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教育智慧—于丹
于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教育智慧
这是全民教育的时代，这是一个终身教育的时代，家庭教育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是一个信任社会化的阶段，大家都觉得，把孩子交给社会、交给越来越细分的专业学校，孩子可以到新东方读英语，可以去上奥数，可以去学电脑、绘画、钢琴„„每一样的专业技术越细分，家长越觉得孩子是可以被专业化的社会化组装为一个合格的现代人才的。在这中间，家庭教育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我想中国在悠久的传统中，大家都知道一个概念，就是读私塾。私塾是一个什么概念？也许它在整个课程的设置上不如我们现代教育这么条分缕析，没有这么完备的教学系统，没有现代的实验室。但是私塾过去是一对一的，或者是一位老师教几个小孩子的。其中交流、沟通、开放的课程，因人而异的调整，有时候比现代的教育要强一点。在今天，其实我想是一个多元教育匹配的阶段，也就是说，每一个当父母的人都不可能指望着让孩子上一所最好的寄宿学校，三年五载回来他就迅速地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毕竟，学校是教专业的，而家庭是塑造一个人的最好的地方。
中国人是信任家教的，一个人的言谈举止、接人待物，基本的价值理念往往出自他的家教。我们在今天会经常见到一些学问水平很不错的人，学历文凭拿得很高的人，不一定就有教养，知识跟教养是两码事。所以我觉得今天谈一谈关于家庭教育，我想说我自己的几个感受。
首先一点，家庭教育是在教人的修养和价值理念。中国人的修养是什么呢？从传统的观念上来讲，家庭首先是建立伦理关系的地方。在《论语》上孔子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君子啊，要修身养性，完成他这一生的成长，基本上要分这么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入则孝，出则悌，也就是说传统的孝悌之义，一个人进了家里能够孝敬父母，出了家门能够友善兄弟，这就够学一阵了，就先得把这个伦理关系协调好，什么是礼貌、什么是和谐、什么是人在家里的责任、什么是人的义务，先把这些磨合好才能到第二个。第二个就是人在社会上，叫做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谨而信，一个人态度要谨慎，言语上不能太冒犯，不能太狂妄，而要笃诚守信。泛爱众，广泛的博爱大众，对大家有这么一种善意。而亲仁，再去亲近那些仁义的道理，这一段是我们说的社会学习。
第三段是什么呢？第三段叫做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如果你把家庭学习、社会学习都完成了还觉得有余力，你可以去进行专业的文化学习了。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那些书本上的、文字的东西，这个时候你差不多可以学了。
但是我们想想今天的日子呢？大家都是倒过来，一个小孩子，家庭教育，社会的学习都没有接触的时候，可能小小年纪就去学文了。小孩开始被背诗词了，写写字了，学那种学前班了，一直上完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博士，回过头来再被社会调教，甚至被社会修理，一个人言语不谨慎了，不守信用了，然后再去逐渐学习。而最后忽略的是什么呢？在今天的教育中我们往往最忽略的就是家庭教育，恰恰就是入则孝，出则悌，这一段没有了。
那么是不是没了这个孝敬了，大家说在今天是一个重要的事吗？那不是自己家跟父母的事吗？对于中国人来讲，家庭论题的教育绝不是一家一户的事情，它是你认知整个社会公民责任的一个基础。中国人没有上教堂的习惯，中国人不去膜拜一个外在的神，他们讲究的是出门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中国人信任的就是伦理中建立起来那种笃诚守信的人际关系。所以一个有上教堂传统的人，要是眼前打翻一个杯子，他可能会本能的说，我的上帝。但是一个中国人，可能会本能就会喊，哎呀，我的妈呀。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中国人的呼爹喊妈就是西方的神来用的，这就是中国强调家庭教育，认知伦理关系重要性的一个前提，就认识了伦理，你才能到世界上走得更远，整个从亲人之间拓展到朋友之间，才能够有家国天下的关系，这就叫修身齐家治国，最后才到平天下。
所以这个伦理价值的建立，在今天特别是在一个独生子女时代，往往是被忽略的。越是发达的大城市，越是精英高知的家庭，这个孩子小时候上的各种辅导班、学前班越多，而在家里跟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在一起分享家务劳动的时间越少。我在大学里面其实见过很多各地的尖子生，来到北师大这样的全国重点大学，考分都不低，但是进考场考试的时候会有妈妈在外面着急地敲玻璃。我出去说孩子是不是忘带什么文具了？妈妈说，你赶快告诉那个穿格子衬衫的孩子，那是我的孩子，让他进考场之前一定要去一趟厕所。这都不是在说笑话，这是我实实在在遇到的，并不罕见的事情。
有的时候我在想，这些孩子考上全国重点大学的分数都是实实在在的，但是一个月之间要换三四间宿舍，跟每个宿舍的人都住不来，不是抢一个桌子就是抢一个床位，要不就哭了，要不就是睡不着了，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一个新生群体有时候想安顿就要花好长时间，这些到底缺了什么呢？绝不是他们的学校教育做得不好，做得不好他们不会考上这么好的学校。缺了什么呢？我们要回去问问家庭，追着一个大学生提醒要上厕所的妈妈，到底是合格的慈母还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所以我说，学习伦理的认知，学习一个人格的建立，这件事情没有哪门专业课可以完成，他在中国的家庭中。
一个家庭，过去中国都是大家族，是有一些封建礼节，讲究一些长幼尊卑。如果你把那些不好的东西扬弃掉，你会看到每个人的责任，每个人的公平，每个人的奉献，每个人的分享，这在一个大家庭中是能传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今天越来越多变成了核心家庭，大家族的概念消解了，但是一个孩子，他作为家里的希望，他仅仅是学习的载体吗？他的身上还能够建立什么呢？一个人还有爱的能力吗？今天我们即使在成人世界中会发现一个令人遗憾的现象，就是爱，越来越变成一句宣言而不是行动。
很多年轻人常常抱怨，我这么去爱一个人，为什么他还不领情，为什么他还离开我？我们今天不缺情歌、不缺情诗、不缺情书、不缺铺天盖地的甜言蜜语，缺什么呢？就是温暖朴素地为你所爱的人做事。爱也是一种执行力，这件事情学校里教不来，看一个家庭，一个孩子有的时候承载的爱太多，他会觉得他人的爱情是一种本份，因为他学习好。但是如果一个习惯于为他人做事的人会觉得每个人都不容易，人的爱是一种情分，所以是情分，人才会感恩，是本分得不到就会抱怨。我们需要成长起来的新公民，不是那种只掠夺爱的人，而是能够施予爱的人。这件事情跟家庭教育关系更大。固然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社会都在进行这种教育，但是你想一想，从幼儿园开始就有老师五加二等于零的说法，什么意思呢？1、2、3、4、5，小娃娃在幼儿园排队讲秩序，有礼貌，分享，做值日，打扫卫生，还容易建立起来，周末回家两天，回来以后老师说等于零了。两天回去，爷爷奶奶包好的水果喂到嘴里，袜子脱下来给洗了，床给铺好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早上也可以不起床了，下午也可以睡懒觉了，想不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了。到周一来了，老师愁眉苦脸说，哎呀，五加二等于零了。这样的说法在幼儿园老师起码还有意识，到了小学，到了中学，更多的不是在教一个学生的生活规范，而是教他们的知识系统。五加二等于什么，这个问题连意识都没人意识了。那等到他们真正上大学以后，教到我们这些老师手里的时候，我们感觉的只有遗憾，来不及了。很多家教的事情，等大学老师去做，来不及了！
穿越大学，走上社会，很快这些孩子又会有他们的家庭。有时候我跟大家开玩笑说，现在的孩子不光是说学习的问题让人操心，你现在还不是禁止他谈恋爱，就是你让他谈恋爱他有时候都不会恋爱了。因为两个独生子女家庭被呵护起来的孩子，好起来的时候如胶如漆，吵起来的时候心里头都有天大委屈。女孩指责男孩经常会说，你为什么不像我爸那样对我，我爸从前一直都是怎么怎么做的。男孩就会理直气壮的说，那我妈还怎么怎么对我的呢，你为什么不像我妈那样对我？这也不是说笑话，因为他们习惯于那样被对待。这样的孩子又怎么进行家庭教育？再下一代独生子女又怎么样？所以我说关于伦理、价值，一个人人格的铸就，这起自于家庭教育，这是我认为家庭教育最重要的地方。
第二方面，家庭教育是因材施教、扬长避短，建立一个孩子充分的想象和自信的地方。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都只能以学科出发，以知识出发去进行一种对象化的教授。而只有在家里，每个家长才真正知道自己的孩子究竟喜欢什么，知道自己的孩子长项短项都在于什么。可以说，个体差异有先天的气质，有后天的习惯，天渊之别。偏科的孩子一定不是好孩子吗？我们今天面对的什么是人才？有的时候我很遗憾，单纯信任一种专业化教育，有的时候会把一个天才教成庸才。某种意义上来讲，每个孩子来到世界上都是一个天才，带着他的奇思妙想。但是他的想象力受到鼓励吗？他的兴趣受到尊重吗？他个人的潜能被敏锐地发现了吗？
这一切责任在他的父母！指望着老师从一个班30、40个孩子去发现并且捕捉而且鼓励每个孩子不可替代的优点，这几乎是一种奢望。再好的班主任也做不到，但是每个家长面对自己的孩子，你有理由把他当成世界上唯一的这一个。他的气质、他的兴趣可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点是家庭教育的优势。我们不见得要求一个孩子每一门的功课都是平均分，你可以去发觉他与众不同的那种独特的灵敏度。作为克服缺点，有的时候我觉得不如说扬长避短。一个人的短处可以避开，把他的长处发挥出来。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短处，我自己几乎是从读小学开始数学就没有学太明白过，一直到中学数理化全都不好。我只有在作文上从小就好，但是我一直遇到好老师和好家长，就是告诉我不用自卑，把你自己的长处发挥出来！
我想正是因为我小时候在家里，我爸爸在我3、4岁的时候就开始念叨诗词，念叨这些经典的句子，带着我玩儿，带着我学，后来我才培养了这种兴趣。所以我说家里如果鼓励一个孩子的兴趣，完全是一种游戏一样地就教了，大家能够怎么教孩子呢？
