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资料

第一篇：减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资料

《自然辩证法》结业论文

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

摘要: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结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长达二十多年的“共同贫穷”状态,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国民财富增长的同时却出现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并已经成为导致社会矛盾与不和谐的因素。“缩小贫富差距”或为民众的共同呼声。我们要动员和发挥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公正平等、团结互助、帮困济贫、和睦相处的氛围,以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关键词:贫富差距;共同富裕;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提出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历史任务。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当前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公成就,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也积累下来了一不和谐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贫富差距扩大。

一、当前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现状

(一)城乡发展不协调,城乡贫富差距逐年扩大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公报显示,2007年全年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扣除价格上涨因比上年实际增长9.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3786元,实际增长12.2%。尽管农产品价格上快,但是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仍快于农民,城入差距继续扩大:1984年为1.71:1,即19892.28:1,即1997年为2.47:1,2003年达到了:1,到了2007年城乡收入差距又上升到∶1。绝对额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8172.5元。有关资料显示,如果仅考虑货币收入,剔除农民中的实物部分,目前城乡收入差距将扩大为多,如果考虑到城市社会福利方面因素的差异,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到6倍左右。从消费能力来看,总数占20%的“非农业人口”就消费了63%的社会商品。《自然辩证法》结业论文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36个国家的统计资料,绝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差距均小于1.6倍。中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

(二)区域发展不协调,地区贫富差距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对东部及沿海地区实行一系列的优惠政策,给东部地区的发展提供很好的发展机遇,而中西部地区只能作为支持东部地区发展的原材料基地,不仅牺牲了自己的环境和消耗有限的资源,还“无赏”的向东部地区提供其发展所需的原材料,使东部地区在不到20年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同时也使东西部地区的差距逐步拉大。据统计,2007年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上海,达到65473元,北京第二,为57431元,天津为47972元。而最低的为贵州6742元。城乡收入差距已接近10倍。中国东部沿海五六个省市GDP超过全国GDP总量的50%以上,并且发展速度和富裕程度的差距在逐渐扩大。

二、贫富差距过大危害社会和谐,不利于发展

贫富差距过大激发社会矛盾,不利社会稳定，贫富差别过大会导致对社会公平的破坏,从而引发一种强烈的仇富心理,以及对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冲动,易引发**和暴力,甚至将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定和健康发展。)贫富差距过大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贫富差距过大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利影响。我国现在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除了结构不合理、拼消耗的低水平扩张,就是社会消费拉动无力。另外在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中还隐藏着腐败、权钱交易、行业不正之风和行业垄断。这些情况的存在也会严重危害市场秩序和经济生活。而解决贫富差距过大问题本身就是改善经济环境和消除社会隐患。

三、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考

(一)要牢固树立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思想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人们合理地利用各种资源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着的物质文化需要。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真正的和谐是发展中实现的和谐。没有发展,就没有社会财富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就没有保障,共同富裕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在物质匮乏和生活贫困的状态下,不可能出现社会的和谐,只会导致社会的纷争和**。只有发展才能实现共同富裕,才能构建和谐社会。

(二)要坚持依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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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行政就是要依照法律程序办事,保障社会次序有序运转,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坚持依法行政,当前最主要的是要毫不动摇地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给予非公经济以国民待遇,要保护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鼓励民间资本等生产要素进行投资;要创造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和谐环境,积极营造创造社会财富的良好环境,让一切积极因素参与到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来。

(三)要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

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存在的初次分配不合理、再分配缺乏力度与公平、第三次分配几乎没有的状况,导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因而解决分配不公,尽快确立合理、公平、共享的收入分配原则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关键。一是要尽快提高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促使初次分配趋向合理化。改变片面强调效率优先而不顾公平的倾向,转到兼顾效率与公平上来,使劳动力的价值得到应有的体现。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每一个岗位的劳动对价值形成的贡献提取必要的社会扣除后,劳动者的所得越是接近他的贡献价值,越体现出财富分配的合理性。现在我国的工人工资只有美国的1/40,由于劳动力的过剩,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就与真实的劳动价值形成很大的距离。在生产过程中,企业工人工资的成本支出与老板的收入比例不合理,企业的利润大部分被老板获得。由于工资水平太低,在珠江三角洲的许多地方出现了企业招工难的情况。二是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农村倾斜,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增加农民收入,彻底解决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要加大对下岗失业职工的失业救济,安排

下岗职工就业和提高下岗职工收入。三是要对国有垄断部门和国有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加强监管,适当降低垄断行业收入水平,防止法理上归全体公民所有的垄断利润转化为小集团的利益和少部分人员的薪酬福利。四是应当调整过高收入,反对灰色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应当提高所得税,扩征遗产税。在政策上适当向困难群体倾斜,千方百计壮大中等收入者阶层的比例。通过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努力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实现社会公平。

(四)实施积极就业政策,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实行城乡就业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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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贫富差距的核心问题不是富人太富有,而是穷人太穷太多,主要是下岗职工多;失业人员多;无业人员多;困难企业的职工多和贫困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多等等。因此,通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鼓励以上各类人员积极创业,自主就业,缓解就业矛盾,提高就业率,减少失业人数。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根本途径。

(五)发展农村基础教育,提高农民素质

这是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保证。城乡最大的差距是教育,最大的不公平也是教育。国民受教育程度不同是造成收入差距巨大的原因。全国政协委员郝如玉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教育才是缩小城乡贫富差距的主要手段。”因此只有发展教育,给穷人提供取得高收入所需要的相应教育的机会,才能使他们从根本上摆脱贫困,消除贫困,这也是发达国家注重使用的行之有效的缩小贫富差距的主要手段。

总之,出现贫富差距过大,与政策有关,与市场机制有关,与新旧体制的转换有关,它是在改革开放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各个阶层和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缩小贫富差距,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它一方面要强化国家的调节功能,另一方面也要动员和发挥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公正平等、团结互助、帮困济贫、和睦相处的氛围,以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 肖景华，洪向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25个理论热点.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5-07-01 [2] 刘志英．社会保障与贫富差距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2，5

如何缩小贫富差距

扩大就业 扩大就业是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解决好就业问题，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是保持经济高速成长推动力的重要一环。要坚持在发展中解决就业问题，逐步确立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结 《自然辩证法》结业论文

构和增长模式，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加快发展就业容量大的第三产业、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更多的就业增长点。要不断开阔思路，把不断完善和创新失业保险制度与解决就业问题有机联系起来，在发展中和动态中解决就业问题。要高度重视大学毕业生就业，认真解决就业困难人群的就业问题，进一步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努力创造更加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缩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加强对收入分配活动的管理和调节。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其贡献大小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创业热情和创新活力。在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坚持注重效率和发挥市场的作用，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管理和调节，要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支持和扶助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众。要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要征收遗产税、赠与税、高消费税等财产占有税，调节过高收入。要通过加大对弱势群体、弱势行业、弱势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缩小社会贫富差距。通过强化个人所得税征管，加大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征缴力度，完善收入和财产管理、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等措施，调节收入差距，兼顾各阶层群体利益，防止收入过分悬殊和两极分化，实现合理的公平分配。

