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凤凰卫视 回望梁启超 有感

第一篇：观看凤凰卫视 回望梁启超 有感

观看凤凰卫视》回望梁启超》后感

我对这个短片的看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从梁启超与康有为这对师徒的关系来看：

首先，梁启超作为一个当时已经是举人的人，熟读八股文之类，但是他仍然能够接受西方的新思潮。他觉得自己对当时清朝政府的腐败、西方救国救民之理了解的不够，欣然拜康有为为师，而当自己的老师扶持张勋复辟之时，他也可以慷慨激昂地发表电文称自己的老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梁启超身上没有那种中国封建书生的预付之气。“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句话在梁启超看来，或许只是态度上尊敬康有为为老师，但是在思想上，他一直保持的是独立的思想，这个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梁启超先生在于康有为先生分开之后，通过自己失败的经验，自己去欧洲游历的经验这些，主张的观点在他的思索之下已经出现了不少的变动，而康有为先生在时隔几年之后，依旧是感遇皇帝当年的知遇之恩，对清廷忠心耿耿，从这些中我看到梁启超先生是一个有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的书生。

2.第二点我想说的是梁启超也只是一个书生。

首先在维新阶段，值得肯定的是他们关注的已经达到政治文明阶层，跟之前的洋务运动这些相比有显著地进步，他们的前期理论宣传也取得了不少共鸣，但是作为一个饱读圣贤之书的书生，他的从政经验、对中国当时现状各方面的了解都不是很足够，他们有的只是满腔的热情，他们但是认定光绪皇帝是政治核心，以为只要有了光绪皇帝的支持，他们的变法就可以很顺利的推行下去，这就显示出了他们思想上面的一些不足，所以他们从理论转向实践他们是失败的。接着威信运动失败之后的逃亡，印象最深的是短片中用于形容谭嗣同的词语，很有狭义精神，他说，如果变法需要牺牲，他愿意成为那

个流血的人；他的性格很刚烈，他不愿意留在当时的中国，所以他选择成为了“死者”。而梁启超选择的是活下来，谋筹将来。这两种选择不能说谁对谁错，至少能够看出在当时的中国在封建势力之下整个社会的压抑、黑暗，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群体的无奈与无力。

然后我觉得他们的思想也存在一定的幼稚性，他们为了要就光绪帝，选择了枪杆子出政权是正确的，但是问题是袁世凯来了之后，枪杆子还是在袁世凯手里，他们将他们的惊天动地的计划和盘托出之后，他们的生死大权就都是在袁世凯手上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些决定都显得他们的想法都不够成熟。

还有在短片中提到的这群书生思想中的缺点，他们认为一个政治的稳定一定需要一个强者的出现，只有明君才能实现明政。这体现了这群书生作为从封建社会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的带有一些局限性。因此虽然以梁启超先生为代表的这群书生的思想中存在不足，但是我并没有否认他们作为中国较早的思想启蒙者的作用，他们在国民教育，国人思想改变方面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他们的理论传播、实践在整个历史发展来看都是必须的，我觉得维新运动最大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对国民的思想启蒙的作用。

最后我想说一下关于社会变革的一些理解，一场社会变革的失败并不代表它没有给社会带来积极地改变，因为每一场社会变革会特定地解决一些问题，所以从整个社会历史进程的角度来见，这些社会变革都是必须的。所以或许我们会为失败的社会变革和这些变革的领导者们感到惋惜，后人们也会评价其中的很多的不足，但是我们谁也不能否定他们的积极力量，他们本身的努力与对社会问题的思考都是很正确的，也是很到位的，所以这些勇敢的领导变革的人们应该得到大家的肯定。

第二篇：读梁启超有感

读梁启超《新史学》有感

文章：《新史学》

作者：梁启超

发表时间：1902年2月

出版物：《新民丛报》

现出版物：《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6年8月

内容摘要：

梁启超的《新史学》内容包括《中国之旧史学》、《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和《论纪年》这六个部分，它们是梁启超在受到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和启发下，对中国的史学现状进行批判，并打出了“史学革命”的旗号，主张建立新的史学，从历史的作用范围、历史与人种的关系、历史正统性、书写历史的手法和历史的纪年等方面着重阐述了如何建立新的史学及建立怎样的新史学的问题。这六部分的主要内容是：

