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启超的《呵旁观者文》有感

第一篇：读梁启超的《呵旁观者文》有感

梁启超的《呵旁观者文》写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当时正是维新变法失败不久，作者流亡日本期间。文章一开始就说“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薄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充满了对“旁观者”的呵责、鄙薄和憎恶之情。作者把旁观者同国家的盛衰兴亡，同中国的积贫积弱的现状联系起来，把旁观者比作政治上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隔岸观火，或隔船观彼船沉溺；将旁观者斥为对国家民族不负责任的人，家落国亡的悲惨结局必然在这些人手上发生。梁启超怀着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希望震醒“举国的旁观者”，更寄希望于青年，要做爱国者，做国家的主人，不要做时代的旁观者。《呵旁观者文》对“旁观者”分为六种：浑沌派、为我派、呜呼派、笑骂派、暴弃派和待时派。作者笔下的六种人一个共同特点是典型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只顾一己的荣辱得失，国家民族的盛衰兴亡，置之脑后。

第一种叫“浑沌派”。这派的人，可以说是没有脑子的生物。他们不知道有所谓的世界，也不知道有所谓的国家，不知道该为什么担忧，不知道该为什么愤怒。换句话说，就是不知道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应该做的事情。饿了就吃，吃饱了就瞎逛，困了就睡，睡够了就起来，房间里就是他的小天地，为了争一点小钱可以拼上性命。他们连有应当要做的事都不知道，又何谈去不去做呢？连有国家都不知道，又何谈国家亡不亡呢？他们就像生活在属于自己的一个牢笼里，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也不愿意知道。世界的整个中心就是自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思想占据整个头脑。他们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过着生活，这些人的人生，就好像是自走机器人，能活动但不能思考。

第二种叫“为我派”。这派的人，就是俗话里说的被雷劈了还捂住钱包的人。什么事情是应该去做的，他们不是不知道；国家将要灭亡，他们也不是不知道。虽然都知道，但是如果应当做的事情对我没有好处，那我就只作旁观者而已；如果这国家灭亡了对我也没有什么损失，那我也只作旁观者而已。这种人是纯粹的自私自利，对于一件事，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做才算是最好，但又觉得这样做对自己也没有多大好处，于是止步不前。只要是不危及自己的利益的事，任何时候他们都会持观望状，绝不会涉水。第三种叫“呜呼派”。什么是呜呼派呢？这些人只会唉声叹气、痛哭流涕而再不会做其他事情。看起来他们总是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张口闭口就是哀叹时局。你告诉他们现在应该做什么事情，他们则会说确实是应该做这样的事，可是怎么做呢，无从做起啊。你告诉他们国家处在危亡的关键时刻，他们也会说现在确实是非常危险的时刻，不过这国家已经没法挽救了啊。你进一步追问，他们说这就是国运，是天命，没办法了。他们最爱说的是“无可奈何”这四个字，他们最爱做的是“束手待毙”这一句话。就好像看见火烧起来，不做努力去扑灭，而只是叹息火势太大；就好像看见有人溺水，不想办法去救人，而只是痛恨水流太急。他们的思想能够跟得上时局的发展，但却始终是没有行动的，他们的诸多想法最终都会幻化成一声哀叹。这类人是从不付诸行动的，哪怕坐以待毙，唉声叹气的感叹，也不会行动起来反抗，始终用嘴来观望时局。

第四种叫“笑骂派”。这派的人，你说他是旁观，倒不如说是后观。因为他们就是经常站在你背后，用冷言热语来批评你的那种人。笑骂派们总是把自己放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好像无可指责之处，为什么呢？不做事当然就无可指责之处，作旁观者当然也无可指责之处。他们总是衣服救世主的样子，无论事情好坏他们总有一套说辞，要是让他亲自来做来说，他们又目瞪口呆了。

第五种叫“暴弃派”。暴弃派的人呢，则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笑骂派的人，总是责备别人不责备自己；暴弃派的人呢，总是期望别人不期望自己。认为那么多人总有比我做的好的，我又有什么可做的呢。这种人是极不负责的一类人，如果人人都这样自暴自弃的话，那么事情还有人做吗？他们总是推脱责任，觉得并不是什么事都非自己不可，于是持一种观望态度等待别人去做。第六种叫“待时派”。这派的人，虽然看起来不像旁观者，但实际上确确实实就是旁观者。他们在等待的时候说的，都是些不知道能不能兑现的话。一般的旁观者是旁观别人，待时派的旁观者则是旁观时机。他们随俗沉浮，投机钻营，从中渔利，他们就是那些等着见风使舵的人。他们不过是想要等待观察风潮的方向，从而能够跟风站队顺手拾取点好处，风潮向左他们就跟着往左跑，风潮向右他们就跟着向右跑，这是浅薄者的本色。所以待时派的人，是旁观者里面最机巧的。

