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法》中的保险合同使用本科毕业论文（精选）

第一篇：论《合同法》中的保险合同使用本科毕业论文（精选）

开放教育试点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论《合同法》中的保险合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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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时间： 2013年12月4日

目 录

摘要..................................................................2

一、问题的提出............................................................3

二、保险合同订立前之预先免除..............................................3

三、保险合同订立、保险事故发生前之事免除..................................4

（一）危险程度增加通知义务之法理......................................4

（二）保险法的三个观念................................................5

四、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理赔前之放弃或和解................................8

五、保险理赔后之放弃或和解................................................8 结语......................................................................9 参考文献..................................................................9

摘 要

在保险公司上班五年，学习《保险法》后结合现实中工作中对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缔结前”与“保险合同缔结后、保险事故发生前”的免除行为，应分别适用“告知义务”与“危险程度增加通知义务”之法理予以规范，以填补现行法的漏洞；对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理赔前”的放弃或和解，应舍现行法所采“免除保险给付义务”之立法政策，改采“依妨碍之程度减轻责任”之立法政策，以符公平正义之法谛；对被保险人在保险理赔后的放弃或和解，须强化被保险人积极协助代位的义务，以使保险人的代位权得以顺利行使。

关键词 保险学 合同法 保险法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现行《保险法》虽为妨碍代位设有专门规定，但其问题丛生，主要表现如下：（1）体系凌乱（2）内容残缺。（3）逻辑混乱。（4）立场偏颇。（5）文法错误。鉴此，本文拟针对不同时段妨碍代位行为之特性，结合保险法学说与司法实践试作探讨，以期对完善我国保险立法有所裨益，并为正在拟议中的《保险法》司法解释提供参酌。

二、保险合同订立前之预先免除

以“告知义务之法理”为漏洞补充根据对国内外保险实务的观察，该种情形最早发端于 19 世纪初叶的海上货物运送合同，盛行于 20 世纪的海上货物运送业，曾被美国著名保险法学者肯顿教授戏称为“保险人与承运人之间最大的世纪争斗事项”。投保人履行告知义务后，保险人仍同意承保的，保险人不得以投保人放弃对该第三者行使赔偿请求权为由拒绝支付保险赔偿金。投保人未履行告知义务，保险人请求解除保险合同的，应予支持。保险人可因此拒付保险赔偿金；保险人已支付保险赔偿金的，可以要求被保险人返还或向第三者追偿。”

我国《保险法》第 16 条第 2 款关于“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规定即揭明这一意旨。重要事实之外延有二：第一，客观的危险事实，即对危险发生的可能性产生直接影响的的客观事实，如房屋火灾保

险中房屋本身是木质结构还是钢筋混凝土结构。该种事实的差异影响到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保险费与危险承担对价的正当性，故学理上又称之为“保险危险事实”。第二，主观的危险事实，即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可能遭受不正当请求的危险事实，如被保险人重复投保情形。该种事实的存在与对价关系的正当性无关，但却影响保险人承保与否的表意自由，故学理又称之为“契约危险事实”。其次，以告知义务规范保险合同订约前妨碍代位之行为，是否给保险人带来不利益？保险人在缔约之际，对于被保险人此前业已免除第三人应负责任的事实虽已无力改变，但并非一味地不愿承保。最后，以告知义务规范保险合同订约前妨碍代位之行为，保险人在实务运作上是否存在障碍？从保险业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虽然在较长时期内的普遍观点与通行做法是，“代位的臆测性与遥远性使它无法成为保险费计算中的考虑因素”，但普遍认为：“可以将被保险人的权利放弃与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之关系问题还原为保险人于保险费算定时是否考虑到保险代位因素这一技术问题。”

目前，在保险实务运作上，国内各保险公司在核保过程中虽仍未将被保险人是否免除第三人之赔偿责任列入风险调查的询问内容，但这并不表明适用告知义务的规范在操作上存在障碍，因为常识表明，将其列入风险调查表中作为询问事项只是举手之劳而已。同时，这更不是反对适用告知义务规范的正当理由，而恰恰是未来我国保险实务运作方式所应改进的方向。综上，由我国司法审判实务所倡行的、通过适用告知义务规范保险合同订约前被保险人的预先免除行为，这一做法值得肯定，并应为我国《保险法》的未来修改所采纳。