《中国之旧史学》：对中国旧史学之现状加以说明，并提中国旧史学虽著作浩繁，史学名家辈出，但却是陈陈相因，并未在史学界开辟出新的天地，其中的病源有四：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只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这四个弊端又衍生了两个问题，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导致读者读史时遇到三大难题：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正是因为这些旧史学之弊端，使史学革命刻不容缓，梁启超甚至发出了“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救”的感叹。

《史学之界说》：创立新史学，必须先要搞清楚史学的界限问题，也就不得不先弄明白历史的范围。梁启超在本文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

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

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三者是层层递进，联系紧密的。从现象到公理公例，即是一个从现象到本质（规律）的跨越，在文中，梁启超阐述了自己对历史范围的看法和认识。

《历史与人种之关系》：历史是用来叙述人种的发达及其竞争，舍人种则无历史。人种问题已成为现今世界独一无二的问题。人种分为“历史的”人种和“非历史的”人种，“历史的”人种又分为“世界史的”与“非世界史的”人种，欧罗巴文明为今日全世界一切文明之母。后有详细举例加以说明，最后提出条顿人实为今世独一无二的主人翁。

《论正统》：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则有统；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则有正统。正，即真。统之词起于《春秋》，然所谓正统者，霸天下人之天下为私天下，又惧民众不予承认，才提出这些理论来钳制他们，统之义实谬，所谓正与不正，则更不值一提。以六个依据来衡量正统不正统，实则相互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正统之说起因有二：一是当代君臣，自私本国；二是由于陋儒误解经义，煽扬奴性。如果追根究底，梁启超认为自周秦以后，无一朝能当此名者。

《论书法》：新史学质疑中国的史家著史专门注重书写方式，即“书法”，并以此自鸣得意。他认为史家应以一团体的善恶来为功罪，而不能仅以一二人的功过得失来评判整个社会，史学要有益于社会。古时的史家所谓的“功罪善恶”，多是因为记载君主与其臣妾交涉之事而引起的，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功罪善恶。但梁启超并非主张废除书法，他认为要写史，就要像布尔特奇的《英雄传》一样，书写淋漓尽致，而不是如《春秋》，注释数千言，读者仍不能明白其意。

《论纪年》：凡历史，必有纪年，即带有帝王的年号。本文即是围绕“历史纪年”问题而展开。首先论述的是纪年的意义。接着叙述年号在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称呼，故而使人头脑劳累，因此孔子作《春秋》，去繁而就简。再次论述帝王纪年之法，不可久行于今日文明之世，并例举西方诸国的统一纪年法。最后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历史纪年法应以孔子的生平为统一纪年，更为实用。

史学作为“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的学科，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不断壮大和繁荣，历史著作也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著名的史家也涌现出以司马迁、班固、司马光等为代表的史学大家，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著作和光辉的史学思想。史家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梁启超也明确提出了史学的作用“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史学在今欧洲民族主义和列国文明日益发达的过程中，占据有约一大半的功劳。在这里，梁启超就提出一个问题，也是困扰在读者心中的一团疑云，那就是为什么中国不管是古代还是近代，史学发展都非常繁荣，然而现实中中国的情况和在世界上的地位却是如此之糟糕？阅读了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就会恍然大悟，继而进行思考，就不得不佩服梁启超立论之新颖，寓意之深刻。中国史学虽然发达，史家辈出，但却是“沉沉相因，一丘之貉”，并没有在史学界开辟出一番新的天地，那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梁启超对此作出了回答，这就是为广大读者所熟知的“四个弊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所谓的二十四史并非真正的史学著作，而只是二十四姓的家谱而已。中国古时的史家，以为天下是君主一个人的天下，而所有的作史者，都是为朝廷君主所作，无一书为国民而作，并举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只不过是“以备君主之浏览”，就是为说明不论是史家还是史学著作，大体都是为朝廷而作，使中国的国家思想，至今不能兴起。梁启超就指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我国数千年的史家所难辞其咎的。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是英雄的舞台，但每个人都处于社会环境和背景之下，不可能有独立存在的人，所以著史必须要考虑多数人的情况。但中国的史学，如本纪、列传，“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并未说明一群人的“交涉、竞争、团结”之道，梁启超认为它们就是“无数之墓志铭”。现今史家虽多，却未有一个能意识到这一点，使国民的群力群智群德，并未有所发展。三曰只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著书都有宗旨，重在经世致用，为今世之人提供借鉴。中国史家著史只记过去之事，推其病根，梁启超认为是当时史学家认为历史为朝廷的专有物，“舍廷外无可记载故也”。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人之精神非常重要，史学也是如此。史学的精神就是理想。著史书必须能说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事件及其原理和前因后果，“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潮”，这样的史书才有益于国家和社会。但如今中国的史学著作只是呆板的说明某一天发生了某件事，至于其原因，未能够解释说明。因此，这些史书虽数量极多，但却毫无生气，耗费百姓的脑力，实属无益。以上这四项弊端，又衍生出另外两个问题，那就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中国的史书，满纸均为某日发生某某事，犹如英儒斯宾塞“邻家之猫，昨产一子”之事实，读完全书，并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简述历史事实却不能善于“别裁”，读之无多大用处。中国几千年来稍有创作之才的史家，梁启超认为只有六个人：太史公司马迁，其书就具有国民思想，将与时代极有关系的人物分门别类，著书立传；杜佑，他的《通典》，“不记事而记制度”，因为

