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宰相狄仁杰的传奇一生

第一篇：大唐宰相狄仁杰的传奇一生

大唐宰相狄仁杰的传奇一生

公元705年正月二十二日，东都洛阳。

巍峨的宫廷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刚刚过去的新年所带来的喜气已经烟消云散，每一块莲花砖、每一片琉璃瓦似乎都在战栗着。长生殿外，一场政变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全副武装的军人们包围了这里。当久病的武则天缓步走出来的时候，原本喧嚣的场面顿时安静了下来，原本面带杀气的人们，竟没有一个敢冲过去。相反，多数人都保持沉默，空气似乎要凝固了，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女皇的气场似乎仍足以控制帝国的一切。被军人们簇拥着的名义上的政变领导——太子李显更是战战兢兢缩在后面。

武则天简单地环顾了四周，叱咤风云数十年的女政治家在她政治生活的最后一幕中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慌乱与愤怒。她知道——一切已成定局。几句简单的对话以后，女皇平静地接受了既成事实。她转身走入寝殿，将政变者和一切往事都关在了门外。

10个月以后，武则天去世，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一幕就此闭幕。我们从史籍中无法得知临终的武则天在想些什么，但是有一个人一定反复出现在她的脑海里。这个人从她的丈夫唐高宗时期开始就成为国之重臣，他的干练与耿直令她无比信任；这个人帮助她驾驶帝国的航船，多次驶过了激流和险滩；他两度担任宰相，前后加起来不过数年，但是却对朝廷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人已经逝去数年，但也正是他决定了政变的那一幕。

这个人就是狄仁杰。

狄仁杰的名字大家很熟悉，电影、电视剧里也常有他的身影。但那是艺术创作，不是真正的历史。唐代很多传奇文学拿狄仁杰当主角，编了很多故事，后来清朝人写过《狄公案》，荷兰有个汉学家高罗佩写过《大唐狄公案》，把狄仁杰塑造成了一个神探。但是，历史上真实的狄仁杰可不是一个刑事侦探那么简单。他断过案没有？断过，不过细节已经不清楚了。这里顺便说一下，唐代留给今天的史料是比较少的，远没有宋代以后那么详尽。唐代虽然有了印刷术，但是早期的印刷术主要用来印刷佛经、历书之类，技术也不够成熟，对于普通书籍传播的贡献还不显著，所以唐代的史料往往给人“不解渴”的感觉，很多名人的故事语焉不详。本书也很想描述一下狄仁杰断案的细节以飨读者，但是很遗憾，史籍中只有他一年断案17000余起的记载，但是却没有细节留下来。

我们重视狄仁杰，主要是因为他的一生贯穿了唐朝前期风云变幻的历史，大唐成为大周，再由大周变成大唐，这段历史缺了狄仁杰将是不完整的历史。他生前能对武则天重大决策产生影响，他死后，甚至还能决定武则天和她的大周朝的历史命运。要让我说的话，我认为狄仁杰是武则天时期的“天下第一名臣”。

如今有些精英碰到文史研究者称赞古代某君某臣就会大加斥责，意思是为“封建独裁”唱赞歌。您放心，对封建独裁我比您还痛恨，只是有一条您别忘记了——古人是没法按照今天的世界观生活的，狄仁杰这样的人以他的那个时代标准来衡量就是一个能臣、清官，尤其在武则天时期官场日渐复杂、人员良莠不齐的背景下，更是显得鹤立鸡群。

狄仁杰出生于唐太宗贞观四年(630)，这一年，唐太宗的儿子李治两岁，李治就是后来的唐高宗，他的皇后就是鼎鼎大名的武则天。狄仁杰出生的这一年，武则天已经5岁了。5岁的武则天和狄仁杰当然没有什么关系，要说有关系的话也只有一个——他们都是山西人。武则天祖籍山西文水。狄仁杰是并州人，也就是今天山西太原人。狄仁杰在高宗显庆年间(656—661)赶考，那么狄仁杰中举应该是在26—31岁之间。他考上的是明经科。唐代科举，最主要的两个科目就是进士科和明经科。明经科主要考儒家经典，狄仁杰能高中，说明他经学功底相当不错。不过坦白地说，明经科不是唐朝科举中最厉害的科目，最厉害的是进士科，唐人有云：“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①意思就是说进士科难考，50岁考上了算是年轻的；相比而言，明经科由于只考经学，有个好脑子善背诵就能考上，因此30岁考上算是老的。②不过话说回来，很多时候一个人能干不能干不是看书读得多少，对于狄仁杰这样的技术性官吏而言，书生气反倒会束缚其手脚，狄仁杰一生做事手段多样，有时甚至不惜虚与委蛇。

此时的武则天，已经是唐高宗的皇后了，而这个时候的唐高宗身体不好，他有严重的高血压，发作起来头晕目眩，所以武则天开始帮助他处理国务，逐步掌握了核心权力。狄仁杰这时候出来当官，他的命运自然也就与武则天分不开了。可以说，狄仁杰这一生，是武则天最好的助手，又是她唯一的对手，正是狄仁杰，最终把武则天的大周又带回了大唐。这种君臣关系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更有趣的是，武则天晚年，谋划李唐复国的人不止狄仁杰一个，但是后代人评价这段历史，都将首功归于他。这首先当然是因为发动政变的人多数是他推荐当大官的，其次就是因为他光明磊落，甚至包括李唐复国这件事，他在武则天面前搞的是阳谋，而不是阴谋。他不谋求个人利益，是个真正的政治家，而不是政客。政治家什么样？政治家就是要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为理想而奋斗。政客什么样？政客没原则性，墙头草随风倒，唯一的原则就是谋求私人利益。

我们可以这么总结一下，狄仁杰一生有四个闪光点，一个基本理念。

哪四个闪光点呢？

第一个闪光点：品德高尚

狄仁杰一生一身正气，为官清廉且勇气十足，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顾全集体或者国家利益。

年轻时狄仁杰就显示出了很高的情商。他很孝顺，有一次去并州当官，登上太行山，看到南边有一朵白云，于是潸然泪下：“吾亲所居，在此云下。”③我的尊亲就住在这朵白云下面啊！于是悲泣，站了许久，一直等云朵远去才重新上路。这种大孝子在唐代很受人器重的。古人认为人生舞台无非是家庭、朝廷，对家庭要讲究孝，对朝廷要讲究忠，除此之外一切都是浮云。以后人们教育孩子，就经常讲狄仁杰这个故事，叫做“白云望亲”。

不仅对自己的长辈孝顺，对别的老人他也孝顺，这就是儒家常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对待别的老人要像对待自己的长辈一样，那时候也没“碰瓷”这一说，所以看到别人家的老人倒地还是有人敢扶的。在并州，狄仁杰有个同事叫郑崇质，家里老母多病，郑崇质又接到命令，要求他出使国外，那时出使国外可不是美差，走一趟短的要数月，长则好几年，而且路途充满艰险，什么事都有，死人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当时唐朝政府专门有规定，什么级别的使臣出使国外死了享受什么级别的抚恤，可见这差事实在不好干。所以碰到出国这种事，常有人推诿，但是狄仁杰仗义，他对同事说：“太夫人有危疾，而公远使，岂可贻亲万里之忧！”④你家老母有病，怎么能让她对万里之外的儿子怀有忧愁！因此狄仁杰提出代替郑崇质出使，郑崇质的感动可想而知。而且受到感动的还不止他一个，当时狄仁杰的上司蔺仁基正与司马李孝廉闹矛盾，听说此事后主动对李孝廉说：“吾等岂独无愧耶？”⑤我们两个听说这事难道不羞愧吗？于是两人竟然由此和好了。这就叫榜样的力量。一个单位团结一致很困难，因此要立榜样树典型。

狄仁杰到哪里任职，都能为民做主，走的时候老百姓都感恩戴德，给他建立德政碑甚至生祠。狄仁杰一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切行为都以大局为重。有一次武则天曾经在他面前回忆往事，说：“以前曾有人诬告过你，你想知道他的名字吗？”狄仁杰的回答是：“他告我，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无碍大局。您告诉我他的姓名，则不利于同僚的友爱团结。请求您还是别说了。”武则天听了后大为感叹。

正因为一身正气，所以历代对狄仁杰评价极高。刚才说了，同样一件事——比如奉劝武则天立李家人为太子，不立武家人为太子——有的人被历代历史学家们批评是借机给自己谋求长远利益，而狄仁杰，则被认为是为苍生社稷谋福利。这就是行为端正带来的善果。

第二个闪光点：才能非凡

狄仁杰有优良的气质和才干。史书上说狄仁杰“倜傥不羁”，也就是说他是个气质洒脱的人，从以后的文字中我们能看到，狄仁杰的确是个不墨守成规，很有性格的人。另外，狄仁杰可能长得不咋样，要不史书怎么只夸他气质不夸长相呢？一般人长得不行，别人就只好夸你气质好，介绍对象就那样。

潇洒之余，狄仁杰的性格也很沉稳，从小就这样。小时候有一天，狄家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一个门人被杀了，县吏跑来破案，全家人都接受询问去了，唯独小小的狄仁杰坐在书房读书。县吏见状很生气：“小孩子，你为什么不动弹？”狄仁杰回答：“黄卷之中，圣贤备在，犹不能接对，何暇偶俗吏，而见责耶！”⑥书本之中，我正想和圣贤对话，这还忙不完呢，我哪里有空跟你们这些俗人说话！搁着一般的小孩子，看热闹还来不及呢，哪能坐得住。县吏相当于警察，警察来质问，他还如此对答如流，一点也不怵，很酷。这就是狄仁杰的性格——有主见，沉稳，同时又执拗。

狄仁杰有很好的教育背景，而且写得一笔好字。《法书要录》记载说武则天曾当众夸奖狄仁杰“能书”，字写得好，要知道武则天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她可不会随便夸赞谁。

还有史料说狄仁杰很善于医道，会针灸，而且水平很高。《集异记》记载说，唐高宗显庆年间狄仁杰去赶考，在华山脚下看到一大堆人围在一处，个个伸长脖子观望，人群中间坐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鼻子上长了一个大瘤子，瘤子很大，坠在脸上，把眼睛扯得都翻白了。孩子的家人坐在旁边，万分焦急，背后有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能疗此儿，酬绢千匹”。看得出来这家没少求医问药，但是都没奏效，所以到官道上来悬赏求治。狄仁杰上前自告奋勇：“我能治疗！”孩子父母赶紧请他施术，史籍上说他在孩子脑后扎针，然后一拔，瘤子应手而落，孩子得救了。这有点神，肯定是传说者的夸张，这哪里是针灸啊，明明是激光刀嘛。不过不能因为这件事就轻易否认故事本身，因为古人的传说里，神医的医术总是被夸大，说得神乎其神。他们认为神医肯定有天赋异禀，跟凡人不一样，所以你去看扁鹊、华佗的正传，里面有不少夸张的地方，但是你不能就此说扁鹊、华佗完全是假的。估计这个书生治病还是靠手术加药物的方式。这个故事的重点在后面，狄仁杰治好了孩子的病，孩子父母赶紧把一车的绢拉过来要送给他。一千匹绢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折合人民币计算怎么都在200万以上，这个巨型红包被狄大夫毅然拒绝了。他说：“我给你家孩子治病是看他可怜，你的钱我不能要，我非„鬻技者‟也。”然后上马头也不回地走了。

刚出道的时候，狄仁杰也和其他官员一样，是从基层任职开始的，但是很快就显示出他非凡的才干和品质，经常创造些政坛纪录出来。他还是个低级官员的时候同事就称赞他说：“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⑦意思是狄仁杰这样的贤能之士，北斗星以南，就此一人而已。为什么强调“北斗以南”呢？因为古人认为，紫微星是皇帝的象征，而北斗七星是诸侯大臣的象征。《甘石星经》说：“北斗星谓之七政，天之诸侯。”也就是说，狄仁杰的同事们认为他是天下臣子中最贤能的，要知道此时狄仁杰只是个七品官，他的同事们已经把他推举到这样一个高度了，不得不说他的同事们眼光独到。狄仁杰非常善于断案。上元二年(675)，他被召入长安，当了大理寺丞，不久就创造了一个纪录，一年断案17800起。这个数字很惊人的，这意味着一年不休息的话，平均每天要断案49起。那是审理卷宗，不是看小说，我敢担保多数读者看小说的速度都没这么快。一年下来，上级来考核政绩，宰相看狄仁杰是个新来的，随便给了个低等级。狄仁杰的上级大理寺卿张文瓘赶紧找宰相说：“这不行啊，你给狄仁杰这个成绩不公平。”宰相问：“他很能干吗？一年审了多少案子？”张文瓘说：“一万七千八百。”宰相大惊失色，可见这个数字多惊人。结果他把狄仁杰的成绩改为上下等。一个新手能达到上下等，可谓出类拔萃。

后来狄仁杰那个神探的美名，就与他在地方和大理寺善于断案有关系。不过可惜的是，这些案子在史籍中基本都没有留下细节。

这里顺便要说一句，唐代的司法程序和今天的有类似的地方，一般刑事案件(当然，也包括部分民事案件，我国古代历来“刑民不分”)都是先交由事发地方政府审理(古代政府就是司法机关)，然后上报中央各个司法机关，其中狄仁杰所在的大理寺一般负责审理京师判处“徒”(唐代刑罚分笞、杖、徒、流、死五个等级)以上案件，以及金吾卫查办的案件，还有就是地方移送的死刑案件。唐代官场有个好传统，就是并不讳言政府办案会有冤假错案，官员如果能纠正冤假错案，往往会被当做政绩加以宣传，而不是出于官官相护的目的而加以掩饰。所以您要是翻开《旧唐书》、《新唐书》中很多官员的传记，都会看到他们“为民申冤”的事迹，其中就包括狄仁杰。唐代司法机关也有办事效率低下的弊端，据说很多案犯因为案件迟迟得不到审理，在环境恶劣的监狱里辗转哀号，度日如年，天长日久案件越积越多，被称为“滞狱”。

所以说，狄仁杰以极快的速度审案，本身就是一种德政，他的到来大大提高了大理寺的工作效率，减少了“滞狱”现象，他因此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来，就大理寺丞的职责而言，大部分案件应该不是狄仁杰亲手侦破，虽然唐代大理寺官员也时不时直接参与重大案件审理，但多数案件是在基层官吏审理完毕后交由大理寺复审。所以我估计狄仁杰的主要功劳在于审阅卷宗，从中发现疑点或者真凶，避免冤假错案，提高审判效率。

第三个闪光点：胆量过人，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

前面说过，狄仁杰从小性格执拗，一生坚持原则不动摇。这是他成功的要素之一。

他引起皇帝关注的第一件事情就和他的性格有关。有两位将军，一个叫权善才，一个叫范怀义，误砍了昭陵的柏树，高宗知道后勃然大怒。你到人家老爸坟头上砍树，人家能不愤怒吗？何况还是皇上的老爸。高宗下令，一定要严办这两个人。

案件交给狄仁杰，狄仁杰按照律法条文一审，认为应该免官。高宗一听就炸了：“权善才砍昭陵的树，是使我陷于不孝的境地，必须杀头。”狄仁杰据理力争，保住了他们，那话说得有艺术，他先给皇上戴高帽：“人都说劝谏皇帝难，我看要是碰到桀纣那样的昏君就难，碰到尧舜那样的明君就不难，我今儿觉得跟您说这事应该不难。”

好，给皇帝把套设下了——您不想当昏君，所以您肯定听我的，对吧？然后继续给领导树典型找差距：“您看人家汉文帝，有人偷了高祖庙的玉环，文帝一定要把这人满门抄斩，执法大臣坚持按律法只能处死盗贼本人，最后文帝不也答应了？”

“您再看人家曹丕当年，一个大臣劝谏他不要向河南移民，曹丕不听，这个大臣上去一把抓住曹丕的衣襟，曹丕最后还是答应了。今儿这事我要是劝不动您，我都羞见前人了。” 然后再晓以利害：“您今天为了一棵树杀两位将军，千年以后人们怎么评价您？我今天坚持原则，是为了不让您以后被人戳脊梁骨啊！”我全是为您好啊。高宗让他又是戴高帽又是给台阶的搞得说不出话来，最后干脆耍个赖：“我就是想杀这俩人，你今天给我来个法外施刑如何？”

狄仁杰一听，冷笑一声说：“律法是您制定出来的，就要遵守，哪能随便改变，朝令夕改，那天下岂不是要大乱？您非要法外施刑，行！那干脆就从今天开始好了。”气氛越来越紧张，皇帝气得不得了，大臣们吓得不敢说话，皇上有高血压，把皇上气出个好歹你狄仁杰负得起责吗？

狄仁杰上司张文瓘手里拿着笏板，使劲朝着狄仁杰挥动，那意思是：行了，别说了，下去吧，皇上都急眼了。狄仁杰还是不管，硬顶。最后还是唐高宗让步了，他说：“卿能守法，朕有法官。”⑧你能如此坚持原则，我有好法官了，于是命令史官把这事编入史书。然后授予狄仁杰侍御史的官衔。唐高宗这人真是不错，性格是软了点，但是气度还是比一般皇帝强。

这件事使得狄仁杰第一次走进了武则天的视野。当时唐高宗高血压日趋严重，病重时连眼睛都暂时失明了。唐朝皇室的高血压是个家族病，很多皇帝都有这个病，除了高宗外还有高祖、太宗、顺宗、穆宗、文宗、宣宗等，其他皇帝有没有不清楚，没有的都应该拉去做个亲子鉴定，血统可疑啊！高宗病了，武则天开始帮助处理一些政务，这人绝顶聪明能干，处理得很得当，高宗对她很放心，由此开始将一些决策交给她去做。《资治通鉴》说武则天这时候“权与人主侔矣”，意思是权力和皇帝一样大。那么狄仁杰的举动，武则天自然是看在眼里。若干年后在任命狄仁杰为宰相的诏书里，武则天是这么说的：“雅达政方，早膺朝寄”⑨，意思是狄仁杰很能干，早就担当朝廷重任了，可见她很早就开始注意狄仁杰了。

权善才事件后，狄仁杰再去奏事，唐高宗一见他就赶紧答应，还跟他说：“卿得权善才便也。”意思是你知道我为什么答应你的奏请吗？因为权善才那件事我服了你了。换句话说，狄仁杰在皇帝那里都有气场了，一过去皇帝就被他的气场拿住了。

狄仁杰在倔犟之余，也是很懂得灵活变通的，并不教条。比如说，当时有个现象——“儒门不愿持宪”，就是有一些儒生不愿意当执法官，有杀气嘛。但是狄仁杰做过大理寺丞、御史等法官，不论在地方还是在中央，都很善于断案。他就不受那个教条的束缚，假如你怀有仁爱之心，不去做实际的工作，怎么能救民于水火？狄仁杰一生什么事没遇到过啊，但是他在坚持原则的同时，能很好地保护自己，使得自己的政治理想能最终实现。狄仁杰的一生，以匡复李唐社稷为己任，当时有这种念头的人还有不少，为什么大家认为他最成功？那就是他这种性格和行事方式决定的，狄仁杰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把握得恰到好处，很平衡。明代思想家李贽曾经这么评价狄仁杰：“悟于黄帝、老子之旨，同尘合污，与世委蛇。对主褫裘，当朝纵博，非但全唐，亦以完躯，其事伟矣。”⑩李贽的意思是狄仁杰的最高理想是恢复大唐，所以他就必须有点手段，不能事事刚硬，因此狄仁杰最后做到了既恢复大唐，又保全了自己，很伟大。

我们可以用一个字总结狄仁杰的一生——水。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柔弱胜刚强啊。水表面看起来很柔弱，但是很有原则性，流向很坚定，遇到艰难险阻，水可以推倒它，也可以绕过它，也可以持之以恒水滴石穿，最后胜利的一定是水。狄仁杰就是这样战胜了许多敌人。具体的事例后面会讲到。

