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李鸿章传》 读书报告读后感

第一篇：梁启超《李鸿章传》 读书报告读后感

《李鸿章传》读书报告

书之开章，梁启超曰：“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之人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诽谤天下，未必不为伟人。„”针对时人对李鸿章的贬讽，梁启超用客观的事实，客观求实地定位李鸿章，评价李鸿章一生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梁启超十分欣赏李鸿章的才识：“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对李鸿章所犯的错误和自身的不足，梁启超也尖锐地指出：“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道，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作者并没有将当时的许多责任归咎于李鸿章，而是从史学的角度来看待李鸿章。梁启超在文中客观地分析道：“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所困，而不能自拔。„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

综观李鸿章，得益于淮军失意于淮军。咸丰、同治间，受曾国藩之托，回乡建立有别于八旗而效仿湘军的淮军，作为李鸿章得意的淮军，在剿灭太平天国、捻军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也由此 1

为李鸿章奠定了其飞黄腾达的官宦生涯。然而，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淮军在朝鲜的失败，在东北的望风披靡，以及所倾力打造的北洋水师（其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亦属淮系）在黄海大黄沟的战败，在威海的全军覆没，使得李鸿章的声誉扫地，四十年所经营的淮军、二十年所倾力打造的北洋舰队就此溃崩瓦解，李鸿章的政治生涯也就此开始走向末路。

其二，滥觞于外交亦身败于外交。十九世纪中叶，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进行传教，而两种文化的冲突，以及固有保守守旧的思维，使得这些冲突变得尖锐复杂，由于满清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以及官僚保守自大无知，对西方的文化以及政体了解甚少。正因为如此，在许多外交事物的处理上，满清政府官僚自以为是的处理方式，往往引发了许多冲突，综观从鸦片战争的外交事物的处理，清朝庭官僚多不熟谙外交为何物。

同治九年（1871年），天津教案爆发。身为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接案处理此事。然而，处理的结果让法方和国人皆不满意，李鸿章奉旨接任曾文正的直隶总督。梁启超评述道：“是为李鸿章当外交冲要之滥觞，使同治九年八月也。”因为有在上海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李鸿章在天津教案的处理上有了个双方满意的结果，从此李鸿章善于外交的解决纠纷的声誉大起，从此以后三十年大清国的重要外交国事基本受其操纵。

但是随着甲午战争的失利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清政府都任命当时最善外交的李鸿章出面解决，虽然签署的《马关条约》和《辛丑条

约》，确保大清江山的暂时稳定，但是屈辱的协议使得大清帝国割地赔偿而颜面皆失，作为议和大臣的李鸿章自然难以逃脱国人的责难以及历史给他的垢耻。

李鸿章临终前一小时，沙皇俄国与大清的条约还没有谈妥（此协约为李鸿章出访俄国根承慈禧太后默许，为抗衡日本出卖东三省的权利求得沙俄的保护而与俄国的达成的秘密协议，），俄国公使还到李鸿章的病榻前，逼请李鸿章签署画押《中俄秘约》。如此的外交结局，不得不叫人感叹“成也萧何，败亦萧何”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中，就时人议论李鸿章是权臣，而论溯历史上的权臣事迹。梁公曰：“溯夫春秋战国之间，鲁国三桓，晋国六卿，齐之陈田，为千古权臣之巨魁。”，并将历史上的权臣归纳为四类。

第一类为“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盼，则天命可移，而犹鞠躬狼狈，无有诲心，是以归公儒术之效，斯固然矣。然亦贵族柄权之风衰，故非贵族不敢有异志也。”，如张奂、皇甫规等。第二类则“窃大位，以武功而为权臣者”，如曹操、司马懿、桓温、刘浴、萧道成、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等。第三类“起于布衣，无所凭籍，而以才学结主知，委政受成，得行其志，举国听命，权倾一时”，如霍光、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等，第四类“巧言令色，献媚人生，窃弄国柄、荼毒生民”，如的秦赵高，汉十常侍，唐李林甫，宋蔡京秦桧、明刘瑾、魏忠贤等。

