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不能公布官员财产

第一篇：中国为什么不能公布官员财产

中国为什么不能公布官员财产

因为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一句：自己公布财产，“这个做法很正常，全世界都这么做，没有什么特别”；也因为俄罗斯《观点报》评价：“中国实施官员财产公开的努力遭多方阻止”。一个原本就是热点的话题再次炒热。

有人说，中国所以不能公开官员财产，是因为尚未完成资产向国外转移。也有人说，在黑钱尚未洗白前，财产不会公开。显然这都是情绪化语言和偏激观点。中央反腐决心和实际行动有目共睹。比如，十八大以来已经有10个省部高官被惩处，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地方巡视动员，王歧山特别要求“盯着一把手”，同时强调“对重大问题应该发现而没有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问题没有客观汇报就是渎职，必须根据情况追究责任。”其反腐力度有加大之势。

即便这样，较长时间内中国仍不会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当然，组织内部申报制度早已开展，并且越来越严格。主要原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有的政治理论和道德价值体系尚不能有效解释和评价官员先富现象。改革开放后，我们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为了解决原始积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采取一些特殊政策，必要而合理。问题是我们忽略了，让什么人以什么方式先富起来，再加上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过渡，制度建设没有跟上，结果是掌握资源分配权的官员成为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这带有相当的普遍性。

以革命的理论评判，官员先富肯定与共产党的性质宗旨不合。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实现人民利益过程中还把道德推向极致，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要的情况下牺牲自己的生命。革命先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革命时期的信仰和道德虽然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必须承认有客观环境的影响。这就意味着，那种精神和道德存在弹性，且因人而异，做到做不到和如何评价，缺少操作性。这就决定了，其会随着环境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严重时会甚至出现不适应。如同儒家伦理道德，作为一种熟人道德、“五伦道德”，更适用于人口不流动的自然经济或农业文明，当工业社会与信息文明到来，短板和软肋暴露出来。为什么人们总在疑惑，先辈们拥有那么坚定的信仰信念，共产党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力量，今天为什么一下失灵了呢？其实是社会和时代变化的结果。这里特别强调，革命党和执政党存在很大的差异，前者实际上是以无限的自我牺牲来成就号召力，这在革命阶段达到了顶峰，后者很难做到高度牺牲，这种情况下不能产生新规则和力量之源，就无法解释现实。

如果以新政治观下的执政理论来评价，以现代政治伦理和法治为尺度，问题容易解释通，至少现阶段是这样。新政治观突出强调确立与官员的角色和行政行为相吻合的道德，是有限道德而非无限道德，同时强调评价标准是合法的就是允许的，要求官员有更高的精神境界和价值标准，但做不到道德高尚，只要合规则，不违法，即使先富起来也是允许的。简言之，在许多情况下道德让位于政治伦理规则。为什么台湾公布最领导层财产情况，人人皆富翁，但社会波澜不惊；日本上一届内阁公布成员财产，人均不到200万人民币，这在富有的日本颇显贫困，但也未因此获得清廉美誉，缘于法治社会与政治伦理规则。即评价官员，不是以道德涵盖一切、替代一切，而是以忠于职守和尽职尽责为本。可以说，我们的执政理论不能突破，有些重大制约就无法破解，比如高层领导的亲属移居西方国家，这是很长时间来让人尴尬的问题，也是讳莫如深的问题，因为以传统的价值评价标准，意味着共产党人已经发生信仰信念的蜕变，如果以现代政治观评价，这不是问题，因为领导干部原本就无权干预子女的选择，西方的官员就不干预子女，民众也不要求他们干预子女。

第二，人民群众的理性思维与契约意识尚不能支撑中国的社会现实。这样讲往往让人感到会伤及普通群众，但这是一个无法回避事实。笔者一再强调，中国乃道德治国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传统文化极厚的国家和民族，没有经过现代思想的启蒙，甚至说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确立起现代思维和价值观念。这种情况下人们更愿意以道德的名义，尽管很多情况下自己其实远不敢言道德。过于理想化地设计，再美好都属于脱离实际，因而没有意义。这就像马克思主义主义进中国，如果不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是僵化地套用苏联革命的模式，肯定不会取得后来的胜利。

在没有形成大众的普遍的契约意识和理性的情况下，如果公布了官员的财产，结果会怎样？很可能造成群众与官员群体的更加严重的对立，假如群众据此来评价官员、监督官员，问题将相当复杂。中国历来是潜规则大于显规则，包括普通民众，很多人都是在工资之外寻找外快，官员更是存在灰色收入问题。这就意味着很多官员无法解释自己财产的合法来源，怎么办？都作为贪官抓起来？那样可能是中国行政体系的垮掉，中国开始进入新的治腐轮回。即使仅仅以理论标准要求党员领导干部，也会出现由怀疑干部而怀疑党，这同样具有很大的危害性。

