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读梁启超《李鸿章传》有感
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有感
1840年4月，初春的细雨播撒到英格兰的大地上，一如既往吵闹的英国国会里，外交大臣巴麦尊微笑着接受着支持者的祝贺，刚才，他击败了反对党议员格拉斯顿的关于反对鸦片战争的提案，这样一来，暴利的鸦片贸易将伴随着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重新输入那个古老的东方国家之中。也许他并不知道，这一项在大英帝国庞大海外贸易中并不起眼的提案，将会改变中国近百年的命运。
百年之后的蒋廷黻先生读史论事，写作了气势磅礴的《中国近代史》，在他的作品里，探讨了为何中国在经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仍然不知民族危机、不思国家改革，白白的浪费了二十年光阴。并将矛头直指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当时士大夫阶层，崇拜了百年的偶像在一夕之间坍塌，令人茫然不知所措。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林则徐是一位得到过最多赞誉的政治家。死后追赠谥号“文忠”，得到了清政府的嘉奖和认可，康梁等维新派则称颂其开学习西方“长技”之先河。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甚至评论他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如此高高耸立于民族之巅的人物，受到蒋廷黻先生的如此指责，似乎稍显过分。的确，林则徐的骨子里保留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风气，他清正廉明，以拯救苍生，为国效力为己任，他尽忠职守，关注民生。这就是在今天，也是并不落伍的思想。的确，在来到虎门之前，林则徐是一个把西方发达国家看做与朝鲜越南等中国传统藩属国类似的国家。认为他们吃的是牛羊肉磨成的粉，食之不化，离开中国的茶叶、大黄就会“大便不通而死”，认为英国人“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敌，即乡勇平民竟足以致其死命。”，看不起英国人“奇技淫巧”的坚船利炮：“盖夷船所恃，专在外洋空旷之外，其船尚可转掉自如。若使竟进口内，直是鱼游釜底，立可就擒。”他所进行的禁烟运动也仅仅是针对外国走私的鸦片，在虎门销烟数年后还写信阐述自己的所恨：“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但正如蒋廷黻先生所言，林则徐是“慢慢觉悟了的”。他到广东后经过多方努力，了解到一些“夷情”后便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在科技上的差距，因而极力倡导向西方学习，以改变中国防务上的落后状态，甚至组织翻译了1836年伦敦出版、英国人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命名为《四洲志》，成为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自然地理、社会历史状况的译著。他的好友魏源编出的《海国图志》一书中概括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思想，正是源自林则徐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求富强，来抵抗西方侵略以求独立的爱国主义主张。并且林则徐率领军队在虎门战争前哨战的九龙之战和穿鼻洋战斗中打退了英军，英军宣称“我们的主帆被打中了十九炮”“人们都瘫痪了，我则说不出话来”“我希望我绝对不再参加这种战斗。从这次战斗里，我们已经被揍得很够受的了”就当时的历史社会环境来看，林则徐所做到了他所做的一切，并无可以指责之处，他不愧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率领国人同外国侵略者斗争的民族英雄。而且他的思想和能力在当时的社会可以说是一流的。
在一个尽是瞎子的国度中，只有一只眼睛的人就可以当皇帝。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在一群保守落后的士大夫中，林则徐无疑是鹤立鸡群的，尽管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洋人的火器舰船上面，尽管他在守旧势力的影响下没能振臂一呼，宣扬改革，但是他所做的无疑是进步的，用今天的历史眼光和思路去评价林则徐，是有失公允的，不恰当的。中国的封建保守势力太强大了，林则徐只不过是黑暗中的一丝烛光，只能照亮几个人眼前的路，要他以一人之身，而行幡然兴革之事，无异于飞蛾扑火，一无成效。
孟子曾经这样评价孔子：“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可见，审时度势对一个圣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布鲁诺为了宣扬日心说而活活被教会在火上考死，固然，他追求真理的伟大精神值得我们赞颂，但是是否值得我们学习呢？的确，主张改革，宣扬学习西方技术是当时富强国家的办法，二十年之后的洋务派这么干过，六十年后的维新派也这么干过，可是事实结果证明他们都失败了，拯救中国的办法只有进行彻底的，从上到下的革命，这一点我相信无论是李鸿章和康梁都一清二楚，但是他们还是迫于阻力没能再进一步。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以同样的罪责指责李鸿章和康有为？再进一步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也失败了，我们是不是也该以此指责孙中山？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治病如此，改革也是如此，清朝科举制度绵延隋制千余年，文官万计，但都传统保守，不符新制，更勿提四亿国人民智未开，骤行改革，无异天方夜谭。