让穷人富起来

加快富民步伐，特别是要支持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增长。要缩小收入差距，必须要千方百计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实行就业优先的原则，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鼓励各种形式的就业，在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同时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促进就业岗位的增加，稳定增加居民收入。继续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加快发展非农产业，建立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逐步增加劳动者报酬，完善城镇职工最低工资制度，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

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加快社会公共事业发展。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重点是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和提高保障水平。在城镇，把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覆盖到所有劳动者；在农村，逐步建立和完善由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组成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立农村新型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惠及全体人民利益的共同事业，对调节收入差距、改善消费预期具有积极作用。应加大财政对社会事业的投入，重点投向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公益文化等领域。优化布局，重点向苏北地区和农村倾斜，促进社会事业相对均衡发展。

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 现在，垄断行业的高利润和高收入，源于垄断行业本身垄断程度过高，行业内部缺乏或没有必要的竞争机制。各级政府都存在通过行政性垄断取得更多财政收入的偏好，只要有利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对垄断行业就会听之任之，甚至加以保护。当前，政府对垄断行业高收入的调节，只限于个人所得税，这既不会取消大大高于平均利润的垄断利润，也不会对职工的高收入发生较大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借鉴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以法律和规则的形式，对政府垄断的范围和垄断价格等等加以限制。按照国际惯例提高一些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引入竞争机制，缩小国家垄断性行业的范围，减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对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要加强对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防止该行业与其他行业收入差距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一些人通过合法经营先富了起来，收入差距一直呈拉大的趋势。这应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收入差距的拉大有相当 《自然辩证法》结业论文 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因为以前的收入太平均，这种状况严重束缚人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正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急剧拉大；另一方面，的确也存在因政策法规的不健全、不完善，再加上社会主义市场市场经济处于转轨的特殊时期，出现了一些管理上、政策上的问题，导致了收入的进一步拉

大。

我曾经分析过影响我国转型期收入分配变化的四个因素，包括发展因素、改革因素、政策因素和外部因素。我认为应该分为三个层次来看待收入差距的扩大：第一个层次，是改革的成果。打破平均分配吃大锅饭的局面，使那些对社会做出较大贡献的人收入有了较多的提高，这当然应该算是改革的成果。第二个层次，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人利用价格双轨制进行寻租活动获得了一些不正当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为改革的复杂性而付出的代价。第三个层次，是可以避免的代价。例如20世纪90年代有人通过权钱交易，特别是寻租活动获得了许多暴利，在房地产开发中，这种活动尤为显著。应该说，这种状况并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全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是表现为低收入人群收入状况的恶化，而是表现为高收入人群收入超高速增长。特别是一些行业的迅猛发展也造就了一些高收入群体的增加，而城市近几年大量的下岗失业现象也产生了大量的低收入人群。

建立和谐社会不能忽视“两极分化”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社会问题的影响可能不在于收入不平等本身，更在于不平等形成的原因。建国以来，尽管人们经历了长时间的平均主义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对改革开放之后由于能力差别所产生的收入差距，绝大多数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的社会存在着太多的不正常的收入分配现象，或者说影响收入分配的要素。例如，城乡之间存在的一些政策性的不均衡因素以及贪污腐败等丑恶现象

等。我们可以想方设法缓解、减慢收入拉大的趋势，再慢慢的缩小差距。关键还得靠经济的可持续、协调的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更多地关注社会的公平发展：着力保证和适当的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依法调节过高收入人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当然这还得靠一系列政策法规的保障。

真正的要解决问题，还要把经济改革进行到底，同时也要深化政治改革。减少权钱交易导致的贫富差距加大的现象。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市场管收入的初次分配，政府管收入的再次分配。政府的再分配，主要依托两个手段：一个是税收，一个是转移支付。通过税收把富人的一部分收入拿过来，然后通过转移支付补贴给一部分穷人。但目前政府的作用还不够大，今后政府应发挥再分配的功能，通过政府的行为，来缩小贫富差距。通俗地讲，就是“抽肥补瘦”。而要做好“抽肥补瘦”，就要防止和反对“抽瘦补肥”。在较长时期内，我们在城乡之间实行的是“抽瘦补肥”，在经济学上叫做“逆向再分配”。这种现象已经引起全国上下的高度重视，但是，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则还需要一个过程。

主要是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措施要到位。至于税收调节也需要一个最佳的平衡的点，并不是税收越高越好，也不是说最低越好，这个平衡点应该保证富人更努力的工作，对于补偿措施的应用也应该有一个平衡点，从经济学方面来说也应有

一个最佳的平衡点。《自然辩证法》结业论文

贫困和贫富差距是和谐社会的不和谐音。

一方面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是社会阶层的加速分化，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蛋糕”的机制逐渐显露出了问题。今年两会，在“和谐”的语境下，公正与公平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发出了“ 公正是和谐的基础，善治是和谐的保障，民主是和谐的途径”的声音。张贤亮委员则从字面上将“和谐”二字形象地解释为：“和字有口，是让大家人人有饭

吃；谐从言旁，是让大家人人。

但是，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政府的决心变成决策，决策再变成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治贫重在制度安排

长期以来，我们在经济发展中实行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一种观点认为，效率与公平存在着“负相关”关系，换言之，注重效率往往会伤害公

平。

吴敬琏委员对这一看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在机会平等的前提下，效率和公

平可以是正相关的”。然而，要实现机会的平等，无疑需要一整套制度的安排。“贫困现象的产生，有许多非自然、非市场的原因，那么，对症下药，同样要有非常手段来遏止贫困和贫富差距。”一位代表提出了这样的看法。“面对当今两极分化，应严厉打击非法收入，有力遏制过高收入，大力增加中间阶层的收入，同时给低收入的群体以切实的生活保障，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制度。对“穷人”最根本的关照，是一套完整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万选蓉委员认为，应尽快制定一套社会保障法规，以立法的形式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目的、任务、职责权限、机构改革和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用途、管理等方面加以确认，以增强严肃性和约束力。对“富人”的公平约束，最有力的手段显然是税收。本次两会上，为数不少的代表、委员建议开征社会保障税和调节个人所得税。萧灼基委员在发言中提出，对一些高消费行为征收特别消费税，包括购置豪华住宅、名牌轿车、名贵消费品、化妆品、高档宴会、高档休闲娱乐以及饲养宠物，把特别消费税作为扶贫专项基金。制度思维，是代表、委员关注和谐社会的“谐振点”；制度保障，则是中国社会消除贫困、走向富裕的基本路径。