作者对“旁观者”六种人的描绘用的是呵责鞭挞之笔，作者哀其不幸、惜其不醒的感情，始终贯穿其中，使人读后汗颜，也催人觉醒，发人深省。读《呵旁观者文》，让人感受作者的爱国热忱，为救国图强而呼号，充满了希望和信念，这种振兴中华的精神弥足珍贵。在改革开放、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不时也看到“旁观者”的影子。就拿我自身来说，我认为我就是属于“待时派”的那类人，

第二篇：读《旁观者》有感

读《旁观者》有感

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1909年出生在维也纳。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他对管理学界的影响一支延续至今。这也为他奠定了现代管理学开创者的地位。2005年11月11日，德鲁克在美国加州克莱蒙特家中逝世，享年95岁。德鲁克的回忆录——《旁观者》写了20年，是他唯一写作时间最长的、虽不是最好的、却是他本人最喜欢的作品！

《旁观者》是德鲁克知识及人生旅程的记录。该书每一章都可个别独立，可以说是故事集。全书15个章节、15组人物，每一组人与事都紧扣着20世纪里最重要的某些领域和特性。就在抒情的夹叙夹议中，真实的德鲁克亲切清晰地浮现出来。这若干个旁人的生活历程，帮助我们勾勒了德鲁克自己的生活。

作者希望借此呈现社会的图像，捕捉并传达这一代的人难以想像的那种精髓、神韵与触觉，比如两次大战间的欧洲、罗斯福新政时期（New Deal years），以及二战刚结束时的美国。

在德鲁克“怀恩师”一章中，教学并不是老师得到了什么，而是学生到底学到了什么，文章中的埃尔莎和苏菲小姐都会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学习中要注重学习方法，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

在现今的公共管理工作中，要善于从以往的实践中提取经验，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工作方式，要做到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还要培养自己的工作乐趣。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德鲁克创办了德鲁克管理学院，但是他并不支持走精英教育的路线，他认为虽然中国没有足够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有一大批在实际磨练中学会了怎样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生存并取得了成效的人。有过高教育，但是这并不代表一切，一个人的能力要在他的工作中体现出来，毕竟实践跟理论是有很大区别的。

在书中，德鲁克先生回忆了他走过的青年时代，让我不自觉的进入到他所描述的世界中，德鲁克说过“从未认为哪个人特别无趣”，我认为世界上有着大多不善于观察，不愿意去体会的人，如果你能对自己周围的人，有敏锐的洞察力，善于去发现，我想这会为成为一个管理者打下基础。

旁观，并不是要自己置身事外，而是要让自己冷静的观察，分析，还需要有一颗淡泊的心。

如今的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21实际，在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管理已经成为一个企业的根本，一个好的管理者会带领企业走向巅峰，会使上下的工作井井有条，在当今社会，并不是高学历的人都能得到企业的青睐，因为工作中需要的不仅是专业知识高，更多的是协调、合作和沟通能力。无论学历高低都应把企业

看成是自己的一部份，这样才能更好的为企业工作。对企业中低学历的员工，应参加一些知识的培训，使其在遇到问题时能自由变通。对学历高的员工应多参加一些知识、技能的培训，来提高自己的知识面。

德鲁克先生让管理成为了一种素养，把管理当做一门真正的综合艺术，作为一个成功的管理者，我们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学会洞悉每件事的根本，学会观察身边的人或事，从中得到感悟。

读完《旁观者》，我更加觉得德鲁克的伟大，在他生活的那段年代，他一直旁观着历史的创造，旁观着各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书写者。只有他才能将这一切看得更清，更透，才能总结出对整个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管理学说。

第三篇：读《旁观者》有感

读《旁观者》有感

对于彼得·德鲁克何以成为管理大师，我一直没有搞懂。德鲁克的著作，像《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的实践》等等，这些畅销书，我也是认认真真读过的。每次读他的书，总是能够被他那些出神入化的管理思想所折服。在读了他的很多文章后，我就对到底是什么促使他成为管理大师这个问题着迷了。

这个谜底，一直到我读了德鲁克的《旁观者》之后，方才有所领悟。

《旁观者》并不是德鲁克本人的自传，而是德鲁克对在自己一生中出现过的，且对自己影响深远的一些人物的回忆录。刚刚拿到这本书，看到书是回忆录体裁的时候，我在心里已经大致有了一个行文框架，无非是自传式地追忆人生。翻开第一章，德鲁克把奶奶的故事放在最先，也合情合理，说明家人在他心中的低位无可比拟，缅怀祖先，是不忘本的表现。奶奶作为书中出现的第一个人物，性格爽朗、慈爱，闹出许多奇闻趣事。而从这第一篇文章的字里行间，已经散发出德鲁克作为一名管理学大师的独到见解，以及他的人格魅力。他说：“奶奶之所以傻的可爱，在于对基本价值深信不疑，而且力行不懈。”他的观察不是停留在表面，而是在价值观层面上给出理性判断。从第一章，德鲁克幽默的语言风格和翔实的内容已经吸引住了我。

