谓科学者是焉。此不独大学校与普通学校之分在是,而大学校与专门学校之别亦全在此。盖专门学校之学科,强半与大学校相同,往往有人误视为具体而微之大学,殊不知二者之间,固显有区别在焉。专门学校之目的,在养成社会上技术之士;而大学之目的,则在养成学问之士。故专门学校之所授,虽多科学之原理,而所重者在术,不过因学以致用;大学校之所授,虽亦有技术之智识,而所重者在学,不过因术以明学。我国往往学术连用,漫无区别;殊不知二者迥不相同,固不能连而为一者也。盖所谓学者,推究一切现象之原理原则,以说明一切之现象,于推究原理原则说明现象之外,别不另设方途以求致用;而所谓术者,则应用学理之方法,技能而已,与推究原理原则以说明现象之学,实判然不能相同者也。故科学之分类,以现象为标准:有自然之现象,即有自然之科学;有人类之现象,即有人类之科学;有社会之现象,即有社会之科学。因自然有种种之现象,亦即有自然之种种科学;因人类有种种之现象,亦即有人类之种种科学;因社会有种种之现象,亦即有社会之种种科学。若夫技术,则以人类社会实用之目的,为其分类之标准:或合人类之需要,或应社会之要求,或按国家之机关,而有种种之技术。此实为学与术根本相异之处。而大学校与专门学校之区别,亦于是而分焉。是以同一法律科目,专门学校之目的,在于养成学生法官辩护士之能力;而在大学,则惟使学生能知法律现象之原理原则,至于学生毕业以后,为法官,抑为辩护士,则非大学之第一目的矣。其他科目,莫不如是。简言之:专门学校之精神,在实际之应用;而大学校之精神,则在研究与发明。故凡人类间具有系统之智识,大学校莫不列为学科,固不问其按切实用与否也。譬如西洋大学有希腊、罗马古典之学,北京大学亦有经训考证之科,以言实用,邈乎远矣,而大学校亦不得不列之为一科。夫大学校之目的,既在研究高深之学理,大学校之学课,又复网罗人类一切之系统智识,则大学校不仅为一国高等教育之总机关,实一国学问生命之所在,而可视之为一学问之国家者也。且学问为文明之母,幸福之源。一国之大学,即为一国文明幸福之根源,其地位之尊严,责任之重大,抑岂我人言语所能尽欤!诸君受学于此最尊严之大学,负研究学问之大任,鄙人所欲进一言为诸君勉者,亦唯祈诸君能保持大学之尊严,努力于学问事业而已。

抑我又有言者,则前清学制之弊,至今犹令人痛恨不已。其误国最甚者,莫如奖励出身之制。以官制为学生受学之报酬,遂使学生以得官为求学之目的;以求学为得官之手段。其在学校之日,所希望者,为毕业之分数与得官之等差;及毕业以后,即抛弃学业而勉力作官矣。即以海外之留学生日浸染于外国之学风者而言,当留学之时,固多以学问为目的,而勉力求学;然毕业以后,足迹甫履中国,亦即沾染此恶风,抛弃其数年刻苦所得之学问,而努力作官矣。故中国兴学十余年,不仅学问不发达,而通国学生,且不知学问为何物。前清学制之害,庸可胜言耶!是以鄙人今所更欲为诸君勉者,则望诸君以学问为目的,不当以学问为手段。盖大学为研究学问之地,学问为神圣之事业。诸君当为学问而求学,于学问目的之外,别无他种目的,庶不愧为大学生。若于学问目的之外,别有他种目的,则渎学问之神圣,伤大学之尊严,尚能谓之研究学问乎?诸君勉之!努力问学之事业,以发挥我中国之文明,使他日中国握世界学问之牛耳,为世界文明之导师,责任匪轻。诸君其勉力为我中国文明争光荣!鄙人今尚欲进数言于诸君之前者,则为今日之学风问题。夫今日学风之坏,人所同慨。鄙人所欲言者,亦非仅指大学一校。惟以大学为全国最高之学府,大学学风足为全国学风之表率,是则鄙人所不能不以此责望于我大学生诸君,祈有以表率我全国之学风,而改善我全国之学风者也。语时或有开罪之处,尚望诸君谅之焉。

第一部分 演说辞第2节 学风之坏

一、服从言今日学风之坏,莫过于学生缺乏服从之德。不服教师之训导,不受校长之约束,放恣乱为,动起风潮,遂致德无由进,业无由成,我可敬可爱之青年学生,几成为可鄙可贱之无业游民。言念及此,曷胜浩叹!诸君闻此言,或且有谓鄙人谬悖,欲以奴隶之行,责之共和国之大学生者矣。此在不以服从为然者,必谓学生当有自由,校长教师,等是同类,安有服从之可言?服从二字,乃奴隶之所受,讵可加之于我学生之身?然学生以德之未修,学之未成,始入学校求学,则在学校之中,自当服从校长教师之训导;不然,又安名为学生?学生中有言自由者,实不学误之也。且一国之中,一切皆可言自由,唯军队与学生,乃不能言自由。军队言自由。则不仅全军瓦解,不能成军,且足以扰乱秩序,其危险莫可名状。学生言自由,亦不仅学业无成,教育无效,其影响于社会国家,所关殊非浅鲜。故欧美先进之国,其学生莫不谨守服从之德。当退校之时,或多与教师从容谈笑;若在校中,则虽年高德尊若我马校长其人者,苟为学生,亦严格整肃,谨听校长教师之训导而毋敢或违。鄙人前游美洲大陆,曾遗观其学校,见其学生之谨守服从,至足感人。而尤足奇异者,则美之学生,不仅对于校长教师,守服从之德。下级学生之于上级学生,亦尽服从之责。上级学生苟有所命,下级学生莫不心悦诚服而为之,此其故何哉?诚以共和之国,人人有自由,即当人人能服从。不然,势成人人相抗之象,秩序危殆,国将不国。而欲养成此服从之德,在共和之国,舍教育以外,殊无他途可言。固不若****之国,以威力胁迫人民服从,不问人民之能服从与否也。故****国之学生,不必养成其服从之德;而共和国之学生,设不于其受教育之日,训练其能守服从之德,则国基危殆,害莫胜言矣。此鄙人之所以以服从之德望大学生诸君,有以矫正我全国学风也。

