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收获

第一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收获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收获

2010-02-23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巍 赵辉 我有话说

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科技部决定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作为“十五”科技攻关项目。这一项目从2001年预研究启动，到2008年

底第二阶段结束，经历了探源工程预研究、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取得了丰硕成果――

中华文明是世界六大文明之一，又是其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绵至今的文明。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过程，揭示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探讨其发展道路的特点、原因，不仅对于研究人类文明的发展，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且对于提高全民素质，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探源工程的概况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郭沫若、顾颉刚等学者在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中就开始涉及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进一步奠定了资料基础。在夏鼐、苏秉琦等学者的倡导下，中国学术界开始全面探讨这个重大课题，并逐渐形成如下几个关键问题：中华文明如何起源、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哪些因素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中华文明有哪些特点，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点？

“九五”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顺利实施，提出了夏、商、西周王朝的年代框架表（约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770年）,同时也开创了采取国家工程的形式,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研究重大人文社会科学课题的工作模式。鉴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在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科技部决定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作为“十五”科技攻关项目。这一项目从2001年的预研究启动，到2008年底第二阶段结束,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探源工程的预研究（2001―2003年）、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年）和探源工程第二阶段（2006―2008年）。探源工程预研究和探源工程第一阶段[以下简称“探源工程

（一）”]是作为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立项的；探源工程第二阶段[以下简称“探源工程

（二）”]是作为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立项的。

二、探源工程各阶段及其主要成果

（一）探源工程预研究（2001―2003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以公元前2500―公元前1600年的中原地区为工作的时空范围，设置了“古史传说和有关夏商时期的文献研究”、“上古时期的礼制研究”、“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年代测定”、“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古环境研究”、“早期金属冶铸技术研究”、“文字与刻符研究”、“上古天象与历法研究”、“中外古代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等九个课题，共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的数十位学者参加。预研究阶段除了开展对上述专题的研究之外，更主要的成果是摸索出了一条多学科结合研究文明起源的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法，提出了一个较为可行的探源工程实施方案。

（二）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年)

探源工程预研究结束后，2004年夏，“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也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启动了。探源工程

（一）的项目目标是多学科结合，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研究中原地区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初步探索其背景、原因、道路与特点。涉及学科除了考古学以外，还有文献史学、古文字学、人类学、天文学、科技史等多个学科。动用了放射性碳十四同位素测年、古植物、古动物、古环境、古人类食性分析、化学成分分析、物理结构分析、遥感和遗址的物理探测等大量自然科学技术。经过项目各承担单位、各相关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1.文化谱系与年代测定课题：结合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梳理和分期，重点对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河南新密新砦、河南偃师二里头等中心性遗址出土的系列标本进行了精确测年，从而奠定了中原社会文明化进程中种种问题讨论的年代学基础。

2.自然环境变迁课题：研究结果表明，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2100年期间，中原地区的气候较为温暖湿润，适合农业的发展。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黄河中游地区曾有一个气候较为异常的时期，其主要表现为温度的变化尤其是降雨量的不均衡。这一研究结果与古史传说中关于尧舜禹时期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的记载恰相吻合。

3.经济技术发展状况课题：应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山西陶寺、河南王城岗、新砦、二里头等四处重点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人工遗物及相关遗迹进行研究，揭示出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这个特定时间段里，中原地区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生产部门――农业（包括农耕生产和家畜饲养）以及最能反映当时技术水平的加工制作业（包括青铜器制作、陶器制作、玉器加工等）都呈现出显著的变化和进步，其中尤以发生在由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文化演变过程中的变化最为明显。具体言之，公元前2500年以后，农业生产在保持原有的以粟类作物为代表的农耕生产和以家猪为代表的家畜饲养业的基础上，开始逐渐普遍地种植水稻和饲养黄牛，与此同时，起源于西亚的小麦和绵羊也传入中原地区，由此逐步建立起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和多种类家畜饲养方式。这一时期已经掌握了铸造青铜容器的技术，陶器制作和玉器加工的技术也有了较大发展。研究表明，技术和经济的发展确是促进中原地区文明形成的重要动力之一。

