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魅力、权力制约与法治国家[全文5篇]

第一篇：人格魅力、权力制约与法治国家

人格魅力、权力制约与法治国家

[ 张伟 ]——(2004-10-18)/ 已阅13751次 人格魅力、权力制约与法治国家 张伟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苏州，215021）

[摘 要] 最近《南方周末》报道了争议人物——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仇和靠激进手段进行改革和施政的历程。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仇和现象”、“仇和模式”讨论。学者们纷纷发表意见，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对此，笔者认为，当前在我国依法治国的过程中，领导者的“人格魅力”或“权力道德”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但决不能迷信，因其是感性的东西，是极不可靠甚至极其危险的，必须通过理性的手段——法律——进行权力制约。惟有如此我们国家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关键词] 人格魅力 权力制约 法治国家

一、问题的缘起

2月5日《南方周末》以重点篇幅报道了《宿迁改制风暴》[1]，讲述了争议人物——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仇和靠激进手段进行改革和施政的历程。随后有几位学者也各抒己见，参与讨论。情况当然是泾渭分明、各执一词。赞成者立场坚定的认为，仇和是一个难得的好人、好父母官，这从其上任8年来的政绩和民心所向就可见一斑，他的治理经验和改革模式应被广泛推广；而反对者也旗帜鲜明的指出，仇和的所谓经验和模式，实质上是“专制”，是“人治”，是权大于法、以权压法、不依法办事的典型，这与当前我国致力于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是背道而驰的，应当警惕并认真反思。所谓的“仇和现象”、“仇和模式”一时间成为当下学者们争相探讨的话题。笔者在此不揣浅陋也有一点不成熟的看法想一吐为快，还望批评指正。

二、人格魅力——“想说爱你不容易”

“人格魅力”，是笔者在有关“仇和现象”、“仇和模式”的报道中感触到的第一个“关键词”。诚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仇和是一个亲政爱民的好父母官，他在当地百姓中的威望极高。看到这样的报道，我们着实为之欣慰。因为，在老百姓中口碑好、威望高的领导在当前的媒体报道中并不多见，尤其在当前众多高官因贪污腐败不得民心而纷纷落马，甚至还有为数不少潜逃国外的情况下，出现了这样一位好“父母官”，当然为失望的老百姓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这一针效果是好是坏且容笔者慢慢道来。人格魅力，从语词解释的角度看，“人格”是指人的整体精神面貌，涵盖三层意思：其一，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其二，个人的道德品质；其三，人的能作为权利、义务的主体的资格。本文“人格魅力”中的“人格”取个人的道德品质之意；“魅力”是指很能吸引人的力量。[2] “人格魅力”在我国可以说已成为一面“精神旗帜”。孔子的“不义，富贵于我如浮云”，孟子的“富 贵 不 能

作者简介： 张伟（1980—），男，山西古交人，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2003级硕士研究生。淫，贫 贱 不 能 移，威 武 不 能 屈，此之谓大丈夫也。”，荀子的“从道不从君”，文天祥的“人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这些意气风发的千古绝唱，至今仍熠熠生辉。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成为“人格魅力”的最好注解。应该如何正确认识“人格魅力”呢？笔者以为，“人格魅力”在我国成为一面“精神旗帜”与我国居于几千年传统文化统治地位的儒家“人性本善论”密切相关。儒家以“慈母”般的眼光看待人性,对人性持一种完全信任的态度。孔子说人“性相近,习相远”,暗含了性善的因素;孟子进一步发展为性善论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虽然主张性恶论,但他同时又强调只要经过一番修身养性,即可“化性起伪”,成为圣人。性善论经过宋代《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的宣扬,几乎家喻户晓,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新中国成立后,又有 “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神话。[3]从某种程度上讲，“人格魅力”的确在我国历史上有过积极的作用。我国自古以“礼仪之邦”闻名，从帝王到文人都主张“贤人之治”、“以德服人”，十分重视执政者的品质对社会的影响，重视对官吏的治理，虽然其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统治，但也确实造福了黎民百姓，比起贪官酷吏自不必言了。人格魅力往往是与“清官”联系在一起的，谈及清官，我们很容易想到明镜高悬、铁面无私的“包青天”，包公可谓是中国“清官”的化身或代名词。中国人对清官有着浓厚的情结，可谓情有独钟，多少世纪以来,无论多少朝代更替,清官情结依然凝聚在人们心底。“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豫剧《七品芝麻官》主人公的这句唱词成为相当多干部自律的格言。[4]朱鎔基总理就职时也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话,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可见,清官对中国人影响之深。江泽民总书记也强调: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这实际上是要求领导干部们做“现代意义”的清官。因为“清官”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带有封建制度的烙印和一定的“人治”色彩,它从一个方面映了封建社会下法制的软弱,这与我们建设民主法治国家的目标是不符合的。不过，“清官”的秉公执法和高尚品德是值得提倡和发扬光大的，也是我们今天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所必需的。这也是建国后我们也一直重视打击官吏腐败，强调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道德” [5]的重要原因。因为法总归是社会的法，甚至可以说是“人法”,即调整人的行为的法律,是需要“人”来执行的，而人的自身素质对法的执行与维护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为政在乎得人，得其人则善政行”等说的就是此意。从刘青山、张子善的建国第一大案，到最近正法的王怀忠也都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我们还应辨证的看待问题。从建国到现在我国查处的腐败大案要案中，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人”是极不可靠的。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官僚制合理性设计理论中也认为，个人魅力型统治,是建立在某个具有非凡气质的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之上,行政职务不是一种稳固的职业,也没有按正常途径的升迁,全凭领袖个人意志的直接指定,其行政体制的特点是反复无常性。[6]所以，所谓的“人格魅力”、“权力道德”并不理性，只靠人的内心自律而没有外在的刚性的制度、理性的法律加以约束，是极其危险的。建国以来我们党和国家惨痛的教训就是明证。建国之初，毛泽东就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然而晚年却错误地发动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后来，邓小平同志总结得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7]无须饶舌，这里的“不好的制度”当然指的就是我们几千年不加警惕，建国后又始终缺乏清醒的认识的，由“人格魅力”异化所导致的“个人崇拜”。令人欣慰的是党和国家开始深刻反思并着手“权力制约”的理论探讨和制度建设。