“有形的手”责无旁贷 渐趋加重的贫富分化、社会失衡现象，在经济学界引发了两种观点相对的争论。一种认为这一现象源于“市场失灵”，别一种则认为是由于市场还没有建立。两种观点不同，学者却开出了基本相同的“药方”———建立规范市场。

在发挥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调节功能的同时，另一只“有形的手”———政府，不可能“袖手旁观”。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有形的手”还责无旁贷。

一年来，我们可以看到这只手在频频挥动，时时做出“大手笔”：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用三年时间基本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针对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继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后，国务院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欠行动。《自然辩证法》结业论文

———各地政府纷纷出台积极的就业政策以促进就业，政府出资购买岗位安

置下岗职工等做法受到群众好评。———许多地区加大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动用财政力量“做实”社保基金，完善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问题被认为是解决和谐社会的“和”字———也就是张贤亮委员所说的“人人有饭吃”的制度支撑，也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社会保障既是一个分配问题，也是一项政府行为，单靠市场机制无法完全实

现，需要国家财政参与分配和管理。“人们普遍认为，初次分配管效率，由市场来调节；二次分配管公平，由政府来调节。但初次分配中有许多不合理的差距扩大，起因于市场本身不完善或市场缺陷，也需要政府来管。”刘国光教授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代表委员的看法。看来，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还将继续操作下去。社会协力共建大同有了完善的制度安排，有了政府的着力操作，应该说缩小贫富差距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但是，小康目标以及和谐社会的内涵，并不仅限于此

正如有些代表委员指出的，缩小贫富差距除了上述的硬约束之外，还需

要一系列社会组织的辅助机制。针对缩小贫富差距，景天魁委员提出了一系列的机制———企业里的工资谈判机制，契约方之间的协商机制，利益方之间的矛盾协调和化解机制，平衡利益关系的补偿机制，公共权力行使中的社会舆论监督机制，信息公开机制和相关利益者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等。厉无畏代表建议，由私人捐资建立基金资助贫困者，由私人捐资建立的各种非赢利性的基金会应该在第三次分配中扮演重要角色。厉无畏说，可以实施优惠政策鼓励富人投资慈善。为了鼓励富人捐资建立公益性或慈善性基金，国际通行的办法是免除捐款的所得税，基金可以个人或企业的名字命名，允许设立者对该基金的运行章程有一定的话语权。……

类似建议，还有许多。

郝如玉委员给我国缩小贫富差距支了个招———发展基础教育。他认为，城乡差距最显著最重要的是教育差距，“促富治贫”的重要手段是发展教育。因此，国家应加大教育投入，在彻底解决义务教育经费不足的同时，着力保证低收入阶层子女能够接受高等教育。谆谆之言，拳拳之心。代表委员的发言和建议，将变成政府部门的决策和措施，让我们有理由相信，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走向“小康”、“大同”的目标，应是为期不远了。

现在，人们不仅越来越关心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问题。同时，在经济转型时期，人们对政府的社会保障和实现社会公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公共政策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热议的话题。分配不公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到位，已经引起较为强烈的社会不满情绪。樊纲提出，对此要进行深入的理性分析。他认为，不平等的发展阶段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和所有发达国家都经历的阶段，由于体制原因，在我国这个阶段有可能拉长。缩小收入差距，的确需要政府补贴，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政府职能不能超越现有经济条件，政府须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努力提高效率，解决社会均衡问题；须集中有效的资源，去帮助社会最需要帮助的人群。《自然辩证法》结业论文

因为我们有特殊情况。中国社会不平等的原因主要是一个体制的问题。是因

为腐败，因为权利分配不公平。

缩小收入差距，关键是根除体制弊病

中国经济时报：解决不平等难题的尺度就是实现社会公平，社会公平要求政府最大限度地为老百姓提供公共产品，让老百姓的生活有基本保障。但是，现在显然没有完全做到这一步。比如，公共财政并没有真正实现为民所用。

但是，我们要看到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不仅仅是政府要做的事情。政府补贴能够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什么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我们的体制存在弊病。现在大家一说收入不平等，马上会转到对腐败和不公正的批判。这是对的，我们不平等是因为这些造成的。但是，不仅包括这些，还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资源的问题，在国有企业很多不公平的收入当中，因为使用资源没有付费，反而成为企业的利润，这样的企业与没有占有资源的企业相比就产生收入差距。因此，需要我们思考制度上的均等问题。改革制度不一定需要多花钱，我们要通过改革

制度来促进社会的平等和公正。

没有经济发展，没有就业创造，也无法解决收入差距问题

樊纲：同时，没有经济发展，没有就业创造，就无法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的创造才是根本的东西。只要２亿农民还没有转移，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就根本解决不了。

因此，我们的注意力不能仅仅要集中在收入分配上，更要思考体制的改革和经济的增长问题。这是我们作为一个落后的大国必须思考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内容，对政府来讲也是一种挑战。而这个挑战又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是如何在新的条件下，更多关注社会问题，解决该解决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是如何保持政府本身的职能和谐。

政府要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解决均衡问题

各国缩小收入差距的指导理念

●初次分配中确保中等收入人群占多数，培育中产阶级。欧美国家通过工资、福利和税收调节等来巩固和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美国、加拿大政府通过实施有关最低工资、工资支付、同工同酬、加班工资、休假权益等法律法规规范初次分配。上世纪90年代，英国税后基尼系数由税前近0.5降至0.37。在美国，仅累进所得税一项，就使最低和最高收入群体的差距大幅度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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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配中注重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构建弱势群体的“安全网”。(1)推动社会保障制度法制化。(2)以低收入者为重点。法国的家庭补助金明显向最贫困者和仅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家庭倾斜。(3)逐步扩大覆盖面。西方各国的社会保障覆盖面达95％以上，很多国家接近100％。

●重视教育，创造“机会公平”的社会氛围。瑞典、德国等均注重教育投入。德国教育发达，实行12年制的义务教育，公立学校学费全免。巴西政府近年来投资7亿美元成立东北部教育基金，帮助落后地区培养教师，免费发放教科书，并从2003年起实行名为“面向人人的大学”的改革计划。

各国缩小收入差距的具体做法●实施税收调节。以个人所得税方式直接调节。据统计，瑞典的中等收入者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为31％，大公司经理则为60％至70％，最高达到85％。

在发达国家，购置豪华住宅、名牌轿车、奢侈品、化妆品，享用高档宴会、高档休闲娱乐以及饲养宠物等都算作高消费，要征收高额的特别消费税。国外遗产税税率都很高，日本继承税税率共分13个档次，从10％到70％。