制度与国民全体的关系远比事件与之关系重大，这也是杜佑首创的；郑渔仲所著的《通志·二十略》以论断为主，记述为辅，“实为中国史界放一光明也”；司马光之《通鉴》结构宏伟，取材丰富，至今未能有超越者；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首创了纪事本末之体，探求事与事之间的因果关系；黄梨洲著《明儒学案》，创立学史之格，是我国思想界的英雄。合此六弊，对读者阅读史书造成了困难。首先是难读。史学著作浩如烟海，穷其一生也难以读尽。其次是难别择，史书之繁多，何为应读之书，何为有价值之书，我们难以从中正确选择。最后就是无感触，读完史书后，却未有激励读者的爱国之心。现今社会也是如此，我们上大学，专修历史学，从《中国通史》到《世界通史》，再到断代选修史，教科书数量繁多，但读之却并未有较大感触，尤其是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上的“大**年代”，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就有学习，当时心里面还有很大的触动，为中国近代的落后挨打而心痛，为中国现代社会建设上的重大失误而痛心。到了大学，从教材上看这些内容反而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不知是学习者的问题还是其它方面的问题，呜呼哀哉！所有这些问题，就导致了必须对史学进行改革，不然，“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因此，梁启超才写了《新史学》一文，实是世界形势所迫。

关于《史学之界说》这部分内容，我感触最深的是梁启超对历史的范围做的界定，层层深入，历史是叙述进化发展的现象，但非人类之进化者，却不能称之为历史。因为“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但是，单单讲述人群进化的现象是不够的，它只是一些浅在的层面，还必须从这些现象中把握事物进化的规律，但这又是不易求得的，主要是因为诸多史家知有一局部之史，却不知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间的关系。求得公理公例的最终目的还是“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历史就是用已知的进化规律为以后的发展服务。中国无真史家，导致中国进化缓慢，实是国之悲哀。梁启超就自己下定决心，在此开辟新的道路，勇气可嘉！

相比之下，我对《历史与人种之关系》并不特别感兴趣，其内容纷繁复杂、名称众多，使人头昏眼花，本人实是提不起兴趣阅读，故而此处省去不述，还望老师见谅。

《论正统》一文中对正统的起源和含义都做了比较明确详细的叙述说明。梁启超认为中国史家言正统就是一大谬误，根本原因就是他们被奴隶根性所束缚，转而又来束缚后人。文中所写用以衡量正不正者的六项依据，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千百年来，史家为正统的事情争论不休，却又无法自圆其说。梁启超对正统之说的起因做了分析，他认为原因有二：一则当代君臣，自私本国也；二曰由于陋儒误解经义，煽扬奴性，并提出了自己对正统的看法，他认为自周秦以后，无一朝能当此名者。理由就是夷狄不可以为统；篡夺不可以为统；盗贼不可以为统。如此说来，中国历史上所谓正统者，寥寥无几矣。我认为，历史无正统与非正统之说，这种分法本身就给历史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政治色彩，使读者看不清历史的本来面目，实在应该摒弃之。