二、朴素孔子有言:“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此在今日,虽不足奉为我人处世之道,然学生在求学之时,则不可不具此精神。欧美学生自小学而中学,中学而大学,非历二十年之久,不能成业;且学费之巨,亦非中下之产所能任。故学生之能卒业于大学者,百中实不得一二,惟能刻苦之学生,始能卒业。至若日本,则能卒业于中学以上之学校者,大抵皆苦学之士,积十余年困苦艰难之学生生活,始克学成而为世用。今日彼国知名之士,若一谈其苦学之经历,则恐我国学生皆当愧死矣。我国学生,本亦寒素之士居多,惟近年来则纨之风大盛,衣食惟求精美,居处惟求安适。其最堪痛心者,则莫如求学之青年,奢侈放纵,既伤其德性,复害其学业。设此风不革,则中国教育之前途,尚堪问乎?此鄙人之所以祈望大学生诸君。力倡朴素之风,以改革我全国之学风也。

三、静穆鄙人非谓学生不当发扬蹈厉,人固贵有发扬蹈厉之精神,而后始能在社会任事。惟发扬蹈厉之精神,当用之于做事之时,不能用之于求学之时。学生在求学时代,当善养其发扬蹈厉之精神,则他日学成以后,庶能发挥此精神于事业。孟子所谓“养我浩然之气”者是也。若在学生时代,而误用之于校长教师,是为不守规则之学生,非所谓发扬蹈厉之精神也。且天下惟有学问有修养之士,乃能真有发扬蹈厉之精神;无学问无修养者,仅能谓之狂躁,谓之轻率,以之办事,无一事可成也。故学生若不于学生时代,以静穆之风,善养其发扬蹈厉之精神,则他日必成为狂躁之士,轻率之士,终身将不能成一事,可不勉乎哉!况学问之业,非有冷静之头脑,不能得益。学生若以浮躁之心受学,则不仅不能深入学问之道,我恐即有善教之教师,亦不能有丝毫之得益。故学生若不于求学之时,养成冷静之头脑,则于学问之业,日相去而日远矣。静穆之风,可不贵哉!简言之:静穆之风,一则以成冷静之头脑,一则以养发皇之精神。在学校之日,以之修业而进德;卒业之后,则赖之以任事而成功。此为学生至可宝贵之学风,鄙人深望大学生诸君有以提倡此风也。

关于学风问题,鄙人所欲言者,不仅此三事,惟以此三者为最要,故特举以告诸君耳。愿诸君勉之,为我中国学问之前途争光荣!

第一部分 演说辞第3节 研究院茶话会

校长,诸位先生,诸位同学。

今天是研究院第一次茶话会,本来早就要开,因王静安先生有不幸的事发生,到上海去了,所以缓后了许久。到今天,大家有个聚会的机会,我很高兴。

我们研究院的宗旨,诸君当已知道,我们觉得校中呆板的教育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想参照原来书院的办法——高一点说,参照从前大师讲学的办法——更加以最新的教育精神。各教授及我自己所以在此服务,实因感觉从前的办法有输入教育界的必要。故本院前途的希望当然是很大的,但希望能否实现,却不全在学校当局,还在诸位同学身上。我所最希望的,是能创造一个新学风,对于学校的缺点加以改正。固然不希望全国跟了我们走,但我们自己总想办出一点成绩让人家看看,使人知道这是值得提倡的,至少总可说,我们的精神可以调和现在的教育界,使将来教育可得一新生命,换一新面目。

现在的学校大都注重在知识方面,却忽略了知识以外之事,无论大学、中学、小学,都努力于知识的增加,知识究竟增加了没有,那是另一问题。但总可说现在学校只是一个贩卖知识的地方,许多教员从外国回来,充满了知识,都在此发售,学生在教室里若能买得一点,便算好学生。但学问难道只有知识一端吗?知识以外就没有重要的吗!孔子说过,“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又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又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这都是知仁勇三者并重的。不但中国古圣贤所言如此,即西国学者也未尝不如此。所谓修养人格锻炼身体,任何一国都不能轻视。现在中国的教育真糟,中国原有的精神固已荡然,西洋的精神也未取得,而且政治不良,学校无生气,连知识也不能贩卖了。故我们更感到创造新学风的必要。

本院同学一部分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一部分是从名师研究有素的,在全国教育界占最高位置。受到这种最高教育的人,当然不能看轻自己,从本院发生一个新学风,是我们唯一的责任。若仍旧很无聊的冒充知识阶级,便不必在此修学。既到这里,当立志很高,要做现代一个有价值的人,乃至千百世的一个有价值的人。孟子说:“士何事?曰:尚志。”孔子说:“吾十五而志于学。”立志高的人犹恐未必成功,何况立志不高的人。诸同学既在这全国最高学府内修业,必当发愤做一个伟大的人——小之在一国,大之在世界,小之在一时,大之在千古。

所谓伟大的人,必如何而可,不能不下一解释,这并不看他地位之高低与事业之大小来断定,若能在我自己所做的范围以内,做到理想中最圆满的地位,便算伟大。从前日本一个老学者,在日俄大战以后,说东乡大将的功劳与做皮靴的工人一样,因为没有大将固不能战胜俄国,然没有好的皮靴也不能战胜。所以不能拿事情的大小来比较价值的高低,只要在自己所做的事业中做一个第一流的人物,便算了不得。诸同学出校后若做政治家,便当做第一流的政治家,不要做一个腐败的官僚。若做学问家,便当做第一流的学问家,能发前人所未发而有益于后人。若做教员,便当做第一流的教员。中小学教员不算寒酸,大学教员不算阔,第一流的小学教员远胜于滥竽的大学教员。总之,无论做何事,必须真做的好,在这一界内必做到第一流。诸位必须把理想的身份提高,孟子说:“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又说:“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他说狂者“其志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孔子弟子如曾点,年纪与孔子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个狂者,然孔子很奖励他。所以我们要把志气提高,自己想这样做,做不到不要紧,但不要学一般时髦人。必要自己真有所成就,做人必须做一个世界上必不可少的人,著书必须著一部世界上必不可少的书,这是我们常常要提醒的。

本源既立,我们便要下一番绵密的工夫来修养,大约有两个方法:一是因性之所近的来扩充;二是就自己所短的来矫正。第一法是孟子的主张,第二法是苟子的主张。我们当二法并用,一方面要看出自己长于那一点,竭力去发挥,便容易成功。修养道德是如此,砥砺学问也如此。但一方面要注意自己的短处,我们总不能没有缺点,或苦于不自知,或知而怯于矫正。孔子说颜渊死了便无好学的人,而所谓好学,即“不贰过,不迁怒”二句,这是说缺点当勇于改正,自己不知,若经师友告知,当立刻改去。这是古圣贤终生修己教人的工夫,也是学问天天进步的基确,便是年纪老了,也不停止,尤其在青年的时候,当如何磨砺,才把底子打好。

