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教训读后感

第一篇：历史的教训读后感

《历史的教训》读后感

没有昨天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和明天，学习历史，会让我们今天面对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无论是改革还是创新，用历史的视野去看问题、思考问题。不忘历史，不割裂历史，我们学习历史，是为了传承，也是为了更好的前进，所以，当读过《历史的教训》后，我深受启发。

我们应当将历史中的个别与一般、普遍与特殊联系起来，从中探寻历史的规律，要认识到历史认识主体与历史客体间可能存在的巨大差异，对历史谨慎地下结论；要认识到向社会普及历史知识、历史智慧与历史研究同等重要。

历史首先是文化遗产的创造和记录；进步就是遗产的不断丰富、保存、传播和利用，对我们而言，研究历史不仅仅在于对人类的愚蠢和罪恶予以警示，也要鼓励人类铭记有价值的先人。

我们可以借鉴本书所揭示的关于人类文明的种种思考，更好地制定政策、治国理政。现实社会的许多问题来源于历史，人类面临的许多问题可能是共同的，不懂得这些不可能成为杰出的政治家。从自然史与人类史、从整个文明史的视野，政治家可以更清楚地看清我们所面临现实问题的复杂性。例如，人类仍然要尊重自然和生物界的一般规律；又如，“生活方式和生活工具改变了，但动机和目标依然如故”，因为人性的变化是缓慢的，有生物学的遗传，还有“群体内习俗和传统”，不能以理想替代人性来思考现实的所有问题。

在大自然面前，我们要谦逊，人类历史只是宇宙中的一瞬间，我们要充满敬畏地学会与大自然的和平共处，不能为所欲为。结合我们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即是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不能只关注GDP，同样也要关注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生物学的法则同样也是历史的基本教训，我们受进化过程的支配，也受到生物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法则的考验。如果我们当中有人避免了这种竞争与考验，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种群保护了我们，但这个种群自身也必须经受生存的考验。所以，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一个教训就是：“生命即是竞争。”

作者把战争比喻为一个国家的觅食方式，战争促成国家间的联合，除非各国组成一个更大的和更有效的保护性群体，否则国家间必然不断重复生存竞争的逻辑。这对我们深刻认识今天世界各国与各个国家集团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会有所裨益。国家之间要以合作为主，文明是合作的产物，所有的民族和国家都对此做出过贡献，要求同存异，不能你死我活。社会的基础，不在于人的理想，而在于人性，人性的构成可以改写国家的构成。

文明是合作的产物，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对此有所贡献；这是我们共同的遗产和债务；受过教育的心灵，都会善待每位男女，不论他们的地位多么低下，因为每一个人，都对所属种族的文明做出过创造性的贡献。

在不断进步的社会中，财富的集中程度可能会达到一个临界点，众多穷人数量上的力量与少数富人能力上的力量势均力敌，此时不稳定的平衡便会造成危险局势。历史对此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或是通过立法，用和平的手段重新分配财富；或是通过革命，用暴力的手段强行分配贫困。

因为人类热爱自由，而在一个社会里，个人的自由是需要某些行为规范约束的，所以约束是自由的基本条件；把自由搞成绝对的，它就会在混乱中死去。

本书书名《历史的教训》隐含鉴古知今的寓意，这些教训都是历史经验的总结，通过格言、定律式的高度概括呈现出来，这对我们深刻认识今天世界各国与各个国家集团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会有所助益。

最后一章中提到，人类到底是在不断进步还是原路徘徊？ 作者认为，进步与否，完全取决于丈量的尺度。如果从人的本能来说，如攻击性、竞争性、贪婪、控制欲，万世未变；但是，如果从人类可以向下一代传送的遗产的角度来说，可传送的思维、道德、技术、审美的遗产来说，遗产越来越多，而每一代人，就是踏着前人的遗产，使人类再进一步。历史并非仅是历史事实本身，而是历史上哲人、政治家、艺术家的集合，他们人虽死，但是精神还在不断闪耀和传递。而人类历史本来也无所谓遗产，也无所谓意义，所有的遗产和意义，都是我们人类自己赋予给他们的；而这种遗产和意义，能够穿越个体的生死，化作时代的文明，虽死犹生！而人，如果足够幸运的话，就应尽量多地占有这些“遗产”，然后传递给下一代，“到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会感谢这一笔浩瀚的文明遗产，知晓它既是哺育我们的母亲，也是我们生命的延续！

