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相互依赖读后感

第一篇：权力与相互依赖读后感

《权力与相互依赖》读后感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大师，代表作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冲突》（1984），并与约瑟夫·奈合著《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2001）。他是当代诠释和发展世界政治理论的经典大师。在其学术生涯中，基欧汉一直身处国际关系理论论战的核心。《权力与相互依赖》由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合著，是一部颇有理论建树的力作。1977年，该书第一版出版，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派挑战（新）现实主义理论霸主地位的开始，构成新自由制度主义兴起的理论基石；1989年，该书重版并增加了对批评的回应；2001年该书第三版出版，两位学者将全球化、国际机制与相互依赖概念相整合，指点国际局势，激扬文字，对21世纪初的世界政治进行严肃的理论分析，成为代表新自由制度主义发展的巅峰之作。

自1977年以来，该书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引用频率最高的著作之一，被美国学者视为“不可替代之作”。20世纪60、70年代，国际关系出现大分化、大组合，一度有美国霸权衰落之说。对此，美国学术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和政策建议，而《权力与相互依赖》的复合相互依赖模式公认是最有解释力的理论之一。本书是两位著名学者的双剑合璧之作，既有理论上的深度建构，也有实践上的指导价值。尽管作者强调自己的研究重心是国际体系不断变化的性质及其

理解（并称之为政策前提），其目的在于确立理论框架，提出理论解释新模式，但从本书的结构来看，提供美国外交对策乃是应有之义。“征战沙场。剑强于笔；长远观之，却是笔指导剑”恰是本书的点睛之笔。

1997年《权力与相互依赖》的出版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派挑战新现实主义理论的霸主地位的开始。自出版以来，该书被美国学者视为“不可替代之作”。由此可见本书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权威和重要性。

本书认为随着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深,相互依赖已被用来作为一种制约他国的权力资源,事实权力并没有从相互依赖中分离出来,而是有力诠释了相互依赖。随着相互依赖的逐渐深化,民族国家利用相互依赖而带来的各种条件和机遇,维持和增强国家的权势,提高国际地位。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这是因为旧的世界格局正在崩溃，世界变得相互依赖，传统的议程无法界定我们所面临的威胁，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随着跨国社会运动等非领土行为体的出现，传统的领土作用在减弱，他认为恰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言的作为经济单位额国家有可能消失。传统主义不能理解，将其称之为全球主义谎言，他不关注于这些反驳，在他看来，这如同关注一个针尖上能有多少个天使跳舞的中世纪经院式争论一样。

罗伯特·基欧汉他并不认为当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时，国际冲突就无影

无踪，相反，国际冲突会以新的形式出现，甚至会呈现上升态势。也不能将相互依赖完全局限于均衡的彼此依赖，最可能影响的行为体应对过程的是依赖的非对称性。

权力一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概念，而理解权力在相互依赖中的作用必须区分敏感性和脆弱性二者之间的关系。所谓敏感性是指某政策框架内作出反映的程度。就依赖的代价而言，敏感性指的是试图改变局面而作出的变化之前受外部强加脆弱性是行为体因外部事件强加代价而遭遇损失的程度。罗伯特·基欧汉认为脆弱性相互依赖包含战略意义，而敏感性相互依赖恰恰缺少这一点。这并不意味着敏感性在政治上是不重要的。而试图操纵相互依赖的战略有可能导致战略反击。仅仅依靠经济手段对抗严重的军事威胁有可能是无效的。在此意义上，与经济力量相比，军事力量是处于支配地位。相互依赖影响世界政治和国家行为，而政府行为也影响着像话依赖的模式，政府通过制造或接受某些活动的程序、原则或制度来调节跨国关系，国家间的关系，将这些控制性安排为国际机制。国家机制可由国家之间的协议或条约组成，如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回忆上的安排，国际机制也可以是暗含的，如二战后的美加关系。当然如果不存在一致同意的规范和程序或规则，无机制情况就会出现。

所谓国际体系的结构即同类单位的能力分配状况。其中国际政治体系中最重要的单位是国家，有关能力被视为其权力来源。而国家机制是国际体系权力机构与该机构的政治、经济谈判的中介因素，即对其有着正式或非正式的影响。

国际机制的变迁往往非常重要，因为国际机制的变迁，新的机制影响着世界的很多方面，就像非歧视贸易原则的确立一样，改变了世界贸易的旧貌。但是从某种意义而言，某些国家面貌也改变了国际机制。