现在学校教育真可痛心,无法令青年养成这种习惯。小学教育,我不很明了。中学教育,从不注意到修养方面,整天摇铃上课,摇铃下课,尽在历史、地理、物理、化学转来转去。安分守己的青年尚可得些机械的知识,然出校后也无处找饭吃,找不到便要颓丧下去,幸而找到则混了几十年便算过了一世。还有对于政治运动很热心的,连机械的工课也无心听了。政治固当注意,但学无根底,最易堕落,或替官僚奔走,或勾结军阀,承望他们的颜色,做个秘书,这是最糟的。激烈的便只知破坏一切以攫取政权,若能达到目的,便什么坏事都可做,这派人的领袖既如此,青年自然也跟着这个方向去。

在此黑暗时代,青年以为实力派更糟,与其向这“黑”的方面走,不如向“赤”的方面走,不要说青年如此,便是我五十多岁的人,觉得既无第二派,自然不趋于黑而趋于赤。青年若能心地洁白,抱定正当目的去干破坏的事业,坚持到底,也还不妨。但千百人中恐无一人能如此,少有成功便趾高气扬,偶有失败便垂头丧气,或投降军阀,什么坏事都能干出,青年不入于彼,即入于此,若将来的青年仍如此,则国家便没有希望了。我们五十多岁的人不要紧,至多不过二十年,好事也做不多,坏事也做不多。青年日子正长,青年无望,则国家的文化便破产了。

全国青年都在这状态之下,本院同学的责任特别重。诸君在全国青年中虽占少数,但既处于最高地位,自当很勇敢的负此担子;跳出来细察一般青年的缺点,从事于移风易俗的工作。若大家有些志,当可成功,古圣贤一二人可谓一新风气,何况我们有三四十人,三人为众,三十人便十倍了,且学校生命是很长的。一年三十人,十年便三百人,出校后若能互通声气,立志创造新学风,不怕一般青年怎样堕落,我们发心愿来改正,终有成功的一日。诸位在此切实预备,在知识外要注意修养,或同学间互相切磋,或取师长的行动做模范,将来在社会上都能做第一流人物,便可不辜负学校当局创办本院的好意及各位教授在此服务的苦心了。

第一部分 演说辞第4节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学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倮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人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亳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做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做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勖,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己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辨,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第二部分 大学篇第5节 非留学篇

吾欲正告吾父老伯叔昆弟姊妹曰:

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

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

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

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何以言留学为吾国大耻也?当吾国文明全盛之时,泱泱国风,为东洋诸国所表则。稽之远古,则有重译之来朝。泊乎唐代,百济、新罗、日本、交趾,争遣子弟来学于太学。中华经籍,都为异国之典谟;纸贵鸡林,以觇诗人之声价。猗欤盛哉!大国之风也。唐宋以来,吾国文化濡滞不进。及乎晚近百年,则国威日替,国疆日蹙,一挫再挫,几于不可复振,始知四境之外,尚有他国。当吾沉酣好梦之时,彼西方诸国,已探赜索隐,登峰造极,为世界造一新文明,开一新天地。此新文明之势力,方挟风鼓浪,蔽天而来,叩吾关而窥吾室,以吾数千年之旧文明当之,乃如败叶之遇疾风,无往而不败衄,于是睡狮之梦醒矣。忧时之士,惩既往之巨创,惧后忧之未已,乃忍辱蒙耻,派遣学子,留学异邦,作百年树人之计,以为异日急起直追之图。于是神州俊秀,纷纷渡海,西达欧洲,东游新陆。康桥、牛津、哈佛、耶尔、伯林、巴黎,都为吾国储才之馆,育秀之堂。下至东瀛三岛,向之遣子弟来学于吾国者,今亦为吾国学子问学论道之区。嗟夫!茫茫沧海,竟作桑田;骇浪蓬莱,今都清浅。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天下之大耻,孰有过于此者乎!吾故曰:留学者我国之大耻也。

吾所谓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者,何也?吾国今日所处,为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之时代。旧文明非不可宝贵也,不适时耳。人将以飞行机、无烟炮袭我,我乃以弓箭、鸟铳当之;人方探赜研几,役使雷电,供人牛马,我乃以布帆之舟、单轮之车当之;人方倡世界平等、人类均产之说,我乃以天王圣明、君主万能之说当之;人方倡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理,我乃以揖让不争之说当之;人方穷思殚虑,欲与他星球交通,我乃持天圆地方之说,以为吾国居天下之中,四境之上,皆蛮夷戎狄也。此新旧二文明之相隔,乃如汪洋大海,渺不可渡。留学者,过渡之舟楫也;留学生者,篙师也,舵工也。乘风而来,张帆而渡。及于彼岸,乃采三山之神药,乞医国之金丹,然后扬帆而归。载宝而返。其责任所在,将令携来甘露,遍洒神州;海外灵芝,遍栽祖国;以他人之所长,补我所不足,庶令吾国古文明,得新生机而益发扬张大,为神州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此过渡时代人物之天职也。今也不然。今之留学者,初不作媒介新旧文明之想。其来学也,以为今科举已废,进取仕禄之阶,惟留学为最捷。于是有钻营官费者矣,有借贷典质以为私费者矣。其来海外之初,已作速归之计。数年之后,一纸文凭,已入囊中,可以归矣。于是星夜而归,探囊出羊皮之纸,投刺作学士之衔,可以猎取功名富贵之荣,车马妻妾之奉矣。嗟夫,持此道而留学,则虽有吾国学子充塞欧美之大学,于吾国学术文明更何补哉!更何补哉!吾故曰: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

吾所谓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又何也?请先言废时。留学者,不可无预备。以其所受学者,将在异言之国,则不得不习其语言文字。而西方语言文字与吾国大异,骤习之不易收效。即如习英文者,至少亦须四五年,始能读书会语。所习科学,又不得不用西文课本,事倍功半,更不待言。此数年之时力,仅预备一留学之资格。既来异国,风俗之异,听讲之艰,在在困人。彼本国学子,可以一小时肄习之课,在我国学子,须以一二倍工夫为之,始克有济。夫以倍蓰之日力,乃与其国学子习同等之课,其所成就,或可相等,而所暴殄之日力,何可胜计!废时之弊,何待言矣。次请论伤财。在国内之学校,其最费者,莫如上海诸校。然吾居上海六年,所费每年自百元至三百元不等。平均计之,约每年二百五十墨元,绰有余裕矣。今以官费留学,每月得八十元,每年乃费美金九百六十元,合墨银不下二千元,盖八倍于上海之费用。以吾一年留学之费,可养八人在上海读书之资。其为伤财,更何待言。夫以四五年或六七年之功,预备一留学生,及其既来异邦,乃以倍蓰之日力,八倍之财力,供给之,然后造成一归国之留学生,而其人之果能有益于社会国家与否,犹未可知也。吾故曰: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