我现在还记得我父亲目前最早给我教诗词的时候，我很小，我记得他能够扛着我在肩膀上，带我春天去看花，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红杏枝头春意闹”这句诗，他把我架在肩上说，你看，这些花儿闹吗？我说不闹啊，都安安静静一朵一朵开着。我爸爸抓着我的腿，说你抱着爸爸了头坐稳了，然后就围着树跑，跑起来的时候你看那个花闹吗？我记得我乐得咯咯的，我说真闹，花都像走马灯一样跑起来了。然后爸爸停下来说，一个人静止看花的时候就觉得它只是宁静的，我们用这个词就会用“春意绽、春意放、春意开”，那就没什么生动了。如果一个人的心里能够有那种动态，你就会觉得哗，这一树的鲜花都是喧喧闹闹的。什么叫生动啊？就是把花能写得像鸟一样，这就是生机蓬勃，这是我很小的时候。中国诗意的境界就在那个时候进入我的心里了，我觉得它很美好。好多人都问我，说《论语》这么枯燥的东西，你什么时候开始背的？我还真没有背过。我从小到大都没人让我背过，而到现在我也不会背《论语》，只是大人给我讲。也是在我四、五岁的时候，爸爸带我出门，只要有朋友聚会，爸爸就跟我说，你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去数数今天有多少叔叔阿姨，这里有多少老师？我就数一圈，回来可能算出有8个半老师还是有7个半老师。然后爸爸说其实这个“三”不是固定的数字，就是说你会有很多老师，你去挑挑，就看看谁是老师。然后再看一圈，觉得有一个阿姨对谁都好，照顾这个，呵护那个，特别好。一个叔叔，说话高门大嗓的，随地吐痰，这个不好。后来就跟爸爸说，那个阿姨是老师，那个叔叔不是老师。我爸爸就说，那阿姨就是老师，这就叫见贤思齐，你得跟他一样好，那叔叔也是老师，这叫见不贤则内自省，你觉得他做得不好吧，你就问问自己，哎呀，我会不会也那么不好，所以他也是个老师。那个时候我就会跟大人说，我才不会像他那么做，那么做都不好啊。爸爸就说是啊，你看孩子看着都不好，就是因为有人看觉得不好。但是一个人的时候呢？中国人为什么说君子慎独，一个人的时候你会不会这么做啊？有的时候呢可能大人说了一半我就跑了，我从来没有被揪回来坐在那儿，说还没说完，背着手听完，没有，跑了就跑了，下回不知道是吃饭、玩，什么时候又捡起一个话题，又说起来了。对我来讲，我是家庭教育的受益者，我很庆幸我出生在文革的末期，在外面一片批林批孔的时候，我们家也没人要求我背过《论语》，但是不停的有人在给我讲这些道理。这其实就是一个家庭的习染，因为他知道一个孩子的优与劣。
所以什么是一个人的兴趣呢？我的女儿现在也很小，但是她也很爱诗词。她四岁的时候就能背整个《春江花月夜》，背下来之后她自己乱讲意境。她会说“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赴西斜”。这一段的意境呢，江潭落月赴西斜，那个斜是歪斜的斜，是指月亮又西斜了，但是押韵要读成xia。可是这个道理我跟她讲不清楚，她太小了。所以我女儿经常望文生义地跟她的小朋友说：“你看江潭上的月亮啊，正好落在了晚霞上。说早晨的霞叫朝霞，晚上的霞叫夕霞，‘落月赴夕霞’那一片霞光上还有月亮，你说多美啊！
这样的时候我真的跟她讲不清楚，我只能认可她这种说法。我觉得有想象力总比没有好，她喜欢一件事情你先让她瞎想去，先让她去背，总比你现在就告诉她，这个字你读错了，这个“斜”字在这里押韵，为什么读xia，它跟晚霞的霞为什么不同，我觉得她会失去兴趣。也许我不是一个懂科学的妈妈，但是我是尊重孩子兴趣的妈妈。对我的孩子来讲，她少背几首诗没有关系，关键是她要快乐，她要保持着那种蓬勃的自信和那种创造的愿望。所以我们经常说到一个什么意境，我女儿就会画画，她经常会画得满天飞花，星月同辉，地上会生长出星，会生长着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包括台灯、包括云彩，所有这些东西呈现在眼前的时候，我们给她的永远是鼓励，因为这是一个孩子的世界。
所以我在想，家庭教育，它让一个孩子从小认为，一个人的创造是值得尊敬的事。国家图书馆的老馆长任继愈先生，在他去世之前我还去跟他聊过天，93岁的老人了。当时他跟我说了一段话，我记忆犹新。他说我们现在最大的悲哀就是从幼儿园开始就推行标准答案。老师发给小朋友一人一块小圆饼干，小朋友咬一口举起来说，这是什么？标准答案是月牙。任老说，我如果说这是小船行不行？我如果说这是人剪下来的指甲行不行？我为什么非要说它是月牙呢？所以任老当时说，如果连小孩子，幼儿园就习惯什么叫标准答案，他这一辈子怎么摆脱标准答案的束缚呢？
任老这段话其实挺发人深省，某种意义上来讲，家庭教育是社会化教育的一个平衡器，社会教育要求不讲标准答案是不可能的。到了小学、到了中学、到了高考前我们还不讲标准答案吗？如果说社会教育给学生的是一种确定性价值的认可，那么家庭教育给孩子们的是一种不确定性的价值的开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家庭教育跟社会教育形成的平衡系统才能够真正塑造起来一个健全的人。
所以我说家庭教育的第二个意义是因材施教，真正能够开发一个孩子对象化的潜能。
第三点，我认为家庭教育它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都是使这个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让一个孩子有爱、有自信、有梦想，不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上轻易妥协，这种教育也许要伴随他终其一生。一个家庭教育最好的状态，不仅仅是长辈对晚辈以言语或行动的施教，而是一个家庭中的循环教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说家庭教育是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好的家庭教育是什么呢？是父母，甚至是祖母祖父都在随着孩子与时俱进，一起成长。所以我说家庭教育是循环教育，它有长辈对晚辈的教育，也有晚辈对长辈的教育。因为我们的晚辈处于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处于一个超音速的时代，他们在说他们自己的语言，有他们的游戏方式，他们不应该紧紧承载大人的斥责，说现在的孩子没出息，一代不如一代，这只会形成一种逆反。为什么长辈不向晚辈学习呢？所以我觉得家庭教育中很重要的元素是长辈向晚辈学习，学习一种开放的态度，一种成长的生命状态，让这个家庭保持一种蓬勃新鲜，大家一起去淘气，大家一起去玩一个游戏，一起去郊游，或者一起完成一次颠覆性的行动。越多这样的DIY行为，越多养成全家一起其乐融融的行为，也许最后创造不了什么具体价值，但是在享受过程。完成一种开放态度，态度的建立永远是一个家庭中最重要的东西。爱是一种态度，融合是一种态度，平等和尊重也是一种态度。所以我想当家长能够向孩子学习的时候我们就进步了。
现在我女儿从幼儿园回来，经常会给我一些教育，确实是我不知道的。我女儿有时候走在路边，看着草就会问，妈妈你能去分一下那是狗尾巴草还是燕麦吗？这个知识我从小没学过，她会告诉我。春天看见花开的时候她会说，妈妈你能分出来黄色的花里，哪种是迎春，哪种是连翘吗？她会告诉我，哪个是四瓣的哪个是五瓣的，哪个是向上长的，哪个是向下垂的。她会回家用碘酒做实验，跟淀粉去发生化学反应，说我给你作一幅画吧。所有这一切让我感到新奇，所有这些其实都给我们一种态度，我们跟着孩子练琴的时候，跟着孩子画画的时候，哪怕跟着孩子异想天开、胡说八道、进入她的童话世界的时候，我们没完成一次生命的成长吗？
所以我越来越觉得，做家长的人，我们应该心怀敬畏，不敢轻易地斥责孩子说，你这叫瞎说，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你赶紧停下这种愚蠢的行为。我们到底有多少自信敢轻而易举对孩子说这句话呢？有的时候我们因为不懂而粗暴，有时候我们因为学习而谦卑。所以我想，家庭教育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载体，它使家里的每个人拥有自信，拥有从容，拥有成长，拥有面对未来的态度。所以这种循环使一个人真正成为最好的自己。
所以这是我对家庭教育的一点浅见，我说第一，家庭教育是建立价值观的地方，认知伦理关系，承担一个公民责任的起点；第二，家庭教育是因材施教的地方，它尊重个体差异，鼓励孩子的梦想，让他完成自己独一无二的建树；第三，家庭教育是一个循环的载体，它让家里的每个人都呈现一种开放的成长，最终完成一个适应时代的过程。从这三个意义上来讲，我想再好的社会教育，再专业化的教育时代，仍然需要家庭教育。也许我们今天从这个论坛走出去，回到家里我们每个人都成为被教育者。今天开始回去学习，今天与我们的孩子一起分享成长，明天我们大家都会快乐一点，祝福大家！
第二篇：于丹感悟中国智慧
于丹感悟中国智慧
盘古开天地
中国有个远古的故事，叫盘古开天地。传说“天地混浊如鸡子（鸡蛋），盘古在其中。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也就是说，天每天长多少，地每天长多少，盘古每天也长多少，并不因为天高地阔而感到人的渺小。盘古在其中，一日而九变，一天之中，他的生命呈现出无穷无尽的变化。
我们今天为什么感到自己的生命是贫瘠的、脆弱的，是因为我们停止了生命的成长。我们常说：人过三十不学艺；人过四十天过午；人到五六十，黄土埋半截。这些话都在暗示，我们可以不成长。你要是给自己这种暗示，意味着你在这一刻便失去了成长的机会。
盘古与天地同长，从容不迫，每天都在长，长了一万八千年，天和地终于分开了。那时，天极高，地极厚，中国开天辟地是靠盘古顶天立地把天地分开的，所以对盘古有一个人格的评价，可以概括为六个字：“神与天，圣与地”，这是中国最理想的人格状态之一。
神与天，圣与地
大家从小听过“神圣”这个词，但神与圣不在一个层面上。“神与天”，是指我们在生命的宇宙长空上要做个神；“圣与地”是指在社会人生的大地上要做个圣贤。
什么是神仙？什么是圣贤？我们用另一个概念说，这就是中国哲学里的“儒道兼济”。儒家就是要让我们在大地上像圣贤那样认同规则，担当使命，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什么是神仙？庄子说“独与天地精神共往来”。一个人虽然生命短暂，但如果精神可以磅礴万里，那就可以做到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同在。一个人怎么做到顶天立地？就是在社会人格上像儒家那样崇高，在自然人格上像道家那样自我飞跃，这就是儒道兼济。
人最好的状态，是八小时之内穿上职业装，像儒家那样去敬业；八小时之外穿上休闲装，像道家那样去颐养天神。人该在大地上建功立业时，就当个圣人；该留连山水自然，放飞梦想的时候，就做个神仙。人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辽阔的天地格局。什么叫格局呢？我们说某某工作有局限，思想有局限，何为局限？是一个人的格局较小。领导挑剔你，同事找你麻烦，只能怨自己生命格局不够大。中国文化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成全了我们生命的格局，学习它的长处就是学习它的与天地同生共长，学习它的与神圣同在，学习它的儒道兼济。儒与道，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人生命河床的两岸，人尽管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可以决定生命的宽度。人生不要怕矛盾冲突，有越多的矛盾冲突，就会有越大的生命宽度。我们为什么要谈文化？文化不是我们拿来炫耀的孔雀羽毛，文化不是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文化其实是我们人格格局的成长，文化是我们心中的一块净地。
