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启超有感

第一篇：读梁启超有感

读梁启超《新史学》有感

文章：《新史学》

作者：梁启超

发表时间：1902年2月

出版物：《新民丛报》

现出版物：《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6年8月

内容摘要：

梁启超的《新史学》内容包括《中国之旧史学》、《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和《论纪年》这六个部分，它们是梁启超在受到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和启发下，对中国的史学现状进行批判，并打出了“史学革命”的旗号，主张建立新的史学，从历史的作用范围、历史与人种的关系、历史正统性、书写历史的手法和历史的纪年等方面着重阐述了如何建立新的史学及建立怎样的新史学的问题。这六部分的主要内容是：

《中国之旧史学》：对中国旧史学之现状加以说明，并提中国旧史学虽著作浩繁，史学名家辈出，但却是陈陈相因，并未在史学界开辟出新的天地，其中的病源有四：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只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这四个弊端又衍生了两个问题，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导致读者读史时遇到三大难题：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正是因为这些旧史学之弊端，使史学革命刻不容缓，梁启超甚至发出了“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救”的感叹。

《史学之界说》：创立新史学，必须先要搞清楚史学的界限问题，也就不得不先弄明白历史的范围。梁启超在本文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

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

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三者是层层递进，联系紧密的。从现象到公理公例，即是一个从现象到本质（规律）的跨越，在文中，梁启超阐述了自己对历史范围的看法和认识。

《历史与人种之关系》：历史是用来叙述人种的发达及其竞争，舍人种则无历史。人种问题已成为现今世界独一无二的问题。人种分为“历史的”人种和“非历史的”人种，“历史的”人种又分为“世界史的”与“非世界史的”人种，欧罗巴文明为今日全世界一切文明之母。后有详细举例加以说明，最后提出条顿人实为今世独一无二的主人翁。

《论正统》：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则有统；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则有正统。正，即真。统之词起于《春秋》，然所谓正统者，霸天下人之天下为私天下，又惧民众不予承认，才提出这些理论来钳制他们，统之义实谬，所谓正与不正，则更不值一提。以六个依据来衡量正统不正统，实则相互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正统之说起因有二：一是当代君臣，自私本国；二是由于陋儒误解经义，煽扬奴性。如果追根究底，梁启超认为自周秦以后，无一朝能当此名者。

《论书法》：新史学质疑中国的史家著史专门注重书写方式，即“书法”，并以此自鸣得意。他认为史家应以一团体的善恶来为功罪，而不能仅以一二人的功过得失来评判整个社会，史学要有益于社会。古时的史家所谓的“功罪善恶”，多是因为记载君主与其臣妾交涉之事而引起的，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功罪善恶。但梁启超并非主张废除书法，他认为要写史，就要像布尔特奇的《英雄传》一样，书写淋漓尽致，而不是如《春秋》，注释数千言，读者仍不能明白其意。

《论纪年》：凡历史，必有纪年，即带有帝王的年号。本文即是围绕“历史纪年”问题而展开。首先论述的是纪年的意义。接着叙述年号在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称呼，故而使人头脑劳累，因此孔子作《春秋》，去繁而就简。再次论述帝王纪年之法，不可久行于今日文明之世，并例举西方诸国的统一纪年法。最后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历史纪年法应以孔子的生平为统一纪年，更为实用。