读到后来我才明白，他有意识地从少年时代奶奶的故事开始，是为他洋洋洒洒的一生做铺垫。在他的一生中，和弗洛伊德，和基辛格有着盘根错节的交集，他可以称呼麦克卢汉为“那个年轻的小伙子”，要知道后者凭借一句“媒介即讯息”，早已成为今天传播学派的神。他不是平凡人，他不会被时代遗忘在角落里，他可以和他所处的20年代里的伟大人物成为朋友，然后在回忆录中写下他们的故事。他和他的朋友们，都是时代的引领者、弄潮儿。书的副标题是“Other Lives and My Times”，而真正贴切的表述应该是“My Friends who lead the 20th Century”。

如作者在序旁观者的诞生一文中所说，这本书并非记录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或者是我的时代，也非自传，也不是一本有关个人私生活的书。这本书的主题是“把一些人物或者事件记录下来，思考，再三地思索和省思，并将它融入我个人的经验模式以及对外在世界片段的印象与内心世界之中。我希望借此呈现社会的图像，捕捉并传达这一代的人难以想象的那种精髓、韵味与感觉，比如两次世界大战间的欧洲、罗斯福新政时期，以及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候的美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的价值不在于他与英雄人物的交集，而是在于作者借此表达了对20世纪前半叶整个时代重大议题的看法。

这就是本书和其他种类的自传的不同之处，德鲁克借别人的手和别人的头脑，直接或者间接地表达自己的观念和看法。书中处处都透露着他对经济政策、政治制度、世界大战、银行业、美国大萧条等严肃话题的议论，可以说，这些话题是时代的命脉。扼住了时代的脉门，德鲁克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时代领袖。

当然归根结底，这是德鲁克众多管理学著作中最与众不同的一本。因为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本短篇故事集，是一本关于“人”的书。德鲁克说“这本书或许不是我最成功的一本，但是却是我最喜欢的一本”。因为这里面所写的，是他的生活。

最打动我的是麦克卢汉的故事，这和我的学科背景有关。麦克卢汉是传播学的先驱大师，《理解媒介》和他的“媒介即讯息”的观点被传播学界奉为圭臬。在读本书之前，麦克卢汉的形象是由一条条理论组成的生硬面孔，而德鲁克的两个故事让我更加了解了麦克卢汉的生活状态，以及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德鲁克和麦克卢汉是有着20年交情的挚友，他们的交情是维系在对于“科技、人、社会”这个命题的共同思考之上的，不过从书中还是可以窥见麦克卢汉真身的影子，对我来说，吃到一颗美味的鸡蛋，然后见到生这只蛋的优秀的母鸡，是同样兴奋的事情。“于是我找到麦克卢汉，请他过来一谈，那时我们都住在纽约市郊的布朗克斯维尔。后来，只要他到我家附近都会顺道来访。不管我们搬到佛蒙特，或者是在1949年后又回到纽约的蒙特克莱定居，他都是我家的常客。这人是个好同伴，却常陷入沉思。在过去20年的交谊中，我怀疑他从来不问我在做什么，或者仔细聆听我对他说的话。他也从来不提自己的私事，谈的总是一些想法。他好用双关语，记得他只有一次注意到别人，那回我的孩子以《圣经》急转弯来考他：《圣经》中第一次提到棒球是在什么时候？告诉你吧答案是——利百加拿着水壶到井边去的时候（pitcher，在英文中也作投手）。他不禁莞尔，好几个小时都在念着这个不甚有意义的双关语。不过他还是常有惊人之语，道出文字游戏之妙。他满脑子是古怪的念头、奇妙的比喻和观察，显示出他那特别的习性、瘾头和看法，把平凡的对话世界带入一个奇特、神秘和令人惊异的领域——是文字而非图书的超现实，犹如超现实大师达利的作品或者斯坦伯格的漫画世界。”“麦克卢汉每次来访几乎毫无预警，有一次，在新泽西州的仲夏夜，刮起了大风暴，雷声轰轰像是世界末日的前夕。在凌晨1点左右，我们的门铃响了，开门一看，原来是淋得已成落汤鸡的麦克卢汉。他咧嘴而笑说道：我刚好到蒙特克蕾雅的上城办事，就顺道走到府上。他把天气因素摒除在外，一身湿淋淋地谈他的理念，直到早餐时刻。这也是麦克卢汉最后一次到访。就在20世纪60年代初，那个风狂雨急的6月夜，他突然有所了悟。那天晚上，在讲学和访友之后，刹那间他顿悟道从前到现在苦思良久的东西，于是急着跑过来告诉我。他那一夜说的，很快就整理成一本书出版，是他最重要、最清晰，却不是最有名的著作——《古登堡银河：印刷人的诞生》（The Gutenberg Galaxy；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他在两年后出版《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并因此书而闻名天下。虽然我们还是朋友，但是他已不再来访，就在那个暴风雨的夜晚，他看到了自己的希望之乡，自此，他再也不需要听众了。”这就是德鲁克和麦克卢汉的故事。

