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案谈违反诚信原则的司法判断

第一篇：从本案谈违反诚信原则的司法判断

从本案谈违反诚信原则的司法判断

黄卫 刘羽梅

「案情」

原告某电器公司欲开办一家药店，为此与被告刘某签订了一份聘用意向书，约定：被告刘某负责原告将开办的药店的药品质量管理工作，聘用时间和待遇详见《聘用合同》等。在聘用意向书签订后，原告即为药店开业进行了筹备工作，选定药店的经营场所，取得了经营药品有关证照。被告也按照有关要求，积极参加了培训、考试、体检等，取得了执业药师资格。但经过多次磋商，并经行业主管机关的调处，双方未能就被告的聘用时间和待遇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被告遂以原告缺乏诚意为由，提出与原告中断关系。为此，原告为使药店开业经营，只能重新聘请执业药师，导致药店未能如期开业。原告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已报销的培训、考试、体检等费用及药店延期开业所致的房屋租金损失。

「审判」

法院审理后认为，原、被告虽然签订了聘用意向书，但对聘用时间和待遇等聘用合同应当具备的条款未能作出约定，因此该聘用意向书不能发生聘用合同的法律效力。民事活动主体有缔约的自由，被告有权在签订聘用意向书后，向原告就聘用时间和待遇等问题提出合理的要求。被告在双方就有关问题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中断双方的关系，并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不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故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评析」

1、本案中的聘用意向书不能产生聘用合同的法律效果。意向书在我

国运用十分广泛，但其情形较为复杂，有些意向书没有任何法律意义，有的其实就是合同，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本案中聘用意向书是否为合同，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聘用合同有无成立，直接决定了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及法律的适用。首先，原告在聘用意向书中向被告发出的信息并不是能够产生法律效力的要约。要约与承诺是合同成立的必经阶段，要约内容必须具体、确定，即要约中应当包括未来可能订立的合同的一些主要条款，这是一项要约能够取得法律效力的必要条件。聘用合同是有偿合同，聘用待遇等事关受聘方的切身利益，是受聘方的主要合同权利，应当为聘用合同的必备条款，但在本案中，却未能在聘用意向书中得到体现，因此原告在聘用意向书中向被告发出的信息并不是合法的要约，即使被告在聘用意向书上签字，也不产生承诺的法律效果。其次，被告尚未履行主要义务。虽然我国《合同法》规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则合同成立。聘用合同属于劳务合同，受聘方的主要义务应为提供相应的劳务，在本案中，被告的主要义务即为履行药品质量监督管理的责任，而其为取得执业药师资格履行的体检、考试、培训等均不属聘用合同的主要义务。综上所述，原、被告双方的聘用合同尚未成立。

2、被告未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由于缔约上的过失，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所谓缔约过失责任，是合同订立过程中，一方因违背其

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应负的义务，致另一方信赖利益损失，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因此判断被告有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也是本案的关键。

根据我国民法学界的通说——“一般条款说”，诚实信用原则被定义为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的立法者意志。众所周知，权利就是人们受法律保障的意志和行为的自由以及利益的获取;义务则是法律要求的意志和行为的限制，以及利益的付出，因而利益分配与权利、义务的归属密切相关。在民事交往中，特别是在交易行为中风险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不能单纯地以损害结果有无发生作为判断利益有无失衡的标准，而首先应依据当事人的主观心理状态进行判断，只要当事人正当行使权利，即使造成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也不应被视为利益失衡。被告中断磋商是否为正当行使权利?首先，聘用合同为有偿合同，受聘者享有劳动报酬权，也享有自主择业的权利。其次，保护劳动者各项权益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如果因为原告已为订立和履行合同作了相应准备，就有权强制被告缔约，则不仅会侵害被告合法的劳动报酬权，而且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故不应限制被告的劳动报酬权和自主择业权等正当权利的行使。第三，被告为履约已经作了必要的准备，为待遇和聘用时间问题与原告反复磋商，并经行业主管部门调处，说明被告是有履行聘用合同诚意，而相反，原告未能证明被告的要求过于苛刻等情形，因此应推定被告并未滥用权利。综上所述，被告系正当行使权利，未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

