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间谍法修正案导读

第一篇：反间谍法修正案导读

（一）导入案例

据《环球时报》报道：加拿大公民凯文·高夫妇因涉嫌窃取国家秘密被中国拘留一事有了进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凯文·高和茱莉亚因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辽宁省丹东市国家安全局于2014年8月4日对二人依法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规定，辽宁省丹东市国家安全局于2015年2月3日以涉嫌窃取、刺探国家秘密罪对凯文·高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对茱莉亚采取取保候审。洪磊表示，中国有关部门将依法办案，并依法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美国之音”报道称，对凯文·高的正式拘押为正式逮捕和起诉他铺平了道路。他的妻子朱莉娅·高获保释，但一年之内不得离开中国。报道称，从去年开始，中国加大对中朝边境地带外国基督教组织的打击力度，多个地下组织被取缔，数人被捕。这起案件曾导致加拿大和中国关系紧张。

美联社称，凯文·高夫妇1984年移居中国，2008年在丹东开设咖啡馆，并对朝鲜人从事基督教援助工作，他们隶属于一个“对朝援助组织”。文章最后还说，在**国家机密是重罪，有可能面临无期徒刑，甚至被判死刑。

（二）立法背景

反间谍斗争是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战线。大量事实表明，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战略格局的深刻变化，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从各自国家战略利益需要出发，不断加大对我国间谍情报活动的力度。国家安全机关侦破的大量案件充分说明，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运用人力和技术的各种方法、手段，策反、发展人员，刺探窃取国家秘密，开展各种渗透破坏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利益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切实加强反间谍斗争十分必要。

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国家安全法制建设工作。1993年2月22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以下简

1994年5月10日，国务院第十九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并于1994年6月4日公布实施。《国家安全法》及其实施细则制定实施以来，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维护社会政治稳定、防范制止和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社会政治稳定的工作面临着新的情况、任务和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与时俱进，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的重大举措。特别是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会议上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新形势下加强国家安全工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是新时期开展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根据形势、任务和要求的变化，党中央决定加强国家安全总体立法，制定一部具有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的新国家安全法。在原国家安全法基础上修改完善，适应加强反间谍斗争的需要，形成一部规范和加强反间谍斗争的专门法律。同时，将原国家安全法规范保障的反间谍斗争以外的防范打击其他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斗争内容，通过总体国家安全立法和其他新的专门立法加以保障解决。这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完全符合维护总体国家安全的要求和加强反间谍斗争的迫切需要。

在上述背景下，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以下简称《反间谍法》）。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11月1日签发国家主席令，正式颁布这一重要法律并决定该法于公布之日正式实施。这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要决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维护国家安全的第一部专门法律，也是新中国建立后加强和规范隐蔽战线反间谍斗争的第一部法律。

（三）主要内容

《反间谍法》共设置了“总则” “国家安全机关在反间谍工作中的职权” “公民和组织的义务和权利” “法律责任”及“附则”五个章节40个条款。这部法律总结了我们以往反间谍斗争的历史经验，注意了法律的传承与衔接，又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增加了新的内容规范；在赋予国家安全机关必要职权的同时，又严格规范了行使权力的要求，强化了对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保障；在强调发挥国家安全专门机关职能作用的同时，又强调了发动和依靠社会各界人民群众共同维护

既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明确的原则要求，又严格界定了具体行为和政策界线，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是我们开展反间谍斗争的锐利武器和坚强保障。《反间谍法》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1.统筹兼顾了方便工作与保障人权的立法思想

与原《国家安全法》相比较，《反间谍法》的最大亮点之一是第五条明确规定“反间谍工作应当依法进行，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这一规定实质上是体现宪法精神、落实宪法规定的基本条款，与新《刑事诉讼法》第二条中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刑事诉讼法之任务的规定相得益彰，符合整个刑事司法发展的潮流，也是国家重要刑事政策在反间谍工作中的具体表现。这一条款明确了在依法开展反间谍工作、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必须尊重和保障人权，必须把依法开展反间谍工作与注重保障公民和组织合法权益统一起来。为此，《反间谍法》还规定了相应的权利救济渠道和救济方式。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

从本质上讲，反间谍工作与尊重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并不冲突。在我国，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而法律赋予国家安全机关反间谍工作职责，实现惩治间谍犯罪、维护国家安全之目的，必然要通过包括侦查、拘留、预审、执行逮捕等在内的多项职权来实现。这些职权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的，实质上也是以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维护公民享有稳定行使基本权利的环境为出发点的，反间谍工作最终成果也充分体现了维护国家安全、保护人权这一崇高目标。基于此，《反间谍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专门设置为国家安全机关行使职权所不可逾越的“红线”，也是从事反间谍工作的执法人员应当一体遵循的基本信念。

2.明确各反间谍专门机关间的职责分工和协调配合

《反间谍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是反间谍工作的主管机关。公安、保密行政管理等其他有关部门和军队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加强协调，依法做好有关工作。”该条文在规定了国家安全机关是反间谍工作的主管机关的同时，考虑到提高反间谍工作效率、增强反间谍工作的系统性和协调性的需要，规定了公安、保密行政管理等其他有关部门和军队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反间谍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在反间谍工作中依法行使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职权。”进一步对反间谍工作中有关国家安全机关的职权予以具体规定，使得各项职权的行使都有法可依。《反间谍法》重新调整和规范了反间谍工作的组织领导体系，确立了以国家安全机关为主，公安、保密行政管理和军队等其他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协调配合的原则，及时明确了反间谍斗争中各主体的法律地位，提高了反间谍斗争的管理水平，有力地避免了“九龙治水”现象的产生，有利于各部门斗争合力的形成。

3.坚持中央统一领导，坚持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原则

首先，要坚持党的领导。这是深入开展反间谍斗争最根本的原则。《反间谍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反间谍工作必须坚持中央统一领导。这是一条根本性的规定。反间谍斗争是中央事权，必须在中央统一领导下进行。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本质上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我国的反间谍斗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反间谍斗争最本质的要求。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够保证反间谍斗争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的轨道发展，不断提高斗争能力和水平，战胜隐蔽战线各种强大对手，取得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形成反奸防谍强大的人民防线，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出应有贡献。

其次，要坚持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这是开展反间谍斗争的根本方法和优良传统。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开展活动突出的特点就是公开掩护秘密、合法掩护非法。我们与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斗争，也必须针锋相对地使用公开和秘密两种方式和手段。该公则公，该密则密，公密结合地开展工作。宣传教育、管理执法、打击处理等都需要依法公开进行，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预警防范、减少危害，也才能最大限度地限制挤压非法活动的空间。反间谍斗争中由国家安全机关开展的专门工作，需要秘密进行，这样才能及时有效发现隐蔽敌人的秘密非法活动，及时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将二者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才能够最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再次，要坚持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这是开展反间谍斗争的优良传统。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活动有着高度的专业性，必须有高水平的专门机关的专门工作，才能予以及时发现和有效防范打击。同时，只靠专门机关的专门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群防群治，形成牢固的人民防线。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专门机关才能及时发现隐蔽敌人的各种非法活动的动向和线索，才能及时获取和掌握隐蔽敌人的各种非法活动的证据，才能有效采取各项措施制止和打击隐蔽敌人各种非法破坏活动，才能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亿万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是国家安全利益最可靠的保障。