吾所谓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者,何也晤国文化中滞,科学不进,此无可讳者也。留学之目的,在于植才异国,输入文明,以为吾国造新文明之张本,所谓过渡者是也。以己所无有,故不得不求于人;吾今日之求之于人,正所以为他日吾自有之预备也。求学于人之可耻,吾已言之。求学于人之事倍功半,吾亦已言之。夫诚知其耻,诚知其难,而犹欲以留学为储才长久之计,而不别筹善策,是久假而不归也。是明知其难而安其难,明知其耻而犹砚颜忍受不思一洗其耻也。若如是,则吾国文明终无发达之望耳。读者疑吾言乎?则请征之事实。五六年前,留学生远不如今日之众也,而其时译书著书之多,何可胜计!如严几道、梁卓如、马君武、林琴南之流,其绍介新思想、输入新文明之苦心,都可敬佩也。至于今日,留学人数骤增矣,然数年以来,乃几不见有人译著书籍者。国内学生,心目中惟以留学为最高目的,故其所学,恒用外国文为课本。其既已留学而归,或国学无根柢,不能著译书;或志在金钱仕禄,无暇为著书之计。其结果所及,不惟无人著书,乃并一册之译本哲学科学书而亦无之!嗟夫,吾国人其果视留学为百年久远之计矣乎?不然,何著译界之萧条至于此极也!夫书籍者,传播文明之利器也。吾人苟欲输入新智识为祖国造一新文明,非多著书多译书多出报不可。若学者不能以本国文字求高深之学问,则舍留学外,则无他途,而国内文明永无增进之望矣。吾每一念及此,未尝不寒而栗,为吾国学术文明作无限之杞忧也。吾故曰:留学者,救急之策而非久远之图也。

上所言四端,留学之性质,略具于是矣。夫诚知留学为国家之大耻,则不可不思一雪之。诚知留学为过渡之舟,则不可不思过渡后之建设。诚知留学为废时伤财之下策,则不可不思所以补救之。诚知留学为可暂而不可久,则尤不可不思长久之计果何在。要而言之,则一国之派遣留学,当以输入新思想为己国造新文明为目的。浅而言之,则留学者之目的在于使后来学子可不必留学,而可收留学之效。是故留学之政策,必以不留学为目的。此目的一日未达,则留学之政策,一日不得而收效也。

第二部分 大学篇第6节 绪论留学

二吾绪论留学而结论曰:留学之目的,在于为己国造新文明。又曰: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是故派遣留学至数十年之久,而不能达此目的之万一者,是为留学政策之失败。

嗟夫!吾国留学政策之失败也,无可讳矣。不观于日本乎?日本之遣留学,与吾国先后同时,而日本之留学生已归而致其国于强盛之域。以内政论,则有健全之称。以外交军事论,则国威张于世界。以教育论,则车夫下女都能识字阅报。以文学论,则已能融合新旧,成一种新文学。小说戏曲,都有健者。以美术论,则雕刻绘画都能自树一帜。今西洋美术,乃骏骏受其影响。以科学论,则本国学者著作等身者殊不乏人。其医药之进步,尤为世界所称述云。日本留学成效之卓著者。盖如此。今返观吾国则何如矣?以言政治,则但有一非驴非马之共和。以言军事,则世界所非笑也。以言文学,则旧学已扫地,而新文学尚遥遥无期。以言科学,则尤可痛矣。全国今日乃无一人足称专门学者。言算,则微积以上之书,竟不可得。言化学,则分析以上之学,几无处可以受学。言物理,则尤凤毛麟角矣。至于动植之学,则名词未一,著译维艰。以吾所闻见,全国之治此学者一二人耳。凡此诸学,皆不可谓为高深之学,但可为入学之津梁,初学之阶梯耳。然犹幼稚浅陋如此,则吾国科学前途之长夜漫漫,正不知何时旦耳。四十年之留学政策,其成效之昭然在人耳目者,乃复尔尔。吾友任叔永尝言吾国今日乃无学界,吾谓岂独无学界,乃并无学问可言,更无论新文明矣。

夫留学政策之失败,果何故欤?曰是有二因焉:一误于政府教育方针之舛误,再误于留学生志趣之卑下。

曷言之一误于政府也?曰:政府不知振兴国内教育,而惟知派遣留学,其误也,在于不务本而逐末。前清之季,政府以廷试诱致留学生。其视国外之大学,都如旧日之书院,足为我储才矣。当美国之退还赔款也,其数甚巨,足以建一大学而有余。乃不此之图,而以之送学生留学美国。其送学生也,又以速成致用为志,而不为久远之计。于是崇实业工科,而贱文哲政法之学。又不立留学年限,许其毕业即归,不令久留为高深之学。其赔款所立之清华学校,其财力殊可作大学,而惟以预备留美为志,岁掷巨万之款,而仅为美国办一高等学校,岂非大误也哉!此前清之误也,今民国成立,不惟于前清之教育政策无所改进,又从而效之,乃以官费留学为赏功之具,于是有中央政府赏功留学之举,于是有广东、陕西、湖南、江西赏功留学之举。其视教育之为物,都如旧日之红顶花翎,今日之嘉禾文虎,可以做人情赠品相授受也。民国成立以来,已二年矣,独未闻有人建议增设大学、推广国内高等教育者,但闻北京大学之解散耳。推其意以为外国大学,其多如鲫,独不可假为吾国高等教育之外府耶师不知留学乃一时缓急之计,而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乃万世久远之图。留学收效速而影响微,国内教育收效迟而影响大。今政府岁遣学生二百人,则岁需美金十九万二千元,合银元四十万有奇。今岁费四十万元,其所造就仅二百人耳。若以此四十万元,为国内振兴高等教育之费,以吾国今日生计之廉,物价之贱,则年费四十万元,可设大学二所,可容学生二千人,可无疑也。难者将曰:以今日吾国学界之幼稚,此国内二千人之所成就,必不如海外二百人所成就之多。则将应之曰:此无可免者也。然即令今日所成就,较之留学,为一与五之比例,则十年之后,或犹有并驾齐驱之一日。何则?以有本国之大学在,有教师在,有实验室在,有课堂校舍在,则犹有求学之所,有推广学问之所也。今若专恃留学,而无国内大学以辅之,则留学而归者,仅可为衣食利禄之谋,而无传授之地,又无地可为继续研究高等学业之计,则虽年年遣派留学,至于百年千年,其于国内文明无补也,终无与他国教育文明并驾齐驱之一日耳。盖国内大学,乃一国教育学问之中心;无大学,则一国之学问无所折中,无所归宿,无所附丽,无所继长增高。以国内大学为根本,而以留学为造大学教师之计;以大学为鹄,以留学为矢,矢者所以至鹄之具也。如是则吾国之教育前途,或尚有万一之希冀耳。

