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艰难曲折的人生经历（共）
艰难曲折的人生经历
在我们姐弟很小的时候，父亲为我们取名似乎就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生于江西上高抗战前线的大姐取名“复兴”；抗战胜利时生于杭州的二姐叫“中华”；我出生于新中国诞生的前夜，便冠名“富强”；1952年，父亲遭受不白之冤，此时出生的妹妹被赐“康乐”之名，亦叫“复英”。四姐弟妹联名则是“复兴中华，富强复英”。我想父亲为我们如此取名，意为要我们从小就为中华的复兴和祖国的富强而努力学习、立志立身吧！然而，在上学和读书的“田野”里，我就象那棵遭遇“缺水少肥”、风不调雨不顺的“荒年”之禾，又象那棵疏于“中耕管理”和“谷穗扬花遭夜雨” 的水稻，在灾荒中苦苦挣扎。待欣逢盛世的好年景时，自己却又成了早过读书年龄的“老秧穗”了。
从五岁开始，我就天天吵着要读书，两位读书刻苦用功的姐姐就教我入学前如何应对面试的小知识，又给我讲历年来面试时出现的那些小笑话。说的是老师问一小考生“民族？”答“我家门背后有把大板锄！”又问“鼻子、眼睛用来做什么？”又答“淌鼻子、屙眼屎”„„你说可笑不。我每次参加面试时，回答老师的提问，表现都不错，还学会缩起肩头，单手抱头摸耳朵的技巧，样样考试都一次过关。但时任城关小学副校长的周天祥老师是我父亲的老战友，对我的身世了如指掌。据母亲讲，1949年农历4月初8，范保长带领数名乡丁包围了峨山县城上街坊新民巷一所三百多年的老宅院（它是峨山县城由旧县
山上搬迁到坝子里筑墙围城后建盖的“学府役门”，后虽经几次大地震的“洗礼”，但主要房屋还完好。我家就住在过厅的右房）。那些乡丁们一进门就扬言是来抓王道清（我父亲早年参加地下党，此时已随峨山游击大队上山打游击去了），他们认为，王道清今日得子，他不会不回来探望，然而却扑了个空。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恐怖的日子里呱呱来到人世。不满八周岁的我，虽连续三年报考面试均自我感觉良好，但始终过不了周天祥副校长“严防死守” 的年龄关。直到八岁那年，我才如愿进了学堂。
在那个举国“大战钢铁” 的 1958年，就连小学也停课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热潮中。那时的小学里，同班同学年龄相差十多岁也不足为奇，在毕业前为各种原因弃学“各奔前程” 的不在少数，能够坚守阵地“将革命进行到底” 的充其量超不过百分之五十。
我六年的小学生涯，都是在两座破庙里度过的，因此，有关鬼神的故事也就听到很多。据说，过去“城隍庙”里的鬼神黑、白无常经常走街串巷捉拿“人魂”。民国初年峨山大地震的前夜，他俩在执行“上级命令”时，不慎泄露了大捕“人魂”的天机，还受到“上司”的通令批评呢！又听说，“文庙”中的月牙塘里飘着一个红色的小木碗，为的是诱惑儿童溺水成为水鬼的美餐；俊俏的女妖精骗取“货郎”的五彩丝线，然后挂满了大柏枝树；后院还有一个“妖精洞”等等。我们的教室就在后殿，因此，我天天在颤怵的心境中学习和生活。小学二年级时，常见高一个年级的同学（常自勇、李坤、王跃）在课间穿上城隍老爷的袍服追逐打闹，我非常佩服他们这种不信迷信的勇敢
精神。女教师马汝花常给我们讲古典小说《说岳全传》、《隋唐演义》中的“气死金兀术，笑死老牛皋”及“贩盐”、“混世魔王”等精彩有趣的故事，培养了我们坚毅、勇敢、仗义的品格，我心中的“阴影”也渐渐烟消云散，“恐怖”的庙宇也成了我心中“居学堂之高”的圣殿。
一进入小学，学校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抓得很紧。爱祖国、爱人民、爱中国共产党等“三热爱”教育；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遵守纪律教育；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等阶级观念教育抓得更紧。有一次，民兵女英雄龚树林，带着她上北京参加1960年全国民兵代表大会时毛主席亲手颁发的半自动步枪，到学校为全校师生作报告，让我知道了能见到毛主席、特别是能亲自握一握毛主席的手是多么光荣和幸福的事。老贫农周爷爷常常为我们讲“忆苦思甜”课，让我对“阶级压迫”、“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等观念有了一些似懂非懂的模糊认识。在上三年级时的一次形势报告会上，“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各行各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充满激情、耳熟能详的声音从讲台上传入我的耳际——原来是我的爷爷（王著）在为我们作报告。爷爷一生诚信经商，守法做人（解放前，从不染指大烟、枪支等生意）。1952年后，任峨山县工商联主任、县人大代表至“文革”前夕。他敬业奉公，不谋私利。70高龄仍敢冒着严寒，坚持到大河里游泳。他爱走好动，嗜好喝酒，但从不误事。夜晚睡觉前常翻出那本爱不释手的《峨山县城王氏宗谱》（“文革”中被烧毁，现已在王氏家族中绝迹），或摇头晃脑地诵读，或给我讲述。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中，我对王氏家族在峨山的发展演变渐渐地清晰起来。王氏一世祖王杰，明朝弘治年间由南京携家眷宦游来滇，在适宜人居、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嶍峨县城生息繁衍，人丁兴旺，成为解放前有名的“董半街、王半城”中的王氏望族。爷爷常常要我铭记并践行先祖“勤俭诚朴”之家训，勤俭持家，诚实做人。“文革” 浩劫中，已78岁高龄的爷爷蒙受“贪污公款” 的不白之冤，被开除公职。老人含恨孤身一人上山拣柴火、松球，祭扫祖坟以示抗争。后经“落办”负责人常自华、专案人员刘长顺二位好干部据理力争，才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公职。
1961年夏秋时节，我同母亲含着泪水，带着节省下来的几斤大米做成的“马蹄叶饭”和一只全靠粪便喂养大的瘦鸡，还有祖母买来的药，四叔寄来的钱，步行来到化念，爬“磨石村”大山，宿林场“露天沟”队部，第三天下午，终于艰难地走到海味农场——我父亲就在这里“劳动教养”。我和母亲简单地洗漱之后，父亲的几位好友送来了热饭、热菜、热水。在这里，我们母子过了十多天能吃饱饭、菜中有油腥、偶尔还能吃到点花生米久违的“幸福”生活。我常常跑到一位叔叔那里，听他用自制的简柄二胡演奏《病中吟》、《良宵》、《步步高》等优美乐曲，听得如醉如痴。管教干部冯兆珍队长常来陪伴我母子，场长刘子钧也前来看望我们。后来，父亲把我母子送到新平县城，在老战友的亲戚家住下。当晚，他带我们观看了玉溪滇剧团演出的古装戏《钟利剑》，一边看，父亲一边为我讲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说越王勾践不愧是能屈能伸的大丈夫。那一次，我缺学二十
多天，按学校规定，我会被逐出校门，好在班主任管汉能老师不仅没有责备我，还像亲人一样善待我，真让我感激涕零。
父亲在1825个缺少人身自由、劳动教养的日子里，曾有过两次死里逃生、遇难呈祥的经历。那是在劳教人员被带去修化念水库期间，父亲因劳累过度而倒下了，正要被当死人用草席“裹尸”时，我的一位远房堂舅张文光医生（解放前国民党某军医学校毕业，1952年被判旧人员“历史反革命”罪在化念农场医院服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来到他身旁，见还有一口气，便请求大家帮忙抬回去抢救。堂舅的妙手回春，父亲才从死亡线上捡回了一条命。后来，父亲所在的劳教队转住新平县大开门甘塘桥，父亲任炊事员。一个雨季的某天，父亲担着饭菜来到河边，遇河水猛涨，饭菜担子被洪水冲走，他和紧随其后的二姐险些被洪水卷走。饥肠辘辘的“队友”们不分青红皂白地一上来就抓住父亲的衣领，恨不得将父亲吞下去。幸好去探望父亲的二姐声泪俱下跪着为父亲求情，才使父亲免遭毒打。