第二篇：关于从本案谈违反诚信原则的司法判

从本案谈违反诚信原则的司法判断

「案情」

原告某电器公司欲开办一家药店，为此与被告刘某签订了一份聘用意向书，约定：被告刘某负责原告将开办的药店的药品质量管理工作，聘用时间和待遇详见《聘用合同》等。在聘用意向书签订后，原告即为药店开业进行了筹备工作，选定药店的经营场所，取得了经营药品有关证照。被告也按照有关要求，积极参加了培训、考试、体检等，取得了执业药师资格。但经过多次磋商，并经行业主管机关的调处，双方未能就被告的聘用时间和待遇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被告遂以原告缺乏诚意为由，提出与原告中断关系。为此，原告为使药店开业经营，只能重新聘请执业药师，导致药店未能如期开业。原告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已报销的培训、考试、体检等费用及药店延期开业所致的房屋租金损失。

「审判」

法院审理后认为，原、被告虽然签订了聘用意向书，但对聘用时间和待遇等聘用合同应当具备的条款未能作出约定，因此该聘用意向书不能发生聘用合同的法律效力。民事活动主体有缔约的自由，被告有权在签订聘用意向书后，向原告就聘用时间和待遇等问题提出合理的要求。被告在双方就有关问题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中断双方的关系，并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不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故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评析」

1、本案中的聘用意向书不能产生聘用合同的法律效果。意向书在我

国运用十分广泛，但其情形较为复杂，有些意向书没有任何法律意义，有的其实就是合同，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本案中聘用意向书是否为合同，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聘用合同有无成立，直接决定了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及法律的适用。首先，原告在聘用意向书中向被告发出的信息并不是能够产生法律效力的要约。要约与承诺是合同成立的必经阶段，要约内容必须具体、确定，即要约中应当包括未来可能订立的合同的一些主要条款，这是一项要约能够取得法律效力的必要条件。聘用合同是有偿合同，聘用待遇等事关受聘方的切身利益，是受聘方的主要合同权利，应当为聘用合同的必备条款，但在本案中，却未能在聘用意向书中得到体现，因此原告在聘用意向书中向被告发出的信息并不是合法的要约，即使被告在聘用意向书上签字，也不产生承诺的法律效果。其次，被告尚未履行主要义务。虽然我国《合同法》规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则合同成立。聘用合同属于劳务合同，受聘方的主要义务应为提供相应的劳务，在本案中，被告的主要义务即为履行药品质量监督管理的责任，而其为取得执业药师资格履行的体检、考试、培训等均不属聘用合同的主要义务。综上所述，原、被告双方的聘用合同尚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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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从本案谈管辖权异议期间诉讼请求变更问题

从本案谈管辖权异议期间诉讼请求变更问题

曹逢春

A公司住所地在甲市，B公司住所地在乙市，A、B两公司于2007年10月签订了一份分期付款销售合同，约定A公司出售一台挖掘机给B公司，货款分6个月付清，在B公司支付全部货款之前，A公司保留该台挖掘机的所有权，双方还约定如果因该合同产生纠纷，由A公司住所地的甲市人民法院管辖。在合同履行期间，B公司未在约定期限内付清全部货款，A公司遂于2008年8月10日凌晨2时，将该挖掘机从B公司工地强行开走，途中跌入山谷，造成该挖掘机损毁。B公司以侵权为由向乙市人民法院起诉，2008年9月25日该案被乙市人民法院受理，但B公司在2008年10月8日变更了诉讼请求，请求撤销合同，赔偿损失，一审法院于2008年10月10日通知A公司，A公司于2008年10月15日提出管辖权异议，B公司于2008年10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出了撤销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一审法院就A公司管辖权异议做出裁定，驳回被告A公司对本案提出的管辖权异议。A公司不服该裁定，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在本案的审理中，二审人民法院形成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本案所提供的证据显示，双方所产生的纠纷系侵权行为纠纷，侵权行为地属原审人民法院辖区，且B公司最终仍是以侵权为由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该对B公司依法变更诉讼请求的行为予以支持，故原审人民法院依法享有管辖权。第二种意见是：A公司就被B公司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撤销合同)提出管辖权，原审法院应该就该异议作出审理。在未对管辖权问题作出裁定前，不应该再允许被上诉人撤销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双方基于合同产生的纠纷，应该根据双方在合同关于管辖权的约定，向甲市人民法院起诉。因此，原审人民法院没有管辖权。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下面试就该问题做以分析。

