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当前财税制度改革的分析

第一篇：对我国当前财税制度改革的分析

对我国当前财税制度改革的分析

摘 要：财税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创新包含税收制度在内的财税制度体系，改革财政管理体制，以便正确处理政府与非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政府系统内部各层级之间的关系，最终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造福广大人民。因此财税改革的根本落脚点是重塑资源配置力量，优化资源配置方式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财税制度是上层建筑的构成要素。财税改革既决定于财税关系的变化，也决定于上层建筑中的其他要素及其变化，因此财税改革与改革开放相辅相成。财税改革既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对改革开放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财税改革的实施又以改革开放为依据，其进程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持续发展，它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时代烙印和改革重点。关键词：财税改革；改革开放；背景；重点；趋势

一、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回顾

（一）30多年中国财政管理体制变迁

政府财政管理体制是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一项基本制度，其核心是明确各级政府间职责划分和财力分配。适应经济体制转轨的需要，财政体制于1980年、1985年和1994年进行了重大调整

1.1980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从1980年起，国家下放财权，在预算管理体制上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俗称“分灶吃饭”体制。2.1985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体制。经过1983年、1984年两步“利改税”改革后，税收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因此，中央决定从1985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预算管理体制。

3.194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分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三分一转一返还”来概括：以法规的形式明确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同时分设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筹集收入；明确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税收返还数额和过渡时期的转移支付办法。

（二）与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平行的税收体制改革

1978年以来，税收体制的改革主要集中于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构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复合税制体系，充分发挥税收对经济运行的调控作用。按改革的关键时间点划分，可分为以下三个改革时间段：

1.1978年至1982年的税制改革。1978年至1982年，成为我国税制建设的恢复时期和税制改革的准备时期。从1980年9月到1981年12月，五届人大先后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初步形成了一套涉外税收制度，适应了我国对外开放初期引进外资、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工作的需要。

2.1983年至1994年的税制改革。1983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试行国营企业利改税，即第一步利改税改革，将建国之后实行了30多年的国营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的制度改为缴纳企业所得税。这一改革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突破了国营企业只能向国家缴纳利润、国家不能向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的禁区，成为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一个历史性转折。

3.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内容最深刻、力度最强的税制改革。改革内容包括：全面改革流转税，以实行规范化的增值税为核心，相应设置消费税、营业税，建立新的流转税课税体系，对内资企业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并统一个人所得税。改革之后的我国税制，税种设置由原来的37个减少为23个，初步实现了税制的简化、规范和高效的统一。

二、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与发展30年的基本经验总结

（一）财政职能转变必须与政府职责的转换同步进行 1944年分税制前的财政包干制，事先确定中央和地方各自的预算收支范围，以及地方预算收支包干基数，地方依照基数收支包干，在划定的范围内，自求平衡。政府职能未能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架，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划分含混不清。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改变了传统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在初步划分中央与地方各自事权的基础上，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尽管为了使改革顺利推进，不得不保持了地方的既得利益格局，在存量上依然存在包干制的痕迹，但在增量的安排上，则倾向于向新的体制过渡，这标志着财政体制改革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因此，在财政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明确划分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处理好财政职能转变与政府职责转换的协调性问题。

（二）财税体制改革必须与现实国情结合，走渐进式改革道路 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改革只能走渐进式的道路，以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减少改革的阻力与成本。在改革的探索期，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有利于冲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带给企业、农村、农民和地方政府的重重束缚，逐渐引入竞争和激励机制，塑造多元利益主体，增强微观经济主体和国民经济的活力。尤其是在改革初期，这对于打开改革的突破口至关重要。在利益激励之下，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压抑的创造力瞬间释放出来，创造了国民经济长足发展的奇迹。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后，则必须按照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内涵要求，明确政府放权让利的界限和度，走渐进式改革道路。

（三）财税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投资体制改革协调推进

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财政单兵推进的改革，需要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投资体制等领域改革的协调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推进，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时，必须以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步推进为前提，构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经营实体，国家以对国有企业的出资额享有经营管理权限。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财政体制改革并非否定财政的调控地位，强化金融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地位。财政职能的不健全和宏观调控的功能“缺位”，不仅极大地限制了财政政策的选择空间，同时又反过来对银行信用造成了畸形的依赖，对货币政策产生了“缠绕性”的干扰与冲击，必然使财政、货币政策各自作用的正常发挥及二者的协同配合出现困难。