权臣中，人们影响最深的莫过于曹操了，而能贯穿着权臣风格并

能延续其精髓的则莫过于司马懿父子。由“司马师之心，路人皆知。”演绎出另一个有趣的成语“司马家风”。（“司马家风”又叫“典午家风”，蔡东藩在《两晋演义》中对“司马家风“和”典午家风“的解释，“午肖马，典者司也，故旧称司马为典午”，所以两个成语是相同的意思，只是“典午家风”是从“司马家风”延续而来的。），司马家风的另一个变种的成语是“典午家风”，而“典午家风”的继承却并非是谙知此道的汉人，而是鲜卑化的汉人高欢以及鲜卑族的宇文泰之后人。

李鸿章虽三十年于高位、权倾一时，然而却没有到成为权臣的地步，一则虽然权重，但并非手握重权的军纪处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也就是说虽然李鸿章权重，可是并非是清廷重权在手之重臣。为此梁启超在辨解李鸿章为什么不是近世中国之权臣时，有段文言非常精彩。这段文字基本上勾画出了李鸿章这位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直隶总督、肃毅伯大学士的基本面貌。

“论者动曰：李鸿章进世中国之权臣也。吾未知论者所谓权臣，其界说如何。虽然，若以李鸿章比汉之霍光、曹操、明之张居正，与夫进世欧美日本所谓立宪君主国之大臣，则其权固有迥不相侔者。„以视古代中国权臣，专擅威福，挟持人主，天下侧目，危及社稷，而鸿章乃匪弓蹇蹇，无所觊觎，斯亦可谓纯臣也矣。„而鸿章乃委靡因循，畏首畏尾，无所成就，斯亦可谓庸臣矣。”

“界说”是定义的意思，“侔”是等同、齐等、相等的意思，蹇蹇（则是忠正耿直的样子，在这里梁启超既否定世人对李鸿章的“权

臣”的议论，也肯定了李鸿章弓身求实的为政风格，同时也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地认为李鸿章并没有根本剔除满清王朝的弊端，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满清腐败保守没落的政治格局。当然，过多地强求李鸿章是难为他了，作为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政治背景，又有何人能挽救飘摇之中的大清帝国？大清帝国的灭亡既是一个朝代消失的历史使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粱公在李鸿章薨殁后，感叹到：“现在政府失一李鸿章，如虎之丧其伥，瞽（gǔ）之失其相„”，对满清失去一个能从长远角度看待世界并能与西方进行外交辞令周旋的李鸿章表示了极大的惋惜。粱公所说的“虎伥”到是常见，字意自然不难解，而“瞽相”两字，则鲜少使用。“瞽”的解释“无目曰瞽”，就是盲人，相是引导盲人行走的人。梁公如此描述李鸿章，可见当时飘摇动荡的大清对李鸿章的依赖。我们可用“瞽相相依”来表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依赖关系，但与强调两者相互依赖关系的成语“唇齿相依”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李鸿章发迹于太平天国，借着剿灭捻军的东风，趁着曾国蕃外交的失意，而一蹴而就直隶总督，进而迁就五口通商大臣，依其外交的能力而成为北洋通商大臣，在清末经历三个皇帝，在政坛上风云四十余年而不倒，虽不是内阁军机大臣，但对朝政所起的作用非同小可。

李鸿章得意起于外交，但也羞辱殁于外交，而后者，百年后的今天国人提及大陆台湾问题时无不与之相关，李文忠于黄泉之下了望人间，恐怕其也难以瞑目，满清的失误，所有丧权辱国之羞辱，几乎都压在李鸿章的肩上，为此梁启超也为李鸿章而鸣不平。如此多的灾难，并非一个人能担当的起，而位于旋涡之中的李鸿章自然也就难逃历史和后人对他的垢误。

第二篇：《李鸿章传》梁启超著读后感

李鸿章传读后感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抬抬头，回想这一年的时光，在高考的重压下，在考后疯狂的放松下，似乎很久都没静下心来读过文学类的书了，更不要说是什么历史传记了。正好借着现代史的这门课程，我静下心来读了这本《李鸿章传》，很有感触。

以前，对李鸿章没什么特别的了解，只是在高中时的历史老师总是拿李鸿章的事不断调侃，自然对他是没什么好印象，但是，同样是一代名家的梁启超，却将他和诸葛亮、曾国藩、张之洞等人作对比，给了他高度的评价，那他到底是一名什么样的人，在书中给了我们答案。