三、保险合同订立后、保险事故发生前之事先免除

以“危险程度增加通知义务之法理”为漏洞补充国内外保险实务表明，自保险合同订立之时起至保险事故发生前，可能影响日后保险代位权行使的主要情形有：被保险人先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再与第三人订立合同，而该合同中含有免除第三人损害赔偿责任的“免责条款”（以下简称“事先免除”，以与前述之“预先免除”有别）。与前述保险合同订立前第三人责任之预先免除情形不同，在本阶段内，保险合同业已存在并有效成立，那么，被保险人的事先免除行为在性质上是否仍为有权处分呢？对此，解释论上存在较大分歧。有观点认为：“保险

契约订立之后，于保险事故发生之前，保险人虽尚不能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于第三人之请求权，但保险人对之仍有‘期待利益’，故未经保险人许可，被保险人不得迳行抛弃其对第三人之请求权，否则应属保险人代位权之侵害，应为法律所禁止。”我以为，上述解释论及其观点之妥当性殊值质疑。因为依民法原理而论，期待权须具备的特征之一是已经取得权利的部分要件，故有赋予权利性质的法律地位之必要，以利于法律保护，就事实层面而论，在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事故发生之前，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以及保险事故的发生是否一定会致害第三人，诸如此类问题均处于未知状态。也就是说，在保险事故发生前，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之发生的可能性、内容及范围完全不确定，其并未具备取得权利的部分要件。可见，此时即认定保险人享有一种具有期待权性质的代位权，不仅与民法上的期待权原理有违，而且与“保险代位为法定债权移转”之本质不符。正如英美法院判例所指出的那样：“在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事故发生前，保险人具有的代位求偿权只是一种‘可能产生’的权利，而不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权利。”因此，在保险合同订立后、保险事故发生前，被保险人仍可自由处分其对第三人的请求权；第三人自得本于被保险人所为的有权处分行为有效对抗保险人的代位追偿。只不过若日后保险事故确因第三人依法应负责的行为所致时，保险人的代位权势必受到侵害，而应在保险合同法上赋予其以一定的效果。

因被保险人事先免除行为给保险人行使代位权所造成的妨碍，其法律效果应当如何？由于我国现行《保险法》对此问题漏而未定，我国法院在司法审判中大多在既有的其他保险法理基础上，也试图寻求一适当规范以补充现行法规范的不足。但究竟适用现行《保险法》中的哪一条款在司法实务中分歧较大，认识并不一致。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 主张适用现行《保险法》第 61 条第 3 款。

我认为，就我国现行《保险法》第 61 条规定的结构而言，其第 1 款和第 2 款分别规定了保险人在给付保险金之前与之后，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权利的两种情形，但实际上的情形可能不只上述两种，为了避免挂一漏万，该条第 3 款再行规定以规范其他侵害保险人代位权的情形。故从法条的结构来说，第 3 款是第 1 款和第 2 款的补充，而第 1 款和第 2 款是第 3 款的一般表现。

基于上述认识，该观点主张，在保险合同订立后、保险事故发生前，被保险人免除第三者应负责任的法律后果问题不属于我国现行《保险法》第61 条第1 款和第2 款所分别规定的情形，而应当适用该条第3 款关于“被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可以扣减或者要求返还相应的保险金”之规定。2． 主张类推适用我国现行《保险法》第 61 条第 1 款。