4.以定义并列举的方式明确界定间谍行为的范围

间谍行为，其终极目的就是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危害性首先体现在对我国政治安全、政权安全的侵蚀和破坏上，其次是影响经济、科技、文化等总体安全的其他领域。《反间谍法》参照原《国家安全法》对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表述和《刑法》有关规定，对间谍行为的定义作出明确界定，这被公认为是《反间谍法》制定过程中的一项重大进步，也是第一次通过法律的形式对间谍行为予以明确定义。根据《反间谍法》的规定，间谍行为是指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的，或者境内机构、组织、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互勾结实施的下列行为：（1）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2）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3）为间谍组织招募人员的；（4）窃取、刺探、收买或者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的；（5）为敌人指示攻击目标的；（6）进行其他间谍活动的。可以看出，《反间谍法》为适应斗争规律，扩大了间谍行为的外延。这样《反间谍法》与《刑法》规定全面衔接，不仅把实践中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参加间谍组织或接受任务、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非法获取、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等作为间谍行为明确纳入调整范围,同时解决了原《国家安全法》对间谍行为规定范围过窄的问题。《反间谍法》根据形势任务的新要求、新发展扩大了间谍行为的范围，将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的所有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以及其他组织、个人实施的策反引诱国家工作人员叛变行为也纳入调整，满足了现实斗争需要。

将反间谍工作中必要的行政措施上升为法律

《反间谍法》在总结长期以来反间谍工作实践取得的成效基础上，将国家安全机关开展反间谍工作确需采取的相关行政措施上升为法律规定，确保了反间谍工作的顺利开展。一是制定反间谍技术防范标准。《反间谍法》规定，国家安全机关根据反间谍工作需要，可以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反间谍技术防范标准，指导有关部门落实相关防范措施。据此，国家安全机关将根据当前反间谍工作面临的实际情况，以及所涉重要环节，会同公安、保密行政管理、海关、边检、电信管理、金融管理、邮政管理等有关部门以及军队有关部门制定行之有效的反间谍技术防范标准，以充分发挥多部门密切协作，共同实施，全面推进的工作优势。二是必要时可设置相关工作场所。《反间谍法》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反间谍工作需要，可以优先使用或者依法征用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人的交通工具、通信工具、场地和建筑物，必要时，可以设置相关工作场所和设备、设施，在任务完成后应当及时归还或者恢复原状，并支付相应费用；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三是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反间谍法》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可以对用于间谍活动的工具和其他财物，以及资助间谍活动的资金、场所、物资，依法查封、扣押、冻结；应当责令在技术查验中被发现存在危害国家安全情形的个人、组织整改，拒绝整改或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可以对相关通信工具、器材等设备、设施予以查封、扣押。

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反间谍法》在原《国家安全法》的基础上新增以下职权：一是明确国家安全机关享有征用权。随着行政法理论的不断完善，征用权已被明确规定为法定具体行政行为之一，公权力机关基于公共利益需要，可以获得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财产的使用权。征用权在确保国家安全机关正常履行职责的同时，还具有适当民事补偿的特点，这确保了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必将得到公民和组织的充分理解和广泛支持，对开展反间谍工作具有现实意义。二是明确了查封、扣押、冻结相关财物的行政强制措施。这既解决了法律层级的冲突问题，维护了法制统一，又切实为执法、司法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清除了对相关涉案财物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制度性障碍。此外，查封、扣押、冻结行为具有可诉性的特点，这必然促进执法人员在具体实施上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有利于完善反间谍工作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程序，加强依法行政。三是明确

技术安全防范检测往往能够为防范打击间谍行为赢得空间、时间和主动权。

（四）重点知识 1.总体国家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我国制定《反间谍法》的指导思想。这一观念是2014年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的。习近平指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而行。

2.间谍罪

间谍罪在我国刑法中被归入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具体是指参加间谍组织，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或者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间谍罪的构成要件包括三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一是参加间谍组织充当间谍；二是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在我国进行间谍活动，其中间谍组织的代理人是指受间谍组织或者其成员的指示、委托、资助，授意他人进行危害我国国家安全活动的人；三是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实施上述三种行为之一，危害国家安全的，即构成间谍罪。同时实施这三种行为的，也不实行并罚。责任形式为故意，故意的内容因行为方式不同而不完全相同：参加间谍组织的，必须明知是间谍组织而参加；接受间谍任务，必须明知是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派遣的任务而接受；指示轰击目标，必须明知对方是敌人而向其指示轰击目标。但不论行为人实施何种行为，都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国家安全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

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犯间谍罪的，可以并处没收财产，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五）重要法律条文摘录

第九条 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任务时，依照规定出示相应证件，有权查验中国公民或者境外人员的身份证明，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询问有关情况。

第十二条 国家安全机关因侦察间谍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

第十三条 国家安全机关因反间谍工作需要，可以依照规定查验有关组织和个人的电子通信工具、器材等设备、设施。查验中发现存在危害国家安全情形的，国家安全机关应当责令其整改；拒绝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可以予以查封、扣押。

对依照前款规定查封、扣押的设备、设施，在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形消除后，国家安全机关应当及时解除查封、扣押。

第十四条 国家安全机关因反间谍工作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可以提请海关、边防等检查机关对有关人员和资料、器材免检。有关检查机关应当予以协助。

第十五条 国家安全机关对用于间谍行为的工具和其他财物，以及用于资助间谍行为的资金、场所、物资，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依法查封、扣押、冻结。

第十六条 国家安全机关根据反间谍工作需要，可以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反间谍技术防范标准，指导有关部门落实反间谍技术防范措施，对存在隐患的部门，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进行反间谍技术防范检查和检测。

第十七条 国家安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应当严格依法办事，不得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不得侵犯组织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国家安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反间谍工作职责获取的组织和个人的信息、材料，只能用于反间谍工作。对属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应当保密。

第二篇：反间谍观后感

反间谍新闻观后感

针对近期的台湾间谍事件，认真学习观看了央视等新闻媒体的反间谍视频报导，以下是本人对于本次事件的一些切身感受和想法。

首先，就台湾当局制造间谍事件来说一下我的想法，自古以来，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大陆与台湾本是一家，两岸同胞血脉相连。作为华夏儿女，我们应该团结起来，任何阻碍国家统一的行为都应该遭到谴责和唾弃。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为早日实现民族统一而努力奋斗。