当然，如果大众理性思维得到了大的提升，能够冷静分析问题，尤其把某些因素考虑进来，问题会好办得多。今天的中国官员应当是社会中智商最高的群体之一，因为公务员考试竞争最激烈，媒体刚刚披露今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通过审核者过百万，竞争达到了87：1，国家民委两个主任科员甚至高达4000：1，这在西方不可思议，实际上也扭曲了社会价值取向，但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当前的价值观，也符合中国的现行体制制度，即政府参与到社会建设的所有方面，是建设的主力军，与西方小政府大社会的体制全然不同，他们的政府不需要太多的高智商者。既然我们的政府官员是高智商群体，按照社会规律，他们应当享有富裕生活。问题是规律未必合道德。这就是现实矛盾和问题。我们必须改变这种价值判断。

如果大众能够进一步认识到更多更深的矛盾和问题，效果更好，更有利于反腐，有利于达成我们的目的，维护我们的利益。基督教的一个最重要理论，即人类与生俱来原罪。实际上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有原罪，中国的官员也有原罪，原罪缘于制度不健全。事实上任何国家都有过因制度不健全造成的“原罪”。既然都存在，那么最关键的就是理性对待，进而求解。基督教还有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一群犹太人将一个通奸的女人送到耶稣面前请求裁决：该女人通奸按律该用石刑。耶稣问大家：你们中间谁没有犯过罪错就可以用石头砸她。群情激愤的人们开始沉静下来，继而一个个离去。耶稣又对女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但你自己不能再犯相同的罪。

假如我们都理性面对官员的原罪，以妥协化解矛盾，效果会越来越好。反之，我们无法承受官员拥有巨额财富之重，不依不饶，公开一个抓一个，公开两个抓一双，不可能有官员支持财产公开。我们都习惯于以道德的名义去审判，而非以契约和妥协面对矛盾，导致明知问题而无法解决问题。这或许就是待解的结。

第三，目前的舆论环境和社会心态不利于公开官员财产。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并且以此作为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突破口，人民群众也对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更高期待，这种期待已经化为社会舆论氛围，而事实上中国式腐败并非一因而是多因，因因都具有根本性，多因又形成交织在一起的难以破解的结，所以不能理想化，不能寄希望毕其功于一役。问题在于舆论氛围和社会心态并不这么理性，大众很希望一天之内把所有问题都消除掉，这甚至已经导致焦躁心理的形成，而焦躁心理恰恰容易左右理智。看一下西亚北非的国家动荡，突出特点就是情绪化，结果失控。作为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一旦失控是十分危险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有一个正确引导舆论的问题，同时人民群众也有一个逐渐平静和理性的问题。只有实现良性互动，才敢言具备了公布官员财产的舆论和社会环境氛围。

作上述分析判断，是否这意味着支持拖延？显然不是。目前中国不具有公开官员财产的条件，但也强调惟公开官员财产才能有效提制腐败，同时，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党和政府承受的道义压力就一天不会消除，特别开放的世界已经给我们造成了太多的倒逼现象。怎么办？应当在继续对贪腐施加压力的基础上，着力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制订制度遏制和压缩“三公”消费。这既产生腐败，同时影响官员的价值观和社会风气。最近笔者到一些政府机关讲课，他们都提到公务卡对消除腐败很有效，如果取消公款宴请，官风和社会风气必然大大改善，随后向公车和公款旅游开刀，腐败立减。第二，开征遗产税，在这个过程中保证堵住资产向国外转移，将此税的重点指向千万以上资产者，目的是抑制官员欲望。第三，对官员的私权与私德进行刚性考评。形成选择：要么为民，在法的范围内享有私权，既然为官，有钱也不能高消费，穿大牌。第四，加强执政理论建设和民族文化与价值观建设，提升民众的理性思维能力，为公开官员财产提供适宜舆论和社会环境。把这些工作做好了，及时公布官员财产。相信到那时，中国的官场一片清明。