我认为，保险合同订立后、保险事故发生前，被保险人免除第三者应负责任的法律后果问题虽不属于我国现行《保险法》第 61 条第 1 款所规定的“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之情形，但其法理应与该款的法理相同。基于上述认识，该观点认为，我国现行《保险法》第61 条第 1 款之规定，特别将适用范围限于“保险事故发生后”并无充分理由，实属立法者因未充分考量相关情况而造成的，属本应列为法律调整范围的法律漏洞。根据同等实务同等对待的基本法律原则，应将第 61条第 1 款规定的法律结果类推适用于保险事故发生前被保险人的事先免除行为。换言之，只要是在保险人给付保险金之前，无论是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还是之后，被保险人免除或者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均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3． 主张适用“危险程度增加通知义务”之法理。

我认为，应当适用现行《保险法》第 52 条有关“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之规定，来解决在保险合同订立后、保险事故发生前被保险人免除第三者应负责任的法律后果问题。前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即采此观点，该意见第 22 条第（3）项与第（4）项分别规定：“（3）保险合同签订之后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请求权的，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否则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4）保险合同签订之后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请求权，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的，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人应赔付保险金，但无权向第三者行使代位求偿权。”

就上述第一种观点而言，姑且不论我国现行《保险法》第61 条第1 款和第2 款与第3 款在逻辑结构上究竟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还是“区分说”与“不区分说”两种立法例的不同，仅就其推论认为，“被保险人先于保险事故的发生

放弃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有违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可以认定是导致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不能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其简单地以被保险人的事先免除行为即推定其在主观上有侵害保险人代位权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该推论的谬误之处在于，在保险合同订立后、保险事故发生前，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合同另有约定外，被保险人可自由处分其对第三者的请求权已如前述，既然被保险人在此期间有权处分，那么其处分行为根本就不是“过错”之有无的问题，而是私法自治的体现。

就上述第二种观点而言，在保险合同订立后、保险事故发生前被保险人的事先免除行为是否等同于我国现行《保险法》第 61 条第 1 款规定所谓之“放弃”值得深究。我以为，二者虽均属被保险人的有权处分行为，但是仍有本质区别。申言之，现行《保险法》第 61 条第 1 款规定之所谓“放弃”，是指对已经存在的权利以单方的意思表示行为使之归于消灭，其隐含的前提为：第三人已经导致保险标的的毁损，故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请求权已经确定。而在保险合同订立后、保险事故发生前的期间内，被保险人事先免除第三人的责任既然是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则被保险人的请求权尚未发生，而请求权既未发生自无“放弃”可言。因此，现行《保险法》第 61 条第 1 款之规定并未涵摄在保险合同订立后、保险事故发生前之期间内被保险人与第三人订立免责条款的情形，由于其既未被涵摄于内，自无类推适用之余地。

就上述第三种观点而言，虽然其已成为主流观点而为我国多数法院所采，但并非没有任何争议。有观点认为，在保险合同订立后、保险事故发生前，被保险人免除第三人应负之责任的行为，“并未增加保险标的的风险，只是增加了保险人实现代位求偿的风险”，其并不符合我国现行《保险法》第 52 条第 1 款规定的“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之前提，因此能否适用“危险程度增加通知义务”之规定存有疑问。我以为，能否适用“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之规定，关键在于保险合同订立后保险事故发生前被保险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免条款是否会破坏对价平衡。申言之，保险法之所以规定被保险人有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与前述告知义务规定一样，乃在于维护对价平衡，只不过告知义务是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前使保险人评估其所承担的危险，据以厘定保险费率；而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则是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后，当原先承担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使保险人得

以调整保险费率或者终止合同。所以，无论是订约前的告知义务，还是订约后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均以足以影响对价平衡的事实——重要事实为限。

综上，上述由我国司法审判实务所倡行的、通过适用通知义务来规范保险合同订约后、保险事故发生前的妨碍代位行为这一做法值得肯定，其也应为未来我国《保险法》的修改所采纳。

四、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理赔前之放弃或和解：从“免除给付义务”向“依妨碍之程度减轻给付责任”之转向

在保险实务中，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理赔前的期间内可能构成妨碍代位的情形，除我国现行《保险法》第 61 条第 1 款所规定的被保险人的放弃行为之外，还有被保险人以低于损害额度之金额与第三人达成和解。二者的主要区别，一般而言，放弃是单方的、无偿的行为，而和解则属双方的、有偿的行为，但在结果上，均可构成保险代位之妨碍。