我很敬仰庄子的一句话：“水静犹明，而况精神！”水能照见世间万物，看看九江甘棠湖，其实它只能在一种情况下照见，那就是在它安静的时候。那些湍急的河流溪水，它照得出来吗？当溪水冲击悬崖峭壁时，当大海哗哗地泛起很多泡沫时，什么也照不出来。人心也是一样，“圣人之心静乎!”（庄子语）陶渊明心静，所以他拥有田园。我相信，文化是不可泯灭的，我们需要做到的不是灌输，是唤醒，一唤醒，它随时都可以点燃，所以中国人这种天地格局，对每个人都很重要。
日三省乎吾身
孔子说：“君子日三省乎吾身”。有人说，每天反省多累？孔子真的说了三件事需每天反省：一是“为人谋而不忠乎？”替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二是“与朋友交而无信乎？”跟朋友交往，我做到守信了吗？我答应人家的事，能做到“重然诺”了吗？一诺千金，生死相托，这是中国古人最重要的品格。今天社会为什么存在欺诈？存在信誉危机？无诚信罢了。有欺诈的人只要犯一次错，就没有下一次，所以金杯银杯，不如口碑。三是“传不习乎？”我是否通过学习，把人家传播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了？我的生命是否成长了？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三重角色的考察：第一考察一个人的职业角色，尺度是忠诚；第二是伦理角色，尺度是守信；第三是考察一个人生命的成长，尺度是学习。如果每个人每天不多问，就问这三件事，被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挑剔的机会就会少好多。如果每天反省自己，就会使自己保持在清醒的不断提升的过程之中。
忠恕之道
《论语》教人的道理特别多。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老夫子的学说，一言以蔽之，只是忠和恕罢了。(下转三版)朱子注解说：“尽己为忠，推己为恕。”怎么能忠诚？一个人好好尽到自己的心。但是，尽人事，还得知天命，不是你尽了人事，这事就一定做得成，没成没关系，只要你是尽心了，这就是功劳。随之，再把自己的善心推行到别人身上去，这叫推己。中国古代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你自己的老人小孩你那么爱，你对人家的老人小孩也应该一样。你不喜欢的东西，不要推到别人身上去，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联合国从世界各国经典中选了五句话作为人类社会普世价值，从中国选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你自己所不喜欢的事物，就不要强加于人。
我们的社会处在两条钱中间，最底下的一条，是以法律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它确保公民的安全与公平；最上面的一条，是以伦理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它提升我们因为自律而获得的崇高感。忠恕是上面一条线，没有下面那条线根本行不通。那些伤害小学生的恶性事件，那些矿难中的黑心矿主，那些食品造假的人，你能宽恕吗？这些须诉诸法律解决。在此底线之上的，靠道德解决。如果我们真的善于学习古典文化，我们要做的是，唤醒古圣先贤穿越千古尘埃，来到今天帮助我们。
二人成仁
在不到两万字的《论语》里，重中之重，出现一百零九次之多的字，就是“仁爱”的“仁”。“仁”字简单，但这里有一个很深的道理，二人成仁。什么是“仁爱”？就是两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人跟人之间最简单的关系：上级与下级，同事之间，朋友之间，夫妻之间，长幼之间，最亲近的是两人，最冲突的也是两人。把两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了，才有整个社会的安定和谐。
孔子学生问他，什么叫“仁”？孔子说是“爱人”。又问，我用好多的财力施舍于人，叫仁爱吗？回答说，不是。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我想在世上安身立命，我就用同样的心，帮别人一块立起来；自己想通达顺利，也帮助别人通达顺利。中国儒家从没有要求“己不立而立人，己不达而达人。”说的是自己怎么想怎么做，就用这样的心去对待别人，这就是推己及人。这是一种宽容的道德上线吗？不是，其实是一种底线。孔子学生又问，我该怎么做？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这五者就是“恭、宽、信、敏、惠”。
融会贯通儒释道
是中国文化最高境界
孔子说：我年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不逾矩，不破坏社会的法则，能够遵循社会发展的标准，从心所欲是主观，不逾矩是客观。此时，社会与人的内心终于达到和谐，一个人的思想与社会的梦想水乳交融、内外合一，这才是儒家的最高境界。
庄子说：外化内不化。我们的生活其实可以分成两个层次，内在的生命和外在的生存，一个人在内在层面要承担责任、认同使命。在社会中做一个合格的公民，你要去遵守，就要求外化。什么叫外化？就是与社会相融合。怎么外化而内不化。举个例子，三锅滚开的水，往第一个锅里扔进去一个生鸡蛋，第二个锅里扔进一个生的胡萝卜，第三个锅里扔进一把干茶叶。生鸡蛋本来是流动的，柔软的，鲜嫩的，但被煮开后变得硬邦邦，正如我们有些人被生活煎熬之后态度冷漠，对生活变得充满了指责，抱怨。第二种人就像胡萝卜，本来是很漂亮的，但被水煮呀煮呀，煮成了胡萝卜泥。我们有些人在生活的煎熬下，最后变得失去自我，没有了梦想，这就是“外化内也化”。而第三锅水里投进去的干茶叶，在水里舒展开了，无色无味的水变成一锅香茶，这就是生命相逢最好的状态—— “外化而内不化”。
儒家教我们人与社会，以社会安身立命；道家教我们人与自然，自然超越身心；佛家教我们人与自我，以心灵为基点建立真正的自我。文化不是诘屈聱牙的古文，如果我们把这三点都学会，中国文化就会变成我们的生活方式。
“恭、宽、信、敏、慧”
成就大智慧
孔子对“仁”的解释是：爱人。仁爱之心就是用自己的心推及别人的心。要了解别人，懂得人心。有五者行于天下，仁就算做到了。
恭，即“恭则不侮”，即你对他人毕恭毕敬的时候，你自己的生命是不会招致侮辱的。现代人越是精英越会愤怒，其实这是一种“符号性愤怒”。天长日久，愤怒就长在脸上了。谦恭不是做出来的，是内心的态度，越是人格大的人越是很谦恭。
宽，即“宽则得众”，心宽而后乃容。平时就得“宽”，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才能“容”。“习惯性”挑剔的人，永远都往坏处想，就不会得到众人的拥戴。
信，即“信则人任焉”。即谁守信用谁的职业生涯就宽广，人们就会任用你给你机会。我在大学教书，发现多年后，当初的生活委员往往混得比学习委员好。因为学习委员智商高，生活委员情商高，而与人相处体现的则是情商。
敏，即“敏则有功”。即谁敏锐谁就能建功立业。敏锐是一种大通达，敏锐能提高效率。孔子的智慧无非是有个思维方法——叩其两端而择焉。也就是说一事当前先权衡这件事最大的利弊是什么，坚持或放弃会有什么好坏。
慧，即“慧则足以使人”。谁有恩惠之心，谁就足以使用和调动他人的积极性。比方说团队领导，谁能看得见个人的精神价值，物质利益足以分享，谁就能带得起团队。
恭、宽、信、敏、慧，“恭”和“宽”教我们的是做人的修养，“信”和“敏”教我们的是做事的态度,“慧”教我们的是做官的风范。五者兼具，你就会成为大智大慧之人。
第三篇：于丹：感悟中国智慧
于丹：感悟中国智慧
(2012-06-11 20:39:56)
【讲座主题】感悟中国智慧
【演讲者】于丹（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讲座地点】成都金沙剧场
引言
主持人在介绍我，其实别的身份都可以不介绍，我只是希望作为你们的亲戚，和大家见见面聊聊天，因为汶川大地震后，四川有很多管我叫妈妈的孩子，还多了很多大哥大姐。
在2012年，中国的主题词就是信任的危机，我们担忧食品还安全吗？出行还安全吗？卫生还安全吗？我们对一切安全的追问，源自于一个问题，我们的内心还信任什么？在这样一个时候回来，不是因为我内心有多么高尚，而是我在这里能体会到一种朴素的温暖，是你们给我的。
所以，我到金沙讲坛，要深深的向成都的这些亲戚、这些父老乡亲们深深道一声“感恩，谢谢你们。”
一、我为四川而“流泪” 今天上午，我在金沙讲坛和大家见面，中午就要赶到四川电视台，下午要在那里做一个直播。我在那里做直播，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每一次做直播，我都会说：“今年我争取不留泪。”前四次，我很不争气，都哭了，都泪流满面。为什么呢？其实每一次流泪的原因都是不相同的。
第一次是因为猝不及防的苦难，几十年的风调雨顺，巨大的灾难突然的降临，数万生命近乎野蛮的方式消失，这次流泪是因为巨大的灾难和伤痛。
第二次（2009年）流泪是因为四川人身上不可思议的顽强、强大的修复能力和深切的感恩之心。我们发现房屋修起来了，地震的痕迹在淡化，可是我看见了四川人身上特别美好的一种品质，就是他们“永远的感恩”，他们不断在感恩。这就是让我感动和震撼的地方。
第三次，我看到了在一个大的苦难的节点上，爆发出来的凝聚力。在四川电视台我看到了不同灾区的画面，我问“是不是沙盘”。电视台的人告诉我，那不是沙盘，而是实景拍摄。不可思议的是，每一个地区都有了新的规划、新的定位，都有了自己崛起的崭新的起点。这种震颤仍然让我流泪，因为生命中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第四次，发现四川人已经从阴影中走出来，我再次被感动。我们应该想想，“5·12”到底给我们内心一种什么样的凝聚力量，给我们一种什么样内心的归属。
2011年到2012年，我们始终在叩问信任，从去年的春天到今年的春天，我们看到对于食品安全的叩问，我们看到对于公众诚信的叩问，我们看到对红十字会的叩问。我们在寻找心灵可以承受的底线，所谓该返璞而归真，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到古人那些经典中去，发现宇宙天地间的联系。
二、“5·12”——中国的一份启示录
现在全球都在提倡低碳环保，这其实在我们的古书中早已提出。在《礼记》中便有记载“地载万物，天垂相，取材于地，取法于天，尊天而亲地也”。“地载万物”也，就是说，大地承载万物的生长，一切的成长都在土地上进行。同时我们不要忘记“天垂相”，苍天的星象垂领下来与它对应，这告诉我们世间还有很多内在的规则，它制约着大地。“取材于地”，我们从大地上取得衣食住行等各种资源，同时我们要记住一个原则“取法于天”，人从大地上取得财物的时候，一定会被苍天的规则所制约。所以，我们不能坐吃山空，不能过度的挥霍，须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没有“取法于天”，我们就失去节制，我们就失去了持续发展。