●鼓励公益捐赠。巴西对出资赞助教育的企业以税收减免。

●完善法律保障。严惩偷税漏税。日本对违反税法、不按期足额缴纳税款者，采取严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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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寡头，限制非法致富。在俄罗斯，80％的财富集中在占国内人口不到4％的寡头手中。普京主攻伊始就让有关部门调查寡头们的经济活动，收集他们违法犯罪的证据。

●开发落后地区。德国在宪法中就规定，国家必须保持各地区人民生活条件的一致性。

“城市化辐射”型。20世纪60年代，美国以立法形式将其2/3的贫困县划入137个经济开发区，要求每一个经济开发区建设几个新兴城市，使之成为带动全区经济增长的中心。1960年巴西将首都从里约热内卢迁至巴西利亚，推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开发。

“产业化推动模式”。日本于1960年提出在北海道、东北等落后地区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将这一带发展成为可与京滨、阪神等工业地带相匹敌的大规模重化工业地带。

“特种产业带动”模式。日本政府将奶牛饲养业作为北海道农村经济的主导产业，专门制定“奶牛饲养振兴法”，为农户提供低息贷款，鼓励多渠道增加对奶牛饲养业的投入，建设现代化的大型畜产基地。

●实行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财政转移政策是平衡地区收入差距的核心手段。其主要目的是促进地区经济平衡发展，保证各地区人均财政支出大致相同。

支持目标是地方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重点向贫困地区倾斜。意大利每年将中央财政收入的1/3转移支付给地方政府，其中 《自然辩证法》结业论文

2/3是专项拨款，主要用于支持地方政府开展文化教育、职业培训、住房供给、医疗卫生等事业。

财政支付直接“落地”到个人。1970年，韩国政府发起了“新村运动”，免费向各村提供300袋水泥，采取了“政府出大头、地方出中头、农民出小头”的建房政策，即中央政府出建房资金的55％，地方政府出30％，每家农户出15％的方式，并帮助改建厕所。

●增加就业，保障低收入者的收入。保护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实施对下岗职工补贴制度。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培训。韩国、印尼和马来西亚还十分重视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教育与培训，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三产业的转移。

财政支持就业。韩国政府为使失业减少到最低程度，向中、小企业提供补助，帮助它们稳定经营和保留员工。印度政府拨款推进国家农村就业保障计划，在乡村地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第二篇：减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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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

专业：电气工程 班级：电研103 学号：201001319 姓名：刘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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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

摘要: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结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长达二十多年的“共同贫穷”状态,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国民财富增长的同时却出现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并已经成为导致社会矛盾与不和谐的因素。“缩小贫富差距”或为民众的共同呼声。我们要动员和发挥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公正平等、团结互助、帮困济贫、和睦相处的氛围,以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关键词:贫富差距;共同富裕;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提出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历史任务。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当前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公成就,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也积累下来了一不和谐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贫富差距扩大。

一、当前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现状

(一)城乡发展不协调,城乡贫富差距逐年扩大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公报显示,2007年全年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扣除价格上涨因比上年实际增长9.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3786元,实际增长12.2%。尽管农产品价格上快,但是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仍快于农民,城入差距继续扩大:1984年为1.71:1,即19892.28:1,即1997年为2.47:1,2003年达到了:1,到了2007年城乡收入差距又上升到∶1。绝对额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8172.5元。有关资料显示,如果仅考虑货币收入,剔除农民中的实物部分,目前城乡收入差距将扩大为多,如果考虑到城市社会福利方面因素的差异,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到6倍左右。从消费能力来看,总数占20%的“非农业人口”就消费了63%的社会商品。1 《自然辩证法》结业论文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36个国家的统计资料,绝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差距均小于1.6倍。中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

(二)区域发展不协调,地区贫富差距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对东部及沿海地区实行一系列的优惠政策,给东部地区的发展提供很好的发展机遇,而中西部地区只能作为支持东部地区发展的原材料基地,不仅牺牲了自己的环境和消耗有限的资源,还“无赏”的向东部地区提供其发展所需的原材料,使东部地区在不到20年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同时也使东西部地区的差距逐步拉大。据统计,2007年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上海,达到65473元,北京第二,为57431元,天津为47972元。而最低的为贵州6742元。城乡收入差距已接近10倍。中国东部沿海五六个省市GDP超过全国GDP总量的50%以上,并且发展速度和富裕程度的差距在逐渐扩大。

二、贫富差距过大危害社会和谐,不利于发展

贫富差距过大激发社会矛盾,不利社会稳定，贫富差别过大会导致对社会公平的破坏,从而引发一种强烈的仇富心理,以及对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冲动,易引发**和暴力,甚至将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定和健康发展。)贫富差距过大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贫富差距过大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利影响。我国现在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除了结构不合理、拼消耗的低水平扩张,就是社会消费拉动无力。另外在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中还隐藏着腐败、权钱交易、行业不正之风和行业垄断。这些情况的存在也会严重危害市场秩序和经济生活。而解决贫富差距过大问题本身就是改善经济环境和消除社会隐患。

三、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考

(一)要牢固树立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思想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人们合理地利用各种资源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着的物质文化需要。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真正的和谐是发展中实现的和谐。没有发展,就没有社会财富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就没有保障,共同富裕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在物质匮乏和生活贫困的状态下,不可能出现社会的和谐,只会导致社会的纷争和**。只有发展才能实现共同富裕,才能构建和谐社会。

(二)要坚持依法行政

《自然辩证法》结业论文

依法行政就是要依照法律程序办事,保障社会次序有序运转,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坚持依法行政,当前最主要的是要毫不动摇地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给予非公经济以国民待遇,要保护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鼓励民间资本等生产要素进行投资;要创造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和谐环境,积极营造创造社会财富的良好环境,让一切积极因素参与到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来。

(三)要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

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存在的初次分配不合理、再分配缺乏力度与公平、第三次分配几乎没有的状况,导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因而解决分配不公,尽快确立合理、公平、共享的收入分配原则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关键。一是要尽快提高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促使初次分配趋向合理化。改变片面强调效率优先而不顾公平的倾向,转到兼顾效率与公平上来,使劳动力的价值得到应有的体现。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每一个岗位的劳动对价值形成的贡献提取必要的社会扣除后,劳动者的所得越是接近他的贡献价值,越体现出财富分配的合理性。现在我国的工人工资只有美国的1/40,由于劳动力的过剩,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就与真实的劳动价值形成很大的距离。在生产过程中,企业工人工资的成本支出与老板的收入比例不合理,企业的利润大部分被老板获得。由于工资水平太低,在珠江三角洲的许多地方出现了企业招工难的情况。二是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农村倾斜,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增加农民收入,彻底解决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要加大对下岗失业职工的失业救济,安排

