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史学史 梁启超

第一篇：近现代史学史 梁启超

读《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浅谈梁启超与史家四长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家、启蒙思想家、文学活动家和学者。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后，随其师康有为鼓吹变法维新发动“公车上书”，创办《中外纪闻》、组织强学会。次年任《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等重要政论文，鼓吹维新变法，影响很大。二十三年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二十四年入京参加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流亡日本。

在日本期间起初曾谋划与革命派联合，思想一度激进，创办《清议报》，宣传“斥后保皇”。1903年游历美洲后转向保守，坚持君主立宪，反对革命。其时，他对于国人影响最大的还是思想启蒙。《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大量介绍西方的政治学说及其他学术思想，批判中国的封建专制与旧学，讲求“新民”之道，并倡导文学改良运动。广泛宣传西学，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批判中国封建史学，提倡“史界革命”。二十九年后，与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长期论战。主张开明专制和社会改良，反对以革命手段推翻清廷。

辛亥革命后第二年回国。先任共和党领袖，历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与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又接连策动了倒袁运动。1916年赴广西、广东参加护国战争。1917年反对张勋复辟，出任段祺瑞的财政总长，后来辞职，不再参与政事。

1918年底至1920年初赴欧洲考察，著《欧游心影录》，主张用东方古代文明挽救西方物质文明的破产。1921年著《中国历史研究法》，阐述整理东方文明的方法。1922年著《先秦政治思想史》，鼓吹儒家、墨家已创立“社会主义”学说，且胜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1925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先后讲授中国文化史、历史研究法，并指导中国史学史、东西交通史等专业的研究。1926年春兼任北京图书馆馆长。1926—1927年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进一步表述了其史学理论。生平长于史学，于文化史较有研究，著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素抱编纂中国通史及多种专史宏愿，终未实现。著述多收入《饮冰室合集》。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国近代史学理论著作。梁启超撰。本书原为1926年10月到次年5月作者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所作的学术讲演稿，是对其1921年所作《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补充。其部分内容曾在《清华周刊》发表，1933年始由商务印书馆刊行全书，后收入《饮冰室专集》。今读《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为中华书局2010年版次。

全书分总论、分论两部外加附录两则。总论包括《史的目的》、《史家的四长》及《五种专史概论》。梁启超说：研究“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 1

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他还阐明了史家应具备的“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和史才。在分论中，详尽地论述了有关“人的专史”、“文物的专史”等专史的撰写方法。其中所讲许多治史经验详尽又发人启迪，将此书作为研究历史的理论指导作了一下方法摘要。

总论三章，注重于对史学的目的、史家修养和各种专史的性质特点进行概括的理论说明。

“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史家的责任就在于对过去的历史求真之后，提出有借鉴的经验，在历史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此概是“读史使人明智”。而要做到可供资鉴的目的，前提是求的历史的真实。怎样才能求得真实？可用钩沉法、正误法、新注意、联络法、搜集排比法。

钩沉法，意如其名，将沉没或是快要沉没的事情钩起，找与此事有联系的人求真。

正误法，对于前人记错的事实，不盲从，应改正。此处忽略了区分正误的具体方法。

新注意，即为新角度，从前人没有过的角度方法重新看历史现象。

搜集排比法，散落零乱的史实，似无价值，一经搜集排比，意义便极其重大。联络法，追溯本源法，“许多历史上的事情，顺看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甚么结果，但是细细的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

通过五种方法，求的历史的真相，并赋予新的意义，新的价值，作为活动的经验借鉴。

在论及史家修养时，梁启超评价了刘章的得失，刘知幾认为史家应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章学诚添上一个史德，并为四长。“刘子元虽标出三种长处，但未加以解释。如何才配称史才、史学、史识，他不曾讲到。学诚所著《文史通义》，虽有《史德》一篇，讲到史家心术的重要，但亦说得不圆满”。

要想做一个史家，必须具备此四种资格。对于传统史家所提出的才、学、识、德“四长”梁启超作了新的解释，特别突出了“史德”的重要性，史家首先具备了“心术端正”还要做到记事忠实公正，虽打主意力求忠实，但史家往往“心之所趋，笔之所动”，或多或少融入了主观想法，最常犯夸大、附会、武断的毛病应当时时注意，极力铲除！“史家道德，应如鉴空衡平，是甚么，照出来就是甚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把自己主观意见铲除净尽，把自己性格养成像镜子和天平一样。”

有了道德，其次要讲的就是史学，即史家的学养，应以对某一方面的“专精”为主，辅之以各类知识的“涉猎”。“有了专门学问，还要讲点普通常识。单有常识，没有专长，不能深入显出；单有专长，常识不足，不能触类旁通”专精同涉猎，二者皆不可少。做专精的方法：首先选定局部研究，然后搜罗材料，判断真伪，最后决择取舍。具体有，勤于抄录，平时看书要多抄录下来，以倍他日之需；练习注意，在平时看书，有意识的多练习关注一定范围内的信息；逐类搜求，找到一条有观研究的信息就跟着追寻下去。做涉猎的方法：随便听讲，随便读书，随意谈话，长期坚持积累。不论是培养精专还是涉猎之法，都极其烦琐，且需要长期不懈的坚持，选择研究历史当做好吃苦耐劳的决心。