三、权力制约——“这是我们的选择”

“权力制约”可谓是一个老生常谈、常谈常新话题。笔者在此并无意也无力纠缠于浩淼的理论海洋之中，只是想承接上文说明：靠所谓的人格魅力“统治”，是极不可靠，甚至是非常危险的做法。“人格魅力”或“权力道德”都是感性而脆弱的，必须有理性和刚性的手段——法律——加以制约。这也就是权力制约。谈到权力制约，就必须首先认识权力为何物。同样由于笔者“内功不足”，在此仅作简要介绍。权力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客观现象。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权力始终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然而，对权力现象的科学认识并非与之同步，且至今没有一个让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据学者们总结，权力理论可分为两大主要流派。一个是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韦伯主义”，其认为“权力是某种社会关系中一个行动者所拥有的不顾反对而贯彻自己意志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所依据的基础是什么。”“我所理解的权力，就是一个或若干人在社会活动中即使遇到参与该活动的其他人的抵制，仍然有机会实现他们自己的意愿。”[8]另一个是帕森斯主义，其认为，权力是一种系统资源，“是一种保证集体组织系统中各单位履行有约束力的义务的普遍化能力。”[9]加尔布雷斯则认为，“权力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其他人行为之上的能力”[10]根据以上关于权力概念的各种解释，笔者感觉权力的特点应该是，为实现掌权者意志的行动的任意性，最起码是可能性，即前提是不加抵抗或限制时。然而，追根溯源，权力起源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需要，就其本质而言，权力乃是一种公共意志，是人类社会和群体组织有序运转的指挥、决策和管理力量。[11]人类的政治发展史表明，权力，作为一种充满魔力的社会客观现象，曾给人类带来过巨大的利益，也给社会造成过深重的灾难，究其原因在于权力的运行是否受到合理有效的制约。当今社会，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还存在差异，权力的所有者与权力的行使者仍处于相对分离的前提下，对权力进行制约依然成为政治现代化和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当代中国，完善权力制约机制亦是通向现代政治文明和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

在权力制约理论方面,西方先哲先行一步。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政治家亚里士多德,他指出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作为构成的基础,即议事机能,行政机能和审判机能。[12]亚里士多德的分权论可以看作是一种萌芽形态的国家权力制约论。继亚氏之后古希腊政治家波利比阿认为在罗马的制度中存在着一种各个权力互相制约、防止对方无限扩张的关系，并认为这是罗马兴盛的重要原因。他断言,如果国家由各种权力互相帮助,互相牵制,那么无论在什么危急的时候,都可以成为一种很坚固的团体,除了这种政制之外,再也不能找出更好的政制。[13]近代资产阶级权力制约学说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洛克和法国的孟德斯鸠。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了立法权、执行权和联盟权分立的主张。他认为,政府权力如果成为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就会成为专制的,而必然会危害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并且明确地提出“用强力对付强力”的原则。孟德斯鸠在国家权力制约与分权理论方面比洛克又前进了一步。他认为,自由只存在于权力不被滥用的国家,但是有权者都容易滥用权力却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14]因此,保障自由的条件就是防止权力的滥用。他主张防止权力滥用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建立一种能够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体制,以确保人们的自由。

从上述西方学者对国家权力制约的论述和历史实践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一切法治国家都需要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否则就会造成权力的滥用。这是一条被人类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客观规律。2.国家权力制约的目的是实现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没有社会公正的国家,人民是没有自由可言的。3.只有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才能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

反观我国，对于国家权力,我们长期以来侧重于道德制约,苦口婆心地劝导掌权者要廉洁自律,克已奉公,或者宣扬优秀党员领导干部的“人格魅力”，号召积极进行“权力道德”建设，却忽视加强法律和制度制约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长期性和全局性,以致出现了严重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这个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就报道的“仇和现象”而言，我们也可以发现，宿迁的官员和老百姓不仅有怨言，还有过集体性的突发事件[15]：如报道中有位官员陪记者在街上闲逛时说：“环境确实改善了，但我们的利益也受损了，这叫享受并痛苦着。”，“我也知道全国不少地方扣工资，但哪个地方像我们这里，扣得简直像苛捐杂税？”。又如仇和从2001年始，将宿迁全市337家幼儿园、122家乡镇卫生院，相继变为民营，对11家县以上医院已有9家完成改制。这导致宿迁市泗洪县幼儿园的老师们在市委门前静坐示威：“不按中央文件将出售的幼儿园收回公办，就罢课。”，这些老师们为不连累吃财政饭的丈夫们，还写好了离婚起诉书，准备“集体离婚”。类似的场景还发生在医院，沭阳县中医院在改制时，数百位职工用大铁锁，将门诊部大楼锁了3天，并宣称，“不答应改回公办，就到北京去上访。”等等都足以说明仇和的改革是备受争议的，其“人格魅力”和“绝对权威”也是值得怀疑和商榷的。仇和自己也承认其改革“确实伤害了一些人”。可见，只靠人格魅力是行不通靠不住的，若不能清醒地认识并解决问题，则后果不堪设想。从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仇和有“中国要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无奈之言，也有“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豪言壮语。这也体现出作为改革者的两难困境。改革的确困难，但是认为“改革可以冲击一切,改革具有特权,”而无视法律的权威则是无稽之谈。改革与法律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就一定意义上讲,改革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意志的体现,如果不能把党的领导规范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那么依法治国就会名不副实。人们习惯于把党的领导理解为“党权高于一切”,一些人会很容易以此把改革当作尚方宝剑,目无法律,目空一切,这对建设法治国家是极为不利的。