总之，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理赔之前，被保险人仍享有对于第三人的请求权。倘若被保险人自甘冒减免保险理赔的风险而处分其对于第三人的权利，此乃被保险人之自由意志选择，实无不许之理。至于被保险人的这种有权处分行为对保险人的代位权所构成的妨碍，乃属保险合同法律关系的问题，应当由保险合同法予以规范。那么究竟应当赋予其以何种法律效果方为妥当呢？我国《保险法》第 61 条第 1 款与《海商法》第 253 条采两种截然不同的学说及其立法例。其中，《保险法》第 61 条第 1 款所采的是“免除给付义务说”，依其规定，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为理赔前之期间内，只要被保险人放弃或和解，保险人就可据以免除给付义务。我国《海商法》第 253 条规定：“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向第三人要求赔偿的权利，或者由于过失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追偿权利的，保险人可以相应扣减保险赔偿。”

五、保险理赔后之放弃或和解：“禁止侵害”与“协助代位”之连结

考察国内外的保险实务可知，在保险人理赔后，被保险人可能妨碍代位的行为主要有：放弃对第三人之损害赔偿请求权；以低于损害额度之金额，与第三人达成和解等。

那么在保险理赔后，被保险人在不得侵害保险人代位权的原则下是否应负有协助保险人行使代位权的积极义务呢？对此问题，英美保险法判例一直持肯定性观点。“只要保险公司有权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被告的权利，被保险人就有义务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 “被保险人有义务协助承保人行使代位权。这种义务是法律‘暗含’的，通常被保险合同延伸或扩展。”只不过，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下，其被视为一种“隐藏性义务”而直接加诸于被保险人。我国《保险法》第 63 条明文规定：“保险人向第三者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时，被保险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必要的文件和所知道的有关情况。”我国《海商法》第 252 条第 2 款也规定：“被保险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必要的文件和其所需要知道的情况，并尽力协助保险人向第三人追偿。”衡诸被保险人应负协助义务之理由，乃根源于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信息分布不对称。申言之，保险人代位行使的请求权，原本属于被保险人享有；被保险人作为受害人，对于事故的原因及责任的归属具有直接的认知，其认知程度不仅远胜于保险人通过辗转调查、间接取证所得到的粗浅认识，而且成本更为低廉。一言以蔽之，法律课以被保险人负有积极履行协助代位义务的正当经济理由正是基于“被保险人通常是最廉价的信息提供者”之事实。

结语

综上，在保险人理赔后，被保险人在不损及保险人代位权利的同时，还应积极地协助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二者本为一事之两面的关系，其目的旨在使保险人代位权能顺利的实现。有鉴于此，解释论上实有必要将协助义务与妨碍代位作一连结，即不论是消极地不予协助配合还是积极地为妨碍代位行为，其本质上均属对代位权的妨碍，应以同一规定予以规范。

参考文献

[1] 张长青。合同法（第一版），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6 [2] 孙祈祥。保险学（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 [3] 薄守省.中国合同法案例（第一版）。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1

第二篇：本科毕业论文使用授权书和原创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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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 论医疗侵权中患者的隐私权保护 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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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论医疗侵权中患者的隐私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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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22《合同法》在保险合同中的适用浅析

《合同法》在保险合同中的适用浅析

——从保险合同与一般合同的关系看《保险法》与《合同法》的关系

李华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 我国保险法是调整保险关系的专门法律，它在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规定的基础上，根据保险业的特点，又做了进一步规定。保险法主要包括保险合同与保险业监管两部分内容。本文仅从保险合同与《合同法》中的合同的关系的角度，来考察保险合同与一般合同的区别与联系。本文力争从保险合同在订立程式，具体的成立时间，生效时间的确定，发生争议时的处理时与《合同法》中一般合同进行比较，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字】 保险合同合同要约承诺