4.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课题：通过对陶寺、新砦、二里头等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几座都邑性遗址的考古钻探和发掘，对遗址的修建、使用和废弃年代、布局、功能区分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王权发展程度有了不同程度的新认识。（1）据古史传说，山西南部是尧活动的中心地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近年在襄汾陶寺遗址发现了大型城址。考古发现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该处首先建成一座长约1000米、宽约580米，面积为58万平方米的城。到了公元前2100年前后，扩建成长1800米、宽150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在大型墓的附近发现了一个平面呈大半圆形的特殊遗迹。复原研究显示，从该半圆的圆心外侧的半圆形夯土墙的有意留出的几道缝隙中向东望去，恰好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时太阳从遗址以东的帽儿山升起的位置。发掘者和天文学家都认为，这个遗迹很有可能是与观测太阳的位置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重要节气的活动有关的观测天象和举行祭祀的场所，容易让人联想起《尚书・尧典》中关于尧“观象授时”的记载。陶寺城址规模巨大，城内功能分区明显。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相当严重的阶层分化，城内的统治集团已经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和祭祀权，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主宰，具有“王”的雏形。有理由认为，至迟在陶寺遗址大城使用的时期，该地区已经进入到早期国家的阶段。

（2）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代后期的都城。自1959年被发现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几代学者在这里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工作，相继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和贵族墓葬及铸铜作坊。但是，对都城的总体布局一直缺乏了解。探源工程立项以来，这座夏代后期都城的考古发掘终于取得了突破：都城中部可确认为宫殿集中的区域，其周围以宽10―20米的道路围绕；路面上还保留有迄今最早的车辙（两轮之间的距离为1米，应非马车）。正殿大多坐北朝南，东西两侧厢房对称，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具有中轴线理念的雏形。这一发现将我国古代宫室建筑特点出现的年代上溯至距今3700多年前的夏代后期。

与此同时，课题组成员还在这几处中心性城邑周围地区进行了“全覆盖式”的聚落分布状况调查。新发现遗址174处，为此前已知数量（48处）的3.6倍。聚落分布调查的结果使我们可以将这些中心性城邑与周围同时存在的中小型遗址联系起来考虑当时的社会结构。这些成果证明重点围绕中心性城邑遗址进行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和区域调查，是研究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有效途径。5.综合与总结课题主要做了以下工作：整合各课题研究成果；对国内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对目前国外学术界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分析和评述；对涉及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如文明与文化、文明与国家、文明形成的标志、文明形态和发展阶段等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为“十一五”期间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制订了实施方案。

（三）探源工程第二阶段（2006―2008年）

在第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科技部将“探源工程（第二阶段）”列为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先期三年（2006―2008年），如果进展顺利，再继续予以支持。“探源工程（第二阶段）”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为牵头人。“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的技术路线与第一阶段相同，即多学科结合，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但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都有很大扩展。研究的年代上限向前延伸到公元前3500年，空间范围由中原地区扩展到文明化起步较早、资料丰富的黄河上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在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工程进展顺利，于2009年3月通过结项。

探源工程

（二）得出了如下阶段性的认识：

1.以约公元前2000年为界，中华大地上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辽西、海岱、长江中下游等地区的文化各有自己的起源和传统，虽彼此有交流，但大致为独立演进发展的格局。各地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呈现出百花齐放，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局面。各地区先进文化因素汇聚中原，也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一趋势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形成中原地区华夏文明独秀于林的局面。中原地区夏商王朝的文化向周围辐射，各地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被逐渐纳入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轨道，融入到中华文明的大熔炉之中。

2.导致文化格局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重大变化的物质基础 文明社会的诞生，必须具备物质、精神、社会等方面的条件，但最根本的还是要有稳定并且能够持续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通过技术与经济和环境两个课题的研究，我们发现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自然环境的特征及其变化也对各地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中原地区的地形景观类型多样。在这种景观多样的环境中，公元前2500年以来，人们发展出了包括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麦在内的“五谷农业”，家畜种类则有猪、牛、羊等。当时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黄土台地上。台地高平，不易受灾害影响，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也有利于文化的整合。

辽西地区地处农业经济区的北部边缘，这里的农作物种类单一，以小米为主，其家畜种类到了夏家店下层已经有猪、牛、羊三种。在气候较为暖湿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可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在气候出现干凉化之后，农业生产就会比较困难，这也是

该地区多次出现农牧业转化的重要原因。

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比较相似，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家畜主要是猪，但饲养规模相对有限。稻作农业对水分条件要求苛刻，为了追求适合稻作农业的场所，人们多选择地势低平的河湖边缘居住和生产。因此，气候波动所造成的干旱或水患，对文化或社会的打击程度或许比想象的要大得多。

