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李鸿章传》读书笔记
《李鸿章传》读书笔记
李鸿章是我们都熟知的近代著名历史人物,梁启超先生对他的评价应当最
公正。他的评述方式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名人列传。
在正统教材中身背“软弱”“卖国贼”“刽子手”恶名的李鸿章,在西方却有“东方俾斯麦”的美誉——这种差异可能不仅仅是“屁股”的影响,更有东西方文化观念和政治需要的因素。而同样身为清末名士的梁启超,在其所著《李鸿章传》中,却也将李鸿章同古今中外要人霍光、诸葛亮、秦桧、曾国藩、张之洞、俾斯麦、伊藤博文等做了对比,并对李鸿章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综观李鸿章,得益于淮军失意于淮军。咸丰、同治间,受曾国藩之托,回乡建立有别于八旗而效仿湘军的淮军,作为李鸿章得意的淮军,在剿灭太平天国、捻军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也由此为李鸿章奠定了其飞黄腾达的官宦生涯。然而,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淮军在朝鲜的失败,在东北的望风披靡,以及所倾力打造的北洋水师(其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亦属淮系)在黄海大黄沟的战败,在威海的全军覆没,使得李鸿章的声誉扫地,四十年所经营的淮军、二十年所倾力打造的北洋舰队就此溃崩瓦解,李鸿章的政治生涯也就此开始走向末路。
李鸿章被梁先生认为是有苏秦张仪之辩才的外交家,但是作为不幸时代之中国大臣,中国缺乏强大的国家综合力量,其外交行事便不得不以妥协来求得中国安宁。其主张可以被理解,但大多数国人并不耻于此,往往诟病于李。李的外交思路固然可取,但是往往拘泥于此而不敢有所突破,以至于出现不败而败得惨事。但是李鸿章不能主导整个中国的行政大事,即使他对洋务运动倾注心血,力图改变中国国运,但是往往遭受集权力量的牵制,有志而不得伸。同样,李鸿章签卖国条约其实无外乎西太后懿旨,李能做到的也只能是尽量减少中国的损失。
李鸿章与各洋务大臣起办洋务,原来也是以消灭太平军与捻军的手段,而且近代以来外患不断,必然需要加强军事武备,以备国防。故而起办以军事工业为主的重工业。这种情形使中国近代海防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行列,应当说李鸿章功不可没。但是洋务运作并不采纳西方制度,其生产效率低下,后来因为军事洋务没有足够的军费,被迫开展经济洋务,从而把洋务运动推向高潮。这次大规模的引进西方科技的做法使得中国重新了解世界,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开始重视西学。但是这次应当举国参与的运动并没有使大多数国人能够清醒的认清世界形势,仍然有许多保守派不愿意改革。这样,洋务运动步履维艰。而洋务派也没有足够的主观意识认识到向西方学习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仅仅将皮毛转送到中国专制政权手里。但李鸿章就是那个时代最为进步的改革者,但是他的改革却是小心翼翼,进展十分缓慢。
梁启超先生对李鸿章的褒扬和批评都揭露了一个事实,李鸿章既不是一个纯粹的卖国者,也不是一个绝对的民族英雄。他对中国的进步有贡献,一个是消灭了违背中国传统伦常的太平天国,另一个是兴办洋务,但是晚清帝国官僚统治机构的腐败也使李鸿章不可能完全脱离官场的颓靡之风,所以,贪污之巨,仍然令人侧目。但是无论是他糟糕的贪污记录还是他惨淡的外交业绩,李鸿章等人的存在彻底改变了清代官僚机构重用满族贵族而少用汉官的政治结构,也由此使得安徽之地的官员顺利进入清中央政府机构,成为后来民国时期皖系军阀的源头。梁先生的介绍也彻底改变了我们先前对于李鸿章的认识,由此比较中国近代历史之人物,李鸿章的确是伟大的开拓者。其历史的悲哀一方面在于专制政权,一个方面在于中国国运的不幸。
李鸿章乃团练淮军起家,曾力挫太平军和捻军,兵锋所指,无所不破,力挽大清于狂澜,但是李与曾国藩一样,虽然能运筹帷幄,但是往往有谋略,而无战略眼光。李家之淮军虽不同于绿营、八旗之辈,但其军队仍然不是近代军队,士兵缺乏军事素养,也不懂爱国保家之责任。当然也可以认为李鸿章的淮军虽挂名清军兵勇,但实际上是私人豢养的军队。清政府中央并未视其为嫡系,虽然重用,但是时时防范。中日甲午战起,清中央政府本应当倾全力支持淮军与日军一战,但是西太后出于权利平衡,以维系其中央权威之考虑,竟然随意挪用北洋海军军费,以致海军设备无法更新。而李鸿章自然也不是坚决爱国之英雄,视北洋海军为其私人财产,竟然不让海军与日军决死一战。李鸿章越是老去,其心态越趋保守,结果武备尽失,京畿难保。被迫签定城下之盟。
李鸿章的发迹,在政治上的崛起,得益于他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起义军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很快速地成为满清晚期的重臣,这里显露出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才能,使得风雨飘摇中的满清王朝不得不委以重任,而李鸿章也为了满清王朝竭尽全力,努力想要做好很多事情,如搞洋务运动,建立西式军事力量,在对外事务上也竭尽全力维护满清王朝也可以说是在维护中国的利益,利用一切手段和办法与列强周旋,甚至在日本遭遇刺客袭击身受重伤之后,仍然坚持谈判,维护满清王朝利益,维护国家利益,其后在身体染病病势危重的时候,仍然被列强在病榻前威逼,直至病故,在某种意义评价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过,李鸿章的一切作为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既未能中兴满清王朝,挽救满清王朝于颓败,乃至最后的灭亡,更未能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中国当时领土,财产损失巨大,国内的局势也危在旦夕,使得中国在当时的内忧外患双重打击下,在列强的围攻之下,国家利益被掠夺,国土被分割,权益被侵蚀,国家,民族处于极度危殆情况下,他所能做的,只能是步步退让,步步萎靡,国家,民族在危亡之中滑向亡国亡种的深渊,直到最后李中堂只能是满怀忧虑,满怀悲愤和不甘去世,身后留下千古骂名。