《论书法》和《论纪年》两篇内容，本人对此没有太大的想法，无论是史家隐其意或直笔记述君王的私事，或是纪元的更改在历史上都属于常见的现象。虽然说“书法善则为良史，反是则为秽史”，但要写出善史，也是相当困难的。梁启超就说，有《春秋》之志者，可以言书法；无《春秋》之志者，不可以言书法。而纪年之说，由孔子作《春秋》定制，曰诸侯不得改元，惟王者才可以改元，使纪年变得简单了。在最后，梁启超提出“纪元之必当变”的口号，这样前面所讲的正统问题就无从说起了。

从总体上看，梁启超的这篇《新史学》先讲了旧史学之情况，然后就要进行改革，引出从何处着手开始进行“史界革命”整篇文章的内容宏大，立论深刻，议论得当，他的史学观点在这里得到咯充分的体现，批判以往的旧史学，提倡撰写新观点，新体载的“民史”反对以往历史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主张写通史，就要改变朝代纪年，以孔子生平为统一纪元，他将“朝代”与“国家”分离开来，也是文中所体现的反省旧史、开辟新史的一个重要特点。以上这些就是本人看了《新史学》后得到的一些粗浅的认识和看法，多有错误和不足，希望老师不吝赐教，本人在以后的学习中也会加大阅读面，增加知识储备，成为合格的历史专业人才。

第三篇：读《梁启超传》有感

读《梁启超传》有感

前篇日记说到在读梁启超，并计划写读书笔记的。但是越读越觉得难以下笔了。我觉得我遇到了一座文化的珠穆朗玛峰，在他面前我就是一块小石头；我觉得我遇到了一个文化的太平洋，在他面前我就是一杯水，如此下笔何其难哉。920万言的《饮冰室合集》再加上三大厚本《饮冰室集外集》，梁任公著述超千万言矣！举凡在他所处时代能接触到的古今中外的文化，基本上无不涉及，且论述能自出新意，文笔汪洋姿肆，横贯古今，旁征中外，酣畅淋漓，忽如惊涛拍岸，忽如雷震九天，忽如飓风掠原，摧枯拉朽，扫荡污浊、启迪愚氓，而为封建腐朽之国开一新世界。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可说无不受梁任公影响者。任公去世，时人有挽联曰：

“三十年来新事业，新知识，新思想，是谁唤起？

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

可谓确切！

第一次接触梁任公的文章是《少年中国说》，记得是在初中，读其文曰：“红日初生，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当时就一个感觉：爽，这文章太爽了！

今读徐刚先生所著《梁启超传》，很佩服徐先生的话，他说读梁启超，如果能读出忧患，便是读懂了他所处的时代，甚至也会读懂他身后即今天的中国和世界。

确实如此，梁启超一生，可谓波澜壮阔而事业多艰，这也是跟近代国家之忧患坎坷相合。他的思想，也是在不断地求新求变，从维新变法，到护国运动倒袁讨张维护共和，其思想正如他自己所言的：“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以明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战。”但其思想的一个核心，还是爱国，强国之梦，忧国，忧民之心。

读《梁启超传》给我新的认识是：一是不能用“维新志士”这样一个简单的标签来概括梁启超复杂的一生，二是不能把康梁混为一谈，梁启超是常求新求变的，其后来之发展，远远走在了康有为的前面。梁启超处国家危亡之时势，奋而欲变法救国。其维新运动之时，思想为学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国体。相对于维新运动之前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是一大进步。中学为体者，封建专制之政体也，不变则仅用末节之技术又有何用！变法者，变封建政体为资产阶级立宪政体也，制宪法，立议会，除科举，开新学，变官制，建立近代国家也。梁启超在其《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中对此有详尽论述。他在北京办《中外记闻》，在上海办《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凡六十篇，震动天下，实是近代中国开启民智之先声。但百日维新还是迅速被扼杀了，戊戌六君子死难，康梁避难日本。究其失败，非为变法不对，奈何这些秀才们太天真，变法者，国之大事也，变法派无政权，无兵权，未能唤醒组织民众，只靠一个自身难保之光绪帝，靠几个知识分子呼号奔走，“秀才办事，十年难成”此之谓也。但维新运动毕竟是清王朝黑暗世界里的一丝亮光，即使运动失败，但其思想之传播，已是成功。