然后，就我们如何反间谍来谈一下个人观点。世界之大，国家众多，有些国家都自然会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甚至会侵害别国的利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惊人的发展盛况，同时遭到了某些国家、利益集团的妒忌。为了保障我们国家不受外部不轨行为的影响，我们每一个国人都应该学习了解反间谍相关知识，以免被不法分子利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最后，希望两岸同胞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三篇：CR法案

“CR法案”

2005年3月，欧洲打火机进口商协会技术顾问洛兹专程来到“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基地”温州，向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传递消息称，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已再次把“CR法案”（ChildResistanceLaw，即儿童防护法规：售价在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必须安装“安全锁”）列入其议事日程，并将对该法案进行重新修订。

这则消息，让曾因牵头抵制“CR法案”而夺得2003年CCTV经济人物的温州烟具协会副会长、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很是不安，“一旦欧盟启动‘CR’修订法案，温州乃至全国打火机极有可能面临全线退出欧盟市场的危险”。

“物美价廉”的温州打火机为何如此惧怕“CR法案”？从表明上看，企业不过只需加装安全锁而已，这项操作对温州企业来说，可谓简单之极。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对此黄发静一语道破玄机，关键是温州几乎所有的打火机企业，在欧盟国家并未取得产品销售的专利权。

已占据全球市场较大份额的温州打火机，在海外同类产品竞争中明显具有低价格优势，直接冲击了国外打火机生产商的利益，这无疑是令美国、欧盟启动“CR法案”的主要原因。据了解，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打火机制造基地，主要集中在浙江、广东和福建3大片区，年产量占世界总销售量的2/3以上。而浙江打火机出口占全国2/3左右，其中“主产区”温州年产的金属外壳打火机高达6亿多只。

在我打火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背景下，欧美同行生产商的贸易保护态度也日益强硬。此时温州打火机海外注册专利权缺失的“辫子”，自然就成为欧美企业限制我产品出口的主要“把柄”，但令温州打火机企业普遍尴尬的是，全球几乎所有的打火机专利技术，都掌握在欧美等企业手中。黄发静说，“数量众多的温州企业，如要研制出每款结构、款式都不雷同的产品，那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另外，欧美专利注册费用之高、时间之长也令温企望而却步。目前一款打火机专利在欧美注册需要半年以上时间，注册费用在3万元人民币左右。而一家温州企业一般年产打火机就有上百款，全市企业年产打火机更是多达10000多款。对于规模小、实力弱且竞销激烈的温州打火机企业来说，专利注册几乎等于在做“吃力不赚钱”的“傻事”。

试分析温州打火机面临的是何种贸易障碍？我国应通过哪些措施积极应对？

第四篇：禁毒法案

形势与政策：禁毒法案

信息学院

094100196

王凯强

一、禁毒法的概念

禁毒法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禁毒法即名为《禁毒法》的专门法典，我国尚缺乏。1990年12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禁毒的决定》勉强可以称为狭义的禁毒法，但该法更准确地说只是禁毒单行法，而且目前处于有关行政处罚和行政措施的规定继续有效，有关刑事责任的规定（已经为97年新刑法所吸收）无效的尴尬地位。

广义的禁毒法即关于毒品的管制、毒品犯罪与毒品滥用的预防、控制与惩治（惩罚、矫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从形式上看有以下三种：一是系统的禁毒法律，即禁毒专门法典，如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拟于2006年颁布实施的《禁毒法》；二是单行禁毒专门法律法规，如《关于禁毒的决定》、《麻醉药品管理办法》、《精神药品管理办法》等；三是非禁毒专门法中的附属禁毒法规范，如《药品管理法》、《海关法》等中涉及禁毒的法律条文。本文所使用禁毒法这一概念，一般指广义。

各国禁毒立法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多贯彻“严禁”的方针，都试图构建一个完整、严密的禁毒法律网络，以有效控制毒品，如一般都针对禁种、禁制、禁贩、禁吸四个环节进行立法，对毒品犯罪的处罚严厉等。这种立法特点，与毒品的巨大社会危害性是一致的。不过，也有少部分国家的禁毒法相对宽松，甚至有的国家还实行毒品有限合法化的政策，不过这多是因为毒品生产与贸易已经渗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或者在毒品长期禁而不绝后所选择的另一种无奈的毒品对策。

二、禁毒法的起源与流变

（一）毒品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中国的鸦片与罂粟，都是在唐初由阿拉伯商人朝贡给中国皇帝而逐步流传。当时，鸦片作为一种药物输入，罂粟则是作为一种名贵的观赏花草。唐至明600余年，罂粟与鸦片的药理与作用被历代名医日益认识并逐步推广。一些中医开始利用罂粟籽和壳作为与其它中药配伍的药材。明朝，在追求享乐的氛围中，鸦片成了贵族热衷的“神品”，逐步形成了一个吃鸦片的阶层。鸦片从药用品蜕变为奢侈品。清朝初年，吸食鸦片之风由台湾、厦门等地传入内地，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不良习俗。清朝中叶后，鸦片贸易成为西方列强对华政策。到1835年，据估计中国吸毒人数已经剧增到200万人以上，吸食者几乎包罗各种职业、各个阶层。19世纪30年代后期，鸦片问题开始动摇清朝封建统治基础，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有的学者推测，在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吸毒者可能超过400万人。

毒品的逐步泛滥及其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日益巨大的负面影响，成为中国禁毒法诞生的催化剂。

（二）中国禁毒法的起源与清朝的禁烟 法 1．世界上第一个禁烟令及其发展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康熙皇帝曾下令将进口鸦片的税率提高1.5倍以减少鸦片的进口量，但鸦片输入有增无减。雍正七年（1729年），中国皇帝颁布了世界上第一个禁烟令，规定鸦片不准销售鸦片，违禁者枷号一月，发配充军；私开烟馆者，首犯判役刑监候，从犯杖责一百，流放边疆。并责令地方官员及海关监督如有不切实履行职责，纵容私运者，要严加处罚者，不得宽贷。次年，又颁布专门针对台湾的禁令：“台湾流寓之民……贩卖鸦片烟者，亦分别治罪。”

干隆和嘉庆年间，清政府又多次发布禁止鸦片贩运、进口、罂粟种植及吸食鸦片的法令。嘉庆继承了雍正以来对“兴贩鸦片”和“开设烟馆”的处罚规定，还第一次把矛头指向了外国对华的鸦片贸易，从关税表中剔除了鸦片，禁止鸦片进口，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外商的走私鸦片活动。同时明确规定禁止在国内种植罂粟，任何购买、运输、销售鸦片的行为都是非法行为。此外，嘉庆还颁旨令刑部制定了《吸食鸦片烟治罪条例》，把禁烟范围从过去的单纯禁止贩卖扩大到禁止吸食，首开以刑法手段制裁吸毒者的先河。