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作为一个生于传统保守家庭，长于一个传统保守社会，又在一个传统保守国家做官的林则徐来说，他已经做到了他这一代应该做的，牛顿在生命后期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而研究了三十年，但这并不能阻碍他成为英国最伟大的科学家而名垂青史。拿破仑在最后滑铁卢惨遭败绩，但这并不能阻碍他成为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和军事家载入史册。同样，尽管林则徐在鸦片战争过后缄口无言，但这也并不能抹杀他在鸦片战争前期领导国人同外国侵略者战斗和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功绩。林则徐仍然是高大的，被指责的应该是当时中国腐朽黑暗的封建社会。而改变这个社会的责任不属于林则徐。我们虽然浪费了二十年的时间，但是这确实从传统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必要过程。历史不存在假设，历史上发生的事情都是遵循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对此我们虽然感到惋惜，但也无可奈何。
尽管蒋廷黻曾经在《中国近代史》中对林则徐颇有指责，但在他晚年一篇堪称其学术生涯总结之作的《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一文中，对林则徐已经没有丝毫个人攻击，仅讥讽当时的士大夫：“在道光年间，中西文化如要比赛的话，无疑的，中国队员的自然队长是林则徐。则徐未得出场，国人当然有以自慰。因此中有这个大波折，国人又要酣睡了二十年”。
蒋廷黻先生在其著作中将林则徐分为两个，那么在这里对林则徐的评价也应该一分为二的来谈。一方面，身为一名传统中国士大夫，林则徐率领中国军民在虎门销毁鸦片，是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决不屈服于侵略的决心，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举。在此之后的九龙之战和穿鼻洋之战中，林则徐更是击退了进犯的英国侵略者，取得了抗击外来侵略的胜利。对此他无愧于民族英雄的称号。另一方面，身为一名富有思想的政治家，林则徐缺乏更远大的目标，缺乏改革的勇气和信心，没能带领中国步入现代化。是可惜的事情。
最后，我想以林则徐亲手书写的一副对联来表示我对林则徐的敬意，我想，无论经过多久，这副对联所渲染的精神都不会过时，因为字行中包含着中华民族伟大不朽的精神和魂魄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参考资料：《晚清三十人》，李扬帆著
《天朝的崩溃》，茅海建著
《清史稿·林则徐传》，赵尔巽编撰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沈渭滨著
《林则徐与鸦片战争研究论文集》，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晚清人物课程
00686018
北京大学工学院
黄斯乔
第二篇：读梁启超《李鸿章传》有感
真实的李鸿章
——读梁启超《李鸿章传》有感
不爱学习的小哲 东坡耕读
每每读到近代史时，沉重的苦难，屡次的战败和众多不平等条约，无不使我义愤填膺，心绪难平。在近代中国的诸多人物中，给我印象最深刻便是李鸿章。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在传统的革命史范式教学中，李鸿章被国人唾骂，其“汉奸”、“卖国贼”的形象在众人心中仿佛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了。后来，我看到在《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中的李鸿章形象，却和我们过去认识中的卖国者大相径庭。爱国还是卖国？如何客观评价李鸿章？诸种疑窦在我心中沉积良久。直到我读到梁任公所著的《李鸿章传》，真是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梁启超先生特别注重给当代人物作传，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指出：“近代的人学术事功比较伟大的，应当为他们作专传……尤其是最近的人，一经死去，盖棺定论，应有好传述其生平。即如西太后、袁世凯、蔡锷、孙文都是清末民初极有关系的人，可惜都没有好传。此时不作，将来更感困难。此时作，虽不免杂点偏点，然多少尚有真实资料可凭。此时不作，往后连这一点资料都没有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当前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于九月二十七日病逝之后，梁启超便立即为他作传，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便完成了《李鸿章传》，成为研究李鸿章最早的传记著作。
全书提纲挈领的概括了李鸿章一生重要的活动，分述“李鸿章之位置”、“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之李鸿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李鸿章之末路”等章节。梁启超在绪论中自叹：“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不同于中国传统传记“或以行状，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耳”,《李鸿章传》“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之读者，知其为人”.行文夹叙夹议的风格，实创始于太史公，《史记·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等篇皆是也。通读全书，在讲述李鸿章的生平时，文中的议论常常让我拍案称奇，啧啧不已。
