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亦称安死术5则范文

第一篇：安乐死亦称安死术

安乐死亦称安死术，是英文“euthanasia”一词的汉译，最早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 一词，本意为“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在牛津词典中的解释为“（患痛苦的不治之症 者之无痛苦的死亡；无痛苦致死之术）”。（注：《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牛津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95页。）国内目前对安乐死尚无权威统一的定义，有人 认为安乐死“是指对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为解除其极度的痛苦，由病人本人或亲属要 求，经医生鉴定和有关司法部门认可，用医学方法提前终止其生命的过程。”（注：石文亮：《试论安乐死立法》，《法律与医学》1995年第2期。）但也有学者持 不同意见，认为这是沿用了西方的传统解释，对安乐死的内涵外延界定的不准确，是导致安 乐死被误解及引起争议的原因。安乐死的本质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科学化，主张“安乐死 是对于医学无法挽救的濒临死亡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或消除死亡痛苦，使死 亡状态安乐化。”（注：冯秀云：《关于我国安乐死立法的几点思考》，《政法论丛》1998年第2期。）安乐死其根据实施的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主动安乐死 是指采取主动措施，如注射或服用药物等加速病人死亡。被动安乐死则是指对危重病人不给 予治疗或撤除支持其生命的医疗措施，而听任其死亡。根据被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是否明确表 达其愿望，安乐死又可分为自愿和非自愿两种。前者系由病人本人通过遗嘱或口头表态方式 决定，后者则是因本人无法表达意愿而由亲属或监护人做出决定。（注：陈霆宇：《安乐死几个相关问题探析》，《政法论丛》1998年第2期。）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安乐死的理论和实践可谓古已有之。在西方，有些原始部落为了其 整体的生存和健康强盛，常把病人、老人击杀或埋葬，以此来减少病弱者的痛苦和部落的负 担。（注：许士凯：《安乐死启示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医生延长那些最终仍不免死亡的危重病人痛苦是不合伦理 的，并赞同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的病人自己结束生命。斯巴达人为了保证士兵的健康和战斗力，也有处死有先天疾病或生理缺陷之新生儿的习俗。在东方诸国，尤其是受佛教影响的地方，崇尚人自然的死亡，“圆寂”、“坐化”等就是佛教徒追求的死亡方式。我国敦煌有一幅 唐吐蕃时期（公元781～847年）“自行诣死”的壁画，描写一位老者在寿命将终时自行到坟墓 中安详地辞别人世，这可视为我国较早时期的安乐死思想。（注：赵建雄：《我国早期的“安乐死”思想》，《健康报》1996年10月19日。）但是，由于安乐死违背传统的 伦理观念，（注：长期支撑社会秩序的传统，在西方是以宗教伦理为主，如基督教就曾经禁止自杀；在东 方，尤其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大部分地方，莫不视死为一个禁忌，在大多数时代里的大多数 人也无不将长寿视为一种极其自然的追求。）并与传统的医学理念和死亡概念相冲突，自杀和他杀的界限也因此而趋于模糊，故安乐死的思想和行为也普遍地无法得到法律的支持。

在西方，启蒙时代的到来宣告了传统社会走向式微的开始，个人对于自己生命和自由的把 握与张扬迅速拓显至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于是自十七世纪起，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思 想便应运而生了。（注：培根、莫尔、洛克以及休谟等人都阐述过他们对于死亡的看法，托马斯·莫尔在其《乌 托邦》一书中还对如何实施安乐死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设想。参见许士凯：《安乐死启示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0页。）于此同时，由于现代生物医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一部分濒危病人的生 命可以在人工干预下长时间地、极其痛苦地予以延长。这极大地激化了医学伦理中的一对固 有矛盾——延长病人的生命与解除病人的痛苦。有关安乐死的病例和讨论不断涌现，终于使 安乐死合法化运动在二十世纪初叶与人权运动结合在一起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1935年在英 国出现了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委员会”，其后美国、法国、丹麦、瑞典、荷兰等国也陆续 出现了类似的组织。

但安乐死运动很快就随着纳粹德国的兴起及其对非日尔曼种族的屠杀而遭受挫折。二战期 间根据其信奉的优生学理论以及其纯净种族（雅利安）的理想，纳粹党人用“安乐死”、“尊 严死亡”等名义有计划的屠杀慢性病、遗传病和精神病患者以及犹太人、吉普赛人等其他民 族人士达600万人。（注：[美]亨利·弗莱德兰德：《从“安乐死”到最终解决》，赵永前译，北京出版社2000年 版，第1～4页。）从1938年法西斯分子滥用安乐死到50年代后期，安乐死声名狼藉，关 于安乐死的讨论也几近销声匿迹。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随着工业革命掀起的第三次浪潮医学革命得到复苏，安乐死合法 化的讨论再度兴起。1960年，有人在英国议会提出了安乐死法案；1962年，日本最高法院规 定，允许早死条例并附先决条件：本人自愿并提出申请，医生诊断患绝症，患者痛苦异常，亲属同意。1969年，英国国会辩论的一项安乐死法案中声明：“医生给一个做出宣布的合格 病人实行安乐死是合法的”。类似的法案也曾被美国爱达荷州、俄勒冈州等地的立法机构提 出，但最终均未获通过。197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自然死亡法》，首次从法律上承 认 了“死的权利”。70年代后期的法国、德国也都先后制定了有关安乐死的法律程序。荷兰和 澳大利亚分别于1993、1995年通过有关安乐死的法案，但结果施行未几均告夭折。

2001年4月，荷兰再次通过一项安乐死法案，不仅世人瞩目，在我国也掀起了又一轮讨论安 乐死的高潮。我国的立法，迄今为止尚未涉及安乐死问题。但被动安乐死的情形在现实中是 较为普遍的，通常也不会引起什么诉讼，即使有，一般也是作为普通医疗纠纷加以处理。19 87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的一起案件（医生在病人家属的要求下主动为病人采取了助死措施，医 生及病人之子被指控杀人，最终被判无罪。）是我国迄今为止最为典型的安乐死诉讼案（注：对于此案十余年来媒体一直有各类报道和介绍评述。主要有：宋蔚林：《安乐死与杀人 罪》，上海《民主与法制》1987年第8期；王鸿鳞：《关于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 人民司法》1990年第9期；徐宗良：《大学生人文素养讲座：当代生命伦理的困惑》，上海 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58页；王政勋：《正当行为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96～502页；2001年4月23日千龙新闻网转载《华商报》的报导文章《当事人披露我国首 例“安乐死”案审判始末》。），并引发人们开始普遍关注安乐死问题。1988年全国和上海的各界专家学者分别组织了一次关 于安乐死的研讨会，虽然意见不一，但与会者多主张无论在医学上还是在立法上都应谨慎对 待。自90年代中期起全国的两会上亦不断有些代表（多为发达地区如广东、上海等地的代表）联名提出有关安乐死的提案，山东的一所大学甚至受其地方立法机关的委托起草出一份安乐 死立法草案。

（二）安乐死之合法化纷争

显然，从安乐死的历史发展来看，乐观的人倾向于把安乐死的合法化视为社会发展和法律 进步的体现。但各国的立法实践表明：这种认识也许忽视了社会存在的复杂性从而太过乐观 了。谨慎的人尽管对安乐死持理解立场，但却不希望法律过早的做出让步。在安乐死合法化 问题上，双方的争论异常激烈，也颇值得我们深思。

赞同一方的主要观点认为：1.生命只属于个人，他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自由处置。（这是自由 主义者的主张，集体主义者即使赞同安乐死，一般也只主张消极安乐死。他们认为，个人生 命是人类集体生命的组成部分，前者应服从于后者，个人是否可以实行安乐死要看对集体利 益是否合适。）2.人的尊严具有最高价值，尊严使人有选择的自由，包括结束自己生命的自 由。3.追求生命质量是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目标，当一个人的生命只具有纯粹生物学意义上 的存在或是只能在巨大痛苦中等待死亡时（生命质量已大大降低），医生却硬要拖延以使他承 受痛苦，实际上是对病人的虐待，恰恰是一种不人道。4.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对一个无望挽 救的绝症患者投入大量的医疗力量实际上是浪费，应当将这些宝贵而有限的医疗资源节省下 来用于救助那些可能治好的病人。5.死亡并非永远是人类的敌人，应正确看待死亡。生和死 都是宇宙万物的基本问题，死亡不过是事物的自然序列中的一环。（注：本段观点分别参见：许士凯：《安乐死启示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5 ～47页；纪宗宜：《关于医学法律中若干问题初探》，《大自然探索》1999年第4期；诺埃 勒·勒努瓦：《生物伦理学：宪制与人权》，《人大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1998年第 1期。）

即便是在赞同者内部，关于安乐死的实施对象，也还存在很大分歧。有人认为安乐死的对 象 主要有三类：植物人，脑死亡者，身患绝症濒临死亡而又极度痛苦者。（注：徐宗良：《大学生人文素养讲座：当代生命伦理的困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 版，第45页。）也有人主张安乐死 的对象主要是两种病人：一是身患绝症处于晚期而极度痛苦的病人，二是有严重残疾，生命 质量和生命价值极其低下或已丧失的病人，如不可逆的植物人状态或已发生脑死亡者，严重 畸形且医学上无法治疗的胎儿、新生儿等。（注：陈霆宇：《安乐死几个相关问题探析》，《政法论丛》1998年第2期。）还有学者将植物人和严重先天缺陷的新生儿排 除，提出安乐死的实施对象应是“医学上无法挽救存在痛苦的濒死者”。（注：冯秀云：《关于我国安乐死立法的几点思考》，《政法论丛》1997年第5期。）

反对一方的主要观点有：1.生命是神圣的和至高无上的，医学伦理要求医生必须尽一切可 能 救助病人的生命。2.各国法律、道德、舆论和风俗习惯，对痴呆、严重畸形、伤残乃至各种 濒临死亡的人，普遍采取极其宽容的态度，这是人道主义精神在全人类中的普遍体现。人类 只有从尊重最弱的人做起，才能保持自己的尊严。不能简单把个人尊严和个人自由简单扩大 到可以把濒危病人弄死。3.每一个生命都有一定的价值，都是人类的组成分子。社会对各个 社会成员不仅有安置的权力，也有保护的义务。对有些被误认为是社会“负担”的患者进行 救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职责。4.不可逆的诊断未必准确，不仅医学的发展可以使绝症可治，现实中更有许多病例是医学无法解释的奇迹（如植物人数年后苏醒），应该给病人以这样的 机会。5.病人要求安乐死的意愿未必是其理智而真实的意思表示，有的只是精神空虚或一种 暂时的要求。6.法律允许安乐死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犯罪，历史上更有过纳粹借安 乐死来进行屠杀的教训。（注：本段观点分别参见：许士凯：《安乐死启示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5 ～47页；纪宗宜：《关于医学法律中若干问题初探》，《大自然探索》1999年第4期。另外，念九州还提供了一些较为不同的观点，详见其文：《价值冲突：安乐死合法化的根本障碍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二、生命权与自由