由于此书是文言文书写，读起来甚为不畅，理解有不正确之处，还请多多指教。

李鸿章被梁启超认为是有苏秦张仪之辩才的外交家，但是作为**时代的不幸的中国晚晴大臣，在中国缺乏强大的国家实力的条件下，他在外交上不得不用不断的妥协来谋求国家的安宁。只有自己的国家强大，才能在外国人面前挺直腰杆，在今天依然如此，更何况是在那个弱肉强食被放大到极致的时代，如果我是李鸿章，这也必然是我的无奈之举，但是大多数国人并不考虑这种种不利，往往将这种过错一味的安在李鸿章的头上，我实在是为李鸿章可惜。

但是，梁启超也客观的说道，李鸿章的外交方式有可取之处，也存在拘泥于此而不敢有所突破的情况，以至于出现不败而败的惨事。但是，李鸿章不能主导整个中国的行政大事，即使他对洋务运动倾注了满腔热血，力图改变中国国运，但是往往遭受力量的牵绊，有志而不得果。同样，签署卖国条约其实无非是太后的旨意，李鸿章不过是挡住国人口水谩骂的挡箭牌罢了，他能做的也只不过是尽量减少中国的损失。

李鸿章和众多洋务大臣办洋务运动，起初也是为了消灭太平军，而近代以来，外患不断，必须加强军事装备，以备国防。故而办起了以军工为主的重工业，这使中国近代海防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行列，但洋务运动没有采取西方制度，生产效率低下，后来因为军事洋务没有足够的军费，被迫开展经济洋务，从而把洋务运动推向高潮。这次大规模的引进西方科技的做法使中国重新了解世界，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开始重视西方文化。但是这项应当举国参与的运动并没有使大多数国人能够清醒的认识世界形势，仍有许多保守派不愿改革。这样洋务运动步履维艰，李鸿章无疑是那个时代最为进步的改革者，但他的改革却是小心翼翼，进展十分缓慢。

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褒奖和批评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李鸿章既不是一个纯粹的卖国贼，也不是一个绝对的民族英雄。他对中国的进步有贡献，兴办了洋务运动，让中国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但身在腐朽官场，机构的腐败不能让他摆脱贪污，无论是他的震惊的贪污记录，还是无奈的外交业绩，还是洋务运动的呕心沥血，都不能让我们片面的评价这样的富有正义的历史人物。

今天，我感觉，简单的说李鸿章是卖国贼十分情绪化，尽管面对当时国家，民族遭遇的危难，李鸿章身为朝廷重臣，脱不了干系，但是，也应该从历史背景来客观评价。梁启超对李鸿章的批评说的特别好，李鸿章不清楚民众的本质，不通晓世界发展趋势，不懂政治的本源，在十九世纪这个竞争进化的时代，还尝试

着小修小补的改良，贪图一时偏安，不想扩充国民实力，把中国建设成威名远播的富强国家，却仅仅学习西方的皮毛，取水却忘记寻找源头，便安于现状，更靠着一点小聪明，想要和世界上的著名的大政治家相抗衡，让出大的利益，却去争夺一些蝇头小利。——“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绪论：第八段）

此外，梁启超先生还在书中分析了他失败的原因，一般是因为有人在后扯后腿，他自己也要负另一半的责任，在他的责任里，有一半是用人不当，另一半是自己见解上出了问题。他对曾经的老部下念旧情，同富贵，让他们相互推荐，占据许多重要的岗位，委以重任，去不看他们适不适合这个岗位，以至于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把机会搞坏，贻误大局。这就是当时的统治阶级腐败，不是一个人做的如何好与坏就能解决了得事情。

更重要的是，在书中，梁启超教了我们看待历史的态度，至今还对绪论中的深刻话语印象深刻，“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在此，我深刻地感受到梁启超先生的优美文笔，也同样感受到身为后人，我们应该客观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要主观臆断，根据它所处的历史背景来评判，只有庸人才会没有赞誉与谩骂，而伟人必是伴随着批评与赞誉一路走来。