陈寅恪在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时称：“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这段话提醒了我们要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背景下设身处地的去评价人物，这样就不会有失偏颇。梁启超与李鸿章“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但他为李鸿章作传，却处处以“公平之心”,“多为解免之言，颇与俗论异同”,如李鸿章之签订《马关条约》，世人皆骂李为秦桧、张邦昌，对此，梁启超指出：“盍思使彼辈处李之地位，其结局又将如何矣？”这种不存私见、褒贬分明、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现了一位史家的史德和史实。
所以评价李鸿章，应该对李鸿章所居之国，所生之时代有充分的了解。()李鸿章所居者，是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家，是专制政体达到最顶峰的时代。论者动曰：“李鸿章近世中国之权臣也。”但是实际上，李鸿章不同于以武功而为权臣之曹操、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也不同于秦之商鞅，汉之霍光、诸葛亮，宋之王安石，明之张居正等。李鸿章历任的官职有：大学士，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商务大臣，江苏巡抚、湖广、两江、两广直隶总督等。从表面上看，也可以说是位极人臣了。但是清朝雍正以来，政府之实权在军机大臣。同治中兴以来的军机大臣，几无汉人真执政者。故“李鸿章之地位，……与夫近世欧洲日本所谓立宪君主之大臣，有迥不相侔者，势使然也。”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微庐州府合肥县人。生于道光三年癸未（1823）正月五日，年二十五，成进士，入翰林。李鸿章初生之时，法国大革命刚刚结束，拿破仑病逝于孤岛。工业革命热火朝天，苏伊士运河成功开凿，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西方诸强不复相互侵蚀，而将目光投入东方。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和西方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造时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古往今来，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道光、咸丰以后，官场腐败，赋税沉重，外敌入侵，内乱丛生。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揭竿而起，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亦因之而起。
李鸿章以文学受知于曾国藩，所练淮军亦脱胎于湘军。“自古大伟人，其进退出处之间，天亦若有以靳之，必待机会已熟，持满而发，莫或使之”,李鸿章年轻时曾作一诗云：“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豪情满怀，志向远大，誓要青史留名。新塘桥大捷，淮军威名大振，后苏州乃至金陵克复，李鸿章因戡乱之功而声名鹊起。后又应承曾国藩坚壁清野既定之策而平定捻军之乱，“鸿章随曾军数年，砥砺道义，练习兵机，盖其一生立身行己耐劳任怨坚忍不拔之精神，与其治军驭将推诚布公团结士气之方略，无一不自国藩得之。”
李鸿章一生有二十余年的事业寄托于“洋务”,世人责之深，关之切也在洋务一事。西方之坚船利炮强制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列强环伺，中国成砧板上瓜分之鱼肉，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后有魏源《海国图志》中谈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然洋务派关切之重点在于学习西方先进之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梁启超在书中论道：“谓李鸿章真知洋务乎？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吾一言而断之，则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洋人之所务者，仅于如彼云云也”,李鸿章所办洋务不出两端，一是军事，如购船、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修船坞等；二是商务，如铁路、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历数李鸿章所办洋务，梁启超下一结论：“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盐效西子之颦，邯郸学寿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
尽管如此，梁启超仍称：“李鸿章之识，固有远过于寻常人者也矣。”李鸿章关切国家前途命运之变化，认识到了“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人专恃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然而李鸿章“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李鸿章的历史局限性在于：“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而求其此机之何以能发，则必有一二先觉有大力者，从而导其辕而鼓其锋，风气既成，然后因而用之，未有不能济者也。”因此，梁启超曰：“李之受病，在不学无术”,进而叹道：“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李鸿章饱受世人诟病莫过于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签订，奇耻大辱，举国震惊，李鸿章以“卖国贼”之罪名被国人唾骂不止。甲午战争失败原因种种，而外交上的失败不可不特别注意。光绪十一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约，载明异日朝鲜有事，中日两国欲派兵往，必先互行知照。