今天,我感觉,简单地骂李鸿章是卖国贼确实有些简单,情绪化,尽管面对当时国家,民族遭遇的危难,危机,李鸿章作为当时的朝廷重臣,统治阶级的一员,当然脱不了干系,不过,还是应该从李鸿章本身的特点进行公正客观的评价。读梁启超先生的书后感觉,老先生在书中还是比较客观地对李鸿章进行了评价,进行了批评,有几点说的特别好,一个是说:李鸿章不清楚民众的实质,不通晓世界发展趋势,不懂的政治的本源,在十九世纪这个竞争进化的时代,还尝试着小修小补的改良,贪图一时偏安,不想着扩充国民实力,把中国建设成威名远播的富强国家,却仅仅学习西方的皮毛,取水忘却寻找源头,便安于现状,更靠着一点小聪明,想要和世界上的著名大政治家相抗衡,出让大的利益,却去争夺一些蝇头小利。简单地说李鸿章就想当卖国贼,不想把自己的事情干好,似乎不很不客观,不要说李鸿章不想做对得起国家,民族和人民的事情,就冲着对得起满清王朝的重任,从儒家理念忠君爱国这个角度出发,他也确实是尽心竭力地做着自己的事情,想尽办法把事情做得更好,以求修身齐家治国为天下,做过名满天下,誉留千秋吗,中兴满清王朝的良臣,只是他没有办法做的真正好,做到历史上某些名臣那样的功绩,做好对他来说,是他能力以外的事情。[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梁先生评价李鸿章不是一个造时势的英雄,他认为:中国历史陈陈相因缺乏新意而不能产生震动世界,激动人心的大事件的原因——就是因为千年也找不出一个造时势的英雄。对此,他说的可能有道理,但是对李鸿章实在是一种苛责,在他的能力之外,在时代潮流允许的可能性之外,他做不到,他只能做他能够认识到,认识得上去的事情,那个时代,中国人能够认识到的,能够做的,或者说儒家学说的忠君报国,或者是反清复明,也就是说,或者做李鸿章,或者做洪秀全,没有别的可能。
梁启超评论李鸿章的两句话:不学无术,不敢破格,这是他的短处;不畏劳苦,不畏谤言,这是他的长处,倒也很准确,很深刻,切合李鸿章这个人的实际,不过,这也同样是苛责于李鸿章,要李鸿章破格,实在是难为他,他的经历,能力,让他做到自己最好的事情,尽管这些事情从历史的角度说,对国家和民族来说绝非是好事情,他又能做到什么样?还能更好吗?有可能更好吗?实在说,根据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况,内部,外部的条件,他也只能做到这样而非更好。
梁启超先生评价李鸿章,还是把李鸿章放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没有脱离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梁启超说:“凡是一个国家的当今社会现象,一定与这个国家此前的历史有联系,所以此前历史是当代社会现象出现的原因,而当代社会现象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梁启超先生也正确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专制政治的发达的国家,也正确地指出历史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其后来的干扰。梁启超说:中国社会当时的情况受到历史上两大重要原因的影响,一是传统思想的影响;二是,因为杰出君主的努力,这些也没有说错。梁启超很推崇孔子的作用,汉武帝独尊儒术的作用,这些,不过,对 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及其改变这些现状的办法,梁先生还是没有很好的办法,因为梁启超先生的观念,观点有些陈旧,守旧了,在新的时代属于肤浅的看法,落伍的观念。
梁先生的《李鸿章传》说到李鸿章这个历史人物,有很多正确,深刻的看法,不过,有些思想观念还是落伍了,有些东西与中国国情不符,还有些东西就属于没有挖到病根儿上,以为凭借着自己的想法就可以解决李鸿章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只是一种一厢情愿。李鸿章之所以最后落一个卖国贼的骂名,之所以在国家危难面前无能作为,之所以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步步后退,导致国家,民族利益损失,民族毫无尊严,就是因为国家大势使然,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彻底地改变,国家,民族命运不会有根本性的好转,李鸿章也不可能干得更好,更漂亮。