下岗职工就业和提高下岗职工收入。三是要对国有垄断部门和国有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加强监管,适当降低垄断行业收入水平,防止法理上归全体公民所有的垄断利润转化为小集团的利益和少部分人员的薪酬福利。四是应当调整过高收入,反对灰色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应当提高所得税,扩征遗产税。在政策上适当向困难群体倾斜,千方百计壮大中等收入者阶层的比例。通过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努力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实现社会公平。

(四)实施积极就业政策,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实行城乡就业一体化

《自然辩证法》结业论文

我国贫富差距的核心问题不是富人太富有,而是穷人太穷太多,主要是下岗职工多;失业人员多;无业人员多;困难企业的职工多和贫困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多等等。因此,通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鼓励以上各类人员积极创业,自主就业,缓解就业矛盾,提高就业率,减少失业人数。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根本途径。

(五)发展农村基础教育,提高农民素质

这是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保证。城乡最大的差距是教育,最大的不公平也是教育。国民受教育程度不同是造成收入差距巨大的原因。全国政协委员郝如玉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教育才是缩小城乡贫富差距的主要手段。”因此只有发展教育,给穷人提供取得高收入所需要的相应教育的机会,才能使他们从根本上摆脱贫困,消除贫困,这也是发达国家注重使用的行之有效的缩小贫富差距的主要手段。

总之,出现贫富差距过大,与政策有关,与市场机制有关,与新旧体制的转换有关,它是在改革开放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各个阶层和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缩小贫富差距,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它一方面要强化国家的调节功能,另一方面也要动员和发挥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公正平等、团结互助、帮困济贫、和睦相处的氛围,以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 肖景华，洪向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25个理论热点.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5-07-01 [2] 刘志英．社会保障与贫富差距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2，5

第三篇：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

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

《左传》有云：“如乐之合，无所不谐。”古人用诗一样的语言描绘了如同音乐般美好的和谐社会。而在当今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了我们时代的主旋律。缩小贫富差距，从而减少由此所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无疑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经济的空前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很容易在一定时期内造成社会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的扩大。这就要求我们政府，更加强调政府的服务功能，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缩小贫富差距。

首先，我们政府应该健全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特别是强化对最弱势群体救助的服务职能。

进一步完善最低生活保障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残疾人福利就业、贫困生助学贷款、农村合作医疗等社会保障机制，强化对最弱势群体救助的服务职能，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环节。由于我国有些社会保障机制还需求一个摸索和完善的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优先考虑保障民政系统对最弱势群体救助机制。特别是对老少边穷地区的民政部门给与一定的资金倾斜。

其次，我们应当积极努力缩小城乡差别、区域差别。

我们要积极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的方针，加快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推动各地区共同发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困难地区的扶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重点用于中西部地区，尽快使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得到改善，逐步缩小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

再有，我们应当有效减少各种不合理“暴富”现象。

少数人的违法行为以及行业垄断、行业不正之风等各种不合理“暴富”现象，不仅加重了社会贫富差距，同时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引进竞争机制，打破行业垄断所造成的不合理差别。各级执法机关要严厉打击靠不正当手段敛取不义之财暴富的违法行为。

温家宝总理曾经说：“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让每一个中国公民都不会因没钱看病而发愁。”短短的一句话，情深意切，感人肺腑，充分表达了党和政府对群众的关怀和体贴。我国地域广阔，现在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任务艰巨而繁重，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任重道远。

第四篇：缩小贫富差距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浅析缩小贫富差距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摘要：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贫富差距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影响下呈逐步拉大的趋势。缩小贫富差距是建设和谐社会重要基础的内涵。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关键是制度，只有从市场行为、税收、就业与社会保障方面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才能从根本上缩小贫困差距，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和谐社会；贫富差距；制度安排。

贫富差距的适度存在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1]。在西方发达国家，最富裕的20%人口的财富一般是最贫困的20%人口的6~7倍，而在美国这个比例甚至达10倍。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市场经济逐步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影响下呈逐步拉大趋势，其分化程度已远远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如果将收入界定为由工资、工资外收入、实物补贴、福利、资本收入与赠予等构成的话，那么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的收入差距将更大[2]。学者们认为，当前正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也是现代化发展关键时期，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多发、社会最不稳定时期[3]。如果制度得当，则能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反之，则会出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拉美化”现象：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社会各阶层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社会经济发展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在该时期，妥善解决好贫富两极分化的制度问题，对于党提出的和谐社会建设，意义十分重大。

我国贫富差距现状的分析。

1.1 相关数据分析。

对贫富差距现状的界定分析，主要是从当前学者们比较认同的基尼系数分析与统计局的数据对比分析中反映出来。

1.1.1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我国总体居民基尼系数在1994年达到峰值0.389,而后有一定水平下降（1996年0.375,1997年0.379, 1998年0.386），到2006年又回升到0.397。而社会学家的调查数据显示差距更大： 1980年，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约0.3,到1988年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也只有0.382,但到了1994年的0.434以后逐年攀升，2005年为0.456,2006年0.457,2007年0.458,每年增0.1百分点[4]。

1.1.2 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城镇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5 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4 567.1元）的5.6倍；农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人均纯收入8 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组（人均纯收入1 182.5元）的7.2倍。

1.1.3 农村内部差距扩大的同时，城乡差距逐年拉大。1978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212 4,1994年就到了0.32,1999年又上升到0.336 1。从实际收入看，以2007年为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 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

1.2 基于社会发展现实矛盾的分析。

1.2.1 政府财富增长过快，政府占有社会财富过多 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了2份极具震撼力的报告。第1份关于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报告指出，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第2份报告涉及中国，在2001年至2005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口的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中国30年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财富。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在中国，超过76%的资产是政府拥有的，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曾载文披露，2004年中国公车消费4 085亿元，公款吃喝2 000亿元，公费出国3 000亿元，中国每年“三公消费”近9 000亿元。因此，在政府过度占有社会财富、政府支出不受纳税人有效监督的情况下，纳税人事实上在用自己的血汗钱供养着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

1.2.2 社会财富通过权力寻租越来越集中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撰写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摘要指出：根据恩格尔系数和其他一些消费特征进行初步推算，高收入阶层中存在大量隐性收入，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由于数据不充分，难

以重新计算基尼系数，但肯定会明显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5的水平。在中国城镇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这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包括金融腐败、土地收益流失、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支出、垄断行业灰色收入等，数额已接近3万亿元，占了4.4万亿元遗漏收入的大部分。这说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存在巨大漏洞和严重制度缺陷。