在老师和家人的关怀、教育下，属牛的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一步步走来。自幼祖父母对我疼爱有加，因父亲“劳教”在外，母亲也常被派去挖公路、修水库，因此，上初中以前，都是由二老带着我。每到傍晚，除了听祖母讲述那些精彩有趣的动人故事外，她还提着我的那把小二胡，把我拉到她的老表姐家串门子，我也非常善解人意地为老人家们“露上一手”，常常博得姨奶、姑奶的掌声和夸赞。我那出身于县城西郊西河村徐氏望族的祖母徐春荣，虽裹着小脚，但手脚利索，上学不多却知书达理，肚子里满装“精忠”、“孝道”一类的好故事。
大大弟徐雷英，当过旧区、镇长，曾毫不吝啬地出钱出力出物，积极支持峨山地下党的革命工作。三弟徐树民（徐啸虎之父）毕业于国民党陆军大学，军事才华出众，东北长春起义时任六十军少将参谋长，走上了宁为“断头将军”的不归路。
1963年，我赶上了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发展的“好年景”，幸运地考入了峨山中学。在校的头三年里，学校的教育教学也同全国一样，在恢复和发展中逐步走上正轨。在无涯的学海里，老师兢兢业业地教书，学生如饥似渴地学习。每天有着八小时的学习，我们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熄灯铃后和起床铃前，老师们挑灯夜战，同学们违规偷偷地学习。在这里特别要说一说马凌霄老师所讲授的历史课，他一改同学们早已厌倦了的“照本宣科”和“死记硬背”的“填鸭”模式，让同学们在生动活泼、轻松愉快的“启发式”教学氛围中感受学习知识的乐趣。正当同学们做着“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的美梦时，却偏偏倒霉地遇上了1966年爆发的“文革” 浩劫。一夜之间，学校成了“封、资、修教育路线”的黑窝和“造反有理”、“停课闹革命”的战场。我们伴随着这场灾难，在学校白白耽误了两年有余的青春年华，原本三年的初中，却熬了将近六年。“求知无望、求学无门” 的同学们，于1969年1月走出了校门。
1973年，全国恢复了“文革”以来的第一次高考，渴望读书的人们看到了一线曙光，已是24岁的我也在这一线“曙光”中积极备考。在紧张复习的十多天里，那些在校读书时没有弄懂或是似懂非懂的知识，打开书本一看就觉眼前一亮。要是还有不明白的地方，一经
有人点拨，也就豁然开朗。那些没有学过的新知识，也能迅速地理解和掌握。此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学习只要成为自己的第一需要，就会把这种需要变成自觉行动和不竭动力，原以为枯燥乏味的学习过程，也就变得那样的有趣和快乐。
在第一天从城里走向考场的路上，有一位女教师和我同行，交谈后才知是姓杜的监考教师。我在第一场考试交卷以后，这位监考老师特意翻看了一下我的试卷，并在下午应考的路上，她似乎是在专门等候着我，与我边走边聊。她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我是昆明医学院的招生教师，你填报我们学校的专业行吗？”我不假思索地说：“我见到血就会头晕，从没想到过学医当医生”。在众多的考生中，我以总分第三的成绩“名列榜眼”（全线录取名额为十二人）。凭着自己有诸如红旗公社革委会把我当表现突出的“好知青”推荐参军、有彝家男女老幼公认的干活肯出力的好知青等名声，自我陶醉于即将成为一名大学生的梦境。之后，杜老师见到我却严肃认真地说：“听说你父亲被划过‘右派’，你去开一个已摘掉‘右派’帽子的证明来，读书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当时根本没有什么“政治敏锐性”的我，心里既不高兴，也没把她的一片好心当回事，仍在做着我的“大学梦”。然而，风云突变，白卷先生张铁生的《我的一封信》刮起了一股让人始料不及的政治“强台风”。我这个家庭有“污点”的考生，即使深感内疚的父亲多方奔走求人开来了“摘帽右派”的证明也无济于事。因政审“不过关”，我在那次高考中落榜了。从此，苦闷的我与烟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4年底，我被招工到塔甸煤矿。在这之前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是峨山县文艺宣传队拉“主弦”的骨干。但因受家庭的影响，我仍以高平村的“农民”身份在宣传队做临时工。煤矿的邱为智矿长以矿山发展培养人才的胆识，不畏县革委某位领导所说“挖宣传队墙脚”的“高压”，甚至冒着调离领导岗位的风险，毅然给了我上学的机会。1975年5月，我不辞而别离开县宣传队，前往昆明工学院（今昆明理工大学）地质系“矿山测量培训班”学习。到校十多天后，我收到一封宣传队要求我离校归队的信。我拿着信跑到系负责人周教授的办公室，向他说明自己不愿放弃学业，请求他帮忙的来意。他听后也拿出一封信函给我看，这是一封峨山县革委宣传组写给学校，意为县宣传队急需要我，请校方促我尽快回县的信。我看完来信，教授问我有何打算，我向周教授表明了只愿读书学习，绝不离校的决心。于是，周教授微笑着对我说：你们是来自全省各地煤矿的业务骨干，又是省煤炭厅委托我们学院开办的培训班，此信函虽已收到多日，但校方只听送培单位的意见，你只管安心学习吧！此刻，我这七上八下的心才安定下来。在校不久，常自勇“战友”从江西地质队回家探亲，专程来校，我俩足膝谈心几小时，我受勉，得到了很大的启发。”
学员中的大多数均来自省属各大煤矿，又都是初中以上文化学历、具有五年以上矿山测量实际工作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唯我一人是新兵蛋子。全班分为五个大组，我有幸担任了第二组组长。在我们组的十二名学员中，有有中专学历的班长刘远康、圭山煤矿从事二十
余年测量工作的徐天荣、后所煤矿从事五年测量工作的上海知青林荣龙，个个都有技术专长，让无一技之长的我羞愧难言。组里的那些“专家们对我特别关照，多时放弃自己的练习时间，让我去做好扶搭尺、支仪器、拉钢尺、作记录这些野外测量之类的活计，并随即指导。课余时间，张班长辅导我测量的理论知识，林兄弟教我测量计算和搞好测量记录，徐大哥教我如何支平、支稳仪器，怎样又快又准的仪器“对中”等窍门，还教我睁着双眼瞄准测量目标、读出仪器里显示的数据等方法。经过一番勤学苦练，我成了“徐哥”门下的大弟子。
在一年的学习时间里，我们学完了十多册“矿山测量”的专业教材、高等数学和“最小二乘法”。能熟练地使用测量仪器，基本掌握了仪器的维修和矫正技术。从放好井下中线、腰线等矿测日常工作做起，开展了对不同等级测量路线、网络的选择（含永久点的埋设），进行外业实测、内业计算（含测量平差）和对图件清绘等工作。在省劳改局四营煤矿、部属羊场煤矿的实习中，为矿山测出三平方公里（含碎部控制测量）1︰500的地形图，完成测设路线六公里的井下贯通工程测量和竖井定位、竖井标定等工作。终于圆满结业。
学成回到矿里，正赶上塔甸煤矿由年产3万吨扩建为13万吨的技改工程。在人手少、缺图纸资料、无测量工具（矿里当时仅有一台长年失修、日本昭和年生产、直读1′的游标经纬仪）和急待适应上述工程要求的情况下，我尽心尽力地工作着。后来，矿领导先后抽调两三名初、高中毕业的职工协助我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实作，最终只留下仅有初中文化的尚宪忠（后于玉溪市发改委副处调退休），在日
