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过程中的权力制约与反腐倡廉建设（小编整理）

第一篇：中国法治过程中的权力制约与反腐倡廉建设

中国法治过程中的权力制约与反腐倡廉建设

摘要：腐败的滋生与蔓延关键是体制因素，而在众多体制中，权力制约机制的完善与否是影响腐败的关键因素，而随着依法治国在中国的提出，在实行法治社会的过程中，权力制约机制的完善不仅需要以权制权，通过监督和约束权力从而制约公权力的滥用，而且也需要以法律为后盾，通过法律的形式将其确定，从而在反腐过程中做到一切有法可依。关键词：腐败；权力制约；法治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经济的不断飞跃，人们的法律意识也在不断提高，法治文明的到来，要求一切有法可依，遵纪守法。在我国，由于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时代，人们对于伦理道德,对于传统的关系学早已经根深蒂固的植于脑中.虽然,现在人们的维权思想,法律意识有所提高,但人们普遍的认识依然认为:腐败不是什么损害名誉的大过.因此,才导致腐败的不断的滋生与繁殖!而权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作为公民所赋予国家的一种公权力，它在腐败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谓：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的制衡对腐败约束也可想而知。而腐败毁掉了无法估量的国民经济财富,阻碍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毁掉了企业,扭曲了正当的竞争，影响了政治,破坏了民主,并被有组织的犯罪和恐怖主义所利用.因此更需要一种有效的，合理的权力制衡的制度对腐败进行约束，防止腐败的蔓延。

建国至今,反腐倡廉建设作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全球化、市场化、民主化的发展,反腐倡廉愈加成为全党、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我们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强调腐败是一场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斗争，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每年都要召开中纪委全会，研究和部署反腐倡廉工作。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上也明确指出：“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私的毁灭。”

一、我国反腐败斗争面临的严峻形势

建国62年来,党和国家与腐败现象的斗争不论在查处水平、惩治力度,还是在预防、监督机制方面都取得了积极的历史性进步。我国的反腐败在思想意识提升、制度体系建设及一些具体工作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国家今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然而,由于目前我国还处在转轨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腐败现象也在不断演变,并且呈现出一些新情况、新特点,这对未来的反腐倡廉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

近些年来，中国中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党和政府一直把反腐败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有的地方腐败现象尚未得到有效遏制，一些地方和部门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比较严重，人民群众还不满意；有些地方、部门和单位没有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的政策，对权力 运行监督不力；一些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和政策措施落实不够；大案、要案、串案时有发生；资本外逃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权力进入市场的现象未能从根本上得到根除等。

第一,腐败数额越来越大,情节更为恶劣。当前一些腐败分子的胆子越来越大,无视党纪国法,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巧立名目、弄权勒索,贪污受贿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据《法制日报》推出的《年度反腐报告(2009 年版)》显示,2008 年被查处的腐败分子人均受贿金额达884 万余元,2007 年的受贿金额平均值为253 万元,贪官“胃口”大了近3 倍。不仅如此,腐败方式也越来越隐蔽,手段越来越智能化,不仅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更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

第二,法人腐败、集体腐败加剧。近年来法人腐败、集体腐败呈逐年上升趋势。集体腐败主要表现为腐败分子不再单兵作战,而是遵循“利益均沾”,通过法人或集体合伙贪污受贿,甚至是整个部门的所有工作人员卷入腐败“窝案”。腐败分子沆瀣一气,互相包庇,为腐败案件的查处增加了更大的难度。

第三,腐败的手段更多、更隐蔽。当前,腐败分子采取各种各样的渠道,利用各种各样的名目掩饰其犯罪行为。有的利用计算机等高科技手段在金融、电信等领域实施高智能犯罪、诈骗犯罪;有的行贿分子变通行贿方式,不直接给受贿者现金,而是以购买高档电器、交通工具、为其家属购买高档消费品、赠送有价证券或者通过赌博、贺礼等方式行贿受贿,为查处贪污腐败设置了更大的障碍。

第四,跨国犯罪愈演愈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作为公权领域的腐败已经逐渐从地区性的公害泛滥为有组织、跨国性的相当规模的国际公害。目前,国内腐败分子潜逃出境或者将赃款转移出境的现象比较严重,不仅导致巨额资产流失,而且在国内、国际产生了恶劣影响。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过去10 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员达1 万多人,携带出逃款项达6500 亿元人民币以上。而目前通过双边司法协助、国际刑警组织等手段被遣返的只有很小一部分,可见中国反腐机构的任务艰巨。

中国腐败现象的存在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反对腐败、清楚腐败仍将是一场复杂、艰巨、长期的政治斗争，需要我们作出长期而艰苦的不懈的努力。

二、目前我国反腐败斗争采取的主要措施 进入21 世纪,我国反腐倡廉呈现多元、综合的发展态势。中共从自身建设的规律出发,围绕着执政党与社会、国家以及执政党内部的关系进行反腐倡廉;政府从反腐倡廉的内在规律出发,提出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反腐败工作体系。2003 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同年,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标志着在经济全球化和“腐败全球化”的条件下,我国反腐败工 作实现了从“关门反腐”到“开放反腐”的转变。2005年,中共中央颁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提出要用发展的 思路和改革的方法防止腐败,加快反腐败专门法规的立法和明确规范公务员的从政道德,首次提出反腐败工作的基本目标是“到2010 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建立起思想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建成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 年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更大范围和层次上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推动更好地实现民主监督。而中共中央发布《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至 2012 年工作规划》,作为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指导性文件。结合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我国在反腐倡廉建设工作上主要遵循以下几点：

(1)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及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决定了它是反腐败斗争的权威性力量和领导性力量。腐败现象往往发生在中共党员和领导干部身上,这也是反腐倡廉建设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客观原因。因此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是今后必须坚持的首要政治 原则。

(2)反腐倡廉建设必须采用惩治和预防并举的基本方针。解决腐败问题,惩治是必要手段,预防是治本之策。既重视遏制正在发生的腐败现象,坚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严肃查处腐败分子,又注重预防腐败工作,加大预防腐败力度,着力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形成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合力,这样才能把腐败现象降到最低程度。

(3)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坚持教育与监督相结合的策略。教育和监督的有机结合和高度统一,是多年来我国反腐败实践得出的经验总结,也是反腐败规律的科学反映。对于腐败产生的原因,我们党有清醒的认识,即:一是思想问题,二是行为问题。思想问题必须通过教育来提高觉悟和认识,而行为问题则必须加强监督来进行约束。

(4)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始终加强对权力的控制和约束。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明确滥用权力与腐败产生之间的关系。正如胡锦涛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会上所说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现在,一些地方和领域,腐败现象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针对权力监督和制约问题,党和政府不断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控制和约束,特别是加大对主要领导干部的制约。中共十七大报告创造性提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这是对权力的一种解构,有利于针对不同的权力采取不同的制约措施。

三、预防腐败应从根本上消除孕育腐败的温床：体制建设 腐败行为的发生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腐败在中国社会的出现与蔓延是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相同步的。在这之前，官员以权谋私的行为不能说不存在，但不作为一个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关 注和相关政策的实施。这说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腐败行为的发生，再加上改革化和市场化的政策体系中还缺少对党政官员的必要的预防监督，因而为腐败行为的发生增添了更多的机会。

