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权力与法治

第一篇：论权力与法治

“权力制约”可以说是一个老生常谈而又常谈常新的话题，权力必须有理性和刚性的手段——法律——加以制约。当前，权力理论可分为两大主要流派。一个是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韦伯主义”，其认为“权力是某种社会关系中一个行动者所拥有的不顾反对而贯彻自己意志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所依据的基础是什么。”“我所理解的权力，就是一个或若干人在社会活动中即使遇到参与该活动的其他人的抵制，仍然有机会实现他们自己的意愿。”另一个是帕森斯主义，其认为，权力是一种系统资源，“是一种保证集体组织系统中各单位履行有约束力的义务的普遍化能力。”加尔布雷斯则认为，“权力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其他人行为之上的能力”。

近代的法治是从古代法治理论中发展而来的，早在古希腊就有人治和法治之争。柏拉图早期是典型的人治论者，其在《理想国》中主张贤人治国或“知识专政”，他认为“哲学王统治”是最好的治理方式，理想国家是靠贤人的智慧和知识而不是靠法律来掌管的。理由是“尚法不如尚智，尚律不如尚学”。不过晚年的柏拉图却认识到法治的合理性，将法律当作人们追随的“上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氏的这句名言在人治法治之争中显得尤为耀眼。他从一开始就反对先师的“哲学王统治”，而主张“法治”。他认为：“凡是不凭感情治事的统治者总是比感情用事的人们优良，法律恰正是没有感情的”“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平衡”，继而，亚氏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指出了今日我们早已熟知的关于“法治”的经典定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到了近代，法治的光芒穿透了人治的黑暗。英国成为法治实践的策源地，英国哲学家哈林顿对人治与法治也有精彩论述，他认为“有完备的法，则有善良的人”，而不是“有善良的人，则有完备的法”。现代法治理论关注的核心是国家权力，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尤其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诚如洛克所论证的：法治的真实含义就是对一切政体下的权力都有所限制。

由此可见，法治从精神到形式都对政府权力的行使提出了要求。法治精神的实质是关于法在与国家和权力交互作用时人们对这一关系所选择的价值标准和持有的稳定心态，既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问题，它回答的是法律是否具有最高权威问题。无论何种形态的社会，总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存在。如果公众心目中认同的最高权威不是法律，而是什么所谓的“人格魅力”、“权力道德”，那么这个社会肯定不是法治社会，即便不是“赤裸裸的人治社会”也只能是“法治面纱下的人治幽灵”。在凡有权力高于法的地方，法都是随执掌权力人的意志而被随意塑造的。这种社会里的法是呈“人格化”的，没有理性而且多变，人们既无法信赖法律也无法依靠法律，这样只能专而投向“人身依附”或“权力依附”，结果就是“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等贪污腐败现象横行于世。当法律的权威远不及一人之言时，其结果便是人人自危、无法无天、国将不国。

在权力制约理论方面,西方先哲先行一步。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政治家亚里士多德,他指出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作为构成的基础,即议事机能,行政机能和审判机能。亚里士多德的分权论可以看作是一种萌芽形态的国家权力制约论。继亚氏之后古希腊政治家波利比阿认为在罗马的制度中存在着一种各个权力互相制约、防止对方无限扩张的关系，并认为这是罗马兴盛的重要原因。他断言,如果国家由各种权力互相帮助,互相牵制,那么无论在什么危急的时候,都可以成为一种很坚固的团体,除了这种政制之外,再也不能找出更好的政制。近代资产阶级权力制约学说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洛克和法国的孟德斯鸠。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了立法权、执行权和联盟权分立的主张。他认为,政府权力如果成为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就会成为专制的,而必然会危害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并且明确地提出“用强力对付强力”的原则。孟德斯鸠在国家权力制约与分权理论方面比洛克又前进了一步。他认为,自由只存在于权力不被滥用的国家,但是有权者都容易滥用权力却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因此,保障自由的条件就是防止权力的滥用。他主张防止权力滥用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建立一种能够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体制,以确保人们的自由。

从上述西方学者对国家权力制约的论述和历史实践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一切法治国家都需要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否则就会造成权力的滥用。这是一条被人类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客观规律。2.国家权力制约的目的是实现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没有社会公正的国家,人民是没有自由可言的。3.只有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才能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

显然，国家权力制约与依法治国是密不可分的。权力制约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手段，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内涵。法治意味着控权制度的存在和权力制衡原则被遵守。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必然存在权力制约;凡是法治成熟的国家,人民的权利定会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因此,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制约,就不会实现法治国家的状态。

第二篇：《权力论》读书笔记

组织设计与发展期末作业

《权力论》读书笔记

学号：201005002385

姓名：彭霞

班级：管理10-2班

学院：商学院

《权力论》读书笔记

书名：《权力论》作者:伯特兰●罗素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阅读时间：2013年12月11日-2013年12月22日

摘要：本文主要从权力的产生，权力的形态、分类，权力来源的信条，权力行使通过的组织，权力与个人组织政体间的关系，权力的道德哲学伦理准则以及对权力的节制等这几个方面来阐述关于权力的观点。全文分为十八个章节，分别是：权力欲的冲动、领袖和追随者、权力的形态、教权、王权、暴力、革命的权力、经济权力、支配舆论的权力、作为权力来源的信条、组织的生物学、权力和政体、组织和个人、竞争、权力和道德准则、权力的哲学、关于权力的伦理学、对权力的节制。