从大的方面来说,满清王朝及其所代表的封建统治势力盘根错节,在政治上完全失去了任何一点的活力,社会结构也是极其腐朽僵化的大大小小的封建堡垒统治着全国所有地方,严重地限制着国家,民族的活力,两极分化,贫富不均的社会现状,使得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对抗越发尖锐,不可调和。统治阶级,庞大的官僚队伍极端地自私自利,毫无远见博识,不能为国家,民族的发展做什么正确的事情,已经成为国家,民族事业发展的最大阻力,这一切,使得任何谋求发展,改革的做法都成为不可能,使得这个国家要做的事情,已经在做的事情都将只有一个前途,那就是失败。梁先生批评那些随意胡乱批评李鸿章的人士,自己却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那就是根本没有对中国问题的由来,解决的方向有最科学,最正确的认识,还是只认识到了浅浅的层面,同样面对中国的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的良策。
李鸿章本人身为满清高官,也染有满清高官身上的毛病和问题,比如在用人问题上的腐败,用人唯亲,所用非人,使得他在很多政务,军务中做的事情因用人之误而导致失败。梁启超在书中就说:“李鸿章失败的原因,一般是因为有人在扯后腿,他自己也要负另一半的责任。他的责任里,有一半是用人不当,另一半是自己见识上出了问题”,“对他的曾经的老部下念旧情,同富贵,让他们相互推荐,占据许多重要的岗位,委以重任,却不看他们适合不适合这个岗位,以至于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把机会搞坏,贻误大局 ”,这就是当时统治阶级腐败,体制上的 弊病最好的写照,这个情况的改变,不是一个人做得如何好与坏就能够解决得了问题的事情。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李鸿章这个历史人物已经远离了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一点名声,说明了这个人物并非无能之辈,还是做了不少事情的,尽管后人褒贬不一,或者说背负的骂名不少,这些都是历史了,给我们今人的启示我感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历史人物只能做历史允许他做的事情,超出这个规律的人物还真是没有,李鸿章生在那个时代,赶上那个时候,背负很多骂名也是难免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他的“幸运”,因为他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尽管这是中国历史上很耻辱,很落后,很难看的一段历史,谁让他赶上了呢?李中堂是想不到中国会有今天这样的变化的,九泉之下有知,当惊世界殊。
第二篇:《李鸿章传》读后感
《李鸿章传》有感
未读此书之前,我视李鸿章为懦弱卖国之人,因其所签的诸多不平等条约。然而读完此书后,我的态度大有改观,李鸿章对晚清实所谓鞠躬尽瘁,若换作他人未必达此效果。李鸿章个人的历史,同时也是晚清40 年的历史。要了解晚清的历史,读此书也受益匪浅。
梁启超在本书中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对李鸿章的一生进行了描述和评价,使后人能清楚的了解晚清重臣李鸿章。本书内容上共分为十二章,于绪论部分表明了梁启超对于李鸿章的态度: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于中间十章分别介绍了李鸿章的社会位置、李鸿章未达之前及其时中国的形式、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之李鸿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李鸿章之未路。并于结论中将李鸿章与古今中外人物进行了对比,更加深刻的分析了李鸿章。
做为政治家,李鸿章是晚清统治阶层里为数来多的杰出人物之一。张之洞、梁启超都认为李鸿章的见识超出同侪,他较早地意识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李鸿章一生中除了签各种条约做各种外交外,最大的贡献无疑是兴起洋务运动。即其所创办的各种工厂以及派学生游学外国之事,不仅认识到只有强大才不会被挨打,还为当时的中国培养出一批有用之才,尽管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但他先进的想法的确给这个似乎昏昏欲死的大国带来一丝的希望。
做为外交家,虽然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但这是在国力最弱的背景下据理力争所能取得的最佳方案,若让一人去背负整个国家的责任岂不有失公正?在当时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状况里,李鸿章机智斡旋处理了很多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在不断的巨大失败和微小的胜利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手段。
总之,《李鸿章传》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真实的李鸿章,让我们客观的看待这样一个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学会一种分析社会分析人物的方法,并警示我们兴国强国避免悲剧再度上演。
第三篇:读《李鸿章传》有感
读《李鸿章传》有感
几周前,我购买了苑书义的《李鸿章传》来进行阅读。这本书是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关于清末重臣李鸿章的学术性传记,通过时间顺序记述了李鸿章这位著名历史人物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半个多世纪。