后的长期合作中，他成了我的得力助手和好同事、好朋友。那一年，塔甸煤矿开展了“文革”中首次“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工作，由于受挖煤全凭“力好汉”这一传统观念的左右，我和罗加云、陈忠林、万家元、杨开明等十多名从学校毕业、在矿里担当重任的技术人员，全被排斥在外。为了讨回公道，出口心中的“恶气”，大家离开了矿山，来到远在县城的我家。三天后，六十年代曾任峨山县县长的普宗德矿长亲自来到我家，他晓明大义，帮我们分析利害关系，要求我们回到塔甸煤矿这个能发挥我们一技之长的“用武之地”。如今想想，要不是那次普矿长的好言相劝，我们离塔甸煤矿的“离职人员”只是一步之遥了。
我和小尚不分上下班时间，自制“水管测平器”，放好中线和腰线，把好巷道“成形”关。一天晚上，我查看了多条巷道，来到一处掘进“迎头”，这里没有工人，只见“掌子面”上布满了放炮的导火索，我转身回走时，才见到岔巷里的工人们正在躲炮。事后，经矿安全生产委员会查实，才知那晚是放炮员在启动“放炮器”时突然出现故障而未点燃“掌子面”的炮点，我也才幸免于难。此事既触动了矿工们的心，也让我们有了“居安思危”的警醒，矿里对安全生产更加重视了。
采区“开切眼”须打贯通，我和小尚用修好的那台游标经纬仪测量井下导线，顶住井下多处此种仪器不适应的热湿空气给工作带来的不利，采用增加复读次数、提高测量精度的“笨办法”进行操作。但因内业计算只有我一人（有的还是“对数法”计算），虽采用“复算
法”反复检查结果，但受人们的“习惯”和“定式思维”（如错数312为321）的影响，至使我们的工作出现了失误。由于此次工作的失误未给矿山生产造成很大损失，在查找事故原因、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普矿长不仅没有追究我们的技术责任，还鼓励和支持我们更大胆地工作，继续为矿山的发展多作贡献。那以后，普矿长更加了解我们的工作状况、更加理解我们的工作难处。必要时，他会请来兄弟煤矿的工程技术人员，自带测量仪器和其他用具到我矿“参战”，帮我们解决诸如填绘《采掘工程进度图》、设置“近井点”和重要工程施工点的标定等很多我们难于解决的问题。一年以后，矿山购进一台红旗牌“J6”光学经纬仪和手摇计算机，技校毕业的杨青松、中专毕业的万家元先后到矿“入伙”，我们的测量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
还有一次，当两条巷道的贯通施工还差五、六米时，我因实在放心不下而连夜赶到贯通地点查看。来到作业点，当我听到打炮眼的电钻声一阵紧似一阵地响个不停时，紧悬的心一下就松弛下来，浑身无力的我就地蹲下打起了瞌睡。睡着睡着，鬼使神差一般，我那瘫软的身躯不由自主地慢慢移动，离开了正对贯通点的“瞌睡地”。随着一声巨响，我的双脚早已在睡梦中埋在了冒落的煤块之下——要是没有那鬼使神差的“不由自主”，我真不敢想象会是什么样的后果。我在庆幸自己安然无恙之余，也为自己违反贯通施工规程的麻痹大意而深深自责。
1979年，省煤炭设计院牟志宏高工带领十多人组成的测量队来到塔甸煤矿，进行科拉池矿区开采设计前控制、地形图测量工作，我
被抽调参与其中。在这次历时四十多天的测量中，无论是野外作业，还是内业的整理计算、修图、清图，这些师傅们总是放手地让我操作并给予热情的指导和帮助，使我的业务水平和能力得到一次质的飞跃。
三年后，我们塔甸煤矿生产技术科采、地、测人员齐备，各路人马在统一调配下开展工作，测量组的实力大大增强。此时的塔甸煤矿，已是“掘进、采煤工作面进度图”、“矿井地质图”、“通风系统图”、“供电线路和避灾路线图”、“井上下对照图”和“采掘工程平面图”等高质量的矿山“五大图件”完备、有一定科技含量的矿山企业了。
1983年，我任煤矿主管生产技术的副矿长。六十年代毕业于昆明工学院采矿专业的本科生刘兴汉，无私地向我传授了采煤工作面支护、放顶（来压观测）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中国矿业大学地质系毕业生柏勇，教我使用地质罗盘测出岩层“三要素”（走向、斜向、倾角），观察分析地质变化带（向斜、背斜、正逆断层）的特征，还教我运用矿区地质勘探资料（钻孔柱状、坑道素描）确定矿井“标志层”；毕业于省煤校采矿专业，现任煤矿总工、副总经理的李平安，教我掌握了采、掘工作面“作业规程”的制定和斜井交叉巷（点）、有关井下硐室、特种支护的设计；还有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开拓系的罗加云，指导我从操作打风钻入手，掌握了“光面爆破”和“锚喷支护”等技术。在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下，我进一步掌握了地质、采矿、开拓等方面的专业技术知识。在塔甸煤矿的十多年里，学校里所学的知识在生产实践中得到充分的运用和发挥，那些良师益友们在生产实践中给予
我的帮助，使我进步很大。1983年，在郭思藩矿长的主持下，我组织煤矿的七八名技术人员完成了矿山五、六水平暗斜井工程的初步设计，得到了省煤矿设计院的认可并付诸实施。1999年，我被省人事厅、省乡镇企业局“高评委”评定为云南省首批乡镇企业“高级采矿工程师”。
1984年，36岁的我，通过成人高考，跨进了地处昆明西郊黄土坡、原西南联大毕业生周景荪任院长的云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再次实现我渴望学习深造的夙愿。我们这些全是来自省经委、计委、电力、建材局、昆明铁路局及全省大中型企业，年届26—42岁之间，年龄差距极大的学员，成了该学院号称首届“黄埔”生的“成年”学员。
在校两年，系统地学习了大学专科教材，还强攻了英语的阅读并努力提高英语翻译能力。学校结合刚出台不久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关文件和当时已经逐步推广的“厂长（经理）责任制”的有关规定及对企业“简政放权”文件等等，组织我们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专题讲座和讨论。还到海口五纳厂、昆明铣床厂、昆明针织总厂、昆阳磷矿等企业考察调研，写出考察报告和论文。我的《企业党政工作之我见》的论文，得到“具有独特见解”的好评。我与省建材厅的杨腾辉、省电力厅的刘云开、东川矿务局的李新等同学共同编写的毕业论文《云南省水泥中、长期发展预测和规划》也获得较好的评价。
毕业回矿后，我被分配到玉溪地区一次性投资最大（概算为1695万元），拟建年产21万吨的云南省塔甸煤矿科拉池矿建设指挥部工
作。在前两年的地面建设工作中，也倒还算顺利，但在后来的井下施工过程中，因受“天时”不顺（限电及无规律停电）、“地利”不佳（驻地环境恶劣、井下地质变化加剧）、“人和”不尽人意（施工队伍的“厌战”情绪与日俱增）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很多难于处理的矛盾。作为郭思藩指挥长副手的我，面对眼前的困难，充分发挥自己的知识技术和管理经验及省煤炭厅基建公司二处“红旗队”技术力量雄厚、能打“恶仗”的特点，想乙方所想，充分认识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的平等性，因势化解利益矛盾，及时处理施工中出现的问题，为合力完成建井任务做了一些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在科拉池煤矿的建设过程中，施工队住在“蹲下屙屎可捡到木耳、香菌，走路不小心会提倒麂子”、“晴天蚊虫满天飞，雨天路滑难通行”的大平峒山梁上。工作的艰难，生活的艰苦，不得不让指挥部的领导们时时牵挂在心，常常送去蔬菜和其他生活物资。有一次，我们的车子歪歪扭扭艰难地行走在雨后泥泞的山路上，一不小心，车子打滑，车上的人员只好下车前拉后推，煤矿副矿长、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姚天培在推车中险些晕倒。我们矿建组的工作人员常常与施工队的工友们同吃同住，时间一长，我们不仅成了工作中协同作战的“同盟军”，还成了生活中的好朋友，我还成了施工队技术主管徐明军（现省发改委房改处处长）的围棋徒弟呢！直到矿领导动员在煤矿生活区开食馆的杨老板到“山寨”开设分馆，施工队工作人员的生活才逐步得到改善。