第二篇：官员财产申报

(一)1．一是制度的科学化水平不高，没有打破我国官员财产公示“申报不公开”的局面。主要停留在申报环节，公开或公示、监督和问责等几个后续环节却比较弱，缺乏公众的监督，其程度离公共信息还有很远距离。二是少数官员存在抵触情绪，惯于暗箱操作。以干部隐私权为由，规避外部监督。三是配套制度不完备，基础性条件还不够完善。金融的实名制、现金流通的管理、财产登记等制度不完善，也会直接影响这一制度的建立和实施。2．官员作为公民固然也享有法律规定的隐私权，但因为官员手中握有公权，为了防止权力滥用，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要将一些官员的个人信息纳入公共信息范畴，进行披露或公开。官员让渡个人部分隐私是为了保护公众利益，官员选择从事公职就应该接受让渡个人部分隐私信息的要求。因此，“官员财产没有隐私”。(二)第一，上层的决心和行动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出台的关键。为了整治俄罗斯严重的腐败问题，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以身作则推动公务员财产收入和财产申报工作。当前我国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中央政府应当大力指导和支持。第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设的复杂性和困难性，要求我们既要积极又要稳妥，不能简单化，更不能急躁冒进。梅德韦杰夫在坚决表明态度的前提下，适当妥协。积极稳妥地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第三，整治腐败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制定庞大的反腐败计划。解决腐败问题，不能单靠一部法律，社会公众应该对这一制度的建立抱以客观和理性的预期。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只能是全部反腐败组合动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不会是它的全部。(三)为了有效预防腐败，建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国大力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并在部分地区试点工作，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拥护。然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实际运用中暴露出以下几个缺陷：干部群体的种种顾虑乃至抵触；科学化水平不高，没有打破我国官员财产公示“申报不公开”的局面；配套制度不完备，基础性条件还不够完善。我市为积极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加强我市干部队伍建设，转变官员观念。通过廉政教育以及党的思想教育来帮助各级官员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价值观和利益观，强化他们对该项制度的认同。另一方面，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需要深化改革，配套联动。完善官员财产申报环节，同时积极稳妥推进公示环节，保障社会公众的监督权。加强配套制度的建设，如完善金融的实名制、现金流通的管理、财产登记等制度。推行官员财产制度，对有力推动我市制度反腐建设，树立廉洁政府形象，构建和谐社会，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四)【参考例文】 推行官员财产申报 加强制度反腐建设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国际上被称为“阳光法案”，是制止经济犯罪的一种手段．是从源头遏制腐败的利器．具有巨大的震慑作用，已成为许多国家反腐败的撒手铜。我国在惩治腐败方面措施有余．预警机制不足。财产申报制度正是一项行之有效的预防机制，可以填补这项不足。因此，我国应当大力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加强制度反腐建设。在此之前，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为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作了许多探索．也取得了积极的效果。然而．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还存在许多不足，具体表现为：一是法律规定缺失，缺乏法律的强制执行力；二是制度科学化水平不高．未打破官员财产公示“申报不公开”的局面；三是配套设施不完善，基础性条件还不够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推行不能因为存在困难就不作为，我们应寻求适合我国推行官员财产申报的路径，减小推行阻力。首先，要把制度设计纳入法律建设之中，推动官员财产申报的立法。官员财产申报的立法将促进官员财产申报的形成和执行，将有力地推动我国官员财产申报的规范化与有序化，有利于制度效用健康、顺利、持久地发挥出来。因此．欲使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有所突破，首要任务是借鉴国外经验，针对我国现状，推动官员财产申报的立法工作，提升其法律地位，增强其权威性、公开性、强制性和实效性。其次，以信息公开推动财产申报制度建设。财产申报的公开制度也是我国财产申报制度建立的重要环节。财产申报如果只在组织内部运行而不向公众公开，那么就会失去其预防权力滥用和职务犯罪的真正作用。因此，要让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真正发挥实效，必须加强公开、监督和问责等后续环节，将官员的个人信息纳入公共信息范畴，实现公众对官员的监督。最后，完善配套制度和技术。财产申报制度的贯彻实施除了自身的运行机制外．还需要其他相关制度和技术的配合和支持。主要是指有关财产登记制、金融监管机制、个人信用系统、财产信息监管系统的技术等。不仅要建立健全这些制度，还要把这些制度联合起来，并进一步加强已有制度的具体操作和执行力度，确实保障该项制度的实效。官员财产申报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防腐反腐途径，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为了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应对我国反腐败严峻形势的迫切需要，我们必须大力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加强我国制度反腐建设。