狄仁杰一生遇事除了会拿捏事情的“度”以外，更明白做人应该坚持底线不放松。武则天时期大行酷吏政治，狄仁杰也没能幸免，被投入监牢，酷吏威逼他，让他承认谋反，说这样可以免死。狄仁杰被迫违心承认了，只有保住命才能有机会翻盘。可是酷吏们见他服软了，又让他当“污点证人”，诬告另一个大臣，这下子触动了狄仁杰的为人底线：自污可以，你让我诬告他人，办不到！于是狄仁杰选择了自杀，以头撞柱，血流满面。人倒没死，但酷吏们都吓住了，再也不敢难为他。第四个闪光点：出身恰逢其时

狄仁杰什么出身？科举上来的非贵族家庭子弟。时代需要这种人。说到这一项，就不能不说说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了。

狄仁杰所处的唐前期，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前面的魏晋南北朝，贵族势力很强大，在这些贵族的眼睛里，家族比国家更重要，他们当官靠的是家族的势力，只要家族势力在，即便改朝换代也不耽误他们的荣华富贵。忠意味着国家利益，孝意味着家族利益，孰轻孰重，那可不一定。而且那时的皇帝建国往往依赖这些大贵族，延续统治也需要他们的帮助，所以在忠君这方面不敢提出太严格的要求。三国时有这么个故事，曹丕有一次宴请群臣，提出一个问题让大家讨论：“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你的君主和父亲都得病快死了，这时有一颗药，谁吃了谁能活，该给君主吃啊还是该给父亲吃？大家议论纷纷，有说给君主的，有说给父亲的，有个叫邴原的重臣一直不吭声，结果曹丕特地问他的意见，邴原当时声色俱厉，大声回答：“给父亲！”曹丕也不敢难为他。邴原出身不是贵族，但是他为当时贵族所推崇，代表着他们的思想。由此可见，贵族对于忠，起码可以说不是放在绝对第一位的。

隋唐时代，情况有变化了，尤其是武则天时期，变化更大，武则天是在普通地主官僚支持下，打倒贵族集团登上皇后位的。当时反对她当皇后的主要是关陇贵族集团，支持武则天的多半是一些出身非贵族或者没落贵族家庭的普通中低级官员，结果这些人胜利了。自此以后，东汉后期以来持续数百年的中国贵族政治宣告瓦解，普通地主家庭出身的官员占据了主流。这些人没有显赫的出身，没有大家族可以依靠，君主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当官是靠着皇帝的所谓恩泽，他们升迁要靠皇帝提拔，所以对皇帝就要忠诚。您要是皇帝，您喜欢贵族还是喜欢这种普通官僚？肯定是后者，他们好控制，听话啊。

狄仁杰此时当官，可谓恰逢其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狄家属于普通地主，非贵族，狄仁杰先祖据说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中的狄黑，是否可信尚不清楚。狄家世代居于甘肃，在地方上还算有影响力，但是到了十六国时期，家族衰落了，狄仁杰先祖把家族迁到了太原，所以狄家说自己是太原人。这是唐代官方说法。

但是考古新发现展示了另外一种可能，即狄仁杰很有可能是少数民族羌人后代。2000年7月初，太原市迎泽区王家峰村某砖厂生产时挖毁一座古墓，出土地点距传说中狄仁杰的老家狄村仅3公里，且墓主正是狄姓，名叫狄湛。此人生活在北朝时期，比狄仁杰早100多年，东魏时期曾官拜将军，《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里有他的名字，明确记载为狄仁杰的祖先。联系墓志中此人生平，再综合其他文献考证，有学者认为狄湛是羌族首领，这就意味着狄家是羌人豪强后裔，辗转迁徙至太原，并且逐步汉化。隋唐之前的南北朝是各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华北地区有很多少数民族定居并汉化，狄家有可能也是如此。那么狄家为何说自己是孔子弟子后代？这个在古代一点也不稀奇。古人追述自己的先祖，总是习惯贴金，姓张的多半是汉留侯张良后代，姓孙的多半是孙武后代，姓姜的自然是姜子牙后代，就连有着胡族血统的唐朝皇室也给自己拉了个老子李耳做先祖，狄家大约也未能免俗。所以您看到古人墓志追溯远祖的那些话，假如没有其他证据辅证，大可置之一笑，从五世祖、四世祖那里才基本可信。说到这里我想起时常能看到的一些新闻，某地挖出古墓，记者看了墓志就急忙发消息：“××地惊现张良后人墓穴”、“××地惊现姜子牙后裔墓穴”。证明我国国民文史知识素养还有待加强。

说来有趣，几百年后，狄仁杰也差点被他人冒认作祖先。《邵氏见闻录》记载宋代名将狄青生性朴实，出身平凡。建功立业之后，有人劝他说“当推狄梁公为远祖”，您应该认狄仁杰为远祖。狄青笑道：“某出田家，少为兵，安敢祖唐之忠臣梁公者。”我就是一农家子，打小当兵，怎么敢冒充狄仁杰之后呢？这人很真诚。

狄仁杰的父亲知逊担任过夔州长史，但是政绩似乎并不显赫，狄仁杰出道的时候他父亲已经退休了。狄仁杰的母亲这一系是什么出身不太清楚，史籍记载狄仁杰母亲的堂妹姓卢，那么狄母应该也是卢姓。当时天下显赫的氏族是博陵崔氏、清河崔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太原王氏，号称“五姓七家”。还有就是打天下时期有功的关陇集团军功贵族。狄家不是大族，假如他的母亲是范阳卢氏，狄仁杰列传里一定会有记载，因为按照古人习惯做法，对“五姓七家”这样的显赫出身定会浓墨重彩大书一笔。可是没有，可见其母系也非贵族。

但是坏事变好事，虽然贵族风光无限，怎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武则天时期贵族走背运了，普通家庭出身的官员，尤其是科举上来的更受重视。武则天一生讨厌贵族，武家是小姓，因此武则天受到了贵族很多的阻挠和鄙视。

当年要立她为后，站出来反对她的是关陇贵族集团的几个主要代表，领头的是高宗皇帝的舅舅长孙无忌以及褚遂良、于志宁等。当时高宗召集宰相们开会，要商讨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后，长孙无忌等激烈反对。他们此时当然不可能看出武则天想当女皇，反对的主要原因就是王皇后家族地位高(她正是“五姓七家”中的太原王氏)而武则天家族地位低。褚遂良当时就说：“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王皇后家族地位高，怎可轻易废弃，更何况太宗皇帝去世前把你们小夫妻交托在我们手里了，所以坚决不行！这场斗争是武则天政治生涯第一场激烈的正面斗争，众所周知，最后胜利者自然是她了，由此也种下了对贵族的仇恨种子。当权之后她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打击、限制贵族的特权和影响力，比如消灭长孙无忌集团，大力提拔低级普通家庭出身的官员，修订《姓氏录》等。与此同时，武则天对科举做了很多重大改革，比如创设殿试、开办武举。为什么？就是为了撇开贵族，给自己从民间挑选人才。她在潜意识里器重狄仁杰这样的人，因此他可谓生逢其时。

一个基本理念：儒家理念

虽然武则天一生欣赏、尊重狄仁杰，狄仁杰也全心全意辅佐她，但是狄仁杰说到底是一个正统的儒家，他的心其实还在大唐那一面。武则天知道这一点，但是她也无可奈何。正统的儒家讲究忠孝，狄仁杰在这方面自然是无可挑剔的，与此同时，儒家是无法接受女性当权的。《尚书》说：“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母鸡打鸣了，是一家的灾祸，所以自古中国就没有女性君主，本就很稀少的几段女人当政时期也被看做是乱政时期，比如著名的西汉吕后。就连唐高宗的父亲太宗皇帝也觉得女人当政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曾经有一次，新罗国善德女王派使者来求援，说高丽在打自己，请唐军援助。太宗坐在宝座上说了一大通，总之一句话：“尔国以妇人为主，为邻国轻侮，失主延寇，靡岁休宁。”谁让你们是女王当政呢，国家咋能有女主呢，要不邻国咋欺负你们呢？想想有意思，您可知道自己的后宫里就有个更厉害的角色吗？

狄仁杰承认武则天是个伟大的政治家，是合法的君主，但是辅佐女皇还是为他带来了困扰，他对此是十分苦恼的。据说他后来担任宰相的时候，在一个雪天里去洛阳城外看望自己的堂姨，这位堂姨对待他总是不冷不热的。刚到门口，碰到表弟打猎回来，这位表弟见到贵为宰相的表哥，随便作个揖就走了，态度很傲慢。狄仁杰倒也没在意，跟姨妈说：“我现在是宰相了，弟弟要想做官，我能帮忙。”结果这位姨妈回答：“你姨妈我就这一个儿子，不想让他伺候女主。”这是在讽刺狄仁杰啊，据说当时狄仁杰十分尴尬，这反映出他自己也有些不够理直气壮。后面我们会看到，这种矛盾的心情贯穿了狄仁杰的一生。这里顺便说一下，有的读者看到这段故事可能会想：狄仁杰是在搞裙带关系，任人唯亲。的确，他给姨妈打包票的那番话按今天标准来说就是搞裙带关系。不过在唐代，五品以上官员有权力保举至亲子弟，经过一定的程序可以为官，称为“门荫”制度。原本举荐的都是至亲，可是久而久之，官场上举荐其他亲属的风气蔓延开来，大家习以为常。这就是人治的弊端。堂姨的儿子按理说不在权力范围内，狄仁杰有滥权的嫌疑，这一点我们不必替他讳言。

对于狄仁杰来说，忠君思想和反对女性当权的思想纠结在一起，这两种思想都来自他从小受到的教育，非常矛盾。周朝取代唐朝，不像其他的朝代更迭伴随着战争和**，一朝天子一朝臣，武则天是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步建立大周的。温水煮青蛙，臣子们和她的关系是长久发展出来的，很多人对新王朝既无法做到完全地接受，又无法完全地背离，去做出激烈的反抗殉国之举。可以说，狄仁杰一生对唐朝很忠，这是对国家的忠，对武则天也忠，这是对她个人的忠。这是狄仁杰一生的主线。他在帮着武则天治理国家的时候，认为自己是尽忠，是为了武则天好。他临终布下棋子，甚至对政变预先有所安排的时候，仍然认为自己是尽忠，而且也是为了保全武则天的名节。

①《唐摭言》卷一。

②在狄仁杰考明经科的时候，明经科和进士科的地位差别还不是很显著，武则天以后则日渐显著。

③《旧唐书》卷八九《狄仁杰传》。④《旧唐书》卷八九《狄仁杰传》。⑤《旧唐书》卷八九《狄仁杰传》。⑥《旧唐书》卷八九《狄仁杰传》。⑦《新唐书》卷一一五《狄仁杰传》。⑧《大唐新语》卷四《持法》。⑨《全唐文》卷九五。⑩《藏书》卷九《狄仁杰》。

参见渠传福：《破解狄仁杰家世之谜》，《山西日报》，2002年9月5日。《邵氏见闻录》卷八。《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三国史记》卷五《新罗本纪·善德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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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大唐新语·狄仁杰》原文及翻译

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唐代武周时期政治家。以下是“《大唐新语·狄仁杰》原文及翻译”希望能够帮助的到您！

原文：

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人。为儿时，门人有被害者，吏就诘，众争辨对，仁杰诵书不置，吏让之，答曰：“黄卷中方与圣贤对，何暇与吏语耶?”举明经，调汴州参军。

狄仁杰使岐州，遇背军士卒数百人，夜纵剽掠，昼潜山谷，州县擒捕系狱者数十人。仁杰曰：“此途穷者，不辑之，当为患。”乃明榜要路，许以陈首。高宗喜曰：“仁杰识国家大体。”乃颁示天下，宥其同类。

武则天将不利王室，越王贞于汝南举兵，不克，士庶坐死者六百余人，没官五千余口。司刑使相次而至，逼促行刑。时狄仁杰检校刺史，哀其诖误①，止司刑使，停斩决，飞奏表曰：“臣欲闻奏，似为逆人论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存恤之意。奏成复毁，意不能定。此辈非其本心，愿矜其诖误。”表奏，特敕配流丰州。诸囚次于宁州，宁州耆老郊迎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耶?”相携哭于碑侧，斋三日而后行。诸囚至丰州，复立碑纪德。

初，张光辅以宰相讨越王，既平之后，将士恃威，征敛无度，仁杰率皆不应。光辅怒曰：“州将轻元帅耶?何征发之不赴?仁杰，汝南叛乱，一越王耶?”仁杰曰：“今一越王已死，而万越王生。”光辅质之，仁杰曰：“明公亲董戎旃②二十余万，所在劫夺，远迩流离。创巨之余，肝脑涂地，此非一越王死而万越王生耶?且胁从之徒，势不自固，所以先著纲③理之也。自天兵暂临其弃城归顺者不可胜计绳坠四面成蹊奈何纵求功之人杀投降之人但恐冤声腾沸上彻于天将请尚方断马剑斩足下。遂为光辅所谮，左授复州刺史。寻征还魏州刺史，威惠大行，百姓为立生祠。

迁内史，及薨，朝野凄恸。则天赠文昌左相。中宗朝，赠司空。睿宗朝，追封粱国公，哀荣备于三朝，代莫与之比。

【注】①诖（guà）误：贻误，连累，牵累。②戎旃（zhān）：军旗，这里指军队。③著纲：颁布法令。

译文：

狄仁杰字怀英，是并州太原人，当他还是儿童时，家里有位门人被杀害了，当官府来查问时，众人争相申辩回答，唯独狄仁杰自顾看书不理睬公人，官人责问他，他说：“在书中正与圣贤对答，哪有时间和世俗的官吏说话呢？”狄仁杰通过明经科考试及第，调任汴州做参军。狄仁杰出使到岐州，遇到几百个逃兵，他们夜间四处抢掠，白天藏在山谷里，州县擒拿拘捕在监狱里的有几十人。狄仁杰说：“这些都是走投无路的人，不缉拿他们，会成为祸患。”于是在大路上张贴榜文，答应他们自首。高宗高兴地说：“仁杰识得国家大体。”于是颁布诏令，告知天下，饶恕他们的同类。

武则天准备自立为帝，对王室不利，越王李贞在汝南起兵，没有成功。当地士人和百姓因此受到牵连而获死罪的有六百多人，被抄没家产的有五千多人。监督行刑的官吏相继来到，催促执行死刑。当时狄仁杰代理刺史，同情那些受连累的人，制止了监督行刑的官吏，停止执行死刑的决定，派人飞骑送奏表（给朝廷）说：“我想（把这件事）奏禀皇上，似乎是在替谋反的人说情；知道了（这件事）又不说，恐怕违背了皇上您怜悯（天下百姓）的本意。奏表写成了又毁掉，主意总是拿不定。这些受连累的人（的行为）并非出自本意，希望皇上哀怜他们是（因为不得已而）受牵连的。”奏表上奏以后，（朝廷派人）拿着诏书（来到汝南把那些人）发配到丰州。这些囚犯在宁州暂时停留时，宁州的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到郊外迎接他们，（对他们）说：“是我们狄使君救活了你们啊！”（囚犯们）互相搀扶着在（狄人杰任宁州刺史时当地百姓为颂其功德而立的）石碑旁痛哭，斋戒了三天然后才上路。囚犯们到了丰州以后，又立石碑来纪念（狄仁杰的）恩德。

当初，张光辅凭宰相身份讨伐越王，平定（越王叛乱）后，将士依仗威势，对当地横征暴敛，毫无节制。狄仁杰一概不听。张光辅很生气说：“你们州官轻视元帅吗？为什么不上交征发的物资呢？狄仁杰，你们汝南发生叛乱，难道仅仅是一个越王吗？”狄仁杰说：“现在一个越王已经死了，可是千万个越王又生了。”张光辅质问这句话的含义。狄仁杰说：“您亲自率领二十多万军队，所到之处，抢劫掠夺，远近居民流离失所，他们身受如此深重的创伤，势必不惜生命（造反），这不是一个越王死了而千万个越王又生了吗？那些跟随越王（造反）的人，势必不愿坚守，所以（朝廷）先宣布了（赦免这些人的）法令。自从朝廷军队突然来到，那些放弃城池归顺朝廷的人多不胜数，那些投降的人用绳子从城上滑下来，在城池的四周踏出一条条的小路。（您）为什么纵容那些贪求战功的人，去杀戮那些投降朝廷的人呢？（这样做）只怕会使得民间的冤声沸腾，一直达到九天之上！（我如果能）请来尚方断马剑，将杀了你。”（因此）他被张光辅所诬陷，被贬为复州刺史，不久被召回任命为魏州刺史。（他在任时）声威恩泽广为流传，百姓为他立了生祠。

（后来他又）担任内史，到（他）去世的时候，朝野都极为悲痛。武则天赠封（他）为文昌左相，唐中宗时赠封（他）为司空，唐睿宗又追封（他）为梁国公，（他）身后所获得的荣耀一直持续了三代皇帝，当代的人中没有一个能跟他相比。

第三篇：狄仁杰读后感

最近我看到了一则小故事：唐朝有一位叫狄仁杰的人，从小家庭贫困、勤奋好学，后来做了丞相。他为官清廉，秉政以仁，朝野上下都很尊敬他，他的一个同僚，奉诏出使边疆之际，母亲得了重病，如果就这样离去，便无法亲自在母亲身旁照顾，所以他心中感到非常悲痛。狄仁杰知道他的孝心后，觉得十分感动，就特此奏请皇上改派他人。后来，有一天，狄仁杰出外巡视，途中经过太行山，他登上山顶向下看着云，怔了一会儿，指着白云底下的秀丽山河，对着他的随从说：“我的亲人就住在那儿啊！”他在那裏徘徊了许久都没有离去，想着、望着，禁不住流下了思亲之泪。后人便作诗歌颂这件事：

朝夕思亲伤志神，登山望母泪如频；

身居相国由怀笑，不愧奉臣不愧民。

狄仁杰的孝心和仁慈令人感动，他登上山顶后，不是欣赏那秀丽的山水，而是思念着他的亲人，表示不管什么时候，他总是牵挂着他的家人。我觉得现代人都该学学他的精神，尤其是正值青少年时期的年轻人，现在，社会家庭事件日益频繁，孩子对父母没大没小，父母却无能为力，所以我们该学着如何和家人理性沟通、理性接纳家人的意见、适时的和家人分享自己的不愉快。

珍惜和家人相处的时光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能天天和家人相处是很幸福的，仔细想想，未来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只会变少，不会变多，以后父母是否都健在？以后兄弟姐妹是否还会联络？这些是比较客观一点的问题和想法。珍惜和家人相处的时光和孝顺，是现阶段我认为最重要的事。

第四篇：狮王的传奇一生

狮王的传奇一生

——读《红飘带狮王》有感

它，是一只受尽苦难的狮王；它，是一只被雌狮训化为善良、勤劳、勇敢、正直的狮王；它，被驯化成功，却在登上狮王宝座的那一刹那，所有的驯化努力全都变成了泡沫，它恢复了狮王原有的秉性。

——题记

《红飘带狮王》是沈石溪写的长篇小说，讲了非洲大草原上一个和狮子有关的略带伤感的故事。

蜂腰雌狮原本在帕蒂鲁狮群，但因为对于新上任的狮王“杂毛”残忍的行为——把所有未长大的小狮子全部咬死。所以离开了帕蒂鲁狮群，成为了一个流浪狮子。在流浪的过程中，蜂腰雌狮遇到了雄狮红飘带，他们组建成了一个小家庭，蜂腰雌狮决心要把红飘带培养成一头勤劳的雄狮，没有原来那些雄狮的懒惰，可是帕蒂鲁狮群的狮王杀死了它们的孩子，红飘带深受打击。但当他们这个迷你狮群又加入了无鬣雄狮这个成员时，红飘带地位迅速提升，又变得骄傲起来。红飘带夺得了帕蒂鲁狮群的王位，却又辜负了蜂腰雌狮，杀死了未长大的小狮子，这让蜂腰雌狮很是悲伤，所以离开了狮群，继续流浪狮子的身份。

我有时觉得狮子好可怜，尤其是雄狮。每一只雄狮都有一个共同的志向：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届狮王。可在竞争激烈的生存竞赛中能立足已经是很难的了，要想成为一届狮王更是难上加难。雌狮虽然到哪儿都受欢迎，可捕食猎物的重担去落在了它们身上，而且每次捕食完猎物，好的东西总是要留给狮王和副狮王享用；雄狮到哪儿都不受欢迎，但它们一旦成为狮王，就可享尽“荣华富贵”。大自然决定了雌狮与雄狮的这些区别，或许就是为了生态平衡