1986年冬，我带财务和矿建人员驾212吉普车到省煤炭厅找赵
国纯副厅长汇报施工队的工作情况和急需解决的急难问题。我们一行来到昆明，才知他已去田坝煤矿。于是，我们又驱车沿着滇东北结冰的公路艰难而又缓慢地追行，当我们的“212”行至宣威县鸡街的一个岔路口，猛见厅长的丰田越野车反相而来并擦肩而过，我们大声呼喊也无济于事。我们急忙调转车头，朝着昆明方向上演了一场“追厅长”。
1987年秋，后所煤矿打磨沟井工程竣工验收，我和施工队一位领导同车前往后矿参加会议。我俩同在一个验收小组，一起下井实地查看，一起查阅资料。到了晚上，我俩一起欣赏露天电影，同住一个房间，一起畅谈工作，一起交流思想。一来二去，也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就在这一年，我和财务统计组组长、后来的市经委总经济师杨光义、矿建组组长尚宪忠到曲靖二处驻地，久别的老朋友相聚，我们理所当然受到了他们的热情接待。晚宴上，二处的全体领导与我们仨同桌。刚刚入坐，他们以“我们二处的‘八大金刚’都是清一色的‘斤级干部’”，想给我们来个“下马威”，而我们以早在施工队驻地“过过招”、“交过手”作回应。尚未开场，火药味十足的战鼓就擂得震天响。席间，话助酒兴、兴增酒量，我们不知喝下了多少老白干，“敌我”双方的“酒技”和酒量也得到了充分发挥。后来，他们又抬来几件啤酒，山东人尚宪忠倒还能勉强对付，而我却只有摇头的份了，不会粘半口啤酒的杨光义在他们的“狂轰滥炸”之下，在全无“还手之力”的窘境中弄得衣鞋全湿。真可谓“酒逢知己千杯少，喝到麻木不嫌多”了。
科拉池煤矿的建设工程已近尾声，省煤炭厅基建处召集厅处相关人员、科拉池建设指挥部和矿建施工方人员到厅里开会。针对施工方提出的因受停电影响作业、井下冒顶偏帮超出预算而难以按期完成任务等问题，要求甲方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处理，我们在核定工程施工记录的有关资料和经过实地验收双方签字的单据后，我代表甲方（甲方还有杨光义、尚宪忠参会）作出补给乙方工程款的决定，并在阶段结算单上签字认可。这一尊重客观事实之举，极大地推动了井下施工的进展。1988年底，工程按质按量克期竣工交付使用，受到省、地领导及专家的高度评价。
后来，我被调到县政府所属部门从事行政管理工作。虽已年过40，却多次遇上到省内外学习政治理论、政策法规和业务培训的机会。1998年（我49岁），在中央党校以“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为主线的“乡镇企业家”培训班里，多名教授有关“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前景和对策”的睿智解析，让我得到了很好的启迪。无论是参观国家一级企业、原称“寒心河”的首都第一村——韩村河的飞速发展，还是鲁冠球“乡镇企业上去不得了，下去了不得”的“高论”，都极大地鼓舞了所有参加培训的人员。1999年，我又一次有幸来到浙江大学。学校的知名教授为我们作了“领导科学”、“管理心理学”和“经营策略”等多方面的专题讲座。后又到“万象”集团和“海尔”集团参观，所到之处，人家无论是企业管理还是生产规模和生产水平，都让我眼前一新，备受启发。更令人高兴的是，我还领到了两所名校发给的“结业证书”呢！此时，我无不感慨，我这个当年被屡屡封杀
在读书“原野”里的弱小幼苗，却在儿孙绕膝、即将退休之际又有幸到如此知名的高等学府遨游于“知识的海洋”，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国运昌盛给我带来的幸福！
如今，我已退休赋闲养身于家。不知不觉间，兰草和《易经》又成了我的挚友和至爱。
先说兰草。其实挖兰草、淘兰草、养兰草、赏兰花、闻兰香，早在退休前的九十年代就是我和家人的一项业余爱好，在五十岁特别是退休以后，我几乎把这种业余爱好变成了自己的“专职”，对兰草爱之愈深。
因为兰草，有的“爱兰人”经不起兰草“商品价值”的诱惑，误入了追求物质利益而忽视精神文化享受的歧途，什么为获利而先付出的“以人养兰”啦，什么不付出也不收益的“以兰养兰”啦，什么养兰发财的“以兰养人”啦等等，成了那些“爱兰人”梦寐追求和昙花一现的“时尚”。甚至还出现“正科、副科，不如种‘剑阳蝶’三棵”；“正处、副处，栽好几苗‘奇花素’”；“正厅、副厅种好一株‘海岸黄金’”的顺口溜（剑阳蝶、奇花素、黄金海岸等兰草均是云南兰花中“五朵金花”的佼佼者，那时可卖到万余元、二万元、十余万元一苗）。
也因为兰草，我和现已退休的原峨山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内科副主治医师周绍喻，现已退休的原县政府办主任、他达矿矿长施忠和却不以为然。在我们结为“兰友”的二十余年间，我们上山挖兰，哪怕是远赴宣威、富源那些自认为的“兰草之乡”却无功而返也乐此不
疲；我们到集市“淘兰”，只要遇到自己认为的“宝贝”，花上几百元、上千元甚至几千元买到一苗也在所不惜反倒欣喜若狂。我们爱兰，一是因为敬仰兰德——兰是花中君子。孔子曰：“芝兰生于幽谷，不因无人而不自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家困而改节。”诚然，兰草远离闹市人群，长于辟静、透风、散阳、土质肥沃的山野，细水长流的沟谷。难怪描绘北宋汴京繁华闹市的《清明上河图》的万事万物与万人中，却唯独不见兰草，不闻兰香。二是兰花独特的幽香醉人。孔子曰：“兰为王者之香”。兰花的香气纯正清远、时淡时浓、时远时近，让你既有虚无缥缈又有用现代高科技也无法打造的“仙香”之感。三是养兰即为养性修身。兰草又称“忘忧草”，她可让你见草忘忧、见兰就乐，还让你见草则安，使你人在兰中，心与兰化，不为利所谋、不为钱所累；使你以清静“无为”而达修真练性。老子“致虚极，守静笃”和庄子“虚者，心斋也。”简直说到了我的心底。所以，我信奉黄帝内经所讲的“恬淡静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再聊聊《易经》。在我从儿时就相处至今的好友王跃（现已退休的原双江镇副镇长）的指导下，“一不小心”接触了《易经》这部开创于上古伏羲，又经中古周文王父子和近古孔子及其弟子的“承前”与“启后”，有着六千年历史，集百科之大成、哲学中之哲学的古代宝典。在随后的研读中，我感悟到《易经》的“阴、阳”之魂——宇宙万物皆阴、阳。阴、阳平衡皆生存，阴、阳互动则发展，发展即矛盾斗争之最终结果。《易经》把世间复杂纷繁的万事与万物简易（阴和阳）化，又把最简单的东西“二元（阴和阳）化”。所以，哪怕我
们随时都处于千变万化的矛盾世界之中，也不怕我们面前的困难再多再大，只要抓住“阴阳”这对矛盾，勇敢面对，便可勇往直前，夺取胜利；即使碰到伸手可得、马到成功的“便宜”事，也要重视“阴阳”这对矛盾，认真地去做，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加尽善尽美。这些都是《易经》所讲的“易理”（称为大用），另一部分讲“八卦”、“六十四卦”作“占卜”（称为小用，也即象、数）。我可不是在这里宣传迷信哦！