朝鲜本为藩属国，而日本却获得了朝鲜事务上的同等权利，确实不可思议。此为李鸿章失机之第一事。光绪二十年三月，朝鲜东学党之乱，李鸿章听信袁世凯之怂恿，调直隶提督叶志超怀勇千五百向牙山，并依《天津条约》，先照会日本。日本随即派兵前往，至五月初十，日兵到仁川者已五千。而后的局势愈发被动。“无待代剿，而我无端发兵，安得不动日本之疑耶？”,故而“袁固不能辞其责，而用袁听袁者，不谓失知人之明哉？”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二事。中国屡请同时撤兵而日不允，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寄托于英俄两国的外交调停。耽搁数日，战备不足，到五月下旬，日本在韩境者已万余人矣。临时战备，敌人早已占据有利之战略位置，主客易位，两军未交绥而胜负之数可见矣。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三事。
三机既失，战事遂开。北洋水师军备废弛，指挥落后，军舰数量、航速、炮速及炮弹质量实不及日军。李鸿章明知不敌，故而避战，一时之间成为众矢之的，几于身无完肤，人皆欲杀。然而战机早已延误，战备实难准备。甲午惨败，“自兹以往，而北洋海面数千里，几不复有中国之帆影声矣。”
西方将李鸿章比为“东方之俾斯麦”,赞其为大手段之外交家。然而梁启超却反称其为：“小狡狯之外交家也。”他这样论道：“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试观列国之所称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狯得名哉。虽然，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李鸿章的外交手段沿袭战国时纵横家的惯用伎俩，借力打力，“以夷制夷”.然而，西方列强如一丘之貉也，可见弱国无外交。谈及李鸿章外交轶事，梁启超这样记叙：“李鸿章与外国人交涉，尤轻侮之，其意殆视之如一市侩，谓彼辈皆以利来，我亦持筹握算，惟利是视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鸿章所无也。”这段话读起来确有几分讽刺味道，可见国人之劣根性，阿Q之精神胜利法一时很难摒除。
后面又谈到：“李鸿章生平最遗恨一事，曰未掌文衡。”这里文衡即指学衡，也就是说，李鸿章自觉最遗憾的事居然是没有当过科举的考官，可见科举流毒之深。梁启超在书的结尾处把李鸿章同霍光、诸葛亮、郭子仪、王安石、秦桧、曾国藩、左宗棠、李秀成、张之洞、袁世凯、梅特涅（Metternich）、俾斯麦、格兰斯顿、爹亚士（Thiers）、井伊直弼、伊藤博文一一比较，对李鸿章一生之人品和学识作出总结：“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
有一诗传为李鸿章临终所作：“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在他弥留之际，还有俄国使节威逼他在密约上签字。呜呼哀哉！在把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比较时，梁启超议论道：“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之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李鸿章在这样一个专制达到极点的时代，着实难有大作为，乃至其本人自嘲为大清一裱糊匠，也是可以略窥其心境的了。
因此，欲知真实的李鸿章，客观公正评价一人物，需设身处地，把他放在当时的时代和环境中去，不可厚今薄古。而和他处在同一时代的人的评价，往往可信之处居多。当然，这得摒除个人的感情倾向，才能得出公正的结论。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值得仔细品读，再三体会。
第三篇：读《李鸿章传》有感
读《李鸿章传》有感
几周前，我购买了苑书义的《李鸿章传》来进行阅读。这本书是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关于清末重臣李鸿章的学术性传记，通过时间顺序记述了李鸿章这位著名历史人物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半个多世纪。
在生前和死后，人们始终对李鸿章褒贬不一，毁誉参半。有的给他戴上“东方俾斯麦”、“中国近代化之父”的桂冠，有的则斥之为“乱世之奸雄”、“卖国贼”。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通过了解李鸿章的人生轨迹，我们也能看到晚清政局的动荡与当时社会的变革。“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作为晚清权倾一时的人物，李鸿章的一生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晚清中国的命运也与李鸿章密切相关。
少年的李鸿章在社会环境的熏陶和家庭出身的影响下，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科举功名。他很快在科举中脱颖而出，任翰林院编修，本想稳稳地沿着传统的升官之路走下去，但是一场突发的社会震荡——太平天国的兴起，使他不得不以儒生起家军旅，帮办安徽团练，投身湘军幕府，到后来编练自己的淮军。
在扩军的同时，李鸿章“讲求洋器”，积极引进西方的武器装备和机器生产，并聘请外国军官训练军旅。由于李鸿章坚持“练军练器”，使淮军超越湘军成为清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淮军“用沪平吴”，又转战苏南，给太平天国造成严重危害，为扑灭太平天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之后在转战黄河、运河之间，取得了“剿捻”的胜利，完成了曾国藩难以完成的任务。镇压农民起义之后，李鸿章被封为直隶总督,疆臣之首。“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李鸿章由原先的军事败北、仕途碰壁一步步成长起来。“以儒生而起家军旅”，可谓是“时势造英雄”。