史学作为“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的学科，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不断壮大和繁荣，历史著作也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著名的史家也涌现出以司马迁、班固、司马光等为代表的史学大家，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著作和光辉的史学思想。史家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梁启超也明确提出了史学的作用“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史学在今欧洲民族主义和列国文明日益发达的过程中，占据有约一大半的功劳。在这里，梁启超就提出一个问题，也是困扰在读者心中的一团疑云，那就是为什么中国不管是古代还是近代，史学发展都非常繁荣，然而现实中中国的情况和在世界上的地位却是如此之糟糕？阅读了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就会恍然大悟，继而进行思考，就不得不佩服梁启超立论之新颖，寓意之深刻。中国史学虽然发达，史家辈出，但却是“沉沉相因，一丘之貉”，并没有在史学界开辟出一番新的天地，那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梁启超对此作出了回答，这就是为广大读者所熟知的“四个弊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所谓的二十四史并非真正的史学著作，而只是二十四姓的家谱而已。中国古时的史家，以为天下是君主一个人的天下，而所有的作史者，都是为朝廷君主所作，无一书为国民而作，并举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只不过是“以备君主之浏览”，就是为说明不论是史家还是史学著作，大体都是为朝廷而作，使中国的国家思想，至今不能兴起。梁启超就指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我国数千年的史家所难辞其咎的。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是英雄的舞台，但每个人都处于社会环境和背景之下，不可能有独立存在的人，所以著史必须要考虑多数人的情况。但中国的史学，如本纪、列传，“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并未说明一群人的“交涉、竞争、团结”之道，梁启超认为它们就是“无数之墓志铭”。现今史家虽多，却未有一个能意识到这一点，使国民的群力群智群德，并未有所发展。三曰只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著书都有宗旨，重在经世致用，为今世之人提供借鉴。中国史家著史只记过去之事，推其病根，梁启超认为是当时史学家认为历史为朝廷的专有物，“舍廷外无可记载故也”。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人之精神非常重要，史学也是如此。史学的精神就是理想。著史书必须能说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事件及其原理和前因后果，“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潮”，这样的史书才有益于国家和社会。但如今中国的史学著作只是呆板的说明某一天发生了某件事，至于其原因，未能够解释说明。因此，这些史书虽数量极多，但却毫无生气，耗费百姓的脑力，实属无益。以上这四项弊端，又衍生出另外两个问题，那就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中国的史书，满纸均为某日发生某某事，犹如英儒斯宾塞“邻家之猫，昨产一子”之事实，读完全书，并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简述历史事实却不能善于“别裁”，读之无多大用处。中国几千年来稍有创作之才的史家，梁启超认为只有六个人：太史公司马迁，其书就具有国民思想，将与时代极有关系的人物分门别类，著书立传；杜佑，他的《通典》，“不记事而记制度”，因为

制度与国民全体的关系远比事件与之关系重大，这也是杜佑首创的；郑渔仲所著的《通志·二十略》以论断为主，记述为辅，“实为中国史界放一光明也”；司马光之《通鉴》结构宏伟，取材丰富，至今未能有超越者；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首创了纪事本末之体，探求事与事之间的因果关系；黄梨洲著《明儒学案》，创立学史之格，是我国思想界的英雄。合此六弊，对读者阅读史书造成了困难。首先是难读。史学著作浩如烟海，穷其一生也难以读尽。其次是难别择，史书之繁多，何为应读之书，何为有价值之书，我们难以从中正确选择。最后就是无感触，读完史书后，却未有激励读者的爱国之心。现今社会也是如此，我们上大学，专修历史学，从《中国通史》到《世界通史》，再到断代选修史，教科书数量繁多，但读之却并未有较大感触，尤其是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上的“大**年代”，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就有学习，当时心里面还有很大的触动，为中国近代的落后挨打而心痛，为中国现代社会建设上的重大失误而痛心。到了大学，从教材上看这些内容反而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不知是学习者的问题还是其它方面的问题，呜呼哀哉！所有这些问题，就导致了必须对史学进行改革，不然，“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因此，梁启超才写了《新史学》一文，实是世界形势所迫。

关于《史学之界说》这部分内容，我感触最深的是梁启超对历史的范围做的界定，层层深入，历史是叙述进化发展的现象，但非人类之进化者，却不能称之为历史。因为“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但是，单单讲述人群进化的现象是不够的，它只是一些浅在的层面，还必须从这些现象中把握事物进化的规律，但这又是不易求得的，主要是因为诸多史家知有一局部之史，却不知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间的关系。求得公理公例的最终目的还是“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历史就是用已知的进化规律为以后的发展服务。中国无真史家，导致中国进化缓慢，实是国之悲哀。梁启超就自己下定决心，在此开辟新的道路，勇气可嘉！

相比之下，我对《历史与人种之关系》并不特别感兴趣，其内容纷繁复杂、名称众多，使人头昏眼花，本人实是提不起兴趣阅读，故而此处省去不述，还望老师见谅。

《论正统》一文中对正统的起源和含义都做了比较明确详细的叙述说明。梁启超认为中国史家言正统就是一大谬误，根本原因就是他们被奴隶根性所束缚，转而又来束缚后人。文中所写用以衡量正不正者的六项依据，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千百年来，史家为正统的事情争论不休，却又无法自圆其说。梁启超对正统之说的起因做了分析，他认为原因有二：一则当代君臣，自私本国也；二曰由于陋儒误解经义，煽扬奴性，并提出了自己对正统的看法，他认为自周秦以后，无一朝能当此名者。理由就是夷狄不可以为统；篡夺不可以为统；盗贼不可以为统。如此说来，中国历史上所谓正统者，寥寥无几矣。我认为，历史无正统与非正统之说，这种分法本身就给历史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政治色彩，使读者看不清历史的本来面目，实在应该摒弃之。