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虽然国家在制订《保险法》时专门设立 “保险合同”一章,对保险合同的订立、履行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调整规范,但保险合同作为平等主体之间订立的民事合同,还应该遵循合同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我国《合同法》为正确处理保险合同纠纷提供基本法律依据。笔者希望通过《合同法》的基本理论和有关规定,结合保险实践,就《合同法》在保险合同中的适用问题 ,略述己见。

一、《合同法》在保险合同中适用的基本原则

《合同法》第二条的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这里的 “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主要是指财产关系。《保险法》第十条规定，“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法律关系的性质也体现为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因此 ,我国 《合同法 》所称 “合同”,包含保险合同。虽然《合同法》分则的有名合同中没有对保险合同作专门规定 ,但其总则部分集中体现了合同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对当事人订立及履行各种类型的合同 当然也包括保险合同具有普遍约束力。因此 ,《合同法》也是调整保险合同关系的重要法律。《保险法》中有关“保险合同”的规定 ,是在遵循《合同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 ,对合同在保险业务中的运用所作的具体规定。这种规定是根据保险业的特点而量身定做的,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一般并不适用于其他类型的合同。因此 ,《保险法 》中有关 “保险合同”的规定相对于《合同法》是特别法。在具体使用《保险法》、《合同法》调整保险合同关系时 ,应当体现如下原则：《保险法》适用优于《合同法》。凡是《保险法》有规定的事项 ,应首先适用 《保险法》 ,《保险法》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的事项,则适用《合同法》的规定。《保险法》效力优于《合同法》。对于 《保险法 》和 《合同法 》均有规定的事项 ,应适用《保险法 》 的规定来调整保险合同关系。《合同法 》对《保险法 》起到一般适用和补充适用的作用。在用 《保险法 》的具体条款调整保险合同关系时,应当注意结合《合同法 》的有关规定和原则来理解该条款的含义。

二、《合同法》要约、承诺制度在保险实务中的运用

有关要约承诺制度的规定，我国首次在《合同法》中出现。保险法13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对于保险合同并没有使用订立一般合同的“要约”，“承诺”的字眼。但从《保险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内容来看 ,它与《合同法》规定的“要约、承诺”制度相符。

投保是要约，承保是保险人的单方法律行为，属于订立保险合同的承诺阶段。虽然并非总是由投保人作为要约人，由保险人作为承诺人，且实际中还可能出现多次反要约的过程，但是毫无疑问，当事人订立保险合同是以要约承诺方式进行的。

（一）保险合同的订立程式

保险人在开展业务过程中，往往会进行各种手段的宣传，派发相关的宣传资料，建议书等。这些资料的对象通常具有不特定性，多以介绍险种内容，保险费计算等为内容，目的是让大众了解保险内容，产生投保心理，通常不涉及对某一特定保险标的具体权利义务的设定。根据《合同法》第十五条的规定，这些资料一般只能视为保险人发出的要约邀请，不应视为要约。

投保人根据知悉的相关情况填写保险人事先印好的投保单，并将填写完毕的投保单送交保险人，并向保险人提出具体保险要求的行为，应视为要约。这时投保人已经认可保险人设定的保险费率及保险条款，并就某一个或某几个险种提出确定的保险要求，选定了具体保险金额，具备了《合同法》第十四条所规定的“要约”的基本特征。

一般情况下，当投保人按照投保单的要求，逐一填写投保单上所列事项，经保险人审核，认为符合承保要求的，将予以接受，保险人签字盖章，此即为承诺，保险合同随即成立。通常保险人会向投保人出具保险单作为保险凭证。如果基于保险标的实际情况，保险人拟定的承保条件与投保人要求有所不同，保险人一般会向投保人提出同意承保的新条件，例如：增加保费，缩短保鲜期等。这就构成反要约，需要投保人对该条件予以确认。