史识和史才，则是指观察力和组织史料、驾驭文字的能力培养。“史识”即“史家的观察力”。不会观察历史现象，就不可能有研究心得，也谈不上历史研究。一般的历史观察法是从全部到局部，再从局部到全部，两种方法要同时并用，缺一不可。养成正确精密的观察力，应注意，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要把自己的意见与前人的主张，平等的看待，才能得到敏妙的观察，才能完成卓越的史识。史才，史家的构造文章技术，如何可以养成史才? “多读，少作，多改”。多读：读前人文章，看他如何作法。遇有好的资料可以自己试作，与他比较；精妙处不妨高声朗诵，读文章有时非摇头摆尾，领悟不来。少作：作时谨慎，真是用心去作；有一篇算一篇，无须多贪作。笔记则不厌其多，天天作都好；作文章时，几个月作一次，亦不算少。要谨慎，要郑重，要多改，要翻来覆去的看。

“同学诸君方在读书时代，只是预备学问，说不上著作之林，但我们学历史，其目的就在想将来有所贡献，此刻虽不是著作家，但不可不有当著作家的志向。”致力历史研究者，具备史德、史学、史实和史才治史家四长，至关重要。

五种专史概论，概括的了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时代的专史五种专史的研究方法。分论部分原拟详叙人、事、文物、地方、断代五种专史的具体研究和写作方法，但仅成“人的专史”七章(其中第七章有目无文)和“文物的专史”五章，余皆有目无文。关于“人的专史”，主要谈了列传、年谱、专传、合传、人表五种体裁的大体沿革、编纂特点，作用和撰写方法。

写人物传，最好选择那些思想及行为牵涉面广，可以作为时代风气或学术文化代表的人作对象，以便通过一个或一群人的事迹，反映一时代一社会之面貌与变迁。尤其是合传，应将事迹互有关系的人物归入一类撰写，以便通过一组人物事迹的相互补充，明了某一制度文物、事件或学派之演变全貌。关于“专传的做法”，把整个中国文化分为思想及其他学说、政治及其他事业、文学及其他学术三大部分，每部列出几十个代表人物写成传记，从各个侧面反映中国文化精华及其变化的轨迹。

“文物的专史”，大致可分政治、经济、文化三大类。政治为社会骨干，其专史应首先将民族、国土、时代、家族、阶级等基础问题研究清楚，然后才是政治制度变迁、中央政权、政权运用等专题研究。经济为社会血脉，文化为社会神经。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梁启超多年研究历史的治学积累。梁启超涉猎东西方史学著作，结合中国史书的过去和现状，使《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得到系统整理，其条分缕析，言简意赅，其中许多治史经验和精辟见解对今日之研究历史着深受启迪,读之受益匪浅！

第二篇：中国史学史复习资料

1．编年体：是我国最早的史书编纂体裁之一。孔子删定的《春秋》采用编年体，初步将人物、地点、时间、事件四个因素结合起来记叙历史，它已有了明确的时间顺序，把事件有系统地按年代先后加以编排，上下连贯，从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发展过程。这种体例经过《左传》作者做了进一步的完善。

2．纪传体：是以记载历史人物事迹为主的史体。创立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该书以本纪记载历代帝王的事迹和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以表的形式谱列年爵；以书的形式记历代典章制度；以世家的形式记载诸侯公卿的事迹；以列传的形式记社会各阶层人氏的事迹。以后历代正史均沿用这种史体！

3．《通典》：唐代著名史学家杜佑所著。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该书所载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也涉及到历代的典章制度。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等九门，对每一种制度，都能综惯古今，溯源明流。该书为编写制度通史开创了先例

4．《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包含 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记述了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三千多年间的诸多方面的历史，其内容丰富，堪称为一部体大思精的百科全书。《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让历代学习。其记录的时间、范围广泛，事迹全面，人物丰富，涉及典籍面广，在史料搜集取舍上，为后世树立了典范。司马迁编写《史记》时，尊重史实，秉笔直书，重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重视用社会经济生活来探索历史发展的原因，这些进步思想对史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5．《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作者刘知几，是我国古代社会杰出的史学家。《史通》共20卷，对唐代以前的史学著作和史学家做了系统的总结，并提出了刘知几个人的修史主张。著名的“三长论” 和“直笔论”。认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必须具有才、学、识三长，而以识最重要，对于写史，刘知几主张“直笔”，要做到“不掩恶，不应美”，“不避强御”，“无所阿容”，反对迎合权势或从个人恩怨出发歪曲史实。这些卓越的见解，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刘知几强调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历史是变化和发展的，评价人物和事件应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出发。他还反对是古非今，认为不应“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

6．《文史通义》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它是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代表作，与刘知几的《史通》一直被视作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文史通义》共8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5卷，外篇3卷。但是，由于该书版本很多，内容不尽一致。1921年，吴兴刘承干所刻《章氏遗书》本，《文史通义》内篇增1卷，《文史通义》“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其一，“六经皆史”论。关于我国史学的源流，《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其二，有关历史编纂学问题。这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之一：章氏发展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问题。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德》）具备“义、事、文”方可称为“史学”。“义”指历史观点，“事”指历史事实，“文”则是表达的文笔。在章氏看来，三者以“义”为主，而“事”与“文”不过是求“义”的根据和技巧而已。其三，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由于章学诚是封建社会末期史家，在《文史通义》中，有其高于前人的评论，但也摆脱不了宣扬纲常礼教之例，如他把谤君和怨悱的人说成“乱臣贼子”、“、”名教罪人"