《论书法》和《论纪年》两篇内容，本人对此没有太大的想法，无论是史家隐其意或直笔记述君王的私事，或是纪元的更改在历史上都属于常见的现象。虽然说“书法善则为良史，反是则为秽史”，但要写出善史，也是相当困难的。梁启超就说，有《春秋》之志者，可以言书法；无《春秋》之志者，不可以言书法。而纪年之说，由孔子作《春秋》定制，曰诸侯不得改元，惟王者才可以改元，使纪年变得简单了。在最后，梁启超提出“纪元之必当变”的口号，这样前面所讲的正统问题就无从说起了。

从总体上看，梁启超的这篇《新史学》先讲了旧史学之情况，然后就要进行改革，引出从何处着手开始进行“史界革命”整篇文章的内容宏大，立论深刻，议论得当，他的史学观点在这里得到咯充分的体现，批判以往的旧史学，提倡撰写新观点，新体载的“民史”反对以往历史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主张写通史，就要改变朝代纪年，以孔子生平为统一纪元，他将“朝代”与“国家”分离开来，也是文中所体现的反省旧史、开辟新史的一个重要特点。以上这些就是本人看了《新史学》后得到的一些粗浅的认识和看法，多有错误和不足，希望老师不吝赐教，本人在以后的学习中也会加大阅读面，增加知识储备，成为合格的历史专业人才。

第二篇：读《梁启超传》有感

读《梁启超传》有感

前篇日记说到在读梁启超，并计划写读书笔记的。但是越读越觉得难以下笔了。我觉得我遇到了一座文化的珠穆朗玛峰，在他面前我就是一块小石头；我觉得我遇到了一个文化的太平洋，在他面前我就是一杯水，如此下笔何其难哉。920万言的《饮冰室合集》再加上三大厚本《饮冰室集外集》，梁任公著述超千万言矣！举凡在他所处时代能接触到的古今中外的文化，基本上无不涉及，且论述能自出新意，文笔汪洋姿肆，横贯古今，旁征中外，酣畅淋漓，忽如惊涛拍岸，忽如雷震九天，忽如飓风掠原，摧枯拉朽，扫荡污浊、启迪愚氓，而为封建腐朽之国开一新世界。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可说无不受梁任公影响者。任公去世，时人有挽联曰：

“三十年来新事业，新知识，新思想，是谁唤起？

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

可谓确切！

第一次接触梁任公的文章是《少年中国说》，记得是在初中，读其文曰：“红日初生，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当时就一个感觉：爽，这文章太爽了！

今读徐刚先生所著《梁启超传》，很佩服徐先生的话，他说读梁启超，如果能读出忧患，便是读懂了他所处的时代，甚至也会读懂他身后即今天的中国和世界。

确实如此，梁启超一生，可谓波澜壮阔而事业多艰，这也是跟近代国家之忧患坎坷相合。他的思想，也是在不断地求新求变，从维新变法，到护国运动倒袁讨张维护共和，其思想正如他自己所言的：“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以明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战。”但其思想的一个核心，还是爱国，强国之梦，忧国，忧民之心。

读《梁启超传》给我新的认识是：一是不能用“维新志士”这样一个简单的标签来概括梁启超复杂的一生，二是不能把康梁混为一谈，梁启超是常求新求变的，其后来之发展，远远走在了康有为的前面。梁启超处国家危亡之时势，奋而欲变法救国。其维新运动之时，思想为学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国体。相对于维新运动之前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是一大进步。中学为体者，封建专制之政体也，不变则仅用末节之技术又有何用！变法者，变封建政体为资产阶级立宪政体也，制宪法，立议会，除科举，开新学，变官制，建立近代国家也。梁启超在其《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中对此有详尽论述。他在北京办《中外记闻》，在上海办《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凡六十篇，震动天下，实是近代中国开启民智之先声。但百日维新还是迅速被扼杀了，戊戌六君子死难，康梁避难日本。究其失败，非为变法不对，奈何这些秀才们太天真，变法者，国之大事也，变法派无政权，无兵权，未能唤醒组织民众，只靠一个自身难保之光绪帝，靠几个知识分子呼号奔走，“秀才办事，十年难成”此之谓也。但维新运动毕竟是清王朝黑暗世界里的一丝亮光，即使运动失败，但其思想之传播，已是成功。