一、从法理层面分析管辖权异议期间诉讼请求变更的处理

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或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都应当受到保护，并由人民法院进行审查，针对不同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以确保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正确行使。管辖权异议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平衡原被告双方的权利。原告作为诉讼程序的发动者，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相对自由选择在哪个法院起诉，于是法律赋予了被告提出管辖异议的权利，以抗衡原告的选择权。受案法院对案件具有管辖权是法院行使裁判权的前提与基础。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在管辖权问题确定以前，受案法院不得推进案件实体进程。但是这一规定并不意味着所有诉讼活动的停止。例如有符合证据保全或财产保全的情况出现，需依法采取紧急措施的，诉前保全程序仍要进行，待案件管辖权确定后，将有关保全手续移交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以防止管辖权异议的审理可能给当事人带来的无法挽回的损失。

诉讼绝非儿戏，司法的权威性必须得到保证，法院不能只保护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也要得到保护。无限制的允许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既影响了对方当事人正当权利的行使，增加了诉累，又影响到人民法院的正常工作安排，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得不到合理分配，严重影响了办案效率。为减轻当事人负担，减少诉讼成本，提高办案效率，有必要倡导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确立安定原则。诉讼虽然是为了定纷止争，但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仍应在民事诉讼中加以体现。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程序安定，使诉讼有条不紊的进行。

因而，从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上看，诉讼请求的变更实质上意味着原告已经撤诉，并重新起诉，故既然允许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也应该重新考虑管辖权的根据。如果诉讼请求的变更导致管辖权的依据发生变化，或者变更后的新诉属于其他法院级别管辖、专属管辖或协议管辖的范围，就应当将案件移送给有管辖权的法院(或者在特殊情况下驳回起诉)。

二、从法律适用层面分析管辖权异议期间诉讼请求变更的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6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时作出选择后，在一审开庭以前又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可见，对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法律是允许的。

但是，现行的变更诉讼请求制度存在诸多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诉讼请求变更的条件规定不明确。如《民事诉讼法》规定原告可以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民诉意见》规定原告可以增加诉讼请求，《合同法解释(一)》规定债权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证据规定》规定当事人可以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但未规定，在何种情况下，当事人有权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提出的反诉，第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可以增加或者变更;被告提出反诉后，原告对先前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可以增加或者变更等，也未作规定。现行法律的规定不明确或

者存在空白，可能导致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滥用该项权利或权利无法得到有效的行使，从而使案件及时公正的审判成为空头支票。

二是对诉讼请求变更的期限、次数规定不明确。法律的规定应当明确、规范。现行法律对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期限的规定是不明确。如民事诉讼法只规定原告可以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但未规定变更期限。《民诉意见》只规定在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可以增加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提出反诉，第三人可以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但是对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的期限，被告以及第三人是否可以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及其期限未作规定。《证据规定》中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但未规定被告提出反诉后，其他当事人是否还可以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及其期限问题。同时，以上规定对原告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后是否还可以再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没有做出规定。只有《合同法解释(一)》明确规定了债权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一次，并且在一审开庭前。可见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存在种种缺陷与不足，甚至相互矛盾之处，结合本案而言，当事人两次变更诉讼请求，目的是找寻对自己最有利的诉请和受诉法院，但似乎有滥用诉权、增加对方当事人诉累、浪费司法资源之嫌。既然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同时又对变更的期限、次数规定不明确，那么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就要努力做到既依法保护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权利，又合法合理的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但是，在特定期限内，如管辖权异议期间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是否准许的问题，法律无明确规定。有关管辖权异议的法律规定，主要见于《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合同法解释(一)》第三十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

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时作出选择后，在一审开庭以前又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对方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经审查异议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只要是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法院就应当随即进行认真审查，并根据审查结果在法定的期限内，分别作出移送管辖(审理)、驳回异议、或驳回起诉的书面裁定。也就是说，审理期间一旦当事人提出了管辖权异议，法院就启动了对该异议成立与否进行审查的程序，对案件实体上的审理应该先行“中止”(并非案件本身中止审理)。此时，法院首先要解决的是自身是否有管辖权的问题，只有在解决了这一先决问题之后，才能对诸如是否允许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之类的实体问题进行审理。