道光皇帝继续推行禁烟政策，在禁烟立法方面多有作为。道光三年（1823年），发布《失察鸦片条例》，以后年年下达禁烟上谕。道光十一年（1831年），公布禁种条例。同年，又颁布禁吸条例。1838年，又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将清廷历次发布的有关禁贩、禁吸、禁种的规定合编为39条，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综合性的禁烟法典。

19世纪30年代后期，在鸦片问题上经过“弛禁”与“严禁”之争后，清政府明确了“严禁”的政策。这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禁毒工作的深入和禁毒法的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也深化了中国与英、法等外国列强之间的矛盾2．鸦片战争及鸦片贸易的合法化

两次鸦片战争，以中国惨败而告终。1858年11月，清政府分别与英法美订立《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这标志着鸦片贸易的合法化。随后，又解除了禁吸、禁贩、禁种、禁制的法令，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所谓“弛禁”时期。清政府从禁烟到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直到发展成鸦片税成为财政支柱，这是一种悲剧性的转变。3．清朝末年的禁烟法令

在施行新政的背景下，1906年9月清政府提出“十年禁烟计划”，开始了清政府的第二个禁烟时期。清政府颁布《禁烟章程十条》，此后又连续发布《稽核禁烟章程》、《禁烟查验章程》、《禁烟议叙议处章程》、《购烟执照章程》、《管理售卖膏土章程》等专门法令；1907年所定《新刑律》专列鸦片烟罪；1909年10月民政部与修订法律大臣又会订《禁烟罚惩条例》；此外，清政府还加强了禁烟国际合作，例如1907年签订了《中英禁烟条约》；1909年在上海召开万国禁烟会议，形成了决议案九款，相对完备的禁毒法律体系初步形成。清末的这次禁烟运动成效显着，而完善的禁毒立法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

从清代禁毒立法状况来看，中国是世界上颁布禁毒令最早、最多的国家，也是禁毒法律体系最为严密的国家。尽管从总体上看，中国近代禁毒史基本上是一场悲剧，但是中国早期的禁毒法制实践，客观上也为中国禁毒法的发展与完善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民国时期的禁烟法

辛亥革命胜利后，民国政府继续推行禁烟政策。1912年3月2日，孙中山即颁布禁烟令。袁世凯窃国之后，继续实行禁烟政策，除了继续沿用清朝禁毒法令，还发布了一些新的禁烟法令，并批准了《海牙禁烟公约》。民国初年的禁烟包括禁种、禁运、禁售和禁吸四方面，主要法令有《暂行新刑律》、《禁种罂粟条例》、《吗啡治罪条例》等。南京国民政府仍较为重视禁烟立法。初期所颁布的禁烟法令主要有：《禁烟暂行章程》（1927年9月）、《修正禁烟条例》（1927年11月）、《中华民国刑法》（1928年）第271－277条之鸦片罪、《禁烟法》（1928年9月，共7条，主要内容为限令自1929年3月1日后，全国一律禁止吸食）、《禁烟法施行条例》（1928年9月，共7章19条）、《厉行禁绝鸦片及其它代用品实施办法》（1929年6月）、《修正禁烟法》（1929年7月）等。1935年，国民政府推出“六年禁烟计划”，在六年禁烟时期（1935－1941年），发布了大量禁烟法令。仅在六年禁烟初期(1935－1937年)所颁布的重要禁烟法令就有近30项，如《禁烟实施办法》（1935年4月，对鸦片的种、运、售、吸四个方面，做了详细规定）、《禁毒实施办法》（1935年4月，对吗啡、海洛因、红丸等毒品限禁最重，规定吸食烈性毒品者必须在1935年内自动投戒，违令者送戒毒所；如1936年仍有吸毒者将处5年以上徒刑，制造、运输、贩卖毒品者处死刑）、《检举烟民登记办法》（1936年）等。在六年禁烟后期（1938－1941）颁布的重要禁烟法令也有十余项，如《修正禁烟治罪暂行条例》（1938年4月）、《修正禁毒治罪暂行条例》（1938年4月）、《检查各省市烟民暂行办法》（1939年10月）等。抗张时期迁都重庆后，国民政府又制定了“三年禁烟善后计划”，在此期间继续完善了有关禁烟法令。

不管是严禁还是弛禁，至少从表面上看，民国时期历届政府均坚持了禁烟政策。由于毒品日益泛滥的严重现实，以及禁烟立法技术的日趋成熟，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这一时期的禁烟立法较之清代，都有较大的发展。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政府腐败、外患、内战等各种原因的交织，到1949年，国内罂粟种植面积竟高达2000万亩，吸毒者达2000万之众。严酷的现实表明，旧中国无法解决沉重的毒品问题。

（四）建国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禁毒法 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严厉禁毒的方针，早在根据地时期就发布了不少的禁毒法令，如陕甘宁边区《禁烟禁毒条例》（1942年）、《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1942年）等。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禁毒运动，并制定发布了不少禁毒法令。1950年2月24日，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规定了全国的禁毒纲领。1952年7月30日，中央批准了公安部的《关于开展全国规模的禁毒运动的报告》。同年10月，政府院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毒犯条例（草案）》18条。在中央禁烟立法同时，各大行政区也配套发布了相关禁毒法令，如《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1950年7月31日通过，1950年12月19日修正）、《西南区禁绝鸦片烟毒治罪暂行条例》（952年12月2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布）、《内蒙古自治区禁绝鸦片烟毒实施办法》（1951年4月14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关于严禁鸦片烟毒及其它毒品的命令》（1952年2月9日东北人民政府发布）、《西北军政委员会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华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东北禁烟禁毒贯彻实施办法》等。

建国初期禁毒法体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全国法与地方法结合，紧密结合禁毒斗争形势需要的显着特点，并以运动式的方式全民践行。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的禁毒法较为粗糙，但为禁毒运动的开展和打击毒品犯罪分子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1953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无毒国。新中国能在短短三年内禁绝毒品，禁毒法功不可没。

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后，私种罂粟和贩毒在部分地区出现反复。针对这一现象，1963年5月26中共中央为颁布了《中央关于严禁鸦片、吗啡毒害的通知》，规定严惩私藏毒品、吸食毒品、种植罂粟、私设地下烟馆、贩卖毒品等犯罪行为；规定对吸毒犯应强制戒毒，对已吸食鸦片或打吗啡针等毒品成瘾者，必须指定专门机构严加管制，在群众监督下，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限期强制戒除，在吸毒严重的地区可以集中戒除；规定凡自己吸食毒品，但自动交出毒品并坦白交待其犯罪行为者，可从宽处理。1973年1月13国务院又颁发了《关于严禁私种罂粟和贩卖、吸食片等毒品的通知》，通知重申1950年《关于严禁片烟毒的通令》，要求发动群众同私种罂粟和贩卖、食鸦片等毒品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规定严惩偷运、贩运毒品犯罪行为，对吸毒者实行强制戒毒。