综观安乐死合法化纷争之双方的观点，如何看待人的生命与生命权、个人能否自由的选择 死亡，是他们的主要分歧。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类社会 有史以来的所有行动和思考，从最终意义上讲，也的确未能超出我们人类自身的立场和价值 取向。个人生命的存在与发展、人类种群的存在与繁衍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前提。但被视 为个人权利和利益的生命在安乐死的争论中却不得不面临更为全面的审视：人既然有生存的 权利，为何就不能有死亡的权利呢？法律应不应该保护个人对其生命的自由选择？

第二篇：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

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不是从生向死的转化，而是从痛苦向安乐的转化。是在患者自愿前提下通过科学的方法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优化调节，使人在死亡过程中避免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优化死亡状态，使死亡安乐化。现代文明社会应尊重患者的生命权与个人选择自由，对患者以临终关怀。安乐死有其法理上的立法依据，安乐死的实施从刑法角度分析也是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法律不应回避安乐死，安乐死应该有自己合法的地位

死亡问题，是每一个活着的人所不可回避的问题，人之死亡，作为一个重要法律事件，必将会引起与之相关的许多法律后果。人之死亡，体现了新陈代谢的普遍规律，但死亡的方式各有不同。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基于死亡问题的不可避免性和法律意义的重要性，本文试图探讨安乐死这一死亡方式的相关法律问题，以有效地打击违法犯罪，切实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秩序。

支持安乐死 安乐死合法化的关键首先在于有无自主选择安乐死的权利。我国宪法尚未明确规定命权，未明确规定公民本身生命的权利，但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我国公民享有人身自由的权利。每个人在享受自由权的时候都有义务尊重其他每个人的自由。马克思则把自由理解为：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害处的活动的权利。死亡的权利本身体现的是一种人格利益。而这种死亡方式也是一种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反对安乐死论者认为生命的价值在于社会，这种死亡方式是有害于社会的。诚然生命的价值在于社会，因为价值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概念，价值只能在社会中才能得以体现。而生命的价值并不是指生命本身，价值属于社会而生命是个人的。病危患者要求安乐死，基于法律的空白而被拒绝，被迫痛苦的生存下来是自由吗？自杀被认为是于他人有害的行为，那么法律是不是应该给自杀而又未果的行为给予法律的制裁让其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呢。既然法律没有，就承认了生命属于个人，自杀行为于他人的危害，不足以要求法律的禁止（注释⑤）。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的内容包括“生命安全维护权”，即维护生命安全，禁止别人非法剥夺人的生命的权利：“生命利益支配权”，即意味着生命权的主体是不是可以随意处分自己生命的问题。传统的民法理论对生命利益支配权持否定态度。例如一些国家都曾规定自杀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我国未作出此类规定则是一种默许的方式承认了生命利益支配权。也就承认了生命属于个人，个人有权处分自己的生命。人权作为法律与道德最高价值取向的契合我国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与足够的重视。我国政府已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先后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谓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人权的本质特征和要求是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目 的是使人摆脱一切压迫和歧视获得有尊严的生存和全面自由的发展（注释⑥）。其实人权就是人人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自由和平等。世界人权宣言宣称人人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如果仅仅宣称拥有某项权利而不使这项权利变得实际可行那么所谓的权利只是口号式的权利而不是实实在在的权利。安乐死需要法律给患者这种尊严和自由的保障。安乐死也需要法律明确界定安乐死本身是基于完全自愿，以便与一些相近似的行为如无意愿安乐死等区分开来，以维护法治的秩序

例子：据当代商报报道，长沙市某单位的一名退休职工因为喉癌晚期，痛苦不堪，他希望能为自己进行安乐死，但是其家人和医院都拒绝了他的这个请求。生似乎已经感觉不到任何乐：疼痛与日俱增；家中的所有积蓄已然耗尽。20日，患者张建波在53岁生日时，选择了以 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病痛。

第三篇：我们有死的权利吗——对安乐死争论的法理学思考

作者：张玉堂

【内容提要】安乐死历来是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有关安乐死的争论除在哲学、伦理学、医学等领域展开外，法学界对安乐死应否合法化问题也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不同的观点。本文通过对安乐死合法化纷争的分析，以自由理论为基点探讨了安乐死中的生命权和个人自由问题，并结合社会有机体理论提出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主张。【摘要题】争鸣之声【关键词】安乐死/生命权/个人自由/集体意识【正文】 1992年，在加拿大的一个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传出颤抖却又有力的声音：“各位先生，我想问问你们，若我不能批准自己去死，那我这个躯壳的主人是谁呢？究竟我的生命是谁拥有呢？”短短几句话，问得委员们不知所措。这是患上绝症后，一直争取安乐死合法化的罗得里格斯太太临终前的呐喊和抗争。（注：潘希熙：《走向死亡，谁说了算》，《社会工作》1995年第4期。）的确，我们有死的权利吗？对生与死的考问和思索几乎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就始终存在的永恒困惑。2001年4月，荷兰通过的安乐死法案再次把世界的目光聚焦到这个令人关注的话题上。安乐死的观念和行为，自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是个法律上的难题。至今似乎还没有那一个问题能像它那样，会涉及如此多的重要法律理念而又如此惹起纷争；也很少有哪个法律问题能像关于安乐死的争论那样常常让我们感到无法自圆其说。安乐死究竟应不应该合法化？本文拟从生命权、个人自由等角度对安乐死合法化纷争做些粗浅探讨。

一、安乐死及其合法化纷争

（一）安乐死及其历史 安乐死亦称安死术，是英文“euthanasia”一词的汉译，最早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一词，本意为“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在牛津词典中的解释为“（患痛苦的不治之症者之无痛苦的死亡；无痛苦致死之术）”。（注：《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牛津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95页。）国内目前对安乐死尚无权威统一的定义，有人认为安乐死“是指对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为解除其极度的痛苦，由病人本人或亲属要求，经医生鉴定和有关司法部门认可，用医学方法提前终止其生命的过程。”（注：石文亮：《试论安乐死立法》，《法律与医学》1995年第2期。）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这是沿用了西方的传统解释，对安乐死的内涵外延界定的不准确，是导致安乐死被误解及引起争议的原因。安乐死的本质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科学化，主张“安乐死是对于医学无法挽救的濒临死亡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或消除死亡痛苦，使死亡状态安乐化。”（注：冯秀云：《关于我国安乐死立法的几点思考》，《政法论丛》1998年第2期。）安乐死其根据实施的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主动安乐死是指采取主动措施，? 缱⑸浠蚍靡┪锏燃铀俨∪怂劳觥１欢怖炙涝蚴侵付晕ｖ夭∪瞬桓?nbsp;予治疗或撤除支持其生命的医疗措施，而听任其死亡。根据被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是否明确表达其愿望，安乐死又可分为自愿和非自愿两种。前者系由病人本人通过遗嘱或口头表态方式决定，后者则是因本人无法表达意愿而由亲属或监护人做出决定。（注：陈霆宇：《安乐死几个相关问题探析》，《政法论丛》1998年第2期。）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安乐死的理论和实践可谓古已有之。在西方，有些原始部落为了其整体的生存和健康强盛，常把病人、老人击杀或埋葬，以此来减少病弱者的痛苦和部落的负担。（注：许士凯：《安乐死启示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医生延长那些最终仍不免死亡的危重病人痛苦是不合伦理的，并赞同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的病人自己结束生命。斯巴达人为了保证士兵的健康和战斗力，也有处死有先天疾病或生理缺陷之新生儿的习俗。在东方诸国，尤其是受佛教影响的地方，崇尚人自然的死亡，“圆寂”、“坐化”等就是佛教徒追求的死亡方式。我国敦煌有一幅唐吐蕃时期（公元781～847年）“自行诣死”的壁画，描写一位老者在寿命将终时自行到坟墓中安详地辞别人世，这可视为我国较早时期的安乐死思想。（注：赵建雄：《我国早期的“安乐死”思想》，《健康报》1996年10月19日。）但是，由于安乐死违背传统的伦理观念，（注：长期支撑社会秩序的传统，在西方是以宗教伦理为主，如基督教就曾经禁止自杀；在东方，尤其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大部分地方，莫不视死为一个禁忌，在大多数时代里的大多数人也无不将长寿视为一种极其自然的追求。）并与传统的医学理念和死亡概念相冲突，自杀和他杀的界限也因此而趋于模糊，故安乐死的思想和行为也普遍地无法得到法律的支持。在西方，启蒙时代的到来宣告了传统社会走向式微的开始，个人对于自己生命和自由的把握与张扬迅速拓显至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于是自十七世纪起，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思想便应运而生了。（注：培根、莫尔、洛克以及休谟等人都阐述过他们对于死亡的看法，托马斯·莫尔在其《乌托邦》一书中还对如何实施安乐死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设想。参见许士凯：《安乐死启示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0页。）于此同时，由于现代生物医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一部分濒危病人的生命可以在人工干预下长时间地、极其痛苦地予以延长。这极大地激化了医学伦理中的一对固有矛盾——延长病人的生命与解除病人的痛苦。有关安乐死的病例和讨论不断涌现，终于使安乐死合法化运动在二十世纪初叶与人权运动结合在一起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1935年在英国出现了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委员会”，其后美国、法国、丹麦、瑞典、荷兰等国也陆续出现了类似的组织。但安乐死运动很快就随着纳粹德国的兴起及其对非日尔曼种族的屠杀而遭受挫折。二战期间根据其信奉的优生学理论以及其纯净种族（雅利安）的理想，纳粹党人用“安乐死”、“尊严死亡”等名义有计划的屠杀慢性病、遗传病和精神病患者以及犹太人、吉普赛人等其他民族人士达600万人。（注：[美]亨利·弗莱德兰德：《从“安乐死”到最终解决》，赵永前译，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从1938年法西斯分子滥用安乐死到50年代后期，安乐死声名狼藉，关于安乐死的讨论也几近销声匿迹。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随着工业革命掀起的第三次浪潮医学革命得到复苏，安乐死合法化的讨论再度兴起。1960年，有人在英国议会提出了安乐死法案；1962年，日本最高法院规定，允许早死条例并附先决条件：本人自愿并提出申请，医生诊断患绝症，患者痛苦异常，亲属同意。1969年，英国国会辩论的一项安乐死法案中声明：“医生给一个做出宣布的合格病人实行安乐死是合法的”。类似的法案也曾被美国爱达荷州、俄勒冈州等地的立法机构提出，但最终均未获通过。197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自然死亡法》，首次从法律上承认了“死的权利”。70年代后期的法国、德国也都先后制定了有关安乐死的法律程序。荷兰和澳大利亚分别于1993、1995年通过有关安乐死的法案，但结果施行未几均告夭折。2001年4月，荷兰再次通过一项安乐死法案，不仅世人瞩目，在我国也掀起了又一轮讨论安乐死的高潮。我国的立法，迄今为止尚未涉及安乐死问题。但被动安乐死的情形在现实中是较为普遍的，通常也不会引起什么诉讼，即使有，一般也是作为普通医疗纠纷加以处理。1987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的一起案件（医生在病人家属的要求下主动为病人采取了助死措施，医生及病人之子被指控杀人，最终被判无罪。）是我国迄今为止最为典型的安乐死诉讼案（注：对于此案十余年来媒体一直有各类报道和介绍评述。主要有：宋蔚林：《安乐死与杀人罪》，上海《民主与法制》1987年第8期；王鸿鳞：《关于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人民司法》1990年第9期；徐宗良：《大学生人文素养讲座：当代生命伦理的困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58页；王政勋：《正当行为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96～502页；2001年4月23日千龙新闻网转载《华商报》的报导文章《当事人披露我国首例“安乐死”案审判始末》。），并引发人们开始普遍关注安乐死问题。1988年全国和上海的各界专家学者分别组织了一次关于安乐死的研讨会，虽然意见不一，但与会者多主张无论在医学上还是在立法上都应谨慎对待。自90年代中期起全国的两会上亦不断有些代表（多为发达地区如广东、上海等地的代表）联名提出有关安乐死的提案，山东的一所大学甚至受其地方立法机关的委托起草出一份安乐死立法草案。