第三篇：为什么中国官员财产不能像俄罗斯越南等国家一样公开

为什么中国官员财产不能像俄罗斯越南等国家一样公开？

（友情提示：结论可直接看最后两段）公开当然是要讲范围的，中国的官员财产是向组织公开的，对组织当然要充分信任，没有任何可以隐瞒的，但是题主讲的这层应该是全社会公开了，抱歉，只有国家领导公开，其他官员目前还没有全社会公开财产。当然了在我国，目测99%以上的民众财产都是可以查询的，记住，是查询，不是公开，在这一点上，中国官员和普通民众没有任何区别。在你刚开始考公务员的时候，政审环节就需要填直系亲属关系了。在你升副科级职务的时候，你需要填一张《干部任免审批表》，里面有一栏“主要家庭成员及社会关系”，你老婆孩子父母兄弟姐妹干什么工作，各种信息等都需要报上去，随着你官越升越高，这一栏需要填的东西就越多，扩展的范围就越大。到处级以上（有些地方放到科级）需要填个人财产申报表，主要填写内容包括：申报工作。除了本职工作外，有无在其它商业公司或机构挂职或持股？除了本人外，还要列明配偶及子女现有工作状况，有无本职以外的其它兼职？包括内企、外企。收入情况。本人的正当收入以及其它的收入来源（每笔注明）、货币收入（年收入、月收入）、配偶的年收入月收入。实物收入情况（字画最近很时兴）。配偶和直系子女有无在境外工作、学习、定居？本人和配偶、子女有无外国国籍或永久居留权？婚姻变化状况：已婚、离婚、再婚、非法同居？债权。即资本权益，股票、证券、投资等，需具体写明持有状况。在境外银行的存款，投资详细情况。固定资产。房产物业，汽车，农地。包括本人名下、配偶名下、子女名下为所有人或者共有人的房屋。中国护照（因公、因私）和港澳通行证。有或无？其它国家护照？曾经去过的外国及港澳台的次数、具体时间？有些地方要求的可能会更多，一级给一级压担子，到最下面的申报范围就非常大了。个人填写完毕之后，先报给单位的主管审查，签字，然后报给组织部门。组织部门也许抽查也许全查，如果有漏报瞒报等现象，就等着喝茶吧。好吧，我承认前面讲的都是废话，现在才开始进入正文，为什么组织部门既然掌握所有官员的财产、家属信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贪官？咳咳，当然是贪官狡猾，瞒报漏报，托管财产，不如实向组织部门交代问题、利欲熏心、被资产阶级腐朽的物质生活腐化等等原因了，你也没法把他接触的每一个人都查一遍吧，谁知道他和谁关系好，把钱都给那个人存着吧。当然了，我承认这个原因很简单，小学生也能回答，那我就说一个初中生回答的层次吧，因为领导还不想查，就这么简单。在《人民的名义》里面，为啥人人都知道丁义珍是个大贪官，举报信和雪花一样，为啥达康书记和纪委都视而不见呢？因为丁大市长听话啊，是达康书记的化身啊，领导的意图贯彻到底，领导的项目不敢马虎，领导的政绩全是丁大市长干出来的，即使丁义珍真的是个大贪官，那也是被查之后的事情，查之前呢，他是项目总指挥，达康书记的化身，怎么能说是贪官呢？证据呢？没查哪里来的证据。什么是制度性腐败呢？就是政治规则，一级管一级，在这个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官僚系统内，如何把听话的人放在关键位置呢？如何让其他人腾出位置呢？如何让在关键位置的人继续听话呢？答案就是抓住你的小辫子（如图），你只要露出小辫子让上面的人抓你才能到位置上去，说白了就是你不得不贪腐，不贪腐=不听话=没法治你。所以中国官员的小辫子不是让你们民众抓的，是要让组织抓的，所以财产也只需要向组织公示就够了。

第四篇：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二、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给定资料

【资料1】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政治文明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政治民主的必然要求。自从1883年英国《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出台以来，被称为“阳光法案”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就成为世界各主要文明国家防止公共权力腐败的关键性制度安排，它是以宪法和行政法为核心的公法序列的重要法规之一，是实现政治文明、政治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路径之一。随着公民社会的日益成熟和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纳入法制化轨道已然成为时代发展的总趋势。

2010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规定县处级副职以上(含县处级副职)的领导干部、大中型国企领导每年须上报个人财产及婚姻变化、配偶子女移民状况等。此次新规定，在申报内容上首次提及有价证券、股票、基金等经济投资情况，房产投资情况一年一报；删除了“组织对报告保密”条款，领导干部虚报瞒报可免职。

从2009年中纪委四次全会首次提出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之后，到《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亮剑，再到2010年4月23日中央政治局专题会议明确官员申报精神，到《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亮相，短短数月，官员申报制度迅速从星星之火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美国彭博社和法新社称，中国政府发布了空前严厉的反腐举措，将监督的对象扩展到了几乎所有的中层领导干部，表明了中国政府与腐败做斗争的决心。