李鸿章残酷屠杀苏州无辜居民，纵容淮军官兵在苏南为非作歹，肆意焚杀掳掠；他争权竞势，好结内援，固宠求荣，被讽刺为 “拼命做官”；他在“饥黎满目，生计毫无”的形势下，为自己举办了“铺张陈设为一时之盛”的祝寿大典„„书中在讲述其“一路扶摇”的仕途时所描写的这些细节，也表现出他的残暴果断、事故老练、虚荣耽逸等特点，令我印象深刻。
我们平日提及李鸿章时，最多谈到的，是他在洋务运动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在外交方面的重大失误。在这本书中，对于这两点，都有非常详细的介绍说明。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与同时代的其他官员相比，他不仅对中外的形势和中国的出路认识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
当历史跨进七八十年代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变。中国国内农民起义逐渐平息，外国资本主义开始加紧侵略中国。此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李鸿章，把当时中外形势的特点概括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扼要中肯，发人深思。他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揭示了“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积极发展洋务，经营军工企业，同时兴办民办企业，筹建北洋海军，兴学育才，以求强国。然而，他排斥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近代军工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这显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中国，但毕竟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然而晚年时期的他却为自己的外交错误付出了巨大代价，“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李鸿章主张对外“和戎”，他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他正视当时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但却由此而推衍出一种错误的结论：由于中外实力相距悬殊，中国无法决胜于疆场，“即暂胜必终败”，因而在应对列强欺凌时，不可轻言战争，而应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 “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谋求“中外相安”之局。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由于他对待日本侵略实行了“避战主和”“消极防御”的措施，导致甲午战败，赖以支撑其权威的北洋海军溃灭殆尽。此时的李鸿章更是已从权利顶峰滚落了下来，因主和辱国而群议指摘，“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官复原职后，他又亲手与外国签订了《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加速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这也是他在生前与死后最受人争议的“人生污点”，上至朝廷下至百姓一致声讨，“叛国者秦桧，卖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作为洋务运动的先驱，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留下了难以抹除的影响；他出洋访问，对外谈判，许多不平等条约又都是由他谈判而最后缔结„„诚如梁启超《李鸿章传》中所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以天下为己任，挽大厦于将倾。”李鸿章是腐朽的大清王朝的忠臣，是封建社会的补天者，是一位临死仍眷念着国家危局的老人。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倾覆的“大清广厦”。身为晚清重臣，他忠实于传统封建主义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糅。因而有时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阻挡历史车轮。概言之，李鸿章是个过渡时代的重要人物，既促使中国向半殖民社会沉沦，又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艰难起步。
第四篇：读《李鸿章传》有感
书名：《李鸿章传》
作者：梁启超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年4月1号
读《李鸿章传》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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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有的人被千万人赞扬，但诋毁他的人也不下千万；夸他的人把他捧到极致，骂他的人也把他贬到极致；他今日所受到的诋毁也恰好可以抵消从前的赞誉，他所得到的赞誉也恰好补偿了从前所受到的诋毁。像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凡的人。
——梁启超
近日，学习了《中国近代史》这一课程，讲课中老师多次讲到李鸿章，并且给我们播放了关于李鸿章的视频，因此我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李鸿章到底是一根什么样的人呢？
对李鸿章的了解，大致是源自于中学历史书里，也仅仅是在洋务运动、甲午中日战争、签订《辛丑条约》中寥寥无几的文字而已，无独有偶，这些文字给人的印象就仿佛李鸿章就是一个懦弱、无为的害国奸臣。然而历史上的李鸿章却并非如此。