因此，管辖权异议成立与否属于程序审查的范畴，结合现有的法律规定，笔者认为，一旦当事人依法提起管辖权异议，在异议期间，受诉法院原则上是无实体审判权的，无法定情形出现，法院一般不宜准许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在现行法律缺乏相关规定的情形下，我们应该依据法律的基本原则，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实现公平公正。

第四篇：从本案谈租赁合同无效的处理原则

从本案谈租赁合同无效的处理原则

从本案谈租赁合同无效的处理原则 发表时间：2007年

一、基本情况

某A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与某B公司（以下简称乙方）于1995年10月1日签订了《协议书》。协议书内容如下：甲方（A公司）将河西第二苗圃的土地，租赁给乙方（B公司）三亩计2，000平方米供乙方使用，年租金为24，000元；土地租赁期限为六年；乙方在租赁土地上经甲方同意批准，可自筹资金自建生产用厂房 628平方米及部分临时厂房、围墙及生产设施，供乙方生产使用，产权归乙方；如遇拆迁或征用，对方所付拆迁费归乙方；如甲方征用或转租该租赁土地场所须经乙方同意并赔偿乙方的一切损失。协议签订后，B公司即投入资金建设厂房，平整建设了宽6.6米、长 83米的道路，购置变压器。2001年10月1日及 2002年10月1日，A公司与B公司又续签了《协议书》，除租期（一年）外，其余条款与 1995年10月1日《协议书》一致。1999年6月2日，以A公司为土地出租方（甲方）、B公司为土地承租方（乙方），又签订了《协议书》，约定：乙方筹集资金，在甲方的2, 667平方米土地上修建围墙及房屋设施，建房屋约 500平方米；新建设施以租赁方式由乙方先期使用，乙方每年交纳租金36000元；乙方先期使用期限为六年，自 1999年10月1日起至 2005年9月30日止，到期后如乙方需继续使用，甲方应充分考虑到乙方所做的先期投入，而优先租用给乙方继续使用；如遇拆迁或征用，征用或拆迁费中与土地有关部分归甲方所有，与房屋有关部分归乙方所有；如甲方征用或转租乙方租赁的土地场所，须经乙方同意并赔偿乙方的一切损失。该协议签订后，B公司又投入资金建设厂房和其他房屋及围墙。B公司为履行 1995年10月1日《协议书》和 1999年6月2日《协议书》，投资建设厂房、道路、围墙以及变压器等生产设施。协议书约定由乙方投资建造的建筑物的产权到期后归A公司，涉案房屋仅有期限2年的临时建设手续，没有办理其它建设或产权手续。2003年12月8日，A公司致函B公司，要求提前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涉案土地为国有划拨地，该土地于2004年8月变更为某集团公司所有，土地性质为出让地。2006年3月23日，某集团公司向B公司发出通知搬迁，限令B公司于 3月31日前搬迁出租赁土地。B公司不同上述解除或搬迁的通知，并函告A公司与某集团公司。至二审判决作出时，B公司一直占用上述土地。

2005年5月，B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请求确认B公司与A公司于 1995年10月1日、2001年10月1日、2002年 10月1日以及 1999年6月2日签订的协议无效；请求判令A公司与集团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330万元人民币。B公司为证实其损失主张，提供了其厂房、围墙、道路及管道等设施明细及土地征用补偿计算标准，总计3279677.3元。两被告均不予认可。

二、一审审理情况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关法律规定，国有划拨土地需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和房产管理部门批准，其划拨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才可以转让、出租、抵押。本案B公司与A公司所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涉案土地原为国有划拨土地，没有经过有关政府部门批准，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及补充协议为无效。B公司所主张的330万元的经济损失，因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B公司与A公司于 1995年10月1日、2001年10月1日、2002年10月1日以及 1999年6月2日签订的协议无效；驳回B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二审审理情况