【资料2】

我国最早的领导干部信息披露制度应当属1995年的“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和“礼品登记”制度。在过去的15年里，中央层面又先后制定了“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1997年颁布，后经2006、2010年两次较大修订），“廉政准则”制度（1997年开始试行，2010年正式颁布，从最初的30个“不准”发展到目前的52个“不准”）。近几年来，地方层面的相关制度创新呈现出“井喷”式的活跃态势。但从我国领导干部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的实效来看，还亟待改进。

这主要是因为制度的科学化水平还不高。一个完整的官员信息披露制度应当包括前后相承的四个环节：申报、公开、监督和问责。申报环节的主要任务是对需要披露的信息作出具体规定。这个环节在我国受重视程度相对较高。但是，公开或公示、监督和问责等几个后续环节却比较弱。从制度的实效来看，问责是最重要的，没有问责，前面的环节都做了无用功。在这四个环节中，披露、公开或公示是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从15年来我国领导干部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实际情况来看，主要停留在申报环节，具体的表现是以内部申报或报告为主。

《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也没有打破目前中国官员财产“申报不公开”的局面。虽然其删除了“组织应予保密”的旧条款，使官员的财产不再是国家机密，不能再用隐私权作借口抵制申报，但并未提及公示事宜，仅规定副处级领导干部需向上级申报，要求“受理报告的组织（人事）部门对报告人的报告材料，应当设专人妥善保管”。这意味着，申报材料仅仅锁在纪委的抽屉中，惟有上级才能看到，公众无从知晓——如此处理官员财产信息，其程度显然离公共信息还有很远距离。

要知道，作为全球公认的“阳光法案”、反腐利器，官员财产申报制的准确名称是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精妙之处在于通过“财产公示”把公共权力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该制度的核心是公开，保障制度发挥效能的手段是公众的监督。没有公示的申报，不是真正的申报。失去了面向社会的公开性，财产申报制度就失去了设置的本来目的，反腐效果会大打折扣。

【资料3】

在推进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方面，全国许多地方党政机构主动地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如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的干部财产公示制，广东、山西、内蒙古、成都等地区官员子女配偶从业、投资上报登记制，青岛的“裸官”买房、炒股报告制，深圳的“裸官”一律不能担任党政正职制以及北京对公选干部候选人的晒房制等。这些实践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要通过制定严格的制度和规范，加强与公权力行使有重要关系的领导干部收入、子女、配偶、资产等重要信息的披露，通过各种形式将其置于上级或者公众的监督之下，最大限度避免由于信息不透明使公权力被私用或者成为权钱交易的工具。

尽管这些实践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也受到了群众的赞扬，但由于这些制度在全国还没有形成整体的制度框架，实施起来必然会遇到种种阻力，如少数官员习惯于暗箱操作，对官员信息披露制度存在某种情绪上的抵触，有的以保护干部隐私权为由，规避外部的监督等。一个明显的例子是，2009年1月新疆阿勒泰地区在网上公开干部的财产情况后，据有关部门调查，持反对意见的干部比例高达70%以上。另外从操作层面上来看，由于干部财产申报涉及面很广，操作起来也有一定难度。同时，官员信息披露制度也需要其他一些配套制度的确立，比如金融的实名制、现金流通的管理、财产登记等制度，这些基础性条件不够完善，也会直接影响这一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资料4】

2010年6月，北京市在公开选拔局处级领导干部中明确要求，696名进入局处级公选的干部候选人，都必须向社会晒房产。此举引起广泛关注。

公众对领导干部的信息披露的关注，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这项制度本身的重要性。对于相当一部分领导职位来说，工作性质决定了在这些岗位上任职的领导人必将在一定范围内成为社会公众人物。因为老百姓的许多民生事务、切身利益，都与这些领导干部的工作有直接联系。公众不仅关注他们的施政和作为，也关注他们的子女、配偶，甚至资产等。这些“要素”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间接地反映出一个领导干部的人格、作风、行为以及廉洁度等。

领导干部信息披露被广泛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公众对公权力监督意识的增强。应当看到，这些年来中央反腐败的力度是很大的。但少数人的“前腐后继”，再一次说明腐败蔓延的势头并未完全得到遏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众还没有足够多的途径和方式来了解官员的重要信息，从而很难对他们实施有效的监督。鉴于此，中央已经明确规定要求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及时上报包括子女、配偶从业、出国以及家庭投资、债券、资产等各种收入信息，以便加强对官员的监督。被媒体称之为“8道禁令52道高压线”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经过13年试行后的正式出台，就是很好的例证。【资料5】