第三篇：读梁启超《李鸿章传》有感

真实的李鸿章

——读梁启超《李鸿章传》有感

不爱学习的小哲 东坡耕读

每每读到近代史时，沉重的苦难，屡次的战败和众多不平等条约，无不使我义愤填膺，心绪难平。在近代中国的诸多人物中，给我印象最深刻便是李鸿章。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在传统的革命史范式教学中，李鸿章被国人唾骂，其“汉奸”、“卖国贼”的形象在众人心中仿佛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了。后来，我看到在《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中的李鸿章形象，却和我们过去认识中的卖国者大相径庭。爱国还是卖国？如何客观评价李鸿章？诸种疑窦在我心中沉积良久。直到我读到梁任公所著的《李鸿章传》，真是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梁启超先生特别注重给当代人物作传，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指出：“近代的人学术事功比较伟大的，应当为他们作专传……尤其是最近的人，一经死去，盖棺定论，应有好传述其生平。即如西太后、袁世凯、蔡锷、孙文都是清末民初极有关系的人，可惜都没有好传。此时不作，将来更感困难。此时作，虽不免杂点偏点，然多少尚有真实资料可凭。此时不作，往后连这一点资料都没有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当前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于九月二十七日病逝之后，梁启超便立即为他作传，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便完成了《李鸿章传》，成为研究李鸿章最早的传记著作。

全书提纲挈领的概括了李鸿章一生重要的活动，分述“李鸿章之位置”、“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之李鸿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李鸿章之末路”等章节。梁启超在绪论中自叹：“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不同于中国传统传记“或以行状，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耳”,《李鸿章传》“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之读者，知其为人”.行文夹叙夹议的风格，实创始于太史公，《史记·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等篇皆是也。通读全书，在讲述李鸿章的生平时，文中的议论常常让我拍案称奇，啧啧不已。

陈寅恪在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时称：“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这段话提醒了我们要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背景下设身处地的去评价人物，这样就不会有失偏颇。梁启超与李鸿章“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但他为李鸿章作传，却处处以“公平之心”,“多为解免之言，颇与俗论异同”,如李鸿章之签订《马关条约》，世人皆骂李为秦桧、张邦昌，对此，梁启超指出：“盍思使彼辈处李之地位，其结局又将如何矣？”这种不存私见、褒贬分明、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现了一位史家的史德和史实。

所以评价李鸿章，应该对李鸿章所居之国，所生之时代有充分的了解。()李鸿章所居者，是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家，是专制政体达到最顶峰的时代。论者动曰：“李鸿章近世中国之权臣也。”但是实际上，李鸿章不同于以武功而为权臣之曹操、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也不同于秦之商鞅，汉之霍光、诸葛亮，宋之王安石，明之张居正等。李鸿章历任的官职有：大学士，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商务大臣，江苏巡抚、湖广、两江、两广直隶总督等。从表面上看，也可以说是位极人臣了。但是清朝雍正以来，政府之实权在军机大臣。同治中兴以来的军机大臣，几无汉人真执政者。故“李鸿章之地位，……与夫近世欧洲日本所谓立宪君主之大臣，有迥不相侔者，势使然也。”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微庐州府合肥县人。生于道光三年癸未（1823）正月五日，年二十五，成进士，入翰林。李鸿章初生之时，法国大革命刚刚结束，拿破仑病逝于孤岛。工业革命热火朝天，苏伊士运河成功开凿，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西方诸强不复相互侵蚀，而将目光投入东方。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和西方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造时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古往今来，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道光、咸丰以后，官场腐败，赋税沉重，外敌入侵，内乱丛生。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揭竿而起，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亦因之而起。

李鸿章以文学受知于曾国藩，所练淮军亦脱胎于湘军。“自古大伟人，其进退出处之间，天亦若有以靳之，必待机会已熟，持满而发，莫或使之”,李鸿章年轻时曾作一诗云：“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豪情满怀，志向远大，誓要青史留名。新塘桥大捷，淮军威名大振，后苏州乃至金陵克复，李鸿章因戡乱之功而声名鹊起。后又应承曾国藩坚壁清野既定之策而平定捻军之乱，“鸿章随曾军数年，砥砺道义，练习兵机，盖其一生立身行己耐劳任怨坚忍不拔之精神，与其治军驭将推诚布公团结士气之方略，无一不自国藩得之。”

李鸿章一生有二十余年的事业寄托于“洋务”,世人责之深，关之切也在洋务一事。西方之坚船利炮强制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列强环伺，中国成砧板上瓜分之鱼肉，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后有魏源《海国图志》中谈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然洋务派关切之重点在于学习西方先进之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梁启超在书中论道：“谓李鸿章真知洋务乎？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吾一言而断之，则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洋人之所务者，仅于如彼云云也”,李鸿章所办洋务不出两端，一是军事，如购船、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修船坞等；二是商务，如铁路、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历数李鸿章所办洋务，梁启超下一结论：“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盐效西子之颦，邯郸学寿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