（二）安乐死之合法化纷争 显然，从安乐死的历史发展来看，乐观的人倾向于把安乐死的合法化视为社会发展和法律进步的体现。但各国的立法实践表明：这种认识也许忽视了社会存在的复杂性从而太过乐观了。谨慎的人尽管对安乐死持理解立场，但却不希望法律过早的做出让步。在安乐死合法化问题上，双方的争论异常激烈，也颇值得我们深思。赞同一方的主要观点认为：1.生命只属于个人，他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自由处置。（这是自由主义者的主张，集体主义者即使赞同安乐死，一般也只主张消极安乐死。他们认为，个人生命是人类集体生命的组成部分，前者应服从于后者，个人是否可以实行安乐死要看对集体利益是否合适。）2.人的尊严具有最高价值，尊严使人有选择的自由，包括结束自己生命的自由。3.追求生命质量是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目标，当一个人的生命只具有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或是只能在巨大痛苦中等待死亡时（生命质量已大大降低），医生却硬要拖延以使他承受痛苦，实际上是对病人的虐待，恰恰是一种不人道。4.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对一个无望挽救的绝症患者投入大量的医疗力量实际上是浪费，应当将这些宝贵而有限的医疗资源节省下来用于救助那些可能治好的病人。5.死亡并非永远是人类的敌人，应正确看待死亡。生和死都是宇宙万物的基本问题，死亡不过是事物的自然序列中的一环。（注：本段观点分别参见：许士凯：《安乐死启示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5～47页；纪宗宜：《关于医学法律中若干问题初探》，《大自然探索》1999年第4期；诺埃勒·勒? 撸骸渡锫桌硌в合苤朴肴巳ā罚度舜蟾从∽柿稀罚ǚɡ硌а⒎ㄊ费в?998年第1期。）即便是在赞同者内部，关于安乐死的实施对象，也还存在很大分歧。有人认为安乐死的对象主要有三类：植物人，脑死亡者，身患绝症濒临死亡而又极度痛苦者。（注：徐宗良：《大学生人文素养讲座：当代生命伦理的困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也有人主张安乐死的对象主要是两种病人：一是身患绝症处于晚期而极度痛苦的病人，二是有严重残疾，生命质量和生命价值极其低下或已丧失的病人，如不可逆的植物人状态或已发生脑死亡者，严重畸形且医学上无法治疗的胎儿、新生儿等。（注：陈霆宇：《安乐死几个相关问题探析》，《政法论丛》1998年第2期。）还有学者将植物人和严重先天缺陷的新生儿排除，提出安乐死的实施对象应是“医学上无法挽救存在痛苦的濒死者”。（注：冯秀云：《关于我国安乐死立法的几点思考》，《政法论丛》1997年第5期。）反对一方的主要观点有：1.生命是神圣的和至高无上的，医学伦理要求医生必须尽一切可能救助病人的生命。2.各国法律、道德、舆论和风俗习惯，对痴呆、严重畸形、伤残乃至各种濒临死亡的人，普遍采取极其宽容的态度，这是人道主义精神在全人类中的普遍体现。人类只有从尊重最弱的人做起，才能保持自己的尊严。不能简单把个人尊严和个人自由简单扩大到可以把濒危病人弄死。3.每一个生命都有一定的价值，都是人类的组成分子。社会对各个社会成员不仅有安置的权力，也有保护的义务。对有些被误认为是社会“负担”的患者进行救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职责。4.不可逆的诊断未必准确，不仅医学的发展可以使绝症可治，现实中更有许多病例是医学无法解释的奇迹（如植物人数年后苏醒），应该给病人以这样的机会。5.病人要求安乐死的意愿未必是其理智而真实的意思表示，有的只是精神空虚或一种暂时的要求。6.法律允许安乐死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犯罪，历史上更有过纳粹借安乐死来进行屠杀的教训。（注：本段观点分别参见：许士凯：《安乐死启示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5～47页；纪宗宜：《关于医学法律中若干问题初探》，《大自然探索》1999年第4期。另外，念九州还提供了一些较为不同的观点，详见其文：《价值冲突：安乐死合法化的根本障碍》，《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二、生命权与自由 综观安乐死合法化纷争之双方的观点，如何看待人的生命与生命权、个人能否自由的选择死亡，是他们的主要分歧。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所有行动和思考，从最终意义上讲，也的确未能超出我们人类自身的立场和价值取向。个人生命的存在与发展、人类种群的存在与繁衍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前提。但被视为个人权利和利益的生命在安乐死的争论中却不得不面临更为全面的审视：人既然有生存的权利，为何就不能有死亡的权利呢？法律应不应该保护个人对其生命的自由选择？

（一）安乐死中的生命权悖论 一般而言，一个人的生命是始于出生而终于死亡，这也是一个人作为法律主体之享有权利在时间上的起点和终点。探讨生和死可以从哲学的、宗教的、医学的和法学的等不同的角度出发。单就法律角度而言，生死的标准主要是由民法界定的。民法上自然人的权利能力的开始时间有“受孕说”、“阵痛说”、“断带说”、“独立呼吸说”、“父亲承认说”等学说和立法例；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因死亡而终止，对死亡亦有“心跳停止说”、“呼吸停止说”、“脑死亡”等标准。（注：彭万林：《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就前者论，有的是被界定在出生（医学标准）以前，有的是在出生以后；就后者论，则主要是医学上（传统的）“心肺死亡”和（现代的）“脑死亡”标准的差异。我国民法对决定自然人权利起讫之界定采纳的分别是“独立呼吸说”和“心肺死亡”标准。（注：彭万林：《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那么，在这段短暂的人生历程中，我们的生命究竟属于谁？每个人的生命只能归他自己所有，这似乎是一个无须证明的常识。保护每个人生命的安全并不受任何非法侵害也是法律的基本职责。但这只是我们现在的常识，历史和理论曾经给过不同的答案。比如历史上的奴隶不仅没有独立的人格，连生命也完全属于他的主人所有，更别说享有什么生命权了。而基督教的神学家认为人是上帝的创造，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属于上帝的，自杀就是违背上帝的意志，是一种犯罪行为。（注：这是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表述的观点。）自文艺复兴起，西方人逐渐被从神的阴影下解放出来，直至现代人权运动的深入发展，个人的人格独立与尊严终于成为全世界人们的共识。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规定：“人人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可见，人的生命只能由他自己来享有，庄严而神圣的生命权是任何一个人的最基本的人权。安乐死中对于生命和生命权的争论，首先是在人的本质的认识上存在分歧。客观地说，人是生物人和社会人的综合体，前一种理解使人类跨越种族民族差异而具有普遍的共性，后一种理解则使人类真正的有别于其他动物。赞同安乐死的人一般都更加重视个人的尊严及其社会意义上的生存，往往以生命的质量来评判生存的意义、生命的价值。而多数反对安乐死的人则更注重从人的共性上来看待生命的意义，再大的肉体痛苦、精神折磨甚至是丧失了意识，都并不能降低其作为人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就象密尔说的那样，即使是痛苦的苏格拉底也比最快乐的猪幸福。如何看待这个分歧？赞同论者认为尊严的死比痛苦的生存更有价值。在这里，尊严成为了一个标准，但问题是：什么是尊严？绝症患者临终前的痛苦不堪，往往包括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折磨。感觉到肉体上的痛苦如肢体残缺、组织疼痛等，这些只是医学上的事实，是否能构成尊严问题，却要因人而异。单纯的肉体痛苦必须经过个体的主观评价才能转化为尊严问题。而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如弃儿、乞丐、流浪汉等也许同样感到尊严的丧失，他们是否也会觉得生不如死？可见，不能断言尊严是死的理由。赞同论者也许可以进一步附加其他条件来支持其主张，如要正确看待死的意义（死亡本身是生命的归宿），濒死者的死亡已无法避免，安乐死的本质是由人工来控制死亡的过程（使病人安乐而死）而不是杀人。但以生的归宿是死来主张一个人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应当是非常消极人生观，也不是劝戒任何人主动死亡的合适理由。另外，何谓濒临死亡？绝症病人也许在几天内死亡，也许几个月死亡，有些植物人可能会活几年甚至十几年，若要选择一个期限作为实施安乐死的标准显然不现实。再者，如果安乐而死是要回避死亡之前的痛苦体验，医生拖延其死亡是对病人的虐待，那么对痛苦的慢性病人而言，医生岂不是在对他们进行更长时间的虐待？虐待的指责不过是对医生职责的误解和无理的情绪化表达而已。即使缩短病人临死前痛苦的目的是正当的，手段是提前终止他的生命，法律显然不能仅因目的的正当就当然肯定手段的正当。再来看看反对论者的意见。生命神圣的主张固然正确，但这一般不会妨害对一个人生命的正当剥夺，如对杀人犯执行死刑通常都能被人们接受。但是，若社会和国家应当尊重并有义务保护病弱者——我们应当如何保护？以谁的标准来保护？如果我们认为病人要求安乐死的主张是一种不理智的决定，那我们又如何判定保障其痛苦的活着就一定是正确的理智呢？真理从来都不是投票的结果，以多数人的价值观去替代少数人自己的判断并不总是明智的选择，历史上的教训常常使人们对“民主的暴政”怀有深深的切肤之痛。