军事方面
李鸿章开始被人所关注是因为他在曾国藩的帮助下建立淮军、剿灭太平天国起义，而李鸿章被人称作东方俾斯麦，而之所以是名不副实的俾斯麦，也是因为他的军事用在了对国内人民的镇压，而不是用之于入侵的列强。
从攻克松江崭露头角到后期与李秀成斗智斗勇，再到肃清捻军的残余势力，打了十五年的仗，从来没有吃过亏的李鸿章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好的军事统帅。成功固然也要仰仗着偶然的运气，但李鸿章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个人以及曾国藩的因素：首先，李鸿章的用兵之道是拟定详细策划后再行动，将一切建立在对敌人有足够了解与判断上；其次，李鸿章行军用兵时必然有曾国藩等湘军为之牵制附近敌人，抑或在后方做好支持以绝后顾之忧；再者，曾国藩作为
李鸿章的良师益友，在军中对李鸿章有很多潜移默化的教育，譬如推诚布公、团结部下的行军用兵之道以及他一生所践行的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坚忍不拔的精神„„
可以这样说，李鸿章军事生涯的始终是随着曾国藩的，而李鸿章的造诣也是曾国藩的教育。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以奕在中央、以李鸿章为首地方大臣发起的一场地主阶级自救运动，破产于甲午中日战争。
当时世界的背景是英法美日等国家随着工业革命发展，国内经济政治发展进而崛起，李鸿章等人正是看到此般情形才萌生了洋务的念头。
所谓洋务，在李鸿章眼里看来就是洋人办的事务，他只懂得洋务，却不懂得国家事务，他所行洋务之事，主要在军事和商业两个方面，而商业方面却由于官督商办的性质决定了其本着为军事服务而非为国家富庶服务的本质，因此李鸿章也不可能使洋务运动成功，洋务运动也注定不可能使中国富强。
洋务运动随着北洋舰队成为炮灰宣告解散，也令李鸿章从前的好名声一扫而空。洋务运动李鸿章失败的原因有别人的也有自己的，就像梁启超所言：“李鸿章的问题就是他不学无术。”如此，便也足够解释李鸿章只知道有军事，却不知有民政；只知道自上而下的“改良”，却不知道西方列强改革多是自下而上的力量„„
甲午中日战争
李鸿章享誉整个时代的名声，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湮灭，他本可以就此死去留下一世英名，却苟活了下来，艰难、忍耐着又走了几年才到了人生的尽头。
甲午中日海战的失败，李鸿章负有一定的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不想主动挑起战争误用友好策略应对战争而延误看战机；由于用人不当、骄傲轻敌而接连败退；由于海军战略失误而致全军覆没„„
也有说甲午战争，各处将领闻风丧胆不敢应战，果真如此便是李鸿章一个人与日本帝国在作战。就算是一人之力相较一国之力必败，若当时倾举国之力也犹有不可胜之之势，所谓国力相差甚远，未战而强弱胜负已定矣。
外交方面
在外交上，李鸿章有着“如果我死了对国家有好处，那么我就去死！”的血性；李鸿章有着会隐忍、有着精湛的外交技巧，但是外交的决定权不在于参与者，而在综合国力，因此建立在摇摇欲坠之大清帝国上的李鸿章，外交生涯实际上是一个失败的生涯。
李鸿章之于外交，主要在于《天津条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满洲条约》，其实前两者实在处于被动，姑且只能说他是凭借自己个人能力去跟西方列强讨价还价而已；后两者则是以他为代表主动争取的，即牺牲北方大面积领土、铁路修建等权利与俄罗斯联合。
也许有人会把李鸿章《中俄密令》等条约中的外交行径看做是一种卖国的行为，把他看作是宋朝时的秦桧，然他的这些行为充其量只是利害得失的问题，不是正邪的人性问题。
关于李鸿章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有一位日本人却这样对他做了公正的评价：“李鸿章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代表。他就像是一直纯粹的冷血动物，这是中国人的特性；他那种唯强是从，也是中国人的特性；他强大的容忍力，也是中国人的特性；他的厚脸皮和坚强个性，也是中国人的特性；他善于辞令，是中国人的特性；他狡狯却又有城府，是中国人的特性；他自信、自大的性格，还是中国人的特性。他没有管仲那样经世济民的见识，也没有诸葛亮那样治国的胸襟，不过他也不像王安石那样古板，学究气。他能够以逸待劳。凭借机智纵横天下，能够心平气和地从容解决各种艰难、纠纷，找遍全世界，都很少见能与他相比的。”在我看来，李鸿章缺乏学识却饱含阅历；能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却显得苟且偷生没有魄力；能言行一致担负责任却始终孤独挣扎着；责备别人看不清时势却无法利用时势。
现在的人、今后的人对李鸿章是褒也好，是贬也好，但对于他“文忠”的谥号以及梁启超所题“时事造就的英雄而非造就时势的英雄”的评价想是当之无愧、无可非议的。
第五篇：读李鸿章传有感
读<<李鸿章传>>有感
李鸿章字渐甫，号文忠，是19世纪中国由封建专制社会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历史巨变中，颇受争议的一位清末大臣。
他一生先后参与征剿太平军，发起洋务运动，组建北洋水师，参与甲午中日战争，并且在晚年代表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悲惨覆灭和后来在外交上的连连失败，把李鸿章定义成了卖国贼。
读了李鸿章传，我对他的生平经历和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的不同角色有了大致的了解，并产生了一些思考和观点。
李鸿章的一生在我看来可以主要分为这样几个角色部分：军事家，洋务运动倡导者，甲午战争中以及后来的外交长官。