“地载万物，天垂相，取材于地，取法于天，尊天而亲地也”，说出了中国人在生活中的基本情感。“尊天”就是对宇宙自然有一份敬畏之情，要有尊重；“亲地”就是对大地上人、财、物有一份亲爱之心，有保护之情。对宇宙法则的敬畏和对人间百态的敬爱，这是人最基本的情感。2000多年过去了，我们再次关注这些话，并不感觉它很遥远。“低碳”“环保”“可持续”都和这些话有关联。所以，我们有时候做事就应该是一种“回归”。这种回归，要求不可蔑视世界的法则，对宇宙的规则要有发自内心的尊敬。今天这个时代无所不能，科技的发达让很多想法都能实现，但是我们已经走得太远，忘了为什么而出发。
512大地震是一场灾难，但对于所有人都是一分启示录，应该是一份中国的启示录。因为这场大地震让我们认识到，不管科技多么发达，人的生命在这种天崩地裂的野蛮的自然力量面前，仍然是脆弱的，孤单的，我们还是会有无助，最后人间大爱凝聚起来的不仅仅是对于这一个地方的修复，更重要的是它修复了中国人人心上那种朴素的关爱，和我们尊天亲地的敬畏之情。
从物理上讲，‘5·12’的震中在汶川；从心理上讲，它的震中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
从物理空间上讲，物质上的救灾在灾区，而从心理空间上讲，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在完成一场救赎。
在这场恐怖的苦难面前，我们开始反思：人的生命本质到底是什么？苦难到底有多大的力量？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人真是强大到可以如此狂妄吗？我们真的是可以不需要别人的帮助无需感恩吗？现代文明让我们追逐了太多的功利，太多的荣华。如果我们遭受苦难，最后救赎苦难的只是物质吗？所有这一切，在08年被从新拷问。
到了2012年，我们仍然被拷问，因为2012年仍然是彷徨的一年。我们小时候，都看童话，觉得未来都很美好。长大以后，我们看灾难片，看了一部叫《2012》的美国大片。知道这个年头也可以杜撰出如此的“恐慌”。现在，我们终于置身于“传说中的2012”，它既没有童话那么美好，也没有灾难片那么糟。它和以前每一个年头一样，只要我们还有一份宁静，我们照样可以往前走。在今天，中国人新的东西太多，我们也是容易淡忘的，如果我们淡忘的是一些苦难的情节，那我们决不能忘记“5·12”的一些启迪，它告诉我们，今天的文化到底还有什么作用？ 三、一个禅宗的故事
今天的中国，发展飞速。我们走得太快了，今天的中国不缺少速度，但是走快了也许会丢失一些东西，我们究竟丢了什么呢？我给大家讲一个禅宗的故事。怎么叫中国智慧，中国人有很多讲故事的方式，比如禅宗的“公案”
有一位负责的公差，押着一个犯了戒规的和尚犯人去京师。路途遥远，公差每天醒来都要清点几样东西：
第一，是一个包袱，里面有两人的寒衣和盘缠；
第二，是一件公文，只有拿着这件，到京师才能交差、结案的； 第三，是押解的和尚，把和尚押到才算完成任务；
第四，就是自己。只有“我”在，才能背着包袱，押着和尚，启程上路 这个负责的公差，每天早晨都要清点四样东西，然后开始上路。
日复一日行走，很是寂寞，两人闲聊起来，久而久之彼此互相照应。一日风雨交加，两人饥寒交迫，到一个破庙避雨，和尚对公差说，不远有个集市，我去给你买点酒肉吃喝，你好好歇歇。公差心思松懈，给和尚打开枷锁，放他去了。和尚回来以后，伺候公差吃着喝着，公差喝得酩酊大醉。和尚见机会终于来了，他掏出一把刚买来的剃刀，嗖嗖嗖，将公差的头发剃光了，然后将公差衣服扒下来，自己换上，又将自己的袈裟裹在公差身上，连夜逃走了。
公差酣酣沉沉睡到第二天，醒来伸个懒腰，准备清点东西。一摸包袱还在，再看公文也在，可是和尚找不着了，他庙里庙外找，急的直挠头，然后他发现自己的头居然是光的！再低头一看，自己身上穿着僧袍，原来和尚也在！只是找不着了自己！公差庙里庙外四处找，怎么也找不着自己，他心里纳闷，和尚还在，我到哪儿去了？最后他没法再出发再上路了。
这是很经典的一个故事，这四样东西到底是些什么呢？
首先包袱就是咱们的物质生活，物质这东西我们一辈子都不会丢的。物质，好像得来很难？我们看灾区四年前的房倒屋塌，现在的高楼大厦，崛起的灾区，物质难吗？物质，在我们一生中会越来越好的，其实是最容易达到标准的东西，人决不会忘了它。
第二样东西是公文，是咱们安身立命的职业，大家都需要有一个社会身份，一个好的职业，都希望名片上头衔越升越高，所以放心，公文也不会丢。
第三样是和尚，是我们一日里忙的事，一点没少，但是日复一日忙碌，通过做事实现自己的价值，唯独把自我丢失了，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把自己置换成了囚徒。我们在匆忙的2012，重温这个禅宗故事，您觉得它意味深长吗？物质生活还在，职业的社会标准还在，自己手中的忙碌还在，但却把自我丢失了。
刚才我说，2011到2012年中国人走得并不轻松，这一年，我们始终在叩问，对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的叩问，对公共诚信的叩问，对红十字会的拷问，包括我们内心可以承受的底线，我们一直都在拷问着，在实现自己梦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把自己丢失了？我们以什么样的理由重新凝聚中国文化留给我们的那份力量？ 在灾难面前，物质都是可以颠覆的，只有人的心，懂得感恩、懂得慈悲、有信念，才是真正的富有。
四、记忆最深的两笔善款 中国和西方不一样，中国人特别讲究心灵生活，所以你看中国偏旁部首写得有意思的就是心字和竖心旁特别多。西方人认为思想是头脑逻辑所产生的。再来看中国字：有所“思”，是“心田里的事”。有所“想”，是“心中的相”，是心上浮出的“相”，想人和事，就会在心上出现画面。
什么是慈悲？慈悲之心决定着善良，慈善是从内心发出的善良之举。什么是真正的悲伤？你看中国写的悲字，就是非心为悲，当一颗心的疼痛让心破碎了，心都不是心，这就叫悲伤；只有对他人的苦难有那么深刻的悲悯，才可能竭尽所能去做善事。在“5·12”地震后，大家对企业和个人的捐款数额强烈关注，其实我在想，比善款更重要的是他在里面放了多少的“心”，这跟善款多少无关。我一直记得我在四年前，受到的两笔善款：
“5·12”的时候我在韩国参加文化活动，陪同的一个当地导游，她爸爸是中国人，妈妈是韩国人，她出生在韩国，嫁了韩国人生儿育女，我们一直叫她韩国的名字。5月14号7点多，我赶回国去机场，她急急地交给我一个信封，说来不及通过慈善组织捐了，请帮我带回去先帮助一下同胞们。我打开信封，里面都是韩币，她说来不及换成人民币了。随善款附上的一张纸条：我的收入不高，作不出更多贡献，这是我一个月的工资，希望能有帮助。落款是“旅韩华侨：王丽娜。这是我这几天和她相处，第一次听到她还有中国名字，她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韩国人，自称是旅韩华侨。我一直记着那个大姐的名字，记得她怎么仓促把钱给我的。
第二笔善款，是在上课时，学生交给我的一个牛皮信封，从贵州的山区寄来的，厚厚的一沓子人民币。我一张一张数，现在还记得一共是14块6毛钱。为什么那么厚，因为都是一毛一毛的，最大的面值是5毛钱。这笔钱来自贵州一位残疾山村教师陈顺江，陈老师信上说他先天患有残疾，站不起来，家境非常贫寒，他从小就立志当一名教师，终于如愿以偿。不过，陈老师工资微薄，一家人的生计靠80多岁的老母亲上山挖药材卖来维持。这14块6毛的零钱，都是陈老师一家辛苦攒来的，他说自己不知道该信任什么慈善机构，于是委托于丹将善款转交到有需要的人手中。我去了中央电视台，请主持人朱军在《艺术人生》节目上讲了这个故事，第二天，他当着电视机镜头把钱捐出，算是给陈老师的信任一个交代。这些善款是来自小人物，但我认为这些是最“大”的善款，因为它们都来自一颗慈悲之心。
五、找回用心的感觉
四年以后，我们很多人都忘记苦难。我们往往向前看，但是不是内心的东西忽略太多了。
现在，我们对于脑的开发，的确的尽心竭力，但我们忽略了心。
传统的中国人其实很重视心。比如中国人认为“懒”，是“心懒”，不懒是因为心里的冲动。有些人说“我懒得去上班”，是因为这个岗位没有给你创造“实现自我的尊严”。一个说“我回家懒得收拾”，但想想谈恋爱时有懒人吗？为什么那时的人都很勤快，所以懒惰的事，一定是心里的事。
有一个“忘”字，“亡心为忘”当一颗心不再了，那你就真忘了。“忘”不是头脑的问题，而是那颗心不在了。“心”和“亡”还有一种组合方式——“忙”。当我们“忙”的时候，一颗心也往往“丢失”。我们应该回到中国人那种“充沛的心理生活方式”。
“古人所说‘四十不惑’，所谓‘惑’，就是太多选择压在一颗心上，要‘不惑’，就要把心养大。”
我们很多表达方式，西方人是没法理解的，甚至是没有办法翻译的。因为中国热热闹支撑起一颗心的是五脏六腑，用身体的全部支撑情感的表达。
中国人说真话叫“肺腑之言”，西方人难以理解，肺是用来呼吸的器官，为什么中国用来表达真诚？
中国人回忆伤心的事，会说“我肝肠寸断”，肝是造血的，肠子是代谢的，你伤心怎么会肝肠寸断。
中国人做错了事，说“肠子都悔青了。”
中国人恭维一个人有学问，会说“你一肚子学问”，不会说“你一脑子学问”。中国人说打草稿，会说打“腹稿”，不会说“脑稿” 所以，中国人的五脏六腑支撑的都是一份诚意，一份感情。
所以我说四川人很感恩，什么是恩情，这个恩字是因心而心，要是没有这个心，我们都是在用头脑算计的话，其实我们会多很多技巧，但是我们会失去很多的福分。
从某种意义上，四川是中国一个教育示范地，四川人从身体里喷薄而出的生命激情，和他们的感恩之心，能够重新唤醒中国人内心中的东西。
孔子的学生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的学说，用两个字概括，一是忠诚的“忠”，一是宽恕的“恕”。后来南宋朱熹解释这两个字：
“中心为忠”，世界上最大的忠，不是靠外在的制度、规矩，而是忠诚的信念。“如心为恕”，就是学会换位思考，假如自己是别人，站在对方的角度，进行换位思考。
接着朱熹又说：“尽己为忠，推己为恕”——“尽己为忠”怎么能忠诚？一个人好好尽到自己的心。但是，尽人事，还得知天命，不是你尽了人事，这事就一定做得成，没成没关系，只要你是尽心了，这就是功劳。“推己为恕”，将心比心地把自己的善心推行到别人身上去，这就可以得到宽恕。中国古代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你自己的老人小孩你那么爱，你对人家的老人小孩也应该一样。你不喜欢的东西，不要推到别人身上去，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联合国从世界各国经典中选了五句话作为人类社会普世价值，从中国选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你自己所不喜欢的事物，就不要强加于人。六、一个老婆婆的启示
在这个超音速飞行的时代，在这个互联网把地球变成村落的时代。我们最缺少的已经不是物质和技术，而是我们这颗心还有多大的力量。
四年前的灾难给我们什么启示，当我们拥有的外在的东西都没有了，我们心的力量会变得极其强大。
我现在还记得2008年5月末，我到绵阳九州体育馆看到，一个干枯瘦小的老婆婆，赤着双脚，穿一件厚厚的呢子外套，我说您怎么穿这么多？她用一口四川话说，鞋子没得了，衣服没得了。帐篷里并排躺着4个孩子，伤得都挺重。老人说那是她的孙子、孙女。