1.诉辩意见

B公司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B公司的上诉理由主要有两点：（1）原审法院查清四个事实，一是B公司与A公司签订了两份主合同，到期日最迟的是 2005年9月30日。因此合同期限应为 2005年9月30日。二是A公司用B公司所建工厂得到了补偿并据为己有的事实。三是原审判决虽确认了土地租赁合同无效，但回避了A公司对于无效合同应承担主要过错这一要害。四是B公司为履行无效合同而造成的损失，原审法院没有查清。B公司基于对土地租赁合同的有效性、合法性的信赖，投入160万元的资金建设了仓库、厂房、道路等建筑物和地上附着物。B公司的建筑投入损失，与协议书无效有着直接因果关系。（2）两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征地补偿协议，两被上诉人拒绝提供，依据证据规则应作出对两上诉人不利的认定。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

A公司提出三点答辩意见：（1）土地租赁协议书约定的土地使用期限已经届满，B公司的合同目的已经完全实现，协议书的效力对B公司并未产生任何影响，B公司没有产生任何损失。（2）B公司的建房行为是投资而非损失，在租赁期限届满的情况下，B公司的所有投资行为均已通过其经营行为获得满足，没有任何损失可言。（3）根据协议书约定，土地租赁期满，B公司应当返还土地，涉案房屋产权归A公司。至于涉案土地是否被征用及有无补偿，均与B公司无关，B公司对此不享有任何权利。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集团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B公司与A公司签订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因无效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B公司承担。B公司建造的建筑物为违法建筑，不应得到任何补偿。B公司已经实现建造房屋的价值，合同到期后，B公司拒不搬出的行为违反合同约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判决结果

二审法院认为，虽然A公司于 2003年12月8日致函B公司要求提前解除租赁协议，集团公司于 2006年3月23日向B公司发出通知，要求其搬迁出租赁土地，但上述两公司并未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依据B公司与A公司的协议，2005年9月30日已到租赁届满期限，且B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A公司承诺将土地继续租赁给其使用，B公司至今仍在租赁土地上正常经营。因此，B公司上诉称生产设施的损失不能成立。B公司主张的330万元的损失不能成立。综上，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律师视点

本案中，因涉案土地原为国有划拨土地，B公司与A公司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没有经过有关政府部门批准，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故涉案租赁协议及补充协议均为无效。对此，各方当事人亦无异议。本案的关键在于，租赁合同被确认无效后的处理问题。

关于合同无效的处理，《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具体到无效租赁合同，应如何适用上述处理原则呢？

1、租赁合同的无效不适用返还原则

租赁合同属于继续合同，在租期内，承租人使用出租人的财产而支付租金，系连续性给付。租赁合同的连续性给付特征，决定了其已经履行的部分具有不可消灭的性质。如果已经全部或部分履行的租赁合同被确认无效，则由于承租人不可能向出租人返还其对租赁物已行使的“使用权”，从而必然排除了合同无效的溯及力的适用。否则，将导致承租人无代价地获得对租赁物使用的不公平结果。因此，租赁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合同所已经产生的效果应作为一种事实状态予以保留。即出租人仍应保留其已获得的租金，承租人应返还租赁物而无权就租金请求返还。本案中，因B公司并未提出返还租金主张，根据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不在本案所涉范围之内。

2、租赁合同无效的损害赔偿原则及赔偿范围

租赁合同无效的赔偿采用过错责任原则，承担过错损害赔偿需满足主观上有过错、因过错造成合同无效、损害事实、导致合同无效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条件。如果合同被确认无效，违约方承担的是缔约过失责任。在缔约过失责任中，赔偿范围除积极损失外，仅限于信赖利益，且仅以履行利益为限。即当事人因信赖合同有效而履约，当合同被确认无效或撤销后，为订立和履行合同所支出的各种费用和代价即为当事人的损失。鉴于前述租赁合同的持续性特征，司法实践中对租赁合同无效的赔偿一般采取只对将来发生效力的理念，已经履行完毕的合同内容不受合同效力的影响。

3、本案租赁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承租人B公司没有实际损失。

本案中，A公司与B公司之间的土地租赁协议书约定的土地使用期限已经届满，B公司的合同目的已经完全实现，合同的效力对B公司并未产生任何影响，B公司并未因此产生任何损失。其次，B公司的建房行为是投资而非损失，A公司对此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因双方在签订协议之时即约定了土地租赁期限，B公司的所有投资行为均是在既定的租赁期限前提下进行的，均是为满足其自身经营需要而为，故在租赁期限届满、租赁合同已经全部履行完毕的情况下，B公司没有任何损失可言。另外，土地补偿是土地使用权人因土地被征用受到损失而得到的经济补偿，B公司在租赁土地期间，该土地因政府统一规划使用权属发生了变化，但该权属变化对B公司依约使用土地并未造成任何影响，且B公司在租赁期限届满后仍在租赁土地上继续经营。此外，B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实A公司与集团公司之间存在土地征用补偿。