3.走向文明之路的不同途径

公元前2500年前后，以中原陶寺古城、长江下游良渚古城和长江中游石家河古城的出现为标志，这些地区史前社会的发展普遍达到相当高度。这些规模宏大的工程需要有效动员组织大量人力物力，表明这些古城控制了大量人口，综合考虑考古资料反映的社会成员明确的等级分化、为贵族服务的手工业、暴力和战争等相关情况看，这些地区在当时可能已经进入了早期文明社会，建立了早期国家。因此，说中华文明拥有五千年的历史是有根据的。中华文明的形成是在一个相当辽阔的空间内的若干考古学文化共同演进的结果。比较研究初步揭示出各地文化达到最辉煌灿烂成就的时间是参差不齐的，它们各自的文明化内容也有所不同，这就暗示了它们在走向文明的进程上，各自的方式、机制、动因等也可能不尽相同，说明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一个远为复杂而深刻的问题。

三、探源工程的基本经验与前瞻

由于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一个极其复杂深刻的过程，随着探源工程的进展，我们在不断获得新收获、新认识的同时，也不断提出更多的新问题。例如，既然中华文明是若干地方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就必须回答这些地方文化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到这个大的历史进程中来的，它们分别做出了哪些贡献？还要探索为什么是这样一些贡献被接受和继承而非其他，亦即究竟是哪些内容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特质？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整个学术界长期和艰苦的努力。所幸的是，迄今为止的探源工程实施中，我们摸索出一套正确的研究道路和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通过国家工程的形式整合力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探索重大人文社会科学课题；通过必要的多学科合作机制，确保工程顺利实施；以开放的态度和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使中华文明的研究融入整个人类文明起源的国际性课题之中，等等。探源工程还十分强调科学研究与人才队伍建设的有机结合，造就了一批学术带头人和陆续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研究生。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中国学术的未来与希望！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第二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追寻中华文明的源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追寻中华文明的源头

2009-11-16

简要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负责人王巍说,一个又一个的重大发现,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的确存在着比二里头文化更为遥远却更为发达的文明形态。探源工程第二阶段从2006年初到2008年底,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研究的空间范围扩大到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及辽河流域,研究的时间扩展到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

打小起,我们就接受了中国同巴比伦、埃及和印度一样,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这样的事实,并为能够生于这样的国度而骄傲。长大后才知道,我们实际上只有商周以后4000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中华文明从何时开始,从哪里起源,最早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子?这些看似不成问题的问题,竟成为一代代学者兀兀穷年的追问。

于是有了上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有了从本世纪初持续至今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今年8月21日出版的美国《科学》周刊以此为封面专题,对中华文明的起源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

目前,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的工作已经结束,第三阶段的工作即将开始,世界和中国都想知道,经过8年的探寻,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又向前推进了多少。

二里头:最早“中国”的雏形

在古代中国,“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在金文或青铜器铭文中,国字的原始字形作“戈”加“口”,戈是声符,有执戈守城之意,口表示城邑。从字形上可以看出,一个邦国是以都城为中心而与四域的农村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

河南偃师的二里头,一个地处中原腹地洛阳平原的普通村庄的名字,在麦田覆盖的地下,掩藏着最早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许宏在他的新作《最早的中国》中如是说。

二里头遗址是1959年在探索夏墟时发现的。1928年起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在考古学上确立了殷商文明的存在。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认为,殷墟的甲骨文非常成熟,而文字从形成期步入成熟期至少需要千年的历史,殷墟精湛的青铜器制作工艺也不会从天而降。在商之前必然有更早的文明,二里头文化就是更早的文明。

从1999年起在二里头从事十余次挖掘的许宏说,文明形成的标志古今中外莫衷一是,物质形态的标志包括城市、文字、青铜器以及礼器,社会形态的层面包括社会分工、阶级分化以及国家、王朝。二里头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展现了成熟的文明。它至少有五个“之最”:迄今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群、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青铜作坊,还有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这些都表明了王朝文化已经形成。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所熟知的各种儒家礼制,都可以在二里头找到源头。二里头出土的三足酒爵,与商朝出土的酒爵造型大致相同,贵族墓葬里出土的青铜器、乐器、玉礼器,构成了独具特色的礼乐文明。而这正是华夏早期文明的特质。”

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在二里头被认为可能与文字有关的刻划符号,仅见于陶器和骨器。对于它们究竟是不是文字,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由于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像甲骨文那样可以确证考古学文化身份的文字材料,二里头的王朝归属问题仍是待解之谜。”许宏说:“二里头无论是夏晚期还是商早期,都不妨碍它是最早的中国的雏形。”