梁启超在日本接触大量西方著述，思想又有一新境界，反思百日维新失败之教训，缺乏民众之唤醒与支持，他认为“欲维新吾国，当维新吾民”，他创办《新民从报》，又以挟山倒海之健笔，唤醒国人，震动民风，民气，民心。他的《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释新民主义》，《论自由》，《论进步》，《论公德》等名著喷涌而出，知识青年以争相阅读《新民从报》为荣，中国大陆发行点97个，发行数激增至14000份。梁启超对于近代中国之启蒙，其功大焉！

但梁启超也有其局限性，光绪帝的“恩遇”，康有为的约束对他仍有影响，他对清廷的预备立宪还抱有天真的希望，以保皇派的立场与孙中山阵营的革命派激烈论战。

但可贵的是，他的思想是不断进步的，当他他终于看到清廷预备立宪骗局的破产，看到辛亥革命的胜利，他终于与保皇的康有为分道扬镳而拥护共和。当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冒死愤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揭露袁氏复辟阴谋，又与学生蔡锷谋划云南起义，发动护国战争，亲制起义文电。蔡锷起兵后梁启超又冒险只身孤行，奔走万里而秘至广西，策动广西独立，为扭转护国战争局势发挥巨大作用。袁世凯兵败被迫取消帝制。护国战争之胜利，梁启超及其学生蔡锷之功大焉，同为共和护国之英雄！

梁启超认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康有为虽为其师，但康顽固保皇，梁启超在国之大义上决不相让。护国战争胜利后，康有为公开复辟主张，梁启超发表《辟复辟论》痛击康有为：“„„而逍遥河上之耆旧，乃忽仰首伸须，论列是非，与众为仇，助贼张目。吾既惊其颜之厚，而转不测其居心何等也。”“如有再为复辟之说者，罪状与袁贼同，讨之如袁贼等。”至继任民国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府院之争激化，黎元洪请辫帅张勋进京调停，就此又上演了一出清帝复辟闹剧。康有为手舞足蹈山呼万岁参与复辟。梁启超愤而发表《反对复辟电》，矛头直指康有为：“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渎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实无所知。”梁启超任段祺瑞讨逆军总司令部参赞起草通电，随军讨逆。张勋复辟失败，民国保存，梁启超又一次有功于共和。

1919年，一战后巴黎和会，西方列强不顾中国为战胜国的地位，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移交日本。是时梁启超一行文化界人士在巴黎，知悉此强盗行为，拍案而起，当即起草电文将实情通告国内，建议全国发起反对签字运动。一时间国内群情激愤，举国抗议，北京五四运动至此爆发。

徐刚先生写道：“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梁启超又一次高高举起爱国主义的大旗，并为之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梁启超及时发回有关和会进展，主张拒签并发起运动的电报，是点燃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梁启超的功绩实在是不能埋没也不应埋没的。”

晚年的梁启超以潜心学术，培养人才为重，其学术论著浩繁精深，举其要者有《先秦政治思想史》，《先秦学术年表》，《老子哲学》，《庄子天下篇释意》，《孔子》，《读孟子届说》，《荀子评诸子汇

释》、《子墨子学说》、《墨经校释》。《韩非子显学篇释意》，《清代学术思想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稿》，《儒家哲学》，《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研究》等等。我抄这些书目的时候，心窃慕之，如能为梁先生当个跟班的小厮，听听他讲这些课也不枉这一世了，就文史哲学术方面而言，他涉猎区域之广，研究之深近代可能无人可比。他于教育不遗余力，与陈寅格、赵元任，王国维时称清华园四大名教授，同时他还奔走于南开、燕京、东南等著名大学，时称梁任公巡回讲学。他的学生可谓是桃李遍天下，硕学之士不胜枚举。仅随举两人，一胡适，一徐志摩，皆近代文坛，诗坛大家。他讲课时脱口而出一句话：“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此语成为影响一代教育家的金言。