（一）腐败滋生的原因

腐败是一个全球性历史性的难题，季正矩《通往廉洁之路：中外反腐败的经验与教训研究》作者认为腐败的滋生与蔓延的关键是体制因素，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缺少健全和规范化的“预警”和“纠偏”机制，不能在社会机器的正常运转中把其中的弊端予以矫正。张阳生《通向廉政之路》作者认为：腐败与中国传统的人情观或熟人氛围不无关系，“相当一部分当事人是在多次拒绝了其他多种形式的行贿后，最后被这样充满人情味或情味的文化”炮弹“击中的”。

腐败滋生与蔓延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历史的根源，二是现实的根源。从历史的根源来看，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剩余产品的再分配产生了调解与分配的权力，而权力的不正常使用和对剩余产品的非法占有即腐败。另一方面，我国是一个封建统治长达两千年的国家，封建的君臣思想，官僚思想和人治观念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礼尚往来的传统以及权力意识的弱化为腐败提供了温床。从现实的根源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与转型，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质的提高，人们的需求和欲望也在不断增长，在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的诱惑下，在防腐体制的缺乏和不完善的情况下，腐败也随之而来。然而，最终导致腐败的根本性原因主要是权力制约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

（二）权利与腐败的关系 结合我国国情，针对我国的现有制度，我国在法治过程中的权力制约与反腐倡廉建设的关系是紧密结合的关系，权力制约对于反腐倡廉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必须跳出治乱循环圈，以法治腐，以法监督和制约权力，从而能够真正的防止腐败的滋生与蔓延，从根本上防止腐败。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6]有句名言：权力会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产生腐败。而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7]更直截了当的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因此，权力的滥用和失衡是导致腐败的中心环节，以权力制衡和约束权力，可以防止腐败的蔓延与滋生，而权力制衡的机制在全球化法治的背景下，必须以法的形式得到确立，通过法的形式使其更具约束力和强制力，增强权力制衡机制的合法性，从而在根本上得到实施，以保证权力制衡对反腐败的作用，从而防止腐败的滋生。

（三）权力制约机制的完善 世界上有两种管理模式：以规则为主导的法治和以权力为主导的人治。迄今为止，人类绝大部分历史都是在人治统治下进行的，但其发展趋势无疑是逐步走向法治。人类社会形成之初，社会秩序就离不开权力的统治，但人类漫长的历史同时也见证了权力的个人滥用所造成的灾难和危害。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逐渐明白了一个真理，即人认识真理的愿望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任何人都可能会犯错 误，由人组成的任何集团，也可能会犯错误，只是出错的概率可能小得多。权力的滥用和失衡是导致腐败的中心环节，因此权力体制的设计框架和运作机制都要力求结构合理，运行有序，层次分明，环节协调。在当代中国，有关权力制约的研究文献堪称汗牛充栋，关于权力制约的理论思考主要有以下四种范式：

一、权力制约的政治学范式即以权力制约权力。

二、权力制约的伦理学范式即以道德制约权力。

三、权力制约的法律范式即以法律制约权力。

四、权力制约的社会学范式即以社会制约权力。

列宁在其早期的民主思想的基础上，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权力制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对于制约机制的构想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权力运行的宗旨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有权通过一定的途径对权力的运行进行适当的制约。在这里制约国家权力的主体是人们，制约的途径只要是“自下而上”的监督。喻中在《权力制约的中国语境》中指出：权力制约的目标可以提炼为两个方面：其一，促使任何权力都要成为有限的权力，以实现权力的有限性。因为，只有通过权力的制约，实现了权力的有限性才能克服权力的恣意与滥用；其二，促使任何权力都要成为有效的权力，以实现权力的有效性。因为，只有通过权力制约，实现了权力的有效性，才能防范权力的无效和流失[8]。

法治的理想社会是靠法律而不单纯是靠个人的意志或权力来统治，并以此来避免人类因为容易犯错的天性而给自己带来太大的伤害。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法毕竟是由人制定、实施并解释的，人在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都可能会犯错误。这就是麦迪逊在《联邦党文集》中所阐述的人类统治的困难，人类必须接受必然会出差错的统治，同时在统治自己的过程中不断纠正错误并尽量减少犯错误的可能性。法治将希望寄托于人和人之间的权力制衡，希望通过分权制度限制和规范所有人的权力，保证所有人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他们的权力。因此，权力制约机制的完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以权制权，二是以法制权。

1、以权制权

从权力制约角度重新认识人民的政治权利。列宁在其早期的民主思想的基础上他的探索始终围绕一个核心思想展开，这就是以“权利”制约权力。这里的“权利”是指人民的政治权利，主要是选举权、罢免权和监督权。这种制约机制的构想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权力运行的宗旨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有权通过一定的途径对权力的运行进行适当的制约。在这里，制约国家权力的主体是人民，制约的途径主要是“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

在我国，公民的监督权严重失衡。按理说，监督最本质、最主要的是人民的监督、群众的监督，人民群众在监督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衡量监督权力大小的重要尺度。法律赋予了人民广泛的民主监督的权力。但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权力因缺乏明确、具体、有力的保障而不能正常发挥。许多腐败现象就发生在群众的眼皮底下，一目了然，但难以进行有效的安全保障。群众监督之后遭受打击报复的事件屡见不鲜，所以一些群众在意欲监督的时候，还必须反复掂量为此付出的代价问题。没有公开性来谈民主和监督都是可笑的，对被监督的人或相关的事的 内情不知就无法监督。但现实中很多事关监督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在不少的地方和单位，往往越是需要监督的事情，越是被牢牢地封闭，群众即使有监督的决心、信心和勇气，能望洋兴叹。

我国在权力制约机制上首先要注重公民监督权的合法性。在相互牵制的体制中，力图使每个权力行使者都成为监督链条上的一环，尤其是人民群众的监督权，人民权利真实性和广泛性决定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监督的重要性，法律要在立法上更加确立人民监督权利的合法性，要取得合法依据，要更加的明确人民群众的监督权以及监督权的法律效力，使其更具威慑性。同时，要更加注重行使监督权公民的保障制度，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其次，要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新闻媒体不仅是获取政府信息的主要来源，它更是反映人民群众生活，心声的一个重要媒介，也是政府关注民生的一个重要平台。马克思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而我国的新闻媒体并未真正发挥其作用，在某些媒体新闻报道中也缺乏客观性，甚至出现严重的报道失实行为。因此，一方面，政府应加强对新闻媒体的宏观调控，使其合法化，规范化，公开化；另一方面，政府也应该尊重媒体的客观报道，不得以公权力的形式，强制新闻媒体对报道内容的选择，同时在立法上，新闻媒体应该享有自由的新闻报道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的选择报道内容。

2、以法制权

今天腐败为什么成风，大案要案居高不下，论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已经纷纷提出不同的观点进行讨论，腐败既然有那么多的原因和机会产生而难以大清理，反而司空见惯，在某些领域，某种场合，它差不多也可以推定“享有某种权利而他人不得干涉”即腐败的权利[9]，那么是什么东西还挡着腐败而不让其获得权利的待遇呢？恐怕也就是道德了，因为道德，人们不会将其纳入法律的范围，以法的形式确立腐败的权利，同时，默认腐败的存在，其实也是在变相支持着腐败，进而丧失了人民当家作主，取得合法权益的权利，这是不是也应该说法律其实也在变相的纵容腐败呢？例如，法律上贪污罪构成的要件：首先必须是国家的工作人员，采取隐蔽方法将将公共财物非法占为己有，不经过一定程序，是个别人活少数人密谋的个人决定等，从司法实践来看，要定被告人罪，控方必须证明其要件都齐全，并且所控行为的社会危害足以构成犯罪，社会危害轻则不得检控定罪，这是不是间接从法律上维护腐败，保障腐败这项权利呢？