德鲁克评价麦克卢汉的理论，说麦克卢汉最重要的看法不是媒介即讯息，而是——科技不是一项工具，而是人的延伸。以人为中心来构建整个世界的关系网络，体现了德鲁克作为一个观察者的独到。在对于媒介这个命题的思考上，德鲁克的见解同样深刻。更有甚者，他看到了麦克卢汉理论中的不足之处，提出了“科技、文化和形而上学之间的整合”——科技作为一种工具，和作为一种文化与个性是两个不同的界面。科技的本质不是“东西制成的方式”，而应该是，人怎么做的方式。人类应用科技的结果改变的不仅是生产效率，而且改变了人类自己的生存、和他人的共存以及对自我的认知。

放在21世纪20年代来看，德鲁克对麦克卢汉理论的补充更显其真知灼见。理论的力量，在于预见并指导未来。在这一点上，麦克卢汉和德鲁克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师。今天的互联网正在高速变革，以极大的广度和深度覆盖了人类世界。亚马逊、阿里巴巴占据了今天电子商务的半壁江山，人们早已习惯了足不出户，在网络上进行买卖交易，这改变了整个市场的形态，而且如物流、广告、实体店、融资等等所有的市场分支，都跟着牵一发而动全身。以facebook、新浪微博为代表的SNS（social network service）本质上是一种新的交流平台，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当人们早上睁开研究习惯性地点开社交网站浏览、分享的时候，SNS就不再仅仅停留在技术范畴，而且更深一步，创造了新的人际关系，新的社区关系，新的舆论环境，甚至新的社会组织形态。麦克卢汉和德鲁克没有赶上这个快速变革的时代，但是他们在60年前的理论放在今天仍然适用。这可能说明了一个道理，“术”的所有变革，都不会离开“道”的核心，他们的理论，就是在“道”的层面上的思考。

但是“道”不能囊括所有的“术”，理论有时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现实问题。尼古拉斯卡尔在《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害了我们的大脑》一书中阐述自己和身边的朋友如何因为使用互联网而变得注意力涣散，丢掉了人类本来有的一些良好习惯，痛心疾首却欲罢不能。科技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每一次进步，同时都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理论的“盲点”，需要在实践中解决。

在讲完麦克卢汉的故事后，德鲁克的总结又回到了人和哲学的层面，这让他的书有趣、有用、有深度，也是德鲁克的人格魅力之所在。虽然他和他的朋友们的举手投足都会影响时代的走向，但是字里行间也掩饰不住所谓先知面对时代滚滚车轮的无力感。“富勒和麦克卢汉为我们展现了先知的哲理——他们的成功，正是失败。有个门徒问：为什么上帝允许在以色列之子未达到希望之乡前，就让摩西死了呢？那伟大的犹太教士回答：正因上帝爱摩西。在到达希望之乡，且先知口中的异象（vision）成真后，以色列之子应该有所改变、自洁而重生，但是他们却依旧在罪恶中打滚，做神眼中的恶事。事实上，在先知转身离去时，他们早已遗忘了先知以及神赐的异象，开始崇拜金牛犊。对先知而言是真理，而对以色列之子却只是有启发性的教条而已。”

德鲁克之所以能够从我们看起来特没意思的人身上，感悟到很多深刻的东西，是因为他“从未认为哪个人特别无趣”。在别人看来了无趣味的人，德鲁克也能够通过细致的观察，发现他们兴趣所在，并用心去体会，使这些人愿意与他分享自己的想法，乐意与之交流，增加相互之间的了解。德鲁克因此也就成为这些“了无趣味”的人的知心朋友。德鲁克的这种“从未认为哪个人特别无趣”的理念，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没有人是真的无趣，只不过是我们没有用心去发现他有趣的地方罢了。德鲁克还强调说，他一向对具体的“人”相当感兴趣，不喜欢人的“抽象概念”。对人对事的练达洞察，使德鲁克具备了成为一个管理大师最重要的基础特质。

在我看来，德鲁克之所以对“人”的观察能够如此敏锐细致，其实是源于他始终对任何人都怀有好奇心和关爱之心，愿意走进别人的内心，去发现别人有趣的地方。这种对人的观察方式，给所有的管理者提供了一个样板。如果我们能够对自己周遭的同事、部属以及合作伙伴，都能够有如此敏锐细致的洞察，管理也就会变成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