人和动物的区别，属于感情方面的主要区别是，人类的某些欲望跟动物的欲望不同，是根本无止境的，是不能得到完全满足的。在各种无限的欲望中，主要是权力欲和荣誉欲。两者虽有密切联系，但并不等同。大体说来，荣誉欲所导致的行动与权力欲所导致的相同，因此在实际意义上这两个的动机可以看成是一个。权力欲的冲动有两种形态：在领袖身上是明显的；在追随领袖的人身上是隐含的。当人们甘心做一个追随者的时候，其目的是依仗这个领袖所控制的集团来获得他们感到领袖的胜利也就是他们自身的胜利。在社会科学上，权力是基本概念，犹如在物理学上能是基本概念一样。权力和能一样，具有许多形态，例如财富、武装力量、民政当局以及影响舆论的势力。在这些形态中，没有一种能被认为是从属于其他任何一种的，也没有一种形态是派生所有其他的根源。权力和能一样，必须被看作是不断从一个形态向另一个形态转变，而求出这种转变的规律，是社会科学的任务。想把任何一种形态的权力，特别是经济权力这一形态孤立起来的企图，一向是而且任然是许多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错误根源。就权力而言，不同的社会在许多方面是有区别的。

首先，在个人或组织所享有的权力的程度上，各社会是不同的。例如，由于组织的增强，今天国家的权力显然比以前更大。其次，就任何组织最占势力这一点来说，军事专制国家、神权国家、财阀统治国家都是很不相同的类型。第三，在获取权力所用的方法上，世袭的王权产生一种重要的人物，高级教士所具备的各种条件又产生另一种显要人物，民主政治产生第三种，战争又产生第四种。拒不承认个人权力具有一定的限度，在伟大征服者的身上最为明显，但其中有些因素也可以在一切人的身上发现。这是由于这种情形，社会合作不易实现。每个人都喜欢把社会合作看成是上帝和信徒之间的那样的合作，而以上帝自居。因此产生了竞争，需要妥协与统治，产生了反抗的冲动以及随之而生的动荡不安和某一时期的暴力行为。因此就需要道德来对目无政府、坚持自己权力的人加以抑制。

章节之间的联系：

人类的无限欲望，直接体现在权力欲和荣誉欲这两个方面，大体说来，荣誉欲所导致的行动与权力欲所导致的相同，因此在实际意义上这两个的动机可以看成是

一个。对人的权力可以根据权力对个人发生影响的方式或根据与权力有关的组织的类型来分类。个人方面体现为：权力的领导者和追随者。按组织类型分类权力，体现在：军队和警察的权力，宣传的权力和教育的权力等方面，因不同的组织而异。另外，权力还可以分为组织的权力和个人的权力。例如：教权、王权、暴力、革命的权力、经济权力、支配舆论的权力等。因为专断权力十分危险，所以采用竞争这一方式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抑制。“权力和道德准则、”“权力的哲学”、“关于权力的伦理学”这三章主要讨论权力与他们的彼此影响以及之间的关联。最后一章，“对权力的节制”主题是：怎样保证政治不如老虎凶猛，即怎么有效的节制权力。个人认为应该是本书的重点。

个人感想：

对于我们这个年龄和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对权力还没有足够深刻的认知和体验。它或许仅仅只是一个名词而已。我对书中提出的各种观点论断，看过之外仅存脑袋的思考是：权力的实际体现是什么？王权，教权，革命权，这些是我耳熟的字眼却不是能详的历史，毕竟它们的时代，离我们太过遥远。很多人，提到权力这个词，就是抨击不满，似乎它早已是腐败堕落的代名词。当代的权力，我们没有最深刻的体验，毕竟草根一族是大众化的，但是有最深刻的视觉听闻，权力似乎和“拼爹”画上了等号。若要真的问我，权力是什么?我苍白的言语，笨拙的思维，给不出一个合理的注解，但是我可以给出最真实的例子。权力是“恨爹不成刚”的嘲讽；是李天一的护身符，是“干爹”比亲爹好的事实；是富二代的优先发展权；是官二代的直接晋升权；是和你一起站在起跑线，你拉牛车，人家却乘着飞机向前的现状。权力的节制，是要防止苛政猛于虎，那是历史。现在不是苛政，是乱权。要不了人命，却十足毁了人心。面对现状，我们的抱怨起不了多少作用，我们愤怒积怨没有任何意义，那只叫做权力的手我们看得见却摸不着，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握紧自己的手，命运还在自己手里。罗师说，节制权力要从政治、经济、宣传、心里和教育条件等方面来分析，现在这种乱权的现象还能存在，说明节制权力天时地利人和的时机还没有到来。

第三篇：《权力论》读后感

《权力论》读书笔记

班级：管理11-1

姓名：刘鹏鹏

学号：20110500348

5读伯特兰·罗素名作《权力论》有感

很开心在张老师的推荐下，我去购买了《权力论》这本书，并且花了1天半左右的时间将它完整的阅读了一遍。虽然我的理解力有限，仅仅只能领会罗素先生对权力研究的一小部分而已，但也足够我受教了。在认真阅读《权力论》的同时，我时不时也想起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且试图运用《权力论》中“对权力的节制”的观点对其进行解读，经过接近两天的时间分析，我似乎在它们之间寻找到了一些联系，并得出了自己的一些理解。因此我将自己的读书体会分两部分进行阐述，一部分是对于《权力论》这本书的一个整体理解和个人感受，另一部分则是我结合《权力论》一些观点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告的一个个人理解。具体阐述如下：