（二）保险合同成立的标准

《保险法》第十三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这是对保险合同成立的概括性描述。由于 《保险法》对如何判断保险当事人已就“合同条款达成协议”没有明确规定,同时基于《保险法》和《合同法》的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实践中往往以《合同法》规定的“要约、承诺”制度作为判断保险合同是否成立的标准。按照这一标准 ,只有在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形成完整的要约、承诺过程 ,才能认为保险合同成立。投保人如果只是向保险人递交了投保书,保险人未表示同意承保 ,或保险人认为投保人的要求与拟定的承保条件不符 ,向投保人提出新的承保条件,而投保人未作同意表示,均不能认为保险合同成立。

按照此标准，保险合同成立的一般要件，与其他民事合同无异，即包括当事人及意思表示一致这两个要件。

（三）保险合同成立的证据

要约，承诺只是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的意思表示或行为，实践中如果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有争议，就涉及如何举证说明的问题。

根据《保险法》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保险单的签发，必须依据一个已经成立的保险合同进行。因此，保险单是法定的保险凭证，是反映保险合同成立最有力，最直接的证明。

该条第二款规定 还可以采用其他书面形式，但具体内容《保险法》未作说明，这就需要依据《合同法》第十一条的规定进行解释。

此外，此外“实际履行”也可作为认定保险合同成立的证据。虽然《保险法》对此没有具体规定,但《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

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履行主要义务 ,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从理论上讲 ,一般认为交纳保险费是投保人的主要义务 ,保险人收取保险费的行为,可以视为保险人接受了投保人履行的主要义务 ,保险费的发票或收据可以作为合同成立的证据。但由于在保险实务中尤其是寿险业务 大量存在保险人先预收保险费再核保承保的情况,因此,司法界对能否单凭保险费发票或收据就认定保险合同成立 ,存在较大争议。反映在审判实践中,不同法院对类似案件的认定也有所不同。

三、保险合同成立时间、生效时间的确定

确定保险合同成立时间和生效时间 ,直接关系到保险合同的履行及当事的合同利益能否实现。《保险法 》对保险合同成立时间、生效时间问题没有具体规定,如果以《保险法 》作为调整保险合同关系的唯一法律依据 ,则实践中有很多问题根本无法解决。要正确判定保险合同的成立时间、生效时间,必须依靠 《合同法 》的有关规定。

（一）保险合同成立时间

《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 “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 ”，第二十六条规定 “承诺到达要约人时生效 ,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可见 ,《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成立时间就是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时间。《合同法》的这些规定对保险合同同样适用。

（二）保险合同生效时间

《保险法》没有对保险合同成立后何时生效作出明确规定。但《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 “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四十五条规定：“ „„附生效条件的合同 ,自条件成就时生效”；第四十六条规定“„„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生效”。根据上述规定，在保险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生效时间或条件的情况下 ,保险合同成立时生效； 当事人约定了生效时间或条件的,保险合同自条件成就时或期限届至时生效。

实践中,保险合同一般都附有生效条件或生效期限,保险合同成立时生效的情况较为少见。这是因为保险合同具有与一般合同不同的特征,尤其是人身保险合同。《保险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保险人对人寿保险的保险费,不得用诉讼方式要求投保人支付。”如果人身保险合同不附生效条件,就可能出现合同生效,但投保人拒不交纳保险费，保险人又不能循法律途径追讨的情况。这就使保险人的经营风险及成本大为增加。鉴于此 ,人寿保险公司都将 “投保人交纳保险费（首期保费）”作为合同生效的条件。

有的保险人在制定合同条款时,将“保险人签发保险单”作为合同生效的条件 ,这就可能产生与保险人预期相反的法律后果。因为按 《保险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是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的义务。怎样才算“及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在此情况下 ,除非保险人在收取保险费前或收取保险费时签发保险单 ,否则,在合同成立后保险人签发保险单前这段时间内发生保险事故 ,保险人以未签发保险单 ,保险合同未生效为由拒赔 ,就可能被法院认为是保险人延迟履行签发保险单的义务，造成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不成就,进而根据 《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认定合同已生效。因此 ,如果保险人要以签发保险单作为合同生效的条件 ,至少应该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保险人签发保单的具体时限,譬如 “在投保人交纳保险费后3日内”或 “投保人体检后5日内”等。