三、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一）推动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进一步完善

推动省以下财政体制的改革。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主要解决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财权划分的问题，而对于省以下各级政府之间财力划分的比例、规范等问题，却远未涉及。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省级政府多模仿中央与省级政府的财权划分比例，处理省级政府与地市级政府的财力划分。而中国长期以来的官场政治“潜规则”，也使得下级政府在与上一级政府在财力划分比例、税种归属等问题上，根本不可能有与上级政府讨价还价的余地，被动地接受上级政府的财力分配，这样也就造成了财力不断上移，事权却不断下放，基层政府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建议财政部总结归纳各地省以下财政体制框架的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制定出一个相对统一的省以下的财政体制改革思路与方案，供各地参考使用，具体做法则由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实施细则。改革的内容应包括省以下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财力分配、税种分配、转移支付的办法等内容。

进一步完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规范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对于均衡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性、实现区域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要建立起规范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必须从目标、机制、实施方法等方面来加以明确。进一步明确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导向，规范转移支付方式，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办法。

（二）适应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推动新一轮的税制改革 加大税制对自主创新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引导力度。流转税方面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一方面可以与国际惯例接轨，减少重复课税，增强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增值税的链条机制，真正发挥增值税的中性作用。所得税方面，梳理现行的鼓励自主创新的所得税优惠，改变当前的园区型优惠为产业型优惠，改变当前的直接的税基减免式所得税优惠为间接的税额扣除式的所得税优惠，提高税制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效果。改分类所得税制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以充分反映纳税人的综合纳税能力。拓宽税基，合理确定费用扣除标准，使法定扣除标准与纳税人实际生活负担相接近，同时可以考虑家庭人员的不同构成以及基本生活需求的实际情况，增加专项扣除，使其更有利于低收入阶层的纳税人；统一累进税率，减少税率级次，降低名义税率。在税收征收管理上要提高征管水平，建立严格的双向申报和交叉稽核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个人收入监控体系和财产申报制度。

完善地方税体系，确定地方税主体税种。建立较为独立的地方税体系，就要科学地划分地方主体税种、辅助税种，我国地方税以营业税、所得税和财产税三税鼎立构成，以营业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税种，以财产税类为辅助税种，一般说来，地方税主体税种的选择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应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税种的变化而有所变化，随着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地方税制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税收政策的变化，地方税的主体税种地位也会有所改变。根据我国的税收经济实际，结合国外的经验，在建立健全地方税体系时，对营业税应本着“局部调整，扩大税源”的思路，仍维持其地方税的主体税种地位。

（三）完善预算管理领域改革，综合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尝试编制中长期预算，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传统的预算理念往往侧重于强调预算的年度性，然而，从增强政府承诺的可信度方面考虑，年度预算是不够的，需要中长期预算框架作为补充。因此，需要从国家和部门的长远目标着眼，构建中长期预算框架，实现真正的“滚动预算”。中长期预算框架的基本功能在于建立中期财政约束基准，具体包括了两年或两年以上的开支需求的预算决策。编制中长期预算，打破预算编制以一年为期限的局限，为政府全面掌握财政未来的走势提供了初步资料，为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提供了保证。提高预算的可预见性，减少测算的盲目性，避免部门预算忽高忽低的情况，也有利于细化预算管理。结合我国国情，在现有条件下，可以考虑根据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国家经济政策及发展目标、财政收支状况及发展趋势，分别政策性因素、经济性因素和管理性因素，对以后年度的收支预算进行分类分析预测，先试编两到三年的中长期部门预算框架，待时机进一步成熟后，再逐步延伸预测的前瞻性。参考文献：

[1]高培勇.奔向公共化的中国财税改革[J].财贸经济，2008.11.[2]林龙海.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思考[J].今日财富，2011.09.