从《权力论》的开篇起，罗素就明确指出——人，作为物质与精神的完美载体，拥有众多的欲望，但在这之中，唯独“权力欲”是最主要的欲望之一。权力欲是人们追逐权力的根源，是产生社会变化的主要动因。针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经济利益才是人不断发展的基本动机的观点，罗素有着自己的见解——“当适度的享受有了保证的时候，个人与社会所追求的是权力而不是财富；他们可以把追求财富作为追求权力的手段，他们也可以放弃财富的增加来确保权力的发展”。在罗素看来，拥有权力以及对权力的渴望与追逐，是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之一。权力欲是人除了生理需求以外的高级需求之一。人的权力欲表现有两种，在领袖身上是明显的，表现为支配他人等等；而在追随者身上则是隐含的，表现为心甘情愿的受领袖支配，追随领袖，并且深刻的感到领袖取得的胜利就是自己的胜利。罗素认为，从宏观角度看，权力的来源方式和大小程度，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有不同的表现。例如，军事专制国家、神权国家以及财阀统治国家，其权力实施和表现的方式各不相同；而教权、王权、民权等诸种权力形式，其来源方式也不尽相同。但从微观角度看，权力服从的根源基本相同。权力分配不均的现象自人类社会产生起便一直存在，而追随者和领袖们则构成了每个社会中最基本的权力关系。那么何为权力服从之根源？对这个问题，罗素指出——“一切服从的现象，根源都在于恐惧，不论我们所服从的领袖是人还是神。使人服从领袖而成为追随者的动力在于其内心深处的恐惧，服从可以获得安全；而促使人发号施令成为领袖的动力在于因其地位、技能或虔诚信仰而产生的超凡自信心”。基于对权力来源方式的研究，罗素进一步分析了现实社会中教权、王权、暴力、革命权力、经济权力以及支配舆论的权力等多种不同权力形态，详细论述和区分了组织制度下产生的组织权力和因“天赋”或“智慧”等而产生的个人权力。在此基础上，罗素又通过不断考察各种社会历史和现实问题，分别论述了传统的权力、革命的权力以及暴力的权力之间的不同之处。

此外，罗素更深刻地认识到，权力具有不断扩张的特性。他明确提出在社会生活中，个人、组织与政府对权力的“理性化追求”，防止权力欲望的无限膨胀。他所探寻的并不仅限于所谓“权力制约权力”、“法律约束权力”与“多元社会团体规制权力”等这些政治学层面的一般路径，而是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提出了一种全面的权力规制方案。他认为，权力规制需要具备4 个方面的条件———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宣传条件以及心理与教育条件。这四个条件需要协同作用，共同制约权力的无限膨胀，以维护民主。所谓政治条件，就是要在政治上建立多数人统治并保护少数人的机制，通过实现中央与地方分权、公共部门内部分权制 衡以及促进各种社团的繁荣，来约束公共权力；所谓经济条件，就是指实行民主

性的社会主义，通过土地和资本的国有化，实现对经济管理权力的监督；宣传条件则是指，社会应该倡导言论自由，弘扬宽容精神，在科学、文化、艺术领域不强求一致；而心理和教育条件则是指，要教育人民避免激动狂热情绪，消除恐惧、憎恨心理和破坏性，要具有理智生活中的科学气质。罗素还对权力行使者加以道德性规劝。他告诫人们要始终把权力当做手段而不是目的，要让权力结出善果，首先需要有某种善良的目的。这种目的必须在实现后能有助于满足别人的愿望，而且实现目的所用的手段不可使附带的弊端超过目的实现后所得到的良果。在讨论完这三种权力形式的区别之后，罗素话锋一转，进入了下一个更为深奥的话题：权力是如何在社会历史的发展演进中不断形成和实现的。他为此专门安排了一个过渡性的话题，这就是：这些不同形式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回答是：对僧侣和国王表示尊敬的传统是传统权力的来源；而恐怖和个人的野心———这些则是赤裸权力的主要来源；新信仰取代旧信仰这是革命权力的来源。

在这之后罗素还讨论了权力与道德的准则，认为这二者之间并无明显的关系；不仅如此，他还批判了权力哲学，毫不客气地指出：权力欲是正常人性的一部分，但权力哲学在某种明确的意义上却是疯狂的。随后他分析了权力的伦理学——“有权力的人，最终目标应该是促进社会的合作，不是一个团体反对另一个团体的合作，而是整个人类的合作”，“最终统治人类的不是暴力，而是人的智慧，他们求助于人类的共同欲望——追求幸福”。

虽然这些想法始终是积极美好的，但罗素同时也是一个现实的人，他认为仅有这些美好的憧憬与呼声显然是不够的，他在著作的结尾讨论了权力的和缓，指出：“民主政治、公有经济、宣传自由、公民理智是权力和缓所必不可少的四个条件。”换句话说，要使权力之兽始终在理想道路上行进，那么必须使用由这四种材料拧成的缰绳。这也就是如何驯服权力的最终解答。

关于近期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会议决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运用《权力论》对权力的节制的一些观点对其进行了了的一个简单的理解与解读。我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一次进一步压缩政府权力的，释放市场功能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它将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内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在整个公告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体现本次全会决定的关键性语句，它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期许和愿望，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与罗素所表达的“民主政治、公有经济、宣传自由、公民理智”的观点不谋而合。因此，我有理由相信中国会在不久的将来成功实现自己的复兴之梦。

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日渐丰富。但是，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极为严峻的问题，尤其是近几年来，产能过剩、通货膨胀、寻租腐败、地方债务危机等问题层出不穷，极大的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究其这些问题的根源任然是“权力问题”，是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这只“闲不住的手”的“权力问题”。为此，中国政界与学界引发了长达十年的大讨论———究竟我国经济应该选用以政府为主导，还是以市场为主导？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它解答这一困惑，并坚定地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全会的决定体现了“市场能办的交给市场，社会能做的交给社会”这一精神，在压缩政府权力、释放市场与社会活力方面作出了重大突破：一.限制地方政府不得随意投资；二.严格控制预算，使政府支出受限，尤其是“七大支出”；三.精减政府机构，减少审批特权；四.财权与事权对等，减少作案空间；五.强化监督，建立行政体系外的司法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这些措施实施，能够使我们的政府系统减少贪污腐败的作案空间，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能够使我国目前靠投资拉动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调整为以消费为主的稳定性经济增长模式，能够使我们的人民真正享受到经济快速增长的带来的利好，实现“国进民进”的宏伟目标。