四、对保险合同条款理解发生争议时的处理

丹宁勋爵指出：“在法律的日常实践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对文件的解释”。1保险合同条款绝大多数是保险人在未与投保人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制定并重复使用的格式条款。客观地说,很可能存在保险人利用自身优势地位 ,在合同中制定各种有利于 自己而不利于投保人1 【英】丹宁：《法律的训诫》，刘墉安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的条款的情况。因此 ,必须在立法上予以限制,《保险法》及《合同法》对此有专门规定。

（一）保险合同中非格式条款的效力优于格式条款

《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 “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保险合同的格式条款一般是保险人一方的意思表示 ,而非格式条款往往是投保人与保险人双方合意的结果 ,是在格式条款外另行商定的条款,或对原格式条款重新协商修改的条款。因此 ,保险合同非格式条款的效力应当优于格式条款。例如 ,格式条款约定保险人对医疗事故导致的伤害免责，而保险人又与投保人以非格式条款约定保险人的保险范围包括医疗事故伤害,那么保险人就不得以格式条款的约定主张免责,也不能以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约定相冲突为由,主张非格式条款无效。此时,保险人必须对被保险人因医疗事故造成的伤害承担赔付责任。

（二）如何正确理解《保险法》 第三十条确立的 “有利解释”原则

《保险法 》第三十条规定：“ 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应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该规定被称为“有利解释”原则。它体现了《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 “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的精神。《保险法》这一规定的立法原意是在有争议的保险合同条款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合理解释的情况下 ,法院或仲裁机关应选择适用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正确理解和运用该条规定,对保护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合法利益,公平、合理地解决保险合同纠纷起到积极作用。但实践中,人们往往片面理解 《保险法 》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将这种“有利解释”原则扩大化加重保险人的责任。笔者认为,要正确适用《保险法》的这一原则,必须结合《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对其进行解释。

《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这里所说的“通常理解”,是指根据 《合同法 》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 ,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来确定条款的真实意思。“通常理解”还包括这样一层意思 ,即应当按可能订立该合同的一般人的理解来解释合同条款,这里所讲的 “一般人的理解” ,是指不特定的群体对有关条款的理解 ,不能认为是具体某个人的理解。这是在解释保险合同条款时,应当首先遵循的原则。《合同法》的这些规定表明 ,对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 “有利解释”是建立在被保险人和受益人能合理解释合同条款的基础之上。那种不考虑解释的合理性,只要对保险合同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 ,就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的做法 ,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

参考书目

1、温世扬主编：《保险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2、梁宇贤：《保险法·实例解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覃有土主编：《保险法教程》，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4、刘宗荣：《新保险法：保险契约法的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第四篇：文档合同法毕业论文