众所周知，国家权力制约与依法治国是密不可分的。权力制约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手段，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内涵。法治意味着控权制度的存在和权力制衡原则被遵守。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必然存在权力制约;凡是法治成熟的国家,人民的权利定会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因此,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制约,就不会实现法治国家的状态。

四、法治国家——“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法治是人类文明之树上的一颗硕果，是迄今人类为驯服政治国家权力所找到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近代的法治是从古代法治理论中发展而来的，早在古希腊就有人治和法治之争。柏拉图早期是典型的人治论者，其在《理想国》中主张贤人治国或“知识专政”，他认为“哲学王统治”是最好的治理方式，理想国家是靠贤人的智慧和知识而不是靠法律来掌管的。[16]理由是“尚法不如尚智，尚律不如尚学”。不过晚年的柏拉图却认识到法治的合理性，将法律当作人们追随的“上帝”。[17]“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氏的这句名言在人治法治之争中显得尤为耀眼。他从一开始就反对先师的“哲学王统治”，而主张“法治”。他认为：“凡是不凭感情治事的统治者总是比感情用事的人们优良，法律恰正是没有感情的”“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平衡”，继而，亚氏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指出了今日我们早已熟知的关于“法治”的经典定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到了近代，法治的光芒穿透了人治的黑暗。英国成为法治实践的策源地，英国哲学家哈林顿对人治与法治也有精彩论述，他认为“有完备的法，则有善良的人”，而不是“有善良的人，则有完备的法”。[18]现代法治理论关注的核心是国家权力，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尤其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诚如洛克所论证的：法治的真实含义就是对一切政体下的权力都有所限制。

由此可见，法治从精神到形式都对政府权力的行使提出了要求。法治精神的实质是关于法在与国家和权力交互作用时人们对这一关系所选择的价值标准和持有的稳定心态，既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问题，它回答的是法律是否具有最高权威问题。无论何种形态的社会，总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存在。如果公众心目中认同的最高权威不是法律，而是什么所谓的“人格魅力”、“权力道德”，那么这个社会肯定不是法治社会，即便不是“赤裸裸的人治社会”也只能是“法治面纱下的人治幽灵”。在凡有权力高于法的地方，法都是随执掌权力人的意志而被随意塑造的。这种社会里的法是呈“人格化”的，没有理性而且多变，人们既无法信赖法律也无法依靠法律，这样只能专而投向“人身依附”或“权力依附”，结果就是“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等贪污腐败现象横行于世。当法律的权威远不及一人之言时，其结果便是人人自危、无法无天、国将不国。

法治国家的实现,是以法治理念的确立为先导的。西方国家法治化的历程就肇始于启蒙学派对法治思想的褒扬和推崇。中国要实现法治国家的状态，培育和弘扬国民的法治意识是当然十分重要，然而，笔者认为，在国家没有消亡，市民社会没有完全形成的情况下，树立和培养领导者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则是尤为重要的。从上述报道的仇和的行为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仇和为代表的“很多领导者没有意识到必须依法办事，没有意识到必须依靠建立制度和长效机制解决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或者即便意识到了也不愿意那样做”，“在这些改革举措中，我们看不到法律和制度的影子，而只能隐约看到书记一个人的鼓动和号令，这无异于堂吉诃德式的个人英雄主义”。[19]不管是“个人英雄主义”也罢，“人格魅力”也罢，都突显出领导者们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的匮乏。仔细考察中西方的法治道路，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历史上都曾有过人治与法治之争，但是却走上了不同的治国之路。究其原因，文化传统的大异其趣可谓是“元凶”。如前所述，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无疑占主导地位，而其关于人的核心理念是“人性本善论”。由此出发，在涉及治国方略时,性善论认为,既然人性是善的,就没有必要建立、健全各种法律制度,只要加强道德感化即可。只有在道德感化无法奏效的情况下,才辅之以法律,即所谓“德主刑辅”。这样,法律就成了道德的附庸。其次,在权力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性善论支持权大于法。性善论过分相信掌权者的道德自律,迷信“圣君贤相”,从而放松了对掌权者的警惕,忽视了对权力的法律制约,导致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建国后,我们对性善论的固有隐患始终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盲目地相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就使我们无法从根本上摆脱人治文化传统的羁绊，最终酿成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人祸”，这样惨痛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相反,西方文化则是一种“人性本恶论”文化。柏拉图由早年的典型人治论者转变为晚年法治论者,其重要原因可以说就是他认识到人的统治中混有“兽性因素”。因此,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必须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就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西方对人性的不信任从而产生法治思想,大概始于此。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人类具有罪恶本性,失德的人会贪婪无度,成为最肮脏、最残暴的野兽,这是城邦幸福和谐生活的莫大祸害。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说”更加剧了对人性的不信任。性恶论为法治思想奠定了文化根基。既然人性是恶的,就必须努力健全法律制度,防止人性中的贪婪成分恶性膨胀。[20] 当前,我们要实现由人治国家向法治国家的转变,就必须从根本上屏弃传统的性善论,以理性的、冷峻的甚至苛刻的眼光来审视人性。不要再奢望人格魅力或权力道德的“神话”，否则将始终被“法治面纱下的人治幽灵”所笼罩而无法建成“法治国家”。所以应加大力度宣传人民主权精神,张扬制度优先理念,树立法律至上权威。唯有如此,全社会民主法治意识才能普遍提高,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正确处理好国家权力与法律的关系,从而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Personality Glamour，Restriction of Power，and The Country Governed of Law