第二篇：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

《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

自鸦片战争之后，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便开始陷入内忧外患中，帝国主义的铁蹄踏遍了中国的每一寸国土，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与此同时，民间的起义力量此起彼伏，先有太平天国，后有辛亥革命，而后者成功地结束了清朝统治，为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然而，仅仅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三个月后，代表旧势力的袁世凯极其领导的北洋军便窃取了革命的果实。在政治上，他恢复帝制；在经济上，他竭力维护帝国主义、地主阶级的利益；在文化上，他掀起“尊孔复古”的逆潮。孙中山先生毕生追求的“独立、民主、共和”一去不复返，辛亥革命宣告失败。

究其失败的原因，从主观方面来说：

第一，革命纲领具有模糊性，最终导致革命主体的复杂性。以同盟会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口号，甚至幻想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同时，他们将所有矛头直指满清王朝，而忽略了力量同样强大的汉族旧官僚、旧军官，使他们也混入革命阵营。如武昌首义后革命党人竟然推举反对革命黎元洪出任都督，这无异于养虎为患。阳夏之役后，革命党人与黎元洪之间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逐渐颠倒，后来，黎元洪窃取实权。最终，大权被袁世凯收揽。

其二，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马克思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恰恰忽略了这一点。虽然革命党人也进行了大规模的革命宣传，但却没有深入到最底层的民众中去，没有把蕴藏着巨大革命力量的人民群众发动起来。晚年孙中山先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遗嘱中曾检讨了“唤起民众”之不足。

其三，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从革命政党内部来说，成分复杂、派系繁多、矛盾尖锐。如阳夏之役后，江浙联军攻克南京，革命中心有东移之势，此后，南北议和在上海举行，临时政府的筹备工作在沪宁一带展开。而这使得一些自居“首义之功”的湖北党人大为不满，孙武等人甚至从此屈从黎元洪。而上海方面光复会的章太炎等人早与同盟会交恶，所以也对黎元洪大加赞助。而这两个集团却忽略了共同的敌人——袁世凯。此后，袁世凯得以安全地在一旁坐收渔翁之利。

其四，缺乏可靠的革命力量和忠诚的革命武装。革命党人的革命武装大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这样的武装不仅不能成为革命的有力支撑，有时甚至会断送革命。没有自己的军队，也不建设自己的军队，或者说，仅仅依靠出钱、去雇佣别人的军队，是孙中山一生革命而未能成功的重要原因。

正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以上弱点和错误，辛亥革命注定不能成功。这也从根本上说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想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要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反封建必须与反帝国主义相结合。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所以，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

所有这些，都是辛亥革命留给历史的沉痛教训，当然也是先贤们浴血奋斗、艰辛探索留给后代的珍贵思想遗产，值得我们后人警醒和反思。

第三篇：日本填海的历史教训

“先污染，后治理”的环保错位情况在经济发达的日本同样存在，那么其中的收益和损失，以及恢复生态所需的费用究竟孰大孰小？

日本填海的历史教训

记者 尹鸿伟 发自 日本兵库

被大海环抱的岛国日本是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长约3.3万公里。其曲折的海岸除了形成众多优良港湾有利于海运业和对外经济的联系外，更便于沿岸填海造地。国土面积仅为37.7万平方公里的日本，填海造地却有着悠久的历史，仅1945年二战结束后30年间就填海造地11.8万公顷（1平方公里为100公顷），相当于新造了两个新加坡。

随后，日本“向海洋要地”的行动一直在延续，许多新形成的陆地都变成了新的工业地带和城市的一部分。围海造地已经成为日本许多县、市地方政府的一门必修课，所以日本沿海城市约有1/3的土地都是通过填海获取的。