我觉得蜂腰雌狮爱子的心理没错，她的爱已经升华，升华成了一种博爱。那些小狮子虽然不是新狮王的亲生孩子，虽然新狮王没有义务养着小狮子们，但不一定要咬死它们，咬死自己的同类在蜂腰雌狮来说是一种很残忍的事情，是她所不能理解也不能容忍的事情，这种爱在动物界中是很难被同类所理解的。但是在红飘带的眼中，他的这种屠杀幼狮的行为又是很正常的。因为博爱和自私的爱的分歧，最终导致了蜂腰雌狮的离去。。。

不管怎么说，红飘带都是一只坚强无比、无所畏惧的雄狮，它原本有四个哥哥，可都惨死在罗得安大草原上，只有它勇敢地活下来了。它慢慢地成长，为了成为一只能够在沙漠边缘生存，会忍让和克制的年轻雄狮，它坚强不屈，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决不屈服，最终，它顺利地当上了狮王，过上了衣食无忧，儿女成群的幸福生活。

现在狮子处境十分不好，据调查统计，全世界竟尚存一万余只野生非洲狮；濒危动物亚洲狮至今仅有三百余只，还有一种生活在南非开普省的开普狮，于1865灭绝；1922年的某天早晨，随着一声猎枪的轰鸣野生巴巴里狮灭绝，在美国和英国的动物园内还有少数几只巴巴里狮，这些成为了指证人类罪孽的活标本„„，现在我真想对人们说：“善待动物就是善待未来的我们！”

它虽受尽苦难，虽伤了蜂腰雌狮的心，可它永远都是狮王，它是永远的——红飘带狮王！

——后记

七7班 胡文轩

第五篇：张大千的传奇一生

张大千的传奇一生

张大千（1899—1983年），四川省内江市人，名爰，又名季，季菱，号大千居士，名噪中外的一代绘画大师。张大千的艺术，其传统功力之深，技法画路之宽，题材风格之广，成就影响之大，实为世所罕见，誉他为一代绘画大师，可谓当之无愧。无论写意、工笔、水墨、设色，无不擅长，凡山水、花鸟、人物、走兽，无一不精，集文人画、作家画、宫廷画和民间艺术为一体，而且雅俗共赏。他兼能书法、篆刻，对诗词、鉴赏、画史、画论亦有精湛的研究。他画荷花和海棠及工笔人物，独树一帜，俱臻妙境。他与齐白石并有“南张北齐”之誉，被徐悲鸿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

他是历来画家中，学习古名家数量最多、最博的画家；在笔墨技法的训练上，他也是获得古法精华最多、最好的画家。而且在表现技巧和风格上，他也是跨度最广的画家：从讲求笔情墨趣、逸笔草草的纯水墨写意，到金碧辉煌、色彩鲜艳的工笔画，甚至吸收了西方自动性技巧的观念，发展出个人风貌的泼墨、泼彩，创立了名闻遐尔的大风堂画派，他是中国画史上少见的最具全方位的画家。

张大千不仅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画大师，而且是一位极富个性、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其趣闻轶事之多、流传之广，在古今中外画坛上也是极为罕见的，有关张大千的争议颇多。褒者称其为“石涛再世”、“当代第一大画家”等等，贬者说“张大千破坏盗窃了敦煌壁画”、“是被政坛捧出来的艺术大师”之类。这些争议时常见诸报刊，更有的还发生了笔墨官司。笔者认为，对一个知名人物常常有不同看法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欢迎，则需要我们去探讨和总结。半个多世纪以来张大千的作品成为经久不衰、雅俗共赏的热门收藏品，其艺术才能和成就，则更值得我们去研究。

一、传奇一生

张大千,出生于1899年5月10日，原籍广东番禺,先世于前清康熙年間迁徙入蜀,定居內江,从事盐业。张家曾是內江方方圆百里显赫一族。父亲名怀忠,为人个性豪爽,讲究美食。不过在大千年幼时,家境极度清貧,其后慢慢经营累积,生意越做越大,家道还十分富裕殷实。

他母亲曾氏友贞是中国传统大家妇女的典型,不仅主持家务,兼亦擅长绘花与绣花。她治家严谨,家规重老尊贤,对幼有序不得逾越僭妄的规矩,尤其注重,子女有过辄要罚跪,晨昏晚辈必向长辈请安,侍奉茶羹一沿旧风；这对张大千有很深的影响,他直到晚年仍对长者行跪叩大礼,也接受门生晚辈的跪拜,在谦辞时也常跪下回拜。

“大千”这个名字，是他在1919年冬于松江禅定寺（今已不存）出家时，由住持逸琳法师为他所取的法名，出于佛经《智度论》卷七，是“三千大千世界”的略语。因为大千不愿接受烧戒，而且他家中长辈们反对他遁入空门，最后由二哥善孖从上海（或云杭州）将他抓回四川成婚。从此，大千不再起意出家当和尚，而且前后一共娶了四位夫人。他虽然再也不当和尚，但是“大千居士”的名号，他却延用终生。

张大千共有兄弟十人,都是单名,张大千行八。张大千幼年受擅长绘画的母亲和以画虎著称，自号“虎痴”的二哥张善子的熏陶指引，此时他的四哥张楫送他一本《芥子园画谱》，更增加大千学画的兴趣。1917年，父兄送大千到日本京都艺专，学习染织。由于染织并非大千的兴趣所在，因此他在课余自学绘画，一同赴日的二哥善孖也为他购买金石书画的参考资料，并且经常在书画方面指点他。再加上日本各寺院及博物馆公私收藏的中国画也相当丰富，甚至有一些国内较少见的画派、画家的藏品。这对他一生的艺事生涯，也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

张大千自日本学习染织告一段落后回到中国，返四川老家探亲，不久便和么弟君绶同赴上海，先后拜入名师曾熙和李瑞清门下。从师学习诗词、书法，临摹「三代两汉金石文字，六朝三唐碑刻」。由于二师皆特别爱好石涛、八大山人，受二师影响，大千开始学画的同时，开始学八大画墨荷，效法石涛绘山水。大千一生不断钻研学习石涛艺术，从而确定他的艺术道路，就是来自这一时期二师对他的影响。在书画鉴赏和收藏方面，大千更是得益于二师的耳濡目染、传承亲授，二师把自己收藏的八大、石涛等历代名家的作品尽数出示给大千，让大千反复观赏、研究、临摹。通过两位名师的引荐，使大千结识了许多当时的「海派」画家任伯年、吴昌硕以及「黄山画派」的梅清以及南京的张风等诗书画名家，以及收藏和鉴赏家黄宾虹先生，大大开阔了他的见识，也渐渐广泛地学习古人。曾李二师对大千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在上海拜二师，是大千一生艺术事业重要的起步关键和转折点。

1925年，大千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内，举办了他平生第一次画展，展出的作品以山水为主，共有100幅作品，每幅作品的售价一律定为大洋20元，展出没几天，他的100幅作品全部卖完。从此，张大千走上了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道路。在以后的卖画展中，他的画少则每幅以两（黄金）计，多则每幅以条（黄金）计。尽管价格昂贵，但作品每每告罄，销路极好，成为典藏家竞相寻觅的珍品。民国期间最为轰动的是，1948年大千在上海成都路中国画苑内举行了近作展，共展出99件作品，绝大多数为工笔重彩，辉煌夺目。参观者人头攒动，拥挤不堪，纷纷争购一空，有些画还被复定三至五起，盛况空前。

张大千大千的艺术生涯和绘画风格，经历“师古”、“师自然”、“师心”的三阶段：40岁前“以古人为师”，40岁至60岁之间以自然为师，60岁后以心为师。早年遍临古代大师名迹，从石涛、八大到徐渭、郭淳以至宋元诸家乃至敦煌壁画。60岁后在传统笔墨基础上，受西方现代绘画抽象表现主义的启发，独创泼彩画法，那种墨彩辉映的效果使他的绘画艺术在深厚的古典艺术底蕴中独具气息。

自古以来，一个画家能否承前启后、功成名就，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传统功底是否深厚。张大千的传统功力，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曾用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临摹古人名远，特别是他临仿石涛和八大的作品更是维妙维肖，几近乱真，也由此迈出了他绘画的第一步。他从清代石涛起笔，到八大，陈洪绶、徐渭等，进而广涉明清诸大家，再到宋元，最后上溯到隋唐。他把历代有代表性的画家一一挑出，由近到远，潜心研究。然而他对这些并不满足，又向石窟艺术和民间艺术学习，尤其是敦煌面壁三年，临摹了历代壁画，成就辉煌。这些壁画以时间跨度论，历经北魏、西魏、隋、唐、五代等朝代。

历史上许多人临摹的画一般只能临其貌，并未能深入其境；而张大千的伪古直达神似乱真。为了考验自己的伪古作品能否达到乱真的程度，他请黄宾虹、张葱玉、罗振玉．吴湖帆、溥儒、陈半丁、叶恭绰等鉴赏名家及世界各国著名博物馆专家们的鉴定，并留下了许许多多趣闻轶事。张大千许多伪作的艺术价值及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较之古代名家的真晶已有过之而无不及。现世界上许多博物馆都藏有他的伪作，如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收藏有他的《来人吴中三隐》，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有他的《石涛山水》和《梅清山水》，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他的《巨然茂林叠嶂图》等等。师古人与师造化历来是画家所遵循的金玉良言。

师古人自然重要，但师法造化更重要，历代有成就的画家都奉行“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做法。大千在学习石涛的同时，也深得古人思想精髓，并能身体力行。张大千说：“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见闻广博，要从实际观察得来，不只单靠书本，两者要相辅而行的。名山大川，熟于胸中，胸中有了丘壑，下笔自然有所依据，要经历的多才有所获。山川如此，其他花卉、人物、禽兽都是一样的。”他又说：“多看名山巨川、世事万物，以明白物理，体会物情，了解物态。”他平生广游海内外名川大山，无论是辽阔的中原、秀丽的江南，还是荒莽的塞外、迷蒙的关外，无不留下他的足迹。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老夫足迹半天下，北游溟渤西西夏。”

在大千游历过的名山大川中，他始终把黄山推为第一，曾三次登临。大千之所以偏爱黄山，主要来自于石涛的影响，黄山既为石涛之师，又为石涛之友。大千说“黄山风景，移步换形，变化很多。别的名山都只有四五景可取，黄山前后海数百里方圆，无一不佳。但黄山之险，亦非它处可及，一失足就有粉身碎骨的可能。”大千在50岁之前遍游祖国名山大川，50岁之后更是周游欧美各洲，这是前代画家所无从经历的境界。张大千先后在香港、印度、阿根廷、巴西、美国等地居住，并游遍欧洲、北美、南美、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地的名胜古迹。所到之处，他都写了大量的纪游诗和写生稿，积累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同时为他日后艺术的创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读书对于一个画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传说有人问唐伯虎的老师周臣，为什么他画的画反不如他的学生唐伯虎，周臣说：“只少唐生数千卷书。”与其他成功的画家一样，大千也是一个用功甚苦。读书渊博的画家。他平时教导后辈：”作画如欲脱俗气、洗浮气、除匠气，第—是渎书、第二是多读书，第三是须有系统、有选择地读书。”画画和读书都是大千的日常生活。过去是如此，借居网狮园后更是这样，朝夕诵读，手不释卷。在外出旅途的车中船上，大千也都潜心阅读。一次，大千从成都到重庆，友人托他带一本费密的《荒书》。到家后．大千即把路上看完的《荒书》内容、作者的见解、生平以及这位明末清初的四川学者和石涛的关系，如数家珍地娓娓道来，实在令人惊讶。因为这是一本艺术之外的学术著作。读书的习惯一直伴随到大千晚年。他常说，有些画家舍本逐末，只是追求技巧，不知道多读书才是根本的变化气质之道。大千读书涉猎很广，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并不只限于画谱、画论一类的书。

30年代，对大千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大千遍游名山大川，结交海内文坛画界名宿。在更广泛地研摹古代名家作品的同时，开始有自己的面目出现。“南张北溥”的提出，使大千在画坛上的地位渐显煊赫。这一时期对大千来说，既是—段安宁的日子，又是一段动荡的岁月。所谓安宁是指大千在网狮园及青城山期间有相对安宁的读书、作画环境；但民族危急感时时萦绕在大千心头。而且大千被日本侵略者困居北平．最后历尽艰难．逃脱虎口，回到四川．这更是一段动荡不安、惊心动魄的经历。

1929年，三十而立的大千已在文坛颇负盛名。这年4月，大千以两幅作品参加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并被推选为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千事会员。

同年春天。大千作《三十自画像》。这是—幅四尺立轴，画中人宽袖长抱，漆黑的络腮胡，两眼圆黑，凝视前方。背景是一颗参天古松。其中有多少自信的神采，又有多少昂扬的意气?在这幅像上，先后有许多海内文坛画界名流题诗，包括曾农髯、杨度、黄宾虹、博心畲、陈散原、叶恭绰、谢稚柳、吴湖帆、沈尹默、徐悲鸿、方池山、谭延阎等32人。其中徐悲鸿的题涛是：“其画若冰雷，其髯独森严。横笔行天下，奇哉张大千。”杨度题道：“秀日长髯美少年，松间箕坐若神仙。问谁自写风流格，西蜀张爰字大千。”

1932年、大千为了安心作画，不受外界干扰，欲找—处山明水秀的地方怡情遣性。于是，经张师黄介绍，张大千由上海迁往苏州网狮园。自此，大千的居住再也没有离开奇花异木的园林胜景。北京的颐和园、四川的青城山、昭觉寺、巴西的八德园、美国的环荜庵、台北北的摩耶精舍，所到之处，大千都要搜集奇石、种植花木盆景、豢养珍禽异兽，这些都为他的艺术成就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在这闹中取静的名园中，大千的住宅里也如同在上海时一样，经常是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名流云集．精英荟萃。章太炎、陈石遗、李印泉等前辈经常曳杖而来，徐悲鸿也是常客。当时。谢稚柳先生也曾在网狮园中小住，而叶恭绰先生更是与大千朝夕相处，亲如一家。正当盛年的大千一袭长袍、长髯拂胸、红光满面、意气风发，与名流们切磋琢磨、谈笑风生。而且总是一边谈一边作画，并不时讲解心得。讲究美食的大千，只要兴起，便亲自下厨掌勺，做几道拿手菜，让客人弟子饱享自己的手艺。

大千不仅好客，而且豪爽侠气，古道热肠。仗义疏财。大千一生朋友很多，不论社会名流、军政要员、文人雅土、戏曲家、装裱师、厨师、司机．都有大千的朋友，而且均以诚招待，有求必应，有难即帮。大千常书写的一副楹联是：“佳士姓名常挂口，平生饥寒不关心。”上联表示他平生与人为美的一贯襟怀，下联是说他时富时贫，口袋里往往不名一文。为接济朋友、收购古画及其他心爱 之物，大千往往是挥金如土，寅吃卯粮。他自己常言，千金散尽还复来。人说他“满架皆宝，一身是债”，“贫无立锥，富可敌国”，就是对他既穷且富的生动写照。

1933年5月1日，应欧洲各国的邀请，由徐悲鸿组织的“中 国近代绘画展览”在法国巴黎市中心公各尔广场的国立美术馆正式展出．引起强烈震动。法国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及各界要人前注观看。这次画展以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高奇蜂、王一亭等中国近代著名画家的作品为主要内容。大千的《金荷》同徐悲鸿、齐白石等人的十二幅作品被法国政府购藏，并在国立外国美术馆辟“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室”陈列。随后，画展又应邀前注德 国、比利时、意大利、苏联等国展出、大千的《江南景色》被莫斯科国立博物馆收藏。这是大千的作品首次在国外展出。对此，徐悲鸿在《张大千画集》序中说：”大千代表山水作家，其清丽雅逸之笔。实今欧人神往。故其《金荷》藏于巴黎。《江南景色》藏于莫斯科诸国立博物院。为现代绘画生色。”此次展出对弘扬中国文化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荷花与山水画都是大千的绝活。徐悲鸿赞张氏荷花“前无古人”，大千爱荷、养荷、观荷、画荷。他十分赞赏八大画的荷花，有大荷花的景象，不是搞几支花叶的拼凑。大千深得八大用笔章法气势，并常临塘观察、写生，取法自然。八大画荷多用湿笔．大千兼用渴笔。湿笔墨活、浓郁、深厚、凝敛而不滞：渴笔飞白、苍劲、流畅、华滋而不枯。大千兼工带写，采用淡彩、水墨、泼墨、泼色等方法，能够画出荷花在风、晴、雨、露中的各种姿态。所画荷叶泼墨与渴笔兼用，卷舒自若，层次深厚；荷干亭亭净植，气势挺拔。大千的墨荷尤其与众不同．他常常用草书笔法为之．行笔奔放，一气呵成。特别是画荷梗子，以圆笔中锋，一泻数尺。有时画案较窄。他则叫人将纸向前方牵去，—笔由上往下，然后—笔由下住上。唰的一声两笔相交，毫无接痕，可谓神来之笔，今观者

咋舌。30年代他曾住北京颐和园，花很长时间在湖畔观察荷的千姿百态，研究它的生长规律，又学习八大、华（上品下 山）等古代名家手法，使他笔下的荷花形态各异，多姿多彩，或正、倚、俯、仰，或静、动、离、合，或大、小、残、雅，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风吹荷叶十八变”，让人赏心悦目。1933年，大千应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艺术系主任徐 悲鸿的邀请，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当时的中大艺术系可谓人才济济，徐悲鸿、吕风子、张书旗、潘玉良、陈之佛、汪采白、常任侠等有声望的画家都在这里任教，大千则以其笔墨雄肆、气韵朴厚的山水风景在侪辈中独树一帜。

每星期轮到大千上课，他使在天刚亮即起床，坐上黄包车直奔火车站，然后乘火车去南京。此时，学生们已在艺术系的大画室中恭候这位长胡子老师：大千来到大画室，就开始在画案上作 画，—边画，一边讲，谈笑风生，深入浅出，从构思、五意、观察、写 生到布局、色彩等无所不讲。关于绘画的写实与境界。大千讲道：“画一种东西。不应当求太像，也不应当故意求不像。求它像，当然不如摄影，如求它不像，那又何必要画它呢。所以一定要在像和不像之间得到超物的天趣，方算是艺术。正是古人所谓遗貌取神，又等于说我笔底下所创造的新天地，叫识者一看自然会辨认得出来。我看到真美的就画下来，不美的就抛弃了它。谈到真美，当然不单指物的形态，是要悟到物的神韵。这可引汪王摩诘的两句话：‘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画是无声的诗，诗是有声的画，怎样能达到这个境界呢?就是说要意在笔先，心灵一触。就能跟着笔墨表露在纸上。所以说‘形成于未画之先’，‘神留于既画之后’。”

关于学习绘画，大千讲道：“作画要怎样才得精通?总括来讲，着重在勾勒，次则写生。其次才是写意。不论画花卉、翎毛、山水、人物，总要了解物、情、态三事。先要着手临摹，观审名作。不论古今．眼现手临。切忌偏爱；人各有所长，都应该采取，但每人笔触天生有不同的地方，切不可专学一人．又不可单就自己的笔路去追求，要凭理智聪慧来摄取名作的精神又要能转变它。”

1936年。《张大千画集》第一次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大千请画贯中西的徐悲鸿作序，序的题目为“五百年来第一人”。

从清末到民初，中国的两大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一是在北京，一是在上海。当时的文学艺术界人士也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地方。1934-1938年大千举家迁往当时全国文化中心的北平发展，使他找到了另一个新的舞台，并且在那里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交游圈与名声。以大千的才艺与为人，很快与北平的画家打成一片，赢得他们的友谊与佩服。1935年的5月22日，于非（门音）在《北平晨报》上发表一则短文，标题就是「南张北溥」。从此张大千的知名度与北方的画坛领袖溥二爷（心畲）齐名，说明大千至此已赢得全国性的知名度。