由于长期伏案工作，让我染上了颈椎骨质增生和较为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以及高血压等疾病。得病以后，我以平和的心态，不着急、不烦恼，少吃药、不打针，更从不住院治疗，而是靠自编的活动脖颈、腰部的体操和坚持每天快步行走约4公里左右等体育运动，经过两年多的坚持不懈，颈、腰部的疾病奇迹般离我而去。而对于高血压这样的慢性顽症，除了坚持体育锻炼、改善饮食结构之外，每天坚持服用降压药进行调控，就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了。经过几年的坚持和坚守，我还有点滴的体会要给我的老年朋友们一个忠告。一是那些诸如调控血压的降压药决不能服服停停，而要一以贯之地坚持每天服用；也不能背离医生的指导随意改服其它“替代”药物；更不能听信那些游走四方的“老江湖”的谗言，用五花八门的“理疗”方法来根除你的“病症”。二是改善你的饮食结构，多食清淡绿色果蔬，远离高脂肪、高盐量的腌制食品，对于你疾病的调控，肯定是有益无害，并“终得正果”。三是选择运动项目和运动方式，运动量大小的确定，一定要结合自己的身体状况因人而异，要遵循“三、五、七”原则：也就是每天不少于三十分钟和不少于三公里的走动；每星期不少于五天的运动
“出勤”；还要有能使自己的心跳加速的运动（即用170减去自己的年龄，假如你是60岁，就是170－60＝110）。千福万福，健康是福；千好万好，快乐最好；千贵万贵，平安为贵——请老年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自己的碌碌无为而羞愧„„”我当属谁？
人生道路上的磕磕绊绊、艰难曲折，是上帝赋予人生的考验和财富，经历过那些数不胜数的磕磕绊绊、艰难曲折并战而胜之，那你就经受住了上帝对于你的考验并拥有上帝所恩赐的极具丰富内涵的精神财富。
第二篇：经历人生
经历人生
有人曾说过，人的一生成功与否，取决于他的人生态度。凡是成功者，始终用最积极的思考、最乐观的精神来支配和控制自己的人生。而失败者则恰恰相反，他们的失败，完全在于他们的人生态度：对待生活、对待别人、对待事物的态度。常常会反省自己，回头审视一下，就会发现人生的许多痛苦来。一方面因为许多欲望而痛苦，另一方面又发现了人世间的丑恶、残酷和无情，于是便会产生厌离人世的态度，此种态度人人都会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至于生命有没有意义另当别论。每天都会看到太阳升起来，看到太阳落下去。你还可以看到朝阳、看到晚霞；看到月亮升起和落下，看到满天的繁星，这就是生活。）
虽然现实生活中，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就很大。（自身事例：本人参加工作及在校的思想）。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普通，其实生命中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答 1相貌、2家庭、3学历，这其实跟我们的幸福、成功没有太大的关系。
比如，（1）有人认为，相貌跟未来的成功会有很多的联系；（2）有人认为，自己的家庭背景会跟成功有必然的联；（3）也有人认为，上名牌大学的人会成功，在大学里成绩好的人比学习成绩差的人更加容易取得成功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可能有部分是对的，但大部分基本无效。
1、比如说相貌。如果说一个人的相貌和成功有关，那就不会有马云和阿里巴巴，因为如果在座的你们认为马云长得好看，我相信那一定是审美出了问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相貌好看的人就做不成事情，所以不管相貌如何，都能取得成功，不管是男是女，最重要的是 自己的、内心世界一定要丰富多彩，也包括自己风度和气质的培养，自己胸怀的扩展以及对理想目标坚定不移的追求。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些会慢慢变成你的智慧，所有这一切才是构成你成功的真正的本质。
（2）那么成功和家庭背景有没有关系呢？我们常可以看到一些权贵富贾出身的人，他们一出生就含着金钥匙。比如，我们可能会看到，自己左边的一些同学穿着名牌服装，右边的拎着名牌的皮包，前面坐着领导的女儿，后面坐着富豪的儿子，而你可能就一个来自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
有的时候你会心存不满，但这个世界本来就存在着这种差异，这种差异常常就在你的眼前闪现。你会说，这个世界怎么会对我这样，为什么他什么都有，而我什么都没有？你会发现你总赶不上他们的状态，倒不如说赶不上他们的脚步。你会发现即使他们停下来，一辈子什么都不做，他们所拥有的东西还是比你多。我们每个人不用攀比，每个人都会有从无倒也没的一个历程（事例：自己打工经历）
（3）你未来的成功和你上什么大学没有什么联系。一辈子能不能走出精彩，大学为你奠定了基础，但不能决定你的一生。首先是一定要坚持走下去，但是，人生总是要有份期待，哪怕是没有希望的期待。可以想一下我们历史上有很多人物，比如说姜太公在河边钓鱼，到了80岁那一年，周文王在他边上走过，发现这个老头用直的鱼竿钓鱼，跟他一聊便发现这个老头很有智慧，所以把他带回去，两人一起打下了周朝的天下。还有齐白石…，有的人在年轻的时候有作为，有的人中年时候有作为，有的人老年时候有作为。花儿总是在不同的季节开放，如果所有的鲜花都在春天开放完毕了，到了夏天、秋天、冬天没有任何的花儿开放你还会觉得这个自然界是如此的美丽动人吗？
所以大家想一想，如果人生所有的精彩都在大学里过完了，后面永远都是平淡，你觉得这人生会完美吗？换句话说，你大学里过的不那么精彩，毕业后却变得越来越精彩是不是更加好呢？事实证明，在社会上，并不是成绩在起作用。成绩只能证明你智商比别人高，但并不能决定你一辈子就一定有出息。最重要的是与社会打交道的能力，为人处世的能力。(在各种混乱的人际关系中，寻找机会的能力，以及你最后领导一帮人跟你一起创业的能力。)
我们永远都不要放弃自己。
是不是我们人生的路、走长了就会有成就呢？不是的，因为人生的路有两种：第一种在平原上走，走到90岁，十分的平坦，但是你却看不到周边美丽的景色。因为平原两岸的风景都是一样的。所以，当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发现一片空白。
第二种人生是像连绵不绝的山脉一样，像青藏高原一样。总是有无数的险峰在眼前需要我们去征服，而一旦我们登上险峰后，生命中无限的风光就会展现出来，整个世界都尽收眼底。当然，攀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必须付出很多代价，但这种代价都是值得的。你爬到一座山头，如果要去另外一个山头，必须重新开始攀爬，因为没有任何两座山头是连在一起的。
精彩的人生是到老年的时候能够写出一部回忆录来，自己会因曾经经历过的生命而感动，会感动别人，这时候我才能说我们的生命很充实。但因为容易得到，所以容易失去。因为容易，所以不会珍惜。而生命中最美好的就是珍惜得到的东西，珍惜的前提必定是因为你得来不容易。
所以说只有被自己感动的生命才会精彩。
其实我们都有一些让自己感动的故事，比如说我们都向往大学生活，所以就拼命读书。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真的是仰天大笑然后嚎啕大哭，跟范进中举一模一样。但如果当时没有坚持的话，也许我现在仍然只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所以得出两个结论：