在关于现实主义与复合的相互依赖方面，罗伯特·基欧汉推导出一个具备如下经济特征的世界，国家间存在着现实或潜在的冲突，国家随时都有可能动用武力，每个国家都力图保护自己的疆土和利益免受现实威胁。只有强大的国家才有可能存在下去。其中复合相互依赖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各社会之间是多渠道联系的，二是国家间关系的议程包括很多没有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问题，三是当复合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是，一国政府不再本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对他国政府动用武力。复合相互依赖三个主要特征导致不同的政治过程，而这些政治过程将权力资源转化为控制结果的权力。在现实主义的世界里，军事安全将是国家的首要目标。甚至影响到那些不直接涉及军事实力或领土防卫的问题。

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在复杂的环境下，国际组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国际组织可以确定某些重要问题，从而帮助政府决定事务的轻重缓急次序或机构间委员会及其他政府内部安排的性质。如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环境回忆的召开，促使美国重要部门集中关注防止世界粮食短缺问题。也帮助促成世界政治中的潜在联盟。对于稳定世界秩序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相互依赖的持续加强，全球化趋势进程的不可阻断，国际社会的整体性得到加强，全球意识得到张扬，霸权意识和行为越来越不得人心，甚至威胁世界和平。虽然强权即公理的时代已经过去，国际社会也无法容忍赤裸裸的强权和武力征服。但权力无疑是政治领域的通行证，无论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特别是隐藏在国际秩序和国际制度背后的权力框架，这种制度性强权或结构性暴力，它更具合法性，也更难以更改。权力还是权力，只是给自己加了个精美的外壳。因而权力概念非常重要，它不仅仅是理解摩根索权力政治理论的钥匙，也是理解世界政治的钥匙。

第二篇：《权利与相互依赖》读后感

《国家与市场》读书笔记

战后，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变得越来越密切。

但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政治和经济仍然彼此分离，各自孤立，难以充分阐明和解释许多重要的问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欧美有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开始对国际政治中的经济因素和世界经济中的政治因素给以越来越多的注意，并且努力把国际政治学和世界经济学结合起来，加强对国际关系的综合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得到引人注目的发展。在这批开创先河的学者中。著名的英国国际关系专家苏珊·斯特兰奇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

在《国家与市场》中，斯特兰奇深入浅出的评价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理论基础和主要流派的观点，特别是指出了联系性权利和结构性权利的区别，用四个基本结构——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以及四个从属结构——运输、贸易、能源和福利这种新的模式综合分析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剖析国际上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现象，比罗伯特·吉尔平等人的代表作更具理论概括功夫。

开场白中荒岛的故事所阐明的一个简单而又重要的观点是：我们必须首先考虑人类设法通过社会组织提供的基本价值观念，即财富、安全、自由和正义。接着我们可以认识到，不同的社会（或不同的时期相同的社会）在产生这每一种基本价值观念的同时，总是对四种价值观念作出不同的先后安排顺序。所有社会都需要生产食物、建筑住房和制造其它物质产品，但是有的社会最优先安排物质财富的生产。所有社会都需要很好的加以组织，以便使个人得到更大程度的安全，免受来自本国或国外其他人的暴力伤害和凌辱。但是有的国家把秩序和安全放在第一位。事实上，社会有组织的生活比个人孤立地生活更具有这两大优点，正是在于与其他人的联系可能增加财富和个人安全。不管怎样，社会组织的确带来了对自由的若干选择，即带来了个人的选择权；因此一旦有了社会，就要作出安排，为个人或集团提供一些财富，一些安全，一些选择的自由和一些公正。因此，在不同的基本价值观念的组合比例方面，各个社会是有区别的。如果不仔细观察经济生活中权利的作用，就不可能学好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各自对四种基本社会价值观念作出轻重缓急顺序的安排方面是大相径庭的。不同制度反映出财富、秩序、公正和自由四种观念不同的比例组合。从根本上说，决定这种组合的性质的是权利问题。

正是权利决定了权威和市场的关系。除非施展权利和拥有权威的人的允许，市场不可能在政治经济功能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私营市场经济和国营统治经济之间的差别不仅在于政府给予市场经营者自由的程度，而且在于市场运转所处的环境。这种环境也反映了权利的分配。不管环境可靠不可靠，稳定不稳定，或者是繁荣还是萧条，都反映了拥有权威的人所作出的一系列的决策。因此，不仅权威对市场的直接权利至关重要。而且权威对市场运转的环境或周围条件的间接影响也至关重要。