溥心畲(1896—1963)，名儒，字心畲，号西山逸士，满清后裔，曾祖父是道光皇帝，祖父奕沂为恭亲王。父亲载滢是诗人，博心畲是一位诗、书、画三绝的文人画家。其画也是自学成才。由于家富收藏，又能随意出入故宫内的古物陈列馆观摩历代名迹，加之本人勤奋钻研，朝夕临摹，逐渐能通其道，悟其理。其画路也宽，山水、人物、花卉、翎毛、走兽所及，无往而不佳。从20年代中晚期到30年代的北京，虽有许多知名的前辈画家雄踞画坛，但博心畲以其扎实的国学根基、蕴蓄的才华、特殊的身份和清新的风格，一闻进画坛，其知名度便日增月异，到 30年代中期，已有主盟北方之势。尽管“南张北溥”之说，不排除有出于宣传手段的需要，但它也说明张大千当时在中国画坛上的影响和地位。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张大千困居北京，由于侮辱日军，一度被日军扣押起来。1938年5月，大千逃脱虎口，只身离开北平，抵达上海。1938年底，大千率家人来到四川青城山上清宫居住。青城山为道教圣地，也是高人逸士隐居之处，文人墨客流连忘返的地方。闲云野鹤，一派古风的大千在经历一番劫难和动荡之后，飘然置身于这翠黛浓碧之中，怎能不令他身心舒畅，陶醉一番。两年的青城山隐居生活，大千有一段相对较长的安定时间来潜心研磨诗文、画艺。如果说大千30岁以前是“以古为师”，40岁左右是“以自然为师”，60岁以后是“以心为师”，那么，青城山的两年则是大 千”以自然为师”的顶点。从黄山、华山、金刚、雁荡、泰山、罗俘、阳朔、剑阁、峨眉等名山胜水一路走来，汇集于这锦绣万千的青城山中，激荡着他的艺术创作灵感，也激发了大千的创作欲望。两年中他画了一大批山水花卉，总计共有1000余幅。此时的山水画，大千把水墨与青绿融合起来，笔墨厚重，反映了蜀中山水的性格特征。其中的《青城山全景通屏》是大千集中而系统地表现青城景色的巨作。1940年9月，大千离开青城山，准备西行敦煌，探寻中国绘画艺术的渊源。

二、面壁敦煌

当年大千由上海迁往苏州网狮园时，同住园内叶恭绰对大千的帮助与影响很大，大千在40年代西出嘉峪，寝食莫高窟，探寻人物画的渊源，其中就有叶恭绰的启发。叶恭绰．广东番禺人，清末当过铁路总局局长．北洋政府时，当过交通总长、邮政总局长，后任广东军政府财政部长．是我国著名书画家和收藏家。新中国成立后。当过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叶对大干说：“人物画一脉．自吴道子、李公麟后已成绝响，仇实父失之软媚、陈老莲失之诡谲，有清三百年，更无一人焉。”并力劝他放弃花卉山水，专攻人物，振此颓风。所以大干也说，他之所以“西去流沙。寝馈于莫高、榆林二石室者近三年。临抚魏、隋、唐、宋壁画几三百帧。皆先生启之也。”之后，在国民党政府检察院任职的马文彦，也曾多次向大千介绍敦煌石窟壁画，自己又查阅了一此资料，遂决定去探寻中国绘画的艺术渊源，以发扬光大。

敦煌莫高窟是一座灿烂的东方艺术宝库，汉唐鼎盛时期，莫高窟有洞窟1000余个。风刀雪剑、沙湮土埋的自然破坏不说，仅就大规模的人为破坏就有数起之多，敦煌艺术经历了无数的劫难。敦煌的最大损失，还是壁画经卷塑像的被外人盗窃损伤。在现存的490个洞窟中，最早的为北魏年间所建。这些石窟有大有小，大的像礼堂，小的仅能容纳一人。窟内精美的佛像、菩萨、飞天、舞乐伎等工笔壁画和彩塑异彩纷呈、令人目眩。它们都是出自魏唐以来历代画师的丹青真迹。石窟所有壁画如以平均2米高度排列起来．将有2．5公里长；彩塑排列起来，区有1．5公里长。可谓世界上最长的画廊和最大的美术馆。

1931年3月，大千第一次踏上赴敦煌的征途。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莫高窟，在莫高窟附近的一个破庙里住下后，便带领帮工和随行的土兵清理积沙，修路开道，开始对石窟进行记录和编号。经过五个月的艰苦工作，他们总共为309个洞窟编了号。由于生活用品准备不足，人少力薄，以及画布和颜料等画具临摹效果不佳．大干一行不得不于年底返回兰州，筹集人马，补充物品，作长期打算。1942年3月．大干率子张心智以及差厨等—行9入，从西宁包租—辆卡车．第二次来到敦煌。

临摹敦煌壁画工作是十分艰巨的，为了加快进度和保证质量，大千在朋友担保下，获得青海主管特准，亲往塔尔寺以每月50块大洋雇到此前

认识的5位喇嘛画师。他们专为大千磨制颜料、缝制画布、烧制木炭条。为使临画色彩亮丽无比而历久不变，并能使所临壁画恢复如初，大千所使用的颜料多为石青、石绿、朱砂等矿物质，这些珍贵的颜料来自于西藏，每斤价格在40至50两银子之间，而且每种都在100斤以上。颜料经精工细磨后才能使用。大千所用画布大到数丈，喇嘛画师拼接缝制画布更是拿手绝活，往注是天衣无缝，不露痕迹。画布需抹上胶水，填平布孔，再打磨7次，方能下笔。

洞窟内光线暗淡，有时他们借着日光，用—块镜子反射入窟内进行临摹。但多数时间是一手秉烛或提订，一手握笔，有时手 持电筒反复观看多次，才能画上一笔。洞窟里空气滞闷，呆上半天，人就觉得头昏脑胀。深而大的石窟更是阴冷潮湿．夏天要穿棉衣，冬天则滴水成冰，无法工作。在高大的洞窟里临摹，还必须搭梯而上。碰到藻井或离地面很近的壁画，只能仰面或侧身而卧，上下反复，时卧时起，不久就使人汗流浃背。

临摹的程序一般是先由助手们把透明的蜡纸覆盖在壁画上，照影勾摹，再将勾摹好的画稿用复写方法拓于打磨好、绷在画框上的白布上，然后经弟子或喇嘛上色，由大千用墨勾描出线条并最后定稿，才算完工。临摹不是简单的模仿。应该说，临摹也是一门学问。敦煌壁画是历经千年的艺术精品。从时代特点看，上至魏晋，下迄宋元，代有千秋。特别是隋唐以来的人像，形神兼备，光彩照人，实为罕见的艺术精品。大干认为：“人物画到了盛唐，可以说已到达了至精至美的完美境界。”为了形容壁画之美，他曾风趣地说：“有不少女体菩萨，虽然明知是壁画，但仍然可以使你抨然心动。”

地处荒漠中的莫高窟，生活环境十分艰苦。这里缺水无菜，没有柴烧。饮用水要到几公里外的地方。大干抱着苦僧修炼的决心，每日早晨人洞，直至夕阳西下，才蓬去运。取暖做饭用柴也要由20余峰骆驼到200里以外的地方，每次往返七八天运来。特别是缺少新鲜蔬菜，这对于讲究美食的大干来说，可算是吃尽苦头了。而且，这一带兵匪不分，还常有凶悍的异族人窜来骚扰劫杀，使人胆战心惊。好在有地方军常年派兵守护，才免除匪患。

1943年5月，大干别了莫高窟，伴随着驼铃声．向榆林窟进发。

俗称“万佛峡”，位于安西县城南约200华里处，它与莫高窟、西干佛洞和水峡口小千佛洞都是独立的石窟群。由于它们的壁画和雕塑的时代特点与艺术风格很相近，同属一个体系，所以统称为“敦煌石窟艺术”。大干曾数次前往榆林窟观摩、考察。虽然榆林窟的壁画在数量上远不能与莫高窟相比，但其艺术水平则完全可与莫高窟媲美。如第17窟的盛唐壁画，其技艺之高，保存完好如新，为莫高窟所未有。还有一幅西夏《水月观音像》大干更是反复欣赏，赞叹不已。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工作，大干一行在榆林窟共临摹壁画10余幅。包括西夏的《水月观音》、唐代的《吉样天女》、《大势至菩萨》以及《供养人》等。其中一幅《卢舍那佛》成为大干榆林窟之行的得意之作，从而为大千的敦煌之行画上了句号。

临摹工作耗时费工。工程量巨大。从1941年3月赴敦煌到1943年6月中旬离开榆林窟，10月回到成都，在两年多的艰苦岁月中，大干以常人所没有的勇气和毅力，凭着为艺术事业献身的坚定信念，风餐露宿，呕心沥血，苦苦面壁、殚精竭力，对敦煌艺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是国内专业画家中临摹敦煌壁画的第一人，是敦煌学研究的先驱者和带路人。张大千说过，“画画没秘诀，一是要有耐性，二是要有悟性”。很多人或许不缺悟性，而尤缺耐性。似乎大都忍受不了“十年磨一剑”，甚至“临池三年”，或者小有名气就耐不住寂寞。在国人都不知道敦煌时，张大千在寥无人烟的洞窟前的小泥屋一住就是三年，经他的呼吁，才有留法画家常书鸿的镇守，以及随后的敦煌成为显学。

然而，他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经济上，大干一行在敦煌日常吃、穿、用、纸墨笔砚全靠外运，费用比在内地高出10多倍，而且远在家乡的亲人需要大干接济。为了维持巨大的开销，大干白天进洞临画，晚上回到住所作画至深夜，并把作品陆续寄回成都办画展。为了维持在敦煌期间的庞大开销，他除卖掉大量珍藏的古字画和自己的作品外，还曾向人举债高达5000两黄金，而这笔债务在20年之后才得以还清。大千去敦煌之际，正当年富力强．红光满面．满头青丝，黑髯似漆，当他归来时，已是满头华发，髯须染霜，面容黝黑，显得十分苍老。而这些巨大的代价所换来的，却是意义深远、卓有成效的工作。大千对敦煌石窟艺术作了系统研究，经博搜详考，记录并完成20万字的学术著作《敦煌石室记》成为敦煌学研究的开山之作。他多次向政府和社会各界发出呼吁，尽快采取保护措施，建议成立专门的研究或管理机构，以便对致煌艺术宝库进行保护、管理和研究。在他的呼吁和于右任的倡议下，1943年正式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1943年8月、“张大干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和“张大干画展”在兰州开幕。国民党军政要员朱绍良、谷正伦、高一涵、鲁大昌等人主持了开幕式。这是敦煌千年艺术第一次在国人面前展示。展出当天，参观者达万余人次，大干的近作被订购—空。

1944年3月和5月，由国民党中央教育部主办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相继在重庆三牌坊官地庙、上清寺中央图书馆展出。排队购票者长达一里多，一时万人空巷，观者如潮，山城轰动了。著名画家徐悲鸿、黄君壁，著名诗人柳亚子、作家叶圣陶、书法家沈尹默、吴玉如等一大批文艺、学术界名流纷纷前往观看，推祟备至。

这些展览的相继举行，正值抗日战争如火如荼之际，对于大后方成都、重庆的人民来说，成为增强民族自信、唤起民族斗志的号角。此后，该画展又陆续在西安、北京、上海、南京举行，均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同时，大干精选其中部分作品出版了《张大干临摹敦煌壁画展特集》和《敦煌临摹白描集》。

张大干临摹敦煌画展是继外国人敦煌盗宝之后，世人对这一宝藏的重新发现和认识，可谓石破天惊。它首次向人们展示了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民族文化艺术遗产。使天下尽知敦煌。同时，人们从大干的作品中，更加了解这位坚韧不拔的艺术家，并对他在敦煌的艺术实践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敦煌学巨擘、国学大师陈寅格在重庆看过画展后说：“自敦煌宝藏发现以来，吾国人研究此历劫仅存之国宝者，止局于文籍之考证，至艺术方面，则犹有待。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吾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独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举，更无论矣!”

从表面上看，大千敦煌之行，最主要的收获是276幅临摹壁画，而实际上更主要的成就在于对中国绘画艺术渊源的分析和论证，创立了中国艺坛上的“敦煌画学”。敦煌之行也是大千绘画艺术的重大转折点，在饱受这千年艺术熏陶之后，大千的画风发生了巨变，以至影响到他的后半生。

从敦煌回来不久，大千创作了一大批风格新颖的作品，如《青绿山水图》、《洗砚图》、《临唐壁画》、《摹北魏画马图》、《采莲图》、《蕉荫仕女》、《舞带当风》等。他从盛唐人物中感受到重彩的复活及其精密与宏伟的写实精神，一改过去人物画的纤琐病弱、清丽雅逸，而为敦厚浓艳、丰腴健硕。特别是加强了线条的写实造型能力。他学唐人不只得其貌，更得其神。他笔下的人物，深得唐人遗意，极富感染力。

山水画由过去的清新澹泊变为宏大广 阔，更加重视渲染，喜用复笔重色，特别是层峦叠峰的大幅山水，丰厚浓重，金碧辉煌。荷花画亦吸收了佛教壁画莲台花瓣精美的造型和流畅的线条，给他的“荷花一绝”增添了新的表现形式。他摹古而不泥古，得古人神髓而表现自己的面貌．受敦煌壁画洗礼，更能融汇吸收传统国画精髓，使他的作品日趋瑰丽雄奇。及至60年代以后，创造了颜色浓重、大幅连屏的泼墨泼彩技法，使作品表现出“苍浑渊穆”的境界。张大千先生对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十分重视，并做了一定的工作。1941年的秋天，当时任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奉命西行视察时，专程来到了敦煌。于右任先生是著名的书法家，对艺术颇有研究，对艺术事业十分重视。于先生和张先生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见面，实在是感慨万千，当时的心情难以言表。当晚张大千先生邀请于右任共度中秋节。席间谈及了莫高窟的价值以及敦煌文物失散严重的情况，并表示要为保护莫高窟多做工作。张大千先生的建议得到了于右任的赞同和支持。在于先生的努力下，终于在1943年3月，正式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从此，敦煌莫高窟有了专门的保护研究机构。这其中也有张大千的一份功劳。

“盛名之下，谤亦随之”，大千敦煌之行闻名于世，但大千在敦煌期间发生三件事，对他后来产生意想不到的烦恼，使他背负几十年“毁坏壁画，盗窃文物”的罪名。

第一件事是1941年夏天，大干陪同于右任老先生观摩壁 画，行至大干编的20号洞内，见墙上有两面壁画已与墙壁底层泥土分离，表面被烟熏黑，有人为挖损破坏的痕迹，从缝隙中隐约可见里层画像的线条。随行的县府人员，张开欲裂的坏壁，里面露出两幅色彩鲜丽、线条流畅的唐代壁画，为莫高窟中不多见的精品。这两幅壁画就是有名的《晋昌郡太守乐庭环供养像》和《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一心供养像》。大千和在场的随行人员都意识到这是一次重大的发现。它说明莫高窟壁画不止一层。是画下有画。大千看了画后极为兴奋，赞叹不已。并将这两幅画临摹下来(后藏于四川博馆)。1944年5月在成都出版的《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目次》的前言中，大千说明了发现这两幅盛唐供养人像的经过。

第二件事是1941年，大千初到敦煌，在考察莫高窟荒废的北区洞窟时，偶然从沙堆里发现一只风干了的人手臂。这只手臂自肩至手指十分完好，只是颜色枯黄，形似腊肉，也如同化石。手臂下面是一块丝帛，上面记载着手臂主人的生平和砍下这只手臂的原委。手臂主人叫张君义，是晚唐的一位大将，敦煌人。唐宣宗大中年间，曾领导了驱逐吐番守将的战争，遂被封为沙州防御使，又晋升为归义军节度使。张君义战功，不仅没得到皇上奖赏，反而因功受罚。将军气愤不过，亲手在一幅白绢上写出自己的事迹，并用刀砍下自己的左臂．包在绢中，埋人地下。后来大干离开敦煌时，将这些文物全部赠给了正在筹建中的敦煌艺术研究所，成为该所收藏的首批文物。这些文物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敦煌研究院。

第三件事是大干在敦煌期间，曾以高价收购到两幅隋代的画，为目前世界上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两幅画。一幅是《观世音菩萨像》，另一幅是《释迦牟尼像》。由于这两幅画既古老且名贵，所以大干一直把它们视为稀世珍宝，并随时携带在身边。直至大千晚年回台湾定居，在修建“摩耶精舍”过程中；也时时不忘带在身边。大千去世后，这两幅稀世古画，都被捐赠给台湾故宫博物院。大千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几件事情会给他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烦恼，更不会想到会使他背负“毁坏壁画、盗窃文物”的罪名，并由此而带来—桩申诉无门，临死也末见结果的公案。

1943年4月，张大千接到一封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从兰州给敦煌县长陈儒学发来的电报。电文曰：“张君大千，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颇有烦言。饬敦煌县长陈，对于壁画，毋稍污损，免滋误会。”看到此电，大千目瞪口呆．气不打一处来。随后他对县府人员说：“不把斯坦因、华尔纳当罪人，反倒说我破坏壁画，简直是一派胡言。”这封电报也迫使大千离开敦煌，致使大干的壁画摹品中有许多半成品。

1943年6月，大千一行离开敦煌经安西返兰州，刚进入兰州市区，突然遭到国民党军统特别检查站的严密搜查。尽管大干持有军政部长何应钦开出的通行证，并有甘宁青监察使高一涵、第八战区东路总指挥鲁大昌、甘肃省政府秘书长王漱芳等军政官员到现场解释、劝阻．但大千所带行李和壁画临品仍未逃脱蛮横的翻检，致使部分临摹作品受损。大干曾气愤地说：“一句恶语不仅能破坏—个人的名誉，甚至能把一个人置于死地啊！”

此次检查本可证明大千是清白无辜的，但社会上的谣言却随之而起，有关张大干“破坏壁画”、“敦煌盗宝”的谣言不胫而走。此后还不断有人指控大干，在数十年中时有所谓张大千破坏壁画的言论。在大干出走海外，远离故乡的近30年中，他一直背着“破坏壁画”的罪名。对此。大干有口难 辩，申诉无门，只能黯然神伤。直到1981年冬末，在成都出版的《旅游天府》上刊载了署名石湍、题为《张大干并未破坏敦煌壁画》的文章。作者以自己亲身所见证明大干并未破坏壁画，相反是对敦煌艺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随后、香港《大成》等杂志转载了这篇文章。与此同时，曾和大干一起在敦煌临摹壁画的老画家谢稚柳先生，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也在香港发表评论，为老友辩护。后来，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史苇湘、敦煌学权威、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等等一批同时代的见证人，都给予大干以肯定的结论。至此，张大干被控案才得以澄清。

本来在当时就已明明白白的几件事，何以会引起如此多的罪名呢?究其原因，除了上面几件事被人误解、以讹传讹外，还有其他几个方面：一是大干在敦煌期间，经常有人求画，其中有不如愿者，便生怨恨；二是大干搜购流落在敦煌民间的文物时，曾与人发生利害冲突；三是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敦煌之行难免引起人们的怀疑；四是大干为性情中人，出言无忌，逞一时之快，无意间得罪了某些人。

2000年8月22日，上海《新民晚报》发表了该报记者杨展业的《张大千在莫高窟留下的问号———揭开敦煌宝库一历史谜团》，公开指斥张大千当时“为了个人私欲，随意剥损了敦煌壁画”，这“是对敦煌艺术的破坏”云云，并在互联网上也同时发布了该文。此文一出，顿时在全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海内外很大的反响。一时之间，国内外的无数报刊、网络等新闻传媒曾纷纷转载或摘载此文。“揭文”所述，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更不是什么新闻———因这件事早在半世纪以前，就已经被全国各地的各种新闻媒体给炒了个家喻户晓，成了当时的一件极其轰动的“名人大案”。