第二篇：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分析

年初以来，我国消费和投资均实现较快增长。但是，投资终将形成产能，假如未来一段时期外需和消费不能协调增长，有可能加剧经济失衡。外需持久不振，将从下游蔓延到中上游，从生产蔓延到投资。外向型企业经营困难，会造成部分农民工失业和新增就业人口的压力，进而对消费产生不利影响。随着国家相关政策措施逐步落实到位，外贸企业的退税、融资、贸易便利化等环境有了明显改善。然而，渡过难关还应做好更充分的准备，采取更多有针对性的实招来稳定外需，须臾不能松懈。毕竟，在财税、金融支持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推进服务贸易等方面，仍有一定的政策空间。至于应对贸易摩擦，有待我们拿出更强大的合力更积极的努力

二、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准确把握2011年下半年经济工作的目标和要求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各类自然灾害和各种重大挑战，中央科学判断、沉着应对，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目前，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价格调控总体有效，市场供应得到较好保障，社会需求基本稳定，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同时应看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矛盾仍然突出，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形势，一是既要正确认识取得的成绩，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巩固经济社会发展好势头；又要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充分看到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潜在风险，做好应对准备，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工作的总体部署上来。二是要准确把握今年下半年经济工作的总体思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稳定物价总水平，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努力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开局。三是要全面把握下半年经济工作的十大重点任务，即坚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全力夺取全年农业丰收；坚持不懈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和保障性住房建设；着力促进内需平稳较快增长；下大力气加快推进结构调整；毫不放松地抓好节能减排；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深化医药卫生、资源环境、财税金融、农村、文化体制等重点领域改革；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就业和创业，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发展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创新社会管理和服务，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变化，合作与竞争同步发展

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发展中大国率先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利用“二十国集团”和“金砖五国”等多边峰会外交平台，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使得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经济均衡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新兴大国倡导以平等、互利、共赢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在相互借重、协调共进、增强自身竞争力的同时，都注重维持同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伙伴关系。

美国受金融危机和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后遗症的拖累，操控国际事务的难度加大。奥巴马政府继续实施内外“变革”，力求进一步摆脱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的困扰，新世纪头10年美以反恐、防扩散为重点的对外战略调整渐露端倪，逐步从过度倾注于反恐转向更多投入大国地缘战略角逐，应对崛起大国，同时强调多伙伴合作关系。奥巴马访欧强调美欧同盟关系的重要性，但“大西洋联盟”在双方安全战略中的核心地位有所弱化；美介入亚太地区的积极性不减，美日同盟关系得到进一步强化；美俄关系“重启”产生积极效果，但双方在反导和俄加入世贸组织等问题上仍龃龉不断；美国继续按计划实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计划，对西亚北非局势实行有限和有选择的干预政策。

欧洲一体化在艰难中推进，金融和债务危机波澜起伏，军事干预北非政局将欧盟拖入困局，欧盟财政金融一体化进程和共同外交、安全政策面临新的挑战。俄继续大力推进“经济现代化战略”，强化军事实力地位，同时外交上积极调整与西方关系，极力推动独联体地区的一体化建设。日本地震、海啸、核泄露灾害对日本国民心理造成巨大冲击，使本来稍有起色的经济重陷停滞，也打乱了日美经济安全合作计划，但日本仍在努力刺激经济，战略上拉住美国，力保政治经济影响力。

第三篇：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分析

海南大学《形势与政策》 2013 学年——2014 学年第 2 学期

题目：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分析成绩：姓名：张琴学号：20111702310039班级：班

任课教师：吴新（讲 师）

摘 要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上保持平稳，但也面临多年未有的错综复杂局面。全球经济复苏艰难，仍然不提供“增长红利”；国内经济发展中的“两难”问题增多，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应对这一局面，需要智慧和勇气，仍然要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优先考虑的选项，从激活经济内在活力入手，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字：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矛盾

一、当前国内经济形势

总的来看，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在高位回调后逐步趋于平稳，宏观经济保持了回稳向好的基本态势，经济运行正在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

（一）经济增长持续回调，内在增长逐步趋于平稳

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从 2008 年下半年开始受到严重影响，实体经济增长明显下滑。

（二）结构调整力度加大

在应对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以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等产业为重点的 50个技术创新服务平台的建设工作正抓紧进行，一大批重大装备、核心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制成功，科技对经济发展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产业结构升级步伐加快。