李鸿章在入朝为官的早期，受曾国藩的委任，与左宗棠，曾国荃共同负责镇压太平军。当时官军的衰败和粮饷的缺乏使得清廷的军队毫无战斗力可言，而全国各地的乡绅豪杰们自发组织创建的团练，在抵抗洪秀全大军的侵扰下，起到了很大作用。当时曾国藩的湘军是很有名气的。战事的焦点首先围绕处于江苏和浙江两省交界的松江展开。当时江苏浙江两省是全国税收重地，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李鸿章奉命返回家乡招募淮勇，建立淮军。后来又接手统领常胜军。在争夺松江府一役中李鸿章的淮军大败太平军，随后曾国藩指派李鸿章负责江苏南部，左宗棠负责浙江，曾国荃负责最重要的南京。李鸿章的淮军与曾国荃的湘军巧妙配合，在经历大大小小多次战役之后终于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太平军中最猛之将当为李秀成。李秀成作战勇猛，气势恢弘，是洪秀全最得力的一员战将，也是李鸿章最难对付的对手。洪秀全缺了李秀成便不值一提，而曾国藩缺了李鸿章也玩不转。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清政府与太平天国的较量，就是曾国藩与洪秀全的较量，也就是李鸿章与李秀成之间的较量。所以说，祖国的未来最需要的是人才，培养人才提高科技水平，科技强国，教育兴国，当为恒久不变之基本国策。国与国之间的较量，即是人才与人才之间的较量，智慧与智慧之间的比拼。当一个国家人才济济豪杰辈出的时候，那么这也是这个民族最值得最骄傲和自信的时候。话说回来，从松江保卫战开始到同治3年4月嘉兴常州的攻坚战结束，历经12年时间太平天国最终走向了灭亡。后来李鸿章在平定稔军的战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治太与平稔基本上构成了李鸿章作为军事家的职业生涯，也使得他从翰林院的儒士，变成了征剿叛军的名将。内乱被平定对于清朝末年的中国来说似乎与太平安定够不上什么必然的联系。当时的中国无论从经济水平，政治稳定还是科技发展上来说都远远落后于西方。瓦特的蒸汽机催生
了让中国人无话可说的升级版坚船利炮，使得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对西方文明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强烈的学习欲望。于是后来的洋务运动中，李鸿章扮演了倡导者和执行总裁的角色.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在曾国藩的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并扩建苏州机器局为金陵机器局。同治九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同治十一年，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后来的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物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及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李鸿章曾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进一步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学习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名，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可见李鸿章对于学习西方科技文明上认识的深化和他不同与众多迂腐愚昧，思想落后的顽固派大臣的独到见解。而他的贡献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从洋务运动来看，暂不论结果如何，也不论其对于日后中国社会进程的影响，我们至少可以肯定李鸿章是优秀的，是勇敢的，而且是勤奋的。我的观点认为，李鸿章在充满动荡和变化年代中，在大多数人迷茫踌躇的时候，他能够勇敢的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认清时局，并采取积极暂不论是否有效的策略来应对令人措手不及的变化，这些都应该让我们至少给予他最基本的肯定和赞赏。
任何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李鸿章就在对待朝鲜的问题上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当时的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按国际法的规定，藩属国不具有与其他国家独立交涉的主权。野心勃勃的日本早已觊觎朝鲜多时，但又缺乏理由与中国正面交锋，他们在等待一个借口。李鸿章或许是因为不想让朝鲜的隐患危及到中原，于是他在1885年和伊藤博文订立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若朝鲜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须事先知照，因而为甲午战争的爆发结下祸胎。1894年的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忙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派叶志超和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立刻出兵直至8000余人（我觉得日本的理由可能是既然你作为一个非主权国家可以赫然派兵到朝鲜，那么我也有权作为另一个非主权国家派兵赴朝“维护和平”），李鸿章无奈只能增派军队入朝与日本抗衡。6月23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袭，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
众所周知，中国当时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当属北洋水师。而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的全军
覆没，使得李鸿章背上了半个千古骂名。八月十八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消极避战，仍心存侥幸，出海护航时竟然连弹药都没有带足，致使北洋海军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的影响了战斗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北洋海军在荒谬的作战方针和消极态度的残害下最终全军覆没，令人扼腕。北洋水师的覆灭标志着1850年代起洋务运动技术改革的失败，大清帝国的国际地位至此一落千丈再次成为列强鲸吞蚕食的对象。