实际上，“张大千在莫高窟留下的问号”这一“历史谜团”，早已被解开和澄清。1988年1月8日，国家文物委员会主办的《中国文物报》，通版发表了1万多字的长篇调查报告：《中国文物界中的一桩大冤案———记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一案的来龙去脉》，向海内外公众详尽披露了所谓张大千“确实破坏过敦煌壁画”等种种流言产生的经过和内幕详情。紧接着，中新社又以《张大千“破坏敦煌文物”的历史疑案已被澄清》为题向海内外发了通稿，国内外的许多媒体都曾纷纷登载或转载，可以说，为张大千敦煌蒙冤这一历史疑案作了彻底的昭雪和澄清。

那么，所谓“张大千曾破坏了敦煌壁画”之说是怎样出来的呢？以莫高窟第130号窟为例。这是1941年10月5日，张大千陪同来西北视察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以及部分甘肃省及敦煌县的军政官员等一行约20余人，参观莫高窟时所发生的事情。

事情的经过，据当时在场的甘肃省官员、也是敦煌土著的窦景椿先生记：当时“我随于右任老由兰州前往敦煌，尔时大千先生正居留在千佛洞（即莫高窟），遂陪同于右任老参观各洞壁画，随行者有地方人士、县府接待服勤人员及驻军师长马呈祥等人。记得参观到一个洞窟（即张大千编号第20窟，后敦煌文研所编号第130窟），墙上有两面壁画与墙壁底层的泥土分离，表面被火烟给熏得黑沉沉的，并有挖损破坏的痕迹（民国十年，苏俄保皇党军失败，由新疆往北平过境时，曾驻扎于千佛洞，其破坏之处甚多。———原注）。坏壁上面的佛像，似为清人建造。因过去信佛者修建洞壁画像，常把旧洞加以补修，改为己有，但此洞原有画像，欲盖弥彰，从上面坏壁的缝隙中隐约可见里层画像的衣履，似为唐代供养人画像。大千先生向于右老作了解释，于右老点头称赞他说：‘噢，这很名贵。’但并未表示一定要拉开坏壁一观。当时敦煌县政府的随行人员，为使大家尽可能看到底层画像的究竟，遂手拉着上层张开欲裂的坏壁，不慎用力过猛，撕碎脱落，实则亦年久腐蚀之故也。” 这就是这两堵表层坏壁被剥损脱落的经过实情。

这两堵败壁的表皮被撕碎脱落后，露出了底层唐朝天宝年间（742年－755年）的两幅供养人画像。这即是著名的《朝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晋昌郡诸军事守兼晋昌郡太守乐庭瑰供养像》和《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供养像》，二画皆画得非常精美，在莫高窟的洋洋万堵丹青中亦属于是不可多得的精品。张大千为之兴奋不已，后曾将此二图仔细临摹了下来，作了公开巡回展览，并在他后来公开出版的《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目次》中，又公开宣布说：“此窟为唐晋昌郡太守乐庭瑰所建之功德窟，至宋时重修，故今壁画，俱为宋人手笔。清同治时，敦煌有白彦虎之乱，莫高窟重遭兵火，宋壁残阙，甬道两旁壁画，几不可辨。（表壁）剥落处，见内层隐约尚有画，因破败壁，遂复旧观。（内）画虽已残损，而傅彩行笔，精英未失，固知为盛唐名手也。在窟内东壁左，宋画残阙处，内层有唐咸通七年（866年）题字，然犹是第二层壁，兼可知自唐咸通至宋，已两次重修矣。”

不难看出，这两堵败壁的被偶然撕碎脱落，和张大千毫无关系。这也正如当时也同在莫高窟现场的张大千之子张心智先生言：“我父亲张大千当时虽然在场，但既未动口，更未动手，何罪之有？”可是，这事情怎么就会偏偏给硬栽在了张大千的头上了呢？仍根据窦景椿先生所记：就在这两堵败壁被打掉不久，“适有外来的游客，欲求张大千之画未得，遂向兰州某报通讯，指称大千先生有任意剥落壁画，挖掘文物之嫌。一时人言啧啧，是非莫辩”。

从此之后，张大千“破坏了敦煌壁画”的种种流言蜚语，即由兰州波及全国，到处纷传，曾屡屡见诸全国各地的报端。由于当时的甘肃省官厅等官方对张大千进行了一系列的连续“严办”，再加上新闻舆论的强大威力与作用，于是当时盛传的那些说张大千是“确实破坏了敦煌壁画”的种种话语，更是不胫而走，言之凿凿。

因此，为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对张大千的是非功过，必须给予实事求是的客观公正的准确评价。早在1949年甘肃省政府和南京政府教育部对于“控张”一案在长时间和大规模的反复“查究”后，就作出官方正式结论：

“省府函复：查此案先后呈奉教育部及函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电复： 张大千在千佛洞（即莫高窟）并无毁损壁画情事。”

寥寥十余字的官方最后正式结论表明：张大千并未毁损过敦煌壁画，这自然就更加谈不上什么“破坏敦煌壁画”乃至“盗窃敦煌壁画”了！

敦煌学专家、今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女士在上海曾向媒体发表谈话说：“我觉得评价一个人，面对复杂问题时，还是要靠证据来说话。”因她也听说过一些流言，“较多的是讲1943年，张大千离开敦煌时，被当地百姓举报在行李中偷藏了壁画，国民党当局检查了张大千的行李，结果一无所获。”因而，对于社会上一直流传着的所谓“张大千确实破坏甚至盗窃了敦煌壁画”等的种种流言，樊锦诗院长慎重表示：“这种民间传言，说明不了什么！” 三、三熏三沫

大千在数十年绘画的生涯中，一方面师传统，先后临摹了大量各类题材的古代名迹，对历代大家的笔法、墨法、水法有过精心研究。另一方面师造化，先后遍游海内外名胜，每到一处随地观察、采风，窥得山川之灵性，大地之神貌。这些对大千艺术题材的开拓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他的山水画初学石涛，登堂人室，继而上溯唐、宋、元、明诸家，博采众氏，入古而化。其山水不论造型、构图、用笔、设色均有独到之处。特别是晚年创造的泼墨、泼彩新法，形成了墨色融洽，光彩有致的独特风格；他的人物画先学唐寅进而效法赵孟兆页、李公麟等诸家，得其神髓。因而他的人物画线条优美，潇洒秀逸；他的花鸟画初习陈老莲工笔，又得益于八大、青藤、扬州八怪，深谙各派技法而自成体貌。

在花鸟中，尤善荷花，工笔、写意，惧臻妙境，独树一帜，有“画荷圣手”之誉。大千的书法也是独创一格的“大千体”。其书法主要受李瑞清的影响，对北魏碑刻，情有独钟。用墨浓淡配合，枯润相间，横笔一波三折，和他的为人一样，毫墨问洋溢着豪放不羁的风格。观赏他的书法是一种令人心醉的艺术享受。

大千在人物画方面，4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峰，后来由于目疾，就不再画了。关于人物画，大千曾在1948年对门人讲：“凡画，人物最上，山水次之。而画人物又以人物器宇为上，要能绘出主要人物之崇高气质，所谓画家理想中之典型，故事画都由人物构成，故入人最深。为此，学者必须多读书，熟悉历史，对于历代风土人情以至房舍建筑、衣服、用具，均宜考据周详．画出始无疵谬。”

在人物画精进的同时，大千的山水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师法古人方面倾向于南宋的李唐、马远、梁楷、牧溪。大干最佩服北宋四大家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他说：“这几位大师的山水画，可称构图宏大，峰脉连绵，笔法豪放，气势幽远，不愧为山水画的百代宗师。”大千中年时期的山水画得益于此四家最多。

如果说大千在学古人的道路上有三熏三沫，即二三十年代师从曾、李二师．心摹手追石涛、八大为一熏一沫；四十年代初远赴敦煌，面壁三载，探寻千年人物画之渊源为二熏二沫；那么，50岁这时期即为大千的三熏三沫时期，在这时期大千获得董巨为代表的一批古画，有所领悟，有所创造。诚如大干所言：“胜利后，重入故都，得董源江堤晚景大幅、董源潇湘图，巨然江山晚景卷，日夕冥披，画风丕变，阿好者又以董巨复兴诩子矣。”

董源，五代南唐画家，江西人。工画龙、水、牛、虎、人物。最擅山水，作峰峦出没、云雾显晦、溪桥渔浦、洲渚掩映的江南一带山景水色，不为奇峭之笔，开创平谈天真的江南画派的特有风格，丰富了山水画的表现技法。

董源的水墨山水影响很大，后世将其与巨然并称“董巨”，成为南方山水画派之祖，与李成、范宽并称为“北宋三大家”，又与荆浩、巨然、关仝并称“五代、北宋间四大山水画家”。大干以重金购得董源传世作品《江堤晚景》和《萧湘图》惊喜无比，与此同时，大干还购得北宋巨然《江山晚景》、宋代《群马图》、元代钱舜《明妃上马图》、姚廷美《有余闲图》、周砥《铜官秋色图》、明代沈周《临铜官秋色图》、姚云东《杂画六段》等一批珍贵的古代名人字画。

从获得董巨为代表的这批古画后，大干集中心力去研摹，并模仿其笔意作构图相近的山水。“唐画山水，至宋始备”。大干对此己体会无遗。江南之山，土多于石，董源便以托长线条，再以疏密浓淡的细小墨点来表现空气秀润、迷离不清的感觉。范宽则相反，以刚强精壮的短线条，来传达北方石多于土、山石历历、构象清明的情形。可见古人也是通过仔细观察写生，来发现自然的规律．然后表达出对自然的情感。

据说董源的作品一幅一个面目，让人弄不清，大千特别关注这位江南山水的“龙头师爷”，不止一次地临摹所购之《江堤晚景》。

巨然是董源的学生，也是五代至北宋初年的画家，画江南景色，创“云山”一派，大千也无不推祟备至，至于元四大画家之—王蒙的作品，大千早在21岁时就在上海书画收藏家狄平子处惊见，—时感动不能自已。大千以几经转手珍藏的旧摹本，三次临暮正蒙的《林泉清集图》，对王蒙如牛毛状极浓郁密实的线条以及扭曲有致，称为“龙派”的复杂构图，大干均能得心应手。往后，他以“心中有王蒙”为信条，把学到的线条更流利洒脱地运用到自己的画中。

时时不离古人，与古人间游为乐趣．持续了大千的—生。俯仰古今，何处著我?着实令人感慨系之!

四、海外萍踪与“泼墨泼彩”

从1949年底离开祖国，到1978年8月回台湾定居，大千将近30年在海外生涯，这是他后半生的一段漫长而非常重要的时期。为什么，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张大千开始羁留海外呢？这段历史，张大千自有一番隐衷。

1948年12月，筹备已久的“张大千画展”在香港举行。张大千带着新娶的四夫人徐雯波去了香港。张大千夫妇在香港迎来1949年新年。翌年1月底，内地传来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当他听到古都完好，未受战火破坏，欣喜不已，佩服共产党的高明决策。

2月底的一天，廖仲恺夫人何香凝来到九龙亚皆老街张大千的临时寓所。寒暄后，何香凝说明来意。新政协即将在北平召开，她应邀出席。去北平时准备带一点礼物馈赠毛泽东。考虑再三，一般礼物都嫌俗套，只有带一幅大千先生的画最为珍贵，不知先生肯挥毫否？

张大千听了慌忙离席一揖，忙道：“您就是大画家，却青睐大千，实在有愧。恭敬莫如从命。何况润之先生素为我所敬仰，正无由表达，只怕拙作有污法眼。”当下言定，３天后即交卷。

一幅《荷花图》如约交卷。画为纸本水墨淡彩。高１３２厘米，宽６４．７厘米。画面茂荷两叶，白莲一朵掩映于荷影中，给人一种生机盎然、万象一新的印象。全画构图饱满而疏密有致，浓淡有韵，为大千无数荷花画中上乘之作。在图之左上方，是张大千的一行工工整整的题词：“润之先生法家雅正。己丑二月，大千张爰。”显示了作者对受赠方的高度敬意。不久，何香凝离香港秘密北上，专程去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大会。她到达北平后，即代张大千将此画转赠给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收到张大千赠的这幅《荷花图》后，很是高兴，曾托何香凝向张大千代致谢意和问候。据说，毛泽东极为欣赏这幅《荷花图》，曾将之挂在书房里面，经常品赏。这幅珍贵的作品，现藏中南海毛泽东故居，后收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故居藏书画家赠品集》中。画荷花是张大千的绝技，画荷花赠送给毛主席，可谓用心良苦。

相隔不久，全国文联与全国美协相继成立，文运昌盛，北平一片新气象。素来倚重张大千、誉他为“五百年来唯此一人”的徐悲鸿，托人带来他的亲笔信，邀张大千去北平工作。初接徐悲鸿来信，张大千欣喜万分。经深思熟虑，他又踌躇难定，如果一人悄然成行，留在四川庞大的家族及弟子们恐遭国民党荼毒。而如果携家带眷而走，显然也走不脱，北行之事就此搁置。

10月，大千应摄影家郎静山的邀请，前往台湾举办画展。多年的历史渊源，张大千与国民党的一些元老与上层人士如于右任、张群等，都有往来，交情也非一般。当时于右任已先到台北，张大千去拜访时，得知局势急转直下，四川也行将撤退。张大千欲回成都接家属来台，这时，国民党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让大千搭乘空军飞机速回成都。张大千突然回到成都，家人惊喜交集。原认为全家都可带走，当时成都一片混乱，交通十分紧张。在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帮助下，拿到三张机票。这三张机票意味着，除大千与徐雯波夫妇外，只能带走一个孩子。12月6日，大千带领夫人徐雯波及前妻女儿心沛，登上了飞往台湾的飞机。在台湾短暂停留后，便迁居香港。自此，大千开始了漂泊海外的漫长岁月，直到离世，他终未回到故乡。

50年代初期，文艺界的思想斗争接连不断。“批判武训传”开其端，接着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继其后，又有“反胡风”。这时虽然还未触及中国画界，但对张大千却有种种议论。有说他“破坏敦煌文物”，有说他有三妻四妾，生活糜烂，也有说他去国外是叛国„„总之都是不利之词。

1956年10月，北京画院在京成立。庆祝画院成立，美协副主席叶浅予与谢稚柳、于非闇、刘力上一起在“恩成居”吃饭。四人中除刘力上是张大千的门人，余三人都是大千的好友。谈起大千在海外，举座为之不欢。饭后，叶浅予建议于非闇以老友身份写篇《怀念张大千》的文章送到境外发表，后来真写成了，发在香港《文汇报》上。文中谈到他们四人的聚会，谈到座中缺大千的不欢之态，临风怀想，希望他能回来参观，看看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

新成立的北京画院，仅任命几位副院长，于非闇就是副院长之一，空缺着的院长位置等待张大千来补阙。所以友人们劝他回来。于非闇这篇文章传到海外，张大千可能是看到了。１９５７年春天，张大千托一位印尼华侨捎口信给中央一位领导人，说他想回来看看。这位领导人把这消息很快转告美术界的负责人，叶浅予也听到此事。大概是答复还没有作出来，“反右”就开始了，海外为之震惊，张大千由迟疑到最后断了回国的念头。叶浅予曾不无遗憾地说：“并不是张大千不想回来，而是我们的政策多变，政治运动不断，吓得他不敢回来。”有人接着问：“如果张大千当时回来了，结局会怎样？”叶浅予无奈地笑了笑，那就难说了，结局不妙是可以肯定的。即使他能躲过“反右”也躲不过“文革”。张大千飞抵台北后不久就到香港。1952年2月，大千赴南美阿根廷举办画展之后，决定定居南美。这样离祖国更远了，家山情浓的他，怎会作出这一举措呢？

据大千先生自己所述移居海外的理由是：“远去异国，一来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应酬繁嚣，能于寂寞之乡，经营深思，多作几幅可以传世的画；再者，我可以将中国画介绍到西方，中国画的深奥，西方人极不易了解，而近年来偶有中国画的展览，多嫌浮浅，并不能给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谈不上震惊西方人的观感；另外，中国的历史名迹，书画墨宝，近几十年来流传海外者甚多，我若能因便访求，虽不一定能合浦珠还，至少我也可以看看，以收观摩之效。”（据台北资深记者谢家孝先生所述）于是，决定举家远迁南美！此外，大干认为弹丸之地香港，不利于个人发展，另外，这里离大陆太近，担心大陆政权对他及子女采取行动。张大千居阿根廷期间，在成都的二夫人曾正容与儿子张心智，按照他离川时的嘱咐，把放在家中未带走的、当年临摹的125件敦煌壁画全部交给四川博物馆保存，完成了他的心愿。

大千就像当年西去敦煌一样，从资金到用具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以4万元的价格将自己最心爱的藏画《韩熙载夜宴图》和《潇湘图》及一套宋人画册卖给了香港一位好友。不久，时任中国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从北京赶到香港，以原价从大千好友手中购得这批珍品，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大千一行到达阿根廷，在离布宜诺斯艾利斯不远的曼多洒租了一处花园洋房。取名“昵燕 楼”，意寓暂时寄居，以作观望。园内花草繁茂，树木青翠，空气清爽，幽静怡神。大千对这—环境十分满意，心情也逐渐安定下来。在阿根廷期间，大千受到阿根廷总统庇隆及夫人的接见，很受欢迎。

1953年3月，大千第一次到美国旅游，并赠送给波土顿美术博物馆《峨眉山水图》一幅。9月，大千第二次到美国旅游，观尼亚加拉瀑布，并参加在纽约举办的“当代中国画展览”。在回阿根廷途中，大千在巴西圣保罗停留时，无意间发现了一块很像家乡成都平原的地方，而且“巴西”这个名字正与四川的别名“三巴之地”巧合，黑油油的土地也颇似川西坝子。大千的心为之一动，定居这里的念头迅速占据了心间。此时，大千还没有在阿根廷解决居留权问题，而巴西政府正在竭诚欢迎外来移民，共同开发这块宝地。

大千所看准的这个酷似成都平原的地方，树木葱郁，河流环绕，确是一块风水宝地。这块地方面积约有220亩，原是一个意大利商人种植的柿子园，正巧这位意大利人要回国定居而急于出售，大千便以1万美元买下了这块地方。说来也巧，这块地方附近的一个小镇，其音译名“牟吉”与唐代诗人画家王维的字摩诘相近，大千索性就译为“摩诘镇”，临近的一个县音译名为“蜀山乐”，这对大千的思乡之情更是一种慰藉。此前的大干，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不是寄人篱下，就是租屋而居，从未有过自己的房地产业，实为贫无立锥之地。也就像是一个匆匆过客一样，无牵无挂地来来往往。而此次在异国他乡购地筑巢，是生平第一次大兴土木，要充分调动自己的艺术思维，按照自己的意愿建造自己的居所，使之成为一座纯粹的中国式园林。

大千将自己的园林命名为“八德园”，是因该地原为柿子园，唐朝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言柿有七德：“一寿，二多阴，三无鸟巢，四无虫，五霜叶可赏，六嘉实，七落叶肥大。”后来，大千又从医书得知，柿树叶泡水可治胃病，所以共为“八德”。园落成之后，张大千全家即迁巴西，一住17年之久。

为修建八德园，大千耗费了巨大的资金。大千勤奋作画，并在圣保罗、台北、东京、香港、纽约、伦敦、新加坡、巴黎等地开办画展，将收入全部投放到八德园的建设中。同时，大千使用其临仿古画的绝技，使为数不少的仿古作品进入世界许多一流的物馆、美术馆，并为其带来了巨大的收入。此外，大千对破旧古画的翻新技能也堪称一绝。大千凭其慧眼，以低价购得破旧古画后，由装裱高手重新裱糊，然后由大千加上题跋，便能卖到很高的价钱。

在八德园生活期间，大千仍旧是一袭长袍、圆口布鞋．头戴东坡帽，长髯拂 胸。每当他出现在摩诘镇和圣保罗街头，信仰基 督教的巴西妇女总是毕恭毕敬地伸出手来让大千亲吻。

1955年，大千将自己收藏的历代字面珍品，以《大风堂名迹 》四册在东京精印发行。40年代初，大千曾出版一册《大风堂 画目》。此次印刷发行是对大干收藏品的全面展示，也成为各博物馆、美术馆必备的参考画册。1956年4月，由日本朝日新闻社主办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在东京隆重举行。辉煌灿烂的敦煌艺术以其原型首次展现在日本人面前，艳丽的色彩，精湛的笔墨，震惊了日本观众，报刊好评不断，观者如潮。这两次画展也引起了正在日本访问的法国巴黎卢浮尔博物馆馆长萨尔的注意，他十分赞赏大干的画技，并邀请大千前往卢浮宫举办画展。