曷言之再误于留学生也?曰:留学生志不在为祖国造新文明,而在一己之利禄衣食;志不在久远,而在于速成。今纵观留学界之现状,可得三大缺点焉:

一曰苟且速成。夫留学生既无心为祖国造文明,则其志所在,但欲得一纸文凭,以为啖饭之具。故当其未来之初,已作亟归之计。既抵此邦,首问何校易于插班,何校易于毕业。既入校,则首询何科为最易,教师中何人为最宽。然后入最易之校,择最宽之教师,读最易之课。迟则四年,早则二三年,而一纸羊皮之纸,已安然入手,俨然大学毕业生矣,可以归矣。及其归国也,国人亦争以为某也某也,今自某国某大学毕业归矣,学成矣。而不知四年毕业之大学生,在外国仅为问学之初级,其于高深之学问,都未窥堂奥,无论未能升堂入室矣。此种得第一级学位之毕业生,即以美国一国论,每年乃有五万人之多(美国有名诸大学每年得第一级学位者每校都不下千人)。在人则车载斗量,不可胜数;在我则尊之如帝天,指而相谓曰,此某国某大学之毕业生也。而留学牛亦扬扬自满曰,我大学毕业生也。呜呼!使留学之结果,仅造得此种未窥专门学问堂奥之四年毕业生,则吾国高等教育之前途,终无幸耳。

第二部分 大学篇第7节 重实业而轻文科

二曰重实业而轻文科。吾所谓文科,不专指文字语言之学,盖包哲学、文学、历史、政治、法律、美术、教育、宗教诸科而言,今留学界之趋向,乃偏重实科,而轻文科。以晚近调查所得,盖吾国留美四百余大学学生中,习文科者仅及百人,而习工程者倍之。加入农学、化学、医学之百余人,则习实科者之数,几三倍于文科云。袒实科者之说曰:吾国今日需实业工业之人才甚急。货恶其弃于地也,则需矿师;交通恶其不便也,则需铁道工程师;制器恶其不精也,则需机械工程师;农业恶其不进也,山林恶其不修也,则需农学大师、森林学者焉。若夫文史哲学,则吾国固有经师文人在;若夫法家政客,则今日正苦其多;彼早稻田明冶大学之毕业生,皆其选也。故为国家计,不得不重实科,而轻文科。且习文科者,最上不过得一官,下之仅足以佣口,不如习工程实科者有作铁道大王百万巨富之希望也。故为个人计,尤不得去彼而取此。此二说之结果,遂令习工程实业者充塞于留学界。其人大抵都勤苦力学,以数年之功,专施诸机械木石钢铁之间。卒业之后,或可以绘一机器之图,或可以布百里之路,或可以开五金之矿。然试问即令工程之师遍于中国,遂可以致吾国于富强之域乎?吾国今日政体之得失,军事之预备,政党之纷争,外交之受侮,教育之不兴,民智之不开,民德之污下,凡以此种种,可以算学之程式机械之图形解决之乎?可以汽机轮轨钢铁木石整顿之乎?为重实科之说者,徒见国家之患贫,实业之不兴,物质文明之不进步,而不知一国治乱、盛衰之大原,实业工艺,仅其一端。若政治之良窳,法律之张弛,官吏之贪廉,民德之厚薄,民智之高下,宗教之善恶,凡此种种之重要,较之机械工程,何啻什伯倍!一国之中,政恶而官贪,法敝而民偷,教化衰而民愚,则虽有铁道密如蛛网,煤铁富于全球,又安能免于蛮野黑暗之讥,而自臻于文明之域也哉?且夫无工程之师,犹可聘诸外人,其所损失,金钱而已耳。至于一国之政治、法律、宗教、社会、民德、民智,则万非他人所能代庖(今之聘外国人为宪法顾问者失算也),尤非肤受浅尝者所能赞一辞,以其所关系,固不仅一路一矿一机一械之微,乃国家种姓文化存亡之枢机也。吾非谓吾国今日不需实业人才也,实业人才固不可少,然吾辈决不可忘本而逐末。须知吾国之需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科学家之急,已不可终日。不观乎晚近十余年吾国人所受梁任公、严几道之影响为大乎?抑受詹天佑、胡栋朝之影响为大乎?晚近革命之功,成于言论家理想家乎?抑成于工程之师机械之匠乎?吾国苟深思其故,当有憬然于实业之不当偏重,而文科之不可轻视者矣。

三曰不讲求祖国之文字学术。今留学界之大病,在于数典忘祖。吾见有毕业大学而不能执笔作一汉文家书者矣,有毕业大学而不能自书其名者矣,有毕业工科而不知中国有佛道二教者矣。吾不云乎,留学者,过渡之舟楫也。留学生者,篙师也,舵工也。舟楫具矣,篙师舵工毕登矣,而无帆、无舵、无篙、无橹,终不能行也。祖国之语言文字,乃留学生之帆也,舵也,篙也,橹也。帆飞篙折,舵毁橹废,则茫无涯际之大海,又安所得渡耶准使彼岸问津人,望眼穿耳。吾以为留学生而不讲习祖国文字,不知祖国学术文明,其流弊有二:

(一)无自尊心。英人褒克有言曰:人之爱国,必其国有可爱者存耳。今吾国留学生,乃不知其国古代文化之发达,文学之优美,历史之光荣,民俗之敦厚,一入他国,目眩于其物质文明之进步,则惊叹颠倒,以为吾国视此真有天堂地狱之别。于是由惊叹而艳羡,由艳羡而鄙弃故国,而出主人奴之势成矣。于是人之唾余,都成珠玉,人之瓦砾,都成琼瑶。及其归也,遂欲举吾国数千年之礼教文字风节俗尚,一扫而空之,以为不如是不足以言改革也。有西人久居中国,归而著书目:今中国少年所持政策,乃趸卖批发之政策也。斯言也,恶谑欤?确论欤?