1、人必须往前跑，不一定要跑的快，但是要跑的久；
2、不能停下来，你不能三天打渔两天晒网，要持之以恒。
所以永远不要用你的现状去判断你的未来，只要你坚持就一定能获得你所意想不到的东西。
尽管我们出身很平凡，但心中也总是有一种愿望，叫做穿越地平线走向远方的渴望，就是看到眼前的地平线我们总是不满足，总是希望翻开地平线看看另一边到底是什么样的。大家都知道，只要你不断的超越地平线一定会有很多的风景在你眼前展示出来。
生命是有各种活法的，所以不管在什么状态下也要像一首诗写的那样“相信未来，热爱生命”。所以只有当我们的生命有了期待以后，才会有进步。有的时候，我们选择前进，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坚强。有这么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也变成了我的座右铭：“坚持下去不是因为我很坚强，而是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我们没有理由停止不前，否则还有什么希望呢？
我们人生有很多迷茫和痛苦，而只要你坚持往前走，就会迎刃而解。在走的过程中，我们也痛苦得流过泪，也曾经嚎啕大哭过，走到最后你会发现阳光总在风雨后。
我们生命中总要去追寻一种经历，那我们人生的使命，比如父母为我们献出了青春财富，把你养育成人。而我们未来变成父母后也是一样的。我们孩子的成长就是你的使命，而我们其他的使命感，如何让自己活得更加幸福，如何帮助别人，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有意义。
如果我们这一辈子都没有苦涩，没有幸福和甜美，那生命是很遗憾的。
笑话：
偷苹果幸福经历
如何把自己的生命变的更充实，我们要做的几件事情就是：第一，把自己的知识结构打造完整；从此更适应社会的发展……第二，就是要尽可能的多交朋友……第三，如果有可能的话，在大学里谈一场比较专一的恋爱，但是，你们已经是过去时了，只能在梦里偷偷的想一想了，但是单位有的人可以…….（例如，未有男朋友的两位女生）第四，为未来的工作做好打算，多读书是必不可少的，多读书就意味着眼界更加的开阔，更加会思考问题，更具有创新精神。（实在不行来不及读，你可以到书店看着那些书，记着那些名字用手摸一下，这样也能增加一点人文气质。）有句话叫做“底蕴的厚度决定事业的高度”那么底蕴的厚度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第一多读书，读了大量的书你的知识结构自然就会完整，就会产生智慧；第二就是多人生经历。把人生经历的智慧和读书的智慧结合起来就会变成真正的大智慧，就会变成你未来创造事业的无穷无尽的源泉和力量。
我有一个理念，人活着要过一种诗意的生活，我们有多少时候是停下来看看月亮的，在假期看一下漫天的繁星的，有多少人看着朝霞和晚霞时心中感受过生命的涌动的。当然也要身体力行。所以我们说一个人不能只在语言上表达诗意，还要在现实中去表达诗意。所以你必须克服现实中的障碍和挫折。所以，你变成一个让别人相信的人，比做一个让别人防着你的人，得到的好处要多得多。而建立这种信任，要做到以下几个要素：要以别人为中心不要以自己为中心；要有服务精神，心胸开阔，眼光敏锐。己变成一个别人信赖的人。
还有就是工作问题。工作问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一 个高效、愉悦的工作环境需要我们一个团队共同努力才能塑造好。在这个团队中，我们要每天都保持着一种努力工作的强烈欲望。这样就等于我每天都做着许许多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就会觉得很充实，而且能从工作中找到乐趣，热爱你的工作就会变成一件容易的事。从工作中慢慢积累自己的才能，自己也慢慢变得成熟，个性也慢慢变得稳定、沉稳，这样获得成功的机会也会多很多。
就是我们的生活。我还是那句老话：把生命活得精彩一点。生命的精彩、幸福只靠自己不靠别人。
人生有平凡，有激动，有慢慢长夜，也有美丽的日子，这
第三篇：《人生经历》演讲稿
生命，总在我们的前方，慢慢的走着。
一段路程，几多感悟。
风，戏弄着绿色的存在，也吹着我们的衣襟，还滑过我们的额头。
那里，都是它拥有的自由。
我们，是喧哗还是寂静，是豪迈还是消沉。都只是在继续，继续着我们独有的行程。
生命有欢乐有痛苦。
人生百味，味味入心。
无论是想镌刻还是想遗忘，过往的一切依然是过往的真实，现在的真实。
有哭有笑。
生命的悲喜剧不是由我们所能掌控。我们的所有，只是上帝眼中的杂剧。长短，快慢。一切，如风吹过水面，或轻柔或澎湃。对白，如梦呓，唱响着黎明，喧扰着黄昏，浸染着月色。一切，不过如此。
若哭，当是灵魂无所逃避，无所寄托。
眼泪滑下，心亦沉沦。
那长空的雁叫，是那人字的放逐，在秋日的血色残阳寻着归家的路。
路在何方？
心路无涯。
生命的翅膀承载着太多的希望，生命的残缺注定了太多的绝望。
一羽残翼旋转在风中，是无力的流浪还是无心的反抗？
遥远的地平线可是坠落后有着尘埃的埋葬？
若笑，当是心尚未死去，尚未沉沦。
火焰跳跃，燃烧激情。
春风里的呼唤，是花的娇媚，在月圆的如水温柔中沉迷真实的拥有。
把酒当歌。
人生几何？
微醺微醉后的凝视交织着爱与情，且伴风啸的豪气呐喊着天堂的声音。
此时，也当有泪。泪入心扉。
生命的泪凝聚着前生后世的等待，在会心的笑中映着今生的容颜。
人生如梦还是梦如人生？
庄周化蝶还是蝶本庄周？
那超然那脱俗是传说中的极至还是想象中的完美，不知，也无从知晓。
在每个梦醒后的张望中，可曾看透黑夜的心，可曾看到黑暗后那待晓的黎明？
还有那近乎窒息的感觉，是梦中的温暖还是梦魇的延续？
在没有答案的黑暗中，我们还是继续着真实的人生。
人生，本如一张纸。
空白而单纯。
我们用着自己的经历，留下了斑驳的烙印。
血色的红，泪痕的透明，尘土的灰，背影的朦胧，记忆的斑斓，还有那春夏秋冬的轮回，让我们的经历终成那多彩的人生。眼泪无法洗去悲伤，叹息不会褪尽欣喜。我们的人生经历本就是自己导演的一场悲喜剧，在落幕的刹那，才发现观众早已经走尽，我们只是真实而孤单的我们。
闭上眼睛。
默默的用心聆听着生命的声音。
滴答滴答的时钟，一如我们扑通扑通的心跳，低沉而缓慢。
遥远的风，带来了幽幽的香味。
接近，闭着眼睛以心接近。
在路的尽头，脚步踏出。
地狱还是天堂都不再重要。
所有的心，只在那生命的甘愿沉沦。
第四篇：温家宝人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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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忆苦难童年谈人心向背 透露父亲过世消
息
正文
我来说两句(11人参与)2011年11月03日09:34 来源：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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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天津调研时，回到母校南开中学，与师生交流。新华社记者马占成摄
这是温家宝在南开中学工艺坊参观。新华社记者马占成摄
同学们、老师们：
屈指算来，我阔别南开中学已51年了，正式回母校看望师生，这还是第一次。我愿借此机会同大家谈谈心。
我1942年农历八月出生在天津北郊宜兴埠一个书香门第。我爷爷在村子里办学校，曾祖父是农民。再往以前，我家都是农民。我们家是从什么地方来到天津的，至今也没有人能说清楚。据说是从山西来投奔这里的温氏家族的。因为家里穷、没有地位，温氏家谱始终没有把我们家列入其中。