著名的卢浮尔博物馆是世界上艺术品收藏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是全世界艺术家都向往的圣地，能在这里举办画展，更是 一个艺术家梦寐以求的殊荣。5月，大千偕夫人徐雯波抵达意大利。这是他的第一次欧洲之行。大千参观了罗马古城，并观赏了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达芬奇的壁画和雕塑．对西方传统艺术进行了实地考察和了解。

6月31日，“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在巴黎东方博物馆开幕，展出大千临摹敦煌壁画37幅及其收藏的60幅历代中国名画。与此同时，“张大千近作展”在卢浮尔博物馆东画廊举行，展出有《秋海棠》、《荷花》、《仕女》等30幅作品，均为大千的力作。西画廊同时举行的是马蒂斯遗作展。这是卢浮尔博物馆馆长萨尔先生特意安排的。富有深刻艺术见解的萨尔先生之所以这样安排，是有其深刻寓意的。

亨利·马蒂斯(1869—1954)。法国画家，野兽派主要代表人物。在他的艺术生涯中，印象派的色彩和直接观察自然、表现瞬间美的创作方法对他有重要启示。他努力探讨各种组合下不同色彩的和谐与变化、对比与均衡，以及它们所产生的种种情绪结果。他有一句名言：“色彩像炸弹一样具有威力，可是也像炸药一样，要有很好的方法控制它。”马蒂斯对东方艺术，尤其是对日本浮世绘版画和非洲艺术有极大的兴趣。东方艺术的平面性、装饰性和写意的特点，非洲艺术的稚拙、质朴和豪放，适应了20世纪初一些前卫艺术的追求，马蒂斯也没有例外，他的画风的形成与此有很大关系。一位是东方艺术大师，对色彩极其敏锐的画家，是使用线条的神手；一位是祟尚东方艺术的西方绘画大师，毕生追求色彩效果的画家。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度，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虽然各自的风格不同，但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却有着许多共同之处。敦煌壁画中的装饰性、强烈的色彩效果、奔放恣肆的用笔和马蒂斯作品中使用的简约线条，表现出的写意味道和对色彩搭配的追求，使欣赏水平很高的巴黎观众谅异地发现，他们二者之间有着许多一致的地方，东西方艺术是在互相影响和发展的。

两个画展均取得成功，引起极大反响。著名的塞鲁斯基博物馆馆长艾立西弗评论道：“观张大千先生的创作，足知其画法多方，渲染丰富，轮廓精美，趣味深厚，往往数笔点染，即能表现其对自然的敏感及画的协和，若非天才画家，何能至此?”法国很有名气的美术评论家但尼·耶华利撰文说：“批评家与爱好艺术者及汉学家，皆认为张大千画法变化多端．造型技术深湛，颜色时时革新，感觉极为灵敏。他在接受中国传统下，又有独特的风格，他的画与西方画风对照，唯有毕加索堪与比拟。”

就在评论界把大千与毕加索相提并论之际，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代表毕加索致函东方某画家》，文章以毕加索的口气大骂张大千，说他是资本主义的装饰品等等。大千看过之后，并没有生气，倒是很想见一见这位西方绘画大师。

1956年7月29日上午，大千受毕加索之约，带着夫人徐雯波和翻译来到坎城附近的尼斯港毕加索的居所——加利福尼亚宫，这是一座面向地中海的城堡式别墅。平素习惯于赤裸上身，只穿一件短裤在家里忙碌的毕加索，这天特意穿上茄克式条格衬衣、长裤及皮鞋，站在门厅迎接大千。

毕加索把大千迎进画室落座后，从里屋抱出五册画来，放在大千面前。大千打开画册，发现全是毕加素使用毛笔水墨作的中国画。题材主要是花乌虫鱼，一看便知是学齐白石的画风的。大千暗自惊讶，名满天下的西方现代派艺术大师毕加索，为什么要花如此多的精力去学习古老的中国画技法呢? 毕加索似乎看出了大千一副惊奇的样子。他向大千解释说，这是他学齐白石的作品，请大千指正。大千先说了一些恭维的话，然后给毕加索讲了中国画的特点及毛笔的使用等有关知识。

毕加索静听着大干的侃侃而谈，并频频点头表示理解。听完之后，他说道：“我最不懂的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跑到巴黎来学艺术?”“在这个世界谈艺术，第—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其次为日本，日本的艺术又源自你们中国；第三是非洲黑人有艺术。除此之外，白种人根本无艺术，不懂艺术，这么多年来，我常常感到莫名其妙．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人乃至东方人来巴黎学艺术！”（杨继仁：《张大千传》第586页。）

毕加索的这一番惊人之论，令大千异常激动。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远离祖国的异邦土地上，能够听到异国艺术家对自己祖国艺术的崇高评价，怎能不使他激动与兴奋。临别时，毕加索把大千夫妇过目并得到称赞的那幅《西班牙牧神像》送给大千作为留念。这是一幅由大小不等的黑点和粗细不同的黑线组成的人头像，满头须发，鼻子歪在一边，两眼一大一小，像鬼脸似的非常古怪。很少送画给人的毕加索在画上题写了“给张大干，毕加索”等字样。

会面后不久，大千为毕加索画了一幅《墨竹》，并送了一套中国汉代石刻画拓片和几支精制的中国毛笔。大千送毕氏《墨竹》，而没有送自己最拿手的荷花，自有一番用意：竹为岁寒四君子之一，它表明大干与毕氏是君子之交的情谊，而且墨竹最能体现中国画的用笔特点，也合乎书法的用笔，从中可窥见中国画的奥妙和意境。

对两位大师的会晤，巴黎及西方新闻界纷纷给予评论，报刊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加以渲染，称之为“艺术界的高峰会议”，“中西艺术史上值得纪念的年代”，赞誉“这次历史性的会晤，显示近代中西美术界有相互影响、调和的可能”。“张大千与毕加索是分据中西画坛的巨子”。

在巴西期间，是大千较为安定的一个阶段，也是事业上的一个黄金时期。

1958年，大千60岁。这年8月，旅法画家潘玉良作品展在巴黎多尔赛画廊开幕，展出作品有油画、雕塑、水彩画等，其中的水彩画《浴》和雕塑《张大干铜像》被法国国立现代美术馆购藏，并永久陈列。同年，纽约“国际艺术协会”公选大千为“当代世界第一大画家”，并颁发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该协会每年从全世界美术家中选出一幅最好的作品授予这个称号，大千以1956年在巴黎展出的《秋海棠》而获此殊荣，这是中国画家获此荣誉的第一人。

在大千声名日隆，事业处于巅峰状态之际，自1957年开始由糖尿病引起的眼疾一直困扰着大千，成为大千晚年的心腹大患。此外，大千还患有胆结石，心绞痛等病症。在杂病缠身的同时，大千的怀乡之情也与日俱增。在疾病与乡愁的双重困窘中，大千却爆发出了从未有过的艺术创造力。

张大千的画风，先后曾经数度改变，前期绘画作品以1941年远赴敦煌作为一个转折，在此之前他以研究和临摹石涛、八大山人绘画作品为主，旁及青藤等诸名家，其中，尤以石涛为重点，晚年以六十年代泼墨、泼彩画风的形成为标志，泼彩泼彩画法，是在继承唐代王洽的泼墨画法的基础上，揉入西欧绘画的色光关系，而发展出来的一种山水画笔墨技法。可贵之处，是技法的变化始终能保持中国画的传统特色，创造出一种半抽象墨彩交辉的意境。艺术创作的关键，在于艺术家经过长期的生活和艺术实践积累后，在不断的探索中，由某一外界信息所给予的启发，从而产生创造性的思路，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灵感”。

一天，正在八德园中养病的大千，在一阵大雨后见园中树木 淋漓朦胧，遂以泼墨法绘成《山园骤雨图》。从这幅画中．人们敏感地认识到，它传递着一个信息，预示着大千的绘画艺术将有一 个巨大的变化。而在大千心中，这种感觉也在渐渐膨胀，一条新路也渐渐展现在眼前。尽管这种感觉也是朦胧的，但艺术的天地却豁然开朗。大千与人讲：“在此以前，我完全临摹古人，一点也没有变。从这张画以后，我发现不一定用古人的方法，也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表现。”大千托人到台湾镌了几方印，印文有“独具只眼”、“直造古人不到处”、“一切唯心造”、“老董风流尚可攀”、“一只眼”等。间接表达了他的豪气干云、创出新格局的自信满满。

如果说，50年代末创作的《山园骤雨》是泼墨法的开始，而60年代初创作的《幽壑鸣泉》是泼彩法的初创。从1965年至1969年间，大千先生的泼彩风格，已达到成熟的巅峰时期。《长江万里图》及《黄山前后澥图卷》，都是该一时期的代表钜作。

大千移居海外的二十余年，却是他创作力最旺盛，收获最大的丰收期。“全凭独具只眼”，“一切唯心造”，终而“直造古人不到处”。他发展出中国画史上前所未有的前卫艺术风格：大风堂泼墨、泼彩，终而达到他艺术创作的巅峰。

1959年，大千以12幅作品参加巴黎博物馆成立的永久性中国画展览厅开幕式，其中包含大千正处于创造、完善阶段的大泼墨作品。

1960年，大千在巴黎举行近作展，大部分为大泼墨作品。接着画展又在布鲁塞尔、雅典、马德里举行。大千在《谷口人家》创作中，开始尝试从泼墨到泼彩。

1961年，大千在日内瓦举行近作展，并在巴黎举行巨幅荷花特展，水墨淋漓的巨幅荷花被纽约现代博物馆购藏。

1962年1月，大千在巴黎创作了四幅通景巨幅《青城山全图》，此为他大泼墨技法的代表作。此图长555厘米，高195厘米，气派宏大，云山耸峙，烟雨迷蒙，笔墨酣畅淋漓，一气呵成。重墨染出山头，淡墨渲出云层，浓淡水墨之间，透现出山势云层。全图没有风雨，却有风雨之势，显示出泼墨技法的艺术魅力。大干在画上题写道：“沫水犹然作乱流，味江难望浊醪投。平生梦结青城山，掷笔还羞与鬼谋。”铃印为“老董风流尚可攀”、“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表现出大千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思乡怀土之情。

1963年，大千创作巨幅《荷花通景屏》，画高12尺，宽24 尺，分为6幅，每一幅既是独立的佳作，又是整幅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整幅画气魄宏大、生机盎然、淋漓酣畅。巨幅完成后不久，就被美国《读者文摘》杂志社以14万美元购藏，创下当时国画售价的最高纪录。这对于大千的绘画市场来说是重要的起点，也成为当时中国画的价值标准。此时的大千已从泼墨法过渡到泼彩法和墨彩合泼法，其代表作是1964年创作的《幽谷图》。这幅山水画高207厘米，宽117厘米。粗看满纸烟云，扑朔迷离，具有很强的抽象意味；细看则是山谷幽深、云气缭绕、万仞深涧。整幅画乍阴乍阳，冷暖相配，变化奇诡，显现出幽幽山谷的深不可测，使人感觉到一股清冽之气直透心脾。抽象与具象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1967年，大千作《山雨欲来》。画中，他用石青、石绿，色彩效果犹如蓝绿宝石纯净透明，色彩发挥强烈尽致，却能够不带丝毫火气，在设色上独步古今，表现了大千对色彩有极敏锐的天分，在色彩的运用上有超人的创意与成就，极具装饰效果，也表明大干是一个非常注重形式的画家。

1970年，大千一张创新风格的泼彩泼墨山水画《夏山云瀑》，将夏日山林浓郁、迷蒙欲雨的苍润效果，表现得前无古人。置身画前，云雾烟岚飘浮于山林上空的鸟瞰奇景，潮气阴湿之感连绵不绝。此画的表现形式与传统中国山水画的笔墨技法可说是迥然不同，充满了一种现代感，但其中的精神理念却完全符合宋代画家米莆父子所创的“云山”一派的理想，成为中国云山画派的真正传人。

在这些画中，大千大面积运用积墨、破墨、积色、破色等方法，将传统山水中没骨、泼墨和大小青绿的技法结合运用，并吸收西方抽象艺术和现代艺术的美感因素，在重视笔法的同时，更加重视渲染，将水墨和青绿、泼墨和泼彩融为一体，开创了化线为面，色墨融合，工写兼施，没骨写意的泼墨泼彩方法。其过程和特点是将墨或彩泼到不吸水的熟纸上，由于汁水并不渗透到纸内而是浮在纸面，过一段时间才会慢慢干涸，在渐干过程中，再加以点染处理。这样，山水画深厚凝重，荷花画墨色交融，使作品富有装饰效果的同时，更具有表现力。诚如王安石诗云：“看似寻常却奇崛，成如容易最艰辛。”自此，他的作品趋向苍浑渊穆、气势磅碍而宏大雄奇。我国古人有泼墨法，而无泼彩法，更无墨彩合泼法。大千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独创泼彩法和墨彩合泼法，为中国画开辟了一条新路。

大千所创新法，许多人都称之谓“泼墨泼彩”，大千自己却说：“是破墨，而非泼墨。”据画史载，泼墨法乃唐人王洽首创，后为米氏父子继以发挥，形成“米点皴”(有皴意而无皴法之法)。相传唐代王维曾作过破墨山水，但无法稽考。大千也说：“我的泼墨方法是脱胎于中国的古法，不过加以变化罢了。”他题画时又说：“元章（米芾）衍王洽破墨为落茄，遂开云山一派，房山（高克恭）、方壶（方从义）踵之以成定格，明清六百年来，未有越其藩篱者，良可叹息，予乃创意为此，虽复未能远迈元章，亦当抗手玄宰（董其昌）。”

大千用重色能使之透明，施艳色而不觉浮躁，并能在墨与色上反复将积、泼、破、皴诸法交错使用而不显淤滞，可见大千的用水之功非同凡响。浓破淡、淡破浓之法，已为现代国画家们常用，效果甚佳。而以色破墨，色不掩墨，水、墨、色融为一体，则难以掌握。大千长女张心瑞在巴西时亲眼见到她父母作画时的情景。她说：“父亲晚年作山水画并非一气呵成。往往需要画湿晾干，干后又加，甚至将画托裱以后再泼再破。有时将色泼在墨上，再将水泼在色上。还要把纸提起，有意地让色和水上下流淌，以达到最佳效果为止。”

大千的泼墨泼彩画法，最刺激人感官和最使人难忘的是他的色彩。从敦煌临画开始，大千才真正重视起色彩。其中有在塔尔寺见到的“唐长”的启示，以及喇嘛画师制造颜料和用色技巧的影响。敦煌壁画中艳丽而和谐的色彩促使他从自然固有色中蜕变出来，按照画家自己的需要去差墨遣色。他巧妙地将大青绿中的重色分染改为重色泼染并与泼墨法融汇在一起，加之反复地破来破去，构成了画面的朦胧感和神秘感。如果把大千晚年的山水画的色彩基调与敦煌壁画特别是其中的盛唐作品相比较，就不难看出两者确有血缘关系。

大千在用色上的成功，有力地配合并完善了他的整个新法体系。这种富有创造性的成功，使大千欣喜若狂。他对门人说：“我最近已把石青当作水墨那样运用自如，而且得心应手，这是我近来唯一自觉的进步。很高兴!很得意！”

大千画风的变化，有人认为是“来源于西画”。其根据是“固有的中国画只讲墨不讲色，只有具象，而无抽象”。大干说：“我近年的画在表现上似乎是变了，但并不是我发明了什么新画法，也是古人用过的画法，只是后来大家都不用了，我再用出来而已。”关于抽象的问题，他说：“中国画三千年前就是抽象的，不过我们通常是精神上的抽象，而非形态上的抽象。近代西洋名画家所倡导的抽象派，其实就是受中国画的影响。”当然，大千并不是没有吸收西画的任何优点，他对西方艺术的研究是深刻的，借鉴的方法也是稳妥的。他说：“一个人能将西画的长处溶化到中国画里面来，看起来完全是国画的神韵，不留任何西画的外貌，这除了天才而外，主要靠非常艰苦的用功，才能有此成就。”

大千开创的泼彩泼墨新风格，有不少人认为这只是他赶搭流行现代的新潮表现。殊不知大千精神本位从未脱离传统中国文化。如果没有古典传统的基础，也就开拓不出浪漫的现代精神，有一项人类文明的创新发展是可凭空产生的。

张大千30岁以前的画风可谓“清新俊逸”，50岁进于“瑰丽雄奇”,60岁以后达“苍深渊穆”之境，80岁后气质淳化，笔简墨淡，其独创泼墨山水，奇伟瑰丽，与天地融合。

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江兆申先生说大千一生有三次高峰：“青城山隐居期间，临摹宋元名画，成就达到第一个高峰；敦煌面壁，临摹古人名迹，成就达到第二个高峰；移居南美以后，夏日午后山园骤雨，遂摆脱古人成法，完全以自己的方法来表现，遂奠定了他自己的风格。总之，他是吸收了古人的技法，又发挥了自己的创意，对当今艺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与震撼的伟大艺术家。” ．

如实来讲，大千在中、青年时期的画，除荷花、海棠等少量作品外，大多数作品都是因袭前人或受前人影响较明显的。虽然画得好，但不是自己的。正如他自己所言：“昔年拟石涛惟恐其才人，而今又惟恐其不出。”60岁以前的大千一直在“出”的关口上苦苦挣扎。最后凭着他的勤奋和天资终于以自己的面目出现在画坛，以全新的艺术语言表现自己胸中的丘壑，由必然王国进入了自由王国。大千再不是“唐宋元明清”了，而是现代的、崭新的张大千。“老天夜半清与发，惊起妻儿睡梦间。翻倒墨池收不住，夏云涌出一天山”。学了半辈子石涛的大千此时对石涛有了更深 一层的理解：“石涛之画，不可有法，有法则失之泥；不可无法，无法则失之犷。无法之法，乃石涛法。”大千也身体力行地实现了石涛“笔墨当随时代”的主张。后来，大千在回顾这段时期的体会时说：“„„要凭苦学与慧心来汲取名作的精神，又要能转变它，才能立意创作，才能成为独立性的画家，才能称之为‘家’，画的风格自成一家的‘家’。”大千曾说的：“艺术家最起码要做上帝，因为艺术家可以创造天地。”40 年代，他给川剧表演艺术家周企何先生写过一幅小中堂：“画家当以天地为师，不可拘泥一格，所谓造化在手耶！”

在艺术实践的同时，大千绘画理论上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总结。1961年，香港“东方学会”出版了《张大千画集》，同时，大千表了美术论著《画说》。这是大千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理论著作之一，几乎总结了大千 50余年的绘画心得。文章首先强调了学画成功的秘诀是“七分人事三分天”，即主要是勤奋。这是大千一贯主张的。大千一生用功之深、治艺之勤绝非一般人可想见，因此他最不喜欢别人称羡其天分，以为他的成就是侥幸得来的。文章还对学画的过程、画家的修养与境界、中西画的不同等进行了精辟的总结，涉及中国画史、中西绘画比较、美学观、绘画技法等方面的内容，为不可多得的国画教科书。

五、心系故土 落叶归根

经过一番拼搏，大千终于冲出了艺术的藩篱，进入了艺术世界的自由王国。大千在他的泼墨泼彩天地中，随意挥洒，水墨淋漓，运用自如，真正进入了化境。此间，年逾古稀的大干，艺术创作心境是舒畅的。然而，内心深处却是苦涩的，他写下了许多催人泪下的怀乡诗，反映出他那颗始终不渝的赤子之心。“不见巴人作巴语，争教蜀客怜蜀山。垂老可无归国日，梦中满意说 乡关。”他在《题六十七岁自画像》中写道：“还乡无日恋乡深，岁岁相逢感不禁。索我尘容尘满面，多君饥饱最关心。”