在生前和死后,人们始终对李鸿章褒贬不一,毁誉参半。有的给他戴上“东方俾斯麦”、“中国近代化之父”的桂冠,有的则斥之为“乱世之奸雄”、“卖国贼”。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通过了解李鸿章的人生轨迹,我们也能看到晚清政局的动荡与当时社会的变革。“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作为晚清权倾一时的人物,李鸿章的一生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晚清中国的命运也与李鸿章密切相关。
少年的李鸿章在社会环境的熏陶和家庭出身的影响下,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科举功名。他很快在科举中脱颖而出,任翰林院编修,本想稳稳地沿着传统的升官之路走下去,但是一场突发的社会震荡——太平天国的兴起,使他不得不以儒生起家军旅,帮办安徽团练,投身湘军幕府,到后来编练自己的淮军。
在扩军的同时,李鸿章“讲求洋器”,积极引进西方的武器装备和机器生产,并聘请外国军官训练军旅。由于李鸿章坚持“练军练器”,使淮军超越湘军成为清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淮军“用沪平吴”,又转战苏南,给太平天国造成严重危害,为扑灭太平天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之后在转战黄河、运河之间,取得了“剿捻”的胜利,完成了曾国藩难以完成的任务。镇压农民起义之后,李鸿章被封为直隶总督,疆臣之首。“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李鸿章由原先的军事败北、仕途碰壁一步步成长起来。“以儒生而起家军旅”,可谓是“时势造英雄”。
李鸿章残酷屠杀苏州无辜居民,纵容淮军官兵在苏南为非作歹,肆意焚杀掳掠;他争权竞势,好结内援,固宠求荣,被讽刺为 “拼命做官”;他在“饥黎满目,生计毫无”的形势下,为自己举办了“铺张陈设为一时之盛”的祝寿大典„„书中在讲述其“一路扶摇”的仕途时所描写的这些细节,也表现出他的残暴果断、事故老练、虚荣耽逸等特点,令我印象深刻。
我们平日提及李鸿章时,最多谈到的,是他在洋务运动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在外交方面的重大失误。在这本书中,对于这两点,都有非常详细的介绍说明。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与同时代的其他官员相比,他不仅对中外的形势和中国的出路认识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
当历史跨进七八十年代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变。中国国内农民起义逐渐平息,外国资本主义开始加紧侵略中国。此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李鸿章,把当时中外形势的特点概括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扼要中肯,发人深思。他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揭示了“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积极发展洋务,经营军工企业,同时兴办民办企业,筹建北洋海军,兴学育才,以求强国。然而,他排斥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近代军工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这显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中国,但毕竟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然而晚年时期的他却为自己的外交错误付出了巨大代价,“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李鸿章主张对外“和戎”,他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他正视当时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但却由此而推衍出一种错误的结论:由于中外实力相距悬殊,中国无法决胜于疆场,“即暂胜必终败”,因而在应对列强欺凌时,不可轻言战争,而应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 “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谋求“中外相安”之局。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由于他对待日本侵略实行了“避战主和”“消极防御”的措施,导致甲午战败,赖以支撑其权威的北洋海军溃灭殆尽。