7．二重证据法1925年由王国维提倡，把发现的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的方法，对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治史观念和方法，是20世纪初年中西学术交融和新史料大量发现刺激之下的产物，此为其所具有的强烈的时代性。在利用殷墟甲骨、西域简牍、敦煌文书等新出地下资料进行多方向多层次的大量研究的情况下，王国维最终总结出了综合利用“纸上材料”和“地下新材料”的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这是王国维昭示后人的一条十分重要的历史研究方法，影响深远。

8。《海国图志》：魏源著，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编撰的最详备的世界史地著作，书中介绍和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特别是战舰和火器生产技术；系统的的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和辩证关系。是一部研究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探寻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之路的维新思想的启蒙书！

中国古代史学产生应该具备哪些基本条件？（1）文字的发明。没有文字就不可能有史书，对于某件事情，如果没有文字记载，单凭记忆，不可能长久。有了历史记载的材料，才能编纂成史书和产生史学。(2)历法的产生。因为史学史以时间为基础的，有了历法才能推算时间，确定岁时年月。一部史书如果没有确定的时间，即使史料载丰富也是毫无简直的。（3）历史意识的产生。统治阶级的需要以史为鉴，作为施政的依据；同时作为教育后代的教科书等

9．《 史记》与《汉书》在体例在体例在体例在体例、、、、内容等方面有哪些差异？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西汉武帝约三千年的历史。《汉书》是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仅记载西汉一代历史。在体例上，《汉书》对《史记》体例进行了改造，如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同时创设了《惠帝纪》、《地理志》、《食货志》、《艺文志》等。在一些人物的传记中，增入大量有用的文献，如《董仲舒传》全文收入了他的“天人三策”，《食货志》中收入董仲舒的“限民名田说”等。《汉书》还详细记载了昭、宣、元、成、哀、平及新莽历朝的历史）《）《）《）

10．刘知几的史学贡献

1、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唐以前史学发展状况，使史学评论走上了独立发展道路。

2、揭露了古史记载的虚伪，批判了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圣人的观念。对古人和经典进行了批判，体现了一种不盲目崇拜古代、不迷信圣人和经典的批判精神。

3、提出整套修史方法，规范史书修撰环节。对史料：主张“采摭群言”，对“阙之不足为少，书之唯

益其累” 的材料，必须坚决舍弃；论史事：主张荀悦、干宝提倡的“五志”，再广以“三科”，反对“四烦”； 论人物：选择恶可戒世、善可劝后者，反对“愚智毕载，妍媸靡择”。

4、论述了各类史体的长短得失，提出了史体特别是纪传体的发展方向。

（1）论古今史体，归为“六家”。认为古代史学是发展变化的，史书体裁是不断演进的，他把古代史籍分为记言体、记事体、编年体、国别体、通代纪传体、断代纪传体六家，并一一考镜其源流发展、宗旨意趣和利弊得失。（2）对编年、纪传二体短长进行剖析。编年体按年记事，但人物或有或无，或详或略。纪传体内容丰富充实，但纪传体多重复，时间概念不清。“二体”各具短长，尤其对纪传体的体例和结构作了理论总结。

5、爬梳了史官制度的发展，揭露了史馆修史的弊病（1）史官制度的发展：在《史官建置》篇，刘知几对唐初以前的史官发展脉络加以条梳。（2）唐代设馆修史的五大弊病：人浮于事，各不相下；史料保存制度不健全；难以直书；监修者众，史官无所适从；监修不当，铨配无 法。

6、提出“史才”标准，奠定后代史学人才标准 史官素质：彰善贬恶，不避强御；编次勒成，郁为不朽；高才博学。史学人才标准：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才”：组织史料和表达的能力；“学”，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识”：是对历史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的能力。

郭沫若的史学贡献

郭沫若开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科学道路。他在1929年写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发展全过程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论证了中国历史上有奴隶制的存在，而奴隶制是由原始公社制转化而来，奴隶制本身后来又转化为封建制。它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而中国历史的进程同样是受这个普遍规律所制约的。这是郭沫若对中国史学的重要贡献，也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重要论点。郭沫若出版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这是研究先秦学术思想的姐妹篇，他还为中国古史研究作出了文献学方面的卓越成就，他在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的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他根据形式、花纹、文体和字体，为中国青铜器的分期提出了权威性的看法

第三篇：西方史学史读后感

读后感

在读《西方史学史》中，读到了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些内容，很有感触。

《罗马帝国衰亡史》是由爱德华·吉本所写，吉本出生于英国萨里郡的普特尼镇一个英国绅士家庭，生活富足。吉本的父亲（也叫爱德华•吉本）早年在剑桥大学深造，后为英国国会下议院议员。吉本本人与其父亲生活经历相似，早年受到良好教育，数年之后亦为英国国会议员。

吉本为家中长子，母亲在其出生之后又生了六个孩子，在吉本10岁时去世。吉本自幼多病。

1752年，14岁时被父亲送往牛津，不到15岁就考取玛格达伦学院。但他父亲后来发现他对天主教感兴趣，当时在英国一个天主教徒会受到上流社会的排挤，他父亲立刻就把他送到瑞士洛桑，交给一位基督教新教导师。在洛桑期间，他参加过伏尔泰的聚会，学会了法语，开始用法语写作其第一部作品《论文学研究》(1761年正式出版)。