据了解，国外的财产申报制度在实行中的阻力，首先来自于政府官员的隐私权和财产权的保护问题。在财产申报制度实行的过程中，政府官员财产的隐私权与社会公众就官员财产申报的知情权间的冲突经常成为争论焦点。

现代国家政治和行政文明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公共信息的披露或公开。早期被各国普遍列入公共信息的主要是政府在从事政治或行政活动中所产生的信息，而到后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官员个人信息，特别是高级官员或重要职位上的官员的一些个人信息纳入公共信息范畴，进行披露或公开。这一新发展的主要目的就是实现公众的监督权，防止官员对公共权力的滥用。随着官员信息披露制度的普遍建立，官员让渡个人部分隐私以保护公众利益已成为一个基本原则：选择从事公职就应该接受让渡个人部分隐私信息的要求，换句话说，这是选择从事公职的个人理应承担的基本义务。

实行财产申报制度是基于“官员财产没有隐私”、“官员权利须受限”等理念。恩格斯早就说过，个人隐私应受到法律保护，但当个人隐私与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时，个人隐私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而是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再受隐私权的保护，而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

【资料６】

从国际社会的经验来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落实，关键在于有健全的法律及其强有力的实施。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世界上凡是实行严格财产申报制度的国家，其财产申报制度都是以宪法或法律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其申报主体完整，涉及官员的财产范围宽广，对于那些不实申报的处罚也非常严厉。

以美国为例，在１９７４年尼克松总统发生水门事件以前，美国虽然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但因为主要是内部申报，因此，对官员的约束力有限。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发生后，美国掀起了一场廉政风暴，并于１９７８年制定了《政府行为道德法》（１９８９年修订为《道德改革法》），正式确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按照这项法律的要求，美国所有公职人员，只要年薪大约在５万美元以上，包括行政人员、国会议员、法官等，都必须申报个人财产。申报的期限，不仅包括任职前、任职中，甚至也包括离职后。比如一个官员在任职后３０天之内，必须申报本人、配偶以及所抚养子女的财产状况；在职官员和雇员每年需要申报上一个个人、配偶和抚养子女的财产状况；离职官员和雇员，则需在离职３０天内递交离职财产报告。同时，法律还对官员财产申报资料的接受、保管办法、保存期限、公开方式、查阅手续、审查以及对拒绝申报和虚假申报的处罚办法，也都作了详细规定。在美国，由于不严格执行官员申报制度丢官的官员大有人在。1989年，美国众议院议长詹姆士·赖特被迫辞职，起因就是违反国会对议员财产收入的法规，包括曾超规定赚取讲课费，而他的妻子贝蒂曾超额收取别人赠送的礼品等。由此，赖特也成为美国200多年来首位因财产申报问题被迫辞职的众议院议长。

【资料7】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执政后，在整治该国严重的腐败问题上迈出了坚定一步。梅德韦杰夫还以身作则来推动公务员收入和财产申报工作，并提议建立收入和财产申报信息核查机制，以及起草反腐败司法鉴定的法律草案。在2009年3月10日举行的总统反腐败委员会会议上，梅德韦杰夫表示，虽然目前没有要求总统申报财产的规章制度，但自己今年年内将作出相关决定，总统申报的做法，应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家公职人员履行相应的法律法规。他还宣布，如果官员拒绝向有关机构提供收入和财产情况，将面临被开除公职的惩罚。

不久后，俄罗斯总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克里姆林宫官方网站4月6日公布了梅德韦杰夫一家的财产状况。俄政府官方网站则紧接着于4月7日公布了普京总理一家的收入和财产状况。在总统、总理带头下，俄政府成员也纷纷亮出家底。