填海助工业腾飞

类似于中国一个省级机构的兵库县，是日本重要的工业区和港口区之一，其海岸线的许多地区工厂林立，且海岸都被砌成高大笔直的混凝土。兵库县阪神南县民局的杉本博说：“濑户内海地区的兵库县境内建设了许多工厂，但是很多土地都是填海形成的，也就是说这些地方以前都是大海。”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步入高速发展期，各种工厂和工业的大量涌现，使国土面积狭小的它陷入了困境。兵库县闭锁性海域环境保护机构的石川润一郎说：“日本早在11世纪就有了填海造地的历史记录，当时一位名叫平清盛的将军就在神户填海建了一个人工码头。到了江户17世纪，幕府将军又在东京湾进行了大规模的填海造地。”

石川表示，二战结束后，日本全国大规模填海造地的情况更是愈演愈烈，从1974年至2004年，仅兵库县内就新形成1893.1公顷陆地，整个濑户内海地区新形成12813公顷陆地，就连人口密度不大的冲绳县也在不断地围海造地，从海上滩涂争得1000多公顷的土地。据有关专家估计，在过去的100多年中，日本一共从海洋索取了1200万公顷的土地。

杉本博说：“之所以形成这样大规模的填海行动，主要是因为日本二战后经济和人口增长迅速，但是可使用土地却非常少，特别在大城市里，这样的情况更加突出，所以向大海要地就成为了一种应急办法。”他认为，日本国土小平地少人口多，要发展经济，最好选择在一些集中的区域，而且日本没有城乡差别限制，使很多工厂和人都集聚到东京、大阪和神户这样的大城市，各种巨大压力情况使得填海造地行为最终成为一种无奈选择。

由于长期以来的填海造地，日本在此方面可谓经验丰富，填海的方式也千差万别，在不同的地区和海岸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石川说：“早期多数地方都采用推土机推土填海方式，后来发展到在海底的黏土层里挖洞，然后放上沙子垫底，再把准备好的沉箱放上去，这样的方式后来在日本被采用的时候比较多。”

石川表示，日本的填海方式没有统一的标准，原因是海域的情况各有不同，但是人们都能够找到非常适合的方式来达到目的。

除了城市、道路和工厂等建设大量使用填海造地外，日本更为闻名的是建设海上机场。以前的关西国际机场、名古屋国际机场，再到最近刚投入使用的神户机场，无一不是在大海上填海建造，然后用大桥与陆地相连。这些机场除了成为运输基地，更成为了人们观光、娱乐的好去处。

大阪湾中的关西国际机场是经过5年挖山填海造岛建成的日本最现代化的国际机场，工程用了1.8亿立方米的土方，在原先水深达17-18米的大海里填出了这个机场的用地。关西国际机场于1994年9月竣工投入运营，设计年运送旅客3000多万，运送货物140多万吨。由于成功经验的推动，关西国际机场目前正在积极兴建新跑道，以便扩大机场及周边的经营规模，计划在2007年8月2日建成使用。那时，这里将建成一个拥有两条长达4000米的主跑道、1条3400米长的副跑道的大型国际机场，整个机场的规模将达到1300公顷，也就相当于日本的国土面积又增加了1300公顷。

2004年2月才启用的日本名古屋中部国际机场，据统计每天有四、五万人进入，但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是来搭乘飞机，其他的都是来这里吃饭、购物、泡汤、喝喜酒……可见这个机场的休闲娱乐设施非常吸引游客。它是日本继关西机场之后，又一座填海建造的机场。中部国际机场除了扮演日本交通枢纽的重要角色，更精心打造了一座天空之城(Sky Town)，各式各样的商店、设施，吸引除了乘机旅客之外，更多的民众也愿意专程前往消费。

另外，东京市内著名的“台场”地区，同样是始于江户时代开始的填海造地所建成，甚至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海滩，而现在却已经成了全日本新一代的购物娱乐中心，在这里还集中了富士电视大厦、日本电讯公司等日本著名企业。

“如此大规模的填海造陆，在世界上是少有的。”杉本博说，“但是这些新陆地为日本工业的腾飞，提供了位置优越的建设用地。”

生态恢复举步为艰

从1945至1975年，日本政府在临海填海造地11.8万公顷，统一进行工业布局，将炼油、石油化工、钢铁和造船等资源消耗型联合企业配置于东京湾以南的沿太平洋带状工业地带上，使原料码头与产品码头成为工厂的一部分，减少了中转运输费用，并据此调整工业布局，向临海集中。