对如今的大部分管理者来说，“人”往往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不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所以，在制订管理政策的时候，往往针对的是“抽象的人”而不是“具体的人”，是为管理而管理，忽视了管理的本质。管理的本质是为了提高效率。而管理的最高境界是不用管理。要达到这个境界，管理者就得学会激发被管理者进行自我管理。而自我管理的前提是，管理者能够挖掘出每个部属的长处，并为他们立下近期与远期的目标，让他们更上一层楼；然后，再针对每个人的弱点，定下对策，使他们在发挥自己长处的同时，不至于受到弱处的牵制。如果不在每个“具体的人”身上下工夫，去发现他们的长处与弱项，而只是漫无目的地针对“人”这个抽象的概念，空泛地制订一些管理手段和管理办法，管理者是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管理目标的。这样的管理就像手里只有一把钥匙，却想打开手里无数把锁一样不切实际。

我们一直都在学习德鲁克的管理思想，希望把他的管理思想运用到自己的管理实践中来，提高管理的效率。在读完《旁观者》一书后，我忽然觉得，德鲁克丰富的管理思想固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对于我们来说，真正最重要的事情，是记住德鲁克对人对事的观察方法，像他一样“从不认为哪个人特别无趣”，“以关心别人作为出发点”，去挖掘自己每一个同事、部属和合作伙伴的有趣之处，通过深入有效的交流，激发他们自我管理的激情。这比凭空制订计划、控制、协调、审查等各种管理办法，为管理而管理，要凑效的多。

第四篇：读梁启超有感

读梁启超《新史学》有感

文章：《新史学》

作者：梁启超

发表时间：1902年2月

出版物：《新民丛报》

现出版物：《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6年8月

内容摘要：

梁启超的《新史学》内容包括《中国之旧史学》、《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和《论纪年》这六个部分，它们是梁启超在受到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和启发下，对中国的史学现状进行批判，并打出了“史学革命”的旗号，主张建立新的史学，从历史的作用范围、历史与人种的关系、历史正统性、书写历史的手法和历史的纪年等方面着重阐述了如何建立新的史学及建立怎样的新史学的问题。这六部分的主要内容是：

《中国之旧史学》：对中国旧史学之现状加以说明，并提中国旧史学虽著作浩繁，史学名家辈出，但却是陈陈相因，并未在史学界开辟出新的天地，其中的病源有四：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只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这四个弊端又衍生了两个问题，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导致读者读史时遇到三大难题：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正是因为这些旧史学之弊端，使史学革命刻不容缓，梁启超甚至发出了“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救”的感叹。

《史学之界说》：创立新史学，必须先要搞清楚史学的界限问题，也就不得不先弄明白历史的范围。梁启超在本文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

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

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三者是层层递进，联系紧密的。从现象到公理公例，即是一个从现象到本质（规律）的跨越，在文中，梁启超阐述了自己对历史范围的看法和认识。

《历史与人种之关系》：历史是用来叙述人种的发达及其竞争，舍人种则无历史。人种问题已成为现今世界独一无二的问题。人种分为“历史的”人种和“非历史的”人种，“历史的”人种又分为“世界史的”与“非世界史的”人种，欧罗巴文明为今日全世界一切文明之母。后有详细举例加以说明，最后提出条顿人实为今世独一无二的主人翁。

《论正统》：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则有统；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则有正统。正，即真。统之词起于《春秋》，然所谓正统者，霸天下人之天下为私天下，又惧民众不予承认，才提出这些理论来钳制他们，统之义实谬，所谓正与不正，则更不值一提。以六个依据来衡量正统不正统，实则相互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正统之说起因有二：一是当代君臣，自私本国；二是由于陋儒误解经义，煽扬奴性。如果追根究底，梁启超认为自周秦以后，无一朝能当此名者。

《论书法》：新史学质疑中国的史家著史专门注重书写方式，即“书法”，并以此自鸣得意。他认为史家应以一团体的善恶来为功罪，而不能仅以一二人的功过得失来评判整个社会，史学要有益于社会。古时的史家所谓的“功罪善恶”，多是因为记载君主与其臣妾交涉之事而引起的，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功罪善恶。但梁启超并非主张废除书法，他认为要写史，就要像布尔特奇的《英雄传》一样，书写淋漓尽致，而不是如《春秋》，注释数千言，读者仍不能明白其意。

《论纪年》：凡历史，必有纪年，即带有帝王的年号。本文即是围绕“历史纪年”问题而展开。首先论述的是纪年的意义。接着叙述年号在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称呼，故而使人头脑劳累，因此孔子作《春秋》，去繁而就简。再次论述帝王纪年之法，不可久行于今日文明之世，并例举西方诸国的统一纪年法。最后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历史纪年法应以孔子的生平为统一纪年，更为实用。