(二)不能输入文明。祖国文字,乃留学生传播文明之利器,吾所谓帆舵篙橹者是也。今之不能汉文之留学生,既不能以国文教授,又不能以国语著书,则其所学,虽极高深精微,于莽莽国人,有何益乎其影响所及,终不能出于一课堂之外也。即如严几道之哲学,吾不知其浅深,然吾国今日学子,人人能言名学群学之大旨,物竞天择之微言者,伊谁之力欤?伊谁之力欤?又吾国晚近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其主动力,多出于东洋留学生,而西洋留学生寂然无闻焉,其故非东洋学生之学问高于西洋学生也,乃东洋留学生之能著书立说者之功耳。使吾国之留学生,人人皆如邝富灼,李登辉,则吾国之思想政治必与二十年前丝毫无易,此可断言者也。

上所论三者,一曰苟且速成,二曰偏重实科,三曰昧于祖国文字学术。惟其欲速也,故无登峰造极之人才。惟其趋重实科也,故其人多成工师机匠,其所影响,不出一路一矿之微,而于吾所谓为祖国造文明者,无与焉。惟其昧于祖国之文字学术也,故即有饱学淹博之士,而无能自传其学于国人,仅能作一外国文教员以终身耳,于祖国之学术文化何所裨益哉何所裨益哉?故吾以为留学之效所以不著者,其咎亦由留学生自取之也。

是故吾国数十年来之举,一误于政府之忘本而逐末,以留学为久长之计,而不知振兴国内大学,推广国内高等教育,以为根本之图。国内高等教育不兴,大学不发达,则一国之学问无所归聚,留学生所学,但成外国入口货耳。再误于留学生之不以输入文明为志,而以一己之衣食利禄为志。其所志不在久远,故其所学不必高深。又蔽于近利而忘远虑,故其所肄习多偏重工程机械之学。虽极其造诣,但可为中国增铁道若干条,开矿产若干处,设工厂若干所耳,于吾群治进退,文化盛衰,固丝毫无与也。吾国留学政策之全行失败,正坐此二大原因。又不独前此之失败已也。若政府犹不变其教育方针,若留学生犹不改其趋向志趣,则虽岁遣学生千人,至于千年万祀之久,于吾国文明无所裨益也。但坐见旧文明日即销亡,而新文明之来,正遥遥无期耳!吾为此惧,遂不能已于言。吾岂好为危言,以耸人听闻哉?吾不得已也。

第二部分 大学篇第8节 留学之性质

三吾既论留学之性质及其失败之原因矣,然则留学可废乎?曰:何可废也?吾不云乎,留学者,救急之上策,过渡之舟楫。吾国一日未出过渡之时代,则留学一日不可废。以留学之效不著之故,而废留学,是因噎而废食也。病噎者,治噎可也,而遂废食,不可也。患留学之失败者,补救之可也,而遂废留学,不可也。补救之道奈何?曰:改教育之方针而已矣。吾国在昔之教育,以科举仕进为目的。科举之废八年矣,而科举之余毒未去。吾观于前清学部及今日教育部之设施,一科举时代之设施也。吾观于今日国内外学子之趋向志趣,一科举时代之趋向志趣也。考优也,考拔也,考毕业也,廷试留学生也,毕业生与留学生之授官也,皆以仕进利禄劝学者也。上以此劝,则下以此应。无惑乎吾国有留学生至数十年之久,而不得一专门学者也。以国家之所求固不在此,而个人之所志,亦不在此也。居今日而欲以教育救国也,非痛改此仕进利禄之方针,终无效耳,终无效耳!夫吾国今日果宜以何者为教育之方针乎?曰:今日教育之惟一方针,在于为吾国造一新文明。吾国之旧文明,非不可宝贵也,不适时耳,不适于今日之世界耳。欧洲有神话,记昔有美女子忤一巫,巫以术闭之塔上,令长睡百年,以剌蔷薇封其塔,人莫能入。百年既逝,有少年勇士,排蔷薇而入塔,睹此长睡美人之容光,遽吻其颊,而女子速惊觉,百年之梦醒矣,遂为夫妇。吾国之文明,正类此蔷薇塔上百年长睡之美人。当塔上香梦沉酣之时,塔外众生方扰攘变更,日新而月异。迨百年之梦醒,而塔外之世界,已非复百年前之世界。虽美人之颜色如故,而鬟鬓冠裳,都非时世之妆矣。吾国近事,何以异此。吾之长睡,何止百年?当吾梦醒之日,神州则犹是也,而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世界,已非复唐宋元明之世界。吾之所谓文明,正如百年前之画眉深浅,都不入时。是故塔上梦醒之美人,而欲与塔外蛾眉争妍斗艳也,非改效时世之妆不可。吾国居今日而欲与欧美各国争存于世界也,非造一新文明不可。造新文明,非易事也,尽去其旧而新是谋,则有削趾适屦之讥;取其形式而遗其精神,则有买椟还珠之诮。必也,先周知我之精神与他人之精神果何在,又须知人与我相异之处果何在,然后可以取他人所长,补我所不足,折中新旧,贯通东西,以成一新中国之新文明。吾国今日之急务,无急于是者矣。二十世纪之大事,无大于是者矣。以是为吾民国之教育方针,不亦宜乎?

教育方针既定,则留学之办法亦不可不变。盖前此之遣留学生,但为造官计,为造工程师计,其目的所在,都不出仕进车马衣食利禄之间。其稍远大者,则亦不出一矿一路之微耳,初无为吾国造新文明之志也,今既以新文明为鹄,则宜以留学为介绍新文明之预备。盖留学者,新文明之媒也,新文明之母也。以浅陋鄙隘之三四年毕业生,为过渡之舟,则其满载而归者,皆其三四年中所生吞活剥之入口货也,文明云乎哉!文明云乎哉!吾故曰:留学方法不可不变也。

改良留学方法之道奈何?曰:第一须认定留学乃是救急之图,而非久长之计(其说见一),久长之计乃在振兴国内之高等教育。是故当以国内高等教育为主,而以留学为宾;当以留学为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之预备,而不当以国内高等教育为留学之预备。今日之大错,在于以国内教育仅为留学之预备。是以国中有名诸校,都重西方,用西方教授科学。学生以得出洋留学为最高之目的,学校亦以能使本校学生可考取留学官费,或能直人外国大学,则本校之责已尽矣。此实今日最大之隐患。其流弊所及,吾国将年年留学永永为弟子之国,而国内文明终无发达之望耳。欲革此弊,当先正此反客为主,轻重失宜之趋向,当以国内高等教育为主脑,而以全副精神贯注之,经营之。留学仅可视为增进高等教育之一法。以为造成专门学者及大学教师之计,上也;以为造成工师机匠以应今日急需之计,其次也;至于视留学为久长之计,若将终身焉,则冥顽下愚之下策矣。不佞根据上列理由,敬拟二策:一曰慎选留学,所以挽救今日留学政策之失也;二曰增设大学,所以增进国内之高等教育为他日不留学计也。今分条详论之如下。

第一,慎选留学之法,可分四级论之。

甲 考试资格。凡学生非合下列资格者,不得与留学之选:

(子)国学:须通晓《四书》、《书经》、《诗经》、《左传》、《史记》、《汉书》,考试时,择各书中要旨,令疏说其义。

(丑)文学:作文能自达其意者,及能译西文者。其能通《说文》与夫《史》《汉》之文及唐诗宋词者尤佳,不必能作诗词,但能读足矣。

(寅)史学:须通晓吾国全史(指定一种教科书,如夏穗卿《中国历史》之类)。

(理由)上列三门,初不为苛求也。国文,所以为他日介绍文明之利器也;经籍文学,欲令知吾国古文明之一斑也;史学,欲令知祖国历史之光荣也。皆所以兴起其爱国之心也。凡此三者,皆中学以上之学生人人所应具之知识,以此为留学生之资格,安得为苛求乎?