1929年一月，梁任公逝世，中国各界唁电，挽诗如雪。生忧患之时势，作忧患之前驱，作杜鹃啼血之高呼以唤醒国人，奔波千万里，著述千万言，他是太累了。然而他的学说影响深远，尤其是他的“新民”之说。五四运动中提出的“国民性改造”，鲁迅先生在《两地书》中说：

“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这些，无不是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延续发展。当今时世，我们的国民性改造难道不仍然是任重而道远吗？

注明：以上所引史料引自徐刚先生所著《梁启超传》。诗文部分引自《梁启超选集》。

此为读书笔记，以后读一本书写一篇，与同好朋友共享。

梁任公认为治学当以史为先，本来准备接着看他写的书的，但怕其研究之深非我辈所能学。我需要认真地补补课先读史学。我下段学习目

标是《资治通鉴》，到时候再写读书笔记。

第三篇：读梁启超《李鸿章传》有感

真实的李鸿章

——读梁启超《李鸿章传》有感

不爱学习的小哲 东坡耕读

每每读到近代史时，沉重的苦难，屡次的战败和众多不平等条约，无不使我义愤填膺，心绪难平。在近代中国的诸多人物中，给我印象最深刻便是李鸿章。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在传统的革命史范式教学中，李鸿章被国人唾骂，其“汉奸”、“卖国贼”的形象在众人心中仿佛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了。后来，我看到在《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中的李鸿章形象，却和我们过去认识中的卖国者大相径庭。爱国还是卖国？如何客观评价李鸿章？诸种疑窦在我心中沉积良久。直到我读到梁任公所著的《李鸿章传》，真是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梁启超先生特别注重给当代人物作传，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指出：“近代的人学术事功比较伟大的，应当为他们作专传……尤其是最近的人，一经死去，盖棺定论，应有好传述其生平。即如西太后、袁世凯、蔡锷、孙文都是清末民初极有关系的人，可惜都没有好传。此时不作，将来更感困难。此时作，虽不免杂点偏点，然多少尚有真实资料可凭。此时不作，往后连这一点资料都没有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当前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于九月二十七日病逝之后，梁启超便立即为他作传，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便完成了《李鸿章传》，成为研究李鸿章最早的传记著作。

全书提纲挈领的概括了李鸿章一生重要的活动，分述“李鸿章之位置”、“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之李鸿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李鸿章之末路”等章节。梁启超在绪论中自叹：“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不同于中国传统传记“或以行状，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耳”,《李鸿章传》“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之读者，知其为人”.行文夹叙夹议的风格，实创始于太史公，《史记·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等篇皆是也。通读全书，在讲述李鸿章的生平时，文中的议论常常让我拍案称奇，啧啧不已。

陈寅恪在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时称：“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这段话提醒了我们要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背景下设身处地的去评价人物，这样就不会有失偏颇。梁启超与李鸿章“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但他为李鸿章作传，却处处以“公平之心”,“多为解免之言，颇与俗论异同”,如李鸿章之签订《马关条约》，世人皆骂李为秦桧、张邦昌，对此，梁启超指出：“盍思使彼辈处李之地位，其结局又将如何矣？”这种不存私见、褒贬分明、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现了一位史家的史德和史实。

所以评价李鸿章，应该对李鸿章所居之国，所生之时代有充分的了解。()李鸿章所居者，是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家，是专制政体达到最顶峰的时代。论者动曰：“李鸿章近世中国之权臣也。”但是实际上，李鸿章不同于以武功而为权臣之曹操、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也不同于秦之商鞅，汉之霍光、诸葛亮，宋之王安石，明之张居正等。李鸿章历任的官职有：大学士，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商务大臣，江苏巡抚、湖广、两江、两广直隶总督等。从表面上看，也可以说是位极人臣了。但是清朝雍正以来，政府之实权在军机大臣。同治中兴以来的军机大臣，几无汉人真执政者。故“李鸿章之地位，……与夫近世欧洲日本所谓立宪君主之大臣，有迥不相侔者，势使然也。”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微庐州府合肥县人。生于道光三年癸未（1823）正月五日，年二十五，成进士，入翰林。李鸿章初生之时，法国大革命刚刚结束，拿破仑病逝于孤岛。工业革命热火朝天，苏伊士运河成功开凿，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西方诸强不复相互侵蚀，而将目光投入东方。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和西方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造时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古往今来，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道光、咸丰以后，官场腐败，赋税沉重，外敌入侵，内乱丛生。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揭竿而起，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亦因之而起。