首先在法律事实上，应该以法的形式确立政府的权力，以法的形式确立反腐倡廉的举措，以法的形式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政府权力滥用造成的危害。法治要求使官方的权力行为接受法律的有效治理，强调官方行为与法律的一致性，权力行为既包括权力的滥用，也包括权力的怠用，无论是积极或者消极地违背民意和法律去运用权力的行为，均应成为法治矫治的对象。因此，要限制权力，便要伴之以权力内部关系模式的合理构建，即依据法治之正义、秩序功能来确立权力结构、权力层次与权力要素，在各种基本要素之间以及由要素所组合成的各层 次结构之间作出明确的法律限定，设置各自的法定活动限度。此外，良性的权力和权利关系模式亦是法治的必然要求。在公正有效的行政与保护公民权利免遭专断权力侵犯之间作出平衡，平等地对待政府与公民。强调政府权力的法律限制，不主张政府享有过多的自由裁量权，而应该行使法律设定的权力，只要政府权力得到了法律的真正控制，就能在根本上有效的预防腐败的发生。

其次，在法律意识上，提高公民的反腐意识，真正确立公民的监督权利，使其能真正有效的实行反腐措施，同时，也应提高官员的法律，提升官员的自律意识，注重培养官员的政治素养和个人素养，从而能真正的从思想上抵制诱惑，预防腐败。

《牛津法律词典》将“法治”释义为：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法律的各种特性，它含有对个人的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念和尊严的尊重。在任何法律制度中，法治的内容是：对立法权的限制，反对滥用行政权力的保护措施等，它不是强调政府要维护和执行法律及秩序，而是说政府本身要服从法律制度，而不能不顾法律或重新制定适应本身利益的法律。法治国家的制度支撑之一就是权力制约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不能奉行三权分立，但应该坚持和健全权力的划分与权力的制约、监督制度，无论是不同的国家机关之间、还是同一国家机关的不同部门之间都应当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形成国家和社会的多维制约机制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季正矩.《通往廉洁之路：中外反腐败的经验与教训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2] 张阳升.通向廉政之路[J].新华文摘，1997，（9）.[3]彼得·艾根.《全球反腐网：世界反贿赂斗争》.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4]吴美华.改革开放以来党风廉政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 J ].前线, 2009(2): 33.[5]干以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着力推进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 J ].中国共产党, 2008(4): 16-17.[6]陈保中.夯实反腐倡廉的制度基础[ J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08(8): 19.[7]喻中.《权力制约的中国语境》.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8]《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790页。

[9]李龙.《政治文明与法治国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 [10]（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转引自李龙:《西方法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第二篇：人格魅力、权力制约与法治国家

人格魅力、权力制约与法治国家

[ 张伟 ]——(2004-10-18)/ 已阅13751次 人格魅力、权力制约与法治国家 张伟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苏州，215021）

[摘 要] 最近《南方周末》报道了争议人物——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仇和靠激进手段进行改革和施政的历程。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仇和现象”、“仇和模式”讨论。学者们纷纷发表意见，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对此，笔者认为，当前在我国依法治国的过程中，领导者的“人格魅力”或“权力道德”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但决不能迷信，因其是感性的东西，是极不可靠甚至极其危险的，必须通过理性的手段——法律——进行权力制约。惟有如此我们国家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关键词] 人格魅力 权力制约 法治国家

一、问题的缘起

2月5日《南方周末》以重点篇幅报道了《宿迁改制风暴》[1]，讲述了争议人物——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仇和靠激进手段进行改革和施政的历程。随后有几位学者也各抒己见，参与讨论。情况当然是泾渭分明、各执一词。赞成者立场坚定的认为，仇和是一个难得的好人、好父母官，这从其上任8年来的政绩和民心所向就可见一斑，他的治理经验和改革模式应被广泛推广；而反对者也旗帜鲜明的指出，仇和的所谓经验和模式，实质上是“专制”，是“人治”，是权大于法、以权压法、不依法办事的典型，这与当前我国致力于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是背道而驰的，应当警惕并认真反思。所谓的“仇和现象”、“仇和模式”一时间成为当下学者们争相探讨的话题。笔者在此不揣浅陋也有一点不成熟的看法想一吐为快，还望批评指正。

二、人格魅力——“想说爱你不容易”

“人格魅力”，是笔者在有关“仇和现象”、“仇和模式”的报道中感触到的第一个“关键词”。诚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仇和是一个亲政爱民的好父母官，他在当地百姓中的威望极高。看到这样的报道，我们着实为之欣慰。因为，在老百姓中口碑好、威望高的领导在当前的媒体报道中并不多见，尤其在当前众多高官因贪污腐败不得民心而纷纷落马，甚至还有为数不少潜逃国外的情况下，出现了这样一位好“父母官”，当然为失望的老百姓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这一针效果是好是坏且容笔者慢慢道来。人格魅力，从语词解释的角度看，“人格”是指人的整体精神面貌，涵盖三层意思：其一，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其二，个人的道德品质；其三，人的能作为权利、义务的主体的资格。本文“人格魅力”中的“人格”取个人的道德品质之意；“魅力”是指很能吸引人的力量。[2] “人格魅力”在我国可以说已成为一面“精神旗帜”。孔子的“不义，富贵于我如浮云”，孟子的“富 贵 不 能