此时的李鸿章更是已从权利顶峰滚落了下来,因主和辱国而群议指摘,“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官复原职后,他又亲手与外国签订了《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加速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这也是他在生前与死后最受人争议的“人生污点”,上至朝廷下至百姓一致声讨,“叛国者秦桧,卖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作为洋务运动的先驱,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留下了难以抹除的影响;他出洋访问,对外谈判,许多不平等条约又都是由他谈判而最后缔结„„诚如梁启超《李鸿章传》中所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以天下为己任,挽大厦于将倾。”李鸿章是腐朽的大清王朝的忠臣,是封建社会的补天者,是一位临死仍眷念着国家危局的老人。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倾覆的“大清广厦”。身为晚清重臣,他忠实于传统封建主义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糅。因而有时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阻挡历史车轮。概言之,李鸿章是个过渡时代的重要人物,既促使中国向半殖民社会沉沦,又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艰难起步。
第四篇:读《李鸿章传》有感
书名:《李鸿章传》
作者:梁启超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年4月1号
读《李鸿章传》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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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有的人被千万人赞扬,但诋毁他的人也不下千万;夸他的人把他捧到极致,骂他的人也把他贬到极致;他今日所受到的诋毁也恰好可以抵消从前的赞誉,他所得到的赞誉也恰好补偿了从前所受到的诋毁。像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凡的人。
——梁启超
近日,学习了《中国近代史》这一课程,讲课中老师多次讲到李鸿章,并且给我们播放了关于李鸿章的视频,因此我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李鸿章到底是一根什么样的人呢?
对李鸿章的了解,大致是源自于中学历史书里,也仅仅是在洋务运动、甲午中日战争、签订《辛丑条约》中寥寥无几的文字而已,无独有偶,这些文字给人的印象就仿佛李鸿章就是一个懦弱、无为的害国奸臣。然而历史上的李鸿章却并非如此。
军事方面
李鸿章开始被人所关注是因为他在曾国藩的帮助下建立淮军、剿灭太平天国起义,而李鸿章被人称作东方俾斯麦,而之所以是名不副实的俾斯麦,也是因为他的军事用在了对国内人民的镇压,而不是用之于入侵的列强。
从攻克松江崭露头角到后期与李秀成斗智斗勇,再到肃清捻军的残余势力,打了十五年的仗,从来没有吃过亏的李鸿章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好的军事统帅。成功固然也要仰仗着偶然的运气,但李鸿章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个人以及曾国藩的因素:首先,李鸿章的用兵之道是拟定详细策划后再行动,将一切建立在对敌人有足够了解与判断上;其次,李鸿章行军用兵时必然有曾国藩等湘军为之牵制附近敌人,抑或在后方做好支持以绝后顾之忧;再者,曾国藩作为
李鸿章的良师益友,在军中对李鸿章有很多潜移默化的教育,譬如推诚布公、团结部下的行军用兵之道以及他一生所践行的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坚忍不拔的精神„„
可以这样说,李鸿章军事生涯的始终是随着曾国藩的,而李鸿章的造诣也是曾国藩的教育。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以奕在中央、以李鸿章为首地方大臣发起的一场地主阶级自救运动,破产于甲午中日战争。
当时世界的背景是英法美日等国家随着工业革命发展,国内经济政治发展进而崛起,李鸿章等人正是看到此般情形才萌生了洋务的念头。
所谓洋务,在李鸿章眼里看来就是洋人办的事务,他只懂得洋务,却不懂得国家事务,他所行洋务之事,主要在军事和商业两个方面,而商业方面却由于官督商办的性质决定了其本着为军事服务而非为国家富庶服务的本质,因此李鸿章也不可能使洋务运动成功,洋务运动也注定不可能使中国富强。
洋务运动随着北洋舰队成为炮灰宣告解散,也令李鸿章从前的好名声一扫而空。洋务运动李鸿章失败的原因有别人的也有自己的,就像梁启超所言:“李鸿章的问题就是他不学无术。”如此,便也足够解释李鸿章只知道有军事,却不知有民政;只知道自上而下的“改良”,却不知道西方列强改革多是自下而上的力量„„
甲午中日战争
李鸿章享誉整个时代的名声,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湮灭,他本可以就此死去留下一世英名,却苟活了下来,艰难、忍耐着又走了几年才到了人生的尽头。