日本有关专家指出，港口与工业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新布局不仅使能源耗量多的钢铁、水泥、制铝、发电和汽车业等成本下降，促进了这些部门以及造船、机械和建筑等工业部门的发展，而且使以石油为原料的石油冶炼、石油化学、合成纤维、塑料制品和化学肥料等工业飞速发展。

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后，占日本全国总面积31%的临海地带，汇集了全国52%的人口和全国58%的工业产值，显示出临海工业区在日本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但在获得巨大收益的同时，大肆填海造地发展工业经济也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后遗症。日本环境厅曾经发表的调查数字显示，自1945年到1978年，日本全国各地的沿海滩涂减少了约3.9万公顷，后来每年仍然以约2000公顷的速度消失。

“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海洋污染，很多靠近陆地的水域里已经没有了生物活动。”石川说，“由于海岸边都是工厂和砌着混凝土围墙，人们已经很难接近岸边，看不到海岸的情况了。”

杉本博说：“在得到大量新土地，经济获得发展的同时，日本也不得不面对大量的海洋环境污染问题，现在我们必须使用种种办法来改变和修复环境，国家也为此设立了专门的„再生补助项目‟。” 整个日本的近海海域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期严重工业污染，尽管后来政府立法要求各种工厂和城市限制排污，情况得到了一些缓解，但是要恢复以前的情况已经非常困难。在东京、大阪等港口地区，由于海岸线都被垂直建筑取代，使可以平衡海洋生态的海洋生物无法栖息在海岸边，这样的情况在日本全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石川说：“经过调查后我们发现，日本许多地方已经都没有了自然的海岸线，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混凝土挡墙和大坝；由于工厂和城市长期排放污染物使硫酸还原菌等细菌大量滋生，海底更是完全变了模样，不但生物不能生存，更大量出现了„赤潮‟的情况。”

现在，日本的各种海洋环保研究机构已经不断在进行各种实验，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恢复生态环境的好方法，这些实验包括人造海滩、人造海岸，人造海洋植物生存带等等。杉本博表示，经过把多种技术组合起来进行实验，现在看起来很有效，各种小鱼小虾贝类和海洋微生物已经出现在人造海滩、海岸周围，显示着环境的改善。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断把研究成果作为环保建议向政府提出，供政府参考。

“但是我们已经感受到这项工作的难度，这是一项非常漫长的工作，而且所需要的资金和各种投入也是非常巨大的。”杉本博说，“所以日本政府还邀请世界各地的海洋、环保学者，提供资金和设备供他们进行研究和实验。”

过度的填海还导致日本一些港湾外航道的水流明显减慢，天然湿地减少，海岸线上的生物多样性迅速下降外，由于海水自净能力减弱，水质日益恶化。杉本博他们每天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努力让已经被严重破坏的濑户内海地区环境得到恢复，尤其要恢复其自然海岸线和森林环境。“目标是要努力让这里的环境成为日本人的骄傲与自豪。”他说。

关于恢复环境的工作思路，杉本博表示充分考虑了树木、水和人三者的和谐，建造生物多样性的环境。20世纪80年代，地处神户地区的日本钢铁公司搬走后，兵库县及下辖尼崎市政府很快出钱把工厂空地买了下来，通过建设使其在20年后成为了一块综合性绿地。具体方式上，考虑了多种树木，选择不同树种，在靠海的地方种长得比较高的树用来防风等方法。

在这些工作中，政府积极引导当地居民和企业参与，鼓励大家在自己的家周围和厂区种植植物。杉本博说：“所有的费用都是由政府提供，并且在树木种植之后政府还提供三分之一的管理经费给一些民间公益组织，让其进行专门的管理。”

杉本博表示：“我们的工作已经得到了中央政府的理解和支持，这样使我们获得了足够的经费，我们的计划是用100年来彻底改变和恢复濑户内海地区的环境，而且我们一定会坚持下去。”

不能再无序填海

在亚洲，陆地资源贫乏的沿海国家，都很重视利用滩涂或海湾填海造地，像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和中国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都在向大海要土地，一则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二是增加城市建设和工业生产用地。