缩小贫富差距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贫富差距充分体现社会不公，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不和谐因素也在不断增加。党的十六大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达到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目标，就必须按照公正原则，形成合理的分配体系，努力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这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各个子系统协调发展的重要课题。

2.1 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经济和谐的必然要求。

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5]。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没有经济和谐就没有经济效率，整个社会的运转也就失去了必要的物质支撑。

在经济系统内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必须有机衔接，顺畅循环，否则，再生产过程就不能正常进行，整个国家的经济将会出现负增长。国外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经济收入差距过大的国家，经济增长率趋于缓慢。中国自己的发展经历也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这一趋势。首先，贫富分化必然导致需求不足、消费疲软，容易形成经济萎缩。经济学理论认为，在既定财富规模条件下，分配越均等，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就越大。如果收入差距过大，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消费需求就不可能保持上升趋势[6]。其次，贫富分化影响经济结构的优化。从产业结构变动与发展的角度看，收入差距过大，财富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必然会出现产业发展自动围绕小部分人的需求倾向。有限的资源及资金将主要流向奢侈品生产部门及相关服务部门，并形成畸形扩张。而穷人由于其收入低下，需求不足，用来满足他们生活需求的轻工业部门以及以轻工业部门发展需求为发展基础的机电等基础工业部门必然相对萎缩，产业结构也必然无法优化。

2.2 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阶层和谐的重要标志。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下岗失业人员也随之增加，城市贫困人口已成为新贫困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利益关系方面讲，贫富两个阶层间常常存在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中，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的作用下，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并不是由全体社会成员来共同承担，也不是根据各个利益群体在改革中的获益多寡来承担。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是居于竞争劣势地位、而且在承受能力上特别脆弱的贫困阶层承担了更多的改革成本和代价，为改革发展和富裕阶层的崛起换取了时间和空间[7]。和谐社会则要求社会各阶层之间应该具有良性的、公正合理的互动结构。确切而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应当具有如下标志：（1）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2）各个阶层应当得到有所差别的并且是恰如其分的回报；（3）社会各阶层之间应当保持着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如果能够通过相关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建设起实现互惠互利的公正规则，在不断增进高收入阶层利益的同时，使贫困阶层的处境也随之得到不断改善，逐渐缩小两极分化的巨大鸿沟，那么，就能够实现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团结和有效合作，避免阶层之间产生不满、抵触甚至是反抗的恶性互动，营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8-9]。

2.3 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有效措施。

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历来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剥夺理论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仇视或仇恨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甚至他们的仇视指向也可能扩散。犹如经济学上的“木桶效应”，水流的外溢取决于木桶上最短的一块木板，社会风险最容易在承受能力最低的社会群体身上爆发，从而构成危及社会稳定，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隐患。近期，改革的成本和收益的不均等，分配领域中很多不公正、非法的现象已经引发了许多冲突，如农村对非法收费的反抗，城市领域的劳动纠纷、社会犯罪等[10]。如果政府在一段时期内不能将改革的利益较为均等地加以分配，一旦富裕阶层与受损阶层之间的差距变得不可接受，整个政权的道德基础就将发生动摇。历史经验昭示我们，没有哪个政权可以在经济严重不平等下维持政治稳定。

而只有实现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融洽协调，人们的心情才会舒畅，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整个社会才会和谐稳定。因此，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努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3 缩小贫富差距的对策建议。

从根本上说，贫富分化的扩大绝不是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必然结果，世界上有不少市场经济国家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是较为平等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政府的制度安排问题。事实表明，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自动解决不平等问题。

相反，不平等制度的扩大会妨碍市场化改革和未来经济的长期增长。只有当政府消除贫富分化的意愿和能力都很大时，改革开放的收益和成本的分配才有可能是公平的。贫富分化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分配和再分配制度领域里的公平、公正问题，这一问题反映的是中国社会在快速转型时期社会优化与社会问题并存、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并存的局面[11]。顺利推进社会优化和社会转型，研究和解决社会不公问题，降低社会代价，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采取积极措施：

3.1 建设健全法律体系，规范市场行为。

仔细分析公众对贫富分化的心态，可以发现，大多数公众不满或仇恨的并不是贫富的分层现象，更多的是对富人致富的途径和方式的质疑。“富人的钱，干净吗”成了公众普遍的疑问。而一个个“问题”富豪的暴露，又正好印证了公众心中的疑问。权力寻租、裙带资本主义、腐败和非法致富，造成了民众强烈不满，并且使现存的贫富差距在大众心理上进一步放大，产生“示恶效应”和法不责众心理。这主要是由于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设起来，相应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和不完善，使得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违法经营以及权力市场化，导致经济秩序混乱造成。因此，要严厉打击以各种非法方式获取非法收入的行为，堵塞各种非法收入的来源渠道；要完善和规范生产要素市场，使按资本、技术等要素分配的行为趋向合理化；要完善人力市场，包括经营者市场和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既要加强立法，健全经济法规，避免法律漏洞，又要严格执法，加大对扰乱市场经营秩序、违规经营、偷税漏税、假冒伪劣、金融犯罪等的打击力度；既运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要运用政治法律等“看得见的手”，双管齐下，以此来规范市场经营秩序，缩小贫富差距。

3.2 合理运用税收制度，加大调节力度。

税收系统是国家执行收入再分配的基础和支柱。政府有效的税收行为，一方面可以对先富阶层实施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可为各项福利政策或其他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我国采取通过对高收入者征收调节税，来对低收入者进行转税支付方法的调节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出来，税收系统的征税能力和效率相对低下。尽管我国实行了新的个人所得税法，但在征管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是个人所得税2 000元起征点过低，缺乏对收入监控的基本能力，税制及片收、处罚等手段也相当无力，致使高收入群体的偷逃税现象极为普遍，导致对高收入者缺乏有效的调节。鉴于这种状况，目前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是要建设居民收入监测制度。建设居民收入监测体系，一方面可利用纳税信息，另一方面则可利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相关信息，如社会平均工资、个人账户金额、统筹账户金额等。通过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绝对额。同时，还应利用价格指数、工资指数、实物耗费指数等来监测居民收入的相对变动状态。建设相对科学、全面的居民收入监测体系的重要作用，还在于为我们准确划定调节对象提供基础资料。

其次是要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适当提高起征点。目前我国执行的个人所得税2 000元起征点偏低，要适当调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同时，目前应下大力气健全和完善征管配套措施，包括加强现金管理，大力推进居民信用卡或支票结算制度；尽快实现不同银行之间的计算机联网；在个人存款实名制基础上，对个人金融资产、房地产及汽车等重要消费品也实行实名登记制度；建立健全海关、工商、劳务管理、出入境管理、文化管理、驻外机构以及公检法等部门向税务部门提供有关人员经济往来和收入情况信息的制度等，有了这些制度的保障，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才能顺利推进[12]。