史学作为“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的学科，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不断壮大和繁荣，历史著作也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著名的史家也涌现出以司马迁、班固、司马光等为代表的史学大家，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著作和光辉的史学思想。史家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梁启超也明确提出了史学的作用“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史学在今欧洲民族主义和列国文明日益发达的过程中，占据有约一大半的功劳。在这里，梁启超就提出一个问题，也是困扰在读者心中的一团疑云，那就是为什么中国不管是古代还是近代，史学发展都非常繁荣，然而现实中中国的情况和在世界上的地位却是如此之糟糕？阅读了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就会恍然大悟，继而进行思考，就不得不佩服梁启超立论之新颖，寓意之深刻。中国史学虽然发达，史家辈出，但却是“沉沉相因，一丘之貉”，并没有在史学界开辟出一番新的天地，那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梁启超对此作出了回答，这就是为广大读者所熟知的“四个弊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所谓的二十四史并非真正的史学著作，而只是二十四姓的家谱而已。中国古时的史家，以为天下是君主一个人的天下，而所有的作史者，都是为朝廷君主所作，无一书为国民而作，并举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只不过是“以备君主之浏览”，就是为说明不论是史家还是史学著作，大体都是为朝廷而作，使中国的国家思想，至今不能兴起。梁启超就指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我国数千年的史家所难辞其咎的。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是英雄的舞台，但每个人都处于社会环境和背景之下，不可能有独立存在的人，所以著史必须要考虑多数人的情况。但中国的史学，如本纪、列传，“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并未说明一群人的“交涉、竞争、团结”之道，梁启超认为它们就是“无数之墓志铭”。现今史家虽多，却未有一个能意识到这一点，使国民的群力群智群德，并未有所发展。三曰只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著书都有宗旨，重在经世致用，为今世之人提供借鉴。中国史家著史只记过去之事，推其病根，梁启超认为是当时史学家认为历史为朝廷的专有物，“舍廷外无可记载故也”。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人之精神非常重要，史学也是如此。史学的精神就是理想。著史书必须能说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事件及其原理和前因后果，“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潮”，这样的史书才有益于国家和社会。但如今中国的史学著作只是呆板的说明某一天发生了某件事，至于其原因，未能够解释说明。因此，这些史书虽数量极多，但却毫无生气，耗费百姓的脑力，实属无益。以上这四项弊端，又衍生出另外两个问题，那就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中国的史书，满纸均为某日发生某某事，犹如英儒斯宾塞“邻家之猫，昨产一子”之事实，读完全书，并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简述历史事实却不能善于“别裁”，读之无多大用处。中国几千年来稍有创作之才的史家，梁启超认为只有六个人：太史公司马迁，其书就具有国民思想，将与时代极有关系的人物分门别类，著书立传；杜佑，他的《通典》，“不记事而记制度”，因为

制度与国民全体的关系远比事件与之关系重大，这也是杜佑首创的；郑渔仲所著的《通志·二十略》以论断为主，记述为辅，“实为中国史界放一光明也”；司马光之《通鉴》结构宏伟，取材丰富，至今未能有超越者；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首创了纪事本末之体，探求事与事之间的因果关系；黄梨洲著《明儒学案》，创立学史之格，是我国思想界的英雄。合此六弊，对读者阅读史书造成了困难。首先是难读。史学著作浩如烟海，穷其一生也难以读尽。其次是难别择，史书之繁多，何为应读之书，何为有价值之书，我们难以从中正确选择。最后就是无感触，读完史书后，却未有激励读者的爱国之心。现今社会也是如此，我们上大学，专修历史学，从《中国通史》到《世界通史》，再到断代选修史，教科书数量繁多，但读之却并未有较大感触，尤其是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上的“大**年代”，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就有学习，当时心里面还有很大的触动，为中国近代的落后挨打而心痛，为中国现代社会建设上的重大失误而痛心。到了大学，从教材上看这些内容反而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不知是学习者的问题还是其它方面的问题，呜呼哀哉！所有这些问题，就导致了必须对史学进行改革，不然，“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因此，梁启超才写了《新史学》一文，实是世界形势所迫。

关于《史学之界说》这部分内容，我感触最深的是梁启超对历史的范围做的界定，层层深入，历史是叙述进化发展的现象，但非人类之进化者，却不能称之为历史。因为“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但是，单单讲述人群进化的现象是不够的，它只是一些浅在的层面，还必须从这些现象中把握事物进化的规律，但这又是不易求得的，主要是因为诸多史家知有一局部之史，却不知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间的关系。求得公理公例的最终目的还是“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历史就是用已知的进化规律为以后的发展服务。中国无真史家，导致中国进化缓慢，实是国之悲哀。梁启超就自己下定决心，在此开辟新的道路，勇气可嘉！