大千思乡之情更反映在他的画里。他的泼彩泼墨作品大多以祖国的山水为题材，对故土的记忆和怀念成为这些“乡愁”山水画的无尽来源。1968年，大千长卷《长江万里图》是大千年用泼墨泼彩表达对祖国眷恋与热爱的代表作之一。这幅画高5．3厘米，长1996厘米，从岷江经流的索桥画起，一直到长江口的祟明岛为止，不但结构惊人，并且所经地方，都一一画出特点，技法和记忆力都使人倾服。画法基本上是复笔重色，加上大片泼彩。论景是千万壑，气势雄伟；论意是寄情山河，缅怀祖国。用这样宏大的布局，寄托深厚的思国之情，不是一般“胸有丘壑”的山水修炼所能胜任的，必须具备气吞山河的胸襟和饱满的爱国热情，才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长江万里图》在台湾故宫博物馆展出，立即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少年从画上第一次看到了长江，激起了他们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向往。

久居海外的大千非常关心和思念自己的祖国，也怀念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当他看到国内出版的黄宾虹等人的画册时，认为祖国很重视传统的绘画艺术，加以整理出版是很好的事情。他设法买了不少这类画册及祖国历史、文物考古方面的书籍。他还托人从国内买了梅兰芳、余叔岩、周企何的唱片和录音带。他多次托人传书带信，要故乡“天府”的肥泥沃土，要川剧《白蛇传》的录音带，要青城山道人用的棕拂尘，要内江的蜜饯„„摩耶精舍内有许多形状各异的巨石，这些巨石都用祖国大陆的名山古都命名，其中有一块就叫“西岳华山”。由于大千眼睛不好，就经常闭起眼睛去抚摸这些奇石，或站在窗口北望。1980年3月，一位美国客人给大千带去一包故乡成都平原的泥土。老人用颤抖的双手，捧起这包故乡的泥土，闻着那泥土的芳香，不禁热泪纵横，恭恭敬敬地把它供在了父母的灵位前。

在去国离乡的近30年中，大千萍踪海外，浪迹天涯，走遍了欧、亚、美，然而台湾是他去得最多的地方，他每年至少要回台湾一次。在这里，大千能见到许多老朋友，能听到京剧，能吃上地道的中国饭菜，一种浓浓的乡土气息温暖着大干，这是大干在异国他乡感受不到的。这种乡土气息令大千心情舒畅，而流连忘返，这对于大千日渐衰老和孤独的身心是一种不可替代的调剂和慰藉。大千在台湾的最后几年，一直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家乡和亲朋故友的眷恋与怀念。大千曾写过一首海内外广为传诵的梅花诗，借以表达他的爱国情操和对“台独”败类的痛斥：“百本栽梅亦自嗟，看花坠泪倍思家。眼中多少顽无耻，不认梅花是国花。”大千还曾敦促台湾当局与大陆实现“三通”，这些都表明大千“卅年家国关忧乐”的殷切心愿。

八德园四周，举目望去，尽是异国风光。但园内却是完全的中国传统，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全按中国庭园的传统布置，庭园的结构及园内的布局是中国式的；室内的家具也是中国式的。大千喝的茶，吃的饭菜，都按中国传统方式沏或烹饪。他永远是中式长衫，脚蹬中式布鞋。每遇父母、二哥、曾李二师的生辰死忌，他总是率先带着一家人磕头，举行上供等仪式。他的家教很严，要求家庭和睦，长爱幼，幼尊长。凡有长辈在座，晚辈均侍立一旁，而且不苟言笑，始终肃立，绝无声息。家中饭食再好，他禁止任何人只吃蛋黄，不吃蛋白，吃葫豆不准吐壳，吃剩了的饭不准随便倒掉，下顿做成泡饭。谁不这样做，他就会板起面孔训人。不管巴西的季节和中国的有何不同，他仍按照中国的时间和习惯过年。在家里，他严禁家里人说外国话，一定要说中国话，他自己则是乡音未改，大千始终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

1969年秋，巴西政府计划修建一座大水库，库址将经过大千的八德园。八德园的土地迟早将被征用，这意味着耗费了大千10多年心血的八德园将不复存在。面对这种痛苦的现实，大千则是调头而去，毫不留恋，表现了他非同一船的襟怀。

1970年，大千举家迁往美国加州，在卡麦尔城购一处房屋，命名为“可以居”。与八德园的宽敞与气魄相比，“可以居”自然是 小巫见大巫了。但它的附近就是美国西海岸的著名风景区“十七海里海岸”，怒涛拍岸，奇岩怪石，松涛阵阵，景色幽美，滨海公路曲曲折折，沿途尽是旖旎风光。在“可以居”期间，大千在继续治疗眼疾的同时，埋头作画，并频频地在各地举办画展。这一方面是要支付他的一大笔医药开支，另一方面要为购房置地作准备。

此时的大千是盛名之下，“画债如山，字债似水”，难释重负。大千一人要支撑一个庞大家庭的日常开销，要不断举办画展，以养家度日。在身体每况愈下的情形下，大千不得不挂出了《张大千鬻画值例》，大千把“值例”分为“画例”、“书例”、“书画鉴定”三部分。画例下列了花卉、山水、人物，分为堂幅、屏条、册页、卷子等；书例下的规定是真行同例，隶书加倍，篆书更加倍，并分为屏条、横幅、楹联、书眉题签等。书画鉴定附加题跋盖章等收费标准。收费一律以美元结算。此外还有一些规定是：作画皆粗笔山水，点景加倍，金笺加倍。叠扇不应，工细不应，劣纸不应，劣绢不应；写字为名片不应，市招不应，劣纸不应，来文不应，碑铭墓志面议；题跋不超过一百字，赝品不题。

以上“书画润例”，大千一直沿用至回到台湾以后。实际上，丹青无价，岂可局限。艺术作品本不可以金钱来衡量定评，大干的一幅画卖到十几万美金有的是，而兴之所至以精美书画赠人者，更是不计其数。大千定此“值例”也是出于无奈，而作为职业画家，这也是理所当然。

“可以居”固然是景色优美，但地方实在太小，不便于亲朋好友来访，更不便于作画，也不能够满足大干栽花种草、随意摆布的喜好和愿望。所以在此期间，大千一直在准备另觅一处称心如意的居所。大千的首要条件是不能离开这美丽如画的“十七海里海岸”。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大千终于找到一处较大的房屋，距“可以居”不远，虽然不靠近海岸，但周围尽是茂林修竹，浓阴垂碧，青翠欲滴。大千毫不犹豫地将其买下，并命名为“环荜庵”。

大千觉得自己垂垂老矣，几十年的奔波、漂泊，寄人篱下，万里投荒，使他疲惫不堪。思念乡土之情与日俱增，他想落叶归根，回到祖国的土地上。然而，是回大陆，还是去台湾，他在十字路口徘徊。大千最后之所以去台湾而不回大陆是有着种种原因的。

“文革”前，大陆通过访外代表团和驻外使节及有关人士，曾数次邀请大千回大陆。还曾通过大千的二嫂、子女几次邀请他回大陆观光、举办画展。但等到大千决定落叶归根时，“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却改变了大千在十字路口的徘徊。

大千1949年年底出国以后，始终以艺术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大千对政治毫无兴趣，他不愿谈自己不懂或不愿懂的政治，也不曾做过有损于民族声誉的事情。尽管他在一些问题上有自己的倾向和想法，但基本上采取超然的态度，一直以“超然的中国文化使者”的形象出现。客观地讲，大千之所以能在去国离乡的近30年中完成其传播中国文化，开创泼墨泼彩新画风的伟大事业，与他飘然海外，游离于大陆和台湾两个政权，超然于政治之外．活化了其艺术思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文革”爆发之后。大千非常想了解国内的情况，但他与国内的联系完全中断。1972年，大千托香港的朋友给国内的几个子女汇款，但杳无回音。他又给在成都当小学教师的女儿心庆去了 一封信。心庆收到信后，她不知读了多少遍，有的句子都能背下来了：“„„美与大陆虽无邦交，但已有往来，汝可将情况前去申请，必可得其准许。外孙女小咪，父所极爱，必须带来或留在我的身旁„„。”大干当然不知女儿的处境，女儿无法给他回信。心庆的丈夫是“右派”，父亲又在美国，在这样的年头，一定是要被打入另册的。其实何止是张心庆，张心瑞与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的丈夫萧建初一直在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张心智为躲避大批判，一直行踪不定当“逍遥派”。1966年8月，张大干的第三位夫人杨宛君被“抄家”，她保存的14幅张大千的画及珍贵照片被抄走。大千与徐雯波所生的儿子张心健，在“文革”中被定为“黑五类的狗崽子”，长期被“隔离反省”。张心健因不堪屈辱，于1971年7月愤而卧轨自杀，年仅22岁。张心健之死，大千至死都不知道，在他写遗嘱拟分遗产的时候，还给心健留了一份。

大千得不到任何信息和真实情况，脑子里的疑问越来越大。1976年，正当中国大陆的“文革”就要结束时，在海外漂泊了27年的大千，终于决定要回到祖国的土地上定居，正式申请移居台湾。他对朋友们说：“人老了。终要落叶归根。台湾也是中国土地的一部分。在外国人地生疏，习惯不同，很不方便。台湾有很多老朋友，而且很方便治疗自己的眼病和其他疾病。这里有真正的中医，药也齐全。”因为大千从来就相信中医。

台湾当局为了大千回台湾定居，不断地主动接近大千，有关人士也不断登门邀请。从1967年开始，几乎每年都要举办张大千画展。特别是1973年以后，组织画展活动越来越频繁，仅1975年就举办了四次有关画展。大千每次到台湾都会受到台湾有关方面的隆重接待。1976年，当大千决定要回台定居后，台湾有关方面更以实际行动对大千表示欢迎。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举行了“张大千先生归国画展”，在开幕式上，台湾教育部长蒋彦士亲自向大千颁发“艺坛宗师”匾额，并请大千担任台湾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台湾隆裕汽车公司董事长严庆龄请大千画了一幅荷花，事后，严送大千一部该公司生产的隆裕200型小轿车。于是，台湾便盛传大千“一朵荷花换一辆轿车”。此外，台湾还出版了《张大千作品选集》、《张大千画集》第一册、《张大千九歌图卷》。台湾著名电影导演吴树勋经过长时间的准备，拍摄了一部题为《张大干绘画艺术》的纪录片，该片分为“写意荷花”、“浅绛山水”、“泼墨云山”三部分，基本概括了大千绘画发展的三个阶段，片中既有作品介绍、艺术见解，还有大千的作画实况，这对于纪录和再现 一代大师的艺术活动，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活动，自然会使大千相当满意，也非常感激。

大千在台湾定居后，台湾当局表示要赠送大千一套住宅，但被他婉拒了。习惯于开辟自己的天地，以求随心所欲的大千，在近80高龄之际，仍然要坚持自己建一所住宅。有在巴西和美国的“前车之鉴”，大千一定要选择一块钟灵毓秀、风光无限的风水宝地。而且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建造自己的居所，这自然有其 特殊的意义。因此，大千根据自己的一贯喜好及其他方面的因素，提出了三个选择条件：一是距台北20多里路程的郊区；二是山青水秀，有几棵大树更好；三是如果能有几个小池塘种荷养鱼尤佳。

1977年元月，大千在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购下了一块地皮。该地正处于内外双溪的汇流处，漏漏溪水流过树林和草坪，环境优美，也很幽静，而且距荣民总医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也较近，便于大千就医和工作。

1978年8月，新居落成，大千将之命名为“摩耶精舍”。这个名字有着十分深刻的含意。佛家经典记载，摩诃摩耶王后是释迦牟尼的生母，又称摩耶夫人。摩耶的本义为“大幻化”、“大术”。大千晚年使用的印章常有“一切唯心造”、“得心应手”、“神遇”、“法匠”、“大千逸者”等，表明其艺术已出神人化，随心所欲，不为世俗所囿，不被笔墨所拘，同时表明自己追求艺术的至高至善境界。

摩耶精舍的房屋为二层建筑，一楼有大画室、大客厅、主卧室、餐厅、电视间等。二楼有五间卧室和一个小画室，屋顶是一个小花园。为上下方便，楼内还设有电梯。大客厅中摆放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奇石，琳琅满目，干奇百怪。大画室除了一张大画案和文房四宝外，画案后面的墙上挂着大千父母和兄长的放大照片，正面墙上是曾农髯师的一幅墨梅和他用隶书写的左思《三都赋》中的《蜀都赋》。其余墙上则挂着大千收藏的名迹，并不时更换，一则为了与朋友共同欣赏，二则避免封尘太久。不论壁上的画怎样变换，大千总要挂一两幅他的恩师及二兄善（子子）的作品，可见其对师长和兄长的怀念之情。

迁入新居，大千每天要在园中漫步流连，让自己沉浸在一片浓密的绿意里，耳闻淙淙的溪水声，时有清风吹拂着他的美髯，一切是那么美好样和。艺术家在国外漂泊多年的心灵得到了憩息，生命中的活力在不断滋长。他的诗里不再有投身夷荒、欲诉无人的感慨。笔下的山水，也由异乡的湖光山色变为祖国壮丽的山河。

1979年4月，81岁的大千自感身体大不如以前、决定立下遗嘱，以便处理后事。4月12日，大千请来老朋友张群、王新衡、李祖莱、唐英杰以及律师蔡大乘，夫人徐雯波也在场，他坦然平静地口述了遗嘱内容，由代笔人兼见证人唐英杰记录。遗嘱中，大千把自己的遗产分为三部分：

一、自作书画；

二、收藏古人书画文物；

三、摩耶精舍房屋和基地。大千将古字画文物捐给台湾故宫博物院，房屋基地捐给有关文化艺术机构。大千毕生没有巨额积蓄，大部分卖画收入用来收藏古文物字画和房舍庭园建设。而这些珍贵的文物以及房舍全部捐献给公益机构。大千只将自己所作的书画分成16份，由妻子徐雯波、儿子心智、心

一、心玉、心珏、心澄、心戈、心健（文革”中自杀，大千不知道）、心印，女儿心瑞、心庆、心裕、心娴、心沛、心声及第三位夫人杨宛君继承。

“文革”之后，大陆的亲属与大干的联系开始恢复。1978年，天津市发现了大千于1938年3月为天津著名企业家范竹斋画的巨制《十二条临古山水画》，新华社向海外播发了这一消息。从此，大陆报刊开始陆续发表有关大千的各种评论和回忆文章。海峡两岸信息的沟通，一方面使大千能与自己的骨肉亲人互通情况、交流感情，另一方面也使得岁值垂暮的大干更加思念亲人。当他知道 内地逐渐走上正轨，他的子女亲属纷纷落实政策后，他的心里很高兴。他知道长子心智当选为宁夏自治区政协常委，并提任宁夏博物馆副馆长；次女心庆当选为成都市人大代表，心瑞、建初夫妇也受到了政府的关怀和照顾，当年与大千嬉戏的外孙女莲莲早已成为大学教师，另一个外孙女也考上了美术研究生„„，三哥的儿子心义也落实了政策，现在成都市龙泉释财政局工作，大干很高兴，马上画了一幅《迎春茶花图》送给心义，并题道：“见报后，知汝已平反，改职龙泉驿，私心稍慰„„”。

迟来的春天，1980年春节，大千的故乡四川内江市举办“迎春画展”，展出了大千流散在家乡的早期作品，他的乡亲们都感到很自豪。

1980年到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5集《张大千画集》。天津出版了张大千国画挂历。《内江市志》收入了张大千生平、从事绘画艺术经历介绍。1982年，宁夏银川市举办“张大千画展”。四川、甘肃、宁夏 三省区电视台联合摄制了电视专题片《国画大师张大千》。四川省内江市政府开始筹备张大干纪念馆。1981年，就在大千83岁寿辰即将来临之际，内江市编史修志委员会从大陆给大捎去了寿礼——内江“铨源老号”的四样蜜饯：天冬、樱桃、桔红、佛手。大千很吃惊。也很感动，他对家人感叹道：，‘看来家乡父老还没有忘记我。”为了表达对家乡的热爱，大千挥毫题写了“内江市志”、“内江县志”、“青城山上清官”等。

2002年海峡两岸“张大千绘画艺术回顾展”在北京首次联展珍藏。这次画展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全部展品中，来自台北历史博物馆的就有六十幅，是大千先生旅居海外和居住台湾时所做。台北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墨荷通屏》是此次画展中尺幅最大的作品，高逾三米，宽近六米。画面开阔，气势恢弘，宏伟中兼具秀丽之韵致，是张大千敦煌归来后画风转变的代表作之一。

1981年夏初，旅日朋友李海天请大千为他在日本横滨新建的高级观光旅社画一巨幅。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大千为了表达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眷恋，决定画庐山。然而，走遍祖国名山胜水的大干，却从未去过匡庐。没有感性的东西，怎么能上升为艺术的理性?何况这是一幅36尺长、6尺宽的巨画。对于八十有

三、疾病缠身的大千，体力状况也不允许他完成如此巨作。但是大干要凭他几十年游历祖国山川的心得，决定要绘出胸中的庐山，同时也要和自己的生命作一次较量。他请朋友们为他搜集有关庐山的资料，自己也找来一些有关书籍阅读，并且有意识地和一些去过庐山的人交谈，来寻找对庐山的感觉。这样，经过一个阶段的酝酿，庐山的面目渐渐地在大千的心中鲜 活了起来。“形成于未画之先。”大千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1981年7月7日，大千的巨构《庐山图》开笔。开笔典礼十分隆重，大千身着团花长袍，头戴东坡帽，脚蹬青缎鞋．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张群、张学良夫妇、王新衡夫妇、王一方夫妇、沈苇窗、黄天才等宾客齐聚摩耶精舍，表示祝贺并观礼。画室的场面十分壮观，一块高1．80米，长10米的整绢铺在巨大的画案上。此前，大千把原来的画室进行了改造，打通了隔壁的小屋，移走了原来的家具，将画室内的两根木柱锯掉，专门制作了一张特大画案放在画室，前后耗资新台币数十万元。画大画的工具、材料全部摆列整齐。大笔、排笔、大碗、大盆„„只等主人尽兴挥洒。大千由夫人任助手，陪侍登场，先将画布全部打湿之后，大千拿起一支有如拖把的大笔，站到一只矮脚凳上，把笔头往墨盆里一挠一滚，然后双手拾起大笔往画布上大拖大拉。之后，大千把长袍袖口一卷，拿起一只盛满青绿颜料的瓷钵，在绢布的一另一部分小心翼翼地连泼带洒，接着又拿起排笔，一面引导青绿颜料的流浸，一面又把排笔沾上颜料点点染 染。忙了几个钟头，只是一个开头，还看不出画的眉目。在场的人无不感到，要完成这样的巨制，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

《庐山图》是大千平生创作时间最长的作品。创作期间，他数次在画室里晕倒，并被送到医院急救，而每次都化险为夷。在平日里，他每画一阵，就得口含一粒心脏病特效药。这一旷世巨构，就是大千在“拼老命”的状况下，前后费时一年半完成的，他终于使气势雄伟、浩瀚万千的庐山真面目跃然纸上。在这幅画中，大千以泼墨拨彩法写出的逶迤山势，云务横锁，古木森森的庐山真面目。

大千晚年，尤其是在台湾时期的画风，是以粗笔写意为主，工笔则几乎绝迹不画了。因此在风格上，早年的俊秀、中年的精工，都在晚年转向趋于朴茂、沉郁和老苍，甚至于拙重。大千在台北赶画《庐山图》之际，已是人画俱老，风格直趋简朴，青壮年时期的精工设色用笔已不再。台北时期由于整体环境使然，不能像巴西时期一样静下来从事精心创作。不过，大千还是竭尽全力画了最后一幅《庐山图》的巨构。虽然因为体力不支，未能作出他最称心的表现，但是整体结构气势浩然的《庐山图》，还是不负所望地为张大千的传奇，画下最令人赞歎的精彩句点。

《庐山图》还没有完全竣笔，台北历史博物馆就已定好展出日期，大千只好送付托裱，如期展出，准备等到展览后再行修改润饰。然而，老人没有想到，这幅寄托了他深厚的故国之思的《庐山图》，竟是他最后的一幅绝笔画。