（二）安乐死的个人自由 当人们发现对一个问题无法自圆其说的时候，他们如果不是误入歧途，那就意味着已经到了答案的门前。人们在安乐死问题上之所以争论不休，其原因或许在于：讨论死是不是一项权利，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在讨论一个伪问题。我认为人们真正应当讨论的应是：一个人在选择安乐死的时候究竟有什么样的个人自由，他是否因此涉及了他人的利益并应当受到法律的限制？即我们应当如何行使这种与生俱来的权利？ 从一种角度看，个人自由包含在三个相互联系的命题中：第一，自由就是不受他人干涉；第二，限制自由是因为存在着与自由的价值等同或比自由的价值更高的价值；第三，必须保留最低限度的自由，即应该给个人保留一定的、绝对的、不受侵犯的自由领域，对自由的限制不能没有边界。（注：此为消极自由之观点，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23～526页。）约翰·密尔在其不朽名著《论自由》一书中，是这样解释前两点的；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对社会负责；在仅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在密尔看来，所谓的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其实就是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之权力的性质和限度。而对于社会在何种情形下才可正当的干涉个人自由，他提出了一条著名原则就是：“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注：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0页。）这就是学者所称的“伤害原则”或“密尔原则”，即一个人的自由若给他人造成了伤害，受到了伤害的人就有权要? 蠓啥哉庵肿杂捎枰?nbsp;制止。（注：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47～549页。）遵循上述自由原则，我们来分析一下安乐死中所涉及到的个人自由问题。在自愿安乐死中，病人和普通自杀者一样，都有死的意愿。不同的是，自愿安乐死的病人不能像普通自杀者那样由自己独立完成自杀的行为（一般地，他已经丧失了这种行动能力），而必须通过亲属、监护人尤其是医生的帮助才能实现他死的愿望。对于任何能够独立完成自杀行为的人而言，他无疑有选择死的个人自由，因为在仅涉及他本人的行为中，自由原则主张任何人“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的主权者”（。注：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0页。）另外，对自杀行为实际上的无法预防、无法控制，也使得法律一般不便干预自杀。历史上虽然有过禁止自杀的法律，但那不过是历史留给人们的笑柄而已，自杀最终还是从犯罪变成了人们的权利。（注：李建军、刘世萍：《从“犯罪”到“权利”：自杀行为的西方法律史述略》，《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由于自愿安乐死的病人必须借助他人的行为，其死的自由便不再是“仅涉及本人”的行为了。亲人和医生若要满足他的愿望，就要冒着杀人的危险，他们不得不考虑其协助行为的性质及后果。“不得杀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道德法则，而从刑法上来讲，有被害人的承诺并不足以使实施者的杀死行为具有正当性。与病人死的自由相比，“不得杀人”戒条即使不是更高至少也可算具有同等价值——而应为那些协助者即亲属和医生所必须遵守。若协助者满足了病人的愿望以后无法避免道德或法律的惩罚，那么他们实际上就是——受到了伤害。自愿安乐死既然已经涉及他人，主张死亡的病人就有了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反过来说，也就是社会取得了干涉的权力。在已经涉及他人的任何行为中，我们的自由都应当是有限制的。这完全可以用一个最通俗的例子说明：我们挥动手臂的自由止于他人鼻子所在的地方。密尔还提供了更进一步的观点：“自由原则不能要求一个人有不要自由的自由”。（注：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2页。）比如，他举例说一个社会不能承认任何人有要求卖身为奴隶的自由，尽管这可能的确是他真实而理智的意愿。至于非自愿安乐死的情形，不仅涉及他人协助自杀的问题，在此之前更涉及监护人或亲属以推定方式代理病人表达意愿的行为。在医疗中，通常涉及两类推定的授权行为。一类是医患关系中存在的推定授权，即医生的救治权被认为是来自于病人的明示或默示的授权。比如，针对患者的症状医生进行必要的检查、开相应的处方、采用适宜的临床手术措施等，一般医生无须征得患者的事先认可，除非此治疗措施存在几种类似方案且医生的选择会给患者带来无法预料或难以承受的后果时，医生才有义务征求患者及其亲属的事先认可。另一类推定授权存在于患者一方的内部，即对医生的上述明示授权本来应由患者本人实施，而实际上病人常常因为其病症的紧急或危重已不能表达其意志，只能由其亲属或监护人来代理表达选择意愿。因为目的和手段都是对病人进行救治而非伤害，按密尔的自由理论，医生和患者亲属上述的行为一般还算不上是涉及他人的行为。但如果是对病人实施非自愿安乐死，性质就不同了。首先，医生之所以有推定的救治权，其基础在三个方面：1.维护或恢复患者的健康；2.减少患者的痛苦；3.拯救患者的生命。这都是患者的根本利益，医生的职责和义务也在于尽力实现这个目标。但这三个方面并非完全等同，医生的最高使命是拯救病人的生命。因为大多数医疗手段总会给病人带来痛苦，同时相当数量的病人在治疗后也失去了正常人的健康。所以，我们一旦授权医生可以主动为患者采取致死措施，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原先医生据以取得救治权的逻辑基础。其次，病人亲属或监护人的代理授权是否也能毫无限制？单就民法上的代理理论而言，代理人所有合法的代理行为都必须基于被代理人的某种利益。在医疗中，病人亲属的代理权的基础也就是医生据以获得救治权的基础，拯救病人的生命同样是这种代理权的最高来源。据“伤害原则”，医生和亲属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涉及了（剥夺）病人的生命权，法律必须对他们的行为加以禁止。

三、法律的抉择

（一）安乐死中之个人主义自由观的缺陷 安乐死中医生、患者本人及其亲属的行为都已涉及他人，按密尔的自由理论，他们的自由都应当受到限制。但密尔确定的限制原则其实并非完美无缺。第一，个人自由是否涉及他人而应受到限制，并非轻易可以判断；第二，部分涉他伤害行为对社会的有益作用被完全忽略。这就产生两个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其一，安乐死中病人的自由是否真的可被认为是对他人造成了伤害，或者，个体行为究竟是自涉性的还是涉他性的，我们究竟如何判断？其二，若限制自由乃因有比之更高或等同的价值存在，那么部分涉他的伤害行为中是否恰恰就蕴涵类似的价值？ 对于第一个问题，也许人们可以认为任何自杀行为都会涉及他人，比如自杀者可能对家庭负有抚育子女和瞻养老人的义务，对社会负有贡献其个人力量的义务等等。从道德上看，似乎确无不涉他人的行为。一个人的行为总在不同程度上（正面地、负面地或二者兼有地）——要么涉及特定的某个人，要么涉及不特定的多数人或整个社会。约翰·密尔基于其个人自由主义的立场，是这样解释的：我们每个人本能地更加关心我们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利益。人们一般对自己的利益非常清楚，而对别人的利益往往缺乏同样的了解，尤其是对于别人的特殊利益和兴趣，则更可能是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可以正确地判断什么时候别人的行为威胁到我们自己的利益，但却没有可靠的根据判断别人的行为对他们自己利益的影响。所以，法律可以依自我防卫的目的限制自由是合理可行的。密尔认为，我们为了别人的利益对别人自由的限制和干涉常常是弊大于利的。并且他更坚决反对集体意识对个人独立的过分干涉，在他看来“在实际上决定那些在法律惩罚或舆论支持之下要大家注意遵守的行为准则的主要东西，乃是社会的好恶，或社会中一些有势力的部分的好恶”（注：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页。），因此，社会的主张与个人的见解相比，并不一定就更正确。当然，密尔也为自己的理论适用设置了一个界限，即它“只适用于能力已达成熟的人类”，对未成年人等“尚处在需要他人加以照管的状态的人们”（注：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 0页。），社会还只能进行强制性的保护。如果我们视安乐死中的病人为密尔所谓的需要他人加以照管的人，无疑，法律可以禁止任何人对之实施安乐死。反之，尤其是对自愿安乐死的病人而言，按他的理论就很难解决了。因为如果医生和病人家属不认为病人的死的要求是对他们的伤害，那法律就不应当对病人的行为予以禁止；或者，病人并不认为自己的生命权在安乐死中受到了任何人的伤害，则法律对协助实施者的行为也同样不能禁止。按照同样的逻辑，只要被害人不认为受到伤害，杀人者也有他的自由了。显然，这是荒谬的。问题在于，我们每个人其实并非时时都能对自己的利益有清楚的认识（像密尔假设的那样），对是否受到他人的伤害的判断除了我们自己个人的主观认识而外，不可能完全忽视社会集体的替代性判断。