（三）消费增长保持稳定

推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一是政策因素将继续成为支持消费增长的重要动力。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将提高社会消费意愿。农村居民人均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时有所增长。三是世博会召开将刺激消费增长。世博会在上海举行，使其周边地区旅游、会展等生活性与生产性服务消费将大幅

增加。

（四）工业生产继续快速回升

企业利润大幅增加。推动工业增长的主要因素：一是基数因素抬高工业增速。二是库存回补将拉动工业增长。三是先行指数走高显示工业处于景气上升期。四是出口形势好转将有利于工业出口交货值增加。我国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速随着外贸出口的恢复由负转正，并且不断增加。外需增长将促使工业出口交货值提高，推动工业生产稳步上升。

二、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下降，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达10.1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38万亿元，但对实体经济支持效率并不高，其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增长较快，大量货币资金被用于“借新还旧”。而且，不少社会资金“避实就虚”，包括部分资金通过理财产品等形式在金融机构之间互相持有，并未用于实体投资;一些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的矛盾长期累积，一旦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发生变化，就会出现短期流动性不足。这些原因引起了6月中下旬国内银行间市场资金骤紧，同业拆借利率大幅飙升，引发股票市场恐慌性暴跌。

（二）是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刚性财政支出增加。

上半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长7.5%，增幅同比回落4.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教育、科技、文化、社保和医疗卫生等领域支出刚性大。上半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0.8%，增速高出财政收入3.3个百分点。财政赤字压力加大，政府债务负担和财政风险上升，财政政策空间明显收窄。

（三）是制造业产能过剩严重，化解任务艰巨

产能过剩行业已从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扩展到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处于严

重过剩。

三、经济增长下行的外因内因

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仍然不提供“增长红利”。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经济预期也被调低。、日本经济研究中心认为今年一季度日本经济将有所增长，预计全年实际经济增长率将超过2%。安倍政权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支持公共投资等一系列经济支援预算案的通过，起到了日元贬值、股市上涨效果，将提高经济增长率0.5个百分点。但这些政策措施均非安倍原创，别国经验早已证明其效果并不持久。

国际社会曾津津乐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虽初现端倪，但未成气候。一些重要科技领域显现出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但这个新事物要成为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经济景气的强大动力则云路尚遥。

从内在原因看，我国经济增长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研究表明，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都经历或将经历“结构性增速”和“结构性减速”这两个过程。1978年至2008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8%，这是“结构性增速”过程，其经济机理是生产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都推动“增速”。从生产要素看，劳动投入增长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资源要素资本化和资本形成能力的增强、工业技术的广泛采用；从产业结构看，资源配置从效率低的一次产业向效率高的二次产业转移，这些经济活动都支撑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现在这些因素都发生了变化，劳动投入和劳动参与率趋向下降；资源资本化已基本结束，资本报酬递减导致资本投入增速亦呈下降之势，二次产业的技术创新面临瓶颈；产业结构缓慢向三次产业转移，但三次产业中的技术创新以及传统行业的效率提高都面临动力不足的挑战，这些因素都导致我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增长将进入一个位于7%至8%之间较以往略低的速度水平上。我们要正确认识到当前增长速度下降是客观经济规律使然，片面追求快速度，已无经济规律依据，唯有强调质量和效益，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

这些信息表明，虽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趋于改善，而这正是今后要着力追求的目标。

四、怎样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

不刻意追求快速度、但保持经济的合理增长速度仍然是重要的。怎样保持我国经济的合理增长速度是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快速发展的基本经验是两条：一是依靠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来激活经济的内在活力；二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适时、适度地调节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变量关系，使之达到新的平衡。从目的和效果上观察，前者着眼于长远的体制与机制建设，调整的是结构关系，通过改革达到结构优化的目的，但在不少情况下，它难以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还需要国家采取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措施。通过这些调控措施较快地改变经济运行中的数量关系，特别是内外需求的数量关系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但这些调控措施往往都只有短期效果，不解决经济内在活力问题。

当前，我国国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短期经济运行问题相互交织，发展经济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例如，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大与保持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矛盾、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与发挥财政对经济增长支撑作用的矛盾、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与发挥制造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和调整产业结构的矛盾、房地产价格上涨与稳定房地产投资的矛盾、稳定出口市场份额与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矛盾等现象，都说明简单依靠政策调控来改变数量关系，特别是依靠刺激内外需求，都只能事倍功半，甚至会加大财政金融风险，恶化经济结构，进一步弱化经济自主增长的动力。因此要多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视角来探寻经济发展的新路子。当然，在必要的情况下，有针对性地、适时适度地采取政策调控措施仍然是保持经济合理增长速度不可或缺的手段。