针对此次全会决定会带来的主要利好，我将以“农民”、“城市居民”和“企业家”三类人群进行重点叙述。对于农民，第一步，通过使农民的宅基地和农地可以流转，农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土地进行转卖、租赁以及贷款等来增加农民收入； 第二步，通过进行城镇化，改善农民居住环境，解决农民医疗、教育、养老等问题。对于城市居民，开放“单独二胎化”，满足广大市民能有二胎的诉求，同时解决“人口老年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开征房产税，限制投资性购房行为，减小房地产泡沫，进一步控制一二线房价猛增的趋势；建设小产权房，满足广大中低收入的购房愿望，同时间接调控普通商品房的房价；对于企业家，首先，限定民营企业不能进入石油、天然气、电信、电网等行业，其他行业都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甚至包括很多国民关心的金融领域，对此，国家更是决定在31个省市自治区特批31家民营银行；其次，首次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民营资本及外资进入国有企业，同时允许国有资本进入民营企业和外企，充分发挥民营企业法人治理高效灵活的特点及国有企业资金技术雄厚的优势，同时减少经济的行政干预；最后，仅限定外企不能进入粮食、媒体和稀有金属等行业，降低外国资本准入门槛，吸引外资在中国的投资和开发，极大的促进中国经济的繁荣。

诚然，十八届三中全会给了全体中国人民描绘了一幅美好愿景，但是，在决定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它依然会像以往的任何一次改革一样遇到极大的阻碍。具体的阻碍，我个人理解主要会是“意识形态”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比较，可能现在我们在“意识形态”上遇到的阻碍会小很多，主要因为在本次三中全会，政府、各级工作单位与学者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进行了数以千计的实地调研和意愿采集，并且组织多次工作会议进行讨论，与此同时，整个社会对当前社会的种种问题的不满，对改革的集体诉求越来越浓、越来越一致。因此，本次会议决定一经公布，便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响应，在人民群众中达成了广泛的共识。然而，相比较以前的任何时候，改革所遇到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却是空前的。由于长期阶级的固化，而形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当改革触及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必然奋起反抗。而且在他们之中还有不少有权有势之人，他们对改革的抵制会极大的影响《决定》的实施，有时甚至会颠覆我们的共同意愿。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任然任重而道远，它需要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来进行，它需要我们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参与和努力才能实现。

第四篇：论民主与法治

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来源：作者：

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来源：作者：

民主与法治一直是近代以来文明国家的共同追寻。中国自“开眼看世界”以来便对西方民主与法治环境下的文明社会推崇不已，于是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思想引进和制度移植。但由于西方社会自身历史的特殊性以及西方对民主和法治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再加上中国自身传统思想的影响，这条学习之路异常缤纷但十分艰辛。其间思想流派杂陈观点互相辩难，而经由思想催化的制度更是千姿百态甚至自相矛盾，不仅难以与我国国情相契合而体现出先进性，反而有淮橘为枳的尴尬甚至流祸无穷。

因此，明确二者的含义、厘清二者的关系便有很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了。而在我党以大无畏的精神拨乱反正并毅然选择了法治的治国之路后，这种探讨尤为重要。当然，笔者并非对民主与法治做一个系统的正本清源，那需要几本厚厚的专著恐怕才能完成，在此只想对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作一点力所能及的阐述。

一

民主，永远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词语。民主理论源远流长，它从两千五百年前古希腊的文明中持续不断的发展而来，传播到了每个大陆并成了人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主的含义众多，但在现代宪政理论中，民主的基本含义是政治事务中最基本的权利应属于人民。民主能让我们避免独裁者暴虐、邪恶的统治，能保证公民享有更为广泛的基本权利，使人民能够运用自我决定的自由，在自己选定的规则下生活。从民主的发展史来看，民主理念要在国家统治中得到实现，离不开法治。

法治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观念。西方历史上的法治观念源于梭伦变法，至亚里斯多德时已经基本理论化。近代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及与之相应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思想的发展，法治的观念开始广泛传播，并在宪法和其他法律中得到明确肯定和宣布。“法治包含着多重含义。首先法治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视法为社会最高权威的理念和文化。……其次，法治是一种价值的体现。法治不但要求一个社会遵从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法，而且还要求这种被普遍遵从的法必须是好法、良法、善法。……再次，法治是一种以„法的统治‟为特征的社会统治方式和治理方式，它并不排斥社会道德等对人们内心的影响和外在行为的自我约束，但它排斥以人为轴心的统治方式，它奉行„人变道不变‟的哲学原则。”[1]（第99—100页）

民主与法治是现代文明政治制度的主要支柱，但是人们对它们的含义及相互关系的理解却各不相同。然而，无论如何理解，我们都可以发现它们的立足点和价值追求并非完全一致。并且，它们在现实中的表现也迥然有异。

（一）民主与法治并不天然统一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把“民主法治”相提并论。许多学者也认为民主与法治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法治社会必然是民主社会，不是法治社会也必然不是民主社会；反之亦然。但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首先，民主也可能产生专制，即使是我们所推崇的西方式的民主。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沦为工具，法治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于这一点，美国独立革命时期的思想家们就早已发现。杰弗逊曾写道：“一百七十三个暴君必然与一个暴君一样具有压迫性……一个由民主选举产生的专制政府并不是我们奋斗所寻求的目标……集权民主制中的政府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的，它控制除了与代议民主制有关的条件之外的所有方面，它既是实际的，也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2]（第114、263页）事实上，西方式的民主确曾导致过“多数人的暴政”（托克维尔语）或“多人的专制主义”（孟德斯鸠语），如一百多年前美国妇女和黑人的处境，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由自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授权美国行政当局将日本裔的公民关进集中营。而康德则坚持认为，民主是“18世纪的人们理解专制的必要词汇”[3]（第151页）。在一定意义上说，民主的专制比不加掩饰的专制更为可怕。甚至还有人认为，“通过人民定期普选产生领袖的体制称为„民主制‟（democracy）。民主制虽言称„民治‟，却也是少数领袖在统治，是人治的一种。正因为„人民‟无法行使„治权‟才需要政府，需要领袖。”[4]这段话虽然有些偏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民主与法治并不自然的相生相存，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