爷爷办的乡村小学，是冲破地主豪绅的阻力，第一个招收女生的学校。我记得，他常年为两件事奔波：一件是招聘教师，一件是为学校筹款。就是这样一所小学，很多教师都是大学毕业生，有的解放后当了教授。外婆家也在本村，外公去世很早，外婆靠开一个小药店谋生，家里还种着几亩地。每年秋天收玉米时，我坐在板车上玉米堆里从地里回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出生的年月正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大扫荡和实行“三光”政策的时期。妈妈对我讲的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日本侵略者将全村人集合在村西南的空地上，四周架起机关枪，用刺刀杀死无辜的平民。当时，妈妈把我紧紧搂在怀里。这件事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
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为“坚壁清野”放火烧了宜兴埠。我的家连同爷爷办的学校、外婆家和她的小药店，全部化为灰烬。我们家逃难到天津城里，住在救济院。外婆在逃难中生了病，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她是最疼爱我的人。孩提时代，她抱着我，我常常揪她的头发，她一点儿也不生气。天津解放的那一晚，是一个不眠之夜。解放军包围了驻扎在救济院里的国民党军队，当晚进行了激战，手榴弹扔进了院子里，家里人都害怕地躲在床铺下，我却一点儿也没有害怕。第二天，天津解放了。
我的童年是在战争和苦难中度过的，穷困、动荡、饥荒的往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深知，这不是我们一个家庭的苦难，也不是我出生的那个年代的苦难，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我逐渐认识到一个道理：中华民族灾难深重极了，唯有科学、求实、民主、奋斗，才能拯救中国。“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只有推翻封建专制和官僚买办的统治，人民才能得到解放；只有不断革新，中国才能进步。
在我上小学、中学期间，家境十分贫寒。父母和我们三兄妹一直租住在一间不到9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每月的房租相当于一袋面粉钱，那时父亲月工资最低时只有37元。我患过一次白喉，父亲把仅有的一块手表卖掉，买药给我打针。此后他多年没有戴过手表。因为经常目睹普通百姓生活的艰辛，我从小就富有同情心，这尤其表现为对普通百姓特别是穷人的同情，对不公道事情的憎恶。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念在我的心中萌生：人人生而平等，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平等相处。
我的中学是在南开上的。从12岁到18岁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因此，南开六年的学习生活，对我人生观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也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南开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她的建立、成长和发展始终同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她都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人才，这就是南开的道路。我在这所学校里学习，首先懂得的就是一个人必须有远大的理想，有崇高的志向。从小就应该立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和人民。我努力学习知识，坚持锻炼身体，刻苦自励，从学习和生活的点点滴滴入手，努力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八个字就是南开的灵魂，它提倡的是为公、进步、创新和改革。我上中学时就愿意独立思考，渴望发现问题，探索真知，追求真理。我记得，那时除了学习课本知识以外，我还广泛阅读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书籍。南开永葆青春，这就是南开精神。在求学期间，我和同学们总是朝气蓬勃，不怕困难，勇往直前。除了学习以外，我还喜欢参加各种课外活动。我不仅爱读书，还是体育爱好者。南开永远年轻，她的学生也都充满活力。我们要坚持走南开的道路，崇尚南开的风格，发扬南开的精神。
上高中和大学以后，我家里人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爷爷在1960年因脑溢血去世，是我把他背进医院的。现在他教过书的学校还留着他的档案，里面装了一篇篇的“检查”，小楷字写得工工整整，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人民教育事业的忠诚。父亲也在1960年因被审查所谓的“历史问题”，不能教书，被送到郊外一个农场养猪，后来到图书馆工作。我考上大学向他告别就是在离城很远的养猪场。父亲告假回家帮我收拾行李。他是个老实人，一辈子勤勤恳恳。今年他过世了，可谓“生得安分，走得安详”。尽管家里出现这样一些情况，我仍然追求进步。我是个善于思考的人，我总是把书本里学到的东西同现实加以比较，立志为改造社会而献身。
因为父亲喜欢自然地理，我从小就对地球科学产生了兴趣。在北京地质学院，我在地质系就读5年。大学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考取了研究生，专攻大地构造。回忆在地质学院近8年的学习和生活，我曾概括为三句话：母校给了我地质学知识，母校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母校给了我接触群众的机会。那段时期同样是难忘的。
参加工作以后，我有14年时间是在海拔4000到5000米的极其艰苦的祁连山区和北山沙漠戈壁地区工作。这期间，我一边工作一边接触基层群众，更使我深深懂得了民生的疾苦和稼穑的艰难。我来自人民，我也有苦难的童年，我同情每一个穷人，愿为他们的幸福献出自己的一切。到中央工作后，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用整整10年时间，深入农村、厂矿、科研院所调研。在农村，我白天坐在农民家的炕头上了解情况，晚上开座谈会。我住过乡里、住过粮库，经常在一个县一呆就是一个星期。我几乎走遍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同科学家交朋友、谈心。我认为，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我之所以经常讲穷人的经济学、穷人的政治学和穷人的教育学，就是想让人们懂得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穷人占多数。