该书认为，在政治经济中使用的权利有两种——结构性权力和联系性权力，但是，世界体系里国家之间和降级企业之间正在进行的竞赛中，结构性权力越来越比联系性权力重要。按照现实主义者作者在国际关系教科书的传统说法，联系性权力就是甲靠权力使乙去做它本来不愿做的事。1940年，德国靠联系性权力迫使瑞典允许德国军队穿过它的“中立”领土。美国凭借它对巴拿马的联系性权力支配了巴拿马运河的航行条件。另一方面，结构性权力是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其他国家及其政治机构、经济企业、科学家和别的专业人员，都不得不在这些结构中活动。结构性权力不只是指确定议事日程或“设计”包含了支配国际经济关系的惯例和规则的国际机制。这是结构性权力的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美国的结构性权力对小麦和玉米交易的影响使得买卖双方可以进行套头交易，即使苏联购买粮食，也会采取这种方式。伦敦的“劳埃德”是国际保险市场上的一个权威机构，它允许小保险商或承保人把大风险“卖给”再大的保险商，从而使该体系的运营以完全能承担和管理大风险的大国和大保险商为中心。需要保险的人必须照此办理。简而言之，结构向权力就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就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或国家与公司企业之间关系框架的权力。如果有一方在相互关系中也能决定周围的结构，那么各方在相互关系中的相对权力就会增大或减小。

结构性权力不只存在于单一的结构中，而是存在于四个各不相同但互有联系的结构中。其设计的图像是一个有四个面的棱锥体或四面体的，每个面都与其它三个面接触，并且依靠它们才在这个棱锥体中占有一席之地——对安全的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贷的控制以及对知识、信仰和思想的控制。因此，结构性权力存在于能够控制人们的安全的人那里落叶存在于能够决定和支配商品和劳务生产方式的人那里。第三，结构性权力存在于——至少在所有发达国家，不管是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或者两个人的混合——能够控制信贷供应和分配的人那里。第四，掌握知识、能够全部或局部的限制或决定获得知识的条件那些人，也可运用结构性权力。

结构性权力的四个来源：

一，只要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威胁着个人的安全，为别人提供免受威胁的保护手段的人，就能在食品分配或司法等非安全事务方面使用权力。对安全的威胁越大，人们愿意付出的代价越高，接受提供保护的防御力量本身将会对它所保护的人带来另一种威胁的风险也越大。就国家而言，感到自己既不安全，把自己看作向现存秩序及当时本地区流行的意识形态挑战的“革命”国家，十分不愿意付出代价并接受军事政府和诸如秘密警察之类“国家安全”力量的统治的风险。政治经济学中的安全结构就是由于某些人为另一些人提供安全防务而形成的一种权力框架。保护者，即提供安全的人，获得某种权力，使他们得以决定，也许还能限制其他人面临的选择范围。在运用这种权力时，提供安全的人也为自己在财富的生产或消费方面取得了特惠，并在社会关系中取得了特权。因此，安全结构必然会对经济中谁得到什么产生什么影响。谁也不能忽视安全结构。

二，生产结构可以定义为决定生产什么，由谁生产什么、为谁生产，用什么生产和按照什么条件生产等各种安排的总和。生产结构涉及参加劳动的人们和他们通过劳动创造的财富。它们可以得到畜力或机器的帮助。他们的努力也许会得到慷慨的大自然的辅佐。但是生产结构主要涉及劳动者如何组织起来和他们正在生产什么。在政治经济学中，生产结构就是什么创造了财富。

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权力是掌握在能够提供安全或拒绝提供安全的人的手里，也掌握在设法通过生产创造财富的人手里，但是除了前面提到的安全和生产结构外，还有金融结构。它与这两种结构同样重要。发放信贷的权力意味着有权允许或不让别人获得今天花费、明天偿付的机会，意味着让别人运用购买力去影响产品市场。也意味着有权控制或滥用作为信贷记账单位的货币，从而影响以其它货币为单位提供信贷时的汇率。因此，金融结构实际上有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它不仅包括信贷得以建立的政治经济结构，而且包含货币体系或确定作为信贷记账单位的不同货币体系。因此，金融结构可以定义为支配信贷的可货性的各种安排与决定各国货币之间交换条件的所有要素的总和。

四，知识结构所衍生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虽然它与其它三种结构衍生的力量同样重要，但还未得到充分了解。知识也是权力，谁能够获得知识，并且能不让别人接触他们所尊重和寻求的某种知识，谁能够控制知识的传播的渠道，谁就可以利用这种非常特殊的结构性权力。