（二）社会集体意识的价值：法律对安乐死予以限制的理由 密尔对集体意识的不信任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我们的确也不能否认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特征。整个社会在埃米尔·涂尔干看来，具有其自身的独立性。（注：参见e·迪尔凯姆（埃米尔·涂尔干的旧译）：《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序言及第一章。）人们基于生理学、心理学和哲学的方法并从个人的角度去看社会现象与社会事实，常常会用错误的方法得出错误的结论。涂尔干认为生命是一个整体的存在，它不是各种化学元素的简单堆积、相加，数个要素一经结合都会产生新的现象，而社会也是这样。“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注：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2页。）而这种集体意识“不是一种游移不定的、浮于表面的和变化多端的意见，而是深植在人们内心里的感情和倾向。”（注：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0页。）维护这种公共意识和价值准则对于防止社会的崩溃是必需的，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这种共同的价值模式之共有„„造成了互相适应这种共同的? 壑底荚虻娜?nbsp;们之间的连带关系。如果不依附基本的共同的价值准则，集体就会消失”。（注：转引自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29页。）而且，无论是在多元化的社会还是在被认为是一元化的社会中，社会集体意识的价值取向与个人意识相比通常是倾向于保守或是中庸的，它总是比社会中最保守的人更加宽容，同时又会比最激进的人更加谨慎。若它完全站在某一极端来审视并规制整个社会，其给社会唯一能带来的礼物只能是——动荡、痛苦和灾难。法律作为一种具有最强约束力的社会规制手段，它常常就具有这种或是被人们认为应当具有这种略具保守的中庸特征。比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896年的布雷西案中，宣布黑白隔离并未违反美国宪法，但在1954年的布朗案中，却宣布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违背宪法。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其高超的解释技巧，不仅适时回应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也把法律的中庸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注：方流芳：《罗伊判例：关于司法和政治分界的争论》，《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1期。）法律若要符合其角色要求，在面对安乐死争论时就必须权衡：如果说安乐死中病人的个人自由的确涉及了他人的利益，那它是否也涉及了对社会集体意识的冒犯？或者，安乐死尽管是涉他行为，但它有社会无法抛却的利益而存在被法律容忍并许可的可能？仅依据“伤害原则”就要求法律限制某种个人自由显然是社会所不能接受的，如个人的言论自由常常是涉及他人的行为，但无疑言论自由在给他人带来伤害的同时（如媒体对政府官员的监督性批评），又的确是社会所必需的一种自由而为集体意识所支持。安乐死行为中究竟有没有这种可以得到支持的并且是社会所无法抛却的利益呢？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主体显然和对言论自由的认识主体一样——不是某个个人，而只能是社会集体。因此，在安乐死是否应当合法化问题上，其最终的评判标准乃在于看安乐死行为是否冒犯了社会集体意识。如果这种冒犯是存在的，甚至被认为具有很严重的性质，法律禁止实施安乐死就是明智的选择。就目前的现实来看，我认为这种冒犯是存在的。其一，中国社会延续几千年的“孝”的思想并未因近百年来西方思潮的冲击彻底消失，作为一种集体意识，在今天它仍然深深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心中。父母身患绝症、痛苦不堪，正是对子女孝心的一次考验，任何一个为父母实施安乐死的人，都无法避免这种传统集体意识的巨大压力。要考证这一点是很容易的，尽管我们总能看到许多赞同安乐死的社会调查显示，反对的已是少数，但我认为有一个事实更具有说服力。有人多次在法学院的学生中组织关于安乐死问题的辩论，所有赞同安乐死合法化的人都似乎振振有辞，但只要反对者诘问一句“你是否会对你的父母实行安乐死”，赞同合法化的人立即就哑口无言或顾左右而言他。（注：王政勋：《正当行为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513页。）这个例子生动的说明什么才真正是安乐死问题上的集体意识：即便是最能接受自由民主等现代思想并且也是接受这些思想最多的青年学生身上，能够决定我们行为的依然是我们最传统的社会意识。其二，“人命关天”、“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些中国式的价值观沉淀在国人心中的时间可能比孝道观念来得更长、更恒久。刘邦入秦，只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就天下大定，可见对杀人行为予以惩罚的社会价值。对于任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我们永远都要用最慎重的理由来表达我们的宽恕。其三，安乐死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争论以及它被广泛的否定，都表明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社会集体意识对安乐死最终还是投了反对票。当然，社会集体意识并非永远不变，其稳定性是与丰富多变的个体意识相比较而言的。但无疑，前者的变化是缓慢的、渐进的、不易察觉和易把握的，后者的变化则常常是迅速的、难以揣测的。中国目前正在经历一次急剧的但却是相对稳定的社会变革，对安乐死的争论只是这股急流中的一朵小浪花。个人生死观的变化，可能会随着经济状况、社会地位、文化素养以及外来文化影响等因素的变化而在某些人身上有明显体现。但整个社会生死观的变化，却未必会和其他社会巨变一样而产生质的不同。尽管中国迄今为止尚无针对安乐死的明确立法，但我们的法律却早已接受了安乐死问题的考验。（注：除著名的1987年陕西汉中安乐死案以外，潘希熙在《走向死亡，谁说了算》，《社会工作》1995年第4期。一文中还列举了从1961年到1995年间发生在中国的5起安乐死案件。）不管是今天我们对安乐死持否定的态度，还是将来我们对之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从司法的角度看，都将继续面临各种法律观念的角逐与冲突。对任何个人而言，给自己找个死的理由并不是件多么困难的事，难的是我们如何同时也给整个社会一个交代。

第四篇：关于安乐死的立法思考毕业论文_安立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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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有关安乐死的立法问题的思考

学习中心：石家庄 专业名称：法学 学生姓名：安立奇 学生学号：***4 指导教师：蓝蓝

摘 要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是否接受死亡，而是如何接受。‚安乐死‛这一社会问题正是顺应时代发展而出现的。然而安乐死毕竟是一个涉及到医学、伦理、道德、法律、社会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的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从它一出现，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议。这场争议在国外已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且已进入了我国并日益引起社会关注。安乐死问题在我国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问题，其本身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妥善解决，才能推动其合法化。本文以此为宗旨，对安乐死的实质、安乐死的立法理由及立法步聚、内容进行论述，以期促进安乐死在我国早日立法。

关键词：安乐死； 合法化； 立法； 试点；

目录

第一章 安乐死的概念论..............错误！未定义书签。

1.1安乐死的概念和类别....................................1 1.1.1安乐死的概念........................................1 1.1.2安乐死的分类........................................1 1.2国内外现状...........................................1 1.3安乐死的历史演变......................................2

第二章 安乐死的争论与发展...........................4

2.1安乐死的争论.........................................4 2.1.1安乐死是否违反宪法..................................4 2.1.2安乐死是否违反刑法..................................4 2.2安乐死的发展.........................................5 第三章安乐死立法的必要性.............................6

3.1社会各界及民众的意愿..................................6 3.2规范‚安乐死‛道德规范的特殊要求......................6

第四章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可能性.....................8

4.1安乐死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8 4.1.1法律依据...........................................8 4.1.2犯罪本质的定论......................................8 4.1.3安乐死符合人道主义原则..............................9

第五章实施安乐死的构想..............................11

5.1实施安乐死的条件.....................................11 5.1.1安乐死实施条件的主题...............................11 5.1.2安乐死实施的前提条件...............................11 5.1.3安乐死实施的主观条件...............................12 5.1.4安乐死实施的形式条件...............................12 5.1.5安乐死实施的合法条件...............................12 5.2荷兰安乐死的借鉴.....................................13

参考文献............................................15 致谢................................................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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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安乐死的概念论

1.1安乐死的概念和类别 1.1.1安乐死的定义

对于安乐死这个名词，我们并不陌生，近年来经常可以接触到相关的信息。安乐死来源于希腊文，其含义是无痛苦的、幸福的死亡。安乐死一词源自希腊文euthanasia，原意为‚安逸死亡‛，‚快乐死亡‛，‚无痛苦死亡‛。对于何谓安乐死众说纷纭，目前国内多个版本将安乐死解释为：无痛楚死患不治之症而又痛苦者和非常衰老者。而医学界将其归结为有意引致一个人的死亡作为提供他的医疗的一部分，有时也译为‚无痛致死术。‛在1985年出版的《美国百科全书》中，把安乐死称为‚一种为了使患不治之症的病人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终止生命的方式。‛我认为何谓安乐死，其定义应首推我国著名的刑法学家高铭暄的安乐死定义：安乐死是指身患绝症治愈无望，处于难以忍受的极度痛苦之中濒临死亡的病人应其本人要求，采取措施，使其死亡或加速死亡的发生。从这个定义上看安乐死有以下特征：一是‚安乐死‛的主体是身患绝症治愈无望的病人。二是提出‚安乐死‛主张的必须是病人本身。三是实施‚安乐死‛行为的主体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四是实施‚安乐死‛主体行为后果是终止病人的生命

1.1.2安乐死的分类

安乐死的分类较多有主动、被动、积极、消极、直接、间接、自愿、非自愿等，通常意义下人们把安乐死粗略的划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类。

主动安乐死是指医务人员或其他人采取某种措施加速病人的死亡，如采用药物或其他办法主动结束痛苦的生命，这也称积极或直接安乐死。

被动安乐死是指中止维持病人生命的措施，任病人自行死亡，也称消极或间接安乐死。

一般所说的安乐死是一种狭义的提法即无痛致死术也就是主动安乐死。

1.2国内外现状

综观国际形势，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安乐死的成文法业已施行。早在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从而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允许实施安乐死行为的法律。其中针对安乐死实施的条件做出了专门规定。随后，2001年4月10日荷兰上议院通过安乐死法案，将荷兰冠上了全世界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的宝贵称号。该法案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它为了防止医务人员权利的滥用，特别规定了3个前提条件加以限制。比如病人必须是无医治之希望，其病痛必须是任何人都无法忍受，病人在意识清醒时真实自愿的要求实施安乐死等。同年5月16日，比利时众议院亦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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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对病人实施安乐死，继而成为第二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紧随荷兰之后。在西欧一些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都出现了安乐死的病例，一些国家也正在进行安乐死的立法探索。

但总体上以法律形式确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为数不多。大多数国家的刑法都没有在立法上将安乐死确认为合法行为。它们将‚受嘱托杀人‛或‚被害人同意的杀人‛视为杀人罪。比如奥地利、瑞士、日本的刑法都规定由于受他人的诚挚及迫切请求而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人，要处以六个月以上的刑罚。这些国家在处理安乐死案件时，通常以杀人罪来定罪处罚，但在实际操作中量刑很轻[2]。

我国对安乐死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从上个世纪80年代才开始。1986年，陕西汉中市王明成的母亲夏素文患肝硬变腹水，肝性脑病等病症。为了解除病痛，主治医生蒲莲升通过对其注射冬眠灵实施了安乐死行为。结果蒲莲升于1987年9月25日被逮捕，直到1991年4月6日才被宣告无罪释放。因为经法医鉴定，冬眠灵只是加深了夏素文的昏迷程度，虽然产生了促进死亡的结果但并不是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造成夏素文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其肝性脑病引起了严重感染[3]。这是我国涉及安乐死的第一个病例，从中暴露出我国法律规范的不足。此后，我国学者多次提出安乐死的立法需要。1998年，山东中医药大学课题组在经过多年的研究探索后，提出了《安乐死暂行条例（草案）》，但未能施行。目前我国法律没有关于安乐死的成文规定，并且很多学者主张根据我国《刑法》的解释，实施安乐死行为就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属于犯罪行为，要接受法律制裁。