资产阶级革命以前，人们普遍认为权力来源于神。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学说深入人心。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原来的学说受到批判，认为“人民”是一个集合主体，“人民”的概念不断抽象，也成了神一般的字眼。而权力来源于法律这一学说二战后逐渐被接受。立法、行政、司法的权力统统来源于法律。这样现代法治才有了它的逻辑起点。“法律精确的规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普遍正义和抽象道德原则的具体化。基本法的源泉不是„人民‟，更非人民代表的票数可以任意更动。……”[4]因此，如果法治希望减少法律中的专断因素，那么公众的参与本身也必须服从审查和批评。我们可以发现，人民之所以对民主如此心向往之，绝大多数并不是因为他们真正了解了什么是民主，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在所处的时代，受到了太多学说的鼓吹，或只是对自己崇拜的偶像话语的迷信罢了。贡斯当乃至其后的托克维尔、伯林对民主可能产生侵犯自由的暴政都有过发人深省的论述。

其次，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民主与法治的矛盾更是在很多方面得到体现。

（1）民主社会也并不一定都是法治社会。现实中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往往过于简单。美国的成功，使它变成了民主的象征，似乎只有美国式的民主才是唯一的民主模式。亨廷顿在谈到这一点时说：“人们愿意模仿取胜的典范”，这多少有点成王败寇的味道，但如果把民主政治简单等同于美国模式或西方模式，不顾世事的变迁和自己的国情而盲目追求，后果则令人担忧。如许多发展中国家盲目效仿西方，大搞党派政治，却不顾民主自身的弊端和本国实际发展情况。经常是几十甚至上百个政党争权夺利，结果是“民主政治秀”作足，法治却进展缓慢，甚至造成社会动荡，经济和民生遭殃，更使人民对民主产生幻灭感。二战后，一些国家模拟西方模式，建立起多党制、议会民主的国家，大国如俄罗斯，小国如阿尔巴尼亚、卢旺达。民主不仅没能给他们带来秩序安宁，相反却是官员腐败、治安恶化、争辩频繁，社会秩序、民主制滑向崩溃，法律被束之高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更何谈法治！

（2）同样，法治社会并不一定都是民主社会。反观亚洲一些经济成功的国家和地区，民主的水平并不甚高，可以说是“有法治少民主”的社会，如新加坡和香港。新加坡法治发达，法度严谨，在西方人眼里是个严刑峻法的威权国家，但其经济成就无法否认，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幸福，并且逐步发展出了自己的民主选举制度。世界各国公认香港回归前是一个法治社会，却不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回归前，统治香港的是英王委任而不是香港居民选举产生的港督。港督作为英王统治香港的代表和象征，在香港享有最高的、绝对的权力。当时的立法局、行政局也都只是港督的辅助和咨询机构，其主席由港督担任。但它在有法治少民主的情况下却能维持社会繁荣、稳定。虽然，民主是法治社会的追求，但它们的融合发展却是阶段性的，需要时间的。

正如李光耀在2001年3月1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所总结的经验：“我不认为通往民主的道路只有一条，也不认为只有一种民主。”亨廷顿由此论述不同的文化导致不同的政治选择，政治竞争“不是日本文化，也不是中国或亚洲文化搞政治的方式。这会导致争议和混乱。”[5]（第366页）由此可见，民主与法治并不是天然的相生相存，民主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反而是有其自身缺陷的。并且，它的模式也并非一种。如果离开了法治、宪政和个人的权利保障，民主独立发展的结果很可能是集权主义的暴政。

（二）当然，民主与法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二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统一的，这也正是现代法治所追求的目标。“法治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为民主创造一个可操作的、稳定的运行和发展空间，把民主容易偏向激情的特性引导到理性的轨道，为民主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民主为法治注入新的内容和动力，使法治为保护人权、自由，促进人的幸福生活服务。”[6]“在典型的现代民主社会中，民主是法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治支持民主，民主也兼容法治。法治通过对一切私人的、公共的权力施以必要的法律限制，从而保障了基本人权，支持了民主秩序。”[7]（第259页）民主与法治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虽然二者的运用需要有先后，但在近代政治制度的整体建构上两者在探索中逐步实现了统一。