一提到在欧洲历史上叱咤风云千余年的罗马帝国，想必人们便会下意识的想到英勇善战却又拜倒在美人裙下的恺撒。诚然，恺撒是一位天才的将领，卓越的统帅，在他的治下，罗马军队为共和国带来了无与伦比的恒久光荣。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罗马之所以能在强敌环伺的中欧控制西方文明长达十几个世纪，所依赖的并不是在最初几百年间攻克的辽阔疆域，而是强有力的政治和社会体制。这后者，自然应该归功于罗马帝国的实际开创者，奥古斯都大帝，即屋大维。

很多人以为屋大维不过是凭借着恺撒的声望轻而易举地登上帝位的，其实不然。恺撒被刺之时，作为其养子的屋大维才18岁，正在阿波罗尼亚的军队中，无论从地位、声望、势力上，都远远比不上恺撒的同僚，雷必达和安东尼。那么，这个不及中国弱冠之年的年轻人，是如何击败声誉卓著、势力庞大的两位前辈，登上罗马帝国的至高宝座的呢？除却恺撒的余荫影响之外，更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个人的才华和努力。

屋大维外表风度翩翩、温文尔雅，性格冷静而敏感，极富洞察力和政治手腕。创业初期，他深知自己羽翼未丰，断然不是雷必达和安东尼的对手，因此不遗余力地扬起恺撒养子的大旗笼络军队，更以同样的身份与上述两位前辈结盟。他们通力合作，历经数次苦战终于剿灭了刺杀恺撒的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血洗了罗马城尤其是元老院。在利用一次偶然的政治事件巧妙地踢开雷必达后，他开始了与安东尼长达数年的周旋。看准了安东尼流连于埃及艳后的怀抱致使军纪废弛的时机，屋大维在长期的厉兵秣马下当机立断，倾尽全力在希腊大败安东尼，随后不给他的敌人留下一丝喘息的机会，乘胜挥师埃及，彻底消灭了安东尼及其情人克利奥帕特拉的势力。

创业不易，守业尤难。舅公兼养父恺撒被刺的情景历历在目，怎能不让性情敏感的屋大维夙夜担忧？他清楚的知道恺撒的被杀并非来自强大的权力而主要源于可怕的夸耀，于是便终其一生对元老院保持相当的敬意，对人民许诺以古老的自由。他放弃危险的执政官一职，转而一步一步地摄取保民官、监察官以及大祭司这些最尊贵而且最能博得人民爱戴的官位，并安于“第一公民”的盛誉。他极其审慎地使用着自己的权力，尽力不去冒犯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共和思想，却逐渐地越来越严密地控制着帝国的各种最高权力。到了其统治的后期，虽然没有皇帝的名号，但罗马的人民，已经基于长年来的巨大爱戴而习惯于服从稳坐宫廷中那位拥有最高权威的人所下达的一切命令了。

当然，在小心翼翼地巩固着自身地位的同时，作为一位有着远见的政治家，屋大维也为帝国的稳定做出了很多富于建设性的工作。早年的军旅生涯让他深切地感受到，经历了数百年的东征西讨，罗马的疆域已经空前的广大，不能再进行盲目的扩张。于是他在军事和财政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精心计划的改革，建立了驻扎在边境而不得干涉内政的常备军和专用来保护自己的禁卫军，并以怀柔政策对待罗马漫长边境线以外不安分的蛮族——这一政策在后续诸帝中也有很好的延续。他还大量兴建神庙、剧院和道路等公共工程，使得罗马的宗教、贸易、邮政和交通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总之，他的大量工作，都直接促进了罗马从共和国到帝国时代、从对外扩张到对内发展的转型，并使得罗马文明在各项方面都达到前无古人的辉煌和鼎盛。

赞曰：中国各朝多以开国太祖最为尊贵，同样的，奥古斯都大帝亦无愧于罗马帝国最伟大君主的称号（尽管他从未自称皇帝）。在他漫长而光荣的一生中，无论是巩固自身地位还是巩固罗马权威的作为，都展现出非凡的智慧和勇气，惊人地体现了中国先哲老子所言“夫不争，则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原则，终成一代英主。然而伴随着罗马政治形态上从共和走向帝制，罗马原有的小规模奴隶制经济也正不同步地瓦解，罗马原有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在其之上的很多形态也相应发生变化。公民政治和公民兵制遇到危机，公民道德沦丧，同时自然资源流失，农业发展不平衡。在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罗马帝国衰落了下去。

罗马从建城、建国到建立帝国开始，走了一条武力征服的道路。伴随着军事上的武力征服，小奴隶制经济向大奴隶制经济形态演变。在这种经济形态的演变过程中，衍生并附带了很多环境和社会结构问题。这些问题深化了罗马本身的深层次的矛盾，使庞大的帝国难堪重负，举步为艰。所以说，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是多元而复杂的。

罗马原是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国家，在长期的对征服和扩张战争中，罗马掠夺了大量的财富和土地，同时也俘获了大批奴隶，为大奴隶制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奴隶被广泛使用于农业、畜牧业、采矿业和手工业，逐渐成为罗马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另一方面，战争掠夺的大量土地被充作国家公有地，出租或出卖给富有公民。于是，罗马贵族和富商竞相侵占、租赁和购买公有地，兴建庄园，同时兼并小农土地，致使以大量使用奴隶的大土地所有制迅速增长，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奴隶和奴隶主阶级的矛盾，小土地所有者和大土地所有者的矛盾，罗马和同盟者、被征服者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元老院贵族和骑士阶层的矛盾等等都充分暴露，并且日益尖锐。虽然当时一些人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试图通过改革来消除这一矛盾，但是最终失败了。