我当时忧心忡忡地问她，一个老人孤苦伶仃带着4个伤孩子，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呢？我没有想到，这个老婆婆脸上闪着光彩，用很高嗓门的四川话跟我讲：你看我家娃娃都在，我儿女都在外面打工，他们都没有伤，我孙子孙女虽然伤了，但是娃娃都在，你看我家多好啊。她说生活有我了，我可以背柴，我以前上午半天背，下午休息，现在全天背就是了，我身体很好的，我能够养得了他们。当时我真的感觉到一种震撼。
这个婆婆还拿她的证件给我看，记得是一个姓陈的婆婆，证件上的年龄是71岁。这个场景我印象一直特别深，一个年老瘦弱的老人守着4个伤病的孩子，而她的心中满是骄傲，她跟这个世界宣布：“我们家的人都在！”这就是福，我能养活他们。
我想，今天有多少人在怨天尤人？我很多学生现在都30多岁了，硕士、博士毕业了，有个挺好的单位，该成家不成家，该养娃不养娃，回来跟我抱怨，生活太艰难了，现在房价这么高，养一个孩子太难了，我自己心理上还是一个孩子，我现在不想生孩子。我脑子里总会想到这个老婆婆，当苦难剥夺了太多的时候，她内心爆发的力量成了对抗这个世界的苦难，谁都剥夺不走的最后财富。有时候，发达的科技也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创造了物质文明，另一方面也无端助长了人心狂妄，让人少了很多敬畏，甚至少了对生命的敬畏，甚至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有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在苦难的时候，人的状态表现得正常，就是生命有力量，心灵有感恩。但是当我们回到一个很富裕的生活状态的时候，人为什么变得有时候不那么正常呢，有的时候太狂妄，有的时候太怯懦。当年这场大地震的影响不会过去，对于所有人都是一份启示，我们应该以突发的事件作为“坐标”，来想想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可以返璞归真，回到中国人心灵上可以信任的空间。
七、“老者爱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孔子在一生中教了学生很多奋发图强的话，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些都是儒家精神，但是儒家还交给大家最为朴素的人际之间的道理，教给我们最朴素的脚下的起点。比如关于人格与理想，有学生问他“做人的标准是什么？”孔子淡淡的说“老者爱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老者爱之”，因为有我在，能让长辈有所安顿； “朋友信之”，因为有我在，能让朋友有了托付和信任； “少者怀之”，因为有我在，能让学生、幼者有温暖的怀抱。
孔子认为，这就是他内心想达到的人格理想。今年是孔子诞辰2653年，过了这么多年，不管什么样的人，无论他的地位、身份，谁没有自己的老人、孩子、朋友。我们今天还有朴素的理想，和这三种人相伴吗？
有人问孔子，什么叫孝？孔子的回答很简单，只有两个字“色难”。用今天的话来说，孝顺最难的是给父母一个好脸色看。
我们讲了多年的孝顺，但很难有一个子女能拍着胸脯说“我一直和颜悦色给爹妈一个好脸色”。我们在家往往会这样：“老妈，我在外面多辛苦，在家里面为什么要端着好脸色，到了家里还不让我放下吗？”“老爸，你别唠叨了，我整天一堆事，你明白什么呀？”“好了，你们身体好，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贡献。”很多情况下，我们没有好脸色，其实都是好心眼。“妈，看看这些剩菜、剩汤、处理的水果„„我们今天苦苦赚钱，为了让你过好日子，你把日子过成这样，你对得起我这么辛苦吗？”
什么叫色难？我们真想让心灵有一个朴素的安顿，我们应该回到伦理的起点。而伦理的起点就是你和你父母的关系。如果你与你父母的关系都处理不好，你怎么处理别的关系？特别是现在的独生子女，他们在家里处于421式的金字塔尖。结婚以后，有了摩擦，男孩说“你怎么这样，我妈从来不这样！”女孩反驳“我爸也从来不这样对我呢！”他们的生命坐标中没有兄弟姐妹，长辈总让着他们，长此以往是有问题的。
中国的伦理是有根的。“老者爱之”让老人安顿，也让我们自己安心。我在西方讲课，经常有人问我，说西方人每个周末上教堂，他们有信仰，中国人有信仰吗？我回答他，中国人信伦理。伦理对于中国人有巨大力量，打翻一杯水，西方让人会说“my god”,中国人会说“我的妈呀！”中国人把“妈”当成了神。我们小时候遇到难处，遇到惊讶是事，都会喊这个妈。这就是中国人伦理上的根系。血脉是一代代相传的，我们总说孝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为什么没有公共媒体提倡“好好养孩子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人们都认为当爹妈的痛孩子是天经地义，那么做儿女的善待父母，怎么成为美德了？它难道不是本能吗？ 我们都知道，在大地震天崩地裂的那一刻，多少父母出于本能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孩子，但是又有几个孩子用血肉之躯去护爹妈？这些我们不再去想。
我们现在说毒胶囊、毒明胶对我们的危害。但我们回想，对自己的爹妈好吗？不要小看“老者爱之”这四个字，我们也自己的父母都安顿不了，我们是无法安顿这个民族的。我们现在怎样对老人，以后孩子就怎样对我们。
学校教育再发达，永远不能替代家教。很多家长把孩子交给社会化的教育，今天去补奥数，明天学跳舞，后天学钢琴，大后天去学芭蕾„„我们对孩子说，你看爸爸妈妈为了你的学习，多贵的学费都舍得。其实，最好的教育是家教，家教是任何教育都替代不了的，孩子在外面学到的都是知识和技巧，但孩子的心如果不强大，如果不善良，所有的技巧都没有用。家教是“1”，其他都是“0”。家里面有什么样的耳闻目濡，就有什么样的孩子。
什么是中国人伦理的回归，我们走得太远，以至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我们要问问中国人，还回得来吗？这就要先找到一个根。
孔子说的“朋友信之”。一生中，我们会见到无数的朋友，有才高八斗的朋友，有学富五车的朋友„„各式各样不同的朋友。但你最看重什么朋友，那些从来不喧哗在你眼前，而永远默默支持地站在你身后的朋友；那些从来不锦上添花，而雪中送炭的朋友；他从来不会向你表露，但总保持体温一样的温暖，与你一生相伴相随。对这样的朋友，只能用一个字评价——“信”。
2012年中说“信”显得很沉重，因为最缺乏的就是”信”。在孔子看来，“信”是最重要的，他的学生子贡问他做政事需要什么。孔子的答案是“足兵，足食，民信之”。“足兵”有充足的兵力，有国防；“足食”有充足的粮食，有物质；“民信之”,让百姓信任。子贡问如果可以去掉一个，孔子说“去兵”，国家机器不要了；又问还可以去掉一个吗？孔子说“去食。自古皆有,民无信不立。”，物质基础都可以不要了。但没有了信，国家是不能建立起来的，这叫“民不信不立”。
看看我们现在的“兵”，我们在南海严阵以待；看看世界范围，核武器何等强大。我们再看看物质（食），今天是一个品牌时代，一个包、一双鞋，几万、几十万。可是，我们的“信”一直没有立起来。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对于信任危机的修复，艰难的在路上，不断的曝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燕窝染色，我们可以不吃，粮食不能不吃，孩子的零食火腿肠、酸奶不能不吃吧？我们泱泱大国，GDP到了世界第二，我们富强了。但在我看来，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是“富而不贵”，财富是个数字，是可以计算的，但生命中的那份尊贵、悲悯、担当，对社会要尽点责任，这才是最珍贵的。在有大苦难来临的时候，比如四川的大地震。这对中国是一次救赎，是一次教育。特别是512这个日子，所以我每年做安排，回到四川来，因为一些东西是不能忘记的。其实人是要收得住一个底线，才能不离其本，才能去发展。“本”是一个象形字，就是在大木头下面的根上点一下，木头不管枝繁叶茂，长得多大，都不能忘了这个根在哪里。
现在我们的人往往向高处看，往远处看。孔子一句“朋友信之”多简单呀。诚信的修复是从每个人开始，从让朋友信任开始。
“少者怀之”，孔子没有用“少者敬之”“少者仰之”“少者慕之”，“敬”会“远之”，而怀念则不会。老子说“死而不亡者寿”，这个人走了但很多人怀念他，他没有离去，才是真正长寿。我们现在的长辈，往往是伴板着面孔去训孩子，但是如果你让孩子看到你的人格是坦率的、温暖的、朴素的，你也有缺点，但是你都承认，年轻的孩子才会觉得，我以后也会像他一样。人有错怕什么？《论语》中说得好：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改也，人皆仰之。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太阳多明亮，月亮多皎洁，但太阳、月亮也有阴影，也有被遮挡的时候，人有点错怕什么呀？犯了错，让人都看得见，不需要掩饰，一旦改了，你还在天上，大家还要仰视你。这才是君子，人最怕是就是越描越黑，遮着挡着，坚持不道歉，这件事最后会变得无可救药。用坦率和真诚去面对这个世界，多一点精神，少一点头脑算计，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
至圣先师提出“老者爱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让身边的人对我有这样的情感就够了。而我们现在是要做到“领导很器重，下级很敬畏，外面的人很褒奖”，而老的、小的、朋友，这些是最亲的人，我就是放到一边，他们也会跟着我。这就舍本求末，如果我们回不到本，那个木头的枝叶也一定长不大。
八、“仁”字的密码
512是一个理由，不是悲伤的理由，是唤醒我们找到那个朴素，找到我们在世界上最可以信任的是什么。事实证明，高楼大厦毁了很容易重建，最需要的是恢复人心。
孔子在不到两万字的《论语》中，说得最多的就是“仁”出现了190多次的“仁”。何为“仁”？这简单的字中有一个密码——二人为“仁”。每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仁”。仁爱不是多大的关系，它是朴素的“两两关系”，将心比心。无论一个人做多大的官，在人生中，90%的时间是和熟悉的人在一起的，家中的父母、夫妻、子女，出门以后的街坊、同事、朋友„„最深的爱和最痛的恨，都是两两关系，所以能够把所有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就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仁”。
什么是仁爱，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我想在世上安身立命，我就用同样的心，帮别人一块立起来；自己想通达顺利，也帮助别人通达顺利。中国儒家从没有要求“己不立而立人，己不达而达人。”说的是自己怎么想怎么做，就用这样的心去对待别人，这就是推己及人。这是一种宽容的道德上线吗？不是，其实是一种底线。现在的饮料很多，但再好的茶、咖啡喝多了也会睡不着觉；酒再好，喝多了也会伤肝。饮料再好，指不定有什么添加剂。所以，在医院医生都会你喝白开水，最廉价、最透明的东西，其实是最好的。