总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后期，由于对毒品的有效控制及法制建设的滞后，我国禁毒立法的数量不多。在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的立法思想下，禁毒法规还明显具有粗而不细的特点。

三、现行禁毒法律体系

从上文对我国禁毒法发展的历史回顾中，可以发现禁毒法与禁毒工作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关系：禁毒立法是禁毒工作的基础，禁毒斗争形式的严峻化必然促进禁毒法的完善与发展，而禁毒立法是否完善并得以较好的执行的则是禁毒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志。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禁毒法的发展，同样印证了这一规律。

1979年，云南省永德县明朗乡破获被认为是我国自1952年禁绝毒品以来的第一起毒品案件，此后又陆续在全省查获鸦片1.6万两，毒品的大量查获，标志着我国无毒史的悄然结束，毒品再次成为曾经毒害深重的中国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同时，毒品死灰复燃的趋势，也促进了禁毒立法工作的再次展开。从1979年《刑法》规定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1981年《国务院关于重申严禁鸦片烟毒的通知》的发布，到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1995年国务院制定《强制戒毒办法》，再到1997年新《刑法》专设毒品犯罪章节、2003年司法部发布《劳动教养戒毒工作规定》，20余年来，我国禁毒法律体系重新得以初步构建，并日益完善和发展。目前《禁毒法》已经列入本届人大立法规划，预计2006年颁布实施。这一禁毒专门法典的通过，必将使我国禁毒法制建设跨上新的台阶，极大的促进我国禁毒工作的发展。

从不同角度，可以对我国现行禁毒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成作不同的分析：

1．从立法主体不同的角度，可以把禁毒法分为国际公约、法律、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司法解释及司法机关规范性文件、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五个基本构成部分，这是对禁毒法的最基本分类。（1）国际公约

1909年2月，第一次国际禁毒会议“万国禁烟会议”（又称“国际鸦片会议”）在上海召开，中、日、英、法等13个国家参加。会议虽然没有签署正式条约，只是形成了决议案九条但是这次会议拉开了国际禁毒合作的序幕。1912年，第一个国际禁毒公约《海牙公约》签订。此后，国际禁毒合作与国际禁毒立法发展迅速，国际社会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禁毒国际公约。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社会有关毒品和毒品犯罪的国际公约、协定及议定书共约17个。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经<修正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议定书>修正的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和《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已经分别于1985年6月12日（前两个国际公约）、1989年9月4日（后一个国际公约）参加或者批准了这三个国际公约。因此这三个国际公约属于我国禁毒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有责任和义务遵守和执行。（2）法律

法律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并通过的基本法律，其法律效力仅次于宪法，普遍施行于全国。

现行禁毒法律主要有三部：○1《刑法》（1979年通过，1997年修改，第六章第七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191条洗钱罪）；○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1990年12月，共16条）；○3《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4年，第24条“禁吸”、第31条“禁种”）。其中仅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为专门的禁毒单行法律，其它法律只有部分内容是关于禁毒问题的规定，即只有一些附属禁毒法条文，或者与禁毒密切关联。（3）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

由国务院及其各部委、直属机构制定并施行全国，其法律效力低于法律。比较重要的有《麻醉药品管理办法》（1987年）、《精神药品管理办法》（1988年）、《强制戒毒办法》（1995年）、《戒毒药品管理办法》（1995年）、《强制戒毒所管理办法》（2000年）、《劳动教养戒毒工作规定》（2003年）等。

（4）司法解释及司法机关规范性文件等

司法解释，是指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1981年6月10日）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的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的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十二省自治区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会议纪要》（1991年1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4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几个问题的答复》（1995年11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向他人出卖父辈、祖辈遗留下来的鸦片以及其它毒品如何适用法律的批复》（1988年8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贩卖假毒品案件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1991年4月2日）等等。司法机关规范性文件，其含义比司法解释广，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安全部制定通过的并可施行于全国的规范性文件，如规定、决定、解释、批复、通知等。因此，从逻辑上讲，司法机关规范性文件，包括司法解释在内。例如《公安部关于贯彻执行<强制戒毒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1996年5月30日）、公安部《关于毒品案件立案标准的通知》（1988年7月13日）、《公安部关于对用于毒品犯罪的他人财物是否应予没收的批复》（1992年8月4日），等等，都属于司法机关规范性文件。（5）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 地方性法规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如《江苏省禁毒条例》（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1999年12月21日通过，自2000年１月１日起施行）、《安徽省禁毒条例》（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3年8月23日）、《湖南省禁毒条例》（2004年1月6日经湖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自2004年3月1日起施行）、《四川省禁毒条例》（1993年10月28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根据1997年10月17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四川省禁毒条例〉的决定》修正）等。地方政府规章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所制定。如《陕西省戒毒所管理办法》（陕西省人民政府，1992年7月20日）、《广东省戒毒所管理办法》（广东省政府，1993年1月30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禁毒的通告》（1995年4月26日）、《南京市政府关于查禁毒品的通告》（1995年8月5日）等。

与其它省市相比较，上海的地方性禁毒立法较为滞后。

2．从部门法的角度，可以把禁毒法分为刑法、行政法两大基本组成部分。

部门法又称法律部门，是指一个国家根据一定的原则和标准划分的本国同类法律规范的总称。部门法所指同类法律规范，不包括国际法，仅指国内法；不包括已经失效的法，仅指现行法；不包括将要制定但尚未制定的法律，仅指已经颁布生效的法律。我国法律体系包括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部门。

禁毒刑法主要是指《刑法》第七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和191条（洗钱罪）。禁毒行政法则较多，包括《强制戒毒办法》、《麻醉药品管理办法》、《精神药品管理办法》等专门禁毒行政法规，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关于禁毒的决定》等中有关禁毒的行政法规范。

3．从禁毒法适用地域范围角度，可以把禁毒法分为全国性禁毒法和地方性禁毒法两大基本构成部分。

全国性禁毒法是由中央国家机关所制定，适用于全国。如《刑法》、《关于禁毒的决定》等。地方性禁毒法则由地方国家机关制定，其适用范围限于地方。如《云南省严禁毒品的行政处罚条例》（1989）、《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查禁毒品的规定》（1990）、《四川省禁毒条例》（1993）等。

此外，还有其它一些分类方法，例如根据“禁吸、禁贩、禁种、禁制”的“四禁”方针，把禁毒法分为禁吸法、禁贩法、禁种法、禁制法，等等。

四、禁毒法的主要内容

（一）毒品的法律管制 1．毒品的法律定义

什幺是毒品？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其作出不同的界定。根据我国现行禁毒法律规定，毒品是指国家依法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关于禁毒的决定》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务院规定管制的其它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举了5种毒品。1997年新《刑法》第357条第一款：“本法所称的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它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新列举了甲基苯丙胺（冰毒，这是有针对性的，因为苯丙胺类药物滥用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泛滥的新型毒品。