(卯)外国语:留学之国之言语文字,须能读书作文,如留英美者须英文,留德法者须德法文,皆须精通。

此外尚须通一国近世语言,如留英美者,英文之外,须通德文或法文。以粗知文法大义,能以字典读书为度。(理由)外国大学生大抵多能通二三国文字。在美国则人大学尚可以中国文代希腊拉丁,有时德法文亦可于人大学后补习,有时竟可豁免;然欲人大学毕业院,非通德法文,即不能得博士学位。故宜以早习之为得计也。

(辰)算学: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平面三角万不可少,否则不能人大学。

(巳)科学:物理、化学之大概,动植生理,能通更佳。

(午)所至之国之历史政治:如至美者,须稍知美之历史政治,至少须读过白来斯氏之《平民政治》(James Bryce's“American Common-wealth”)。

(理由)留学生不独有求学之责,亦有观风问政之责,非稍知其国之历史政治,不能觇国也。

以上所列,为选送留学万不可少之资格,以非此不能入外国大学也。论者或谓今日能具此种资格者盖鲜,不知留学为今日要图,若无及格学生,宁缺可也,不可滥竽以充数也。且国家苟悬此格以求之,则国中之欲得官费留学者,必将竭力求及此格,不患缺也。

乙 留学年限。求学第一大病在于欲速成,第二大病在于陋隘。速成者浅尝而止,得一学士文凭即已满意,不自知其尚未入学问之门也。陋隘者除所专习之外,别无所知。吉见有毕业大学工科,而不知俾斯麦为何许人者矣。欲革此二弊,当采限年之法。

第二部分 大学篇第9节 限年之法

(子)凡留学之第一二年,一律学文科(Arts and Sciences或名Academic Course),俾可多习语言文字、政治、历史、哲学、理化之类,以打定基础,开拓心胸。二年之后,然后就性之所近习专科,或习文艺,或习实业工程焉。

(丑)所学四年毕业之后,习文科者须入毕业院,至少再留一年,能更留二三年尤佳。其习工程者,至少须至实地练习一年,始可令归。

丙 鼓励专门学问。以上所陈资格、年限,都为直人大学者计耳。在外国大学四年毕业,其事至易,而所学綦浅,不足以言高深之学问也。真正专门之学问,须于毕业院求之,故当极力鼓励学生入毕业院。其法有三:

(子)择私费学生已毕业外国大学,又得大学保证,其所学果有心得堪以成就者,由国家给与官费,令人毕业院,继续所学。

(丑)择本国大学毕业生成绩优美、有志往外国继续研究所学者,与以官费。

(理由)所以必须大学保证其学有心得成绩优美者,以毕业乃是易事,往往有所学,毫无心得,而勉强及格得毕业者,故须保证也。

(寅)设特别专门官费。特别专门官费者,指定某项官费,须用作留学某种学问之费,如设矿学官费若干名,昆虫学官费若干名之类。此种官费,办法如下:

(一)分科:分科视国家时势所急需而定。如需昆虫学者,则设昆虫学官费;需植物学者,则设植物学官费是也。

(二)资格:凡于指定之科学有根柢,又有志研究更深学问者,皆得应考。又凡在外国大学专门已有成绩者,但有大学本科掌教保证,亦可给与。(参观丙子)

(丁)官费留学生对于国家之义务。官费留学生归国之后,得由中央政府或各省政府随时征召,或入国家专门图书馆编纂教科书,或在国家大学或省立大学任教授之责,或在国家工厂任事,或在各部效力。其服劳之期限,视其人留学之年限而定。在此服劳期内,所受薪俸,皆有定额。著为律令。其有不服征召者,有罚,国家得控告之。

上所述诸条,皆改良留学之办法,但可施诸官费学生,而不能施诸私费学生者也。诚以今日留学界官费者居十之六七,其费既出自国家,易于整顿改革。彼私费学生,费自己出,非国家所能干预,无可如何也。

第二,增设大学。吾国诚以造新文明为目的,则不可不兴大学,徒恃留学无益也。盖国内之大学,乃一国学术文明之中心;无大学,则输入之文明,皆如舶来之入口货,一入口立即消售无余,终无继长增高之望(其说互见二)。吾国比年以来,留学生日众而国中高等教育毫未进步者,盖以仅有留学而无大学以为传布文明之所耳。国中无完美之大学,则留学生虽有高深之学生,无所用之,其害一也。国中无地可求高等学问,则学者人人都存留学之志,而国内文明永无进步之望,其害二也。外国大学四年毕业之学科(即所谓Under-graduate Course),国内大学尽易教授,何必费时伤财,远求之于万里之外乎?(实科稍难,文科更易。)其害三也。外国有名之大学,当其初创,都尝经过一草昧经营之时代,非一朝一夕即可几今日完美之境。吾国设大学于今日,虽不能完备,而他日犹有继长增高急起直追之一日。若并此筚路蓝缕之大学而亦无之,更安望他日灿烂光华之大学哉?其害四也。今国学荒废极矣!有大学在,设为专科,有志者有所肄习,或尚有国学昌明之一日;今则全国乃无地可习吾国高等文学,其害五也。积此五害,吾故曰不可不兴大学。

(附注)吾国今日有称“大学”者若干所,然夷考其学科,察其内容,其真能称此名者,盖甚少也。大学英名University,源出拉丁University,译言全也,总也,合诸部而成大全也。故凡具各种专门学科合为一大校者,始可称为大学。其仅有普通文科,或仅有一种专门学科者,但可称为学院,或称某科专门学校。College即如记者所居康南耳大学,乃合九专校而成:曰文艺院,曰农学院,曰法学院,曰机械工程院,曰土木工程院,曰建筑学院,曰医学院,曰兽医学院,曰毕业院。此九院者,分之则各称某院,或某校,合之乃成康南耳大学耳。今吾国乃有所谓文科大学,经科大学者,夫既名经科,既名文科,则其为专科学校可知,而亦以大学名,足见吾国人于“大学”之真义尚未洞然也。后此本文所用“大学”概从此解,其仅有一种专科者,则称专科学校(省称专校)。

增设大学之计划,管见所及,略如下方:

一、国家大学。直接隶属中央教育部,择最大都会建设之,如今之北京、北洋、南洋三大学皆是。此等大学,宜设法为之推广学科(今此三大学之学科不完极矣,几不能名为大学),增置校舍,及实验室。增设学额,分摊各省,省得送学生若干人。

此等国家大学,代表全国最高教育,为一国观瞻所在,故学科不可不完也,实验场不可不备也。校中教师宜罗致海内名宿充之。所编各学科讲义,宜供全省大学之教本。大学之数,不必多也,而必完备精全。今不妨以全力经营北京、北洋、南洋三大学,务使百科咸备,与于世界有名大学之列,然后以余力增设大学于汉口、广州诸地。日本以数十年力之经营东京西京两帝国大学,今皆有声世界矣。此其明证,未尝不可取法也。

二、省立大学。省立大学,可视本省之急需而增置学科,如浙江大学则宜有蚕学种茶专科,福建大学则宜有漆工及造船专科,江西大学则宜有瓷器专科之类,此省立大学之益也。

省立大学可就今之高等学堂改设之。先于高等学堂内设大学科,以高等毕业生及招考所得者实之。又可合本省之高等实业、高等商业、法政专科、路矿学堂、高等师范诸校而并为一大学,既可节省无数监督提调之薪俸,又可省去无数之教员,利莫大焉。

省立大学隶于本省之教育司,由本省议会指定本省租税若干为经费。

省立大学学费宜轻,能免费更佳。如不能免费,则每县应有免费生若干名,以考试定之。

各省大学,入学程度及毕业年限,均由中央教育部定之,以归划一。其毕业所得学位,与国家大学所给同等。毕业生之程度,宜竭力求与各国大学同等。

内地人少民贫之省,不能设大学者;可与他省联合设立大学,如陕甘大学、云贵大学之类。

三、私立大学。凡以私人财产设立大学者,须将所捐财产实数及立学宗旨,呈报本省教育司立案。成立之后,宜由教育司随时考察其成绩。其成效已大著者,国家宜匡助之。匡助之法,或捐款增设学科于其校中,以助成其完备(记者所居之康南耳大学为私立大学,而纽约省政府乃设农院及兽医院于是),或捐款设免费额若干名于其校中,俾贫家子弟得来学焉。

私立大学之入学资格及毕业年限,皆须与国家大学及省立大学同等。

私立大学在各国成绩卓著,而尤以美国为最著。美国有名之大学,哈佛Harvard,耶尔Yale,康南耳Comeu,约翰霍铿John's Hopkins,卜郎Brown,芝加角Chicago(煤油大王洛克斐老所捐),皆私立大学也。私立大学非一人所能成,所赖好善之士,慷慨继续捐助,以成创始者之美,始有济耳。

以上所述三种大学,略具梗概而已,尚有专科学校亦关紧要,故附及焉。

四、专科学校(或官立或私立)。上所述之大学,皆以一大校而具若干专校者也。合诸专校为一校,既可节省许多职员教员之薪俸,又以诸校同居一地,学生可于本科之外,旁及他科,可免陋隘之弊。惟有时或经费不足设大学,或地方所需以某科为最急,或其位置所在,最适于某科,于是专科学校兴焉。在吾国,如江西之景德镇可设瓷器专科学校,萍乡、大冶可设矿业学校是也。

第二部分 大学篇第10节 三大目的

专科学校有三大目的:

(一)在于造成实用人才。如矿业学校须造成矿师,铁道学校在造成铁道工程师之类。

(二)在于研求新法以图改良本项实业。如瓷业学校不独须研究瓷器之制造,并须研究改良吾国瓷业之法。

(三)在于造成管理之人才。今人徒知工程之必要,而不知工程师正如一种人形的机器,供人指挥而已。各种工业实业之发达,端赖经理得人。此项经理之才,譬之军中之将帅,一军之安危胜负系焉。若工程师则兵而已耳,枪炮而已耳,是故专校宜注意此项知识。习银行者,不独能簿记分明而已,尤在能深知世界金融大势。习铁路者,不独知绘图筑路,尤宜知铁路管理法及营业法。

专科学校毕业生,宜与大学毕业生同等。

以上所述大学及专校之组织,但就管见所及,贡其刍荛而已。此外尚有二要点,亦未可忽,略陈之如下:

(甲)大学中宜设毕业院。毕业院为高等学问之中心,以四年毕业之大学生,尚未足以语高深之学问。各国于学问,其有所成就者,多由毕业院出者也。鄙意宜鼓励此种毕业院。院中组织,以本学所有各科正教习兼毕业院教习,另推一入主之。院中学科以研究有心得为重。美国大学毕业院有两种学位:一为硕士,至少须一年始可得之,一为博士,须三年始可得之。院中学生须择定一正科一副科(欲得博士者须二副科),所习各课大概多关此二科者。又须于正科内择定一重要问题,足资研究者,而旁搜博采以研究之。有所心得,乃作为论文,呈本科教师,谓之博士论文,或硕士论文。如所作论文果有价值,则由大学刊行于世。

大学无毕业院,则不能造成高深之学者,然亦不必每校都有毕业院。鄙意国家大学必不可少此制,省立大学从缓可也。

(乙)大学中无论何科,宜以国语国文教授讲演,而以西文辅之。此条在今日似不能实行,其故以

一、则无译本之高等教科书;

二、则当教员者未必人人能编讲义;

三、则科学名词未能统一,不易编著书籍。此三层阻力,可以下法消除之:

(一)国家设专门图书馆,选专门学者居其中,任以二事:

(子)编译专门教科书供各大学采用。

(丑)编译百科词典。凡译著书者须遵用词典中名词,以求统一。词典未出版以前,译书著书者,须将所用名词,送交此馆中本科编纂人,得其核准。如著译人不愿用词典中名词,须注明“词典中作某名”。

此图书馆或即与国家所立大学同设一处,俾编译教科书者即可实地练习,视其书适用与否。

(二)凡国立省立各大学中,非能用国文教授者不得为教师。其能自编讲义者听,惟所用名词,须遵用国家专门图书馆词典。其不欲编讲义者,可采用图书馆所编之教本。

(三)大学生至少须通一国外国文字,以能读书为度,故各大学可用西文书籍为参考互证之用。

夫居今日而言,大学必用国文教授,吾亦知其难。惟难不足畏也,今日勉为其难,他日自易易。若终不为,则难者终无变易之一日耳。须知吾辈今日求学问,并非仅作入他国大学计已也,乃欲令吾所学于人者,将由我而输入祖国,俾人人皆可学之。然此非以国文著译书籍不可。今之所以无人著译科学书籍者,以书成无所用之,无人读之耳。若大学既兴,而尤不能用国文教授讲演,则永永无以本国文字求高等学之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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