梁启超在日本接触大量西方著述，思想又有一新境界，反思百日维新失败之教训，缺乏民众之唤醒与支持，他认为“欲维新吾国，当维新吾民”，他创办《新民从报》，又以挟山倒海之健笔，唤醒国人，震动民风，民气，民心。他的《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释新民主义》，《论自由》，《论进步》，《论公德》等名著喷涌而出，知识青年以争相阅读《新民从报》为荣，中国大陆发行点97个，发行数激增至14000份。梁启超对于近代中国之启蒙，其功大焉！

但梁启超也有其局限性，光绪帝的“恩遇”，康有为的约束对他仍有影响，他对清廷的预备立宪还抱有天真的希望，以保皇派的立场与孙中山阵营的革命派激烈论战。

但可贵的是，他的思想是不断进步的，当他他终于看到清廷预备立宪骗局的破产，看到辛亥革命的胜利，他终于与保皇的康有为分道扬镳而拥护共和。当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冒死愤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揭露袁氏复辟阴谋，又与学生蔡锷谋划云南起义，发动护国战争，亲制起义文电。蔡锷起兵后梁启超又冒险只身孤行，奔走万里而秘至广西，策动广西独立，为扭转护国战争局势发挥巨大作用。袁世凯兵败被迫取消帝制。护国战争之胜利，梁启超及其学生蔡锷之功大焉，同为共和护国之英雄！

梁启超认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康有为虽为其师，但康顽固保皇，梁启超在国之大义上决不相让。护国战争胜利后，康有为公开复辟主张，梁启超发表《辟复辟论》痛击康有为：“„„而逍遥河上之耆旧，乃忽仰首伸须，论列是非，与众为仇，助贼张目。吾既惊其颜之厚，而转不测其居心何等也。”“如有再为复辟之说者，罪状与袁贼同，讨之如袁贼等。”至继任民国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府院之争激化，黎元洪请辫帅张勋进京调停，就此又上演了一出清帝复辟闹剧。康有为手舞足蹈山呼万岁参与复辟。梁启超愤而发表《反对复辟电》，矛头直指康有为：“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渎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实无所知。”梁启超任段祺瑞讨逆军总司令部参赞起草通电，随军讨逆。张勋复辟失败，民国保存，梁启超又一次有功于共和。

1919年，一战后巴黎和会，西方列强不顾中国为战胜国的地位，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移交日本。是时梁启超一行文化界人士在巴黎，知悉此强盗行为，拍案而起，当即起草电文将实情通告国内，建议全国发起反对签字运动。一时间国内群情激愤，举国抗议，北京五四运动至此爆发。

徐刚先生写道：“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梁启超又一次高高举起爱国主义的大旗，并为之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梁启超及时发回有关和会进展，主张拒签并发起运动的电报，是点燃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梁启超的功绩实在是不能埋没也不应埋没的。”

晚年的梁启超以潜心学术，培养人才为重，其学术论著浩繁精深，举其要者有《先秦政治思想史》，《先秦学术年表》，《老子哲学》，《庄子天下篇释意》，《孔子》，《读孟子届说》，《荀子评诸子汇

释》、《子墨子学说》、《墨经校释》。《韩非子显学篇释意》，《清代学术思想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稿》，《儒家哲学》，《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研究》等等。我抄这些书目的时候，心窃慕之，如能为梁先生当个跟班的小厮，听听他讲这些课也不枉这一世了，就文史哲学术方面而言，他涉猎区域之广，研究之深近代可能无人可比。他于教育不遗余力，与陈寅格、赵元任，王国维时称清华园四大名教授，同时他还奔走于南开、燕京、东南等著名大学，时称梁任公巡回讲学。他的学生可谓是桃李遍天下，硕学之士不胜枚举。仅随举两人，一胡适，一徐志摩，皆近代文坛，诗坛大家。他讲课时脱口而出一句话：“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此语成为影响一代教育家的金言。