综上所述，法院认定租赁合同无效，但判决驳回B公司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既合理合法，也符合本案实际。

第五篇：从诚信谈司法公正

诚信，就是诚实守信，能够履行承诺而取得他人的信任。我国是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向来崇尚“忠义礼智信”。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关于诚信的论述，也流传着许多诚信的故事，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诲和启示。孔子曰“人而无信，未知其可也。”荀子曰“养心莫善于诚”。庄子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

秦国宰相商鞅变法前夕，为了取信于民，在都城南门树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许诺誰要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赏金十两。开始，老百姓不信，没有人去搬。商鞅又说，有能够移动这根木头的赏金五十两。终于有一个人岀来把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立刻“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消息一传岀全城轰动，商鞅在老百姓的心中树立起了“言必信，行必果”的形象。从此，他所制定的法令、政策得到人们广泛的支持和拥护，他所治理的秦国也因此变得强大。这个“移木赏金”的历史故事让我们看到，“诚信者，天下之立也”。诚信不仅反映岀一个人品德是否高尚，一个社会的秩序是否井然，它还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法律法令颁布后能否得到切实有效的实施。

今天我们提倡诚信,比较多地强调经济活动中的诚信。经济生活固然离不开诚信，但司法领域更需要诚信。英国哲学家培根的有这样一句名言：“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犹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失去了诚信，执法人员将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执法不可能做到公正，不可能树立法律的权威。失去权威的法律就象块橡皮泥，任人搓圆捏扁而无法伸张正义。长此以往，法律将不再是维护民众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也不再具有约束不法行为的威摄力。人们对司法失去信任，最终将影响到政权的稳固和国家的安定。

在汉语中，“司”是主持、操作、掌管的意思。司法就是主持、操作、掌管法律。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在《学说汇编》中开宗明义地讲：法“它是自于正义，实际上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司法公正是法的精神的内在要求。如何切实有效的贯彻司法公正呢？要维护司法公正必须强调执法者的诚信。如果每一位执法人员都能忠诚于法律、忠诚于正义、忠诚于良知，那么维护司法公正决不是一句空洞乏力的口号。

司法人员应怎样做到诚信呢？

首先，执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应当严格自律，拒绝收受贿赂，拒绝接受当事人的吃请受礼。早在公元前，尚处于奴隶社会的犹太人就已经在他们的律法书《岀埃及记》中，规定了犹太执政官 “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指岀了财利的诱惑对公正执法的影响，很值得借签。作为一名公正的执法人员，应当时时在思想上筑起一道防线，不为金钱、名誉、美色所迷惑，在办案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忠诚于法律、尊重客观事实、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确保公正地作岀裁判。

其次，执法人员审理案件应当恪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管子在《明法》中讲道：“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执法人员作为国家法律的执行者，负有捍卫法律尊严的神圣职责，但作为一个凡人在审理案件中难免会犯主观臆断错误。因此，要实现司法公正，就要求执法人员必须以诚实正直的心态，在执法过程中严格遵守程序法的有关规定，审查案件时不可有先入为主思想，且在整个案件中保持中立，在聆听全案和双方当事人辩论之后方作出判断。决不以个人喜恶分好坏，不凭感觉辨是非，不允许私欲主宰自己。

再次，执法人员在适用法律上应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执法公正的精髓。古今中外，从商鞅的“刑无等级”，到韩非子的“法不阿贵，绳不挠直，刑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从亚里斯多德的“法律是毫无偏私的中道的平衡”，到卢梭的“每个人生而自由平等”，平等与公正一直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在司法实践中，无论当事人富贵或贫穷，高贵或卑微，执法人员都应当予以尊重，不以貌取人。在查清案情的基础上，在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下，持守着忠诚于法律和良知的信念，在正义面前一视同仁，既不因怜悯而偏袒穷人，也不因好感而偏袒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