满天星斗:最早“中国”之前的状态

在考古界,就是最保守的人也承认,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但二里头所呈现的也是相当成熟的文明,应该也是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才可以抵达的。那么,在这个最早的中国之前又处于怎样的状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负责人王巍说,一个又一个的重大发现,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的确存在着比二里头文化更为遥远却更为发达的文明形态。

10月24日,牛河梁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动工。这也是一个让中国考古人振奋的名字。上世纪80年代,在辽西凌源、喀左、建平三市县交界处,发现了距今约5000多年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其布局和性质与北京的天坛、太庙相似。随葬种类丰富、玉器制作精致的贵族墓葬,表明当时社会已经出现了贵贱贫富的分化。这一重大发现几乎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被形容为触摸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考古人员对有着8000多年历史的敖汉旗兴隆洼遗址进行了近10次考古挖掘。他们在这里发现了粟和黍以及世界上最早的玉器。黍的发现为世界上悬而未决的黍的起源地提供了线索,而玉器的发现也拉近了该地区与文明的距离。

在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西南,有一泓静谧的水域叫贾湖。载入史册的贾湖骨笛就是以此地命名的。2001年4月,考古人员在对遗址进行第七次发掘时发现了一支二孔骨笛。它呈棕黄色,两端刻有规则的菱形花纹,花纹细如发丝。经测定,这支骨笛被认定为9000年前的物件,是迄今为止世界考古界发现的最早的二孔骨笛,证明了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这里就已经创造了发达的音乐文明。

还有山西陶寺遗址,已经出土的千余座墓葬呈现出了典型的金字塔式结构,阶级社会的特征十分明显,比如约90%的墓葬里只有一个人,没有任何随葬品;另有不到10%的墓葬里有几十件随葬品;在不到1%的大墓里,不但有棺材,而且随葬品多达上百件,其中还有像龙纹盘、鼍鼓、石磬等贵重物品。这里还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观象建筑。据记载,尧测定了一年的天数、二十四节令和四季。《尚书·尧典》就有“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等历法的记载。这些历法不会凭空而来,陶寺观象台的发现印证了文献所记载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真实历史,这表明该区域可能率先出现了早期国家。

还有2007年在长江流域下游发现的距今4300年的古城,这个古城被认为是新石器时期(距今4000到5300年之间)良渚文化的一部分。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认为,这个古城可能是良渚王国的首都。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么良渚文化就不仅仅是史前文化,它将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朝代,并且早于夏代。

王巍一直认同已故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满天星斗”说,即在距今6000年左右,从辽西到良渚,中华大地的文明火花如满天星斗一样璀璨。在甘青地区有齐家文化系统,在辽西地区有红山文化系统,在海岱地区有龙山文化系统,在长江中游地区有石家河文化系统,在长江下游地区有良渚文化系统,在中原地区有仰韶文化系统。这些文化系统各有其根源,都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

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阶段把公元前3500年作为研究的起点,王巍说,就是考虑到那个时段中原地区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社会复杂化倾向,同时,在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西辽河流

域也都开始了这个进程,出现了等级或阶级分化,早期中国文明在这时已经初露端倪。但这满天的星斗是如何分布的,又是如何闪烁如何消失的,正是探源工程第三阶段的主要任务。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格局

王巍非常喜欢“汇聚”和“辐射”这两个动词。他认为这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模式。在新石器时期的龙山时代,是以各地的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的汇聚为主,从山西的陶寺文化可以看到来自各地的影响。到了二里头文化,情况有了明显变化,表现为以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周强烈辐射为主。二里头文化风格的牙璋在香港和越南都有出土,在内蒙古东南部赤峰地区的大甸子墓地,也出土了二里头文化风格的陶酒器。在文明的早期就出现这样的交汇通道,可见当时文化的生命力有多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陈星灿介绍说,在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上,先后存在过四种观点,从最初的“西来说”发展到“东西对立说”,上世纪50年代“中原中心说”成为主流,而现在更多的人认同“多元一体说”。也就是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为黄河是中华文明惟一的摇篮,但满天星斗的说法宣告了这一观念的终结,中华文明的起源呈现出多元、区域性、不平衡的发展态势。

在文明探源的过程中,东胡、山戎、北狄、羌人、西戎、巴、蜀等部族的文化遗存也不断被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对早期中国各地区文化多样性的认识,也为探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料。