按照日本现有的法律规定，如果要进行填海造地工程，地方政府首先要组织各方人员进行广泛调查，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了解填海将对周围环境造成怎样的影响，随后把报告提交给环境省审批，如果环境省同意就可以进行。

“以前这样的报告是很容易批准的，因为环境省清楚增加土地对于日本各地的重要性。”石川说，“但是最近环境省不会轻易同意了，原因是日本的经济增长已经明显放缓，人口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对土地的需求已经不如以前急迫，最重要的原因是 政府已经意识到填海造地对于日本的海洋生态环境影响太大，而且很可能得不偿失。”

据日本国内媒体报道，近年来，为了保护海洋资源多样性，维护生态环境平衡，日本许多环保组织和渔业人士纷纷采取各种形式，反对填海造地。日本政府有关方面已制定的在东京湾上的“三番濑”、伊势湾上的“藤前”等滩涂造地的计划，都遭到了包括当地政府在内的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后者强烈要求有关方面停止填海计划，已经使一些项目被迫缩小规模或停止。

杉本博说：“现在日本国内要再申请新的填海工作，基本上是被禁止的，但是也有例外，那就是城市垃圾的填埋，当然填埋垃圾前都需要由专家们进行环境调查和评估，包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填埋方式。”

随着日本进入了大生产、大消费的时代，由此大量产生生活垃圾，由于垃圾处理的成本很高，所以东京将垃圾和泥沙作为填海造地的主要材料。目前，东京湾的二期垃圾填海工程还在进行。

“先污染，后治理”的环保错位情况在经济发达的日本同样存在，那么其中的收益和损失，以及恢复生态所需的费用究竟孰大孰小？

日本有关专家指出，现在回头看，以前日本在海洋利用的环保问题解决上的确缺乏先期的规划和管制。石川说：“此中的损失和收益情况，日本至今还没有做过专门的比较，所以很难从数据上说清楚。但是日本国内已经有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即研究政府在进行公共投入时，对纳税人可以带来多大好处，是否可行等，这些工作也越来越引起日本国民的关注。”

许多兵库县的民众在接受政府调查和媒体访问时都表示，以前濑户内海地区的海域非常漂亮，但是现在已经完全变了样，觉得非常的遗憾，希望政府积极重视起来。石川说：“在具体工作中，我们体会到加强普通老百姓的环境教育，创造舆论背景，从各个角度提醒、要求政府在海洋开发上的重视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综合性海域管理”已经成为世界学者都很重视和关注的课题，其中学者们最担忧的情况是世界各国对海洋的无序开发。杉本博说：“日本和一些国际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在填海造地方面已经出现了许多不好的情况，结合到日本在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和教训，我们很希望引起中国老百姓的关注和中国政府的重视，因为无序开发将给海洋环境带来难以估量的恶果。”

石川表示，一次综合性海域管理的国际会议已经确定将于2008年在中国上海举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海洋利用方面的情况都会被提出来讨论和探讨。

---------------------------（小资料）海上机场

目前，全世界共有10多个海上机场。海上机场的建造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填海式、浮动式、围海式和栈桥式。1934年，美国人在海上建成了纽约与百慕大的海上机场，机场是浮动式的，这是人类最初的海上机场设施。世界上最早的海上机场是日本在1975年建造的长崎海上机场，机场坐落在长崎海滨的箕岛东侧，一部分地基利用自然岛屿，一部分填海造成。机场初建时，跑道长度是2500米，以后又向北扩建500米；现在跑道长度达3000米，填土石2470万立方米。

第四篇：政企关系的历史教训

时代人物周报：政企关系的历史教训

高超群(作者单位：社科院经济所)时代人物周报 2005年04月26日

中国最早的工业化运动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在精神和气质上非常近似，但是中日两国的近代命运却大相径庭。甲午战争，事实上就是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较量。日本胜利后不仅获得了战争赔款和在中国的经济特权，明治维新的政治路线也成为其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而中国的失败，导致洋务运动破产，“中体西用”的政治路线和大上军工、重工的经济路线沦为了笑柄。