失败的原因往往并不是单纯的，舰船火炮的技术水平，作战方案上的疏漏，作战方针上的错误，主要将领态度不端正等等都可能导致失败，但是这些并不能为李鸿章开脱咎责。因为以他当时的地位，权利，和身系中国未来的重大责任，我们已经不能再以一个普通人的标准来评判他。错误的思想导致错误的行为，错误的行为导致不幸的结果。他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的决定，以及他消极避战的作战态度，导致了敌人的得逞和灾难的发生。由此可见，一个人若是思想不正确，他迟早会招致祸患。或者这样说，一个人必须有正确的思想，正确的决策，准确的判断，恰当的方法，积极的态度和灵敏的应变能力，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得以生存。这些都是需要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在实践中不断锻炼打磨从而获得的优良品质。和平年代里真的就那么和平吗？从宏观来说，国家周边地区大大小小的战事频发，国家危机不断的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越发多元化，除了熟悉的由战争带来的危机，现今社会中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哪一样不需要我们谨慎小心反复思虑的应对。从微观来说，就业的不易，越发激烈的竞争，房价的飞涨，对自己未来前途命运把控的迷茫，面对生活中林林总总的复杂选择，如果没有清晰的头脑，正确的思路和积极的热情，恐怕就只能庸庸碌碌无为而终了。所以，李鸿章的教训告诉我们，时刻要保持清晰的头脑，尽量作出正确的抉择。
让李鸿章背上另一半千古骂名的，就要归咎于其后来在外交上的连连失败了。这种失败也许有着更多的客观原因，比如清廷的衰败，官员的无能，军事上不堪一击的实力，经济上大差距的落后，最致命的是照比人家望尘莫及的科技水平，都使得李鸿章这个处于特殊时期的外交家难于挺直腰杆。关于他在交涉中签订的各种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我不想赘述，随便拿一本中学历史课本就可以基本上查清楚。大多数人知道李鸿章这个卖国贼丧权辱国签订了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等让人欲哭无泪，心如刀绞的条约，割地无限赔款无数，仿佛中国人民在列强蹂躏和这些无耻条约的捆绑下从此永不见天日。人们恨之入骨，把一切罪过都归于这个老头子的软弱无能，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认为这仅仅是可以理解的，是不
可以当作大肆宣扬的事实的，是片面的，甚至是不正确的。李鸿章出于我们无法理解的原因默默无闻的当着清廷的替罪羊，背着本应该由慈喜或者整个清廷承担的罪责，收拾着谁到避之不及的残局，得罪了广大人民背上千古骂名不说又反过来被慈禧撤职解聘，投置闲散。一个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窝囊到了如此地步，他的心情有谁能理解呢？忽然想补充大致准确的一个细节，在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根据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中方只有允和不允两种选择，而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李公一直磨到灯点时分，口干舌燥的要求再削减五千万两，实在达不到目的了又说减少两千万两也行，最后甚至满眼含泪向伊藤博文苦苦哀求。至少，李鸿章心里是装着国家的，至少他是善良的，是尽力的。一个善良的并且尽力弥补过错的人，不应该再受到无休止的指责。也许有人会说，宁死不签不就结了，或许轮到岳飞，项羽，屈原等人来此，他们会大义凛然无视生死的将条约撕成碎片然后悲壮的结束生命，但人和人是不同的，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有大家公认的优点和高尚无私的节操。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抱着现实的心态和公平的标准来评论一个人，才有意义。
纵观李鸿章一生，他有功有过有得有失，也可谓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他生在一个历史转折点，他在他的生活里碰见了瓦特蒸汽机和慈禧太后，洪秀全的造反给了他生活的激情和得到赏识得以重用的机会，列强的入侵使他见识了工业革命的伟大成果产生了变法求存的救国意识并付诸实践。日本的阴谋诡计使得他本来不够敏锐的神经成了他的致命伤，导致他铸成大错给了日本机会发动战争。列强的无情和慈禧的无耻让他无路可走，无计可施。最终老人家气恼交加，呕血不起，于1901年九月二十七日含恨离世，死不瞑目。
从李鸿章的一生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难一一道出。我深切的体会是，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的进程中，时局左右着人们的选择，而当他的作为或者说是经过无数次选择后得到的结果有了一定的影响力时，会引法大众的评判。而评判必然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有再大的本领也无法改变某些人的想法和思考，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有限的生命里，用自己的热情，智慧，乐观，勇敢和良心在历史的长河中划出一道美丽的波澜，那是一条属于自己的波澜，或壮美或细腻，或豪迈或婉约，任画家捕捉，任诗人抒情，任评论家去评论。而留给自己的是那份回忆起来感慨万千的充实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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