从毒品的法律定义，可以概括出毒品的两个基本的特性：一是成瘾性，即须属于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二是法律管制性。这种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药品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格管制，国家不进行严格管制的药品，即便属于能够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在法律上也不认为是毒品。理解毒品的法律管制性还必须注意一点，国家进行严格管制的药品，必须在被非法使用的情况下，才从药品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毒品。如果是对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依法使用，如以医疗为目的合法适用，则尚不能定性为毒品，而还只是药品。

2．我国关于毒品管制的法律法规 毒品与药品之间只有一步之隔，防范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药品蜕变成毒品，是各国禁毒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关于毒品管制的法规主要有《药品管理法》、《麻醉药品管理办法》、《精神药品管理办法》、《戒毒药品管理办法》等。

1984年9月20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七次会议通过了《药品管理法》，2001年2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次会议对该法进行了修订。《药品管理法》关于毒品的管理规定主要有三条：第35条规定：“国家对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实行特殊管理。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第45条规定：“进口、出口麻醉药品和国家规定范围内的精神药品，必须持有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给的《进口准许证》、《出口准许证》。”第54条规定：“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外用药品和非处方药的标签，必须印有规定的标志。”

为了严格管理麻醉药品，保证医疗、教学、科研的安全使用，1987年11月28日国务院发布了《麻醉药品管理办法》，该办法共8章38条。《麻醉药品管理办法》把麻醉药品界定为“连续使用后易产生依赖型、能成瘾癖的药品”（第2条），包括“阿片类、可卡因类、大麻类、合成麻醉药类及卫生部制定的其它易成瘾癖的药品、药用原植物及其制剂”（第3条）。1996年1月，卫生部公布了《麻醉药品品种目录》，列出了阿片、古可叶、可卡因等118种麻醉药品。《麻醉药品管理办法》从麻醉药品的种植和生产、供应、运输、进出口、使用等方面，对麻醉药品的管理进行了规定。

1988年12月27日，国务院又发布了《精神药品管理办法》，这一办法分为8章，共计28条。《精神药品管理办法》把精神药品界定为“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使之兴奋和抑制，连续使用能产生依赖性的药品”（第2条）。1996年1月，卫生部公布了《精神药品品种目录》，列出了布苯丙胺、巴比妥等第一类、第二类精神药品119种。《精神药品管理办法》从精神药品的生产、供应、运输、使用、进出口等方面，对精神药品的管理进行了规定。为了严格对于毒品的法律管制，我国法律法规还对易制毒化学品，如醋酸酐、乙醚、二氯甲烷等做了严格管理的规定。如《关于禁毒的决定》第5条规定：“对醋酸酐、乙醚、二氯甲烷等用于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物品，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严格管理，严禁非法运输、携带进出境。”目前，《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正在起草之中。如果此条例通过实施，我国对毒品的管制立法将更为完善。

（二）毒品违法行为的处罚与矫治 毒品违法行为是指触犯国家禁毒法，但尚未达到刑事犯罪程度的行为，主要包括违反毒品管制的行为和吸毒行为两大类。这里所说的违反毒品管制的行为，具体包括违法种植、生产、供应、运输、进出口、使用（不包括吸食）行为。所说的吸毒行为，主要是指行为人本人违法吸食毒品的行为。实施毒品违法行为的，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我国禁毒法的规定，这种法律责任主要以治安行政处罚的形式来实现，主要包括警告、罚款、拘留、没收、强制戒毒、劳动教养、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七种措施。1．违反毒品管制行为的处罚

对于具有违法种植、生产、供应、运输、进出口、使用（不包括吸食）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行为的单位和个人，可以给予警告、罚款、拘留、没收、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等行政处罚：

《关于禁毒的决定》第6条规定：“非法种植罂粟不满五百株或者其它毒品原植物数量较小的，由公安机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第12条规定：“对查获的毒品、毒品犯罪的非法所得以及由非法所得所获得的收益、供犯罪使用的财物，一律没收。没收的毒品和吸食、注射毒品的器具，依照国家规定销毁或者作其它处理。罚没收入一律上缴国库。”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规定“严厉禁止违反政府规定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违者除铲除其所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以外，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非法运输、买卖、存放、使用罂粟壳的，收缴其非法运输、买卖、存放、使用的罂粟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精神药品管理办法》第22条规定：“凡违反本办法的规定……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没收全部精神药品和非法收入，并视情节轻重，给予非法所得金额五至十倍的罚款，停业整顿，吊销《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制剂许可证》的处罚。”

《麻醉药品管理办法》第30条规定：“凡违反本办法的规定……可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没收全部麻醉药品和非法收人，并视其情节轻重给予非法所得的金额五至十倍的罚款，停业整顿，吊销《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制剂许可证》的处罚。” 除行政处罚外，还可以给予行政处分。《麻醉药品管理办法》第31条规定：“对利用工作方便，为他人开具不符合规定的处方，或者为自己开具处方，骗取、滥用麻醉药品的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精神药品管理办法》第23条规定：“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开具不符合规定的处方，或者为自己开具处方，骗取、滥用精神药品的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2．关于吸毒行为定性之争及我国禁毒法的立场

在我国历史上，吸毒曾经被定性为刑事犯罪，要受到相应的刑罚制裁。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吸毒则是一种违法行为，并不构成刑事犯罪。

近年来，随着毒品日益泛滥，有的学者提出吸毒犯罪化的建议，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主要理由在于：（1）吸毒是一种无被害人犯罪，吸毒者本身也是毒品的受害者，有些吸毒者还是被引诱、教唆、欺骗或强迫而染上毒瘾。可以说绝大多数吸毒者都是欲罢不能。（2）从违法行为转化为犯罪行为，是一种重刑化作法，有悖于刑罚的谦抑性。而且，对于吸毒行为，重罚无助于毒瘾的戒断。（3）我国吸毒人数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犯罪化将徒增数百万罪犯，一方面会带来法不责重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这种标签化效应，也将给吸毒者的矫治和回归社会造成极大的障碍。（4）以刑罚制裁吸毒者在法理上欠缺充足的依据。绝大多数吸毒者染毒的起因是好奇、赶时髦、摆阔、治病、赌气等，少有危害国家兴衰、祸及民族安危或者破坏社会秩序等加害动因。从医学的角度说，吸毒是一种疾病，吸毒者不过是病人。在国外，还存在毒品合法化的观点，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对我国禁毒工作有启发，但并不现实的观点。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吸毒被视为一种应当受到法律制裁的违法行为，对于吸毒人员可以给予警告、罚款、拘留、没收、强制戒毒、劳动教养处罚：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4年）第24条规定：“有下列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之一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三）违反政府禁令，吸食鸦片、注射吗啡等毒品的”。《关于禁毒的决定》（1990年）第8条规定：“吸食、注射毒品的，由公安机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二千元以下罚款，并没收毒品和吸食、注射器具。吸食、注射毒品成瘾的，除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外，予以强制戒除，进行治疗、教育。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可以实行劳动教养，并在劳动教养中强制戒除。” 《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2002年）第9条规定，对年满十六周岁“吸食、注射毒品成瘾，经过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应当依法决定劳动教养”。第44条“决定劳动教养的期限，应当与违法犯罪嫌疑人的违法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动机、社会危害程度及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相适应，确定为一年、一年三个月、一年六个月、一年九个月、二年、二年三个月、二年六个月、二年九个月或者三年。”