王巍说,文明探源不是为了重现当年的辉煌,而是要发现细节,要关注几大区域的文化是如何汇聚成中原文明的,中原的文明又是怎样辐射到其它区域,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格局是怎样形成的?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仅靠一己之力显然难以完成。考古挖掘也许可以搭起一个框架,但多学科的参与尤其是科技考古却可以填充细节,让文明史丰满起来,有血有肉。

以二里头为代表的文化何以成为“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中心主任袁靖解释,文明社会的诞生,必须具备物质、精神、社会等方面的条件,但最根本的还是要有稳定并且能够持续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在文明探源工程中设立了技术与经济、环境两个课题。研究发现,农业及自然环境的变化对文明的走向有巨大的影响。

在中原地区,公元前2500年之后,发展出了包括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麦在内的“五谷农业”,家畜种类包括猪、牛、羊等。这种多元化的经济模式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人类活动的区域集中在黄土台地,受洪水的影响不大。

辽西地区,其纬度位置较高,气候变冷极易对农业产生致命性的打击。长江中游和下游两个地区比较相似,农业以单纯的水稻为主,对水分条件要求苛刻。在气候波动和水患频繁的双重冲击下,人类活动极易受到影响。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黄河和长江流域发生了较大范围的气候波动,对各地的文化发展和社会演进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盛转衰,位于黄河中游的文化强势崛起。

王巍说,一个区域的文化有高峰也有低谷,在两个阶段之间的过渡中主因是什么?文明的衰落与信仰有没有关系?这些研究对于当代的文明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互动是中华文明发展动力

记者问王巍,在整个探源工程中,一个考古工作者的贡献有多大?他认为,考古学家对于文明起源研究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像对陶寺、二里头、红山、良渚等重要遗址的再发现、再研究,如果没有新的发现,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是不会有大的进展的。

在研究过程中,王巍发现,经济技术的发展对文明、即使是早期文明的形成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地区如果没有经济技术的发展,没有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就没有出现剩余产品的可能性,也就没有一部分人脱离劳动而成为专职管理人员的可能。那么,这个地区就肯定不

会出现文明。凡是文明起源较早的区域,该地区的史前经济发展都是较快的。反之,史前时期经济发展较为迟缓的地区,文明化进程也较为迟缓。

在文明探源工程中,通过植物考古、动物考古也确认了小麦、绵羊、山羊等并非本土的产物,而是来自中亚或东亚。王巍说,这说明中华文明虽然是独立起源的文明,但中华文明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在它刚开始形成时就存在。各区域之间人群及其文化的互动是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动力。文明也是在互相促进、学习、吸收、竞争中形成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中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人类的背景中来研究,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目前,在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中,还有很多的断裂之处和未解之谜,今后的工作就是试图接上这些断了的链条。历史书上一行字的改写都需要科学家付出千倍的努力。

王巍最后强调,我们目前所套用的国家、文明、私有制等概念都是从国外输入的,它们在历史研究特别是关于社会进化方面的研究的表述上有无可比拟的长处。但中国古代固有的一些概念,比如邦、城、国、氏、姓等等,在文明起源的讨论和表述上也许更有优势。文明探源工程也许会促使中国学者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关于文明的话语表达体系,真能如此将是对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的一大贡献。

第三篇：重阳节习俗探源

我国习俗，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重阳节。为何叫“重阳”或“重九”呢？三国时魏文帝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中谈道：“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人。”原来我国古代以“六”为阴数，“九”为阳数。九月初九正是两阳数相重，故云。重阳节登高这习俗起 于东汉。据梁朝吴均《续齐谐记》写道：汝南人桓景随道士费长房游学数年。一天，长房对桓景说，你家九月九日灾难，宜离家，家人宜各做绛囊，盛茱萸系佩臂上，登高饮菊酒，祸乃可消。桓景如其言，举家登山。及傍晚回家，见鸡犬牛羊全暴死。此事流传开来，每逢重九，人们为避灾消祸图吉利转好运，乃有登高之习。重阳节又是女儿节。明代刘侗《帝京景物略》：“（九月）九日，父母家必迎女归宁，食花糕。”但尚无女儿节之名。《大兴县志》则有：“九月九日，父母家必迎女归宁，亦曰女儿节。”明清代北京分宛平、大兴二县，可知京师已有重阳日亦叫女儿节的说法。建国后，重阳节又为敬老日。中华民族素有敬老传统美德，重阳节时，党和政府以各种形式开展敬老活动。