再次是要改革税收征管制度，合理增设新的税种。我国现行的税收征管办法是由税务部门直接向纳税人征收，这样收税人和纳税人之间缺乏监督，容易造成偷、逃、漏税现象。

应改革税收制度，建设和推行个人应征税收入申报制和税务代理制，逐步建设起由企业、个人申报，审计和税收代理业务，形成纳税人、代理人和收税人三方相互制约的机制，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同时，适时开征股票交易净收入所得税、遗产税、赠予税、个人财产税、奢侈消费税以及垄断企业特权经营企业特别税等，以加大收入调节力度，形成收入再分配机制，使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趋于合理化，遏制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过快增长，防止两极分化。

3.3 拓宽就业渠道，优化就业环境。

就业是民生之本，国家应把提高就业率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这一方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解决我国二元结构矛盾，努力减少低收入人群，提高贫困者收入的有效途径。解决就业与再就业问题，需要从拓宽就业渠道、优化就业环境两个方面花大力气，下大功夫。从拓宽就业渠道角度看，政策取向应该是：选择以增加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实施就业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行动计划。具体而言，一是充分挖掘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内部潜力，发展多种经营，盘活企业闲置资源，通过主辅分离和辅业改制，安置富余人员，减少推向社会的下岗人员；二是在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和扶持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三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尽可能兼顾能够有效扩大就业的工程项目；四是拓宽国内跨地区劳务市场和国际劳务市场。

从优化就业环境角度看，主要政策应包括：一是在宏观环境方面，各地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都应制定相应的就业计划和目标，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逐步落实、实现。二是要健全完善城乡统一、内外开放、平等竞争、规范有序的劳动力市场。

三是要为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提供及时充分的就业信息、就业培训服务，使劳动者能够及时得到就业机会并具备良好的就业条件。四是制定实施推动就业的优惠政策，如实施免征所得税，鼓励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自办企业。

3.4 建设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作为一种社会福利机制，是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它的实质和功能都是为了解决在社会变迁和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贫富差距而引起的社会贫困以及社会发展问题。因此，社会保障具有安全阀、减震器和减压阀的作用。当前，在解决贫富差距这个难题时，我国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这些功能，在调节收入分配的同时，加快建设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以保障处于社会低层的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避免转型时期出现暴富者对社会财富的疯狂掠夺和贫困阶层生活保障制度缺失的情形。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难以保障低层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还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主要还是依靠以集体土地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家庭保障模式。因此，当前要加快在农村建设和完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等，并加以切实落实。同时，在城市居民中，应通过实行最低工资保证制和最低生活保障线制，使失业职工、困难企业职工、退休职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居民在生活上基本有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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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论缩小贫富差距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论缩小贫富差距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摘要：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贫富差距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影响下呈逐步拉大的趋势。缩小贫富差距是建设和谐社会重要基础的内涵。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关键是制度，只有从市场行为、税收、就业与社会保障方面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才能从根本上缩小贫困差距，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和谐社会；贫富差距；制度安排。

贫富差距的适度存在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1]。在西方发达国家，最富裕的20%人口的财富一般是最贫困的20%人口的6~7倍，而在美国这个比例甚至达10倍。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市场经济逐步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影响下呈逐步拉大趋势，其分化程度已远远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如果将收入界定为由工资、工资外收入、实物补贴、福利、资本收入与赠予等构成的话，那么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的收入差距将更大[2]。学者们认为，当前正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也是现代化发展关键时期，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多发、社会最不稳定时期[3]。如果制度得当，则能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反之，则会出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拉美化”现象：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社会各阶层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社会经济发展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在该时期，妥善解决好贫富两极分化的制度问题，对于党提出的和谐社会建设，意义十分重大。我国贫富差距现状的分析。

1.1 相关数据分析。

对贫富差距现状的界定分析，主要是从当前学者们比较认同的基尼系数分析与统计局的数据对比分析中反映出来。

1.1.1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我国总体居民基尼系数在1994年达到峰值0.389,而后有一定水平下降（1996年0.375,1997年0.379, 1998年0.386），到2006年又回升到0.397。而社会学家的调查数据显示差距更大： 1980年，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约0.3,到1988年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也只有0.382,但到了1994年的0.434以后逐年攀升，2005年为0.456,2006年0.457,2007年0.458,每年增0.1百分点[4]。

1.1.2 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城镇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5 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4 567.1元）的5.6倍；农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人均纯收入8 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组（人均纯收入1 182.5元）的7.2倍。

1.1.3 农村内部差距扩大的同时，城乡差距逐年拉大。1978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212 4,1994年就到了0.32,1999年又上升到0.336 1。从实际收入看，以2007年为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 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

1.2 基于社会发展现实矛盾的分析。

1.2.1 政府财富增长过快，政府占有社会财富过多 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了2份极具震撼力的报告。第1份关于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报告指出，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第2份报告涉及中国，在2001年至2005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口的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中国30年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财富。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在中国，超过76%的资产是政府拥有的，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曾载文披露，2004年中国公车消费4 085亿元，公款吃喝2 000亿元，公费出国3 000亿元，中国每年“三公消费”近9 000亿元。因此，在政府过度占有社会财富、政府支出不受纳税人有效监督的情况下，纳税人事实上在用自己的血汗钱供养着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

1.2.2 社会财富通过权力寻租越来越集中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撰写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摘要指出：根据恩格尔系数和其他一些消费特征进行初步推算，高收入阶层中存在大量隐性收入，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由于数据不充分，难以重新计算基尼系数，但肯定会明显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5的水平。在中国城镇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这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包括金融腐败、土地收益流失、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支出、垄断行业灰色收入等，数额已接近3万亿元，占了4.4万亿元遗漏收入的大部分。这说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存在巨大漏洞和严重制度缺陷。缩小贫富差距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贫富差距充分体现社会不公，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不和谐因素也在不断增加。党的十六大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达到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目标，就必须按照公正原则，形成合理的分配体系，努力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这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各个子系统协调发展的重要课题。

2.1 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经济和谐的必然要求。

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5]。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没有经济和谐就没有经济效率，整个社会的运转也就失去了必要的物质支撑。