从法治的历史发展来看，法律信用是法治生成的必然要件，它贯穿着法治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梅因关于社会进步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的经典论断早已为世人皆知，所谓“契约精神”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诚实信用。我们不应把“信用”一词仅理解为民商法领域的特定含义，它实际上也深刻的影响着刑法领域乃至整个法治现代化进程。如果当事人之间绝对信任，就无须对方许下诺言；如果双方之间绝对不信任，那么即使怎么许诺，也不会有契约。因此，契约是“信”与“不信”的矛盾统一体。契约一经形成即具有法律约束力，除非当事人合意解除或者改变。不论是契约的提供者-国家，还是另一方相对人-公民都必须严格依契约办事。法律文本就是契约的内容，适用法律就类似于履行契约，人们可以从契约推断出自己行为的后果。契约的履行须靠双方当事人信用的维护。正是从此意义上，李斯特说，“刑法典是犯罪人的大宪章。……它同犯罪人达成一项文字保证，对他们的惩罚只是当具备法律条件时才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实施。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两句话是一道屏障，保护公民免受国家权威、多数人的权利、利维坦的侵害。”若国家一方因民众的要求突然背弃刑法典撕毁契约，另一方公民也必然不再遵守契约。这样契约便成为一纸空文，作为契约表现形式的法律也就不再具有信用。在“黑哨”问题上，如果代表国家意志的司法机关不顾罪刑法定原则把龚建平定罪，刑法的指引功能将不复存在，人们不能根据刑法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做出正确的预测，那刑法的信用就消失殆尽。推而广之，整个法律体系都毫无信用可言，法治失去了基础，只能等待崩塌的命运。对于法治与民主的关系，托克维尔有深刻的认识。他指出在法国大革命时“民主革命在社会的实体内发生了，但在法律、思想、民情和道德方面没有发生为使这场革命变得有益而不可缺少的相应变化。因此，我们虽然有了民主，但是缺乏可以减轻它的弊端和发扬它的固有长处的东西；我们只看到它带来的害处，而未得到它可以提供的好处。”[8]（第9页）这种认识深刻揭示出第一，没有法治及相关的意识形态建设，民主政治无法立根，甚至会走向反面。第二，法治的确立有助于培养与民主相适应的思想、民情和道德。

对此，我国学者也有深刻认识，林毓生先生曾在考察西方历史的基础上认为“西方较优良的民主国家，如英国和美国，它们的民主是从法治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9]（第91页），并言简意赅的指出：“中国原没有法治的传统，而法治是实行民主的首要条件。”[10]（第298页）他还强烈呼吁要弄清民主与法治的含义。再反思五四一代思想家与保皇党的论战中对民主法治的认识，以及对我国国情的分析都是颇有启示的。[11]（第167-176页）

对于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来说，对民主与法治的分殊与融合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引进西方民主经验的时候，必须仔细考察它特定的孕育背景，必须仔细研究它与本国国情的契合条件。同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却有着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大民主”传统，有着数千年重道德轻法治的传统儒家思想观念影响的国家来说，民主与法治的任务尤其艰巨。我们在推进民主政治时，既要以各方面完备的法律体系代替对个人完美道德的预期；又要防止西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乘虚而入。在增强民主参与意识的同时增强法治观念，再扩大自由完善民主，让社会在稳定的环境中逐步实现民主政治，而不能让激情的民主淹没理性的法治。

二

在了解了民主与法治之间的一些紧张之后，我们再通过一国内法律体系的运行用法律的视角继续审视二者的关系。因为法律体系是一国建构其秩序的必需及实体外化，它的运行与走向深刻体现着各种通向文明社会的思想，民主与法治自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下面我们就以前一段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足球“黑哨”为例继续分析二者的关系。

足球“黑哨”问题前段是广大球迷乃至全国上下议论的热点，同样也引起了众多法律界、学术界人士的关注。大家对足球“黑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看法，见仁见智，众说纷纭。①“黑哨”道德品质恶劣，惹得热血球迷群情激愤。一时间，似乎不杀“黑哨”不足以谢天下。于是随着龚建平的被逮捕、高检通知的出台、人大常委会立法建议的提出，许多人为之欢欣鼓舞，似乎唯如此才是正义得以伸张，民主真正实现的法治国家。但从法治的含义和要求看，冷峻的罪刑法定原则却似乎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直令民愤难平。它不仅涉及到刑法的领域-民主与法治在罪刑法定原则面前交锋，更可以看成是民主与法治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冲突的一个缩影。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黑哨”应以贪渎行为定罪量刑。但“黑哨”问题定罪的难点却有很多，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难：“面目模糊”的中国足协性质难以界定，二难：裁判是不是法律规定的国家公务人员，三难：执哨足球是否属于执行“公务行为”。这三个问题直接决定着“黑哨”是否定罪，或者该定何罪的问题。在我国的《刑法》中，涉及受贿的罪名有两项：受贿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这两罪的主体都是特定主体，前者为国家公务人员，后者为公司企业人员，其他行业中的贪渎行为还没有经过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的确认。也就是说，如果“黑哨”裁判不属于上述两种特定主体，他就不应该受到刑罚的追究。而裁判的身份性质问题正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至今没有达成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而根据法治的重要原则-“罪刑法定”的原理，则无法对其定罪。

罪刑法定原则，即什么行为是犯罪，对犯罪行为处什么刑罚，都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原则，或者说，除非法律有明文规定，否则行为不构成犯罪，也不能对行为人施以刑罚的原则。[12]（第131-132页）罪刑法定原则的提出，体现了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以及对人权的尊重，在刑法发展史乃至整个法治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罪刑法定与罪刑擅断相对，在一定程度上其本身也是民主与法治斗争的产物。当然，罪刑法定并不是只要写在刑法典中就能得到实现的，相反，它需要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法律文化的发达和法治观念的进步。它和法治中的许多原则一样体现了民主与法治的对立统一。

当透过罪刑法定原则再去关注“黑哨”问题时，我们必须厘清民主与法治的关系，群情激愤的民主不能越过理性的法律边界。否则，法律权威丧失，法律信用无存，结果将会是得不偿失。民主应该在法治的引领下在健康的轨道中运行以实现其终极目标。

第一、树立法律权威，确立法律信用-民主的法治要求

民主追求的是大多数人的参与。为了更好的实现民主就需要饱满的热情、煽情的话语和昂扬的斗志，因此，人的因素无可避免。但法治却崇尚理性，“法律主治”需要树立起法律的权威。人治与法治最根本区别即在于树立起以宪法为核心的整个国家法律体系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使法律成为解决社会纠纷的最权威力量。民主的激情需要法