相比之下，我对《历史与人种之关系》并不特别感兴趣，其内容纷繁复杂、名称众多，使人头昏眼花，本人实是提不起兴趣阅读，故而此处省去不述，还望老师见谅。

《论正统》一文中对正统的起源和含义都做了比较明确详细的叙述说明。梁启超认为中国史家言正统就是一大谬误，根本原因就是他们被奴隶根性所束缚，转而又来束缚后人。文中所写用以衡量正不正者的六项依据，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千百年来，史家为正统的事情争论不休，却又无法自圆其说。梁启超对正统之说的起因做了分析，他认为原因有二：一则当代君臣，自私本国也；二曰由于陋儒误解经义，煽扬奴性，并提出了自己对正统的看法，他认为自周秦以后，无一朝能当此名者。理由就是夷狄不可以为统；篡夺不可以为统；盗贼不可以为统。如此说来，中国历史上所谓正统者，寥寥无几矣。我认为，历史无正统与非正统之说，这种分法本身就给历史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政治色彩，使读者看不清历史的本来面目，实在应该摒弃之。

《论书法》和《论纪年》两篇内容，本人对此没有太大的想法，无论是史家隐其意或直笔记述君王的私事，或是纪元的更改在历史上都属于常见的现象。虽然说“书法善则为良史，反是则为秽史”，但要写出善史，也是相当困难的。梁启超就说，有《春秋》之志者，可以言书法；无《春秋》之志者，不可以言书法。而纪年之说，由孔子作《春秋》定制，曰诸侯不得改元，惟王者才可以改元，使纪年变得简单了。在最后，梁启超提出“纪元之必当变”的口号，这样前面所讲的正统问题就无从说起了。

从总体上看，梁启超的这篇《新史学》先讲了旧史学之情况，然后就要进行改革，引出从何处着手开始进行“史界革命”整篇文章的内容宏大，立论深刻，议论得当，他的史学观点在这里得到咯充分的体现，批判以往的旧史学，提倡撰写新观点，新体载的“民史”反对以往历史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主张写通史，就要改变朝代纪年，以孔子生平为统一纪元，他将“朝代”与“国家”分离开来，也是文中所体现的反省旧史、开辟新史的一个重要特点。以上这些就是本人看了《新史学》后得到的一些粗浅的认识和看法，多有错误和不足，希望老师不吝赐教，本人在以后的学习中也会加大阅读面，增加知识储备，成为合格的历史专业人才。

第五篇：读《梁启超传》有感

读《梁启超传》有感

前篇日记说到在读梁启超，并计划写读书笔记的。但是越读越觉得难以下笔了。我觉得我遇到了一座文化的珠穆朗玛峰，在他面前我就是一块小石头；我觉得我遇到了一个文化的太平洋，在他面前我就是一杯水，如此下笔何其难哉。920万言的《饮冰室合集》再加上三大厚本《饮冰室集外集》，梁任公著述超千万言矣！举凡在他所处时代能接触到的古今中外的文化，基本上无不涉及，且论述能自出新意，文笔汪洋姿肆，横贯古今，旁征中外，酣畅淋漓，忽如惊涛拍岸，忽如雷震九天，忽如飓风掠原，摧枯拉朽，扫荡污浊、启迪愚氓，而为封建腐朽之国开一新世界。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可说无不受梁任公影响者。任公去世，时人有挽联曰：

“三十年来新事业，新知识，新思想，是谁唤起？

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

可谓确切！

第一次接触梁任公的文章是《少年中国说》，记得是在初中，读其文曰：“红日初生，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当时就一个感觉：爽，这文章太爽了！

今读徐刚先生所著《梁启超传》，很佩服徐先生的话，他说读梁启超，如果能读出忧患，便是读懂了他所处的时代，甚至也会读懂他身后即今天的中国和世界。

确实如此，梁启超一生，可谓波澜壮阔而事业多艰，这也是跟近代国家之忧患坎坷相合。他的思想，也是在不断地求新求变，从维新变法，到护国运动倒袁讨张维护共和，其思想正如他自己所言的：“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以明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战。”但其思想的一个核心，还是爱国，强国之梦，忧国，忧民之心。

读《梁启超传》给我新的认识是：一是不能用“维新志士”这样一个简单的标签来概括梁启超复杂的一生，二是不能把康梁混为一谈，梁启超是常求新求变的，其后来之发展，远远走在了康有为的前面。梁启超处国家危亡之时势，奋而欲变法救国。其维新运动之时，思想为学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国体。相对于维新运动之前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是一大进步。中学为体者，封建专制之政体也，不变则仅用末节之技术又有何用！变法者，变封建政体为资产阶级立宪政体也，制宪法，立议会，除科举，开新学，变官制，建立近代国家也。梁启超在其《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中对此有详尽论述。他在北京办《中外记闻》，在上海办《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凡六十篇，震动天下，实是近代中国开启民智之先声。但百日维新还是迅速被扼杀了，戊戌六君子死难，康梁避难日本。究其失败，非为变法不对，奈何这些秀才们太天真，变法者，国之大事也，变法派无政权，无兵权，未能唤醒组织民众，只靠一个自身难保之光绪帝，靠几个知识分子呼号奔走，“秀才办事，十年难成”此之谓也。但维新运动毕竟是清王朝黑暗世界里的一丝亮光，即使运动失败，但其思想之传播，已是成功。