第四篇：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分析

中国当代经济形势分析

2007年3月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完全以发达经济体为主导的全球化旧格局已渐入迟暮；在未来的全球发展中，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可望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阶段。值此战略转型的关节点，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应静观其变、平心静气、小心翼翼。

一、中国经济增长开始结构性减速

认真分析20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实绩及其变化趋势，可以发现，自2008年开始，中国连续30余年的高增长便已基本结束，国民经济落入一个新的次高速增长的平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经济减速是经济增长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是一个发生在实体经济层面上的自然过程，我们无法通过政策调整来改变它。

过去30余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是：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迅速提高，第三产业份额缓慢增长。这对应的是我国的工业化过程。这一进程的本质，就是大量的劳动人口和资源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第一产业即农业、种植和养殖业等，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产业即制造业和建筑业转移。由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第一产业（在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农业的10倍），这种转移便意味着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日益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因之加快，此即“结构性增速”。但是，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第二产业已趋饱和，劳动力和资源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然而，研究显示，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制造业（在劳动生产率最高的上海，前者只相当于后者的70%）。基于这样的差异，当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和资源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之时，中国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必将下降，由之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必然下滑。潜在增长率构成未来我国现实经济增长的基准。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实验室的预测结果，2011～203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会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二、经济减速不可怕，关键要提高效率

断定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时期，虽然听起来不那么令人振奋，但考虑到结构性减速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提供了新的压力、动力、机遇和空间，这一变化是值得欢迎的。

过去30余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但是，30余年高速增长波澜起伏，其间还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的增长也付出了不可忽视的代价，结构失衡、产能过剩、效益低下、环境污染等，便是其中最显著者。如此等等，使得中国百姓享受到的经济增长成果大打折扣，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更难得到与GDP增长率同步的提升。这些代价，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水分”。

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水分”，主要体现在投入产出的效率降低上。

从投入看，以GDP来衡量，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极为巨大。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相当于GDP一半的高投资以及接近GDP10%的净出口支撑着的，仅此一端，便使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本位居世界前列。如果把生态环境等外部影响也视为“投入”，我们为增长付出的成本更高。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2年的测算表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约相当于GDP的8%。2005年以来，这一数字虽不断下降，但到2011年，仍然在4%左右。若扣除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我国的真实经济增长速度便仅有5%左右。

从产出看，对于我们这种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中是否存在水分，关键要看投资能否形成有效供应。如果投资变成“胡子工程”甚至是“豆腐渣工程”，与这部分投资对应的增长率就是“水分”。更有甚者，一些投资固然形成了现实生产能力，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形成规模巨大的流通库存，并进而迫使业已形成的生产能力长期闲置。与这样一些流通库存和过剩生产能力相对应的产值，同样构成经济增长的“水分”。近年来，我国产能过剩形势日趋严峻，传统产业的产能大面积过剩已是痼疾，就是新兴产业，产能过剩的增长势头也令人担忧。统计显示，当前我国产能利用率平均已低于80%，有些产业甚至低至70%。按照85%～90%系正常水平的国际标准，我国目前的产能利用率已接近危险水平，有的行业已进入破产的境地。应当说，产能过剩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健康发展的“死荷重”。

将投入和产出对比起来分析，便形成评判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的综合指标。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指的是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既定的产出，或以既定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近年来，在增长至上的激励机制下，各地对增加投入普遍高度重视，但很少顾及产出的数量和质量，更忽略了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效益联系。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就是伴随着经济增长率的高悬，我国的经济效益提高缓慢，甚至有所下降。我国增量资本产出比的数据，清楚地刻画了这一变化的轨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增量资本产出比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1979~1995年，平均为

2一阶段上升了523；第二阶段为1996~2011年，平均为35。后一阶段竟比前2%！与相似增长阶段的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现阶段增量资本产出比明显