在国家杜马对俄罗斯总统提交的一揽子反腐败法律草案进行第二次审读的时候，议员们提出了200多处的修改意见。为保持法案原貌，梅德韦杰夫总统借一次会议讲话，表明了对法律草案审议的态度：他能够接受的修改只限于他同国家杜马领导人约定好的部分，其余内容应尽最大努力保持不变。最后，法案的一些实质性条款还是作了修改。审议中争议最大的条款涉及官员财产申报问题。当初梅德韦杰夫总统提议，任何级别的官员都应申报本人及所有家庭成员的收入和财产。而在最后生效的法律中，申报主体除官员本人，只剩下官员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俄罗斯法学家尼·库兹涅左娃称，梅德韦杰夫总统当初提交国家杜马的草案，经过审议已经失去了锋芒。但是《俄罗斯联邦反腐败法》最终还是体现了梅德韦杰夫总统关于官员财产申报的一些基本主张。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联邦反腐败法》生效后，在梅德韦杰夫总统签署的配套命令中把财产申报主体范围扩大到了国有公司领导人，这是《俄罗斯联邦反腐败法》中没有的。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承认，腐败是一种系统的社会现象，反腐败也需要采取系统的措施。仅靠一部反腐败法，还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俄罗斯制定了庞大的反腐败计划，内容包括建立反腐败的法律基础和腐败预防机制、实现公众和议会对反腐工作的监督、优化国家管理、提高司法官员素质、加强法制教育等。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只是俄罗斯反腐败法的一项内容。当前，国内舆论对我国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要求十分强烈，对这项制度寄予了很高期望。但是，我们应当清楚，仅靠实施这一项制度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腐败问题。对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过于理想化不但于事无补，而且有害。事实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只能是全部反腐败组合动作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不会是它的全部。

【资料8】

公开官员个人的一些重要信息，会不会侵犯个人隐私，是很多人都担心的问题。首先应该肯定，作为公职人员，他们既有公众人物的一面，也有自己的隐私需要保护的一面。这里所强调的上报或者公开官员某些重要信息，其范围主要是指那些与公权力可能私用的领域有关，并不涉及官员个人其他方面的隐私。同时，即使是这些信息，也不是所有公职人员都要披露的，而主要指那些重要岗位，领导岗位。围绕官员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至少要注重以下五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明确干部信息披露的范围。也就是担任什么样的领导职务的官员，必须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段内披露自己的信息。二是要严格规定干部披露信息的内容和形式。三是要认真研究解决干部自身隐私的保护问题。也就是在满足公众了解官员信息的同时，如何有效保护其自身的隐私不被侵犯。四是要对干部信息披露和公众监督权行使进行双向约束。既要约束干部的行为，也要规范公众的行为，不管利用网络还是其他手段监督干部、监督政府都是可以的，但要对那些借助披露干部信息和对干部的监督，进行恶意人身伤害、诬陷等行为依法处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五是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围绕建立干部信息披露制度，尽快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资料9】

官员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的困难性和复杂性常常容易被忽视。任何腐败预防制度建设，都不仅仅是一个制度技术问题，还必然是一个政治问题。制度技术问题通常只带来腐败预防制度的复杂性，而政治问题则带来更大的复杂性并增加困难性。困难性是由于腐败预防制度建设一定会遇到种种阻力，这种阻力通常要比打击腐败的阻力还要大，而且更加隐蔽。复杂性是由于必须要处理好廉政建设和政治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议题之间的关系。在腐败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这种复杂性就更加不能忽视。2001年，我国曾计划在一定级别的现职领导干部中推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当然，拟议推行的财产申报制度也主要是内部申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后不得不搁置下来。事实上，在腐败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其他的配套措施，财产申报制度“单兵”突进还可能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社会风险。

然而，官员信息披露制度建设是现代国家政治和行政文明的基本原则，是大势所趋。作为领导干部，应当自觉、主动接受这个原则，学会在日益透明的环境中工作和发展。当然，由于该类制度建设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就必然要求我们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而不能简单化，更不能急躁冒进。也就是说，社会公众应该对这一制度的建立抱以客观和理性的预期。一个符合中国实际的路径就是选择渐进模式，稳步推进官员信息披露制度建设。渐进模式，是改革开放30年最弥足珍贵的遗产，按照渐进模式的要求，官员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的全过程在战略上可以分为两步走：第一步，试点总结。试点应当在地方层面进行。对于地方的主动试点，中央政府应当予以大力的指导和支持。在试点基础上，及时总结出确有实效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具体制度规定。第二步，统一推行。一旦总结出了成功做法，就应在全国步伐统一地予以推行，而不能靠自觉来实施。靠自觉的结果必然是使该制度建设步入反复甚至失败，公车改革就是前车之鉴。

可以肯定地说，官员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并不会一帆风顺，但是作为民主政治的一种重要形式，作为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的重要前提，其发展方向是毋庸置疑的。

作答要求

一、认真阅读给定资料，简要回答下面两题。（20分）

（一）《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在初期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隐患。请你依据“给定资料2、3”，对其加以概括。（10分）

要求：准确、全面，有条理性。不超过200字。

（二）“给定资料5”中提到“实行财产申报制度是基于‘官员财产没有隐私’、‘官员权利须受限’等理念”。请结合资料内容，谈谈你对“官员财产没有隐私”这一理念的理解。（10分）