在经济系统内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必须有机衔接，顺畅循环，否则，再生产过程就不能正常进行，整个国家的经济将会出现负增长。国外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经济收入差距过大的国家，经济增长率趋于缓慢。中国自己的发展经历也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这一趋势。首先，贫富分化必然导致需求不足、消费疲软，容易形成经济萎缩。经济学理论认为，在既定财富规模条件下，分配越均等，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就越大。如果收入差距过大，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消费需求就不可能保持上升趋势[6]。其次，贫富分化影响经济结构的优化。从产业结构变动与发展的角度看，收入差距过大，财富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必然会出现产业发展自动围绕小部分人的需求倾向。有限的资源及资金将主要流向奢侈品生产部门及相关服务部门，并形成畸形扩张。而穷人由于其收入低下，需求不足，用来满足他们生活需求的轻工业部门以及以轻工业部门发展需求为发展基础的机电等基础工业部门必然相对萎缩，产业结构也必然无法优化。

2.2 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阶层和谐的重要标志。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下岗失业人员也随之增加，城市贫困人口已成为新贫困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利益关系方面讲，贫富两个阶层间常常存在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中，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的作用下，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并不是由全体社会成员来共同承担，也不是根据各个利益群体在改革中的获益多寡来承担。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是居于竞争劣势地位、而且在承受能力上特别脆弱的贫困阶层承担了更多的改革成本和代价，为改革发展和富裕阶层的崛起换取了时间和空间[7]。和谐社会则要求社会各阶层之间应该具有良性的、公正合理的互动结构。确切而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应当具有如下标志：（1）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2）各个阶层应当得到有所差别的并且是恰如其分的回报；（3）社会各阶层之间应当保持着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如果能够通过相关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建设起实现互惠互利的公正规则，在不断增进高收入阶层利益的同时，使贫困阶层的处境也随之得到不断改善，逐渐缩小两极分化的巨大鸿沟，那么，就能够实现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团结和有效合作，避免阶层之间产生不满、抵触甚至是反抗的恶性互动，营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8-9]。

2.3 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有效措施。

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历来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剥夺理论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仇视或仇恨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甚至他们的仇视指向也可能扩散。犹如经济学上的“木桶效应”，水流的外溢取决于木桶上最短的一块木板，社会风险最容易在承受能力最低的社会群体身上爆发，从而构成危及社会稳定，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隐患。近期，改革的成本和收益的不均等，分配领域中很多不公正、非法的现象已经引发了许多冲突，如农村对非法收费的反抗，城市领域的劳动纠纷、社会犯罪等[10]。如果政府在一段时期内不能将改革的利益较为均等地加以分配，一旦富裕阶层与受损阶层之间的差距变得不可接受，整个政权的道德基础就将发生动摇。历史经验昭示我们，没有哪个政权可以在经济严重不平等下维持政治稳定。

而只有实现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融洽协调，人们的心情才会舒畅，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整个社会才会和谐稳定。因此，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努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缩小贫富差距的对策建议。

从根本上说，贫富分化的扩大绝不是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必然结果，世界上有不少市场经济国家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是较为平等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政府的制度安排问题。事实表明，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自动解决不平等问题。

相反，不平等制度的扩大会妨碍市场化改革和未来经济的长期增长。只有当政府消除贫富分化的意愿和能力都很大时，改革开放的收益和成本的分配才有可能是公平的。贫富分化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分配和再分配制度领域里的公平、公正问题，这一问题反映的是中国社会在快速转型时期社会优化与社会问题并存、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并存的局面[11]。顺利推进社会优化和社会转型，研究和解决社会不公问题，降低社会代价，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采取积极措施：

3.1 建设健全法律体系，规范市场行为。

仔细分析公众对贫富分化的心态，可以发现，大多数公众不满或仇恨的并不是贫富的分层现象，更多的是对富人致富的途径和方式的质疑。“富人的钱，干净吗”成了公众普遍的疑问。而一个个“问题”富豪的暴露，又正好印证了公众心中的疑问。权力寻租、裙带资本主义、腐败和非法致富，造成了民众强烈不满，并且使现存的贫富差距在大众心理上进一步放大，产生“示恶效应”和法不责众心理。这主要是由于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设起来，相应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和不完善，使得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违法经营以及权力市场化，导致经济秩序混乱造成。因此，要严厉打击以各种非法方式获取非法收入的行为，堵塞各种非法收入的来源渠道；要完善和规范生产要素市场，使按资本、技术等要素分配的行为趋向合理化；要完善人力市场，包括经营者市场和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既要加强立法，健全经济法规，避免法律漏洞，又要严格执法，加大对扰乱市场经营秩序、违规经营、偷税漏税、假冒伪劣、金融犯罪等的打击力度；既运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要运用政治法律等“看得见的手”，双管齐下，以此来规范市场经营秩序，缩小贫富差距。

3.2 合理运用税收制度，加大调节力度。

税收系统是国家执行收入再分配的基础和支柱。政府有效的税收行为，一方面可以对先富阶层实施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可为各项福利政策或其他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我国采取通过对高收入者征收调节税，来对低收入者进行转税支付方法的调节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出来，税收系统的征税能力和效率相对低下。尽管我国实行了新的个人所得税法，但在征管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是个人所得税2 000元起征点过低，缺乏对收入监控的基本能力，税制及片收、处罚等手段也相当无力，致使高收入群体的偷逃税现象极为普遍，导致对高收入者缺乏有效的调节。鉴于这种状况，目前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是要建设居民收入监测制度。建设居民收入监测体系，一方面可利用纳税信息，另一方面则可利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相关信息，如社会平均工资、个人账户金额、统筹账户金额等。通过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绝对额。同时，还应利用价格指数、工资指数、实物耗费指数等来监测居民收入的相对变动状态。建设相对科学、全面的居民收入监测体系的重要作用，还在于为我们准确划定调节对象提供基础资料。

其次是要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适当提高起征点。目前我国执行的个人所得税2 000元起征点偏低，要适当调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同时，目前应下大力气健全和完善征管配套措施，包括加强现金管理，大力推进居民信用卡或支票结算制度；尽快实现不同银行之间的计算机联网；在个人存款实名制基础上，对个人金融资产、房地产及汽车等重要消费品也实行实名登记制度；建立健全海关、工商、劳务管理、出入境管理、文化管理、驻外机构以及公检法等部门向税务部门提供有关人员经济往来和收入情况信息的制度等，有了这些制度的保障，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才能顺利推进[12]。

再次是要改革税收征管制度，合理增设新的税种。我国现行的税收征管办法是由税务部门直接向纳税人征收，这样收税人和纳税人之间缺乏监督，容易造成偷、逃、漏税现象。

应改革税收制度，建设和推行个人应征税收入申报制和税务代理制，逐步建设起由企业、个人申报，审计和税收代理业务，形成纳税人、代理人和收税人三方相互制约的机制，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同时，适时开征股票交易净收入所得税、遗产税、赠予税、个人财产税、奢侈消费税以及垄断企业特权经营企业特别税等，以加大收入调节力度，形成收入再分配机制，使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趋于合理化，遏制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过快增长，防止两极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