我们品一口咖啡，可能芳香满室，品一口酒，可能如痴如醉。在生活中，这些东西品一品都可以，但可口可乐当水喝，就一定会喝出毛病。我们不排斥新事物，但守得住朴素的底线，永远不离开健康的身心，这是中国人很好的发展之路。什么是文化，《周易》里说“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关乎天文以查时变”我们要观察天文，知道冷暖，知道添衣减衣，知道季节变化。“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我们还要观察人间百态，用价值观、理念，融化人心，让这个时代有它的理念,规律，有大家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有新的生活方式，让它们变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不到40年，人的观念有了多么巨大的变化。70年代，尹秀华可以为一根集体的木头跳进洪流，生命不重要，集体的财产才重要。玉梅、龙飞，两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可以为了集体的羊，走失的暴风雪中，下肢都冻残了，无怨无悔，因为集体的价值是最高的。他们知道什么能够让他们获得尊严。他们并不因为贫瘠而感到内心就是荒芜的。在60、70年代的小井庄，那么多的农民都成为诗人，他们的内心是多么的充沛。
80年代以后，社会价值多元，我们也来到一个最富庶的时代，但是我们内心的东西应该比物质更强大，我们应该在内心建立比物质更好的东西。我们正走在这样的路上。特别在成都，在四川更应该如此。九、四川的文风
成都一直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小时候，我爱读诗，最爱的诗人都出生在四川。我也知道“自古文人皆入蜀”，似乎文人没有到四川来上回课，就没有完成灵魂之旅。
四季流光中，有一些你认为无畏的事情给你一种深深的感动。中国人告诉我们人真正在成长中是充满了惊喜的。就说这一轮明月在天，我们今天都不怎么看了，但四川的李太白可以举着酒杯看，对着明月发问：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我们今天过中秋，眼前酒杯有红酒、黄酒、白酒，这金樽是满的,但有几个人成了月光？是我们舍弃月光，还是月光扔掉了我们？月光少了我们照样永恒,但我们少了月光就会多一些悲凉。李白忧伤的时候，还可以那么天真的举杯邀明月„„他说我跟明月终有一天会在云端重逢，这份烂漫我们今天不屑。有那么多人忧伤,孤单都在月光中被化解，被拯救变得辽阔，我们今天还能想象吗？ 李白甚至可以“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我去洞庭湖和它商量，赊点月光，拿上这点月光到白云边去买酒。我们今天喝酒，不是“正宗的”“名牌”的都不好意思见人，喝的都是价值，谁能喝出李太白的感觉。
他忧伤的时候“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可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我们今天就失去的就是这种百年的酣畅。上山没有路，“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送朋友踏上归途“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朋友送自己“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听说朋友被贬“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李白登山会“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群物秋，风飘大荒寒”李白能写这些诗歌，因为他的这颗心能飞得起来。
南宋的词人张孝祥，洞庭湖上一人泛舟，多悲凉啊？那时候上不了网，也没有聊天。可是张孝祥看到的是“素月分辉表里公映。悠然心会，妙处不与君说”，这份美好你懂了就懂了，不懂我说了你都不知道。有安静的心才能体会这种大美不言。他说我一直被贬关中，所以我有孤独的光芒照自己就行了，我的肝胆就像冰雪一样。所以他说，心无仓惶一片坦然，他这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在过节，谁来与他把酒言欢呢？又哪来酒呢？抬头一看明月向一把大勺子的北斗星，那我就用北斗星要饮西江水，便宴西山。这个境界到今天还能震撼我们，因为我们还不用说被贬边关的事，还不用说中秋节，就是一天挨了批评、被人算计一下忧伤到什么程度？我们那时候有明月解忧吗？
四川是什么地方，“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人到了这里会成全多大的气势，放眼这里，空间是“锦江春色来天地”，时间是“玉垒浮云变古今”古今沧桑都在须弥一瞬间。这就是文人眼里的“蜀中”。这里的文人有一种大气，一种不计较，一种放得开。所有知识分子真正的代表是苏东坡。林语堂说：提起苏东坡三个字，中国人就会露出会心的微笑。他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苏东坡在新旧党争中，乌台诗案中受了那么多的坎坷，遭受颠沛流离。但他不怕，像他写的《定**》，人间的**怎么定，定在心里。
定 风 波 苏 轼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诗人与同伴在林中遇雨，由于没有雨具，大家很狼狈。苏东坡却觉得，有什么可怕的，雨打在树叶上有噼里啪啦的动静，不听就是了“莫听穿林打叶声”，别人跑了自己“何妨吟啸且徐行”，我一个人长啸着缓步而行。我没有快马，但是我有“竹杖芒鞋”，关键有两个字“谁怕”。我的学生住大房子，有好工作，也不愿意结婚生子。而那位绵阳的老婆婆骄傲的说“我的娃娃都在”，区别在于她不怕，人不怕是不会“垮”的。中国人讲忧伤、恐惧、害怕，都是和心理有关。所以，一个“谁怕”，就能“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个在雨中散步的人，自然比那些在雨中奔跑的人看得更多。他看到“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那些跑的人都没有看到阳光总在风雨后，只有他看到“山头斜照却相迎”。一个人在风雨中坦然走过，不怕，不跑。看见太阳才知道“回首向来萧瑟处”，刚才风雨打过，一片萧瑟的地方，只有他一个人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风调雨顺以后，人间没有这么多的风雨给人带来的恐惧、颤栗，你还是回去，回去的那颗心，平静如初。
苏东坡能写出《定**》，不只是文学，还要很大的悟性。苏东坡一辈子被贬斥，他说“若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我无非被贬到天涯海角。他有一句很好的话“此心安处是我乡”，那颗心能够安顿的地方就是家乡。
十、祝福，四川
“此心安处是我乡”从这句话来讲，成都也是我的家乡。我小的时候就喜欢这里的辞章和这里的风景。第一次来四川是20岁那年，那时还在读研究生。我的导师带我游学。他带我来成都的时候很犹豫，他说“少不入蜀„„”后来他带我进来，真后悔了。我一到成都就疯玩。当时在川大开会，我租了辆自行车整在成都玩。每天吃火锅，吃得鼻子流血，老师把我的钱包都没收了，说“少不入蜀，这个地方不能待”。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就爱疯了这个地方，所以就一次一次的回来。但我只是觉得这是多么美丽的地方，我没有想到在这里会有刻骨铭心的惨痛的记忆，我更没有想到在惨痛之后，我得到了救赎。我们现在正在把成都作为文化创意产业来做。我们对整个成都的文化成就也很关注。因为这里的文化底蕴太丰厚，那种古往今来文人了不起的风骨。当年的陈子昂站在幽州台上吟唱“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涕下”，他那悠长的发问，现在人的心中还有回响吗？
我们在这块土地上，把所有四川人伟大的魂魄聚集在一起，我们可以获得什么？坐在这里，我刚好看到金沙讲坛的主题“讲成都，谈天下，通古今，论人生”。关于这些，不光是坐在这里的我可以讲，每个成都人在心中都应该有这种“天地无尽，浩大人生”。在富庶的天府之国，在这个核心之地，有丰厚的物质，有丰厚的精神，让我们洗尽铅华，让一颗心更勇敢，更坦荡，更悲悯，带着这颗心，我们不断往前走，那么每一年的512，都是一个新的出发的起点。每一个512，都是我们祝福成都，祝福四川的日子，大爱还在人心，温暖还在延续，爱心聚集在一起，我相信：在坐诸位你和你们的家人会更好，成都会更好，四川会更好，祝福大家。
第四篇：于丹谈家庭教育
于丹谈家庭教育：孩子成长比成功更重要
“家庭就是一个让我们从小酝酿牵挂的地方。家庭的行为方式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教育。”
“所有时间中，最重要的就是当下；所有权利中，最重要的就是成长。”
时值暑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与本报记者论“家教”、谈成长，说事说理，生动活泼。征得于丹教授同意，记者将谈话内容整理成文，独家发表于《解放周末》，以飨读者。
我们现在的孩子，远离了“分享”这个词
以前人们夸一个孩子，经常说“家教好”，现在这个评价用得越来越少了。家长们说得更多的是孩子“奥数拿过冠军”、“外语口语是多少等级”。在评价孩子的时候，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会人格的成功标准，却渐渐忽略了自然人格的流露。
可我依然很喜欢“家教”这个词，因为它是一种耳濡目染，是一种长期的人格养成。对中国人而言，家庭教育是一个人价值观形成的基地。孔子提出一个人的学习要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入则孝，出则悌”，就是讲家庭教育；第二阶段是“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说的是社会教育；第三阶段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就是说你前两个阶段都完成了的话，就可以去学习文献知识了。我们现在是反过来了，在学校接受了很多年教育之后再去接受社会教育，而家庭教育呢？往往被我们牺牲掉了。
传统中国人接受的是一种农耕文明的土地教育。孩子春天撒着欢儿地玩耍，夏天在河沟里游泳，秋天掰玉米、摘土豆回来烤了吃，冬天换上新棉袄放鞭炮、贴春联、过大年。四季的循环，在农耕文明里清晰展现。因为崇尚多子多福，每家每户都是大的拉扯着小的。一个馒头热气腾腾地出锅时，可能要掰成四块，每个孩子吃一块。这就叫分享。
我们现在的孩子，远离了“分享”这个词。家里的水果，都是爷爷奶奶剥好了、切成块、用叉子喂到孩子小嘴里，说：“多吃两块，你还得练琴去呢！”从一人捧着一块馒头在阳光下玩耍，到现在的锦衣玉食、叉子叉在水果上送到嘴边，我们究竟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进步有它的社会标准，但进步也有它的心灵标准。有时候我们只欣喜于得到的东西，却忽略了付出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可能得到的是更多的知识，但付出的却往往是一个孩子快乐的能力。