甲午中日海战的失败,李鸿章负有一定的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不想主动挑起战争误用友好策略应对战争而延误看战机;由于用人不当、骄傲轻敌而接连败退;由于海军战略失误而致全军覆没„„
也有说甲午战争,各处将领闻风丧胆不敢应战,果真如此便是李鸿章一个人与日本帝国在作战。就算是一人之力相较一国之力必败,若当时倾举国之力也犹有不可胜之之势,所谓国力相差甚远,未战而强弱胜负已定矣。
外交方面
在外交上,李鸿章有着“如果我死了对国家有好处,那么我就去死!”的血性;李鸿章有着会隐忍、有着精湛的外交技巧,但是外交的决定权不在于参与者,而在综合国力,因此建立在摇摇欲坠之大清帝国上的李鸿章,外交生涯实际上是一个失败的生涯。
李鸿章之于外交,主要在于《天津条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满洲条约》,其实前两者实在处于被动,姑且只能说他是凭借自己个人能力去跟西方列强讨价还价而已;后两者则是以他为代表主动争取的,即牺牲北方大面积领土、铁路修建等权利与俄罗斯联合。
也许有人会把李鸿章《中俄密令》等条约中的外交行径看做是一种卖国的行为,把他看作是宋朝时的秦桧,然他的这些行为充其量只是利害得失的问题,不是正邪的人性问题。
关于李鸿章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有一位日本人却这样对他做了公正的评价:“李鸿章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代表。他就像是一直纯粹的冷血动物,这是中国人的特性;他那种唯强是从,也是中国人的特性;他强大的容忍力,也是中国人的特性;他的厚脸皮和坚强个性,也是中国人的特性;他善于辞令,是中国人的特性;他狡狯却又有城府,是中国人的特性;他自信、自大的性格,还是中国人的特性。他没有管仲那样经世济民的见识,也没有诸葛亮那样治国的胸襟,不过他也不像王安石那样古板,学究气。他能够以逸待劳。凭借机智纵横天下,能够心平气和地从容解决各种艰难、纠纷,找遍全世界,都很少见能与他相比的。”在我看来,李鸿章缺乏学识却饱含阅历;能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却显得苟且偷生没有魄力;能言行一致担负责任却始终孤独挣扎着;责备别人看不清时势却无法利用时势。
现在的人、今后的人对李鸿章是褒也好,是贬也好,但对于他“文忠”的谥号以及梁启超所题“时事造就的英雄而非造就时势的英雄”的评价想是当之无愧、无可非议的。
第五篇:读李鸿章传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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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字渐甫,号文忠,是19世纪中国由封建专制社会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历史巨变中,颇受争议的一位清末大臣。
他一生先后参与征剿太平军,发起洋务运动,组建北洋水师,参与甲午中日战争,并且在晚年代表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悲惨覆灭和后来在外交上的连连失败,把李鸿章定义成了卖国贼。
读了李鸿章传,我对他的生平经历和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的不同角色有了大致的了解,并产生了一些思考和观点。
李鸿章的一生在我看来可以主要分为这样几个角色部分:军事家,洋务运动倡导者,甲午战争中以及后来的外交长官。
李鸿章在入朝为官的早期,受曾国藩的委任,与左宗棠,曾国荃共同负责镇压太平军。当时官军的衰败和粮饷的缺乏使得清廷的军队毫无战斗力可言,而全国各地的乡绅豪杰们自发组织创建的团练,在抵抗洪秀全大军的侵扰下,起到了很大作用。当时曾国藩的湘军是很有名气的。战事的焦点首先围绕处于江苏和浙江两省交界的松江展开。当时江苏浙江两省是全国税收重地,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李鸿章奉命返回家乡招募淮勇,建立淮军。后来又接手统领常胜军。在争夺松江府一役中李鸿章的淮军大败太平军,随后曾国藩指派李鸿章负责江苏南部,左宗棠负责浙江,曾国荃负责最重要的南京。李鸿章的淮军与曾国荃的湘军巧妙配合,在经历大大小小多次战役之后终于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太平军中最猛之将当为李秀成。李秀成作战勇猛,气势恢弘,是洪秀全最得力的一员战将,也是李鸿章最难对付的对手。洪秀全缺了李秀成便不值一提,而曾国藩缺了李鸿章也玩不转。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清政府与太平天国的较量,就是曾国藩与洪秀全的较量,也就是李鸿章与李秀成之间的较量。所以说,祖国的未来最需要的是人才,培养人才提高科技水平,科技强国,教育兴国,当为恒久不变之基本国策。国与国之间的较量,即是人才与人才之间的较量,智慧与智慧之间的比拼。当一个国家人才济济豪杰辈出的时候,那么这也是这个民族最值得最骄傲和自信的时候。话说回来,从松江保卫战开始到同治3年4月嘉兴常州的攻坚战结束,历经12年时间太平天国最终走向了灭亡。后来李鸿章在平定稔军的战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治太与平稔基本上构成了李鸿章作为军事家的职业生涯,也使得他从翰林院的儒士,变成了征剿叛军的名将。内乱被平定对于清朝末年的中国来说似乎与太平安定够不上什么必然的联系。当时的中国无论从经济水平,政治稳定还是科技发展上来说都远远落后于西方。瓦特的蒸汽机催生