作者简介： 张伟（1980—），男，山西古交人，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2003级硕士研究生。淫，贫 贱 不 能 移，威 武 不 能 屈，此之谓大丈夫也。”，荀子的“从道不从君”，文天祥的“人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这些意气风发的千古绝唱，至今仍熠熠生辉。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成为“人格魅力”的最好注解。应该如何正确认识“人格魅力”呢？笔者以为，“人格魅力”在我国成为一面“精神旗帜”与我国居于几千年传统文化统治地位的儒家“人性本善论”密切相关。儒家以“慈母”般的眼光看待人性,对人性持一种完全信任的态度。孔子说人“性相近,习相远”,暗含了性善的因素;孟子进一步发展为性善论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虽然主张性恶论,但他同时又强调只要经过一番修身养性,即可“化性起伪”,成为圣人。性善论经过宋代《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的宣扬,几乎家喻户晓,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新中国成立后,又有 “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神话。[3]从某种程度上讲，“人格魅力”的确在我国历史上有过积极的作用。我国自古以“礼仪之邦”闻名，从帝王到文人都主张“贤人之治”、“以德服人”，十分重视执政者的品质对社会的影响，重视对官吏的治理，虽然其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统治，但也确实造福了黎民百姓，比起贪官酷吏自不必言了。人格魅力往往是与“清官”联系在一起的，谈及清官，我们很容易想到明镜高悬、铁面无私的“包青天”，包公可谓是中国“清官”的化身或代名词。中国人对清官有着浓厚的情结，可谓情有独钟，多少世纪以来,无论多少朝代更替,清官情结依然凝聚在人们心底。“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豫剧《七品芝麻官》主人公的这句唱词成为相当多干部自律的格言。[4]朱鎔基总理就职时也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话,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可见,清官对中国人影响之深。江泽民总书记也强调: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这实际上是要求领导干部们做“现代意义”的清官。因为“清官”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带有封建制度的烙印和一定的“人治”色彩,它从一个方面映了封建社会下法制的软弱,这与我们建设民主法治国家的目标是不符合的。不过，“清官”的秉公执法和高尚品德是值得提倡和发扬光大的，也是我们今天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所必需的。这也是建国后我们也一直重视打击官吏腐败，强调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道德” [5]的重要原因。因为法总归是社会的法，甚至可以说是“人法”,即调整人的行为的法律,是需要“人”来执行的，而人的自身素质对法的执行与维护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为政在乎得人，得其人则善政行”等说的就是此意。从刘青山、张子善的建国第一大案，到最近正法的王怀忠也都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我们还应辨证的看待问题。从建国到现在我国查处的腐败大案要案中，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人”是极不可靠的。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官僚制合理性设计理论中也认为，个人魅力型统治,是建立在某个具有非凡气质的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之上,行政职务不是一种稳固的职业,也没有按正常途径的升迁,全凭领袖个人意志的直接指定,其行政体制的特点是反复无常性。[6]所以，所谓的“人格魅力”、“权力道德”并不理性，只靠人的内心自律而没有外在的刚性的制度、理性的法律加以约束，是极其危险的。建国以来我们党和国家惨痛的教训就是明证。建国之初，毛泽东就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然而晚年却错误地发动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后来，邓小平同志总结得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7]无须饶舌，这里的“不好的制度”当然指的就是我们几千年不加警惕，建国后又始终缺乏清醒的认识的，由“人格魅力”异化所导致的“个人崇拜”。令人欣慰的是党和国家开始深刻反思并着手“权力制约”的理论探讨和制度建设。

三、权力制约——“这是我们的选择”

“权力制约”可谓是一个老生常谈、常谈常新话题。笔者在此并无意也无力纠缠于浩淼的理论海洋之中，只是想承接上文说明：靠所谓的人格魅力“统治”，是极不可靠，甚至是非常危险的做法。“人格魅力”或“权力道德”都是感性而脆弱的，必须有理性和刚性的手段——法律——加以制约。这也就是权力制约。谈到权力制约，就必须首先认识权力为何物。同样由于笔者“内功不足”，在此仅作简要介绍。权力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客观现象。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权力始终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然而，对权力现象的科学认识并非与之同步，且至今没有一个让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据学者们总结，权力理论可分为两大主要流派。一个是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韦伯主义”，其认为“权力是某种社会关系中一个行动者所拥有的不顾反对而贯彻自己意志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所依据的基础是什么。”“我所理解的权力，就是一个或若干人在社会活动中即使遇到参与该活动的其他人的抵制，仍然有机会实现他们自己的意愿。”[8]另一个是帕森斯主义，其认为，权力是一种系统资源，“是一种保证集体组织系统中各单位履行有约束力的义务的普遍化能力。”[9]加尔布雷斯则认为，“权力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其他人行为之上的能力”[10]根据以上关于权力概念的各种解释，笔者感觉权力的特点应该是，为实现掌权者意志的行动的任意性，最起码是可能性，即前提是不加抵抗或限制时。然而，追根溯源，权力起源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需要，就其本质而言，权力乃是一种公共意志，是人类社会和群体组织有序运转的指挥、决策和管理力量。[11]人类的政治发展史表明，权力，作为一种充满魔力的社会客观现象，曾给人类带来过巨大的利益，也给社会造成过深重的灾难，究其原因在于权力的运行是否受到合理有效的制约。当今社会，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还存在差异，权力的所有者与权力的行使者仍处于相对分离的前提下，对权力进行制约依然成为政治现代化和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当代中国，完善权力制约机制亦是通向现代政治文明和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

在权力制约理论方面,西方先哲先行一步。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政治家亚里士多德,他指出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作为构成的基础,即议事机能,行政机能和审判机能。[12]亚里士多德的分权论可以看作是一种萌芽形态的国家权力制约论。继亚氏之后古希腊政治家波利比阿认为在罗马的制度中存在着一种各个权力互相制约、防止对方无限扩张的关系，并认为这是罗马兴盛的重要原因。他断言,如果国家由各种权力互相帮助,互相牵制,那么无论在什么危急的时候,都可以成为一种很坚固的团体,除了这种政制之外,再也不能找出更好的政制。[13]近代资产阶级权力制约学说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洛克和法国的孟德斯鸠。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了立法权、执行权和联盟权分立的主张。他认为,政府权力如果成为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就会成为专制的,而必然会危害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并且明确地提出“用强力对付强力”的原则。孟德斯鸠在国家权力制约与分权理论方面比洛克又前进了一步。他认为,自由只存在于权力不被滥用的国家,但是有权者都容易滥用权力却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14]因此,保障自由的条件就是防止权力的滥用。他主张防止权力滥用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建立一种能够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体制,以确保人们的自由。

从上述西方学者对国家权力制约的论述和历史实践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一切法治国家都需要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否则就会造成权力的滥用。这是一条被人类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客观规律。2.国家权力制约的目的是实现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没有社会公正的国家,人民是没有自由可言的。3.只有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才能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

反观我国，对于国家权力,我们长期以来侧重于道德制约,苦口婆心地劝导掌权者要廉洁自律,克已奉公,或者宣扬优秀党员领导干部的“人格魅力”，号召积极进行“权力道德”建设，却忽视加强法律和制度制约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长期性和全局性,以致出现了严重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这个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就报道的“仇和现象”而言，我们也可以发现，宿迁的官员和老百姓不仅有怨言，还有过集体性的突发事件[15]：如报道中有位官员陪记者在街上闲逛时说：“环境确实改善了，但我们的利益也受损了，这叫享受并痛苦着。”，“我也知道全国不少地方扣工资，但哪个地方像我们这里，扣得简直像苛捐杂税？”。又如仇和从2001年始，将宿迁全市337家幼儿园、122家乡镇卫生院，相继变为民营，对11家县以上医院已有9家完成改制。这导致宿迁市泗洪县幼儿园的老师们在市委门前静坐示威：“不按中央文件将出售的幼儿园收回公办，就罢课。”，这些老师们为不连累吃财政饭的丈夫们，还写好了离婚起诉书，准备“集体离婚”。类似的场景还发生在医院，沭阳县中医院在改制时，数百位职工用大铁锁，将门诊部大楼锁了3天，并宣称，“不答应改回公办，就到北京去上访。”等等都足以说明仇和的改革是备受争议的，其“人格魅力”和“绝对权威”也是值得怀疑和商榷的。仇和自己也承认其改革“确实伤害了一些人”。可见，只靠人格魅力是行不通靠不住的，若不能清醒地认识并解决问题，则后果不堪设想。从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仇和有“中国要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无奈之言，也有“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豪言壮语。这也体现出作为改革者的两难困境。改革的确困难，但是认为“改革可以冲击一切,改革具有特权,”而无视法律的权威则是无稽之谈。改革与法律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就一定意义上讲,改革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意志的体现,如果不能把党的领导规范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那么依法治国就会名不副实。人们习惯于把党的领导理解为“党权高于一切”,一些人会很容易以此把改革当作尚方宝剑,目无法律,目空一切,这对建设法治国家是极为不利的。