（三）毒品犯罪的刑法控制

毒品犯罪是毒品犯罪是指违反国家禁毒刑法规定，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由于毒品犯罪的巨大社会危害性，各国刑法无不把它作为重要内容。禁毒刑法在禁毒法律体系中也都居于核心和最后保障法的地位。

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代二次会议制定颁布的《刑法》中，只有第171条仅规定了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不但条文数量少、罪名少，处刑也偏轻。这主要是因为这部刑法典在制定的时候，我国还基本上处于“无毒国”的状态，虽然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毒品犯罪案件偶有发生，但在当时毒品并非演变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20世纪80年代之后，毒品犯罪日益严重，粗陋的刑法规定难以应对禁毒斗争形式需求。为此，有关部门陆续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1982年3月）、《海关法》（1987年1月）、《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1988年1月）、《关于禁毒的决定》（1990年12月）等，对毒品犯罪刑事立法进行了补充和修正，提高了毒品犯罪法定刑和禁毒刑事法网的严密性。

1997年新《刑法》吸收了和整合了各禁毒单行刑法、附属刑法规范的规定，专列“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一节，大大提高了我国毒品犯罪刑事立法的水平。根据新《刑法》等禁毒法规定，我国关于毒品犯罪的刑法规定，充分体现了“严禁”的刑事政策，具体表现在设计严密罪名体系，设置严厉刑罚两方面。1．罪名严密

从《刑法》关于毒品犯罪罪名的设置来看，体现了试图编制严密法网的良苦用心。从毒品犯罪罪名设置来看，具体有以下罪名：

（1）消费型毒品犯罪。具体包括○1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2强迫他人吸毒罪，○3容留他人吸毒罪，○4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四个罪名。

（2）经营型毒品犯罪。具体包括○1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2走私制毒物品罪，○3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4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5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五个罪名。

（3）持有型毒品犯罪。包括非法持有毒品罪。

（4）破坏禁毒活动型毒品犯罪。具体包括○1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2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3洗钱罪三个罪名。2．刑罚严厉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刑种涵盖了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管制、拘役五种主刑，以及没收财产、罚金等主要附加刑。（2）对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定性不定量，规定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第347条）；对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未经处理的，毒品数量累计计算（347条第1款）；对于影响量刑轻重的毒品数量的计算，实行以查证属实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计算，不以纯度折算的办法（357条第7款）。（3）刑罚的适用上也体现了从重从快思想。毒品犯罪是历来是严打的对象，云南、广东、广西、四川、甘肃等省、自治区对于毒品犯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只需高级法院即可核准，而不需要最高法院核准。

五、禁毒法的完善与展望

（一）现行禁毒立法的特色与不足

我国现行禁毒立法的特色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贯彻严禁方针，刑事法与行政法结合，全国法与地方法并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严禁方针一直成为我国禁毒立法的指导方针，具体表现在禁毒法网日趋严密，对于毒品犯罪的处罚严厉等方面。现行禁毒法律体系中，刑事法和行政法相结合，以刑罚和行政处罚为后盾。在全国性禁毒立法的同时，地方性禁毒法也独树一帜，特别是在云南、广东等省市，地方性禁毒法的发展既起到了与全国法配合的作用，也促进了全国法的完善，并为全国禁毒法的完善提供了实践经验。在日益严峻禁毒斗争形式的催逼下，尽管我国禁毒立法工作不断进步和发展，但总体而言禁毒立法是我国目前禁毒工作中急需加强的薄弱环节。其不足指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禁毒立法滞后于禁毒工作实践，前瞻性不足。回顾20余年来我国禁毒立法工作，可以发现一个显着的特点，即立法工作对禁毒斗争形式的估计不足，总是落后于禁毒工作实践，禁毒立法工作处于疲于应付的状态。如1979年刑法典仅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第171条规定了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一个罪名，并规定“制造、贩卖、运输鸦片、海洛因、吗啡或其它毒品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并处罚金”，“一惯或大量制造、贩卖、运输前款毒品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并处没收财产”。不仅法网疏漏，而且处刑偏轻。为了弥补这一漏洞，不得不通过《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海关法》等，试图严密法网、加重刑罚。不适当地把毒品犯罪规定在《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中，明显体现出禁毒立法的仓促性和应急性。再如新刑法颁布后，我国禁毒工作主要法律依据——《关于禁毒的决定》长期处于刑事责任规定部分失效，而有关行政处罚和行政措施的规定继续有效的尴尬状态。此外，现有立法对戒毒机构的设置、强制戒毒期限的设定、强制戒毒费用的支付、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的管控帮教等规定，也已经不能适应并规范禁毒工作实际。

其二，总体上，现有立法数量较少，立法级别较低（多为部门规章、地方法规），而且凌乱不成体系，特别是缺乏一部适应当前禁毒工作形势、统领全局的综合性禁毒法。

其三，现有禁毒立法以刑事立法为主，侧重点在于打击毒品违法犯罪，而对于毒品预防、禁毒宣传教育、禁毒组织、禁毒保障机制等问题均缺乏统一、协调性的规定。其四，现有立法侧重于毒品供给环节违法犯罪的控制，而忽视针对消费环节毒品控制的法律规定。

其五，现有禁毒法律法规之间矛盾、不协调现象突出。如关于自愿戒毒、强制戒毒、劳教戒毒三种戒毒模式之间的法律规定协调性不足，造成三种戒毒模式各自为政，没有形成统一的戒毒立法体系和工作体系。审视现有禁毒法，可以发现：自愿戒毒实际上没有法律依据，强制戒毒并不是完整的戒毒，劳教戒毒则侧重于处罚而不是戒毒。再如有的禁毒法规还存在违反《立法法》的现象。其六，现有禁毒立法的理念需要更新。例如对于吸毒人员的处置仍以处罚为主，而不是矫治；戒毒费用还主要是由吸毒人员承担；禁毒立法在指导思想上过于理想化，回避毒瘾戒断必然具有的高复吸率这一客观现实，片面追求毒瘾戒断率。