1.3安乐死的历史演变

安乐死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史前时代就有加速死亡的措施。在古希腊、古罗马普遍允许病人及残废人‚自由辞世‛；17世纪以前，euthanasia是指‚从容‛死亡的任何方法。17世纪法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则更多的用它来指代医生采取措施任病人死亡，或加速死亡。他认为，长寿是生物医学最崇高的目的，但安乐死也是医学领域中必要的一项技术。科罗纳罗（L.Cornaro）在历史上第一个主张被动安乐死即‚任其死亡‛。摩尔(T.More)在《乌托邦》中提出有组织的安乐死和‚节约安乐死‛的概念。休谟说，如果人类可以设法延长生命，那么同理，人类也可以缩短生命。尼采则提倡在适当的时候自杀；19世纪中叶，蒙克(W.Munk)把安乐死看作一种减轻死者不幸的特殊医护措施，但反对加速死亡；20世纪30年代，欧美各国都有人提倡安乐死，英美等国先后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或‚无痛苦致死协会‛，并谋求法律认可。英国最先开展过安乐死成文法运动，1936年，英上院曾提出过法案。1937年，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法机关讨论了一个安乐死法案。同时波特尔(C.Potter)牧师建立了美国安乐死协会。1938～1942年，纳粹兴起，希特勒借安乐死的名义杀死了慢性病、精神病病人及异己种族达数百万人，致使安乐死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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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要是60年代以来，安乐死问题又被重新提出，安乐死立法运动也随之兴起。1967年，美国成立了‚安乐死教育基金会。‛1969年，英国国会辩论安乐死法案，但被否决。60年代末至70年代前期，美国40个州都曾辩论过确立安乐死的法案，均未通过，但至1985年，美国已有35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在立法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死亡之前生效遗嘱的法令，在法律上承认病人有权对自己未来的治疗做出书面指示。1974年，澳大利亚，南非等国成立了自愿安乐死组织，1976年，在丹麦、瑞典、瑞士、比利时以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都涌现出了大量志愿安乐死团体。1976年9月30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自然死亡法‛（加利福尼亚健康安全法），这实际上是承认安乐死取得了合法地位。1976年，日本东京举行了‚安乐死国际会议‛，会议宣言强调指出：应当尊重人‚生的意义‛和‚死的庄严‛，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有条件承认安乐死的国家。在丹麦，1992年10月颁布并实施了一项有关安乐死的新法。乌拉圭已立法允许主动安乐死。英国某项民意调查表明，72%的公民赞成某种情况下安乐死。法国一项民意测验表明，85%的公民赞成安乐死。世界著名学者汤因比和池田大作也曾在他们展望21世纪的对话录中使用很大篇幅讨论这一问题。可见，接受安乐死这一优死方式已成为世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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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安乐死的争论与发展

目前，我国赞成安乐死的人占人口比例的大多数。上海曾以问卷形式对200位老年人进行了安乐死意愿调查，赞成者占72.56%；在北京的一次同样的调查中支持率则高达79.8%；另据《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85%以上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

2.1安乐死的争论 2.1.1安乐死是否违反宪法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律在承认人享有生命权利的同时，也应承认人享有选择死亡的权利，在特殊的情况下有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允许安乐死不仅体现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而且也不会有损社会和国家的利益。

2003年，广东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根据我国《宪法》四十五条：‚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规定，针对有些政协委员在广东省政协第九届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对无可救治的晚期癌症患者应该可以实行‘安乐死’‛指出，立法实行‚安乐死‛违反《宪法》。这种说法引起了极大争议，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和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的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现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

笔者也认为，从法理上讲，公民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宪法》的这一规定说的是国家保障公民的私权利，并没有限制公民‚安乐死‛的自由。《立法法》第五条同时也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而我国现阶段，从有关调查来看，我国绝大多数民众，都赞成安乐死；身患绝症的患者，更是希望安乐死。因此，遵循立法民主性的原则，也有必要有条件的让安乐死合法化，这也是对人权的一种尊重。

2.1.2安乐死是否违反刑法

我国现行的法律不允许安乐死，对于实施安乐死的人将予以刑事制裁。但笔者认为，作为病人，迫切希望安乐的死亡，早日结束痛苦，这实质是公权与私权的冲突。病人应有解除痛苦的权利，这是私权。私权的行使在没有损害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时候，就不应当被禁止。也就是公权不应该过度干涉私权的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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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不等于‚故意杀人‛，虽然从刑法上来讲‚安乐死‛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种种条件，但是从本质上看还有许多不同之处：

1、性质不同。‚安乐死‛是善意的；而‚故意杀人‛是恶意的。

2、目的不同。‚安乐死‛已免除特定人群痛苦为目的；而‚故意杀人‛却是以报复夺取金钱等为目的。

3、实施者不同。‚安乐死‛是由合法合格的医护人员操作完成；而‚故意杀人‛没有特定的人群为实施者。

4、主动方不同。‚安乐死 ‛是由被实施人主动提出，是由被实施人的主观意志支配；而‚故意杀人‛完全由实施者个人主观意志支配。

5、运用的手段及方法不同。‚安乐死‛一般使用药物，采取无痛苦的方式终结生命；而‚故意杀人‛则不管用任何手段、方法强制性剥夺其生命。所以，目前不能将‚安乐死‛列为‚故意杀人罪‛。

2.2安乐死的发展

在我国，‚安乐死‛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自流传至中国以来，便在中国大地引起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响。1982年，在大连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医学伦理学学术讨论会上，天津、山东的代表发表了有关安乐死的论文，引起大会瞩目和较大的社会反响。1986年6月，陕西省汉中市传染病院发生的我国首例安乐死事件，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儿女的要求，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检察部门以‚故意杀人罪‛对医生及病人的儿子提起公诉。案件审理了6年后，蒲某终获无罪释放。但这并不意味着安乐死合法化，安乐死仍是违法的，只不过由于蒲连升给患者开具的冬眠灵不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害不大，才不构成犯罪。此案轰动了全国，由此引发了一起涉及医学界、法律界、伦理界、新闻界及公众的关于安乐死问题的大讨论。我国自1992年起，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组都收到有关安乐死的提案，要求我国立法，使安乐死合法化，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中国临终关怀之父‛ 崔以泰教授和北京儿童医院名誉院长，儿科专 家胡亚美教授都是安乐死议案的提案人，他们不仅在为安乐死的合法化进行着努力，而且都表示，自己在必要时也要实施安乐死。原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生前也很赞成安乐死。而除了在全国最高权力机关进行呼吁外，有些人士还在民间为安乐死奔走，准备成立纯民间的‚自愿安乐死协会‛。1996年上海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关议案，呼吁国家在上海首先进行安乐死的立法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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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安乐死立法的必要性

3.1社会各界以及民众的意愿

根据卫生部和国家计生委的有关统计，我国每年死亡人数近1000万，其中有100多万人是在极度痛苦（如癌症晚期的剧烈疼痛）中离开人世的。这100多万死亡者中又有相当多的人曾要求过安乐死，但因无法律根据和保护而被拒绝，因此他们也只能‚含痛死去‛。而在我国的医学实践中，一方面有条件的大医院同样存在着用昂贵的代价来维持脑死亡患者的‚生命‛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对无法忍受痛苦的绝症患者的医疗处理过程中，安乐死以隐秘或公开的方式进行已久（上海、广州等城市）。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这也是生活提出的要求，人们需要安乐死。

死亡作为一种自然规律，自古以来，人类始终追求着一种‚善始善终‛、‚安然去世‛。既然死亡不可避免，为何不在适当的时间选择一种更有价值、有尊严、更安宁的死亡方式呢？生命的价值在于它对社会的贡献，而这种价值往往体现在生命的质量上，当一个人的生命连质量都谈不上时，它又如何保障它的价值呢？面对那些痛苦万分的绝症患者，如何维护他们死亡的尊严，如何给他们临终前一个安详？安乐死无疑是一种理智的选择。

3.2规范‚安乐死‛道德规范的特殊要求

人终有一死，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对于那些现阶段医学上无法救治的患者而言，在死亡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面临着对生命终结处置方式的选择，如果回避这一问题，或简单加以禁止，不仅不能强化生命终结过程对生命的保护，反而会放任不合理、不合法的生命处置。传统的医德观念也认为，对于重危病人，必须想方设法进行抢救，对于不治之症，也应尽量延长其生命，哪怕一两天，甚至几小时，只有这样，医务人员才算尽到了职责，然而却忽视了患者是在万分痛苦的挣扎着死去这一客观事实。我们说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即既要保护病人的生命，又要减轻病人的痛苦，救死是指挽救生命，并非指挽救死亡，对那些身患绝症即将走向死亡的病人，要顾及其根本利益，道德的做法是解除病人的痛苦，而不是采取徒劳无功的办法来增加病人的痛苦。我们应该把有限的医药资源尽可能合理的使用到有价值的地方，这样才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而现代医德注重价值，是否符合医德，应该用价值观念来评判。所以实施安乐死是既符合现代医德，又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比如，对于一个晚期癌症患者，如果不能实施主动安乐死，对于一个意欲终结自己生命的患者来说，他只要拒绝接受治疗，而对他的家属来说，只要不付医疗所需的费用，甚至不及时支付，在现有的经济和制度条件下，患者所需的药品就不能保证，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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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就不会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死亡也就是自然的结果。这样就可以以被动的形式取得与主动安乐死几乎同样的效果，这种转化非常容易，显然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安乐死的混乱无序状态其所带来的问题已经是普遍而不容忽视的了，如果不去解决的话，问题将变得复杂。因此，应积极的立法规范，以有利于避免对生命的轻率处置，强化对生命的保护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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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可能性

4.1安乐死行为不构成杀人罪

安乐死非罪化是安乐死合法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有先解决它，才能帮助司法机关正确断案，不被形式上的假象所蒙蔽，以避免公民（主要是医生）因对病人实施人道的安乐死而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从而有利于实现对公民人权的保护。

4.1.1法律依据

首先，我国现行刑法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受罚‛。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或类似行为是犯罪，因此将其作为犯罪处理缺乏法律依据。

4.1.2犯罪本质的定论

其次，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对犯罪本质的规定，任何一种犯罪都必须具备三个特征：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及应受刑罚性。这三个特征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社会危害性是三个特征中最基本的特征，也是犯罪最本质的特征，故一个不具备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当然不具备犯罪的其余两个特征。笔者认为以安乐死是‚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因为如果说安乐死行为是犯罪的话，则根据在于说它侵犯了人的生命权。但是笔者在前文已提出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处置，而是对生命终结的处置，是行为人依病人承诺对病人死亡方式采取的人工调控。它不是对生命权的侵犯，相反，它是在尊重病人生命权的基础上的对病人死亡方式采取的优化处置。采取这种优化处置，不但可以解除绝症患者的痛苦，保持其人格尊严，而且可以减轻社会与其家属的物质、精神负担。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安乐死不但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反而对社会有益。基于此，实行安乐死的行为因不具备社会危害性，也就当然不具备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性。因此，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是犯罪。最后，根据故意杀人罪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来看，安乐死-特别是采用作为方式实施的安乐死-虽然与故意杀人罪的客观方面有某些相似，但在本质上二者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行为，不能混为一谈。第一，二者客体不同。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人的生命权。即使是出于同情等动机而实施的帮助自杀行为也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因为被害人非必然死亡之人（不是指终极意义上的死亡），行为人可以采取规劝或其它措施去避免死亡的发生，但行为人不但没有采取措施去避免，反而主动促使其发生，故其行为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安乐死则没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权。因为安乐死的适用对象都是特定的患有不治之症的垂危病人。他们的生命在短期内已确定将终结。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故实施安乐死只是遵守这一法则而对病人的生命终结方式进行人工优化。因此，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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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不侵犯人的生命权；第二，二者主观方面不同。故意杀人的行为不论其杀人的动机是为情为仇或其他，其直接目的都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行为人都具备主观上的罪过，而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往往是在病人主动请求下，出于同情、怜悯等心理，按严格条件和程序对其实施安乐死，其直接目的仅是解除绝症病人不堪忍受之痛苦，因而主观上无罪过，因此，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讲，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实施安乐死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也不应当将其作为其他任何名义下的犯罪来处理。因此，除刑法理论上应对其正名以外，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应该停止将其作为犯罪来处理，以避免错误地使有关当事人承担刑事责任。