值的一提的是，张人千特别擅画巨幅画作。纵观本世纪画坛，高手林立、名家辈出。但是擅画巨幅作品的并不多，像齐白石、黄宾虹、陆严少、关良、吴作人、张大壮、沈千丞等名家大部擅画小幅作品，而张人千是越大越能表现自己的艺术风格，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他曾说：“会作文章的一生必要有几篇大文章，„„这才可以站得住，画家也必须要有几幅伟大的画，这才能够在画坛立得住。”在张大千的作品中，有许多著名巨幅力作，1946年在大陆创作的《青城山》四屏（195×555.4匣米）；1967年和1968年在巴西八德同创作的《幽谷图》（269×90厘米）和《长江万里图》手卷（52.8×1980厘米）；以及晚年这幅在台湾摩耶精舍创作的《庐山图》（200×1200厘米）等。如此人购手笔、如此大的气魄，古代没有，当代少见。

1983年3月8日早晨，大千在夫人搀扶下来到画室。走了几步路后，他感到胸中特别闷，含了一颗药后，觉得稍好些。他让夫人抱来13本《张大千画集》，要为大陆的朋友、弟子亲题画册。夫人觉得大千气色不好，劝他改日再题。大千固执地说：“此时不题，以后再无机会了。”老人准备分赠的13位故旧是：著名画家 李可染、李苦禅、王个移、门生西安何海霞、天津慕凌飞、北京田世光、刘力上和俞致贞夫妇、上海糜耕云、潘贞则、王智园、苏州曹逸如、常熟曹大铁。老人俯首画案，两手颤抖，慢慢在画册上逐一题写。当题到第13册时，老人突然头一歪，笔杆从手中脱落，身子斜倒在地上。

大千被送进台北市荣民总医院，经过抢救，仍然昏迷不醒。诊断结果是急剧心绞痛引起糖尿病、脑血管硬化复发，病情险恶。

大千一直昏迷不醒，报纸、电台纷纷报道大干病发住院的消息。他的画立即在台北和世界各地提价。3月16日，大千家属委托台北市苏士比拍卖公司，将大千的两幅泼墨荷花拍卖，并将现款立即送住医院，以作抢救费用。但是，经过全力抢救，昏迷了24个昼夜的大干，没有留下任何一句遗言，于1983年4月2日晨8时15分，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溢然长逝，享年85岁。

大千之死的消息立即由台湾的新闻机构及美联社、法新社、合众社等驻台分社用电波传向世界各地，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当天，新华社发布电讯稿，全国各主要报纸和广播电台也纷纷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大千逝世的消息。祖国的亲人、朋友、弟子及美术团体和机构纷纷向台北发去唁电，表示沉痛哀悼。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唁电说；“惊悉大千先生在台北不幸病逝，至感悲恸。先生中国画艺成就杰出，向为人所仰慕，他的逝世是中国美术界的一大损失。特电致哀，以表海内朋友念慰。”大千的遗体于4月14日火化，骨灰于4月16日安葬于摩耶精舍后园的梅丘之下。至此，大千实现了他“独自成千古，悠然寄一丘”的遗愿。

大千是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他的逝世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画坛的巨大损失。在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中，大千锲而不舍，不断创新，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大千的绘画艺术涉及中国画的所有画科，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他完成了其开派创新的光辉历程，并把中国的绘画艺术播扬于世界．用其毕生精力，在现代中国艺坛竖起一座令人敬仰的历史丰碑。他不仅是一位国画 巨匠，在书法、鉴赏、收藏、篆刻、诗词、园林、美食等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也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的这些成就是人类精神文明中的瑰宝，它们不仅在他生前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在他死后的今天和将来，也将被人们继承和发扬光大。

张大千在六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有人粗略统计他创作作品近三万幅，虽多已散轶，但存世作品仍有五千余幅。其作品价格处于市场的最高层次，在海外，大千的作品常常创下惊人的成绩。1963年，他的巨幅《荷花》被美国著名刊物《读者文摘》用6万美元买下。1965年，大千在巴黎举办的画展上，他的六幅泼墨荷花通景屏曾被美国藏家以14万美元购得，创中国画最高价。80年代初，他的作品开始在海外拍卖场上频频亮相，并成为拍卖行和典藏家的抢手货。1987年他的《桃源图》在苏富比拍卖中以187万港元成交；1989年，他的《松壑飞泉图》在苏富比拍卖中以287万港元成交；1991年他的《灵岩山色》在佳土得拍卖中以429万港元成交；1992年他的《青城山》（四屏）在苏富比拍卖中以748万港元成交；1994年他的《幽谷图》在苏富比拍卖中以816万港元成交；《一花一世界》在台湾两次义卖中先后创下5000多万新台市和6000万新台市的空前天价。2002年１０月２８日香港苏富比的秋季拍卖会中推出张大千于1975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卡梅尔的画室完成《泼彩朱荷屏风》以2020万港元（约465万新元）成交，创下中国现代书画拍卖的最高价记录。这也是国际拍卖市场上首幅估价逾港币千万元的中国近现代画作。从总体上大千的作品始终处于中国书画价格的领先地位。

张大千纪念馆位于内江市东兴区东桐路圆顶山,西林寺西侧,南临沱江,与市中区仅一江之隔，纪念馆占地31.46亩，主体建筑有大风堂、画苑，配有长廊、亭、榭、水池、花园、山石等，采用三合院、四合院几重进院落式布局，独具民族民居建筑风格。馆内收藏并展出大千先生各个时期的艺术作品，介绍了国画大师一生的艺术成就和艺术生涯。馆内园林布局精巧、环境幽静，是内江市区内风景秀丽的名胜。六、一代仿古高手与鉴藏大家

大千不仅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画大师，而且是一位极富个性、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其趣闻轶事之多、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在20世纪中国画坛上是极为罕见的。大千可写的东西实在大多，他的绘画、书法、诗词、鉴赏、金石、烹饪、法号斋名、为人、游历、甚至与女人都是值得一书的。这里仅介绍大千艺术仿古和收藏方面的成就。

中国传统书画源远流长、历史悠久。这门艺术的学习一般师承性很强，它主要是通过临摹，这是条公认的、行之有效的学习途径。特别是在我国没有美术院校教育之前，学画临摹前人的作品是惟一途径。在古代，文人雅土、墨客也常常把乱真作为自娱的一种时尚。那时，人们并不以造假为过，反而以此来展露自己的才华。张大千的学画也是从临摹入手，他早年曾拜在曾熙和李瑞清门下。由于曾和李收藏历代名画甚丰，使大千有机会饱览众多占人名迹，饱受熏陶。张大千在早、中年时期主要以临古仿古居多，花费了一生大部的时间和心力，从清朝一直上溯到隋唐，逐一研究他们的作品，从临摹到仿作，进而到伪作。特别是他临仿清代石涛、八大的作品十分精到，维妙维肖，几近乱真。石涛、八大和明代徐渭等画家的早、中、晚期各有什么特点，各用什么印章，用哪方印、什么印章在哪一年跌损过，留下什么痕迹，他都精心研究过，加之他高超的绘画水准，又利用一些古、旧纸张作假，故他的伪作一般很难识破。二三十年代，大千就以伪古而享誉大江南北，其伪古的范围之广、题材风格之丰，质量之高，恐怕当今画坛无人与之匹敌。

从范围上看，大千的临摹既没有满足于一家或几家，也没有局限在一个朝代或是两个朝代的名家。而是从清代石涛起笔，到八大、陈洪绶、陈淳、徐渭等，进而涉及明清诸人家，再上溯到宋元，最后上溯到隋唐。他把历代有代表性的画一一挑出，由近到远，潜心研究。如南朝梁的张僧繇，唐代的王维、孙位，五代的董源、巨然、顾闳中、膝昌佑、邱文播，宋代的李成、李公麟、赵佶，元代赵孟（兆页）、王蒙、倪云林、黄公望、钱选，明代的沈周、唐寅、陈淳、徐渭、陈洪绶、张大风等。据民国时期一流鉴定家张葱玉回忆，早年他曾应张大千之邀，会同朋友赴苏州网狮园游玩厂偶然发现园内有一间房门半开，他推开房门一看，大吃一惊，墙上挂满了宋、元、明、清等历代名画，有唐伯虎、沈石田、石涛、王石谷等，经仔细看，才知皆是张大千的笔迹。

然而对这些大千并不满足，又向石窟艺术和民间匠人的艺术学习。尤其是在敦煌面壁三年，临摹了大量历代壁画，成就辉煌。这些壁画以时间跨度论，迭经北魏、西魏、隋、唐、五代等朝代。从题材风格上看，也是无所不涉，山水、人物、花卉、走兽、翎毛，鱼虫等题材；工笔、写意、白描、没骨、青绿、浅绎等手法；唐人的朴厚、宋人的法度、元明的笔墨意境等风格，包罗万象，让人眼花缭乱，难以置信。人千的临摹可谓史无前例。历史上许多人临摹的画一般只能临其貌，并未能深入其境。大千的仿古从临摹仿效直达神似乱真。拿大千仿石涛和八大作品来讲，他不是追求石涛、八大表面貌合，而是从笔法特点入手，从心灵深处去画。同时，去体会他们作品的内在神韵。为了考验自己的仿古作品能达到乱真的程度，他挑战像黄宾虹、罗振玉、吴湖帆、博儒、陈半丁、叶恭绰等鉴赏家及世界各国著名博物馆专家们的鉴定。早在二三十年代，大千的伪石涛作品就曾骗过石涛专家黄宾虹和陈半丁，伪梁楷的《睡猿图》骗过了吴湖帆、溥儒等鉴赏家，并留下了许多趣闻轶事。在投师李瑞清门下期间，大千得识著名国画大师、书画收藏和鉴赏家黄宾虹先生。一天，黄宾虹去拜访李瑞清，适逢李师刚从书画摊购得一幅石涛山水长卷，黄老见此画笔墨纵横淋漓、意境苍莽新奇，不禁为之拍案叫绝。经黄老再次仔细鉴定后，确认为是石涛真迹。黄老为李师购得此画而感到庆幸。第二天，黄老怀揣重金，也来到城隆庙古玩街，准备碰碰运气。浏览了半天，他终于在一摊位上发现一幅石涛的山水长卷，且技法纯熟远在李瑞清所购的那幅之上，也万万没有想到竞以100元成交。黄老先生掩饰不住内心喜悦，拿着画直奔李瑞清家。一进门就颇为自得地让李师观赏。此时，大干正在李家，见此情景，不禁哑然失笑，因为此画实为大千闭门造车的仿作。出于对大师的敬重，也为了不让他遭受蒙骗，大干掏出100元恭恭敬敬地呈给黄老，并告诉他此画确为自己仿作，要求黄老见谅。黄老在惊异之余，对大千的才能佩服不已，数日后出一对联，以赞大千的奇才：“八大到今真不死，大干而后又何人”。

一次，北方颇有名望的画家兼收藏家陈半丁新获得一册石涛的画页，特地邀请当时北平的艺林名家陈师曾、王雪涛、徐燕孙、周养庵等人前来欣赏。其时大干正客居北平，经友人推荐，也应邀来到陈府，以一睹这“石涛画册”为快。当陈半丁小心翼翼地从内室里双手捧出一个镂刻精美的檀木画匣，郑重其事地打开取出画册时，大千看见上题“金陵胜景”，心中便有了几分怀疑。待陈半丁又翻了几页后，大干不禁脱口说道：“原来是这个册子，是我画的。”一语惊四座，主人更是大为不悦，大家也都认为这个年轻人口出狂言，唐突前辈。大干不慌不忙地把画册的内容以及题款、印章等如数家珍地一一道来，大家边听边看，竞与大干所说一字不差，众名家无不为之震惊，陈半丁更是气愤之极，连老花镜也掉在地上打碎了。这位画了几十年石涛的著名画家，今天竞栽在一个后生小辈手里，心里的窝囊劲实在是难以形容。由此可以看出张大千伪古的特殊才能，大干的此举无疑是在向当时的名家权威挑战。

又有一次，大千去天津，在著名书画家罗振玉的家里看到一幅石涛的条屏。大干认为此画不是石涛的真迹，而罗振玉当然认为此画是真无疑，而且曾有国内外收藏家出高价收购，他都没有出手。今天竞有人认为此画是膺品，岂不是信口雌黄，胡言乱语。罗振玉勃然大怒，教训了一顿大干。大干相信自己的眼光，受此羞辱后，自然想出口气。经过一番研究，大干特意绘制了四幅“斗方”，其内容尽是属于小品的鸟兽鱼虫。一般说来，仿制品不会是这种小品画，正因为如此，经过大干与书画商人的巧妙安排，罗振玉自认为价廉物美地购下了这四幅小斗方，得意之情溢于言表，遂大宴亲朋同道，赏画对月，不亦乐乎。大干也在被邀之列。席间，罗振玉拿出“斗方”，让亲朋共赏，宾客赞不绝口。在一旁观看的大干却故意悄悄地对罗振玉讲此画有问题，罗振玉一听，又是这个张大干在泼他的冷水，自然更为愤怒。但大干却进一步告诉他这四幅“斗方”为自己所作，并且拿出印章对照，果然一丝不差。顿时，一向以鉴赏名家自居的罗振玉汗流浃背，难以下台。

实际上大千许多仿作的艺术价值及它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较之真的古代名家的真品已有过之无不及。现世界上许多博物馆都藏有他的伪作。现世界上许多博物馆都藏有他的伪作，如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收藏有他的《来人吴中三隐》，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有他的《石涛山水》和《梅清山水》，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他的《巨然茂林叠嶂图》，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二十一观音》、《罗释迦牟尼造像》隋唐的佛画等。因此，称他为一代伪占高手实不为过。陈寅恪说：“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人才特具，虽为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民族艺术上别开一新界境。”

张大千不仅是一代仿古高手，而且也是超一流的鉴定收藏大师。他的画名掩盖了他的鉴藏才能和成就，他不仅在同代，即使明清以来数百年间，恐怕无出其右者。从收藏方面看，大干早年跟随曾、李两位老师时，因曾、李两位老师藏有众多历代名家字画，使大千有机会看到历代名家真迹。同时，也使大千养成了收藏古字画的习惯和爱好。

1925年张大千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举办第一次卖画展就获得二千大洋巨款，从此开始大量收购古代字画。一次，他看中了一位江西老画家欲出售的一批古代字画，双方议定以1200块银元成交。大千先付了400块，余下800块要等四川家人汇来。可左等右等不见银元汇来，正在无计可施之际，曾师突然出现，并替他还了这800块大洋。如释重负的大千自然对曾师感激涕零。

1921年至1930年间，张人千曾在上海先后出版了《石涛和尚、八大山人山水精品》、《仿石涛山水金陵胜景》、《仿石涛山水册页》、《大风堂藏画》、《大风堂原藏石涛和尚山水集》（三册）等画册，表明了大千收藏古代字画不仅多，而且精。1944年3月15日他曾在成都举办了“张大千收藏古书画展览”，观者如云，甚为轰动。共展出张人千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古代精品170余件，其中有巨然、苏东坡、赵于昂、黄公望、文徵明、沈周、唐寅、仇英、陈老莲、八大山人、石涛等。

在大千的藏品中，以石涛的作品最丰。40年代初，大千收藏的石涛作品就有上百幅之多，他曾请篆刻家方介堪为其刻治“大千居上供养百石之一”的印草，专为钤印石涛真迹之用。张人千晚年曾对友人说，“他收藏石涛真迹最多时约五百幅。”美国的傅申先生在《大千与石涛》中说：“大千是历来见过和收藏石涛画迹最多的鉴藏家，绝对不是夸张之间，不要说当世无双，以后也不可能有。”傅先生还称张大千为“今之石涛”、“石涛再世”。

尤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大千爱画成癖，搜求无止，有时为购一幅古代名迹，不惜倾囊以付。他曾用500两黄金、20幅明代字画换回著名的董源代表作《江堤晚景图》；用700两黄金购得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宋人《溪山无尽图》等名作，此外还用数百两黄金收购了董源力作《潇湘图》。可喜的是大千花巨资购得的五代董源的《潇湘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及一宋人画册等国宝，最终回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

在大千在1945年回到北平期间，购得名画《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夜宴图》作者顾闳中，工画人物，善写神情意态，用笔圆劲，设色浓丽。图中主人公韩熙载原为北方人，其父在后唐内部争夺中被杀，韩逃到南唐，有统一中原之志，但未获重用。后主李煜欲任他为相，为了考察其生活情状，特派宫廷画师顾闳中潜入韩宅进行观察。顾闳中目识心记，绘成举世闻名的《韩熙载夜宴图》。

这幅有1000多年历史的艺术珍宝，在我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历代皇宫藏画精品，后来传到末代皇帝博仪手中。辛亥革命后，薄仪被逐出紫禁城，也没舍得把它卖掉。30年代，博仪在伪满洲国当“皇帝”，又把此画带到了长春。抗战胜利后，博仪成了战俘，解往苏联，这幅画遂流落到古玩商手中。当时，大千在北京本欲买一处王府，要价500两黄金，己交了定金，但大千见到这幅画时，深知王府易得．而名迹难遇，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毅然不惜重金购下此画。大千当然对它情有独钟，专门刻了一方“东西南北只有相随无别离”的印章，铃在画卷上。

新中国成立不久，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长郑振铎获悉：解放前大陆收藏家收藏的大批书画、图籍等珍贵文物流到香港，待价而沽。经再三思量，郑振铎向时任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和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作了紧急汇报。3人经反复研讨，决定以文化部的名义向周围来总理汇报这一情况。1951年3月，周总理接报告后立即同意由国家拨专款抢救文物，并成立香港“收购小组”，秘密进行文物收购。

香港秘密收购小组在收购了大批珍贵文物回国后，小组负责人徐伯郊又利用自己与张大千的私人关系，动员张大千将其所藏的《韩熙载夜宴图》等一批国宝“卖”给了祖国。当徐伯郊把郑振择的意思转告张大千后，张大千对郑的关心十分感动。虽然张大干最终没有回国，但他却把自己最心爱的五代画《韩熙载夜宴图》、董源画《潇湘图》、北宋刘道士画《万壑松风图》以及敦煌卷子、古代书画艺迹等一批国宝，共折价仅2万美元，以当时极低的价全部半卖半送给了祖国。从此，《韩熙载夜宴图》等一批国宝级文物便成了国家文物局馆藏稀世绘画珍品。《韩熙载夜宴图》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1955年，大千在日本出版了《大风堂名迹》四集，收集了历代名家字画珍品，现已成为世界各国博物馆收存的必要参考画册和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的主要资料。他去世后，根据大千遗愿，所藏的书画全部捐献给了台湾博物院，据当时台湾方面报道，该院接收的张大千藏品计历代名画69件，书法6件，其中隋唐6件、五代8件、宋代23件均为稀世珍品。包括董源《江堤晚景图》、宋徽宗赵佶《鹰犬图》、梁楷《寒山拾得》、《山居图》、元黄公望《元池石壁图》以及明代沈周、唐寅等人的名作。

中国古书画的鉴定涉及因素相当多，而且相当复杂。鉴定主要靠经验积累。大千由于看得多、临摹得多，故对历代名家笔墨技法了如指掌，造就了他过硬的鉴别真赝、优劣的本领。早在1928年，日本的有关机构就邀请大千去鉴定一批中国书画。1929年中华全国第一届美术展览会，张人千被聘为美展作品干事。1931年，张大千与张善子、王一亭等人被聘为中国古代书画出国画展的审查委员，负责审定赴日展出的宋、元、明、清各代展品。以后还担任过北平故宫古物研究所的导师。抗日战争爆发后，故宫博物院专门成立了一个古物鉴定委员会，张大千又同张伯驹、徐悲鸿、启功等人被聘为鉴定委员。可以说那时大千已彼中国书画鉴定界公认为近现代“鉴定权威”。而大千对自己的鉴定能力历来十分自信，他在《大风堂名迹》第一卷首自序中自称“五百年来精鉴第一人”。也正是大千有着过人的眼力，使众多国宝级的古代名家珍品被大千觅得，成为一代鉴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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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参考书目：玉龙《张大千》 湖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