key words: Personality glamour;Restriction of power;The Country governed of law Abstract: Recently, Nanfang Daily reported the dispute personage--Chow He, Suqian of Jiangsu Province secretary of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carries on the reform and administrative course by the radical means.This caused a series of discuss about“ Chow he Phenomenon”,“ Chow he Mode”.The scholars express a good many opinions one after another, there are many people agree on it, while another opposite.As to this, the author thinks, during the process of running the country ruling of law in our country at present, “ power morals” or“ personality glamours” of leaders are indispensable, even very important, but we must not superstitious.Because it is a perceptual thing, it is not extremely reliable and even extremely dangerous, must pass the rational means--Law--Carry on power to restrict.Only by this way, can our country becomes the real one governed of law

第二篇：人格魅力、权力制约与法治国家

张伟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苏州，215021）

[摘 要] 最近《南方周末》报道了争议人物——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仇和靠激进手段进行改革和施政的历程。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仇和现象”、“仇和模式”讨论。学者们纷纷发表意见，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对此，笔者认为，当前在我国依法治国的过程中，领导者的“人格魅力”或“权力道德”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但决不能迷信，因其是感性的东西，是极不可靠甚至极其危险的，必须通过理性的手段——法律——进行权力制约。惟有如此我们国家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关键词] 人格魅力 权力制约 法治国家

一、问题的缘起

2月5日《南方周末》以重点篇幅报道了《宿迁改制风暴》[1]，讲述了争议人物——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仇和靠激进手段进行改革和施政的历程。随后有几位学者也各抒己见，参与讨论。情况当然是泾渭分明、各执一词。赞成者立场坚定的认为，仇和是一个难得的好人、好父母官，这从其上任8年来的政绩和民心所向就可见一斑，他的治理经验和改革模式应被广泛推广；而反对者也旗帜鲜明的指出，仇和的所谓经验和模式，实质上是“专制”，是“人治”，是权大于法、以权压法、不依法办事的典型，这与当前我国致力于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是背道而驰的，应当警惕并认真反思。所谓的“仇和现象”、“仇和模式”一时间成为当下学者们争相探讨的话题。笔者在此不揣浅陋也有一点不成熟的看法想一吐为快，还望批评指正。

二、人格魅力——“想说爱你不容易”

“人格魅力”，是笔者在有关“仇和现象”、“仇和模式”的报道中感触到的第一个“关键词”。诚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仇和是一个亲政爱民的好父母官，他在当地百姓中的威望极高。看到这样的报道，我们着实为之欣慰。因为，在老百姓中口碑好、威望高的领导在当前的媒体报道中并不多见，尤其在当前众多高官因贪污腐败不得民心而纷纷落马，甚至还有为数不少潜逃国外的情况下，出现了这样一位好“父母官”，当然为失望的老百姓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这一针效果是好是坏且容笔者慢慢道来。

人格魅力，从语词解释的角度看，“人格”是指人的整体精神面貌，涵盖三层意思：其一，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其二，个人的道德品质；其三，人的能作为权利、义务的主体的资格。本文“人格魅力”中的“人格”取个人的道德品质之意；“魅力”是指很能吸引人的力量。[2] “人格魅力”在我国可以说已成为一面“精神旗帜”。孔子的“不义，富贵于我如浮云”，孟子的“富 贵 不 能

作者简介： 张伟（1980—），男，山西古交人，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2003级硕士研究生。

淫，贫 贱 不 能 移，威 武 不 能 屈，此之谓大丈夫也。”，荀子的“从道不从君”，文天祥的“人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这些意气风发的千古绝唱，至今仍熠熠生辉。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成为“人格魅力”的最好注解。应该如何正确认识“人格魅力”呢？笔者以为，“人格魅力”在我国成为一面“精神旗帜”与我国居于几千年传统文化统治地位的儒家“人性本善论”密切相关。儒家以“慈母”般的眼光看待人性,对人性持一种完全信任的态度。孔子说人“性相近,习相远”,暗含了性善的因素;孟子进一步发展为性善论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虽然主张性恶论,但他同时又强调只要经过一番修身养性,即可“化性起伪”,成为圣人。性善论经过宋代《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的宣扬,几乎家喻户晓,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新中国成立后,又有 “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神话。[3]从某种程度上讲，“人格魅力”的确在我国历史上有过积极的作用。我国自古以“礼仪之邦”闻名，从帝王到文人都主张“贤人之治”、“以德服人”，十分重视执政者的品质对社会的影响，重视对官吏的治理，虽然其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统治，但也确实造福了黎民百姓，比起贪官酷吏自不必言了。人格魅力往往是与“清官”联系在一起的，谈及清官，我们很容易想到明镜高悬、铁面无私的“包青天”，包公可谓是中国“清官”的化身或代名词。中国人对清官有着浓厚的情结，可谓情有独钟，多少世纪以来,无论多少朝代更替,清官情结依然凝聚在人们心底。“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豫剧《七品芝麻官》主人公的这句唱词成为相当多干部自律的格言。[4]朱鎔基总理就职时也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话,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可见,清官对中国人影响之深。江泽民总书记也强调: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这实际上是要求领导干部们做“现代意义”的清官。因为“清官”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带有封建制度的烙印和一定的“人治”色彩,它从一个方面映了封建社会下法制的软弱,这与我们建设民主法治国家的目标是不符合的。不过，“清官”的秉公执法和高尚品德是值得提倡和发扬光大的，也是我们今天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所必需的。这也是建国后我们也一直重视打击官吏腐败，强调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道德” [5]的重要原因。因为法总归是社会的法，甚至可以说是“人法”,即调整人的行为的法律,是需要“人”来执行的，而人的自身素质对法的执行与维护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为政在乎得人，得其人则善政行”等说的就是此意。从刘青山、张子善的建国第一大案，到最近正法的王怀忠也都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我们还应辨证的看待问题。从建国到现在我国查处的腐败大案要案中，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人”是极不可靠的。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官僚制合理性设计理论中也认为，个人魅力型统治,是建立在某个具有非凡气质的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之上,行政职