众所周知，国家权力制约与依法治国是密不可分的。权力制约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手段，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内涵。法治意味着控权制度的存在和权力制衡原则被遵守。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必然存在权力制约;凡是法治成熟的国家,人民的权利定会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因此,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制约,就不会实现法治国家的状态。

四、法治国家——“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法治是人类文明之树上的一颗硕果，是迄今人类为驯服政治国家权力所找到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近代的法治是从古代法治理论中发展而来的，早在古希腊就有人治和法治之争。柏拉图早期是典型的人治论者，其在《理想国》中主张贤人治国或“知识专政”，他认为“哲学王统治”是最好的治理方式，理想国家是靠贤人的智慧和知识而不是靠法律来掌管的。[16]理由是“尚法不如尚智，尚律不如尚学”。不过晚年的柏拉图却认识到法治的合理性，将法律当作人们追随的“上帝”。[17]“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氏的这句名言在人治法治之争中显得尤为耀眼。他从一开始就反对先师的“哲学王统治”，而主张“法治”。他认为：“凡是不凭感情治事的统治者总是比感情用事的人们优良，法律恰正是没有感情的”“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平衡”，继而，亚氏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指出了今日我们早已熟知的关于“法治”的经典定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到了近代，法治的光芒穿透了人治的黑暗。英国成为法治实践的策源地，英国哲学家哈林顿对人治与法治也有精彩论述，他认为“有完备的法，则有善良的人”，而不是“有善良的人，则有完备的法”。[18]现代法治理论关注的核心是国家权力，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尤其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诚如洛克所论证的：法治的真实含义就是对一切政体下的权力都有所限制。

由此可见，法治从精神到形式都对政府权力的行使提出了要求。法治精神的实质是关于法在与国家和权力交互作用时人们对这一关系所选择的价值标准和持有的稳定心态，既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问题，它回答的是法律是否具有最高权威问题。无论何种形态的社会，总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存在。如果公众心目中认同的最高权威不是法律，而是什么所谓的“人格魅力”、“权力道德”，那么这个社会肯定不是法治社会，即便不是“赤裸裸的人治社会”也只能是“法治面纱下的人治幽灵”。在凡有权力高于法的地方，法都是随执掌权力人的意志而被随意塑造的。这种社会里的法是呈“人格化”的，没有理性而且多变，人们既无法信赖法律也无法依靠法律，这样只能专而投向“人身依附”或“权力依附”，结果就是“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等贪污腐败现象横行于世。当法律的权威远不及一人之言时，其结果便是人人自危、无法无天、国将不国。

法治国家的实现,是以法治理念的确立为先导的。西方国家法治化的历程就肇始于启蒙学派对法治思想的褒扬和推崇。中国要实现法治国家的状态，培育和弘扬国民的法治意识是当然十分重要，然而，笔者认为，在国家没有消亡，市民社会没有完全形成的情况下，树立和培养领导者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则是尤为重要的。从上述报道的仇和的行为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仇和为代表的“很多领导者没有意识到必须依法办事，没有意识到必须依靠建立制度和长效机制解决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或者即便意识到了也不愿意那样做”，“在这些改革举措中，我们看不到法律和制度的影子，而只能隐约看到书记一个人的鼓动和号令，这无异于堂吉诃德式的个人英雄主义”。[19]不管是“个人英雄主义”也罢，“人格魅力”也罢，都突显出领导者们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的匮乏。仔细考察中西方的法治道路，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历史上都曾有过人治与法治之争，但是却走上了不同的治国之路。究其原因，文化传统的大异其趣可谓是“元凶”。如前所述，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无疑占主导地位，而其关于人的核心理念是“人性本善论”。由此出发，在涉及治国方略时,性善论认为,既然人性是善的,就没有必要建立、健全各种法律制度,只要加强道德感化即可。只有在道德感化无法奏效的情况下,才辅之以法律,即所谓“德主刑辅”。这样,法律就成了道德的附庸。其次,在权力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性善论支持权大于法。性善论过分相信掌权者的道德自律,迷信“圣君贤相”,从而放松了对掌权者的警惕,忽视了对权力的法律制约,导致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建国后,我们对性善论的固有隐患始终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盲目地相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就使我们无法从根本上摆脱人治文化传统的羁绊，最终酿成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人祸”，这样惨痛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相反,西方文化则是一种“人性本恶论”文化。柏拉图由早年的典型人治论者转变为晚年法治论者,其重要原因可以说就是他认识到人的统治中混有“兽性因素”。因此,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必须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就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西方对人性的不信任从而产生法治思想,大概始于此。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人类具有罪恶本性,失德的人会贪婪无度,成为最肮脏、最残暴的野兽,这是城邦幸福和谐生活的莫大祸害。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说”更加剧了对人性的不信任。性恶论为法治思想奠定了文化根基。既然人性是恶的,就必须努力健全法律制度,防止人性中的贪婪成分恶性膨胀。[20] 当前,我们要实现由人治国家向法治国家的转变,就必须从根本上屏弃传统的性善论,以理性的、冷峻的甚至苛刻的眼光来审视人性。不要再奢望人格魅力或权力道德的“神话”，否则将始终被“法治面纱下的人治幽灵”所笼罩而无法建成“法治国家”。所以应加大力度宣传人民主权精神,张扬制度优先理念,树立法律至上权威。唯有如此,全社会民主法治意识才能普遍提高,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正确处理好国家权力与法律的关系,从而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Personality Glamour，Restriction of Power，and The Country Governed of Law

key words: Personality glamour;Restriction of power;The Country governed of law Abstract: Recently, Nanfang Daily reported the dispute personage--Chow He, Suqian of Jiangsu Province secretary of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carries on the reform and administrative course by the radical means.This caused a series of discuss about“ Chow he Phenomenon”,“ Chow he Mode”.The scholars express a good many opinions one after another, there are many people agree on it, while another opposite.As to this, the author thinks, during the process of running the country ruling of law in our country at present, “ power morals” or“ personality glamours” of leaders are indispensable, even very important, but we must not superstitious.Because it is a perceptual thing, it is not extremely reliable and even extremely dangerous, must pass the rational means--Law--Carry on power to restrict.Only by this way, can our country becomes the real one governed of law

第三篇：人格魅力、权力制约与法治国家

张伟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苏州，215021）

[摘 要] 最近《南方周末》报道了争议人物——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仇和靠激进手段进行改革和施政的历程。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仇和现象”、“仇和模式”讨论。学者们纷纷发表意见，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对此，笔者认为，当前在我国依法治国的过程中，领导者的“人格魅力”或“权力道德”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但决不能迷信，因其是感性的东西，是极不可靠甚至极其危险的，必须通过理性的手段——法律——进行权力制约。惟有如此我们国家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关键词] 人格魅力 权力制约 法治国家

一、问题的缘起

2月5日《南方周末》以重点篇幅报道了《宿迁改制风暴》[1]，讲述了争议人物——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仇和靠激进手段进行改革和施政的历程。随后有几位学者也各抒己见，参与讨论。情况当然是泾渭分明、各执一词。赞成者立场坚定的认为，仇和是一个难得的好人、好父母官，这从其上任8年来的政绩和民心所向就可见一斑，他的治理经验和改革模式应被广泛推广；而反对者也旗帜鲜明的指出，仇和的所谓经验和模式，实质上是“专制”，是“人治”，是权大于法、以权压法、不依法办事的典型，这与当前我国致力于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是背道而驰的，应当警惕并认真反思。所谓的“仇和现象”、“仇和模式”一时间成为当下学者们争相探讨的话题。笔者在此不揣浅陋也有一点不成熟的看法想一吐为快，还望批评指正。