拿我自己和我的孩子来说，我们童年的游戏方式就有着天壤之别。我小时候是上世纪70年代，在北京的胡同里，女孩流行玩砍沙包和跳皮筋。橡皮筋一角钱可以买一大把，然后我们一根一根地把它们套起来，连成一根皮筋，从脚踝到腿弯到大腿到腰间到肩膀，可以一直跳到“大举”。那时穷有穷的玩法，而且我们的玩法很公平，哪一方输了绝对不允许耍赖，谁跳坏了谁就得下来撑皮筋。这是一种游戏规则。
现在，我们小区里几乎每个孩子都有一个滑板车、一副轮滑鞋，孩子们滑到面前，彼此打个招呼又散开了。他们拥有的空间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一个群体游戏的环境。滑板车和轮滑鞋给了他们一种自由奔跑的速度，却缺少了大家都必须服从的规则。为什么现在的小孩子长大了容易耍赖？因为他们小时候处于规则之中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我们跳皮筋、砍沙包都是和同龄人一起，你要是耍赖，人家就不和你一块儿玩了。所以我们会自己解决规则认同的问题。再来看我们的孩子，他们也是好孩子、乖孩子，但他们在玩的时候就缺失了这种规则的协商和认同。当所有的孩子都踩着滑板车在速度中独往独来时，他们怎么能懂得牺牲和谦让？
家教是一种伦理的认同，也是一种规则的认同。家庭教育是让孩子从小就找到一种生命的自觉，一种建立在服从基础上的自觉。这种服从是伦理的服从，规则的服从，个人对集体的服从。为什么很多考上大学的高材生，却总是磕磕碰碰、与人有那么多冲突呢？到了念大学时你再告诉他们什么叫作“规则”，已经晚了。
家庭教育输出的终端产品，是“态度”
我们都懂得“无以规矩，不成方圆”，但是我们的观念和行为往往很混乱。一方面我们教孩子要尊重老人，另一方面老人却在伺候孩子；一方面我们告诉孩子要尊重他人、服从规则，另一方面，在绝大多数独生子女家庭中，孩子依然唯我独尊；我们嘴上告诉孩子要艰苦朴素，但在行为方式上，还在给孩子买很多奢侈品。
“言传不如身教”，相对于行为的强大，思想和语言往往是苍白的。我的女儿也是独生女，她两岁时，我们就告诉她，姥姥有糖尿病，每顿饭前都要吃药。所以她养成了习惯，每次吃饭前刚拿到筷子，她就说：“姥姥，吃药！”她会明白她对姥姥是有责任的，有了责任会觉得很光荣。我们以前带她出去玩时，她都会带一个布娃娃，说那是她“妹妹”。但是到了4岁，出去玩她就不带她的“妹妹”了。我们问她为什么，她说：“我要腾出手来扶我姥姥啊！”
今年春节我带她去丽江玩，女儿第一次去养鸡场捡鸡蛋，感觉特别新鲜。回来后她一手握着一只鸡蛋，吃饭时也攥着不放。我们都笑她，“你那鸡蛋都快孵出小鸡来了。”在机场过安检的时候，她也舍不得放下。就这样，两只鸡蛋颠沛流离地跟着她回了家，一进门还没来得及换鞋，她就扑到姥姥怀里说：“姥姥，我给你带回来两只鸡蛋！”那一刻我心里挺惭愧的，因为我顶多想到给我妈妈买些土特产，但没想过不花钱还能给她带回来什么。那时我就在想，孩子做了什么事情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心中有没有牵挂。
一个从小懂得牵挂别人的人，长大了才可能被别人牵挂。家庭就是一个让我们从小酝酿牵挂的地方。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家庭的行为方式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教育。今天的我们常感到人越来越像工业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标准产品，越来越失去了属于每个家庭的烙印。“烙印”这个词的英文是“brand”，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品牌”。企业要有品牌，其实人也需要有品牌。人的品牌不是指你拥有几亿资产，拿到了多么高的学位，或是有多么显赫的地位，而是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家族烙印融入社会，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个人印记去对抗过于规范化的“流水线”。
家庭教育输出的终端产品，是“态度”。我女儿4岁时，在手工课上做了一个花篮。有一天她“哐当”一声把花篮摔了，花篮的一个角摔出了一个三角口子，她“哇”地哭了。我说：“我们试试，看看能不能让花篮比没摔破时更漂亮！”我们又是剪又是贴，她还用彩笔画上颜色，最后，我们做出来一个非常漂亮的花篮。她和我说，“妈妈我懂了，哭是没用的。”我听了很欣慰。让我郁闷的是，后来家里每逢打坏什么东西，她都特别高兴，说：“我们试试，看能不能让它比没坏的时候更好看！”
当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再做成比它没坏的时候更好，我们的底线只能是不让它更坏。这是一种生命的修复能力。一个人一辈子会遇上什么事情，我们无法左右，但是修复生命的能力，却在我们自己的掌握之中。
我们做父母，要培养孩子掌握自我修复的能力，要传递给孩子一种态度，让他们明白该怎样去面对挑战。如果你告诉孩子：“我会把你呵护得好好的，你这一辈子都不会打破花篮。”这就是谎言了。孩子不仅会打破花篮，还会打破他们自己，会撞得头破血流。这时候就要看他们有没有一种能力，像修复花篮一样把自己修复得更好，这种能力，我觉得在4岁时告诉他们，并不算太早。
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提升尊严、延展自由
现在，社会上关于成功学的教育太多了，我们几乎把成功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但我始终认为，成长比成功更重要。
成长是一个过程，成功是一个结论；成长是相关于生命的评价，成功是相关于社会的评价；成长是一个内在的系统，成功是一个外在的体系。我更希望孩子注重心灵、注重自我、注重人格，而并不是那么在乎外在的标签。
我非常喜欢“成长”这个词。一个人的生命要成长，两个人的爱情要成长，一个群体的建设、一个社会的发展，都要成长。从一个人到一个国家，“成长”是最健康的力量，也是最恒久的力量，它不依附于外在，而是你自己内心的一种状态。儒家讲“君子日三省乎己”，是在“反省”中不断成长。道家讲的“道”是“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一个人的生命，难道不应该保持这样一种状态吗？一个人过分热闹了，就被社会的标准绑架了；一个人不独立了，就放弃了自由；一个人失去了周行不殆的能力，就停滞了。
了，大家很伤心。”听着她这个地震版《春望》，我想我没有办法纠正她。她3岁时在电视上看到汶川大地震的惨景，4岁时看到玉树地震，后来她又看到日本海啸地震，她知道地震是一种苦难。所以我想，那就让她这样解读吧，长大了老师会给她讲“安史之乱”的。
女儿从小就在解构经典。但是我没有纠正过她一次，因为我觉得，她可以胡说八道的年华还有多少呢？我很留恋她可以胡说八道的自由。她不知道什么是权威，她认为她有阐释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可能到她读小学时就要被剥夺了。我认为小孩子在思想上的自由期持续得越长越好，这样等他们长大了，还可以保留一些突破常规的思维能力。
有一次女儿坐在床上看唐诗，正好那个标题的字她都认识――《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她像见到老朋友似的点点头说：“哦，这也是王维的。”我就教她念，“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讲到一半，她说：“王维的诗，也不是都好。”我说：“怎么不好了？ ”她说：“不押韵。”我一看，还真是不押韵。到了晚上，我正在漱口，她突然摇头晃脑地感慨：“李白这个人，写诗还是可以的。”我一口水差点喷出来！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起码比王维押韵。”我后来一想，李白的诗不管多么清浅通俗，还真都押韵。我发现她能讲出一些我没想到的道理，因为我讲诗词讲了那么多年，对大家难免心怀敬畏，却也失去了一个小孩子对诗词的遴选标准。所以，现在经常是她给我讲诗词，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我愿意呵护她这种自由的权利。
让一个人有尊严、自由地成长，是我们的一种期许。有时我看着女儿练琴、跳舞或者画画，我就很欣慰。我一点都不求她在专业上能有多大成绩，她只要能在里面找到一种快乐的能力，就够了。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缺少艺术方面的训练，所以我们感到压力很大、疲惫不堪的时候，总是找不到寄托。我女儿酷爱画画，碰上别人过生日、送礼物，她都说：“我给你画幅画吧！”口气就跟齐白石似的。她现在还不会写作文，但是外出旅游的时候，她可以用绘画记录旅游日记。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她有自己的表达，拥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会因为没钱而被剥夺，一个人只要一息尚存，就有本事让自己快乐起来。
“山坡上开满了鲜花，但在牛羊的眼里，那只是饲料。”我们今天并不是鲜花少了，而是牛羊的眼光多了。我们越来越失去了一种审美的眼光，而把这个世界看成是同一种功利标准的筛选。我们越来越成功了，但是我们失去了成长的力量，失去了那种在漫山遍野的鲜花中漫步时心灵上的愉悦。
“成功”，或许是一个评判人的标准，但只是成长中的一部分标准。成长的过程中，有一套综合、多元的标准体系。一个人，只要生命能成长，就一定有未来。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对料事如神的老酋长很不服气，有一天他捉了一只刚孵出来的小鸟放在身后，问老酋长：“我手里的小鸟是生还是死？ ”他想，你要说它是活的，我手指一捻就掐死它；你要说是死的，我手心一张就让它飞起来。凭什么你说的都是对的？我一定让你错一回！结果，那位睿智的老人只是宽容地一笑，他说：“生命就在你的手中！”
这是一个好故事，它关乎生命的成长。所有时间中，最重要的就是当下；所有权利中，最重要的就是成长。
第五篇：于丹说传统文化
在“国强必霸”的逻辑下，一些西方国家始终对中国抱有防范心理。如何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国追求和谐共荣的价值理念，讲好中国故事是一个重要课题。在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看来，向世界解读中国的价值理念，一定要追本溯源，找到中国文化的特质。于丹一直试图用大众传播的方式激活中国传统文化里那些“活着的基因”，《于丹论语心得》一书已有30多个语种版本，发行到50多个国家和地区。她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说，中国的文化基因里透着农耕文化那种敬畏之心、小小的欢喜和保守的善良，“所以，称霸从来都不是中华文化里的东西”。