尽管如此，梁启超仍称：“李鸿章之识，固有远过于寻常人者也矣。”李鸿章关切国家前途命运之变化，认识到了“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人专恃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然而李鸿章“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李鸿章的历史局限性在于：“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而求其此机之何以能发，则必有一二先觉有大力者，从而导其辕而鼓其锋，风气既成，然后因而用之，未有不能济者也。”因此，梁启超曰：“李之受病，在不学无术”,进而叹道：“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李鸿章饱受世人诟病莫过于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签订，奇耻大辱，举国震惊，李鸿章以“卖国贼”之罪名被国人唾骂不止。甲午战争失败原因种种，而外交上的失败不可不特别注意。光绪十一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约，载明异日朝鲜有事，中日两国欲派兵往，必先互行知照。朝鲜本为藩属国，而日本却获得了朝鲜事务上的同等权利，确实不可思议。此为李鸿章失机之第一事。光绪二十年三月，朝鲜东学党之乱，李鸿章听信袁世凯之怂恿，调直隶提督叶志超怀勇千五百向牙山，并依《天津条约》，先照会日本。日本随即派兵前往，至五月初十，日兵到仁川者已五千。而后的局势愈发被动。“无待代剿，而我无端发兵，安得不动日本之疑耶？”,故而“袁固不能辞其责，而用袁听袁者，不谓失知人之明哉？”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二事。中国屡请同时撤兵而日不允，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寄托于英俄两国的外交调停。耽搁数日，战备不足，到五月下旬，日本在韩境者已万余人矣。临时战备，敌人早已占据有利之战略位置，主客易位，两军未交绥而胜负之数可见矣。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三事。

三机既失，战事遂开。北洋水师军备废弛，指挥落后，军舰数量、航速、炮速及炮弹质量实不及日军。李鸿章明知不敌，故而避战，一时之间成为众矢之的，几于身无完肤，人皆欲杀。然而战机早已延误，战备实难准备。甲午惨败，“自兹以往，而北洋海面数千里，几不复有中国之帆影声矣。”

西方将李鸿章比为“东方之俾斯麦”,赞其为大手段之外交家。然而梁启超却反称其为：“小狡狯之外交家也。”他这样论道：“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试观列国之所称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狯得名哉。虽然，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李鸿章的外交手段沿袭战国时纵横家的惯用伎俩，借力打力，“以夷制夷”.然而，西方列强如一丘之貉也，可见弱国无外交。谈及李鸿章外交轶事，梁启超这样记叙：“李鸿章与外国人交涉，尤轻侮之，其意殆视之如一市侩，谓彼辈皆以利来，我亦持筹握算，惟利是视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鸿章所无也。”这段话读起来确有几分讽刺味道，可见国人之劣根性，阿Q之精神胜利法一时很难摒除。

后面又谈到：“李鸿章生平最遗恨一事，曰未掌文衡。”这里文衡即指学衡，也就是说，李鸿章自觉最遗憾的事居然是没有当过科举的考官，可见科举流毒之深。梁启超在书的结尾处把李鸿章同霍光、诸葛亮、郭子仪、王安石、秦桧、曾国藩、左宗棠、李秀成、张之洞、袁世凯、梅特涅（Metternich）、俾斯麦、格兰斯顿、爹亚士（Thiers）、井伊直弼、伊藤博文一一比较，对李鸿章一生之人品和学识作出总结：“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

有一诗传为李鸿章临终所作：“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在他弥留之际，还有俄国使节威逼他在密约上签字。呜呼哀哉！在把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比较时，梁启超议论道：“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之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李鸿章在这样一个专制达到极点的时代，着实难有大作为，乃至其本人自嘲为大清一裱糊匠，也是可以略窥其心境的了。

因此，欲知真实的李鸿章，客观公正评价一人物，需设身处地，把他放在当时的时代和环境中去，不可厚今薄古。而和他处在同一时代的人的评价，往往可信之处居多。当然，这得摒除个人的感情倾向，才能得出公正的结论。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值得仔细品读，再三体会。