了让中国人无话可说的升级版坚船利炮,使得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对西方文明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强烈的学习欲望。于是后来的洋务运动中,李鸿章扮演了倡导者和执行总裁的角色.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在曾国藩的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并扩建苏州机器局为金陵机器局。同治九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同治十一年,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后来的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物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及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李鸿章曾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进一步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学习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名,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可见李鸿章对于学习西方科技文明上认识的深化和他不同与众多迂腐愚昧,思想落后的顽固派大臣的独到见解。而他的贡献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从洋务运动来看,暂不论结果如何,也不论其对于日后中国社会进程的影响,我们至少可以肯定李鸿章是优秀的,是勇敢的,而且是勤奋的。我的观点认为,李鸿章在充满动荡和变化年代中,在大多数人迷茫踌躇的时候,他能够勇敢的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认清时局,并采取积极暂不论是否有效的策略来应对令人措手不及的变化,这些都应该让我们至少给予他最基本的肯定和赞赏。
任何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李鸿章就在对待朝鲜的问题上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当时的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按国际法的规定,藩属国不具有与其他国家独立交涉的主权。野心勃勃的日本早已觊觎朝鲜多时,但又缺乏理由与中国正面交锋,他们在等待一个借口。李鸿章或许是因为不想让朝鲜的隐患危及到中原,于是他在1885年和伊藤博文订立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若朝鲜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须事先知照,因而为甲午战争的爆发结下祸胎。1894年的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忙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派叶志超和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立刻出兵直至8000余人(我觉得日本的理由可能是既然你作为一个非主权国家可以赫然派兵到朝鲜,那么我也有权作为另一个非主权国家派兵赴朝“维护和平”),李鸿章无奈只能增派军队入朝与日本抗衡。6月23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袭,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
众所周知,中国当时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当属北洋水师。而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的全军
覆没,使得李鸿章背上了半个千古骂名。八月十八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消极避战,仍心存侥幸,出海护航时竟然连弹药都没有带足,致使北洋海军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的影响了战斗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北洋海军在荒谬的作战方针和消极态度的残害下最终全军覆没,令人扼腕。北洋水师的覆灭标志着1850年代起洋务运动技术改革的失败,大清帝国的国际地位至此一落千丈再次成为列强鲸吞蚕食的对象。