4.1.3安乐死符合人道主义原则

安乐死合法化的最大障碍在于安乐死问题的提出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医德及人道主义原则相违背。然而，众所周知，伦理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属于社会上层建筑，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是与非的观念和行为的总和。在一定社会中人们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会形成不同的道德。而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人们的道德评价标准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因此，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当人们的道德观念不断发生变化时，评价安乐死的社会价值和道德标准也不能僵化不变。

几十年来，西方国家的民众对安乐死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由不理解到理解，由反对到支持的历程。我国由于对安乐死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有人反对，认为它不符合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这是很正常的。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传统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摒弃其中不适合时代需要的陈腐观念，吸收顺应时代发展的合理因素，按现代的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去重新评价安乐死问题。首先，传统的道德观念认为‚好死不如赖活‛。这种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因此有人不同意让绝症患者选择死亡方式，不同意他们借助安乐死寻求解脱。这种观念以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合理吗？不！因为现代人的道德观念认为死亡是人生的必然现象，一个人不但有生的权利，也应当有死的权利。人们渴望‚优生‛，也需要‚优死‛。当一个身患绝症不久于人世的病人在病痛难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时，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为其缓解痛苦。我们必须从病人利益出发，不应该为所谓的‚社会公益和医学进步‛而把病人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发现救命良方，从而忽视病人万分痛苦的客观现实。当一个理智的绝症患者为了不再忍受病痛折磨，选择了以安静方式离开人世，从而保持其人格尊严时，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反对这样做呢？毕竟，这种做法比那种靠人工方式维持生命从而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更符合现代的道德规范和人道主义啊。其次，受传统封建道德思想束缚，许多病人的子女迫于社会压力，在眼看着自己父母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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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病痛折磨时也不支持父母实施安乐死。因为怕被社会视为‚大逆不道‛或‚不肖子孙‛。他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毫无效果的救治，在给自己带来巨大精神痛苦和经济负担的同时，也在浪费有限的社会医疗资源。这种做法符合现代伦理道德吗？显然不！现代的道德观念认为生与死的社会价值也是道德评价的标准之一。具有社会价值的死亡是符合道德，反之则否。将有限的资源耗费在不能治好的人身上，从而使其他更多的能够被挽救的人失去治疗的机会，这不但违背了公正原则，也不符合社会价值观。因此，我们应当支持安乐死，从而一方面可以减轻病人家属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宝贵的医疗资源尽可能合理地使用到有价值的地方，这种做法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最后，传统的医德认为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对垂危病人要想方设法抢救，这样医生才尽到职责。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常常是忽视了患者本身的需要，忽视了患者倍受病痛折磨的现实，这真是合乎医德吗？笔者不以为然。笔者认为医生‚救死扶伤‛时不但要保护病人的生命，同时也要重视减轻病人的痛苦。‚救死‛的概念是指尽可能挽救可以挽救的生命，而非指挽救死亡。对那些倍受痛苦折磨而在现阶段又拿不出有效救治手段加以解决的绝症病人，要顾及其根本利益及当前利益。道德的做法是在病人同意的前提下解除病人的痛苦，而不是采取徒劳无功的办法去增加病人的痛苦。传统的医德只讲义务，而现代医德则更注重价值，注重尊重病人的尊严和权利。综上所述，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当我们以逐步形成的新的道德规范去审视安乐死问题时，不难发现，安乐死并不违背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因此安乐死合法化有其自身的道德基础，也能够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所普通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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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实施安乐死的构想

5.1安乐死合法化的构想

5.1.1安乐死实施的主体条件

‚安乐死‛ 实施的主体包括病人、病人的家属、实施‚安乐死‛行为的医生。

一是病人的主体资格。病人最基本的要求是患不治之症而将要死亡，并且其病症给病人在身心上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对这种痛苦程度的确认应由医生、病人及其家属三方共同来完成，从而严格避免病人的轻生思想。病人应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够独立的思考和做决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受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则不具备实施安乐死的主体条件，对于这两类主体者来说即使是他们的监护人也不能够代其做出决定，换言之，‚安乐死‛的主体资格应该是年满18周岁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二是病人家属的主体资格。之所以将病人家属列为实施‚安乐死‛这一民事行为的主体，是为了避免病人的轻生和减轻家属的思想负担。家属的主体资格应该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能够独立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者。

三是实施‚安乐死‛行为医生的主体资格。实施‚安乐死‛的医生应该是有良好医德并且是与病人无任何利害关系的另一同科医生，其关键是与病人无利害关系，主要指财产和人身上的的关系。财产利害关系是指病人接受‚安乐死‛后所产生的结果，将导致这一行为的发出医生可以从已死病患身上获得如财产继承权或是免于财物上的纠葛等既得利益。与病人有人身关系是指实施‚安乐死‛行为的医生与病人之间存在某种亲属关系，这可能会在安乐死实施过程中产生一些因亲情而引发的麻烦，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出现避免医生承担不必要的医疗失误责任。因而，‚安乐死‛行为的医生应该与病人无利害关系且医德高尚、医术高明。

5.1.2安乐死实施的前提条件

实施安乐死的前提条件应该是病人的病情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身体机能丧失、各项脏器停止工作，医学无法救治，病人在极度痛苦状态下维持生命，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方可以考虑实施安乐死。若病人有可能好转，只为了避免一时的痛苦或减轻其他与自己有关系的人的负担，这种情况是要严格禁止使用安乐死的。因而，安乐死实施的前提必须是病人已走到生命的边界线，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考虑的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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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安乐死实施的主观条件

明确了安乐死实施的前提后，下一步就是要确立它可行性的主观要素，即需要病人、病人亲属、主治医生三方当事人共同表述意见达成共识方可。一是病人的意见表述，它不应作为决定性因素，但却是安乐死得以实施的必要条件。病人在病危期间往往出于多种考虑，而做出与自己内心意思完全相悖的表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应该考虑病人的个人需求，但是不应把它作为主要组成部分。假若病人的病情已经使其失去独立思维表述的能力，这时，病人的意见可暂不作为必要因素考虑。二是病人家属的意见表述，病人家属的意见表述应该建立严格的法律程序，尤其是在表态人这一点上更要规范，应该至少2人或2人以上，其中要有病人的配偶、子女或父母中的一个人，这三类主体都是我国《继承法》中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也是病人死亡后，最直接的受益者，对他们的表态要十分慎重，以防恶意谋杀，所以病人家属的意见表述不能完全由以上三类主体共同做出或是这三类主体中的部分做出。此外，还应该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中的一个人，这三类主体是我国《继承法》的第二顺位继承人，他们的参与将对家属意见表述的真实性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第二顺位继承人与第一顺位继承人在法定继承关系上较远，没有十分严重的利益关系，他们的表意可使病人家属的意见得到有效制衡，防止对病人不利行为发生的可能。如果缺少了病人家属的意见表述，则都应该视情况而定（见本文的第四部分）。三是主治医生的意见表述，主治医生应根据病人实际情况做出说明并出示相关证明，其内容应是对病人病情的真实反映，并确定病人已经确实可以实施安乐死。总之，实施‚安乐死‛的主观条件必须要由医生、患者、患者家属三方共同完成，只有这样才满足了实施‚安乐死‛意思表述真实的条件。

5.1.4安乐死实施的形式条件

在具备上述三方意见表述后，应以书面形式对三方意见表示进行记录，以此保证程序完整。而对已不能独立表达意思的病人，可参照我国《继承法》中关于遗嘱继承的遗嘱方式来确定并且相应的程序也应按照遗嘱方式的程序来进行。

5.1.5安乐死实施的合法条件

安乐死实施的合法条件可分为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积极安乐死是采取积极措施使病人死亡，如注射药品等。而消极安乐死是采用消极、放任方式使病人死亡，如停止给药、关闭呼吸机等。在实施安乐死行为时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使病人尽可能减少痛苦，因此积极作为方式与消积作为方式相比较，显然前者更加有利于减少病人痛苦，使其在短时间内就得以解脱。所以，安乐死的实施方式应该以积极为主。

综上所述，实施安乐死应该同时具备以上诸个条件才能实施，如果缺乏其中的任何一条，都潜藏着这一行为性质会发生改变的危险，即很有可能从合法的民事行为转变为故意杀人等非法的犯罪行为。因此，条件的完备是‚安乐死‛合法化的关键所在，严格限制条件及其履行过程是安乐死成为合法民事行为的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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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荷兰安乐死的借鉴

荷兰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认可安乐死的国家，其皇家医学会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支持安乐死的医学会。1992年2月，荷兰议会通过了‚安乐死‛法，这为解决安乐死这一伦理学难题提供了法律示范。荷兰曾在本世纪70年代对安乐死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直至1985年，才依据国家安乐死委员会对安乐死所下的定义达成了一致认识：安乐死是由别人根据病人要求而有意采取的结束生命的行动。这样，安乐死就被限制在主动自愿的范围内，大大减少了以安乐死的名义，施行犯罪的机率。据皇家医学会估计：荷兰的1500万人口，每年大约有500～1000人要求医生对他们使用安乐死，这些人大多数为病危临终者。随着公众对死亡自由权的认同的提升，安乐死的支持者也在不断的增加，1985年和1986年赞成接受安乐死的人分别为70%和75%。1995年，荷兰甚至拍摄了第一部真实的有关安乐死的纪录片《请求死亡》，并在英国等14个国家放映。

2000年11月28日，荷兰上院以绝对多数票顺利通过了让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当时的执政党在上院也拥有充裕的多数席位。所以2000年12月6日 荷兰上院做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通过安乐死法案，并使之最终成为明文法条。

1、医生必须确信病人的要求是自愿并经过慎重考虑的。

2、医生必须确信病人已经无药可治、痛不欲生，但病人无需已到病危阶段。

3、病人对自己的病情和预后情况有正确、清醒的认识。

4、安乐死的决定应由病人单独做出，医生不得向病人暗示安乐死的选择。

5、必须经过第二个医疗小组的确认。

6、必须以医学上适宜的方法进行安乐死。

可以说，荷兰开全球之先河，最先从理性的角度规范安乐死这一人性要求。当然这一大胆尝试，必然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支持者欢欣鼓舞，宣称这是人类争取‚死亡权利‛的重大成果；反对者则忧心忡忡，担心安乐死自此泛滥，成为犯罪的温床。