二、人格魅力——“想说爱你不容易”

“人格魅力”，是笔者在有关“仇和现象”、“仇和模式”的报道中感触到的第一个“关键词”。诚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仇和是一个亲政爱民的好父母官，他在当地百姓中的威望极高。看到这样的报道，我们着实为之欣慰。因为，在老百姓中口碑好、威望高的领导在当前的媒体报道中并不多见，尤其在当前众多高官因贪污腐败不得民心而纷纷落马，甚至还有为数不少潜逃国外的情况下，出现了这样一位好“父母官”，当然为失望的老百姓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这一针效果是好是坏且容笔者慢慢道来。

人格魅力，从语词解释的角度看，“人格”是指人的整体精神面貌，涵盖三层意思：其一，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其二，个人的道德品质；其三，人的能作为权利、义务的主体的资格。本文“人格魅力”中的“人格”取个人的道德品质之意；“魅力”是指很能吸引人的力量。[2] “人格魅力”在我国可以说已成为一面“精神旗帜”。孔子的“不义，富贵于我如浮云”，孟子的“富 贵 不 能

作者简介： 张伟（1980—），男，山西古交人，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2003级硕士研究生。

淫，贫 贱 不 能 移，威 武 不 能 屈，此之谓大丈夫也。”，荀子的“从道不从君”，文天祥的“人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这些意气风发的千古绝唱，至今仍熠熠生辉。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成为“人格魅力”的最好注解。应该如何正确认识“人格魅力”呢？笔者以为，“人格魅力”在我国成为一面“精神旗帜”与我国居于几千年传统文化统治地位的儒家“人性本善论”密切相关。儒家以“慈母”般的眼光看待人性,对人性持一种完全信任的态度。孔子说人“性相近,习相远”,暗含了性善的因素;孟子进一步发展为性善论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虽然主张性恶论,但他同时又强调只要经过一番修身养性,即可“化性起伪”,成为圣人。性善论经过宋代《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的宣扬,几乎家喻户晓,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新中国成立后,又有 “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神话。[3]从某种程度上讲，“人格魅力”的确在我国历史上有过积极的作用。我国自古以“礼仪之邦”闻名，从帝王到文人都主张“贤人之治”、“以德服人”，十分重视执政者的品质对社会的影响，重视对官吏的治理，虽然其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统治，但也确实造福了黎民百姓，比起贪官酷吏自不必言了。人格魅力往往是与“清官”联系在一起的，谈及清官，我们很容易想到明镜高悬、铁面无私的“包青天”，包公可谓是中国“清官”的化身或代名词。中国人对清官有着浓厚的情结，可谓情有独钟，多少世纪以来,无论多少朝代更替,清官情结依然凝聚在人们心底。“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豫剧《七品芝麻官》主人公的这句唱词成为相当多干部自律的格言。[4]朱鎔基总理就职时也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话,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可见,清官对中国人影响之深。江泽民总书记也强调: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这实际上是要求领导干部们做“现代意义”的清官。因为“清官”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带有封建制度的烙印和一定的“人治”色彩,它从一个方面映了封建社会下法制的软弱,这与我们建设民主法治国家的目标是不符合的。不过，“清官”的秉公执法和高尚品德是值得提倡和发扬光大的，也是我们今天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所必需的。这也是建国后我们也一直重视打击官吏腐败，强调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道德” [5]的重要原因。因为法总归是社会的法，甚至可以说是“人法”,即调整人的行为的法律,是需要“人”来执行的，而人的自身素质对法的执行与维护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为政在乎得人，得其人则善政行”等说的就是此意。从刘青山、张子善的建国第一大案，到最近正法的王怀忠也都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我们还应辨证的看待问题。从建国到现在我国查处的腐败大案要案中，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人”是极不可靠的。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官僚制合理性设计理论中也认为，个人魅力型统治,是建立在某个具有非凡气质的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之上,行政职

婚起诉书，准备“集体离婚”。类似的场景还发生在医院，沭阳县中医院在改制时，数百位职工用大铁锁，将门诊部大楼锁了3天，并宣称，“不答应改回公办，就到北京去上访。”等等都足以说明仇和的改革是备受争议的，其“人格魅力”和“绝对权威”也是值得怀疑和商榷的。仇和自己也承认其改革“确实伤害了一些人”。可见，只靠人格魅力是行不通靠不住的，若不能清醒地认识并解决问题，则后果不堪设想。从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仇和有“中国要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无奈之言，也有“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豪言壮语。这也体现出作为改革者的两难困境。改革的确困难，但是认为“改革可以冲击一切,改革具有特权,”而无视法律的权威则是无稽之谈。改革与法律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就一定意义上讲,改革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意志的体现,如果不能把党的领导规范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那么依法治国就会名不副实。人们习惯于把党的领导理解为“党权高于一切”,一些人会很容易以此把改革当作尚方宝剑,目无法律,目空一切,这对建设法治国家是极为不利的。

众所周知，国家权力制约与依法治国是密不可分的。权力制约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手段，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内涵。法治意味着控权制度的存在和权力制衡原则被遵守。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必然存在权力制约;凡是法治成熟的国家,人民的权利定会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因此,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制约,就不会实现法治国家的状态。

四、法治国家——“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法治是人类文明之树上的一颗硕果，是迄今人类为驯服政治国家权力所找到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近代的法治是从古代法治理论中发展而来的，早在古希腊就有人治和法治之争。柏拉图早期是典型的人治论者，其在《理想国》中主张贤人治国或“知识专政”，他认为“哲学王统治”是最好的治理方式，理想国家是靠贤人的智慧和知识而不是靠法律来掌管的。[16]理由是“尚法不如尚智，尚律不如尚学”。不过晚年的柏拉图却认识到法治的合理性，将法律当作人们追随的“上帝”。[17]“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氏的这句名言在人治法治之争中显得尤为耀眼。他从一开始就反对先师的“哲学王统治”，而主张“法治”。他认为：“凡是不凭感情治事的统治者总是比感情用事的人们优良，法律恰正是没有感情的”“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平衡”，继而，亚氏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指出了今日我们早已熟知的关于“法治”的经典定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到了近代，法治的光芒穿透了人治的黑暗。英国成为法治实践的策源地，英国哲学家哈林顿对人治与法治也有精彩论述，他认为“有完备的法，则有善良的人”，而不是“有善良的人，则有完备的法”。[18]现代法治理论关注的核心是国家权力，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尤其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诚如洛克所论证的：法治的真实含义就是对一切政体下的权力都有所限制。

由此可见，法治从精神到形式都对政府权力的行使提出了要求。法治精神的实质是关于法在与国家和权力交互作用时人们对这一关系所选择的价值标准和持有的稳定心态，既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问题，它回答的是法律是否具有最高权威问题。无论何种形态的社会，总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存在。如果公众心目中认同的最高权威不是法律，而是什么所谓的“人格魅力”、“权力道德”，那么这个社会肯定不是法治社会，即便不是“赤裸裸的人治社会”也只能是“法治面纱下的人治幽灵”。在凡有权力高于法的地方，法都是随执掌权力人的意志而被随意塑造的。这种社会里的法是呈“人格化”的，没有理性而且多变，人们既无法信赖法律也无法依靠法律，这样只能专而投向“人身依附”或“权力依附”，结果就是“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等贪污腐败现象横行于世。当法律的权威远不及一人之言时，其结果便是人人自危、无法无天、国将不国。