为什么中日两国的国运差异如此巨大？最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政策的高下，而在于日本的武士通过政变获得了国家政权，而中国的开明士绅则由于内忧外患的压力，非但没有获得政权，而且在朝廷里也只不过是一个权宜性的派别。最生动的例子就是李鸿章只有通过贿赂慈禧，才能发展海军；轮船招商局要面对各种克扣和刁难，还要安置冗员，并容忍他们违法乱纪。而日本岩崎弥太郎的三菱会社在政府扶植下，早就扬帆海外了。所以，中国近代政府和企业关系的开篇就给了我们一个不可忘记的教训——权力的重要性。

进入民国以后，“城头变幻大王旗”，中国丧失了基本的政治秩序，企业与政治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一方面，企业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能量，从安福系、交通系到江浙财阀，他们操纵国会，为军阀提供财政支援，两面三刀，朝秦暮楚，甚至可以左右政府的产生和政策方向；在民间社会，则有上海总商会这样的重镇可以影响舆论、控制市面。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极为虚弱，任何一个军阀随时都可能勒索企业家，财产和人身安全都没有保证，更不要说建立正常的竞争秩序和竞争规则。“虽然有富人，但没有富人阶级，因为这些富人既无共同的精神，又无共同的目标，既无共同的传统，又无共同的希望，他们只是一伙人，而绝不是一个团体”。所以第二个教训是，企业家之间没有联合。

抗战以前的十年是中国企业的黄金十年，企业无论规模还是数量都有一个很大的飞跃。可一旦战争爆发，中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弱点就暴露无遗。一方面是政府太强，似乎无所不能；另一方面，政府却没有能力实现税收的统一，走私横行，有法不依，甚至连国内铁路的轨距都不能统一。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南京政府的统治基础还是军阀和乡村地主，它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必须在维护地主利益的前提下开展。

中国的企业家仿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政治侏儒症，他们缺乏力量感。一再幻想有一个强权者来保护和支持实业的发展，希望像一个孩子一样被照看，袁世凯、蒋介石都曾经是希望之星。在这样的心态下，实业不过是一种致富的技术，而不是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关系。所谓实业救国，就成了无源之水。富豪们之所以缺乏力量感，是因为他们缺乏动员社会的能力，“钟情于一种非历史、非政治的精神，陶醉于眼下的成功而只求永保太平”，他们似乎未老先衰，“无能担纲民族的权力利益”。所以第三个教训是，没有动员社会的能力，就没有力量。

构建和谐的政企关系

2005年03月06日 中华工商时报

100多年前，德国奔驰之父卡尔·本茨先生对属下有过这样的训词：请记住，与政府修好是本公司最大的公共关系。而在中国，一位著名商人———胡雪岩，则比他更早悟出这个道理，并且由于其在实践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使自己财源滚滚并且官运亨通。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胡雪岩的官商关系显然是一种扭曲的政企关系。但是，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100多年后，扭曲政企关系的胡雪岩却仍然被无数人尤其是私营业主所推崇？

回答这个问题恐怕得从政府的定位说起。长期以来的政企关系，无论是行政管理学家毛寿龙教授所说的“上下级关系，还是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副省长吴瑞林所说的“父子式关系，都说明了两者的地位是完全不对等的。在游戏的跷跷板中，政府因为其掌握的巨大权力和经济资源总是处于强势一方。而作为弱势一方的企业，为了获取有限的经济资源和政策支持，或者干脆就是为了获得正常经营的机会，必然需要付出一定代价。全国工商联所做的调查验证了这一点：企业每年交费、应付摊派及进行公关招待的支出数目惊人。

尽管政府职能的转变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和企业所满意的程度还是有很大的距离。政府手中握有的权力太大，干预、管理的职能还是过分突出，而服务、协调的角色并没有完全到位。政府总是把自己置于比企业高贵和高明的一种角色上，认为企业不过是下级或者子民，导致政府该做的事没有做，而不该充当的角色却频频充当，错位、越位的表现不断，总之，并没有完全到位。