梁启超在日本接触大量西方著述，思想又有一新境界，反思百日维新失败之教训，缺乏民众之唤醒与支持，他认为“欲维新吾国，当维新吾民”，他创办《新民从报》，又以挟山倒海之健笔，唤醒国人，震动民风，民气，民心。他的《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释新民主义》，《论自由》，《论进步》，《论公德》等名著喷涌而出，知识青年以争相阅读《新民从报》为荣，中国大陆发行点97个，发行数激增至14000份。梁启超对于近代中国之启蒙，其功大焉！

但梁启超也有其局限性，光绪帝的“恩遇”，康有为的约束对他仍有影响，他对清廷的预备立宪还抱有天真的希望，以保皇派的立场与孙中山阵营的革命派激烈论战。

但可贵的是，他的思想是不断进步的，当他他终于看到清廷预备立宪骗局的破产，看到辛亥革命的胜利，他终于与保皇的康有为分道扬镳而拥护共和。当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冒死愤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揭露袁氏复辟阴谋，又与学生蔡锷谋划云南起义，发动护国战争，亲制起义文电。蔡锷起兵后梁启超又冒险只身孤行，奔走万里而秘至广西，策动广西独立，为扭转护国战争局势发挥巨大作用。袁世凯兵败被迫取消帝制。护国战争之胜利，梁启超及其学生蔡锷之功大焉，同为共和护国之英雄！

梁启超认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康有为虽为其师，但康顽固保皇，梁启超在国之大义上决不相让。护国战争胜利后，康有为公开复辟主张，梁启超发表《辟复辟论》痛击康有为：“„„而逍遥河上之耆旧，乃忽仰首伸须，论列是非，与众为仇，助贼张目。吾既惊其颜之厚，而转不测其居心何等也。”“如有再为复辟之说者，罪状与袁贼同，讨之如袁贼等。”至继任民国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府院之争激化，黎元洪请辫帅张勋进京调停，就此又上演了一出清帝复辟闹剧。康有为手舞足蹈山呼万岁参与复辟。梁启超愤而发表《反对复辟电》，矛头直指康有为：“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渎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实无所知。”梁启超任段祺瑞讨逆军总司令部参赞起草通电，随军讨逆。张勋复辟失败，民国保存，梁启超又一次有功于共和。

1919年，一战后巴黎和会，西方列强不顾中国为战胜国的地位，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移交日本。是时梁启超一行文化界人士在巴黎，知悉此强盗行为，拍案而起，当即起草电文将实情通告国内，建议全国发起反对签字运动。一时间国内群情激愤，举国抗议，北京五四运动至此爆发。

徐刚先生写道：“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梁启超又一次高高举起爱国主义的大旗，并为之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梁启超及时发回有关和会进展，主张拒签并发起运动的电报，是点燃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梁启超的功绩实在是不能埋没也不应埋没的。”

晚年的梁启超以潜心学术，培养人才为重，其学术论著浩繁精深，举其要者有《先秦政治思想史》，《先秦学术年表》，《老子哲学》，《庄子天下篇释意》，《孔子》，《读孟子届说》，《荀子评诸子汇

释》、《子墨子学说》、《墨经校释》。《韩非子显学篇释意》，《清代学术思想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稿》，《儒家哲学》，《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研究》等等。我抄这些书目的时候，心窃慕之，如能为梁先生当个跟班的小厮，听听他讲这些课也不枉这一世了，就文史哲学术方面而言，他涉猎区域之广，研究之深近代可能无人可比。他于教育不遗余力，与陈寅格、赵元任，王国维时称清华园四大名教授，同时他还奔走于南开、燕京、东南等著名大学，时称梁任公巡回讲学。他的学生可谓是桃李遍天下，硕学之士不胜枚举。仅随举两人，一胡适，一徐志摩，皆近代文坛，诗坛大家。他讲课时脱口而出一句话：“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此语成为影响一代教育家的金言。

1929年一月，梁任公逝世，中国各界唁电，挽诗如雪。生忧患之时势，作忧患之前驱，作杜鹃啼血之高呼以唤醒国人，奔波千万里，著述千万言，他是太累了。然而他的学说影响深远，尤其是他的“新民”之说。五四运动中提出的“国民性改造”，鲁迅先生在《两地书》中说：

“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这些，无不是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延续发展。当今时世，我们的国民性改造难道不仍然是任重而道远吗？

注明：以上所引史料引自徐刚先生所著《梁启超传》。诗文部分引自《梁启超选集》。

此为读书笔记，以后读一本书写一篇，与同好朋友共享。

梁任公认为治学当以史为先，本来准备接着看他写的书的，但怕其研究之深非我辈所能学。我需要认真地补补课先读史学。我下段学习目

标是《资治通鉴》，到时候再写读书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