第四篇：读梁启超《李鸿章传》有感

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有感

1840年4月，初春的细雨播撒到英格兰的大地上，一如既往吵闹的英国国会里，外交大臣巴麦尊微笑着接受着支持者的祝贺，刚才，他击败了反对党议员格拉斯顿的关于反对鸦片战争的提案，这样一来，暴利的鸦片贸易将伴随着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重新输入那个古老的东方国家之中。也许他并不知道，这一项在大英帝国庞大海外贸易中并不起眼的提案，将会改变中国近百年的命运。

百年之后的蒋廷黻先生读史论事，写作了气势磅礴的《中国近代史》，在他的作品里，探讨了为何中国在经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仍然不知民族危机、不思国家改革，白白的浪费了二十年光阴。并将矛头直指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当时士大夫阶层，崇拜了百年的偶像在一夕之间坍塌，令人茫然不知所措。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林则徐是一位得到过最多赞誉的政治家。死后追赠谥号“文忠”，得到了清政府的嘉奖和认可，康梁等维新派则称颂其开学习西方“长技”之先河。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甚至评论他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如此高高耸立于民族之巅的人物，受到蒋廷黻先生的如此指责，似乎稍显过分。的确，林则徐的骨子里保留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风气，他清正廉明，以拯救苍生，为国效力为己任，他尽忠职守，关注民生。这就是在今天，也是并不落伍的思想。的确，在来到虎门之前，林则徐是一个把西方发达国家看做与朝鲜越南等中国传统藩属国类似的国家。认为他们吃的是牛羊肉磨成的粉，食之不化，离开中国的茶叶、大黄就会“大便不通而死”，认为英国人“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敌，即乡勇平民竟足以致其死命。”，看不起英国人“奇技淫巧”的坚船利炮：“盖夷船所恃，专在外洋空旷之外，其船尚可转掉自如。若使竟进口内，直是鱼游釜底，立可就擒。”他所进行的禁烟运动也仅仅是针对外国走私的鸦片，在虎门销烟数年后还写信阐述自己的所恨：“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但正如蒋廷黻先生所言，林则徐是“慢慢觉悟了的”。他到广东后经过多方努力，了解到一些“夷情”后便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在科技上的差距，因而极力倡导向西方学习，以改变中国防务上的落后状态，甚至组织翻译了1836年伦敦出版、英国人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命名为《四洲志》，成为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自然地理、社会历史状况的译著。他的好友魏源编出的《海国图志》一书中概括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思想，正是源自林则徐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求富强，来抵抗西方侵略以求独立的爱国主义主张。并且林则徐率领军队在虎门战争前哨战的九龙之战和穿鼻洋战斗中打退了英军，英军宣称“我们的主帆被打中了十九炮”“人们都瘫痪了，我则说不出话来”“我希望我绝对不再参加这种战斗。从这次战斗里，我们已经被揍得很够受的了”就当时的历史社会环境来看，林则徐所做到了他所做的一切，并无可以指责之处，他不愧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率领国人同外国侵略者斗争的民族英雄。而且他的思想和能力在当时的社会可以说是一流的。

在一个尽是瞎子的国度中，只有一只眼睛的人就可以当皇帝。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在一群保守落后的士大夫中，林则徐无疑是鹤立鸡群的，尽管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洋人的火器舰船上面，尽管他在守旧势力的影响下没能振臂一呼，宣扬改革，但是他所做的无疑是进步的，用今天的历史眼光和思路去评价林则徐，是有失公允的，不恰当的。中国的封建保守势力太强大了，林则徐只不过是黑暗中的一丝烛光，只能照亮几个人眼前的路，要他以一人之身，而行幡然兴革之事，无异于飞蛾扑火，一无成效。