要求：准确、简明。不超过150字。

二、依据“给定资料7”，谈谈你从俄罗斯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中可以得到哪些启示。（20分）

要求：分析全面，条理清晰。不超过300字。

三、假设你是市政府工作人员，请结合给定资料，草拟一份《关于推进我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报告》的内容要点。（20分）

要求：

1.内容全面，有针对性；

2.条理清楚，表达简明。不超过400字。

四、结合给定资料中的具体事例，以“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为主题，自拟题目，自选角度，写一篇文章。（40分）

要求：

1.中心明确，观点鲜明，联系实际；

2.说理充分，结构完整，语言流畅；

3.总字数800—1000字。

第五篇：官员财产是否应该公开化

官员财产是否应该公开化

官员的财产数额一直是人们持续关注的话题，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又或者是为了防腐倡廉等等原因，百姓们绝大多数要求官员财产公开化，要求将其家底透明于公众。那么，这不禁引起我们思考，官员财产是否应该公开化呢？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百姓提出这种要求的原因。近年来，官员的贪污贿赂等一系列腐败行为似乎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他们越来越明目张胆的以不正当手段笼络钱财，而百姓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纳税钱被私有化，却无能为力。另外，政府每年公布的财政支出增长的速度也堪比高铁，其中“三公消费”一项就占了18.6%，要知道，教育文化支出仅占16%。但是，最让人震惊的并不是“三公消费”，而是最后一项叫做“其他支出”，占25%。这一项神奇的支出到底支向了谁的口袋，我们不得而知，也由此使得我们浮想联翩。因此，由于种种原因，官员财产公开的呼声越来越高。

对此，中国官员又有怎样的反应呢？全国政协委员中共组的一名高官给出了答案：先让老百姓公布财产！他与记者就官员财产公示问题进行了如下对话：记者：“某主席，你怎么看待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高官：“很遗憾，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记者：“新疆的阿勒泰、浙江的慈溪都在搞官员财产公示，贵省有没有意愿搞试点？” 高官：“我不知道。” 记者：“这几天大家有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高官：“没有。我们中共组里没有人讨论。” 记者：“你会提这样的建议或者议案吗？” 高官：“不会。如果要公布，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那些企业老板的利润为什么不向工人公布？” 记者：“企业老板？你是说国有大企业的高管吗？” 高官：“不是，是那些私营企业的老板。” 记者目瞪口呆，再也问不出问题。由此可见，从第一个问题开始，这位高官便是消极的态度，并且提出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建议，官员财产公示的路将会充满曲折与艰辛。

那么，高官们为何不愿意公布自己的财产呢？据官方媒体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近期答《财经》记者问：对于许多国家通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为什么在我国不能实行？王振川答：“关键还是社会发展还没有到那个阶段，条件不具备。”他说的阶段、条件，不是指老百姓的民主意识和监督要求，也不是指官员的承受能力，而是技术性条件，“比如国外的实名制”、“如金融体制的完善、健全还有待时日。” 但是，这种理由却不完全可信。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一份关于“贫富两极分化”的调查报告表明：高干子女掌控五大经济部门。三千人不到的他们，居然拥有的财富相当于中国国家一年财政收入的一半。而一旦实行自上而下的公布自己、配偶和子女财产这项制度，他们之中不知要有多少人就要老菩萨过江一一自身难保。

所以，尽管人们吁请呼唤已经二十多年了，高官们也只是用“国情论”和技术条件论来应对。

当然，也并不是每个官员都反对。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表示，他可以带头公布财产，因为自己没有多少家当。可以看出，其他官员不

愿公布并不是时机不够成熟，而是不符合“没有多少家当”这一标准，这更加让百姓怀疑官员财产的干净度。

因此，官员财产公开化的必须的，其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中国，这条公示之路必定会走的艰难。抛开国内，放眼国际，俄罗斯在2009年5月20日正式颁布官员家庭财产公示法。总统梅德韦杰夫18日签署多项旨在根除腐败的政令，要求俄罗斯公职人员必须每年公开年收入。2008年12月，俄罗斯《反腐败法》就规定公务员及其配偶、子女有义务提交收入和财产信息。

既然国外已有国家为此立法，中国也没有理由拒绝百姓的要求。九三学社提议将“三公消费”纳入刑法，加大惩罚力度，利用法律的威严起到震慑性的作用，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或者就像张春贤所暗示的先让一部分官员公示起来，让先公示带动后公示。只要百姓继续施压，政府官员也加强互相监督，相信我国在不久可以出台相关财产公示法，以遏制三公消费，反腐倡廉。

民商0901张荩200911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