失败的原因往往并不是单纯的,舰船火炮的技术水平,作战方案上的疏漏,作战方针上的错误,主要将领态度不端正等等都可能导致失败,但是这些并不能为李鸿章开脱咎责。因为以他当时的地位,权利,和身系中国未来的重大责任,我们已经不能再以一个普通人的标准来评判他。错误的思想导致错误的行为,错误的行为导致不幸的结果。他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的决定,以及他消极避战的作战态度,导致了敌人的得逞和灾难的发生。由此可见,一个人若是思想不正确,他迟早会招致祸患。或者这样说,一个人必须有正确的思想,正确的决策,准确的判断,恰当的方法,积极的态度和灵敏的应变能力,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得以生存。这些都是需要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在实践中不断锻炼打磨从而获得的优良品质。和平年代里真的就那么和平吗?从宏观来说,国家周边地区大大小小的战事频发,国家危机不断的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越发多元化,除了熟悉的由战争带来的危机,现今社会中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哪一样不需要我们谨慎小心反复思虑的应对。从微观来说,就业的不易,越发激烈的竞争,房价的飞涨,对自己未来前途命运把控的迷茫,面对生活中林林总总的复杂选择,如果没有清晰的头脑,正确的思路和积极的热情,恐怕就只能庸庸碌碌无为而终了。所以,李鸿章的教训告诉我们,时刻要保持清晰的头脑,尽量作出正确的抉择。
让李鸿章背上另一半千古骂名的,就要归咎于其后来在外交上的连连失败了。这种失败也许有着更多的客观原因,比如清廷的衰败,官员的无能,军事上不堪一击的实力,经济上大差距的落后,最致命的是照比人家望尘莫及的科技水平,都使得李鸿章这个处于特殊时期的外交家难于挺直腰杆。关于他在交涉中签订的各种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我不想赘述,随便拿一本中学历史课本就可以基本上查清楚。大多数人知道李鸿章这个卖国贼丧权辱国签订了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等让人欲哭无泪,心如刀绞的条约,割地无限赔款无数,仿佛中国人民在列强蹂躏和这些无耻条约的捆绑下从此永不见天日。人们恨之入骨,把一切罪过都归于这个老头子的软弱无能,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认为这仅仅是可以理解的,是不
可以当作大肆宣扬的事实的,是片面的,甚至是不正确的。李鸿章出于我们无法理解的原因默默无闻的当着清廷的替罪羊,背着本应该由慈喜或者整个清廷承担的罪责,收拾着谁到避之不及的残局,得罪了广大人民背上千古骂名不说又反过来被慈禧撤职解聘,投置闲散。一个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窝囊到了如此地步,他的心情有谁能理解呢?忽然想补充大致准确的一个细节,在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根据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中方只有允和不允两种选择,而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李公一直磨到灯点时分,口干舌燥的要求再削减五千万两,实在达不到目的了又说减少两千万两也行,最后甚至满眼含泪向伊藤博文苦苦哀求。至少,李鸿章心里是装着国家的,至少他是善良的,是尽力的。一个善良的并且尽力弥补过错的人,不应该再受到无休止的指责。也许有人会说,宁死不签不就结了,或许轮到岳飞,项羽,屈原等人来此,他们会大义凛然无视生死的将条约撕成碎片然后悲壮的结束生命,但人和人是不同的,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有大家公认的优点和高尚无私的节操。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抱着现实的心态和公平的标准来评论一个人,才有意义。
纵观李鸿章一生,他有功有过有得有失,也可谓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他生在一个历史转折点,他在他的生活里碰见了瓦特蒸汽机和慈禧太后,洪秀全的造反给了他生活的激情和得到赏识得以重用的机会,列强的入侵使他见识了工业革命的伟大成果产生了变法求存的救国意识并付诸实践。日本的阴谋诡计使得他本来不够敏锐的神经成了他的致命伤,导致他铸成大错给了日本机会发动战争。列强的无情和慈禧的无耻让他无路可走,无计可施。最终老人家气恼交加,呕血不起,于1901年九月二十七日含恨离世,死不瞑目。
从李鸿章的一生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难一一道出。我深切的体会是,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的进程中,时局左右着人们的选择,而当他的作为或者说是经过无数次选择后得到的结果有了一定的影响力时,会引法大众的评判。而评判必然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有再大的本领也无法改变某些人的想法和思考,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有限的生命里,用自己的热情,智慧,乐观,勇敢和良心在历史的长河中划出一道美丽的波澜,那是一条属于自己的波澜,或壮美或细腻,或豪迈或婉约,任画家捕捉,任诗人抒情,任评论家去评论。而留给自己的是那份回忆起来感慨万千的充实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