一个政府、一个社会应该更多地关爱穷人，穷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在中国，不懂得穷人，不懂得农民和城市贫困阶层，也就不会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更不可能树立穷人的教育观。公平的核心是在生存、竞争和发展的机会上人人平等，而不是基于财富或其他特权的平等。一个政府如果忽视民众和民生，就是忽视了根本。而公平和正义是社会的顶梁柱，失去了它，社会这个大厦就会倒塌。“国之命，在人心”，说的就是人心向背决定社会的发展和政权的存亡。政府是穷人最后的希望，民众的贫穷是政府最痛心的事。只有把这些道理真正弄懂，才算真正理解“以人为本”的含义。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必须充分肯定。但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依然存在；一些地方还存在干部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甚至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的现象；收入分配不合理，有的地方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做好经济发展、社会公正、民主法治和干部廉洁这几件大事。这都是人心所向，无论哪个方面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宁。而要做到这一切，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担任总理已近9年了。这段时期，我们国家遇到许多灾害和困难。从2003年的“非典”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再到2010年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几乎没有中断过。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已持续4年之久，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人民没有畏惧，没有退缩，总是满怀信心、坚持不懈地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我十分清楚，实现现代化目标，任务还十分艰巨，需要许多代人的长期艰苦奋斗。这一历史任务必将落在你们青年人肩上。未来是属于青年的。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但愿青年朋友们以青春之人生，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讲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南开，中国没有南开不行，南开不与时俱进不行。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需要教育，更需要有理想、有本领、勇于献身的青年，这是中国命脉之所在。张伯苓先生自创办南开之日起，就善于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坚持自主办学，重视教育改革和创新，提倡个性教育和多样化教育，推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努力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57年前，当我坐在这座礼堂里第一次参加开学典礼的时候，杨坚白校长和杨志行校长穿着一样的米色中山装，并肩站在讲台上，用他们特有的气质给大家讲话，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这一幕我至今难以忘怀。南开之所以涌现出一大批志士仁人和科技、文化俊才，是因为她有自己的灵魂。人是要有灵魂的，学校也要有灵魂。让我们牢记“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共同努力把南开办得更好，使“巍巍我南开精神”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南开培养了我，南开是我心里的一块圣地，我是爱南开的。过去如此，现在依旧，而且愈发强烈。南开精神像一盏明灯，始终照亮着每一个南开人前进的道路。我愿同师生们一起奋斗，做一个无愧于南开的南开人！(天津日报)
第五篇：人生经历感悟
全刘大哥人生经历感悟
人生是个既短暂又漫长的过程，在这个弥漫着鲜花同时也充盈着风雨的过程里，有许多人来到我们的身边，和你共沐风雨，或者和你一起欢笑歌唱。当你静坐时，象电影一般从脑海偶尔演过：亲人，朋友以及一些无关的人，有些人离开了，渐渐淡忘了，也许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也许留下一些淡淡得遗憾恩怨和忧伤。有些人离开了，什么也没留下，有些人却让我们刻骨铭心。刻骨铭心也好，消失如风也罢，都曾经在我们的生命里走过，或急、或缓、或美丽、或凄迷，或欢快、或悠长...总之，生命的过程是一个与人交往的过程，因每一个伴我们走过一段的人，我们的生命才有了跌宕起伏，才有了缤纷的色彩和绚丽的交响。清风明月，树影婆娑，一壶香茗，相对而坐，谈风月无边，话春秋冬夏，一直是心中的一个浪漫梦想.。想寻找另一个知己共同分享风景的美丽是很自然的,人有与生俱来的孤独,渴望寻找一个可以相依相伴的人,倾诉温存。寻找其实是很多人有的一种习惯，甚至成了一种生活的状态了或许我们永远找不到，因为我们自己是谁，自己都很难搞得清楚寻找自己,寻找自己最爱的人,寻找最爱自己的人.也许在寻觅中欣喜,也许在寻觅中迷失,可是不管怎样,依然在寻觅,依然在期待就这样一种偶然的相遇,心海划过一道波浪,心灵闪过一道灵光,你不知不觉,凝神驻足,想聆听清楚一种呼唤,想扑捉一种感觉。人生苦短我们孜孜寻觅、等待、期盼和等待的，也许有一天真的来临了，象一个美丽的影子，或者象一阵风。正是这个影子让我们眼花缭乱，正是这一阵风让我们心弛神迷。有渴望拥有的冲动，有渴望牵手的痴迷。可是你伸出的手却悚然缩回，你澎湃的心突然冷却。你想到了你的心理和肩头已经有了太多的重负，象一只蜗牛，你也早已经有了一个重重的壳。你的生命已经和这个壳紧紧的连在一起，挣脱不得。虽然你有时忍受不了这个壳的重量、对你的禁锢和折磨，但也体会过有壳的温暖和舒适，有时想挣脱这个壳去自由的畅游世界，去呼吸自由的空气和感受春的多彩和秋的静美。但是，九九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一旦要做出反常的行为，连自己也会大吃一惊。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觉得有许多是必然也必须，灵魂脱离的瞬间看到的是霓虹影子而已。然而，影子消失了，连同消失的还有那让你曾经晕弦的风。在空寂的世界里依然是死一般沉寂和沉闷，遥远的天际，幽幽传来一声悠长悠长的充满百般滋味的叹息。生命的本色也许就应该这样。理想的绮丽终究是理想，现实有更加真实的灿烂，非常的完美是不存在的，看是平凡的东西应该珍惜。有些人呼风换雨，有些人平淡无奇，人生因为有了那么多不同，因此才有了各异的风景。无论如何，一切的一切组成了生命的轨迹，是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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