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属地中海类型气候，冬季温暖湿润，夏季较为干热，境内河流较密，水流湍急，山区森林茂密，农业作业区广泛。在阿尔卑斯山北部和高卢等地区属温带海洋性气候，降水量丰富，空气湿润，也是比较适合人类生存的地区。但是随着罗马的发展，其境内的自然资源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直接影响了罗马的农业生产。这对于依赖意大利本土农业很强的罗马来说，是致命的。王政时代结束后的罗马，是以美德和荣誉为宗旨的。罗马公民纯朴、高尚、富有爱国心和荣誉感，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和尚武精神。这种传统美德和道德精神使人人争先为祖国效力，这是罗马共和国之所以能够经历严峻考验却依然屹立地中海的原因之一。早期罗马公民为富者大公无私、廉洁奉公；为民者，崇俭耻奢、保守纯朴。即使像西庇阿这样的将军，也亲自耕作。然而，随着罗马对外征服和疆域的不断扩大，以前那种道德观正在迅速成为过时的东西。

同时奢华之风吹遍罗马之时，拜金主义思潮也涌进了罗马。人们认为只有大量的财富才

能享有崇高的光荣和价值，而贪污和受贿成了公开的秘密。

这些奢华和腐败都是建立在广大底层人民的辛苦劳动基础之上的。到了帝国后期，随着由元首制向君主制过渡，君主的个人权力也不断加强。许多帝王荒淫豪奢，腐化至极。许多贵族地主挥金如土、醉生梦死，增加赋税，致使民不聊生，政局动荡。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公民被统治者无休止的赋税弄得疲惫不堪，根本无暇顾及帝国的安危与兴亡了。

综上所述，罗马开始的源头是好的，但是罗马历经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了一些末决的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又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时机和解决机制，所以，当到了帝国晚期时，已是积重难返、无力回天了。这些因素中，除了经济形态发展和政治形态发展的特殊性外，许多个别和偶然因素也是促成罗马衰亡不可忽略的因素。因此说，罗马的衰亡不是一朝一夕的，也不是单个因素造成的，罗马衰亡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四篇：中国史学史复习材料

先秦史学的特征：

1、史学撰述体例的特征。

先秦史学在撰述体例方面，历经了一个持续不断的演进变化的过程，这与史学形成与发展所应具备的相关要素及相应条件密切相关。文字形成之后，结绳刻画和口述传承被神话传说的追述形式所替代。历法的逐步完善、史官的出现、政事的需要，渐次形成甲骨、金石、竹木等不同载体的政令档案汇编，进而形成早期的编年体史著。随着史官制度的完善和分工的细密、社会生活剧烈变动的需求等诸多因素，史学撰述体例逐渐丰富多样，并驾齐驱，编年体渐趋完备，国别记言体形成，纪传体通史规模初具。

2、史学记载内容的特征。

随着文字的形成、史官及史官制度的逐步完善、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史学撰述体例自身的发展、史学主体意识的形成、史学功能认识的提升，促使并且推动史学记载的内容不断发生相应变化。先秦史学记载的内容，呈现着记事内容从简到繁、单一到多重、简单到复杂、重神到重人、事件到观念、制度到思想、政事到社会人生的全貌的层递式的发展变动演进的特征。

3、史学主体意识的特征。

在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发展变化进程中，中国古代先人在与自然的抗争中，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在争取生存、发展和追逐利欲的纷争中，史学主体意识逐次呈现出从古到近、人数由少到多的自觉意识不断累积增强的发展变化趋势。

4、史学功能原则的特征。

随着史学的发展完善，史官制度的发展完备及其职分职责的细密化，历史经验教训的累积，史学意识的自觉化的增进，以及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形势变动的需要，人们对史学功能原则重要性的认识与时俱进，使之呈现出渐次加深及逐步形成共识的特征。如史学借鉴功能的形成，疏通知远认识功能的形成。

5、史家历史观念的特征。

伴随着史学多重因素的发展变化，历史社会生活环境的剧烈变动，历史典籍的渐次增加累积，史家认识的不断提高深化，史家的历史观念呈现出层出不穷、多家并存、互促互进、各领风骚的竞争不息的特征。先秦史家的历史观念的不断变化，依次或并行而形成天命史观、圣王史观、民本史观、复古史观、循环史观、变易史观等历史观念，不断推动影响着先秦历史的发展进程。

总之，先秦史学的特征是多方面的。它促进并且推动了先秦史学从萌芽到规模初具的发展进程，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形成奠定了坚实宽广的基础，并对其后中国史学的发展演进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秦汉时期的史学特征：

1.开创了纪传体编史的先例。

纪传体是秦汉史学的创造，司马迁是开创者。他在《史记》中采用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本纪放在全书之首，按年月次序编写帝王的历史，以记载帝王的言行政绩为主，同时叙述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重大事件；表采用表格的形式排列人物或事件；书记载典章制度；世家主要是记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的历史；列传主要是人物传记。这五个部分既有分别，又有联系，相辅相成，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五种体例中，又以本纪和列传为主，故称为纪传体。在《史记》的影响下，纪传体成为我国史学的最重要编写体例，其他正史都是采用这种方法编写的。2.厚今薄古的史学观念。