孟子曾经这样评价孔子：“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可见，审时度势对一个圣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布鲁诺为了宣扬日心说而活活被教会在火上考死，固然，他追求真理的伟大精神值得我们赞颂，但是是否值得我们学习呢？的确，主张改革，宣扬学习西方技术是当时富强国家的办法，二十年之后的洋务派这么干过，六十年后的维新派也这么干过，可是事实结果证明他们都失败了，拯救中国的办法只有进行彻底的，从上到下的革命，这一点我相信无论是李鸿章和康梁都一清二楚，但是他们还是迫于阻力没能再进一步。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以同样的罪责指责李鸿章和康有为？再进一步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也失败了，我们是不是也该以此指责孙中山？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治病如此，改革也是如此，清朝科举制度绵延隋制千余年，文官万计，但都传统保守，不符新制，更勿提四亿国人民智未开，骤行改革，无异天方夜谭。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作为一个生于传统保守家庭，长于一个传统保守社会，又在一个传统保守国家做官的林则徐来说，他已经做到了他这一代应该做的，牛顿在生命后期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而研究了三十年，但这并不能阻碍他成为英国最伟大的科学家而名垂青史。拿破仑在最后滑铁卢惨遭败绩，但这并不能阻碍他成为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和军事家载入史册。同样，尽管林则徐在鸦片战争过后缄口无言，但这也并不能抹杀他在鸦片战争前期领导国人同外国侵略者战斗和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功绩。林则徐仍然是高大的，被指责的应该是当时中国腐朽黑暗的封建社会。而改变这个社会的责任不属于林则徐。我们虽然浪费了二十年的时间，但是这确实从传统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必要过程。历史不存在假设，历史上发生的事情都是遵循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对此我们虽然感到惋惜，但也无可奈何。

尽管蒋廷黻曾经在《中国近代史》中对林则徐颇有指责，但在他晚年一篇堪称其学术生涯总结之作的《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一文中，对林则徐已经没有丝毫个人攻击，仅讥讽当时的士大夫：“在道光年间，中西文化如要比赛的话，无疑的，中国队员的自然队长是林则徐。则徐未得出场，国人当然有以自慰。因此中有这个大波折，国人又要酣睡了二十年”。

蒋廷黻先生在其著作中将林则徐分为两个，那么在这里对林则徐的评价也应该一分为二的来谈。一方面，身为一名传统中国士大夫，林则徐率领中国军民在虎门销毁鸦片，是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决不屈服于侵略的决心，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举。在此之后的九龙之战和穿鼻洋之战中，林则徐更是击退了进犯的英国侵略者，取得了抗击外来侵略的胜利。对此他无愧于民族英雄的称号。另一方面，身为一名富有思想的政治家，林则徐缺乏更远大的目标，缺乏改革的勇气和信心，没能带领中国步入现代化。是可惜的事情。

最后，我想以林则徐亲手书写的一副对联来表示我对林则徐的敬意，我想，无论经过多久，这副对联所渲染的精神都不会过时，因为字行中包含着中华民族伟大不朽的精神和魂魄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参考资料：《晚清三十人》，李扬帆著

《天朝的崩溃》，茅海建著

《清史稿·林则徐传》，赵尔巽编撰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沈渭滨著

《林则徐与鸦片战争研究论文集》，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晚清人物课程

00686018

北京大学工学院

黄斯乔

第五篇：《李鸿章传》读后感

《李鸿章传》有感

未读此书之前，我视李鸿章为懦弱卖国之人，因其所签的诸多不平等条约。然而读完此书后，我的态度大有改观，李鸿章对晚清实所谓鞠躬尽瘁，若换作他人未必达此效果。李鸿章个人的历史，同时也是晚清40 年的历史。要了解晚清的历史，读此书也受益匪浅。

梁启超在本书中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对李鸿章的一生进行了描述和评价，使后人能清楚的了解晚清重臣李鸿章。本书内容上共分为十二章，于绪论部分表明了梁启超对于李鸿章的态度：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于中间十章分别介绍了李鸿章的社会位置、李鸿章未达之前及其时中国的形式、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之李鸿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李鸿章之未路。并于结论中将李鸿章与古今中外人物进行了对比，更加深刻的分析了李鸿章。

做为政治家，李鸿章是晚清统治阶层里为数来多的杰出人物之一。张之洞、梁启超都认为李鸿章的见识超出同侪，他较早地意识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李鸿章一生中除了签各种条约做各种外交外，最大的贡献无疑是兴起洋务运动。即其所创办的各种工厂以及派学生游学外国之事，不仅认识到只有强大才不会被挨打,还为当时的中国培养出一批有用之才，尽管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但他先进的想法的确给这个似乎昏昏欲死的大国带来一丝的希望。

做为外交家，虽然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但这是在国力最弱的背景下据理力争所能取得的最佳方案，若让一人去背负整个国家的责任岂不有失公正？在当时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状况里，李鸿章机智斡旋处理了很多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在不断的巨大失败和微小的胜利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手段。

总之，《李鸿章传》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真实的李鸿章，让我们客观的看待这样一个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学会一种分析社会分析人物的方法，并警示我们兴国强国避免悲剧再度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