下面的四章论述了刺激权力结构——运输、贸易、能源、福利。

例子：1948年，美国刚刚在欧洲显示出它的常规力量比除苏联以外任何其它欧洲国家都强大。在广岛和长崎，美国显示出它的常规力量胜过苏联和所有的其它国家，以为它暂时垄断了具有大规模破坏力的原子武器。但是这种战略力量不足以使经济生活的车轮重新在西欧转动起来。如果没有生产能力供应食物和资本品以复兴欧洲工业，如果没有金融力量和普遍接受的美元提供信贷，美国就不不可能对马歇尔计划受援国使用权力。美国的结构性权利也不是建立在安全结构、生产结构和金融结构主宰的基础上。美国以外的国家相信，美国全心全意的要利用自己的权力为本国人民和别国人民创造一个比较美好的战后世界，这种想法加强了美国的权威性。

第三篇：权力与繁荣读后感

《权力与繁荣》读后感

在这本书的序中提到奥尔森对于权力、政府、政治与经济相联系所提出的思考，对于我来说这些理论是比较抽象难于理解的，而且我的价值观中已经形成了对于这些理论的一些看法，虽然说现在应该是没有一个令人满意让人普遍接受的关于权力、政府与政治的理论，但是奥尔森的这些分析为这些问题打开了一道新的门，对于我固有的认识是个冲击，例如为什么有的市场经济国家贫穷，有的富裕；为什么市场经济不是保证国家繁荣的唯一条件；什么样的市场经济能够带来经济繁荣等。《权利与繁荣》据我了解到，是受到很多人推崇的，我也认为其中有不少可以借鉴之处，以下就我感触比较深的几点谈谈我的认识。

奥尔森运用比喻的方法阐释了权力的逻辑，提出了国家起源的流动帮匪定居理论。他认为，存在一群流动帮匪，到处掠夺。后来，这群流动帮匪发现，通过在一固定地区征税，对该地区提供保护等公共产品，能够得到更多利益。于是，他们定居下来，对其成员制订了一些规章制度，严格保护成员产权，不准外来者掠夺该地区，也不准内部成员随意掠夺或盗窃他人财产。这样，国家就产生了。当税率过高时，就可能导致生产下降，从而可能使税收总额减少。因而，最优税率应该为：税率提高增加的税收恰好等于税率上升导致生产下降造成的税收损失。为了增加税收，定居下来的帮匪就会提供公共物品、保护产权等。

专制统治权力的第二只手是在共容利益的指引下使用权力，其后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即使其实现了公共物品的供应，也不是基于善良的愿望去做的。大多数人统治与专制统治一样都拥有社会的共容利益，因为他们都控制着税收征收权。但是，大多数人统治下还能获得社会中重要的市场收入份额，从而使其拥有更强的社会生产上的共荣利益观。这就使人们更倾向于民主政治，无论从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是出于自利的角度，形成了政治格局。

为了在一个既定税率下取得最大的收益，一个社会必须公正的执行契约，更多的收益只有在长期的基础上才可以再次产生。为了从长期契约执行中获得好处，一个国家还需要稳定的货币。那些定居的匪帮首领就会有最大化的税收所得，他的臣民就会在他的领地的生产中得到最大利益。当然，这需要首领绝对采取长远的政策，只有这样，臣民才会绝对相信他们的私有财产权利及契约执行会得到永远的尊重，并且货币会保持着完全的币值。但是绝大多数专制统治者都会着眼于眼前的利益，所以他们的政权总是短暂的，结束于多样的政变中。

然而，独裁者被消灭并不一定会带来民主。独裁被消灭后，民主的出现是有条件的。只有当面临外部影响的时候，民主才会出现。但是，在有些国家民主也能够自发产生。这些国家不存在导致独裁的条件；各个领导者不是相互分散，从而不能在不同地区形成分散的小独裁者；不会被外部势力所征服。每一个想成为独裁者的人，如果不存在独裁的条件，其最好的选择就是分享部分国家的权力。1

奥尔森认为，科斯定理是一种乌托邦。根据科斯定理，当人们自愿进行交易时，如果没有欺骗或者错误，交易会使他们的状况变得更好。“尽管那些从垄断者手

中购买东西的人要比那些从一个竞争性价格市场中购买东西的人要稍微不划算

一些，但是他们都在购买他们希望获得的东西”。然而，在理性的人中间也会发

生坏的事情，我们必须承认不是所有的交易都像科斯谈判的那样——都是自愿的。相对于富裕国家来讲，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是由于这些国家的交易成本太高，但是，富裕国家的人并不比贫穷国家的人更善于讨价还价和达成交易。过高的交

易成本无法解释贫穷国家更加贫穷的原因。因此，尽管科斯定理和交易成本理论

可以很好地解释科层制企业的特征，但在理解政治方面存在缺陷。奥尔森认为，要正确理解政治，不仅必须明白自愿交易的收益，还必须要明白武力和强制。

拥有权力的一方通过武力威胁或者使用权力能够得到收益，并且这种行为的成本比他的收益要少得多时，理性自利也会引导人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强迫他