李鸿章以文学受知于曾国藩，所练淮军亦脱胎于湘军。“自古大伟人，其进退出处之间，天亦若有以靳之，必待机会已熟，持满而发，莫或使之”,李鸿章年轻时曾作一诗云：“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豪情满怀，志向远大，誓要青史留名。新塘桥大捷，淮军威名大振，后苏州乃至金陵克复，李鸿章因戡乱之功而声名鹊起。后又应承曾国藩坚壁清野既定之策而平定捻军之乱，“鸿章随曾军数年，砥砺道义，练习兵机，盖其一生立身行己耐劳任怨坚忍不拔之精神，与其治军驭将推诚布公团结士气之方略，无一不自国藩得之。”

李鸿章一生有二十余年的事业寄托于“洋务”,世人责之深，关之切也在洋务一事。西方之坚船利炮强制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列强环伺，中国成砧板上瓜分之鱼肉，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后有魏源《海国图志》中谈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然洋务派关切之重点在于学习西方先进之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梁启超在书中论道：“谓李鸿章真知洋务乎？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吾一言而断之，则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洋人之所务者，仅于如彼云云也”,李鸿章所办洋务不出两端，一是军事，如购船、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修船坞等；二是商务，如铁路、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历数李鸿章所办洋务，梁启超下一结论：“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盐效西子之颦，邯郸学寿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

尽管如此，梁启超仍称：“李鸿章之识，固有远过于寻常人者也矣。”李鸿章关切国家前途命运之变化，认识到了“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人专恃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然而李鸿章“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李鸿章的历史局限性在于：“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而求其此机之何以能发，则必有一二先觉有大力者，从而导其辕而鼓其锋，风气既成，然后因而用之，未有不能济者也。”因此，梁启超曰：“李之受病，在不学无术”,进而叹道：“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李鸿章饱受世人诟病莫过于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签订，奇耻大辱，举国震惊，李鸿章以“卖国贼”之罪名被国人唾骂不止。甲午战争失败原因种种，而外交上的失败不可不特别注意。光绪十一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约，载明异日朝鲜有事，中日两国欲派兵往，必先互行知照。朝鲜本为藩属国，而日本却获得了朝鲜事务上的同等权利，确实不可思议。此为李鸿章失机之第一事。光绪二十年三月，朝鲜东学党之乱，李鸿章听信袁世凯之怂恿，调直隶提督叶志超怀勇千五百向牙山，并依《天津条约》，先照会日本。日本随即派兵前往，至五月初十，日兵到仁川者已五千。而后的局势愈发被动。“无待代剿，而我无端发兵，安得不动日本之疑耶？”,故而“袁固不能辞其责，而用袁听袁者，不谓失知人之明哉？”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二事。中国屡请同时撤兵而日不允，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寄托于英俄两国的外交调停。耽搁数日，战备不足，到五月下旬，日本在韩境者已万余人矣。临时战备，敌人早已占据有利之战略位置，主客易位，两军未交绥而胜负之数可见矣。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三事。

三机既失，战事遂开。北洋水师军备废弛，指挥落后，军舰数量、航速、炮速及炮弹质量实不及日军。李鸿章明知不敌，故而避战，一时之间成为众矢之的，几于身无完肤，人皆欲杀。然而战机早已延误，战备实难准备。甲午惨败，“自兹以往，而北洋海面数千里，几不复有中国之帆影声矣。”

西方将李鸿章比为“东方之俾斯麦”,赞其为大手段之外交家。然而梁启超却反称其为：“小狡狯之外交家也。”他这样论道：“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试观列国之所称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狯得名哉。虽然，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李鸿章的外交手段沿袭战国时纵横家的惯用伎俩，借力打力，“以夷制夷”.然而，西方列强如一丘之貉也，可见弱国无外交。谈及李鸿章外交轶事，梁启超这样记叙：“李鸿章与外国人交涉，尤轻侮之，其意殆视之如一市侩，谓彼辈皆以利来，我亦持筹握算，惟利是视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鸿章所无也。”这段话读起来确有几分讽刺味道，可见国人之劣根性，阿Q之精神胜利法一时很难摒除。