婚起诉书，准备“集体离婚”。类似的场景还发生在医院，沭阳县中医院在改制时，数百位职工用大铁锁，将门诊部大楼锁了3天，并宣称，“不答应改回公办，就到北京去上访。”等等都足以说明仇和的改革是备受争议的，其“人格魅力”和“绝对权威”也是值得怀疑和商榷的。仇和自己也承认其改革“确实伤害了一些人”。可见，只靠人格魅力是行不通靠不住的，若不能清醒地认识并解决问题，则后果不堪设想。从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仇和有“中国要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无奈之言，也有“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豪言壮语。这也体现出作为改革者的两难困境。改革的确困难，但是认为“改革可以冲击一切,改革具有特权,”而无视法律的权威则是无稽之谈。改革与法律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就一定意义上讲,改革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意志的体现,如果不能把党的领导规范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那么依法治国就会名不副实。人们习惯于把党的领导理解为“党权高于一切”,一些人会很容易以此把改革当作尚方宝剑,目无法律,目空一切,这对建设法治国家是极为不利的。

众所周知，国家权力制约与依法治国是密不可分的。权力制约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手段，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内涵。法治意味着控权制度的存在和权力制衡原则被遵守。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必然存在权力制约;凡是法治成熟的国家,人民的权利定会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因此,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制约,就不会实现法治国家的状态。

四、法治国家——“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法治是人类文明之树上的一颗硕果，是迄今人类为驯服政治国家权力所找到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近代的法治是从古代法治理论中发展而来的，早在古希腊就有人治和法治之争。柏拉图早期是典型的人治论者，其在《理想国》中主张贤人治国或“知识专政”，他认为“哲学王统治”是最好的治理方式，理想国家是靠贤人的智慧和知识而不是靠法律来掌管的。[16]理由是“尚法不如尚智，尚律不如尚学”。不过晚年的柏拉图却认识到法治的合理性，将法律当作人们追随的“上帝”。[17]“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氏的这句名言在人治法治之争中显得尤为耀眼。他从一开始就反对先师的“哲学王统治”，而主张“法治”。他认为：“凡是不凭感情治事的统治者总是比感情用事的人们优良，法律恰正是没有感情的”“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平衡”，继而，亚氏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指出了今日我们早已熟知的关于“法治”的经典定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到了近代，法治的光芒穿透了人治的黑暗。英国成为法治实践的策源地，英国哲学家哈林顿对人治与法治也有精彩论述，他认为“有完备的法，则有善良的人”，而不是“有善良的人，则有完备的法”。[18]现代法治理论关注的核心是国家权力，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尤其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诚如洛克所论证的：法治的真实含义就是对一切政体下的权力都有所限制。

由此可见，法治从精神到形式都对政府权力的行使提出了要求。法治精神的实质是关于法在与国家和权力交互作用时人们对这一关系所选择的价值标准和持有的稳定心态，既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问题，它回答的是法律是否具有最高权威问题。无论何种形态的社会，总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存在。如果公众心目中认同的最高权威不是法律，而是什么所谓的“人格魅力”、“权力道德”，那么这个社会肯定不是法治社会，即便不是“赤裸裸的人治社会”也只能是“法治面纱下的人治幽灵”。在凡有权力高于法的地方，法都是随执掌权力人的意志而被随意塑造的。这种社会里的法是呈“人格化”的，没有理性而且多变，人们既无法信赖法律也无法依靠法律，这样只能专而投向“人身依附”或“权力依附”，结果就是“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等贪污腐败现象横行于世。当法律的权威远不及一人之言时，其结果便是人人自危、无法无天、国将不国。

法治国家的实现,是以法治理念的确立为先导的。西方国家法治化的历程就肇始于启蒙学派对法治思想的褒扬和推崇。中国要实现法治国家的状态，培育和弘扬国民的法治意识是当然十分重要，然而，笔者认为，在国家没有消亡，市民社会没有完全形成的情况下，树立和培养领导者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则是尤为重要的。从上述报道的仇和的行为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仇和为代表的“很多领导者没有意识到必须依法办事，没有意识到必须依靠建立制度和长效机制解决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或者即便意识到了也不愿意那样做”，“在这些改革举措中，我们看不到法律和制度的影子，而只能隐约看到书记一个人的鼓动和号令，这无异于堂吉诃德式的个人英雄主义”。[19]不管是“个人英雄主义”也罢，“人格魅力”也罢，都突显出领导者们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的匮乏。仔细考察中西方的法治道路，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历史上都曾有过人治与法治之争，但是却走上了不同的治国之路。究其原因，文化传统的大异其趣可谓是“元凶”。如前所述，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无疑占主导地位，而其关于人的核心理念是“人性本善论”。由此出发，在涉及治国方略时,性善论认为,既然人性是善的,就没有必要建立、健全各种法律制度,只要加强道德感化即可。只有在道德感化无法奏效的情况下,才辅之以法律,即所谓“德主刑辅”。这样,法律就成了道德的附庸。其次,在权力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性善论支持权大于法。性善论过分相信掌权者的道德自律,迷信“圣君贤相”,从而放松了对掌权者的警惕,忽视了对权力的法律制约,导致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建国后,我们对性善论的固有隐患始终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盲目地相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就使我们无法从根本上摆脱人治文化传统的羁绊，最终酿成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人祸”，这样惨痛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相反,西方文化则是一种“人性本恶论”文化。柏拉图由早年的典型人治论者转变为晚年法治论者,其重要原因可以说就是他认识到人的统治中混有“兽性因素”。因此,人类必须有法律,并