人，即存在“武力的黑暗面”。这正是造成如霍布斯所言的“荒凉、贫穷、卑鄙、野蛮以及短缺”的无政府状态生活的主因。

在无政府社会中，生产的动机受到一个人的产品、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可能

被其他人掠夺去的可能性的抑制。有些劳动力不是用来生产，而是用来掠夺的。

在一个无政府社会中，一个家庭可能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在防止掠夺而不是在生产

上。因此，本用于生产的资源被用于防止掠夺活动了。资源流向土匪以及社会的防止掠夺行为都减少了产量。

如果无政府社会被一种恰当的和平秩序所取代，那么产量就会大幅度增加。

即使无政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签订了社会契约以确立一个和平秩序，无政府状态

也不会根除，除非契约能够得到强制执行。但是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一方可以强

制执行契约，那首先不会有先前的无政府状态。

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利去创造和保护私有产权并去强制执行合约，而且

受到约束不去剥夺这些个人权利，就是强化市场型政府。奥尔森认为经济成功有

两个条件，一要是对所有人都有稳定的且清晰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

利，另一个必要条件是没有掠夺行为。如果政府不具备相应的条件，可能就会对

经济繁荣起阻碍作用，甚至导致经济衰退。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把国家兴衰的理

论更进了一步，增加了对政府限制或保护权利作用的分析，深化了对政府作用的认识。奥尔森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从个体追求最大利益的动机出发分析政府的作用，弥补了关于政府作用的传统理论只从政治学或宏观经济学角度分析而缺乏

微观基础的缺陷。

政府对社会经济的作用与影响，并非在于如何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而在于

所提供的公共物品是否能够保障民众的经济自由，是否有利于市场的扩展。如果

没有由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制度所提供的约束条件，要想发展起严格的产权制度

及合约的有效执行是不可能的，这就必须从政府的激励机制出发，建立一个能够

给予涵盖利益最大决策权的也就是民主化的政治体制。只有“强化市场型政府”的政府才能够做到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和公民自由，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

约，能够向社会提供充分和良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且在此同时它还能够

受到约束而无法任意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于是“奥尔森条件”才能得到充分满

足。也只有在这两个条件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一个社会才可能存在完善的市场，并且让市场机制拓展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

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以政府全力介入的方式

强制发展，是我们习惯的方式。关于发展中国家，奥尔森的逻辑认为，其落后的最大挑战不在于资源或资本匮乏，而在于它们很难组织起大规模的分工、交换等

市场活动，特别是高质量的政府活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征服重点发挥作

用的领域和力度往往大相径庭，其关键差别集中在保护个人权利不受他人或政府

本身的侵犯上。在中国，真正让人担心的问题始终不是市场，而是政府，或者说，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权力对于经济的干预无所不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

时，由此产生的问题也在不断地积累和发酵，它带来的后果是发展的质量不高，经济失衡，环境破坏大，腐败频发，社会分化。这些问题反过来又为高质量的政

府活动制造了障碍。

中国以传统的治理方式推动了经济增长，并保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这是它

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过，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尽

快进行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民主、法治、宪政的政治经济体制，构建

强化市场型政府，就成为决定未来中国改革能否真正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第四篇：甜与权力读后感

读《甜与权利》有感

201024144113 吴绮莉 10历史文遗班

糖，从1650年起在许多国家从一种奢侈品、稀有品变成一种日用品和必需品。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平凡又十分常见的调味料，装饰着现代社会的每一张餐桌。平时我们也许不会把糖跟权利联系起来，两个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西敏司却在《甜与权力》一书中，为我们娓娓道来“糖”身后奇妙而非同寻常的历史。首先我先剖析一下这本书的结构：作者在第一章试图引入食物和“吃”作为人类学研究对象，使之成为研究现代生活之人类学的一部分，通过讨论甜不是指甜的东西，来阐述甜是一种味觉，霍布斯称之为一种“品质”。而糖、蔗糖是激发甜的感觉的物质。然而人们对甜的喜好程度却往往大相径庭，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所以不能说喜欢甜是人类的普遍特征，从而又引出更深层次的问题：一个特定的民族是怎样变得顽固地坚持对“甜”的大量的、习惯性的摄入。第二章则通过考察西方各国对糖的消费，生产情况，把问题集中放在向英国提供糖、糖蜜和朗姆酒的殖民地的种植园生产体系，以及那些使产品得以生产出来的主要劳动榨取形式。同时也展现出了像糖这样的殖民地产品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增长过程中的特殊重要性。第三章通过讨论糖的消费把生产与消费联系在一起，依据人们的行为和所思来对消费加以解释，渗透到社会行为中的糖，通过被赋予新的用途并承载了新的意义，从一种稀奇和奢侈的东西转变成一种平常的必需品。作者西敏司认为这样的意义源于