法治国家的实现,是以法治理念的确立为先导的。西方国家法治化的历程就肇始于启蒙学派对法治思想的褒扬和推崇。中国要实现法治国家的状态，培育和弘扬国民的法治意识是当然十分重要，然而，笔者认为，在国家没有消亡，市民社会没有完全形成的情况下，树立和培养领导者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则是尤为重要的。从上述报道的仇和的行为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仇和为代表的“很多领导者没有意识到必须依法办事，没有意识到必须依靠建立制度和长效机制解决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或者即便意识到了也不愿意那样做”，“在这些改革举措中，我们看不到法律和制度的影子，而只能隐约看到书记一个人的鼓动和号令，这无异于堂吉诃德式的个人英雄主义”。[19]不管是“个人英雄主义”也罢，“人格魅力”也罢，都突显出领导者们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的匮乏。仔细考察中西方的法治道路，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历史上都曾有过人治与法治之争，但是却走上了不同的治国之路。究其原因，文化传统的大异其趣可谓是“元凶”。如前所述，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无疑占主导地位，而其关于人的核心理念是“人性本善论”。由此出发，在涉及治国方略时,性善论认为,既然人性是善的,就没有必要建立、健全各种法律制度,只要加强道德感化即可。只有在道德感化无法奏效的情况下,才辅之以法律,即所谓“德主刑辅”。这样,法律就成了道德的附庸。其次,在权力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性善论支持权大于法。性善论过分相信掌权者的道德自律,迷信“圣君贤相”,从而放松了对掌权者的警惕,忽视了对权力的法律制约,导致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建国后,我们对性善论的固有隐患始终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盲目地相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就使我们无法从根本上摆脱人治文化传统的羁绊，最终酿成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人祸”，这样惨痛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相反,西方文化则是一种“人性本恶论”文化。柏拉图由早年的典型人治论者转变为晚年法治论者,其重要原因可以说就是他认识到人的统治中混有“兽性因素”。因此,人类必须有法律,并

且必须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就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西方对人性的不信任从而产生法治思想,大概始于此。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人类具有罪恶本性,失德的人会贪婪无度,成为最肮脏、最残暴的野兽,这是城邦幸福和谐生活的莫大祸害。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说”更加剧了对人性的不信任。性恶论为法治思想奠定了文化根基。既然人性是恶的,就必须努力健全法律制度,防止人性中的贪婪成分恶性膨胀。[20]

当前,我们要实现由人治国家向法治国家的转变,就必须从根本上屏弃传统的性善论,以理性的、冷峻的甚至苛刻的眼光来审视人性。不要再奢望人格魅力或权力道德的“神话”，否则将始终被“法治面纱下的人治幽灵”所笼罩而无法建成“法治国家”。所以应加大力度宣传人民主权精神,张扬制度优先理念,树立法律至上权威。唯有如此,全社会民主法治意识才能普遍提高,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正确处理好国家权力与法律的关系,从而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personality Glamour，Restriction of power，and The Country Governed of Law

key words: personality glamour;Restriction of power;The Country governed of law

Abstract: Recently, Nanfang Daily reported the dispute personage--Chow He, Suqian of Jiangsu province secretary of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carries on the reform and administrative course by the radical means.This caused a series of discuss about“ Chow he phenomenon”,“ Chow he Mode”.The scholars express a good many opinions one after another, there are many people agree on it, while another opposite.As to this, the author thinks, during the process of running the country ruling of law in our country at present, “ power morals” or“ personality glamours” of leaders are indispensable, even very important, but we must not superstitious.Because it is a perceptual thing, it is not extremely reliable and even extremely dangerous, must pass the rational means--Law--Carry on power to restrict.Only by this way, can our country becomes the real one governed of law.人格魅力、权力制约与法治国家(第4页)一文由www.xiexiebang.com搜集整理，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四篇：公共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

【摘 要】近年来，关于构建公共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公共权力在具体的行使过程中，会受到个人或集团利益的诱使，权力就可能出现异化现象，从而需要对公共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本文从对公共权力概念的分析入手，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公共权力；制约； 监督；综述

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4）05-0360-01

公共权力是为实现公共利益，根据公众意志对社会公共生活进行组织、协调、控制的支配力量，其行使主体是执政党、政府以及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的社会组织。公共权力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必要手段，其运行的实质是对社会利益关系进行调整以实现公共利益。思想家孟德斯鸠则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列宁也曾明确指出，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无节制的堕落。在我国，尽管公共权力的基本属性已获得根本改造，但是，由于制度的缺失、人的自私性以及封建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仍然存在着公权私用、滥用和腐败等权力异化现象的出现。因而，加强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与制约十分必要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历来都是政治学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进入到21世纪后，关于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公共权力的概念

关于公共权力的概念，国内外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做出了各种不同的解说。一个比较常见的观点是：权力就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迫使他人放弃自己的意志而实现某一目的的能力。公共权力也可以理解为公权利，是为管理公共事务而设定的。人类作为群居动物，需要组织起来适应自然环境，因而需要处理许多公共事务，也就需要一种凌驾于社会个体之上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的使命是维护和促进私权。但公共权力自产生起，就与私权利不可避免地产生对抗，尽管对抗的范围、方式各不相同。而且这种对抗性是天然的，不可化解的。试图以公共权力基本目的公共性来否认或者掩盖其与私权利的对抗性是徒劳的。因为公共权力本源自私权利，是私权利的让渡；同时公共权力行使的方式主要体现为对私权利的限制。公共权力在具体的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受种种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诱使，权力就可能出现异化现象，产生腐败，寻租等行为，对私权利构成侵犯，从而需要对公共权力进行约束。

二、公共权力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

权力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即以权力制约权力，其理论上的系统化始于孟德斯鸠，实际应用始于美国建国宪法。其基本原理是将国家权力一分为三，使其在分工的基础上互相制约。

在这一方面，涉及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科学配置权力，并使不同权力之间能够相互制约、相互监督。杨长青认为，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就“要适度分解权力.构建权力之间的制衡关系”，具体而言，他认为可以通过“分解‘一把手’过分集中的权力”、“限制领导干部兼职”、“理顺党委和政府的关系”、“正确处理地方党委和人大的关系”、“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来使各种权力之间形成相互制约。同时他认为还应“建立垂直的监督领导体制”、“理顺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的工作关系”来“要强化专门监督机构的权威，以权力制约权力。“只有从权力内部对权力进行分解，并在此建立一个稳定的、相互制约的权力体系，以权力之间的关系来制约权力”才能有效地控制权力。“强化权力制约的关键是实现权力的合理分工和相互制约”。完善我国权力制约和监督体制，需要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国家机构设置和权力制约监督”，加强“各级权力机关相互间的制约监督”、“国家权力机关对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制约监督”、“行政系统内部的制约监督”、“司法系统内部的制约监督”。吴振钧提出要对权力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合理配置。要在横向上做好“党政合理分权”、“政企合理分权”、“政事合理分权”、“国家机关合理分权”四个方面的工作，同时也要在纵向上使“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科学合理，运行有效”。