那么，政府到底该如何转变？我们认为，不妨从三方面进行改善：一是要把自己从万能的政府转变成有限作用的政府，让政府变小。经济发展中企业是真正的主体，政府既不是万能的，也不可能万能，政府应定位在该发挥作用的范围。万能政府必然是效率低下、臃肿、手忙脚乱的政府。二是从干预型的政府转变为服务型的政府。政府和企业应该是平等的主体，并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政府是企业的服务者。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国家，政府是列入第三产业的，属于广义的服务行业的范畴。三是政府要从侧重为国有经济服务的政府变成为所有经济成分服务的政府。从这一点上说，也许，当民营企业的标签在政府的眼里被撕去的时候，就是政府职能真正到位的时候。

我们认为，新型的政企关系中，政府的根本目的不是控制经济资源，而是为企业服务，正是这一点构成了现代政企关系的基础。从现实来看，要实现这种转变，最关键的还是要减少政府手中的权力，除了必不可少的一些公共管理职能之外，能够交给市场的应当尽快交给市场。

所幸的是，中央对此认识深刻。在昨天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就坦承政府工作还存在不少缺点：政府自身改革和职能转变滞后，行政审批事项仍然过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比较薄弱等。他强调，将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这无疑预示着一种好的开始。

再造创富时代的政企关系

责任编辑：陈云 2003年1月07日 人民网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中共十六大之后，无论是学界人士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执政者，都对温州乃至浙江投注了更多的关切，人们希望，我们公认的民营经济先行者，可以为即将到来的创富时代写下最富有说服力的注脚，并且继续成为这个时代的领跑者。这固然是温州乃至浙江最大的优势，也未始不是其最大的困惑。因为它们以体制创新赢得了过去20余年，也必须以更多的创新赢得未来。

再造顺应于这个新时代的新型政企关系，即是摆在温州乃至浙江人面前的一盘待破之局。

去年长沙远大搬迁的消息在长沙乃至全国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其中当然不乏媒体炒作的因素，但业界更为关注的是由此凸显的转型期的政企关系。事实上，在同一时期，大企业外迁在温州已经不是个案。不少知名企业将总部和研发中心迁到了上海，而将生产基地迁到了劳动力成本更便宜的中西部地区。然而，温州企业的外迁引起的震动要小得多。从温州市长钱兴中的话语之中，我们甚至还听出了乐见其成的意思。当然，钱市长也提醒企业，不要脱离企业赖以生存的产业链。

温州乃至整个浙江民营经济的勃兴，更多地得益于民间的创造力，然而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不察的。去过温州的人都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谈及政府，人们常常有一种政府“无为”甚至“无能”的感觉。然而谁都承认，正是政府的这种看似“无为”甚至“无能”的状态，才最大限度地激发了潜藏于温州民间的创造财富的冲动，才使得那些创造财富的源泉没有阻碍地充分涌流了出来。

看似“弱势”的政府格局使温州的民营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样板，也使浙江经济一马当先，长期保持了全国第一的增长率。然而，如果我们认为温州的“弱势”政府格局从一开始就是当政者有意为之，则未免失之偏颇。毋宁相信，温州的为政者只是顺应了民间的意愿，在尚不知该如何面对新兴的民营经济时，在势不可挡的民间创富热情奔涌而来之时，采取了一种宁愿一放的姿态。而且，期间政策的反复确实也使成长中的温州民营经济历经磨难。温州20多年民营经济发展的历程，也可以看作是政府寻找在经济转轨时期准确定位的历程。正如温州民营企业正面临二次创业一样，政府寻找定位的过程也远未结束。在民营经济的总量已经在经济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温州乃至浙江，政府仍然面对创建新型政企关系的考验。

如果说放手发展民营经济是温州过去20年政企关系的真实写照，而民营经济也在这样的关系中获益良多。那么面对率先走出青春期的温州乃至浙江民营经济，在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左右地方经济发展趋势和方向的主导力量，甚至开始影响到地方社会政治生态的方方面面的今天，政府是否还能一如既往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是否还能安于其往昔的“弱势”地位，对为政者是一个现实的考验。

我们注意到，正因为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主体，因而在浙江，许多地方的政府部门有重新把民营经济纳入体制内管理的苗头，以当初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管理民营企业有回潮之势。为民营经济设定发展计划和目标，几乎成为一些地方重视民营经济发展的一大象征。即以上市为例，政府部门在建立证券强省、大省的目标驱动下，虽然没有明确的干预，但却不乏将政府目标作为企业目标，并以行政方式加以推动的冲动。