且必须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就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西方对人性的不信任从而产生法治思想,大概始于此。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人类具有罪恶本性,失德的人会贪婪无度,成为最肮脏、最残暴的野兽,这是城邦幸福和谐生活的莫大祸害。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说”更加剧了对人性的不信任。性恶论为法治思想奠定了文化根基。既然人性是恶的,就必须努力健全法律制度,防止人性中的贪婪成分恶性膨胀。[20]

当前,我们要实现由人治国家向法治国家的转变,就必须从根本上屏弃传统的性善论,以理性的、冷峻的甚至苛刻的眼光来审视人性。不要再奢望人格魅力或权力道德的“神话”，否则将始终被“法治面纱下的人治幽灵”所笼罩而无法建成“法治国家”。所以应加大力度宣传人民主权精神,张扬制度优先理念,树立法律至上权威。唯有如此,全社会民主法治意识才能普遍提高,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正确处理好国家权力与法律的关系,从而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personality Glamour，Restriction of power，and The Country Governed of Law

key words: personality glamour;Restriction of power;The Country governed of law

Abstract: Recently, Nanfang Daily reported the dispute personage--Chow He, Suqian of Jiangsu province secretary of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carries on the reform and administrative course by the radical means.This caused a series of discuss about“ Chow he phenomenon”,“ Chow he Mode”.The scholars express a good many opinions one after another, there are many people agree on it, while another opposite.As to this, the author thinks, during the process of running the country ruling of law in our country at present, “ power morals” or“ personality glamours” of leaders are indispensable, even very important, but we must not superstitious.Because it is a perceptual thing, it is not extremely reliable and even extremely dangerous, must pass the rational means--Law--Carry on power to restrict.Only by this way, can our country becomes the real one governed of law.人格魅力、权力制约与法治国家(第4页)一文由www.xiexiebang.com搜集整理，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三篇：公共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

【摘 要】近年来，关于构建公共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公共权力在具体的行使过程中，会受到个人或集团利益的诱使，权力就可能出现异化现象，从而需要对公共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本文从对公共权力概念的分析入手，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公共权力；制约； 监督；综述

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4）05-0360-01

公共权力是为实现公共利益，根据公众意志对社会公共生活进行组织、协调、控制的支配力量，其行使主体是执政党、政府以及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的社会组织。公共权力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必要手段，其运行的实质是对社会利益关系进行调整以实现公共利益。思想家孟德斯鸠则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列宁也曾明确指出，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无节制的堕落。在我国，尽管公共权力的基本属性已获得根本改造，但是，由于制度的缺失、人的自私性以及封建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仍然存在着公权私用、滥用和腐败等权力异化现象的出现。因而，加强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与制约十分必要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历来都是政治学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进入到21世纪后，关于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公共权力的概念

关于公共权力的概念，国内外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做出了各种不同的解说。一个比较常见的观点是：权力就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迫使他人放弃自己的意志而实现某一目的的能力。公共权力也可以理解为公权利，是为管理公共事务而设定的。人类作为群居动物，需要组织起来适应自然环境，因而需要处理许多公共事务，也就需要一种凌驾于社会个体之上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的使命是维护和促进私权。但公共权力自产生起，就与私权利不可避免地产生对抗，尽管对抗的范围、方式各不相同。而且这种对抗性是天然的，不可化解的。试图以公共权力基本目的公共性来否认或者掩盖其与私权利的对抗性是徒劳的。因为公共权力本源自私权利，是私权利的让渡；同时公共权力行使的方式主要体现为对私权利的限制。公共权力在具体的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受种种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诱使，权力就可能出现异化现象，产生腐败，寻租等行为，对私权利构成侵犯，从而需要对公共权力进行约束。

二、公共权力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

权力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即以权力制约权力，其理论上的系统化始于孟德斯鸠，实际应用始于美国建国宪法。其基本原理是将国家权力一分为三，使其在分工的基础上互相制约。

在这一方面，涉及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科学配置权力，并使不同权力之间能够相互制约、相互监督。杨长青认为，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就“要适度分解权力.构建权力之间的制衡关系”，具体而言，他认为可以通过“分解‘一把手’过分集中的权力”、“限制领导干部兼职”、“理顺党委和政府的关系”、“正确处理地方党委和人大的关系”、“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来使各种权力之间形成相互制约。同时他认为还应“建立垂直的监督领导体制”、“理顺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的工作关系”来“要强化专门监督机构的权威，以权力制约权力。“只有从权力内部对权力进行分解，并在此建立一个稳定的、相互制约的权力体系，以权力之间的关系来制约权力”才能有效地控制权力。“强化权力制约的关键是实现权力的合理分工和相互制约”。完善我国权力制约和监督体制，需要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国家机构设置和权力制约监督”，加强“各级权力机关相互间的制约监督”、“国家权力机关对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制约监督”、“行政系统内部的制约监督”、“司法系统内部的制约监督”。吴振钧提出要对权力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合理配置。要在横向上做好“党政合理分权”、“政企合理分权”、“政事合理分权”、“国家机关合理分权”四个方面的工作，同时也要在纵向上使“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科学合理，运行有效”。