后面又谈到：“李鸿章生平最遗恨一事，曰未掌文衡。”这里文衡即指学衡，也就是说，李鸿章自觉最遗憾的事居然是没有当过科举的考官，可见科举流毒之深。梁启超在书的结尾处把李鸿章同霍光、诸葛亮、郭子仪、王安石、秦桧、曾国藩、左宗棠、李秀成、张之洞、袁世凯、梅特涅（Metternich）、俾斯麦、格兰斯顿、爹亚士（Thiers）、井伊直弼、伊藤博文一一比较，对李鸿章一生之人品和学识作出总结：“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

有一诗传为李鸿章临终所作：“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在他弥留之际，还有俄国使节威逼他在密约上签字。呜呼哀哉！在把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比较时，梁启超议论道：“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之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李鸿章在这样一个专制达到极点的时代，着实难有大作为，乃至其本人自嘲为大清一裱糊匠，也是可以略窥其心境的了。

因此，欲知真实的李鸿章，客观公正评价一人物，需设身处地，把他放在当时的时代和环境中去，不可厚今薄古。而和他处在同一时代的人的评价，往往可信之处居多。当然，这得摒除个人的感情倾向，才能得出公正的结论。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值得仔细品读，再三体会。

第四篇：读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有感

读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有感

张家港市崇真中学杨志丰

近日，国家刚在东海设立其他防空识别区，美方两架B-52轰炸机就飞越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日自卫队飞机在没有向中方通报的情况下飞入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全然不把中国看在眼里，而我们国家也没有什么反应，正巧看了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感慨万端。早在一九00年二月，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说：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任公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老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比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人与少年人性格不同之大略也。任公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

还在嘲笑朝鲜金胖子的年轻，但谁敢动动朝鲜，看看我们的国家，一个个的老态龙钟，离马克思很近了，和谐、稳定。结果国将不国，人心不固，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

第五篇：读梁启超《李鸿章传》有感

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有感

1840年4月，初春的细雨播撒到英格兰的大地上，一如既往吵闹的英国国会里，外交大臣巴麦尊微笑着接受着支持者的祝贺，刚才，他击败了反对党议员格拉斯顿的关于反对鸦片战争的提案，这样一来，暴利的鸦片贸易将伴随着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重新输入那个古老的东方国家之中。也许他并不知道，这一项在大英帝国庞大海外贸易中并不起眼的提案，将会改变中国近百年的命运。

百年之后的蒋廷黻先生读史论事，写作了气势磅礴的《中国近代史》，在他的作品里，探讨了为何中国在经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仍然不知民族危机、不思国家改革，白白的浪费了二十年光阴。并将矛头直指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当时士大夫阶层，崇拜了百年的偶像在一夕之间坍塌，令人茫然不知所措。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林则徐是一位得到过最多赞誉的政治家。死后追赠谥号“文忠”，得到了清政府的嘉奖和认可，康梁等维新派则称颂其开学习西方“长技”之先河。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甚至评论他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如此高高耸立于民族之巅的人物，受到蒋廷黻先生的如此指责，似乎稍显过分。的确，林则徐的骨子里保留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风气，他清正廉明，以拯救苍生，为国效力为己任，他尽忠职守，关注民生。这就是在今天，也是并不落伍的思想。的确，在来到虎门之前，林则徐是一个把西方发达国家看做与朝鲜越南等中国传统藩属国类似的国家。认为他们吃的是牛羊肉磨成的粉，食之不化，离开中国的茶叶、大黄就会“大便不通而死”，认为英国人“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敌，即乡勇平民竟足以致其死命。”，看不起英国人“奇技淫巧”的坚船利炮：“盖夷船所恃，专在外洋空旷之外，其船尚可转掉自如。若使竟进口内，直是鱼游釜底，立可就擒。”他所进行的禁烟运动也仅仅是针对外国走私的鸦片，在虎门销烟数年后还写信阐述自己的所恨：“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但正如蒋廷黻先生所言，林则徐是“慢慢觉悟了的”。他到广东后经过多方努力，了解到一些“夷情”后便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在科技上的差距，因而极力倡导向西方学习，以改变中国防务上的落后状态，甚至组织翻译了1836年伦敦出版、英国人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命名为《四洲志》，成为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自然地理、社会历史状况的译著。他的好友魏源编出的《海国图志》一书中概括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思想，正是源自林则徐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求富强，来抵抗西方侵略以求独立的爱国主义主张。并且林则徐率领军队在虎门战争前哨战的九龙之战和穿鼻洋战斗中打退了英军，英军宣称“我们的主帆被打中了十九炮”“人们都瘫痪了，我则说不出话来”“我希望我绝对不再参加这种战斗。从这次战斗里，我们已经被揍得很够受的了”就当时的历史社会环境来看，林则徐所做到了他所做的一切，并无可以指责之处，他不愧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率领国人同外国侵略者斗争的民族英雄。而且他的思想和能力在当时的社会可以说是一流的。