第四篇：美国金融危机探源

阅读资料

美国2006年金融风暴发生原因分析

（摘自郎咸平某次讲演）

美国银行跟中国的银行不一样，它把钱借出去，又可以把“债权”拿出来，卖出去。由此产生过多的衍生性金融工具，导致美国金融危机。

原理：美国的银行借出1万就少了1万，它不会停止，它会拿着1万的债券，把这个债权卖给像雷曼兄弟这样的投资银行，这些公司买到这些债券后，会做成10张的债券，每张1000美元，加在一起是1万美金。拿到像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如AIG，AIG那里，就给这10张债券提供了担保，于是创造出10张保单。还可以再卖掉，卖给美国金融市场，明明是1万的债券，等到保险公司参与后，又创造出了10张新的金融工具，即保单。原来1万块钱的债券，保险公司参与了，让金融工具加了一倍，投资银行也进来了，创造出更多、更多的金融工具，但是这么多的金融工具真正的基础就是这1万的债券。

如果这个债务链跳不中断，也不会发生问题。只要最初的借款人按时还债，一切会顺利运行下去。而且各个参与者都能得到收益，如1%-2%的手续费。但是，这些参与者太贪婪，为了赚钱，鼓励那些资质不够的人也去银行借钱，继续扩大这种游戏规模。为了使这些资质不够的人也能从银行借出钱，各类中介机构都挖空心思造假骗银行，而银行也有利可图，不再认真调查借款人资质，于是信誉不好，能力不够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充当了债务人。

这些人一旦出现信誉危机，偿还不了银行债务，连锁反应发生，金融危机初现端倪。美国民众发现金融机构联手造假，发现金融机构创造的衍生性金融工具都有“三聚氰胺”在里面。一些债务人不付利息了，一些想借钱的人也不借钱，利息链条中断。20%的人不付钱的结果，就造成美国的金融机构因为民众的信心丧失逐渐崩溃。金融市场崩溃，金融机构开始扛不住了，AIG公司也扛不住了，所以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宣布破产。

鉴于国际化进程，各国也深受影响，也波及中国。

第五篇：中华文明赞

中华文明赞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华文明赞》。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五千年明，书写着永不停息、对美好幸福的追求，展示着永不磨灭、对民主富强的探寻。绵延的历史、灿烂的文明，从来就没有中断过。

讴歌我们的历史，有盘古开天地的神话，迸发出生命的光线。讴歌我们的历史，有四大发明的荣耀，播撒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讴歌我们的历史，有老子、孔子的圣明，几千年文明圣火照亮了我们。讴歌我们的历史，丝绸瓷器远涉重洋，谁都知道这是来自我们的田园。讴歌我们的历史。那狼烟了冲杀出，兵马俑威武的声威。讴歌我们的历史，那宏伟中耸立着，万里长城的坚强。讴歌我们的历史，千万年古老的土地，曾留下若干可歌可泣的悲壮，那东亚病夫百年耻辱的帽子，终于被我们抛到宁靖洋上，我们实现了重整山河的理想。

看今朝，锦绣大地神采飞扬。看今朝，江山如花诗意酣畅。看今朝，轰隆的铁生梳理着野外的歌喉，翻卷出丰收的喜悦与欢唱。看今朝，贫油的国土供起钢铁的脊梁，石油井架耸立在沙海大洋中。看今朝，一座座彩虹跨越长江，宏伟的三峡大坝锁住千里苍莽。看今朝，“两弹”的红云刺破天穹，神州九号漫游太空。看今朝，人民军队的戎行威武雄壮，捍卫祖国的江山铜墙铁壁。看今朝，人民迎着改革的春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兴。

我们华夏的儿女，炎黄子孙是中华民族的新一代。黄河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长城让我们永远刚强，神舟飞船使我们的天地无限宽广，传承了五千年的精神，正等我们新一代的发扬滋长。

“少年强则国强！”，如今我们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认真听老师为我们传道解惑，愉快地在宽大的操场上奔跑跳跃。我们如幼苗，似雏鹰，在阳光明媚的春天里努力汲取着知识的雨露，锻炼着稚嫩的翅膀。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就是祖国的明天！我们将用知识的琴键奏响新世纪的辉煌，用七彩的画笔描绘祖国的未来！

【评语】这篇歌颂祖国的演讲稿，短小精悍，语句铿锵有力，历数了中国历史的辉煌成就。大量排比手法的成功运用，让其气势恢宏，读来琅琅上口。读了

这篇演讲稿，相信每位读者都会在那一瞬间被融入一种精神，一种力量，会产生对祖国、对人民无怨无悔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