三、公共权力的法律制约与监督机制

在强调法律对权力的制约方面，杨长青认为“制约领导干部权力，从根本上说要靠法制。” “依法行政，用法律约束行政主体”、“完善预防和治理权力腐败的法律。加大法律制裁力度”和“建立和完善独立的司法体制”三种途径来加强法律对权力的制约。喻中强调行政诉讼在权力制约与监督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实现行政诉讼制约和监督行政权力的三种方案：提高行政诉讼级别的“小改”方案，由最高法院行政审判庭在各省、市、自治区设立“派出法庭”的“中改”方案，在最高人民法院之下设立相对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的“大改”方案。董长春认为“应当在以法律制度明确权力活动领域的基础上，完成对公共权力私人性的制约。”他针对制约权力提出了三点措施：“以法律明确权力的活动领域”、“以法律确定公共权力的边界”、“以责任制约权力”。以法律制约权力就是“制定严密的法律法规，规范权力的运作过程，控制官员的用权行为，作到依法行权，依法行政。”为了能够达到用法律控制权力的目的，他认为“要设置三道互相衔接的严密防线”，即“行为前的法律控制”、“行为过程中的法律控制”和“行为后的法律控制”。通过这三道防线，对权力进行法律上的制约。姜明安认为，“宪法只有得到有效实施，宪法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才能得到有效实现，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分工与监督制约机制才能真正有效运作”。因此，在公民基本权利遭受其他任何个人、组织不法侵害之时，法院应以不违宪的具体法律进行裁判；当无此具体法律时，法院以宪法作为直接依据进行裁判，这是理之自然。”从法律的角度进行研究成为目前学者们研究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一个重要视角。

第四篇：制约权力的根本在于厉行法治

制约权力的根本在于厉行法治 2012-11-26 第05版：民主法治 作者：马怀德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2538

各种腐败案件一再证明，缺乏有效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是导致权力滥用的根本原因。虽然我们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重在权力制约的制度和法规，对于日益复杂的权力运行环境而言，这种权力制约制度尚不健全，也未充分发挥作用。如何有效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是十八大后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的关键。必须依靠民主力量厉行法治，构建一套有效的权力制约制度并使其充分发挥作用。具体而言，就是要完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充分运用民主权利制约公权力；就是要健全组织和程序制度，运用法治方式约束公权力；就是要强化社会和司法监督制度，运用法律监督方式防止权力滥用。

民主制度是实现权力制约的基础

一把手权力过大权力过于集中是多年来的积弊。虽然我们推出了全委会票决制、差额选举制度等党内民主制度，但是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真正解决一把手权力过大的问题，必须建立健全民主制度，保障民主权利，在保障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等权利基础上，继续扩大民主权利，落实参与权、表达权、知情权、程序权和监督权等新兴权利，通过立法将各种民主权利制度化。重点保障公民参与党委政府决策、参与立法和制度建设的权利，检举控告申诉和取得赔偿的权利，监督和问责的权利，形成人人参与、人人知情、人人监督的民主氛围。

尤其要继续完善民主选举制度，严格控制一把手的用人权；建立重大决策的公众参与民主表决制度，有效制约一把手的决策权。民主参与制度是指受权力运行结果影响的利害关系人，有权参与权力的运作过程，并对决定的形成发挥有效作用。保证公众民主参与权利，可以从源头上预防和惩治腐败。随着互联网手机等新传媒的快速发展，公众参与监督的热情不断高涨，效果也日益明显，显示出反腐的巨大潜力。应当通过立法尽快将听证、陈述、申辩等制度固定下来，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更好地发挥参与原则及制度在预防腐败方面的重要作用。

厉行法治是制约权力的根本途径

实践证明，人治与权力滥用是孪生兄弟。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机制，要有效防止权力滥用，必须摈弃人治，厉行法治。法治的核心要义是约束公权力，保障公民权益。当前中国推进法治的最大障碍在于公权力缺乏边界，行使规则不统一，程序不健全，实现真正的监督和制约则离不开组织和程序法治。应当尽快制定行政组织法和行政程序法，为各种行政行为提供最基本的权力边界和程序规则，规范各类公权力的行使，有效预防腐败的发生和权力滥用。

尽快制定行政组织法律法规，用法律形式规定组织的职能和权限，依法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职权法定。尤其要通过立法将党委和一把手的权力置于法律框架中，运用组织法防止权力滥用。通过完善程序法治，健全公开制度，将公权力活动的各领域、各阶段公之于众，随时接受各方面监督，对公权力的正确行使具有重要的监督作用。公开制度分为两类：一是政府信息公开。即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政府的政务活动等与公民息息相关的信息应当公开。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应依照宪法、法律的规定行使行政权，公民有权知道政府的讨论、决策、执行的情况，有权了解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法律法规的情况。除了行政机关的主动公开以外，公民还可以申请行政机关公开其想要了解的信息，除了法律规定可以不公开的，行政机关必须一律公开。二是公权力行为的公开。公权力行为的做出，与相对人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公民因此享有知情权。公权力的全过程都应公开，接受当事人和社会的监督。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2008年 5月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及社会各界呼吁建立的公务人员财产申报制等，都是利用公开制度预防腐败的重要措施，对于监督政府机关依法行政、建设廉洁高效政府具有重要的作用，必须在此基础上完善公开制度，提升政务公开的立法层级，实现公权力全过程的公开。

完善的立法及制度建设是预防腐败和权力滥用的重要基础。但是，由于一些重要的法律如行政程序法、公务人员财产申报法等重要法律未能出台，还有一些法规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位阶过低效力有限等原因，尚不能有效发挥制度反腐的重要作用，此外，诸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未将下属腐败上级主管部门领导承担责任等写入规定等，我国的行政权力仍缺乏基本的运行规则和程序规则，握有行政审批许可权和行政处罚强制权的各类政府部门仍然享有寻租的巨大空间，用制度管人管事的要求一时难以落到实处。为此，应当加快制定行政程序法、公务人员财产申报法、政府信息公开法、问责法等重要法律，尽快完善预防腐败的法律体系，真正建立用制度管人管事的预防腐败体制机制。