此前，安乐死在荷兰一直处于一种‚灰色状态‛：法律上不允许，事实上有关部门对此睁一眼闭一眼，持默许态度。仅1999年，医生就报告了2216例安乐死，其中90％以上为不可能治愈的癌症患者。

2000年早在4月初，阿姆斯特丹一些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人士便自信地预测，经过他们多年的奔走呼号，荷兰将会为安乐死立法。

新通过的这项法律，允许医生帮助病人借用医药技术自杀，其前提条件是：病人已经无药可救；病人头脑清醒和完全同意这么做；病人痛不欲生。

这项法案要求重症患者预先签署书面请求，授权给医生要求他酌情决定自己

天津大学网络教育学院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的病情在发展到何种程度时，适宜施行安乐死。

荷兰议会领导人陶姆•德格拉夫（ThomDegraaf）说：‚这是为那些处于极大痛苦之中、却又没有治愈前景的人制定的法律，他们希望以一种人道的、体面的方式离开人世。‛

负责起草这一法案的荷兰卫生大臣艾勒丝•博尔斯特女士认为，像结束一个人的生命这样一件严肃的事情，不应该偷偷摸摸，而应在公开的环境中进行，协助实施安乐死的医生不应被当作罪犯加以追究刑事责任。这项法案有助于增强医生和病人的安全感。

可见，安乐死能够最先在荷兰成为正式法律，是有深厚的人文基础和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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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楚东平《安乐死》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2］ 高铭暄.《新编中国刑法学》（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3］（美）舍温.纽兰 《我们怎样死？关于人生最后一章的思考》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9月版.［4］张田勘 《关于安乐死立法难的思考》 《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5］参见《检察日报》2001年10月5日.［6］参见《人民法院报》，2001年6月21日，第4版.［7］翟晓梅《安乐死的概念问题》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3期.［8］呼满红 张晖 《‚安乐死‛离我们有多远》载《民主与法制》2001年第11期.［9］祝世讷 梁中天 《安乐死论纲》载《医学与哲学》1998年第7期.［10］参见《刑法问题与争鸣》第2辑之专题三‚安乐死的刑法意义‛的附录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天津大学网络教育学院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致谢

本文是在我的导师蓝蓝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蓝蓝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工作方法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和影响。同时，对我的论文工作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此向蓝蓝老师致敬！

另外，也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他们的理解与支持使我能够顺利完成了我的学业！

第五篇：嘉安意外险话术1

嘉安意外险话术

开场：XX生生（女士）您好，我这边是光大永明人寿客服中心的，我叫XX，工号：XXX，很高兴为你致电，之前中国电信百事应做活动的时候由咱们公司给你送过一份免费的意外保险，您还记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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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介：活动内容非常简单，只要你和我们其他的客户一样目前是国资银行的用户，以后呢你只需要帮自己交个零花钱积累起来，那么光大呢就会为你提供一份长达20年的全方位意外保障了（停顿1秒），在20年当中啊无论任何的时间地点发生风险了都可以在10 天之内拿到光大给到的最高两百五十万的现金用于我们的生活家庭帮助（停顿1秒），当然平安健康是最好的，那么XX大哥（姐）你交的每一分钱都没有任何损失，不光可以一分不少全部拿回以外啊，光大额外还会给你提供一个高达20%的固定收益作为回报。为你积累的钱做一个财富的增值保值！也就是有风险保风险，没风险呢你就当给自己准备一个（22-35岁，小孩攒的教育金或者父母的养老金）（35以上自己的养老金），你看这样介绍你觉得活动还不错吧？

职业设砍：xx哥xx姐因为咱们这个是一个短期的回馈活动，所以咱们对于职业也有一定的要求，（X大哥大姐）目前你是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呢？（简单的职业赞美和从众热销）（比如，这个工作现在很吃香哦，而且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的客户很多都做你这方面工作的)

举例:咱们这个活动更好的就在于咱们这个活动和你之前购买过的所有保险不会冲突也不会重复（停顿一秒），采用的也是国际特先进的翻倍理赔方式，就如果说啊以后20年我们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发生一般的普通意外，像是高空坠物啊，家里面煤气爆炸啊，工伤意外啊等都可以获得50万赔付（停顿两秒），那如果说我们平时上下班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像公交车，地铁，火车，轮船大巴车，其他公司不包括的出租车在类的发生的意外就是2倍100万的赔付了，（停顿两秒）更人性化的一点是如果是在法定节假日发生风险可以获得3倍150的赔付，以后节假日出门旅游，回家都不用单独买乘客意外险了，还可以帮自己省钱呢。（停顿两秒）那最高了就是航空意外两百五十万的理赔。就咱们人生当中一切可能面临的所有意外风险，包括地震，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啊咱们都在保障范围之内，你呢就通过这么一个方式给自己把风险完全规避了。（有相关问题处理相关问题后并马上带回流程抛卖点加促成，切记卖点要抛一个促成一次，不能一次把卖点抛完）

抛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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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那因为目前咱们光大是周年庆活动，活动期间参加进来的话特别好，保障呢咱们给你提供的是长长久久的20年的，但是缴费呢你只用帮自己缴短短的10年就够了，后面10年完全

不用缴费，但保障呢继续享有，到期之后你的所缴的保费加上高达20%的收益回报都可以

一分不少全部拿回去，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就有风险保风险，没风险呢你就当给自己准备一

份（养老金，小孩教育金，父母养老金）了。

3而且更好的是保障从缴费就开始生效了，哪怕我们客户只缴了一两个月的钱，只缴了一两

千块钱就发生风险了，那后面九年多的钱也不用缴了，那这一两千块钱就直接放大成最高两

百五十万的现金作为客户的家庭生活帮助了，用最少的钱抵御最大的风险。在发生风险的时

候不会给家里造成任何的困难和负担，不会让我们的父母，爱人，子女生活品质受到严重影

响。（得到客户两个以上产品相关问题后促成）或者（没有相关问题就用小YSE换大YES

促成）

银行设槛加促成：

咱们这个活动因为是周年庆回馈，所以目前只针对国资银行的用户来参加，请问XX先生、女士你平常都常用那家银行储蓄业务呢？（工商、农业、建设、中国、交通、光大、兴业、邮政）我们很多客户都是用XX银行来办理的，非常方便。XX哥姐，你看每个月帮自己缴

个1125，每天也就30多块钱，对你来说应该比较轻松吧？

促成不成功

异议处理+互动+促成：关心下客户工作和家人的情况，浅切下保障。（根据工作，年龄）

深切保障+促成——讲故事，举例子（身边的案例，根据客户的年龄，职业进行）

健康设槛：那因为我们这个是回馈活动，对身体健康方面有一定的要求，也不需要你到医院

去排队做体检，咱们就通过电话录音的形式给你核实两个健康问题就可以了。

请问先生，女士：

1你的身高是多少呢？

2.你的体重是多少呢?(女性赞美身材苗条，男性客户赞美体魄强壮)

恩，恭喜你，你健康没有问题，基本符合我们的加入条件。

公司介绍和自我介绍

你之前有了解过咱们光大吗？咱们是光大集团的下属公司，光大集团旗下有四家上市公司，像光大银行，光大证券，申银万国证券等都是咱们的兄弟企业，这些你应该都有听说过吧？

光大集团、世界五百强企业加拿大永明金融集团和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国五百强上市企业

鞍山钢铁都是咱们的股东，咱们公司也是被评为最值得信赖的保险公司.创新奖。我姓XX，叫XX，也是公司的优秀XX，资深XX，高级XX。所以你未来20年的后续服务可以完全

放心，我一定会为您尽心尽力服务。

登记资料——（核对姓名——选择受益人——核对身份证——身份证有效期——登记递送

地址——核对银行卡）

核对姓名:您的名字是XXX（逐字核对）.和您身份证上的是一致的吧？

选择受益人：那您这个受益人我就像其他客户一样帮您选择法定，意思就是您的孩子，父母，爱人，没问题吧？

核对身份证:X哥，你有一个未来20年的理赔依据，您可以像其他客户一样选择身份证、户

口簿。港澳通行证等，你看你是用什么证件来参加呢？那XX哥，姐您看您的身份证是510

打头的还是511的呢？为了避免他人冒用您的证件，请您确认一下您的身份证有效期是截止

到多久呢？（如不知道:那我这边先给您选择一个终身，您收到保单后在信息变更栏修改您的正确日期）

核对地址：您看到时合同是给你送到家里还是单位呢？

核对银行账号：XX哥，姐。为了保障您的个人权益和您的资金安全，保费是由银行来代扣

代缴，你看你是用哪家银行来参加这次活动比较方便呢？您看您的卡号是xxx开始的，这是

您本人在四川地区开户的吧?

免除责任——

保的给你说了，当然有些不在保障范围内的需要给你说一下，像故意犯罪，酒后驾驶等情况

是不予理赔的！请您在收到保险合同后仔细阅读合同中的各项条款尤其是责任免除条款来保

证您的个人权益，保险公司与您的一切权利和义务以保险条款为准，不过一般都跟咱们没关

系！

优普会员的包装——（小礼物换来大收获，帮助稳单）

成交确认。——（必须专业，严谨，一字不漏的确认而且需要得到客户肯定的回答和最后的一个开放式问题）

XX先生，女士，为了维护您的权益，需要给您确认一下，通话会有录音。

1：您参加的是由光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承保的“嘉安两全保险”保障计划，基本保额是XX万，缴费期是十年，保障期是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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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本人在xx银行开户的银行卡，卡号是xxx，请保证卡上有足够的余额。

3：在您签收保单之日起享有10天的犹豫期，犹豫期内退保公司将退还客户所缴全部保费，犹豫期后退保您会有一定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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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签字，并在工作人员携带的POS机上划取首期即两个月的保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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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05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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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将在今晚24时正式生效。请您的手机在这几天保持畅通，我公司的客服人员会在您收

到保单后一周内致电给您做回访，敬请留意接听！

7.那XX哥姐，你看您还有什么疑问没有?你可以尽管问我，我会给到您最专业的答复。

8.稍后我会将个人联系方式和公司地址，网站以短信的形式发送到你手机上，你注意保存一

下，以后我就是您的客服专员，有什么保险方面的疑问都可以随时给我来电，再一次感谢你

对我工作的支持，谢谢，祝你一切顺利，再见！

（附加住院津贴，一定说清楚住院津贴只有意外住院才理赔，一份为50元/天，全年不超过

365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