秦汉人写时大多厚今薄古，与现实紧密联系。在著史中，略古详今。《史记》用一半以上的篇幅撰述当代史，班固的《汉书》，荀悦的《汉纪》以及官修的《东观汉记》都是以当代史为主，而且由当代人写当代史。充分说明秦汉史学家著述为现实服务的观念。

3.秦汉史学进入了新的时期。

秦汉史学出现了繁荣的现象，史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愈来愈高，它的重要性也愈益明显。因而编写历史书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出现了大部头的史学著作，如《史记》，《汉书》等巨著，而且这两部著作均为私人编写。与此同时，统治者愈来愈重视史书的编写工作，特别是组织人力集体编写，如《东观汉记》等就是统治者组织学者进行编写的。官修史书由此登上历史舞台。另外，随着史学地位的提高，史书的列别比以前明显增多，在纪传体之外，还有编年体、杂史、起居注等形式。

魏晋南北朝史学特征：

1、史学的多样化发展以及学科批评的展开。

史学的多样化发展，集中体现在四点：第一，史书的数量宏富，体制不断创新，种类多样；第二，史书的作者来自社会不同阶层，而且既有汉族，又有少数名族，成分多样；第三，史书的领域一再拓展，专史门类多样；第四，史学评论的逐步深化，史评对象多样。从主要评论史事，到转而以评论史家、史书为主，再到开始探讨历史学发展的历程。

2、史学的学科独立及其官化倾向。

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又一显著特征，是史学摆脱了经学附庸地位而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史学的学科独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图书目录的分类，二是学校教育与学术机构的设置。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官化倾向更集中的体现，一是自曹魏起开始设置专职史官修史，二是北朝后期初步形成以宰臣监修国史的“史馆”制度。

3、史学上的门阀观念和民族意识之印记。

当时的史学，从形式到内容，都烙上了门阀观念的印记：一是谱牒、谱学的盛行和“谱局因此而置”。二是家史和别传的大量涌现。三是正史的本纪和列传成了门阀士族的谱牒家史。狭隘的民族意识是魏晋南北朝史书中的最普遍的表现。史学成了他们为本族和本族政权争夺“正统”地位的工具。同时，主张各民族间友好相处的思想和坚持国家统一的观念，在魏晋南北朝史学中也有所发展。

隋唐五代史学特征：

1、官方控制史学的程度加强。

这一时期的统治者，承北齐之制，设立史馆，扩大编制，吸收一部分有才学的人为史官，以宰相监修，直接控制史书的修撰。

2、更加重视史学的鉴戒作用。

这一时期以魏征为代表的史学家，强调史学的鉴戒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调人事，否定天命；第二，重视民心向背与政权兴衰的关系；第三，注重君臣关系，强调君臣相辅。总之，这一时期编撰的史书，主要把亡国之君的行为当成本朝皇帝“取鉴”的基本内容，从反面向当时的统治者提供了一整套值得取鉴的治国方略，即注意调整君民关系、君臣关系，实行“以静求治”的施政方针。

3、史书种类与体裁的多样化。

史学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各类型、各种不同体裁的史书纷纷出现。旧有的编年、纪传体史书无论记载内容，还是形式都得到了更加的完善，典志体、地理书、方志、史注、史评等新的史体也大量出现。同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大量的杂史、故事、笔记，有价值的类书以及众多的佛道经典，文集数量明显增加。

宋辽金元史学特征：

1、完备的修史制度。

宋代修史制度趋向完备，不仅超过了前代，而且比明清严密。辽金元设立了自己的修史机构，虽然没有宋朝完整，但也比较系统地保存了本民族的历史。元代翰林兼国史院，开明清翰林国史院的先河。

2、会通的史学思想。

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叙述从战国到五代的治乱兴衰；南宋郑樵继承司马迁通史之风撰《通志》，并明确提出了“会通”的思想；宋末元初的马端临撰《文献通考》，是继杜佑《通典》后又一部典治体通史。“主通明变”成为当时的风气。

3、史学的义理化倾向。

一方面宋人学习《春秋》褒贬笔法，借以惩恶劝善。以义理断史事，以史事证经义是义理史学的另一个内容。朱熹认为汉高祖、唐太宗虽然有大功业，也不值得肯定，因为他们的本心是出于利，而不是义。到元代，理学被确立为官方思想，理学化的史学占据主导地位。

明清史学的特征：

1、历史著述的总结性趋势。唐甄的《潜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总结性著作。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与《宋论》是历史评述的总结性成果。章学诚是全面总结我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杰出史学家。《校雠通义》是一部系统的历史文献学理论的总结性著作。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是我国第一部最为完整的学术史专著。《大明会典》、《大清会典》、“六通”是典章制度史集大成之作，明《永乐大典》、清《古今图书集成》两部类书以及空前的大丛书《四库全书》，都是古代文献集大成之作，《四库全书总目》则是目录学的总结性成果。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均为体大思精的历史地理学杰作。

2、求真务实的治史方法。

明清史家大都是具有求真务实的治史方法，追求史事之真实。王世贞治史求真务实的精神，开这一时代史学考证风气之先河。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是清代考据学的先驱。乾嘉学者严密的考证方法，实事求是的学分、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值得提倡。