治的理性加以引导控制。

有人说“黑哨”问题引起了极大的民愤，象这样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能依刑法定罪，那还说什么法治？说什么法律体现了人民的共同意志？易言之，对“黑哨”道德审判的诉求大大超过了现实法律的诉求。让我们冷静的想一想，民愤到底是不是定罪的根据？能不能因为人民气愤就以刑罚手段来处理问题？有罪和违纪、违法、违规是不同的，坏人就一定是罪人吗？国家的法律是有层次的，其责任的承担也是各不相同的。为什么会有法律、法规、条例、纪律等不同的规定，道理就在于此。如一味地因民愤极大而置刑法的规定于不顾将“黑哨”定罪，那法律岂不又沦为“防民工具”，成为当权者手中的令牌，既可以随时拿来挥舞一番，也同样可以随时将它束之高阁。人民心中原本神圣不可动摇的法律也在“民愤”面前任人摆弄、任人曲解，而显得那么的软弱无能。

法律若想在现实中真正树立起权威，除了理论的精辟分析，宣传的大力倡导外，关键还在于确立法律信用。法律无信用，法治必然难以展开，人民的权利将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法治也就很难成为民主的要求了。在当代中国，法律权威不高，人们有法不依，执法人员执法不严，遇到纠纷当事人不愿求助于法律而是寻求其他解决途径，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法律信用的缺失。

法治需要树立法律权威以维护法律信用，而民主则要求严惩不法行为以实现广大人民的意愿，如何才能较好地处理这对矛盾呢？这就迫切需要为民主创造一个可操作的制度，将民主纳入法治的轨道之中。就“黑哨”而言，笔者认为最符合法治原则的解决方法就是启动刑法修正案，将“黑哨”问题及有关需要定罪的行为科学、客观、准确的加以规定，并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只对以后再出现的类似情况予以适用。毕竟，刑法具有极大的刑罚权，能直接剥夺公民的财产权、人身自由权、政治权，甚至生命权。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而草率地将“黑哨”予以定罪，虽然可以一时平息民愤，满足人民的民主要求，但给法治带来的危害却是深远、长久的。

第二、权力制约，权利保障-法治的民主要求

法治不单单是法律的统治，依法而治，它还“内含着平等、正义、自由、善德等社会价值，推行法治也就是在促进社会的价值。”[13]（第608页）这些社会价值归根结底反映在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上。权力制约原则是指国家权力的各部分之间相互监督、彼此制约，以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14]（第101页）在历史上权力制约是一个普遍性的规律，政治家、思想家对权力制约问题的阐述很多，尽管他们分析的角度、语言的表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建立、健全权力制约机制是建立民主制国家的基本环节。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赋予法治以现代概念。如果法治没有民主的注入，将显得僵化而不能体现保护人民的价值追求。因此大多数杰出的思想家都选择了权力制约的机制以保障权利。

围绕“黑哨”问题是否适用罪刑法定原则的争论其实也反映了法治的民主要求的现实。罪刑法定首先意味着立法权与司法权严格分工。刑事立法权只能由国家立法机关行使，而司法机关只能严格执行立法机关所颁布的刑法行使司法权，而不能介入刑事立法领域。其次，罪刑法定原则还意味着以立法权限制司法权。[15]（第96页）这种限制途径主要表现在：排斥习惯法、禁止类推和事后法的禁止。这样能较好的限制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对行为的定罪和量刑，均应严格按照刑法条款的规定，也有助于司法人员树立严肃执法、依法定罪判刑的法治意识，消除曲解法律、无视法律的错误观念，为司法公正打下基础。反之，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实行专断的权利，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16]（第156页）

在“黑哨”定罪的问题上，有人还想到了司法解释这一途径。按照我国法律规定，“两高”的司法解释的效力是可以溯及既往的，也就是说，如果一旦相关的司法解释出台的话，凡是1997年刑法颁布以后出现的情况都是可以适用（当然包括已经发生的“黑哨”事件）。但不论司法解释把裁判界定为国家公务人员还是公司企业人员，无疑是将该罪名的主体进行了扩张解释甚至是类推解释。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类推解释是禁止使用的，而扩张解释一般也只适用于有利于被告人的情形，此司法解释将使被告人陷入不利状态，因而也是有悖于法律解释原则的。由此推而论之，在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有许多新事物涌现，如果纷纷以司法解释为准，那么立法意义何在，法律权威何存？于是，在洛克的设想中原本最软弱的司法权逐渐扩张，甚至有可能改变立法者的初衷而形成司法权专断，最终造成对人权的任意践踏与损害。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法治的民主要求：权利保障。权力制约乃至法治的最终目的都在于保障人的权利。这也是民主的精神之所在。民主理论认为，法律的力量在于它承认和保护个人的尊严和权利。为了保护人的尊严和权利，最重要的是让人们通过他们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制定代表民众利益的法律，这就是法律力量的源泉。这也随之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宪法和法律的合法性是主权人民行使自治权所授予的权威制定的。人们受法律的约束，因为法律表达他们的意志。反之，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政策和法律就不具有合法性。因此，在法治社会中的法必须是民主的法，必须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法。黑哨问题的讨论焦点-罪刑法定原则正贯穿了民主的精神，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一方面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另一方面对一般人权利的保障。它明确向公民昭示了何为犯罪行为，何为合法行为，使公民的法律自由空间得以确定，行为的自由度也可以发挥到最大限度，从而有利于公民个人权利的充分行使。试想，如果适用司法解释而进行类推或扩大解释的话，那么，固定了民主意愿而确定了行为方式的法律轻易地便失去了它的确定力。于是，今天是他的权利明天可能是你我的权利便可能同样轻易地被解释掉了。②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是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民主的精神之所在，法治若失去这种民主的要求便不成其为法治。同样，这当然也是我国依法治国战略的主要目标，并且在我国的法治实践中得到体现。如罪行法定原则的确立，使在1997年修改后的刑法的价值取向更倾向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和一般人的权利和自由，这有助于我国法治水平的提高。我们应沿着这个正确的方向发展，而不可被一时的激情冲昏了理性。