1929年一月，梁任公逝世，中国各界唁电，挽诗如雪。生忧患之时势，作忧患之前驱，作杜鹃啼血之高呼以唤醒国人，奔波千万里，著述千万言，他是太累了。然而他的学说影响深远，尤其是他的“新民”之说。五四运动中提出的“国民性改造”，鲁迅先生在《两地书》中说：

“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这些，无不是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延续发展。当今时世，我们的国民性改造难道不仍然是任重而道远吗？

注明：以上所引史料引自徐刚先生所著《梁启超传》。诗文部分引自《梁启超选集》。

此为读书笔记，以后读一本书写一篇，与同好朋友共享。

梁任公认为治学当以史为先，本来准备接着看他写的书的，但怕其研究之深非我辈所能学。我需要认真地补补课先读史学。我下段学习目

标是《资治通鉴》，到时候再写读书笔记。

第四篇：读梁启超《李鸿章传》有感

真实的李鸿章

——读梁启超《李鸿章传》有感

不爱学习的小哲 东坡耕读

每每读到近代史时，沉重的苦难，屡次的战败和众多不平等条约，无不使我义愤填膺，心绪难平。在近代中国的诸多人物中，给我印象最深刻便是李鸿章。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在传统的革命史范式教学中，李鸿章被国人唾骂，其“汉奸”、“卖国贼”的形象在众人心中仿佛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了。后来，我看到在《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中的李鸿章形象，却和我们过去认识中的卖国者大相径庭。爱国还是卖国？如何客观评价李鸿章？诸种疑窦在我心中沉积良久。直到我读到梁任公所著的《李鸿章传》，真是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梁启超先生特别注重给当代人物作传，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指出：“近代的人学术事功比较伟大的，应当为他们作专传……尤其是最近的人，一经死去，盖棺定论，应有好传述其生平。即如西太后、袁世凯、蔡锷、孙文都是清末民初极有关系的人，可惜都没有好传。此时不作，将来更感困难。此时作，虽不免杂点偏点，然多少尚有真实资料可凭。此时不作，往后连这一点资料都没有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当前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于九月二十七日病逝之后，梁启超便立即为他作传，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便完成了《李鸿章传》，成为研究李鸿章最早的传记著作。

全书提纲挈领的概括了李鸿章一生重要的活动，分述“李鸿章之位置”、“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之李鸿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李鸿章之末路”等章节。梁启超在绪论中自叹：“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不同于中国传统传记“或以行状，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耳”,《李鸿章传》“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之读者，知其为人”.行文夹叙夹议的风格，实创始于太史公，《史记·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等篇皆是也。通读全书，在讲述李鸿章的生平时，文中的议论常常让我拍案称奇，啧啧不已。

陈寅恪在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时称：“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这段话提醒了我们要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背景下设身处地的去评价人物，这样就不会有失偏颇。梁启超与李鸿章“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但他为李鸿章作传，却处处以“公平之心”,“多为解免之言，颇与俗论异同”,如李鸿章之签订《马关条约》，世人皆骂李为秦桧、张邦昌，对此，梁启超指出：“盍思使彼辈处李之地位，其结局又将如何矣？”这种不存私见、褒贬分明、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现了一位史家的史德和史实。

所以评价李鸿章，应该对李鸿章所居之国，所生之时代有充分的了解。()李鸿章所居者，是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家，是专制政体达到最顶峰的时代。论者动曰：“李鸿章近世中国之权臣也。”但是实际上，李鸿章不同于以武功而为权臣之曹操、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也不同于秦之商鞅，汉之霍光、诸葛亮，宋之王安石，明之张居正等。李鸿章历任的官职有：大学士，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商务大臣，江苏巡抚、湖广、两江、两广直隶总督等。从表面上看，也可以说是位极人臣了。但是清朝雍正以来，政府之实权在军机大臣。同治中兴以来的军机大臣，几无汉人真执政者。故“李鸿章之地位，……与夫近世欧洲日本所谓立宪君主之大臣，有迥不相侔者，势使然也。”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微庐州府合肥县人。生于道光三年癸未（1823）正月五日，年二十五，成进士，入翰林。李鸿章初生之时，法国大革命刚刚结束，拿破仑病逝于孤岛。工业革命热火朝天，苏伊士运河成功开凿，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西方诸强不复相互侵蚀，而将目光投入东方。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和西方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造时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古往今来，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道光、咸丰以后，官场腐败，赋税沉重，外敌入侵，内乱丛生。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揭竿而起，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亦因之而起。