3、历史研究领域的扩展。

大凡明清史家，往往是博通百家的学者，不仅精通经史子集，而且关注天文、地理、水利、医药、士农工商等应用学科，表现出宽广的文化视野。

明清历史研究领域的扩展，还表现在通俗史学的繁荣。纲鉴类史书、历史演义、历史小说、历史纪实、蒙学乡塾读本等普及类历史读物，盛极一时。明清史学不断走向社会深层，获得了更加丰富的表现形式，历史知识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得到了普及。

4、具有启蒙色彩的史学思想。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出现了市民阶层。社会的变化，也曲折地反映到史学领域，兴起了反理学、“六经皆史”与经世致用三股史学思潮。

刘知几的史学理论：

１．刘知几在《史通》中明确指出，史家治史不仅仅是劝善惩恶，而必须将史学作为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重视史学的功用，强调史学与政治的联系，这种理论不仅在当时，就是在后世也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２．刘知几以前的史学家多鼓吹“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今不如昔”、“是古非今”等，刘知几对此大加批评，他认为成败与天命无关，今未必不如昔，只不过历史在发展。社会发展必然出现新特点，这是一种客观的、不以“天命”或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势”在起作用。这在当时是进步的历史观。

３．刘知几史学思想最大的贡献在于他考察中国封建史学发展过程时，从理论上论证了以下两个问题。首先，他提出了“史才三长论”，认为一位优秀的史学家应该具有史才、史学、史识。所谓史才，是指选择、组织史料的能力和书写记事的技巧；所谓史学，是指丰富的史学知识和史料知识；所谓史识，是指过人的见识，即分析历史事件和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态度。刘知几认为一位史学家要搞好历史，“三长”缺一不可，而其中史才、史学又离不开史识。其二，他主张直笔著史。刘知几从历史记载的真实出发，大声疾呼“直书”、“实录”，揭发和斥责对历史进行歪曲的现象。并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史学发展中提倡直书的传统，明确地将“直书”作为编纂史书的基本原则，在理论上加以论证。

章学诚的史学理论：

1、经世致用论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对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作了深刻阐发。他认为，研究历史要有效发挥作用，必须坚持详近略远的原则，注重研究当代史；还应根据不同的社会特点，使研究符合时代需要，以持世救偏；要敢于开风气之先，千万不可为世风所囿。

2、六经皆史论

章学诚认为六经是古代切合时事、服务于时事的历史著作，“六经皆史”的“史”，既具有“历史资料”的含义，用以矫正宋学空谈义理的弊病，同时，又具有经世之史的内容，以反抗乾嘉考据学派闭口不谈义理的流弊。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为史料搜集、历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3、史义论

史义论是章学诚史学思想的中心，最终把中国古代的史学理论推向最高峰。史义（又作史意）是相当于史事（历史事实）、史文（历史文笔）而言，指的就是历史理论和观点。章学诚主张只有具备史义的著作，才称得上是“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否则只是史料汇编。

4、史德论

章学诚在总结唐代刘知几才、学、识三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史家更重要的素质是具备史德。史德的内容不只是据实直书、书法不隐，更重要的是尽可能如实反映客观历史，能以理性制约情感。

5、史书编纂论

（1）章学诚提出要创立新史体，以改造旧书籍。新史体由本纪（按年编排的大事纪要）、因事命篇的纪事本末、图表三部分组成，纲举目张、图文并茂。

（2）主张编写通史。

（3）将史籍按内容和功能分为撰述（著作之书）和记注（为著作提供材料的资料汇编）两类。

（4）扩大了史料收集的范围。

（5）文人不能修史。文人修史讲求文字技巧，往往影响史书记事的真实。

野史：野史是与正史相对应的史学门类，由私家撰述而成，既包括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典志等体裁的私俢史书，也包括笔记、诗话、纪闻、稗史等，形式不拘，内容包罗万象。

通俗史学：通俗史学是历史演义、历史小说、历史纪实、蒙学乡塾读本等普及类历史读物的总称，在扩大史学的社会影响、普及历史知识方面作用大。笔记：笔记（又称杂记、笔录、丛谈等），是随笔记录当时见闻、阅读心得的一种书籍，大致可分为小说故事、历史琐闻、考据辨证三类。

第五篇：史学史名词解释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约前87年），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全书分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五十二万余字，记载了我国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长达3000年左右的历史。《史记》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与宋代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班固：（建武八年32年－永元四年92年）东汉官吏、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班彪之子，字孟坚，汉族，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东北）。班固自幼聪慧，九岁能诵读诗赋，十三岁时得到当时学者王充的赏识，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前后入洛阳太学，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建武三十年，其父班彪卒，自太学返回乡里。居忧时，在班彪续补《史记》之作《后传》基础上开始编写《汉书》，至汉章帝建初中基本完成。修成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

《汉书》：又称《前汉书》，由我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

杜佑：（735--812），唐中叶宰相，政治家、史学家。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附近）人。生于世宦之家。杜佑在地方及中央任上均有出色政绩，用了三十五年完成了《通典》，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裁，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的先河。其孙之一为晚唐著名诗人杜牧。《通典》：唐杜佑撰，二百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十通」之一。记述唐天宝以前历代经济﹑政治﹑礼法﹑兵刑等典章制度及地志﹑民族的专书。唐杜佑撰﹐共二百卷﹐内分九门﹐子目一千五百余条﹐约一百九十万字。