中国文化里没有“大满”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和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的基因和特质到底是什么？
于丹：随着中国经济、外交地位的上升，下一个命题就是我们的文化话语权。文化是外交的一张名片，是对话的依据，是积淀在我们血液中的基因。在西方眼里，中国现在是个大国，但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强国，就在于我们的文化话语权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西方为什么对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有防范之心？因为按照西方的帝国逻辑——国强必霸，但其实中国文化中没有这种称霸的基因。要解读中国文化的特质和基因，一定要追本溯源，回到农耕民族的源头上。我们今天看东西方文明，不能孤立地在自己的语境中去谈，一定要放在差异的环境下，找到它们在文明质地上的不同。我在国外讲学时，很多学者、记者都会问：“我们到处都是教堂，我们信仰上帝，我们是有强大信仰和底线的民族，你们中国呢？”我说，我们虽然没有全民的宗教信仰，但一直有全民的文化信仰，中国人的家规家训、家庭伦理归属实际上是替代西方神灵和宗教的。比如，如果我和一个西方人同时打翻一个杯子，西方人会本能地说“oh my god”(我的神啊)。而我会说“哎呀我的妈呀”。为什么他喊神的时候我会喊妈呢？因为我从小不上教堂，没有外在神灵的概念，但中国孩子犯了错在古代是要跪祖宗牌位的。所以，这时本能叫出来的其实是中国人的伦理条律和家规。也就是说，中国人的伦理与天理是最大的行为底线。
西方的圣诞节、复活节等大都是从天上下来的，是对神灵的致敬。西方崇敬外在力量对人的提携和帮助，强调的是每个个体的公平和尊严。而中国的节日基本上都是地里长出来的，从清明到端午，一个一个节气往下走，有这种秩序的安顿。中国面向土地的农耕文化，是以家庭为基础单元的，是不寻求扩张的文化基因。我有一次上课和学生说，今天是小满节气，农民看着逐渐丰盈饱满的谷穗，内心有小小的喜悦。这时，突然有个女学生说，为什么有小满没有大满？那一瞬间，我认为她问了一个特哲学的问题。我说，没有大满，因为中国人原本的幸福来自于小小的满足，这种满足都是跟着庄稼长的，祈祷老天爷帮帮我，祈祷风调雨顺，我一定好好干活。从来没见中国人祈祷不劳而获让地里长黄金的。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都透着这种敬畏之心、小小的欢喜和保守的善良。所以，称霸从来都不是中华文化里的东西。
环球时报：那么，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到底如何？
于丹：今天的世界既不是以美国文化为中心，也不是以欧洲文化为中心，西方也不用担心中国崛起后，中国文化就成为世界的中心。现在是多元文化共融共生的时代。现在的中国文化是传统文化中一些基因的唤醒与世界普世价值融合以后的新文化生态。各种文明中，一定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比如对善良、公平、正义的追求。从中国古代的“仁义礼智信”一直到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提出来的东西都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共识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对立开，我们要做比较，但比较的目的是为了融合。
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讲述中国故事
环球时报：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倡导讲好中国故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您如何理解讲故事的重要性？ 于丹：对于中国文化到底是什么，我们要用讲故事的方法去讲述，而不是干巴巴地讲道理。人类的童年都是在各个民族的神话故事里成长起来的，我们就是以听故事的方式来实现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绵延传递的。《于丹论语心得》在法国一年卖出去24万册。法国读者认为这是讲故事的书，是当故事来读的。其实我做的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而不是文化研究。如果以研究的角度看，我写的很多内容可能不是非常学理化、逻辑化，但我是在做一种传播，就是把理念放在一个故事里。我传递的是一种态度，而不是一种结论。所以，我希望在我的课堂上和我写的书里更多地用故事策略去驱动中国文化的传播。
环球时报：如何才能讲好中国故事？
于丹：对于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我想从三点来谈。一是，用中国文字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汉字和语言本身就是故事的载体，每一个字都是一个故事。比如，“正”字上面是一横，下面是一个“止”字。“止”的象形字是画出来的一只脚，也就是一只脚踩在起跑线里面。这只脚所踩的这根线的方向就是正道，要是跑到旁边去了就是歪门邪道。二是，用中国的艺术形式讲述中国故事。西方人的眼光很多是结构式的，能够看见事物的局部和整体。而中国人是解构式的，是在一个整体的模糊中去寻找它精准的审美。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也是一位医学家，懂解剖学，他画出来的肌肉都是要符合比例和透视的。而中国人的艺术讲究主观的写意，大画家石涛曾经说过“吾写此纸时，心入春江水。江花随我开，江水随我起。”这就是中国人“天人合一”思想在画意画境中的体现。三是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什么样的文化是活着的？就是你相信的文化。相信是最大的力量，你不能把文化当成我的饭碗，只是我披的一件职业装，如果你的生活里不能随时随地对它充满信任，你不会乐在其中，不会享受自己的文化。现在，如何让我们的民族文化随着科技文明的进步有更多融合、接纳，体现普世的意义，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中国人正在逐渐回归传统文化，体现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中国人的保健方式。刚改革开放时，国人看到国外的维生素片、深海鱼油觉得太高大上了，一个小小的胶囊能包含那么多种维生素，对人体多么有用，我们简直太落后了。可是今天，中国人的传统养生方式是微信朋友圈里流传得最多的内容之一。今天，我们总要回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来谈论什么是中国文化。
环球时报：韩剧对韩国文化的国际传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您认为，我们怎么才能推出更多“叫好又叫座”的影视作品呢？
于丹：电视剧是大家消费最强的一个传播产品。我们现在经常会分出两种类型的影视作品，一种叫主旋律，一种叫商业片。主旋律就是非常正确但很少有人看，观念大而空，没有渗透到生活里，没有真正感染到观众。商业片往往收视率高但很恶俗。我们能不能把简单的二分法思维方式摒弃掉，让正确的观念和商业的手法水乳交融？这方面是有成功案例的，比如获得奥斯卡6项大奖的美国影片《阿甘正传》。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业片，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主旋律影片。这个傻乎乎一生奔跑的阿甘，最后他的人生并不吃亏。从影视作品到文学作品，中国的文化创作都在路上，都在起点上。
用儒家态度承担责任，以道家态度滋养自我
环球时报：近年来中国企业家越来越多地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传播自己的商业理念。这是否也是一种中国故事的表达？
于丹：中国很多企业家，像马云、王石、任志强、潘石屹都是非常会讲故事的人。这些人不仅仅是企业家，每个人都是一个哲学家，有哲学底蕴。讲故事不是靠技巧，而是靠实例，没有好题材是讲不出好故事的。事实上，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是一个故事了。中国对商人最高的评价是儒商，道德感永远是商业规则中的前提。如果没有道德的约束，即使懂得再多商业规则，也无法取得成功。企业家看似在经商，但最终指向都是提升公民道德与公民权利。马云喜欢太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很深。谈到为什么要创办阿里巴巴，马云说，他希望一个普通的老太太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不比任何一个特权阶层的人费更大的事，浪费更多时间。这个想法让我很感动，因为真正能取得成功的企业家最看重的一定是社会责任。我觉得褚时健先生是中国企业家的一位精神导师，他说：我们不要怕改造荒山，不要怕花时间去等待，也不要怕自己生命里所有的苦难和挫折，如果你对未来、对中国、对自己有信念，去做就好了。
环球时报：在转型中的中国，人们如何从传统文化的滋养中找到更多幸福感？ 于丹：费孝通先生说过，“我们正在拥有越来越多的房子，但我们正在失去越来越多的家园”。一些中国人缺乏安全感、幸福感的根源，是因为失去了对农耕文明的敬意，失去了对道法自然的信仰。孔子的学生问孔子，您的人格理想是什么？孔子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很多人事业成功以后为什么感觉不幸福？可能和朋友反目，孩子离家出走，老人在病床上没办法尽孝，中国人最本初的伦理关系被懈怠了。“仁”字的意思是二人成仁，讲的是两两关系。比如老小之间的关系。看一下“孝”字，老字头下面是个孩子，孩子扶持老人就叫孝。但现在中国出现了独生子女，又出现了隔代抚养。有的老年人说，“自打我有了孙子，我就当上了孙子”，把小的奉为至高。中国很多伦理观念就是这样被颠覆了。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人格和自然人格。工作8小时之内，应该儒家一点，认同规则承担使命，甚至要牺牲一点小我去服从社会利益。但8小时外，应该道家一点，就是关心自我的生命，呵护家人朋友，顺应自然，让这种天地精神滋养你的心。一个人如果用儒家的态度去承担责任，以道家的态度去滋养自我，才能达到真正的平衡。
人为了懂道理总要付出一些代价，一个民族也一样。今天很多人都在说不幸福不快乐。在社会转型期，我们要接纳这个代价，但不必因此失望。我还是从骨子里相信中国自己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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