李鸿章以文学受知于曾国藩，所练淮军亦脱胎于湘军。“自古大伟人，其进退出处之间，天亦若有以靳之，必待机会已熟，持满而发，莫或使之”,李鸿章年轻时曾作一诗云：“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豪情满怀，志向远大，誓要青史留名。新塘桥大捷，淮军威名大振，后苏州乃至金陵克复，李鸿章因戡乱之功而声名鹊起。后又应承曾国藩坚壁清野既定之策而平定捻军之乱，“鸿章随曾军数年，砥砺道义，练习兵机，盖其一生立身行己耐劳任怨坚忍不拔之精神，与其治军驭将推诚布公团结士气之方略，无一不自国藩得之。”

李鸿章一生有二十余年的事业寄托于“洋务”,世人责之深，关之切也在洋务一事。西方之坚船利炮强制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列强环伺，中国成砧板上瓜分之鱼肉，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后有魏源《海国图志》中谈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然洋务派关切之重点在于学习西方先进之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梁启超在书中论道：“谓李鸿章真知洋务乎？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吾一言而断之，则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洋人之所务者，仅于如彼云云也”,李鸿章所办洋务不出两端，一是军事，如购船、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修船坞等；二是商务，如铁路、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历数李鸿章所办洋务，梁启超下一结论：“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盐效西子之颦，邯郸学寿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

尽管如此，梁启超仍称：“李鸿章之识，固有远过于寻常人者也矣。”李鸿章关切国家前途命运之变化，认识到了“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人专恃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然而李鸿章“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李鸿章的历史局限性在于：“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而求其此机之何以能发，则必有一二先觉有大力者，从而导其辕而鼓其锋，风气既成，然后因而用之，未有不能济者也。”因此，梁启超曰：“李之受病，在不学无术”,进而叹道：“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李鸿章饱受世人诟病莫过于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签订，奇耻大辱，举国震惊，李鸿章以“卖国贼”之罪名被国人唾骂不止。甲午战争失败原因种种，而外交上的失败不可不特别注意。光绪十一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约，载明异日朝鲜有事，中日两国欲派兵往，必先互行知照。朝鲜本为藩属国，而日本却获得了朝鲜事务上的同等权利，确实不可思议。此为李鸿章失机之第一事。光绪二十年三月，朝鲜东学党之乱，李鸿章听信袁世凯之怂恿，调直隶提督叶志超怀勇千五百向牙山，并依《天津条约》，先照会日本。日本随即派兵前往，至五月初十，日兵到仁川者已五千。而后的局势愈发被动。“无待代剿，而我无端发兵，安得不动日本之疑耶？”,故而“袁固不能辞其责，而用袁听袁者，不谓失知人之明哉？”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二事。中国屡请同时撤兵而日不允，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寄托于英俄两国的外交调停。耽搁数日，战备不足，到五月下旬，日本在韩境者已万余人矣。临时战备，敌人早已占据有利之战略位置，主客易位，两军未交绥而胜负之数可见矣。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三事。

三机既失，战事遂开。北洋水师军备废弛，指挥落后，军舰数量、航速、炮速及炮弹质量实不及日军。李鸿章明知不敌，故而避战，一时之间成为众矢之的，几于身无完肤，人皆欲杀。然而战机早已延误，战备实难准备。甲午惨败，“自兹以往，而北洋海面数千里，几不复有中国之帆影声矣。”

西方将李鸿章比为“东方之俾斯麦”,赞其为大手段之外交家。然而梁启超却反称其为：“小狡狯之外交家也。”他这样论道：“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试观列国之所称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狯得名哉。虽然，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李鸿章的外交手段沿袭战国时纵横家的惯用伎俩，借力打力，“以夷制夷”.然而，西方列强如一丘之貉也，可见弱国无外交。谈及李鸿章外交轶事，梁启超这样记叙：“李鸿章与外国人交涉，尤轻侮之，其意殆视之如一市侩，谓彼辈皆以利来，我亦持筹握算，惟利是视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鸿章所无也。”这段话读起来确有几分讽刺味道，可见国人之劣根性，阿Q之精神胜利法一时很难摒除。