刘知几：唐代史学家。永隆年间（680年）以弱冠举进士，历任著作佐郎、中书舍人、著作郎，又撰起居注，兼修国史二十余年。景龙二年（708年）辞去史职，从事私人修史工作。开元九年，六十岁时因营救长子犯罪流配一事而被唐玄宗贬为安州都督府别驾，不久去世。有《史通》传世，对中国唐朝以前的史籍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批评，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

《史通》：是中国及全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作者是唐朝的刘知几。全书内容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以及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类。此书花了九年时间编纂而成。

《春秋》：是古代中国的儒家典籍，被列为“五经”之一。《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据传是由孔子修订的。书中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

《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左传》既是中国古代史学名著，也是文学名著。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著作。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历史。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

《世本》：又作世或世系。世是指世系；本则表示起源。是一部由先秦时期史官修撰的，主要记载上古帝王、诸侯和卿大夫家族世系传承的史籍。全书可分《帝系》、《王侯世》、《卿大夫世》、《氏族》、《作篇》和《居篇》及《谥法》等十五篇。

陈寿:（233－297），字承祚，西晋史学家，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儿时好学，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陈寿四十八岁，开始撰写并《三国志》。历经10年艰辛，陈寿完成了流传千古的历史巨著《三国志》。，书中有440名三国历史人物的传记，全书共65卷，36.7万字，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

《三国志》：是由西晋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代历史的断代史，同时也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三国志最早以《魏志》、《蜀志》、《吴志》三书单独流传，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书已合为一书。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汉族，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后移居江南。著名史学家，为《三国志注》作者。与裴骃、裴子野祖孙三代有史学三裴之称。

《三国志注》：为南北朝时裴松之撰，他一反传统做法把重点放在史实的增补和考订上，裴松之不仅开创了注史的新例，而且对研究三国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三国志注》是中国古代四大名“注”之首。

郦道元：（约470—527），字善长。汉族，范阳涿州（今河北涿州）人。北朝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仕途坎坷，终未能尽其才。他博览奇书，幼时曾随父亲到山东访求水道，后又游历秦岭、淮河以北和长城以南广大地区，考察河道沟渠，搜集有关的风土民情、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撰《水经注》四十卷。文笔隽永，描写生动，既是一部内容丰富多彩的地理著作，也是一部优美的山水散文汇集。可称为我国游记文学的开创者，对后世游记散文的发展影响颇大。另著《本志》十三篇及《七聘》等文，已佚。

《水经注》：是公元6世纪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著作，全书三十多万字，详细介绍了中国境内一千多条河流以及与这些河流相关的郡县、城市、物产、风俗、传说、历史等。该书还记录了不少碑刻墨迹和渔歌民谣，是中国古代较完整的一部以记载河道水系为主的综合性地理著作。《水经注》文笔雄健俊美，既是古代地理名著，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在中国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有过深远影响。其书名为注释《水经》，实则以《水经》为纲。自明清以后不少学者从各方面对它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专门研究，形成了一门内容广泛的“郦学”。《水经注》与《三国志注》（裴松之），《世说新语注》（刘孝标），《文选注》（李善），并称“四大名注”。

范晔：（公元398年—公元445年），字蔚宗，南朝宋史学家，顺阳（今河南淅川南）人。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

《后汉书》：是一部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司马彪续作），记载了从光武帝刘秀起至汉献帝的195年历史。

马端临：(1254年宋理宗宝佑二年-1323年元英宗至治三年，字贵舆，号竹洲。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中国古代宋元之际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文献通考》、《大学集注》、《多识录》。马端临是宋元之际著名史学家，他为谋求治国安民之术，探讨会通因仍之道，讲究变通张驰之故，以杜佑《通典》为蓝本，完成明备精神之作《文献通考》。《文献通考》是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体例别致，史料丰富，内容充实，评论精辟。

《文献通考》：简称《通考》，马端临编撰。从上古到宋朝宁宗时期的典章制度通史。是继《通典》、《通志》之后，规模最大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和《通典》、《通志》合称“三通”。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汉族，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王安石变法以后，司马光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史学巨著《资治通鉴》、《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告成。它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纪传体：东亚史书的一种形式，是以本纪、列传人物为纲、时间为纬、反映历史事件的一种史书编纂体例。纪传体史书的突出特点是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是记言、记事的进一步结合。

编年体：是我国传统史书的一种体裁。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编排史实，是编写历史最早也是最简便的方法。如《春秋》、《资治通鉴》等就是编年体史书。

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主线，将有关专题材料集中在一起。首创者是南宋的袁枢，他的《通鉴纪事本末》就采用这种体例。纪事本末体，既不同于编年体之以纪年为主，也不同于纪传体之以传人为主，而是以记事为主，把历史上的大事，详其首尾，集中表述其过程。无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在记事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纪事本末体，是以事件为中心的著史体裁。

谱牒：就是记载某一宗族主要成员世系及其事迹的档案，它以一定的形式记载了该宗族历史，其形式和内容集中了档案学、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旨要。《春秋三传》：即《左氏春秋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春秋》经文言简义深，如无注释，则无法了解。注释《春秋》的书，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另有邹氏、夹氏二家，早在汉朝即已失传。所以自汉至今，学者只藉三传研读《春秋》。《春秋》是记事的，后多散佚，仅留下经孔子整理的鲁国的《春秋》，汉代有重新编撰整理的“春秋三传”，即《公羊传》、《谷（榖）梁传》、《左传》。《春秋三传》都是编年体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