0的水平，偏高，如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日本，其增量资本产出比基本维持在2

此后则缓慢下降。

显然，过去30余年中国经济增长虽然长期居于高位，但速度过快，难免“泥沙俱下”，其中包含的“水分”不可小觑。如此，倘若我国经济在增长速度下降的同时，大大压缩了其中包含的“水分”，换言之，如果增长速度之下降换来了效益的提高和质量的改善，那么，我们的经济增长将更为真实，人民将因此得到更多的福祉。这种变化不仅不可怕，而且是值得欢迎的。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客观地存在着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这种差距在根本上决定了两类国家的经济差距。因此，所谓发展问题，所谓赶超问题，所谓超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实质上是缩小两类经济体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问题。因此，比过去稍慢但质量和效益均有所提高的增长速度，恰恰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恰为我们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切实的物质保证。

三、新阶段必须调整宏观调控思路

总书记最近强调，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在当今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及早向供给管理转型，政策重点尽快由短期的救市和维稳，转向效率的提升和增长潜力的提高，哪一个国家就能更快地调整好自身结构以适应全球发展新格局，也就能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竞赛中胜出。

四、宏观稳定，微观搞活

着眼于调整结构，为未来经济增长培育后劲的宏观经济政策，可概括为“宏观稳定，微观搞活”。这种政策转变的核心便是，从关注需求管理转向关注供给机制的培育，转向关注激励、效率、竞争、生产率以及资本形成等这些有利于提高潜在产出的因素。

今后，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有效解决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而解决产能过剩的政策工具，也应通过改革，主要从供给方寻找。

其一，从产能过剩的表现来看，更多是由于供给过剩而非需求不足。目前，一些传统产业以及新兴产业所出现的产能过剩，从投入产出角度看，是有了大量投入，却形成了一些无效的或过剩的产能。

其二，从产能过剩产生的原因来看，尽管有周期性因素影响，但更主要是体制性的、供给面的原因。一些企业（特别是那些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在扩张过程中，不计成本、不顾后果、盲目扩张、重复建设，这是导致产能过剩的主要因素。有人说，重复建设在市场经济中也是正常现象，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市场经济中，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造成的损失是由企业自己来埋单的，而在中国目前这种情况下，造成的损失可能最终由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来埋单，因此，一些企业或地方政府在投资决策时就会更加“大胆”，它们会通过给土地、赠予

矿产资源、低价甚至免费的方式推动投资，使其投资行为发生扭曲。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经验研究表明，产能过剩较严重的产业，恰恰是政策倾斜产业和扶持性产业。

其三，从治理产能过剩的思路看，要想从根子上解决产能过剩，还需要供给管理的思维。过去我们主要通过上项目、重投资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这或可因新投资需求的出现而暂时缓解当前的产能过剩，但会导致未来新一轮规模更大的产能过剩。鉴于此，我们必须摒弃以创造新的投资需求来消弭过剩产能的传统做法，应通过减少政府的干预，充分发挥企业和市场的作用，来最终抑制我国产能的盲目增长。

第五篇：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分析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分析

课程：中国政府概要

专业班级：公共管理类3班 姓名：蓝文谦

学号：201221318

5一、我国户籍制度的现状和改革进程

户籍制度是一项基本的国家行政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其公民实施的以户为单位的户籍人口管理政策。户籍表明了自然人在本地生活的合法性。长期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管理方针的制定与实施均建基于此项制度。中国户籍制度的特点是，根据地域和家庭成员关系将户籍属性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这种做法在建国初期曾起到积极作用，但随着城乡交流的日益广泛，该制度已引起愈来愈广泛的争议与指责。2005年底，中国开始着手改革户籍制度。截止至2009年3月，已有河北、辽宁等13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2013年1月7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户籍制度改革被列为2013年四项重点工作之一。

刚刚闭幕中共十八大再次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促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十八大的报告中指出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业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

二、户籍制度造成的不平等及改革措施

（一）、户籍制度及城乡二元分化与地区差异

从1950年到1958年，新中国的户籍制度从无到有并不断发生着变化。1950年颁行的《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中，对城市常住人口进行登记管理，但没有任何条款对城乡人口流动及迁徙进行限制，到了1958年的《人口登记条例》和后面的两个补充通知，户籍制度不仅严格限制人口流动与迁徙，同时也明文限制农民进城。