结语

民主与法治都是人类文明进步所一直追求的价值目标。人们不能抛开民主片面地强调法治，更不能因一时的冲动而使法治受到毁损。尤其是对我国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才是民意所在，才是最大的民主。为此，民主必须体现其法治的要求-树立法律权威，确立法律信用；而法治也同时体现其民主要求-权力分立，权利保障。民主只有在法治的引领下才能有序稳定的运行而不致脱轨。这样，民主与法治相互结合、相互促进，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才能真正得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得到最终保障。

如上所分析的“黑哨”问题所引发的民主的激情虽然表现出民众对“法治”的向往和追求，对消解传统理念、暴露现实缺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必须以法治的理念理性的加以对待，否则过犹不及。在建设法治的道路上，让我们谨记：“民主需要激情，法治需要理性！”

第五篇：论领导的责任与权力

论领导的责任与权力

在我们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域，无论是党员干部，还是普通的员工，都工作在不同层次、不同岗位上，不管工作职位的大小、高低，干什么工作，必然都承担着一定的工作责任和拥有相应的工作职权。只有正确地履行岗位职责，严守岗位责任，才能有紧迫感和压力感，把工作做好。当然，世界上不存在无责任的权力，也不存在无权力的责任。不承担任何责任或者权力大于责任，就会导致特权或权力滥用；同样不赋予任何权力或权力赋予的不适当，也会导致责任消减或责任推诿，因此在合理配置权力的时候，就要遵循权责相称的原则。

一、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把握好权力与责任的关系

权利问题也是世界观问题。权力本身具有两重性，用好了，造福人民，用得不好，也会造成危害。手中掌握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不是私有财产。为人民掌权，还是为个人掌权，历来是两种不同的权力观。能否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对一个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为具有重大影响。要牢记党的宗旨，认真实践“三个代表”，殚精竭虑，一心为民。正确把握权利与责任的关系，是领导干部自身素质高低，表率作用强弱的重要标志，必须破除极端个人主义思想。避免利诱和人情在正确运用权力过程中的影响。所谓利诱就是指金钱、美色、名利、职务等诱惑；人情主要是因为同事、亲友、部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关系搞人情大于原则，这些问题究其根源是极端个人主义作祟，与学习实践“三个代表”活动是格格不入的。我们要从事关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高度，加强党的执政建设和保持党员先进性的高度，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二、明确工作职责，处理好权力与责任的关系

明确个人工作职责，知道应该干什么、能干什么。正确履行本岗位的职责，秉公办事，不谋私利，过好名位关、权力关、金钱关、色情关、人情关。更要增强责任感、事业心。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曾播出了一位领导干部在畅谈学习“三个代表”体会时讲的一段话，他说：“为官莫忘责任重。党员干部实践三个代表的关键是要自觉地增进同群众的感情，感情问题解决了才能把作风转变过来，才能闻得民间疾苦声。”“为官莫忘责任重”多么耐人寻味的一句话，领导干部只有公正无私用好手中权，鞠躬尽瘁，勤政为民，才无愧于人民公仆的光荣称号。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党员、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必须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如果权力与责任相脱节，就会成为谋私腐败的工具。用权为民，还是以权谋私，始终是对党员干部的严峻考验。一个事业心、责任感很强的人，自然就会把手中的权力用在事业上，所以责任感事业心是公正用权的基础。

三、加强理论学习和党性修养，遵循权责相称原则

要想长期正确把握和处理权力与职责的关系，一是必须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作为共产党员，如果放松了学习，思想就会落后于形势，就会丧失先进性，就会使精神世界陷于低级趣味，难以抵挡物欲的诱惑。加强理论学习，要坚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思想政治修养，提高精神境界，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真正懂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的主人，摆正“主人”与“公仆”的关系，想群众之所虑，急群众之所难，关心群众的具体利益。二是必须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增强党性观念，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共产党员要有党的意识，这是对党员最起码的要求。三是要遵循权责相称原则。明确的分权、授权能够有力地提高管理绩效，使之有职、有权、有责。同时，加强对权力和履职情况的监督。有了有效的监督才能真正落实授权，有了充分的授权，才能使管理有层次，系统分明，也有利于政令畅通，指挥有力，管理效率提高加强工作责任心。否则会造成管理中的大事管不了，小事又管不好的结果。

四、年轻干部更应把握处理好权力与责任的关系

赋予年轻干部处理工作的权力，是领导对年轻干部的信任和期望。作为年轻干部必须把握住两条：一条是决策正确，符合实际和规律；一条是作风正派，真心实意为人民大众办事。二者缺一不可。年轻干部使用权力时，必须牢记党的嘱托，时时处处体现人民的愿望，要把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支持不支持、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考虑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始终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在对待权力的问题上，应让组织去考虑和安排，自己的态度一是不伸手，二是不集揽，三是不滥用。年轻干部要清正廉洁，公道正派，更多地用人格的力量去影响他人。不要把权力看成是一种可以炫耀的荣誉和待遇，应把它看成一种历史责任和社会义务。无数事实证

明，我们的党员干部不论职务高低，党龄长短，只要廉洁从政，勤政为民，就必然受到群众的爱戴和敬仰；谁要违背党的宗旨，以权谋私，就必然身败名裂。

权力是实现职责的必要手段,实现职责是行使权力的目的，权力与责任是一致的，不可分离的。理解、把握、处理好权力与职责的关系，就是要向党和人民负责，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谨慎地用好自己手中的权力，防止滥用权力。同时又要克尽职守，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敢想敢干，大胆决断，办更多的事，才能不负党和人民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