三、公共权力的法律制约与监督机制

在强调法律对权力的制约方面，杨长青认为“制约领导干部权力，从根本上说要靠法制。” “依法行政，用法律约束行政主体”、“完善预防和治理权力腐败的法律。加大法律制裁力度”和“建立和完善独立的司法体制”三种途径来加强法律对权力的制约。喻中强调行政诉讼在权力制约与监督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实现行政诉讼制约和监督行政权力的三种方案：提高行政诉讼级别的“小改”方案，由最高法院行政审判庭在各省、市、自治区设立“派出法庭”的“中改”方案，在最高人民法院之下设立相对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的“大改”方案。董长春认为“应当在以法律制度明确权力活动领域的基础上，完成对公共权力私人性的制约。”他针对制约权力提出了三点措施：“以法律明确权力的活动领域”、“以法律确定公共权力的边界”、“以责任制约权力”。以法律制约权力就是“制定严密的法律法规，规范权力的运作过程，控制官员的用权行为，作到依法行权，依法行政。”为了能够达到用法律控制权力的目的，他认为“要设置三道互相衔接的严密防线”，即“行为前的法律控制”、“行为过程中的法律控制”和“行为后的法律控制”。通过这三道防线，对权力进行法律上的制约。姜明安认为，“宪法只有得到有效实施，宪法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才能得到有效实现，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分工与监督制约机制才能真正有效运作”。因此，在公民基本权利遭受其他任何个人、组织不法侵害之时，法院应以不违宪的具体法律进行裁判；当无此具体法律时，法院以宪法作为直接依据进行裁判，这是理之自然。”从法律的角度进行研究成为目前学者们研究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一个重要视角。

第五篇：制约权力的根本在于厉行法治

制约权力的根本在于厉行法治 2012-11-26 第05版：民主法治 作者：马怀德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2538

各种腐败案件一再证明，缺乏有效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是导致权力滥用的根本原因。虽然我们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重在权力制约的制度和法规，对于日益复杂的权力运行环境而言，这种权力制约制度尚不健全，也未充分发挥作用。如何有效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是十八大后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的关键。必须依靠民主力量厉行法治，构建一套有效的权力制约制度并使其充分发挥作用。具体而言，就是要完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充分运用民主权利制约公权力；就是要健全组织和程序制度，运用法治方式约束公权力；就是要强化社会和司法监督制度，运用法律监督方式防止权力滥用。

民主制度是实现权力制约的基础

一把手权力过大权力过于集中是多年来的积弊。虽然我们推出了全委会票决制、差额选举制度等党内民主制度，但是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真正解决一把手权力过大的问题，必须建立健全民主制度，保障民主权利，在保障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等权利基础上，继续扩大民主权利，落实参与权、表达权、知情权、程序权和监督权等新兴权利，通过立法将各种民主权利制度化。重点保障公民参与党委政府决策、参与立法和制度建设的权利，检举控告申诉和取得赔偿的权利，监督和问责的权利，形成人人参与、人人知情、人人监督的民主氛围。

尤其要继续完善民主选举制度，严格控制一把手的用人权；建立重大决策的公众参与民主表决制度，有效制约一把手的决策权。民主参与制度是指受权力运行结果影响的利害关系人，有权参与权力的运作过程，并对决定的形成发挥有效作用。保证公众民主参与权利，可以从源头上预防和惩治腐败。随着互联网手机等新传媒的快速发展，公众参与监督的热情不断高涨，效果也日益明显，显示出反腐的巨大潜力。应当通过立法尽快将听证、陈述、申辩等制度固定下来，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更好地发挥参与原则及制度在预防腐败方面的重要作用。

厉行法治是制约权力的根本途径

实践证明，人治与权力滥用是孪生兄弟。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机制，要有效防止权力滥用，必须摈弃人治，厉行法治。法治的核心要义是约束公权力，保障公民权益。当前中国推进法治的最大障碍在于公权力缺乏边界，行使规则不统一，程序不健全，实现真正的监督和制约则离不开组织和程序法治。应当尽快制定行政组织法和行政程序法，为各种行政行为提供最基本的权力边界和程序规则，规范各类公权力的行使，有效预防腐败的发生和权力滥用。

尽快制定行政组织法律法规，用法律形式规定组织的职能和权限，依法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职权法定。尤其要通过立法将党委和一把手的权力置于法律框架中，运用组织法防止权力滥用。通过完善程序法治，健全公开制度，将公权力活动的各领域、各阶段公之于众，随时接受各方面监督，对公权力的正确行使具有重要的监督作用。公开制度分为两类：一是政府信息公开。即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政府的政务活动等与公民息息相关的信息应当公开。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应依照宪法、法律的规定行使行政权，公民有权知道政府的讨论、决策、执行的情况，有权了解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法律法规的情况。除了行政机关的主动公开以外，公民还可以申请行政机关公开其想要了解的信息，除了法律规定可以不公开的，行政机关必须一律公开。二是公权力行为的公开。公权力行为的做出，与相对人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公民因此享有知情权。公权力的全过程都应公开，接受当事人和社会的监督。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2008年 5月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及社会各界呼吁建立的公务人员财产申报制等，都是利用公开制度预防腐败的重要措施，对于监督政府机关依法行政、建设廉洁高效政府具有重要的作用，必须在此基础上完善公开制度，提升政务公开的立法层级，实现公权力全过程的公开。

完善的立法及制度建设是预防腐败和权力滥用的重要基础。但是，由于一些重要的法律如行政程序法、公务人员财产申报法等重要法律未能出台，还有一些法规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位阶过低效力有限等原因，尚不能有效发挥制度反腐的重要作用，此外，诸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未将下属腐败上级主管部门领导承担责任等写入规定等，我国的行政权力仍缺乏基本的运行规则和程序规则，握有行政审批许可权和行政处罚强制权的各类政府部门仍然享有寻租的巨大空间，用制度管人管事的要求一时难以落到实处。为此，应当加快制定行政程序法、公务人员财产申报法、政府信息公开法、问责法等重要法律，尽快完善预防腐败的法律体系，真正建立用制度管人管事的预防腐败体制机制。

改革和完善党的决策机制。科学合理界定各级党委的决策权，健全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党委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水平。研究制定党委重大决策程序规定，把调查研究、征求意见、法律咨询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党委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发挥全委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作用，推行和完善党委票决制。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广泛征求意见，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健全完善各级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的事项范围和具体操作规则，并向社会公布。完善重大决策听证制度、专家咨询论证、风险评估机制、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和集体讨论决定制度。

强化司法监督是实现权力制约的保障 党内监督和行政监督对于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有效的司法监督同样不可或缺。尤其在公众参与热情高涨、新兴媒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更应该重视司法监督的作用，运用法治的方式制约公权力，纠正违法行为，惩罚贪腐犯罪。尤其要落实宪法原则，确保审判独立，树立司法权威，使司法成为公众信赖的、有效的解纷方法，通过在正当、理性的诉讼程序运作中的平等、自由、充分的表达，防止这种纠纷和冲突升级为更剧烈的对抗性活动。修改相关法律，扩大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等受案范围，降低起诉条件，改革审判方式，扩大调解和解范围。改革两审终审制度，将部分案件的审级增加为三级，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提高司法裁判的公信度，增强司法监督的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