虽说中国的户籍制度存在延续的历史必然性，但不能忽视的是，在工业化背景下，正是户籍制度中的户口类别（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与户口所在地区分，最终形成了城乡之间与地区之间的差异。不可避免地，户籍制度已成为形塑中国社会分层体系的重要力量之一。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各个省份之间尤其是东西部省份之间由于政策条件差异、资源储备差异以及其他历史原因，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很大。而户籍制度中的户口所在地这一属性，也将人们划分成了不同区域的“人”，而形成相应的地区差异。

（二）、户籍制度下的教育不平等

1、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中的教育不平等

户籍制度带来的是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与社会身份的不平等，而这两者的不平等则带来了教育的不平等，目前学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二是户籍制度下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不平等，三是“高考移民”中不同地区之间教育不平等。

从法律上说，中国农村儿童与城市儿童拥有完全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但是事实却是农村儿童与城市儿童受教育的权利不平等。在户籍制度的城乡二元结构中，由于城市与农村资源分布的严重不均，造成农村儿童受到家庭经济条件、学校数量、教学质量、教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形成城乡教育质量与机会的不平等。

2、户籍制度下的流动障碍造成的教育不平等

我国城乡、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决定了我国人口流动的趋势是从中西部向东部和沿海地区，从农村向城镇，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流动，但是我国户籍制度对流动限制颇多，如流动人口登记与暂住证制度等等，流动人口的很多权利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得不到保障。虽然国家规定，农民工子女教育由所在的当地政府承担，享有城市户的同等权利，城市公办学校不得加收任何费用，但事实上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等原因，城市公办学校在招收农民工子女入学时往往有诸多限制，如高价借读费等，使得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公办学校的比例极低，而存在“四低”问题——低投资、低收费、低薪酬、低质量的民办学校成为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

此外，由于中国农民工流动方向较为集中，流入地财政紧张，受现行教育财政体制影响，农民工既享受不到户籍所在地政府的教育补贴，又没有资格享用流入地政府的教育补贴，同时“在户籍与分级办学制度下，流动人口子女负担了城乡的双重费用”，这些都体现出户籍制度造成的教育不平等。

3、法，导致了地区间录取分数线严重倾斜，且录取比例分配失调，而后才出现了“高考移民”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现象。所谓“高考移民”是一些考生基于户籍所在地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为追逐更丰富的教育资源和享受更多的教育机会，借助户籍变更，为达到高考成功接受高等教育而进行一种暂时的、短期性的户籍迁移活动，其出现的直接原因在于全国高考录取分数线的不统一和高考录取率的不平衡，甚至“在某些地方，户口成为录取的标准之一。农村户口的考生录取分数高于城市户口的考生，郊区户口的考生录取分数线高于城区户口的考生。”

事实上，由于我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发达地区的学生不论是在受教育机会还是录取指

标上都比欠发达地区的学生更有优势。而且由于考生具有的户籍不同，其享有的受到高等教育机会也就不同。户籍与教育的附加不仅导致了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公平，户籍制度也成为实现高等教育公平的一个制度性障碍。

三、对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建议和结论

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新一届领导集体频繁落脚基层调研，被媒体解读为释放改革公平正义的信号。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始于五年前，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的具体要求，被视作对户籍制度改革有推动作用。中共十八大再次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促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学者们认为户籍制度改革推进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县和大部分地级市将加快放开户籍，让落户人员享受公共服务；二是在大城市推动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拓展，如上海居住证制度。居住证制度会逐步在全国各大城市推行，以逐步过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383”方案则是实施“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制度。可设计并实施主要由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责任的、低标准均等化的“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制度。起步阶段该保障包的内容可包括:用名义账户制统一各类人群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全国统筹；医保参保补贴实现费随人走，人口跨行政区流动时补贴由上级政府承担；中央政府对义务教育生均经费实行按在校生人数均一定额投入；对全国低保对象按人头实行均一定额补贴。这些待遇都记录到统一的个人社会保障卡中，全体人民均可享受。社会保障卡具有补贴结算功能，并实现全国范围的可携带。这样就可形成与原有户籍制度双轨并行的新社会保障制度，随着时间推移逐步扩展内容、提高水平，并最终取代户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