使用本身，由此又引申出了好几个跟权力有关的问题并进行讨论。第四章与第五章分别深入的探讨了权力的问题以及强调了田野工作对研究食物和饮食的人类学的重要性。

作者西敏司聚焦于工业化早期的英格兰以及美洲加勒比殖民地的甘蔗种植园，把糖的命运讲述得格外深刻。使我们看到了糖从一件奢侈品化身为工业化生产的商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密切地与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奴隶化生产，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联系在了一起。与此同时，也看到了糖是如何经过一个自上而下的复杂文化过程，一步步地嵌入到了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

人是一个靠食物维持生命的有机体，而我们的身体也因为进食才有了新的能量，这些能量的一部分或者全部会很快的转化为支撑我们行动和思考的力量。但这只是食物对于人而言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一个方面，食物除了满足个人需求之外，另外还有一种社会功能。恰如西敏司所指出的，尽管在食物与亲属关系或者食物在社会群体之间关系上，我们现代的生活已经和原始部族的生活大相庭径。但是，在食物对于我们对于我们的生活以及构建社会关系的影响力上依旧和原始部族有着同样的形式和重要性。在《甜与权力》一书中，作者涉及到很多种类的糖，不过着重关注的是蔗糖。决定这一观点的是最近数个世纪以来蔗糖消费的历史。

蔗糖在近代的消费历史是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的，本书虽然一直在围绕着”糖”这个话题进行讨论，但作者关注和揭示的焦点是“权力”这样一个复合概念。

糖作为一种重要的世界性商品，它的生产与消费是与世界市场的诞生和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基本范式的建立密切相关的。本书中作者研究糖在世界的消费历史的时候，采用的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生物和文化的视角来展开探讨——这是和以往的糖史和相关的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不同之处。

通过对这些家用、日常的物品进行探究，帮助人们澄清世界是怎样变成现在的样子，以及在变化中如何保持某些层面的内在一致性。其实，西敏司所谓的“权力”，其内涵是很广泛的，除了以上的政治、经济上的权力外，作者认为，食物本身也具有某种权力。当糖的消费日益蔓延开来，蔗糖消费的增长改变了人们日常的饮食习惯，某种形式的油脂和糖成为以大量淀粉质食物为主食的一餐饭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缺乏肉类的时候，糖成为了替代品，并且决定了吃什么样的淀粉类食物。糖作为辅食却具有了决定主食的权力特点。同时，作者还指出，糖的消费与女权也有着一定的联系，发生在穷人家庭里面的食物的不合理分配就是这样一个文化模式。昂贵的蛋白质食品是给成年男子食用的，而蔗糖大部分是由妇女和儿童消费，这并不是说女性比男性更喜欢甜食，而是一种权力的控制，食物营养的不平衡分配本身就是一种权力上的不平等，从这一点上，蔗糖似乎成为了权力倾轧的工具。

作为一部人类学经典作品，《甜与权力》西敏司娓娓道来的是“糖”身后奇妙而非同寻常的历史。读完这本书，给我印象很深的除了对蔗糖与权力之间的联系的理解，更读懂了人类学与历史是不可分割的以

及田野工作对研究一种历史现象或者是地方特色是非常重要的。作者认为如果没有历史，人类学的解释力就会被严重削弱，要形成一门关于当下的学科，必须研究那些缺少所谓“初民社会”相关特征的社会，即使是面对平凡的研究对象。人类学家在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要珍视当地人所说的，所期望的和所做的，研究对象如果仅仅针对某些弱势群体，则称不上是客观的、科学的研究了。这本书按照自己的方式，为我们开辟了一条了解人类学的道路，十分值得我们一看。

第五篇：《权力论》读后感

《权力论》读书笔记

班级：管理11-1

姓名：刘鹏鹏

学号：20110500348

5读伯特兰·罗素名作《权力论》有感

很开心在张老师的推荐下，我去购买了《权力论》这本书，并且花了1天半左右的时间将它完整的阅读了一遍。虽然我的理解力有限，仅仅只能领会罗素先生对权力研究的一小部分而已，但也足够我受教了。在认真阅读《权力论》的同时，我时不时也想起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且试图运用《权力论》中“对权力的节制”的观点对其进行解读，经过接近两天的时间分析，我似乎在它们之间寻找到了一些联系，并得出了自己的一些理解。因此我将自己的读书体会分两部分进行阐述，一部分是对于《权力论》这本书的一个整体理解和个人感受，另一部分则是我结合《权力论》一些观点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告的一个个人理解。具体阐述如下：