改革和完善党的决策机制。科学合理界定各级党委的决策权，健全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党委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水平。研究制定党委重大决策程序规定，把调查研究、征求意见、法律咨询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党委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发挥全委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作用，推行和完善党委票决制。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广泛征求意见，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健全完善各级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的事项范围和具体操作规则，并向社会公布。完善重大决策听证制度、专家咨询论证、风险评估机制、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和集体讨论决定制度。

强化司法监督是实现权力制约的保障 党内监督和行政监督对于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有效的司法监督同样不可或缺。尤其在公众参与热情高涨、新兴媒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更应该重视司法监督的作用，运用法治的方式制约公权力，纠正违法行为，惩罚贪腐犯罪。尤其要落实宪法原则，确保审判独立，树立司法权威，使司法成为公众信赖的、有效的解纷方法，通过在正当、理性的诉讼程序运作中的平等、自由、充分的表达，防止这种纠纷和冲突升级为更剧烈的对抗性活动。修改相关法律，扩大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等受案范围，降低起诉条件，改革审判方式，扩大调解和解范围。改革两审终审制度，将部分案件的审级增加为三级，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提高司法裁判的公信度，增强司法监督的权威性。

第五篇：论权力与法治

“权力制约”可以说是一个老生常谈而又常谈常新的话题，权力必须有理性和刚性的手段——法律——加以制约。当前，权力理论可分为两大主要流派。一个是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韦伯主义”，其认为“权力是某种社会关系中一个行动者所拥有的不顾反对而贯彻自己意志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所依据的基础是什么。”“我所理解的权力，就是一个或若干人在社会活动中即使遇到参与该活动的其他人的抵制，仍然有机会实现他们自己的意愿。”另一个是帕森斯主义，其认为，权力是一种系统资源，“是一种保证集体组织系统中各单位履行有约束力的义务的普遍化能力。”加尔布雷斯则认为，“权力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其他人行为之上的能力”。

近代的法治是从古代法治理论中发展而来的，早在古希腊就有人治和法治之争。柏拉图早期是典型的人治论者，其在《理想国》中主张贤人治国或“知识专政”，他认为“哲学王统治”是最好的治理方式，理想国家是靠贤人的智慧和知识而不是靠法律来掌管的。理由是“尚法不如尚智，尚律不如尚学”。不过晚年的柏拉图却认识到法治的合理性，将法律当作人们追随的“上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氏的这句名言在人治法治之争中显得尤为耀眼。他从一开始就反对先师的“哲学王统治”，而主张“法治”。他认为：“凡是不凭感情治事的统治者总是比感情用事的人们优良，法律恰正是没有感情的”“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平衡”，继而，亚氏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指出了今日我们早已熟知的关于“法治”的经典定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到了近代，法治的光芒穿透了人治的黑暗。英国成为法治实践的策源地，英国哲学家哈林顿对人治与法治也有精彩论述，他认为“有完备的法，则有善良的人”，而不是“有善良的人，则有完备的法”。现代法治理论关注的核心是国家权力，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尤其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诚如洛克所论证的：法治的真实含义就是对一切政体下的权力都有所限制。

由此可见，法治从精神到形式都对政府权力的行使提出了要求。法治精神的实质是关于法在与国家和权力交互作用时人们对这一关系所选择的价值标准和持有的稳定心态，既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问题，它回答的是法律是否具有最高权威问题。无论何种形态的社会，总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存在。如果公众心目中认同的最高权威不是法律，而是什么所谓的“人格魅力”、“权力道德”，那么这个社会肯定不是法治社会，即便不是“赤裸裸的人治社会”也只能是“法治面纱下的人治幽灵”。在凡有权力高于法的地方，法都是随执掌权力人的意志而被随意塑造的。这种社会里的法是呈“人格化”的，没有理性而且多变，人们既无法信赖法律也无法依靠法律，这样只能专而投向“人身依附”或“权力依附”，结果就是“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等贪污腐败现象横行于世。当法律的权威远不及一人之言时，其结果便是人人自危、无法无天、国将不国。

在权力制约理论方面,西方先哲先行一步。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政治家亚里士多德,他指出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作为构成的基础,即议事机能,行政机能和审判机能。亚里士多德的分权论可以看作是一种萌芽形态的国家权力制约论。继亚氏之后古希腊政治家波利比阿认为在罗马的制度中存在着一种各个权力互相制约、防止对方无限扩张的关系，并认为这是罗马兴盛的重要原因。他断言,如果国家由各种权力互相帮助,互相牵制,那么无论在什么危急的时候,都可以成为一种很坚固的团体,除了这种政制之外,再也不能找出更好的政制。近代资产阶级权力制约学说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洛克和法国的孟德斯鸠。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了立法权、执行权和联盟权分立的主张。他认为,政府权力如果成为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就会成为专制的,而必然会危害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并且明确地提出“用强力对付强力”的原则。孟德斯鸠在国家权力制约与分权理论方面比洛克又前进了一步。他认为,自由只存在于权力不被滥用的国家,但是有权者都容易滥用权力却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因此,保障自由的条件就是防止权力的滥用。他主张防止权力滥用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建立一种能够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体制,以确保人们的自由。

从上述西方学者对国家权力制约的论述和历史实践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一切法治国家都需要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否则就会造成权力的滥用。这是一条被人类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客观规律。2.国家权力制约的目的是实现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没有社会公正的国家,人民是没有自由可言的。3.只有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才能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

显然，国家权力制约与依法治国是密不可分的。权力制约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手段，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内涵。法治意味着控权制度的存在和权力制衡原则被遵守。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必然存在权力制约;凡是法治成熟的国家,人民的权利定会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因此,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制约,就不会实现法治国家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