（二）禁毒法的未来展望 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听取全国禁毒工作汇报时语重心长地指出：“现在不把贩毒、吸毒问题解决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涉及到中华民族兴亡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必须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2003年，胡锦涛同志批示：“禁毒工作必须持之以恒，毫不手软”。毒品的巨大危害性及禁毒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显而易见，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加强和改进禁毒工作，有效控制毒品日益泛滥的势头。笔者认为，当前最为紧迫的是必须加强禁毒法制建设，以制定专门《禁毒法》为契机，重构我国禁毒工作体系，建立全国法、地方法有机配合，刑事法与行政法协调一致的禁毒法律体系，促进我国禁毒工作的现代化转型。据悉，《禁毒法》已列入本届人大和国务院的立法计划，目前《禁毒法》的调研起草工作正在抓紧进行，将于年底起草完毕，力争于2005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2006年颁布实施。笔者对未来《禁毒法》提出如下建议： 目前，《禁毒法》立法工作正在抓紧进行。笔者认为《禁毒法》应当具备以下基本特点：（1）综合性。实体法、程序法、组织法合一，综合规定禁毒组织、对毒品违法犯罪的打击、戒毒体系、禁毒社会工作、禁毒宣传、禁毒经费等，成为我国禁毒工作的根本大法；（2）整合性。《禁毒法》应当整合现有禁毒法律法规、禁毒资源，以健全禁毒法律体系和禁毒工作体系；（3）针对性。《禁毒法》应当有针对性的解决我国禁毒斗争所面临的新问题和目前禁毒工作实践所面临的困难；（4）前瞻性。《禁毒法》应当前瞻我国禁毒工作的未来发展。《禁毒法》应当侧重解决以下问题：（1）转变禁毒工作理念。应当树立控制毒品问题以预防为主、禁毒工作重心定位于毒品消费环节、正视戒毒客观存在的高复吸率与禁毒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等现代禁毒工作理念、严厉打击毒品犯罪，矫治吸毒人员；（2）统一与完善禁毒领导机构。解决各地方禁毒领导机构的不统一问题，建议树立禁毒工作的政府责任原则，改变一些地方将禁毒委办公室设置在政法委的不适当做法，自上而下统一设置专门的政府禁毒机构；（3）严密打击毒品违法犯罪的法网。建议将购买毒品配方、出售制毒配方等行为规定为刑事犯罪；（4）肯定与推广禁毒工作成功经验，建立禁毒社会工作模式。建议吸收上海成功经验，明确规定建立预防和减少犯罪体系，建立禁毒社工队伍，推行禁毒社会工作，建立禁毒社会工作模式；（5）加强禁毒工作中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及禁毒执法监督；（6）建立禁毒工作经费保障机制。建议建立国家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家属或者吸毒者个人的多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禁毒经费保障体制，扩大禁毒经费的社会来源，加强禁毒经费使用监督。

第五篇：《反间谍法》心得体会

新形势下信息安全对银行业的重要性

-----学习《反间谍法》心得体会

在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特别强调了‚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分享经济，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在中国有了空前的发展，然而信息的安全问题也接踵而至。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充分强调了信息之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信息安全之于国家安全的必要性。

银行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交易市场的中介、是社会信用的基础，银行运行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稳定和发展，因此，银行的信息安全、稳定运行都是至关重要的，必须得到高度的重视。

世界风云多变，各国之间的利益斗争暗流涌动，不乏一些间谍组织通过种种非法手段获取信息，牟取利益，破坏和平。银行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首当其冲，成为他们攻击的重要目标。

间谍组织对我国银行通过黑客侵入、病毒植入、诱骗相关人员等手段窃取秘密，以期达到‚里应外合‛的效果，彻底击垮银行业，进而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为应对这些非法行为，保证信息安全，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法律政策，加强网络的安全维护，全面提高我国的信息安全。

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以下简称《反间谍法》），该法律是针对保护我国信息安全，对抗间谍行为制定的，大大震慑了间谍行为，极大的保护了我国的信息安全。《反间谍法》需要我们每个人认真细读，严格遵守，更是在工作中时刻紧绷一根弦——保护信息安全，绝不泄密、漏密。

作为一名银行的职员，更应该为保护银行秘密做努力，应该认真学习《反间谍法》。10月26日，我行对在职员工进行了如何维护信息安全，抵制间谍行为的安全教育。通过教育学习，深刻的认识到信息安全之于银行的重要性，我们工作的重要性和危险性，每个人都深深的受到感染，决心为维护我行信息安全付出全部的力量。为进一步学习、加深巩固《反间谍法》的内容，我搜集到一些相关的案例，更加警示我严守秘密、维护信息安全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在百度百科中输入‚银行泄密案例‛，首先出现的是‚银行泄密门‛的案件，该案件发生于2011年12月29日，一家互联网资讯平台发布消息称，国内多家银行的用户数据已经泄露，数据包括用户的姓名、账号、密码等敏感信息。该案件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使得人们怀疑银行能否保护他们的个人信息，对银行产生怀疑，更是出现‚撤资‛银行的行为，也是引起了当时股票的异常。可见，银行的信息稳定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

以上的事件也许是职员的操作失误导致信息泄露，但仍有一些人为因素故意泄露银行秘密。这些人往往是被间谍利用，被利益、色情所迷惑，走进了一条不归路，而他们的最终归宿必然是坚固的牢房。

信息安全就在我们的手边，就在我们平时的工作中。银行的网络系统是经过层层加密保护的，并且一直处于维护巩固状态，是很安全的。然而，有时还会出现一些泄密事件，为什么呢？这与我们一些职员的习惯和保密意识有关！我们都知道银行的系统是稳定的，与‚外界‛直接的接触就是USB接口，一些职员有时需要工作电脑上的信息，于是就不经思考的把自己的U盘插在了USB接口上。殊不知，此时隐藏在U盘内部的病毒通过接口侵入电脑，窃取信息，在U盘下次再接入互联网的时上传到间谍邮箱。也许，有些职员认为自己的U盘是安全的，甚至为了保证其‚安全性‛，更是对其格式化，然而这些看似安全的行为却是白费力气，这些病毒依旧是存在的，U盘的记忆功能是删除不掉的，这些行为都不能阻止它们窃取信息。

网上还有很多的泄密案件，看完之后，心惊胆颤，曾以为远离自己的危机原来就在身边，曾以为安全的行为也是导致泄密的直接因素，庆幸当时没有犯错误，没有把U盘插进USB接口，没有在工作电脑上给手机充电……

《孙子兵法·形》篇在分析攻防范畴时指出：‚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这是对军队战争信息安全重要性的强调，战场残酷激烈，稍有不慎，信息泄露就会导致战争的失败，导致血流成河。银行信息安全的维护虽不像战场那样有人员伤亡，但是它的战场同样是激烈残酷的，它的成败也是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发展。因此，我们在信息的安全维护战中时刻警醒自己，严守秘密，规范行为，遵守《反间谍法》规定，为实现‚中国梦‛作出自己的努力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