从《权力论》的开篇起，罗素就明确指出——人，作为物质与精神的完美载体，拥有众多的欲望，但在这之中，唯独“权力欲”是最主要的欲望之一。权力欲是人们追逐权力的根源，是产生社会变化的主要动因。针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经济利益才是人不断发展的基本动机的观点，罗素有着自己的见解——“当适度的享受有了保证的时候，个人与社会所追求的是权力而不是财富；他们可以把追求财富作为追求权力的手段，他们也可以放弃财富的增加来确保权力的发展”。在罗素看来，拥有权力以及对权力的渴望与追逐，是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之一。权力欲是人除了生理需求以外的高级需求之一。人的权力欲表现有两种，在领袖身上是明显的，表现为支配他人等等；而在追随者身上则是隐含的，表现为心甘情愿的受领袖支配，追随领袖，并且深刻的感到领袖取得的胜利就是自己的胜利。罗素认为，从宏观角度看，权力的来源方式和大小程度，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有不同的表现。例如，军事专制国家、神权国家以及财阀统治国家，其权力实施和表现的方式各不相同；而教权、王权、民权等诸种权力形式，其来源方式也不尽相同。但从微观角度看，权力服从的根源基本相同。权力分配不均的现象自人类社会产生起便一直存在，而追随者和领袖们则构成了每个社会中最基本的权力关系。那么何为权力服从之根源？对这个问题，罗素指出——“一切服从的现象，根源都在于恐惧，不论我们所服从的领袖是人还是神。使人服从领袖而成为追随者的动力在于其内心深处的恐惧，服从可以获得安全；而促使人发号施令成为领袖的动力在于因其地位、技能或虔诚信仰而产生的超凡自信心”。基于对权力来源方式的研究，罗素进一步分析了现实社会中教权、王权、暴力、革命权力、经济权力以及支配舆论的权力等多种不同权力形态，详细论述和区分了组织制度下产生的组织权力和因“天赋”或“智慧”等而产生的个人权力。在此基础上，罗素又通过不断考察各种社会历史和现实问题，分别论述了传统的权力、革命的权力以及暴力的权力之间的不同之处。

此外，罗素更深刻地认识到，权力具有不断扩张的特性。他明确提出在社会生活中，个人、组织与政府对权力的“理性化追求”，防止权力欲望的无限膨胀。他所探寻的并不仅限于所谓“权力制约权力”、“法律约束权力”与“多元社会团体规制权力”等这些政治学层面的一般路径，而是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提出了一种全面的权力规制方案。他认为，权力规制需要具备4 个方面的条件———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宣传条件以及心理与教育条件。这四个条件需要协同作用，共同制约权力的无限膨胀，以维护民主。所谓政治条件，就是要在政治上建立多数人统治并保护少数人的机制，通过实现中央与地方分权、公共部门内部分权制 衡以及促进各种社团的繁荣，来约束公共权力；所谓经济条件，就是指实行民主

性的社会主义，通过土地和资本的国有化，实现对经济管理权力的监督；宣传条件则是指，社会应该倡导言论自由，弘扬宽容精神，在科学、文化、艺术领域不强求一致；而心理和教育条件则是指，要教育人民避免激动狂热情绪，消除恐惧、憎恨心理和破坏性，要具有理智生活中的科学气质。罗素还对权力行使者加以道德性规劝。他告诫人们要始终把权力当做手段而不是目的，要让权力结出善果，首先需要有某种善良的目的。这种目的必须在实现后能有助于满足别人的愿望，而且实现目的所用的手段不可使附带的弊端超过目的实现后所得到的良果。在讨论完这三种权力形式的区别之后，罗素话锋一转，进入了下一个更为深奥的话题：权力是如何在社会历史的发展演进中不断形成和实现的。他为此专门安排了一个过渡性的话题，这就是：这些不同形式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回答是：对僧侣和国王表示尊敬的传统是传统权力的来源；而恐怖和个人的野心———这些则是赤裸权力的主要来源；新信仰取代旧信仰这是革命权力的来源。