温州乃至浙江过去20余年所取得的先发优势，更多地得益于体制创新。这种创新固然承袭了浙江的重商传统，政府对自身职能的清晰把握也功不可没。对于新生的民营经济来说，政府不盲目越位为市场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为民营经济提供了施展的舞台。这是温州乃至浙江企业和政府共同带给中国经济的宝贵财富。

已经没有人怀疑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所能扮演的角色。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对于民营经济，很容易从过去的旁观者一跃而变为热心的扶助者。在这样的过程中，不适当地以市场管理者的身份，试图左右民营经济的发展轨迹，很可能成为一些为政者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模式。

然而，在经济格局根本性的变化之后，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面临未曾经历的转型。如果政府在这样的变革面前不能敏于行，不能顺应经济大格局的变化而对自身做全面的审视和及时的调整，政府的行政方式将成为当地民营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作为民营经济的先行者，这是对温州乃至浙江经济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其先发优势，保持以民为本的经济活力的一大考验。

政企关系：未来政策将有重大突破

2005-02-27 股票勇华证券

责任编辑: 李用

国务院官员在国家经贸委举办的“世界工厂”与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上透露，未来政策即将出现重大变化，其中作为发展战略提出的：“构建一种新的执政关系”，将会明显地表现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当中。在过去，国有企业的改革，所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政企不分，国有企业改革了几十年，但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妥善的解决，一旦出了问题，政府和企业，还是谁也离不开谁。而“构建一种新的执政关系”的战略提法，虽然还是面对的同一问题，但高度显然已经大为不同了，这不由得使人对未来政策充满了期待，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充满了期待。因为从“构建一种新的执政关系”战略出发，未来国有企业的改革，可能真正获得重大突破。

第五篇：“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总结

2.阅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二卷第二十八章，摘抄其对“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总结

从新中国建设史角度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柳建辉“文化大苹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上的一次重大挫折。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和进步,而是党和毛泽东在领导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由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等问题认识的失误,逐渐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占据主导地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思想中介,靠“抓革命、促生产”的方法来建设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最终导致生产力被人为破坏,社会正常发展进程也被扭曲的一场长时间的以社会**为表现形式的政治运动。因此,从新中国建设史角度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对于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木路线和纲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非常必要的。一、十年“文革”的历史表明,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首先必须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杜会主义”这样一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毋庸讳言,没有对“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使全党从痛苦的经历中大彻大悟,就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就没有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正如邓小平所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

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试圈开辟一条主要“抓革命、促生产”方式来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理想道路推行其杜会主义构想中以平均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理想模式。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观上包含着“破”与“立”的双重意向,即试图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中国。他提出“反修防修”的间题,主观上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扫除官僚主义和资木主义势力,但在全党中却未对这一特有名词的含义作出科学界定,以致把什么问题都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他一方面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宝贵的预见和构想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些脱离中国实际的以平均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空想观点。而这些东西,又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追求的一种目标,并由于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结合在一起,使其显得更加完备,以致造成难以纠正的严重失误。实践和历史都已经证明,毛泽东的这一理论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构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走以经济迫设为中心,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人民逐步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强国之路。今天,从社会主义建设史角度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既不应过多地强调客观历史根源也不应过分追究毛泽东的个人责任,而应着重从主观与客观是否统一、从当时全党思想理论水平的状况中得出有益的启示。‘“文化大革命”并不象某些人断言的那样,证明马克思主义己经“过时”或“破产”。恰恰相反,它从反面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既不能违背、曲解,也不能教条式地理解飞笙至将其僵化。“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在错误理论的指导下,通过行政手段和传播媒介形成一种极“左”的社会思潮,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人力图纠正这种错误,也难以形成扭转局势的强大力量,何况当时的政治体制扼制了这种健康力量作用的发挥。这一方面证明提高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证明改革政治经济体制和党的领导制度的紧迫性。正是吸取了这样的历史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各级各类干部都要针对新的实际,学习理论和科技知识,加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并相应进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十分必要和有战略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