在一个尽是瞎子的国度中，只有一只眼睛的人就可以当皇帝。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在一群保守落后的士大夫中，林则徐无疑是鹤立鸡群的，尽管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洋人的火器舰船上面，尽管他在守旧势力的影响下没能振臂一呼，宣扬改革，但是他所做的无疑是进步的，用今天的历史眼光和思路去评价林则徐，是有失公允的，不恰当的。中国的封建保守势力太强大了，林则徐只不过是黑暗中的一丝烛光，只能照亮几个人眼前的路，要他以一人之身，而行幡然兴革之事，无异于飞蛾扑火，一无成效。

孟子曾经这样评价孔子：“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可见，审时度势对一个圣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布鲁诺为了宣扬日心说而活活被教会在火上考死，固然，他追求真理的伟大精神值得我们赞颂，但是是否值得我们学习呢？的确，主张改革，宣扬学习西方技术是当时富强国家的办法，二十年之后的洋务派这么干过，六十年后的维新派也这么干过，可是事实结果证明他们都失败了，拯救中国的办法只有进行彻底的，从上到下的革命，这一点我相信无论是李鸿章和康梁都一清二楚，但是他们还是迫于阻力没能再进一步。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以同样的罪责指责李鸿章和康有为？再进一步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也失败了，我们是不是也该以此指责孙中山？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治病如此，改革也是如此，清朝科举制度绵延隋制千余年，文官万计，但都传统保守，不符新制，更勿提四亿国人民智未开，骤行改革，无异天方夜谭。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作为一个生于传统保守家庭，长于一个传统保守社会，又在一个传统保守国家做官的林则徐来说，他已经做到了他这一代应该做的，牛顿在生命后期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而研究了三十年，但这并不能阻碍他成为英国最伟大的科学家而名垂青史。拿破仑在最后滑铁卢惨遭败绩，但这并不能阻碍他成为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和军事家载入史册。同样，尽管林则徐在鸦片战争过后缄口无言，但这也并不能抹杀他在鸦片战争前期领导国人同外国侵略者战斗和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功绩。林则徐仍然是高大的，被指责的应该是当时中国腐朽黑暗的封建社会。而改变这个社会的责任不属于林则徐。我们虽然浪费了二十年的时间，但是这确实从传统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必要过程。历史不存在假设，历史上发生的事情都是遵循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对此我们虽然感到惋惜，但也无可奈何。

尽管蒋廷黻曾经在《中国近代史》中对林则徐颇有指责，但在他晚年一篇堪称其学术生涯总结之作的《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一文中，对林则徐已经没有丝毫个人攻击，仅讥讽当时的士大夫：“在道光年间，中西文化如要比赛的话，无疑的，中国队员的自然队长是林则徐。则徐未得出场，国人当然有以自慰。因此中有这个大波折，国人又要酣睡了二十年”。

蒋廷黻先生在其著作中将林则徐分为两个，那么在这里对林则徐的评价也应该一分为二的来谈。一方面，身为一名传统中国士大夫，林则徐率领中国军民在虎门销毁鸦片，是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决不屈服于侵略的决心，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举。在此之后的九龙之战和穿鼻洋之战中，林则徐更是击退了进犯的英国侵略者，取得了抗击外来侵略的胜利。对此他无愧于民族英雄的称号。另一方面，身为一名富有思想的政治家，林则徐缺乏更远大的目标，缺乏改革的勇气和信心，没能带领中国步入现代化。是可惜的事情。

最后，我想以林则徐亲手书写的一副对联来表示我对林则徐的敬意，我想，无论经过多久，这副对联所渲染的精神都不会过时，因为字行中包含着中华民族伟大不朽的精神和魂魄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参考资料：《晚清三十人》，李扬帆著

《天朝的崩溃》，茅海建著

《清史稿·林则徐传》，赵尔巽编撰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沈渭滨著

《林则徐与鸦片战争研究论文集》，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晚清人物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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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工学院

黄斯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