后面又谈到：“李鸿章生平最遗恨一事，曰未掌文衡。”这里文衡即指学衡，也就是说，李鸿章自觉最遗憾的事居然是没有当过科举的考官，可见科举流毒之深。梁启超在书的结尾处把李鸿章同霍光、诸葛亮、郭子仪、王安石、秦桧、曾国藩、左宗棠、李秀成、张之洞、袁世凯、梅特涅（Metternich）、俾斯麦、格兰斯顿、爹亚士（Thiers）、井伊直弼、伊藤博文一一比较，对李鸿章一生之人品和学识作出总结：“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

有一诗传为李鸿章临终所作：“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在他弥留之际，还有俄国使节威逼他在密约上签字。呜呼哀哉！在把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比较时，梁启超议论道：“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之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李鸿章在这样一个专制达到极点的时代，着实难有大作为，乃至其本人自嘲为大清一裱糊匠，也是可以略窥其心境的了。

因此，欲知真实的李鸿章，客观公正评价一人物，需设身处地，把他放在当时的时代和环境中去，不可厚今薄古。而和他处在同一时代的人的评价，往往可信之处居多。当然，这得摒除个人的感情倾向，才能得出公正的结论。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值得仔细品读，再三体会。

第五篇：观看有感

观看《**市警示教育典型案例专题片》有感

行政办公室**

近日，我院组织观看了警示教育专题片，做为一名党员心潮澎湃、感慨良多。片中以纪实手法披露了大量近年来省内外领导干部的违纪违法事实，这些腐败官员多具有辉煌的过去，也曾有艰苦奋斗的过程，但当他们成为掌握实权的中、高层领导干部后，个人欲望膨胀，在贪欲的驱使下人格发生扭曲，革命意志和理想信念发生动摇，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并最终走向了腐败。他们因个人贪利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也严重影响了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

纵观这些反面典型，他们由国家干部成为人民的罪人，究其根源是：观念错误，权力异化，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当作自己的东西。贪婪成性，手中的权力就是他们敛财的法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他手中的权力却蜕变为祸国殃民、实现个人私欲的工具；为了自己的利益，置国家利益不顾，中饱私囊。职务犯罪有一共同点，法制观念淡薄，特权思想严重是其共性。而不正常乃至畸形的心理状态无疑是他们堕落的“源动力”。短短几年收受贿赂的根源，就是人生观的迷失和价值观的倾斜。当一个人认为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就是追求享乐，把对权力的追逐和对金钱 1的挥霍当作目标时，就会借权力牟私，借权力生财，成为权力的寄生虫。人格的失衡和品德的低下，助长了其贪婪自私，以至恶招损术层出不穷，搜刮民脂民膏，坑害国家，无所不用其极。

针对上述问题，我认为要防止腐败，需做到以下几方面：一是始终坚持政治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严格执行中央上下的各项规定，要廉洁从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政之德，首当“清廉”，要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短时间可能很容易，长时间就要不断自我提醒，自我反省，自我激励，需要做到警钟长鸣。只有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才能确保高质量地完成好党交给的工作任务，才能更好地保证自身的廉洁清正。

二、是加强学习，保持良好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学习

是基础，定期有组织或自觉的加强从政道德学习、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纪条规和国家法律法规学习，是每个要求进步的党员所应该做到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只有定期进行政治学习，自己的思想才能得到进步，但这种学习不能只是走过场，不能空喊口号，而是要静下心来认真学习，认真研读，而要自觉自愿的落实到自己的平时工作当中去，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良好的生活作风。

我要做到从这一系列案件中吸取教训，举一反三，警钟

长鸣，在思想上要求进步，反对贪图享受，树立正确的人身观和事业观，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恪尽职守。我将以此警示自己，牢牢树立执政为民、廉政为民的思想观念，做到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常除非分之想，常漠公仆本色，常修为官之德，真正做到上不负党，下不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