在这之后罗素还讨论了权力与道德的准则，认为这二者之间并无明显的关系；不仅如此，他还批判了权力哲学，毫不客气地指出：权力欲是正常人性的一部分，但权力哲学在某种明确的意义上却是疯狂的。随后他分析了权力的伦理学——“有权力的人，最终目标应该是促进社会的合作，不是一个团体反对另一个团体的合作，而是整个人类的合作”，“最终统治人类的不是暴力，而是人的智慧，他们求助于人类的共同欲望——追求幸福”。

虽然这些想法始终是积极美好的，但罗素同时也是一个现实的人，他认为仅有这些美好的憧憬与呼声显然是不够的，他在著作的结尾讨论了权力的和缓，指出：“民主政治、公有经济、宣传自由、公民理智是权力和缓所必不可少的四个条件。”换句话说，要使权力之兽始终在理想道路上行进，那么必须使用由这四种材料拧成的缰绳。这也就是如何驯服权力的最终解答。

关于近期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会议决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运用《权力论》对权力的节制的一些观点对其进行了了的一个简单的理解与解读。我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一次进一步压缩政府权力的，释放市场功能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它将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内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在整个公告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体现本次全会决定的关键性语句，它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期许和愿望，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与罗素所表达的“民主政治、公有经济、宣传自由、公民理智”的观点不谋而合。因此，我有理由相信中国会在不久的将来成功实现自己的复兴之梦。

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日渐丰富。但是，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极为严峻的问题，尤其是近几年来，产能过剩、通货膨胀、寻租腐败、地方债务危机等问题层出不穷，极大的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究其这些问题的根源任然是“权力问题”，是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这只“闲不住的手”的“权力问题”。为此，中国政界与学界引发了长达十年的大讨论———究竟我国经济应该选用以政府为主导，还是以市场为主导？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它解答这一困惑，并坚定地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全会的决定体现了“市场能办的交给市场，社会能做的交给社会”这一精神，在压缩政府权力、释放市场与社会活力方面作出了重大突破：一.限制地方政府不得随意投资；二.严格控制预算，使政府支出受限，尤其是“七大支出”；三.精减政府机构，减少审批特权；四.财权与事权对等，减少作案空间；五.强化监督，建立行政体系外的司法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这些措施实施，能够使我们的政府系统减少贪污腐败的作案空间，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能够使我国目前靠投资拉动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调整为以消费为主的稳定性经济增长模式，能够使我们的人民真正享受到经济快速增长的带来的利好，实现“国进民进”的宏伟目标。

针对此次全会决定会带来的主要利好，我将以“农民”、“城市居民”和“企业家”三类人群进行重点叙述。对于农民，第一步，通过使农民的宅基地和农地可以流转，农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土地进行转卖、租赁以及贷款等来增加农民收入； 第二步，通过进行城镇化，改善农民居住环境，解决农民医疗、教育、养老等问题。对于城市居民，开放“单独二胎化”，满足广大市民能有二胎的诉求，同时解决“人口老年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开征房产税，限制投资性购房行为，减小房地产泡沫，进一步控制一二线房价猛增的趋势；建设小产权房，满足广大中低收入的购房愿望，同时间接调控普通商品房的房价；对于企业家，首先，限定民营企业不能进入石油、天然气、电信、电网等行业，其他行业都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甚至包括很多国民关心的金融领域，对此，国家更是决定在31个省市自治区特批31家民营银行；其次，首次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民营资本及外资进入国有企业，同时允许国有资本进入民营企业和外企，充分发挥民营企业法人治理高效灵活的特点及国有企业资金技术雄厚的优势，同时减少经济的行政干预；最后，仅限定外企不能进入粮食、媒体和稀有金属等行业，降低外国资本准入门槛，吸引外资在中国的投资和开发，极大的促进中国经济的繁荣。

诚然，十八届三中全会给了全体中国人民描绘了一幅美好愿景，但是，在决定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它依然会像以往的任何一次改革一样遇到极大的阻碍。具体的阻碍，我个人理解主要会是“意识形态”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比较，可能现在我们在“意识形态”上遇到的阻碍会小很多，主要因为在本次三中全会，政府、各级工作单位与学者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进行了数以千计的实地调研和意愿采集，并且组织多次工作会议进行讨论，与此同时，整个社会对当前社会的种种问题的不满，对改革的集体诉求越来越浓、越来越一致。因此，本次会议决定一经公布，便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响应，在人民群众中达成了广泛的共识。然而，相比较以前的任何时候，改革所遇到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却是空前的。由于长期阶级的固化，而形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当改革触及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必然奋起反抗。而且在他们之中还有不少有权有势之人，他们对改革的抵制会极大的影响《决定》的实施，有时甚至会颠覆我们的共同意愿。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任然任重而道远，它需要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来进行，它需要我们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参与和努力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