合同效力的判定及法律后果 合同的效力就是合同的法律约束力是指合同由法律赋予的并受法律保护的法律效力使合同具有法律效力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合同法对合同的成立和合同生效规定了统一的要件同时当事人也可以约定 合同生效的特殊要件只有符合法定条件或约定条件的合同才具有法律效力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合同未具备约定条件的合同成为不生效的合同。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又合同法第58条、第59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 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下面以以下一则案例为例对合同的效力及其法律后果进行分析。2005年1月20日原告张某乙方与被告万里公司甲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书》双方约定甲方同意将座落于文山路98号楼的第一、二、五楼及伙房除配电室、暖气房以外的五间房屋租给乙方使用租期5年从2005年4月28日起至2010年4月28日止年租金为5万元由乙方按年计付合同期满甲方提供给乙方的设施应完好无损地交给甲方如有损坏按原价赔偿期内水、电费由乙方负担乙方在承租期间由于使用不当或自行改建房屋造成损坏要负责修复或赔偿损失。合同签订后原告张某开始以“金桥大酒店”的名义根据经营餐饮业的需要对房屋进行装修、购置相关设备、招收员工并进行了一定时期的广告宣传。但“金桥大酒店”并未经工商注册。2005年3月20日被告海丰公司以书面形式拒绝追认委托万里公司对外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这一行为并称原告与万里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原告则要求二被告连带赔偿包括装修装潢、购买办公及酒店用品、员工工资等各项损失。个人分析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的相关法律规定可知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未经权利人追认的合同无效因此在权利人对无处分权人的处分他人财产行为所形成的合同为确定是否追认前该合同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而本案中被告万里公司将其无产权的房屋在未争得权利人同意的情况下出租给原告被告海丰公司作为权利人在得知后又以书面形式拒绝追认这一行为因此万里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合同未有效成立该合同无效即自合同成立日2005年1月20日始无效且永久无效。由于被告万里公司在明知自己无产权的情况下仍与原告张某签订租赁合同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原则由此致使合同无效根据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此被告万里公司应当赔偿原告张某为准备履行合同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原告张某对房屋的装修已将房屋改变面貌但也与其成为一体折除将影响使用价值可根据装修的价值由被告万里公司对原告予以补偿。同时原告张某为酒店的开业招收员工并包吃包住、发放工资属于正常的行业行为因此该费用也属于合理费用应由被告支付。由以上案例可见根据合同法判定合同是否生效后合同双方要依法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及法律后果。以上的判定与后果承担都要以合同法总则第三章内容为判定基准。合同可以说是体现着民事法律的精髓体现着当事人通过自己的意思表示和行为创建法律上的权利义务的自主权从根本上说合同制度是对当事人的意志的尊重和对市场制度下分散决策权的确认。而合同的效力是合同能否有效的关键因此 它已经成为一个为现行法律明文规定、不可回

避的现实法律问题对其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五篇：论合同法中的违约责任

论合同法中的违约责任

违约责任是我国《合同法》中的一项最重要的制度，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通过约定在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合同时应当承担具体的法律责任，从而使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更加明确。违约责任的主要内容是指当事人违反合同义务时应当承担的财产责任。违约责任的承担以法律保护为后盾，在发生了违约情况后，由当事人根据合同的约定要求违约方承担相应责任。下面对违约责任制度的相关问题作粗略的论析。

一、违约责任的基本概念及其特点

违约责任是指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生效合同，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违约责任以财产责任为核心。违约责任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违约责任是合同当事人违反合同义务所产生的责任。第二，违约责任具有相对性。违约责任的相对性，是指违约责任只能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发生，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不负违约责任。第三，违约责任具有补偿性。违约责任，主要是一种财产责任。承担违约责任的主要目的在于补偿合同当事人因违约行为所遭受的损失。第四，违约责任的可约定性。根据合同自愿原则，合同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违约责任的方式，违约金的数额等，但这并不否定违约责任的强制性，因为这种约定应限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

二、违约责任的构成（一）主体条件

违约责任的主体必然是有效合同的当事人，是有权独立主张自己利益和独立参加仲裁或诉讼活动的主体。

主体资格是主体进行各种法律行为的前提条件，如果主体资格不合格或有缺陷，就不能构成有效的合同，当事人也就不用承担违约责任。合同的主体资格由自然人和法人两种主体构成，其中自然人作为合同的当事人必须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如果不符合《民法通则》关于民事行为能力条件的，应当由其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代为行使订立合同的权利，或者承担由合同生效而产生的合同责任。法人作为合同的当事人必须要具备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也就是指该法人的章程规定其可以为某种合同行为，至少该合同行为没有违反国家对限制经营和凭一定条件和资格经营的规定。

（二）违约行为

违约行为是指合同的当事人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和时间履行合同，包括两种情况：第一，作为的违约，指义务人应当以自己的主动行为完成合同规定的义务，例如完成提交货物、完成一定的工作的行为。绝大多数的合同都是要借助当事人的主动履行合同的行为才能完成合同任务，如果义务人不主动履行义务也就使债权人的权利落空。因此，合同的当事人不履行规定的行为的就构成主动违约。第二，不作为的违约，指少数合同规定合同的当事人应当以自己某些不作为的承诺作为合同成立必要的基础，例如保密合同或合同中的保密条款，其基本内容就是规定根据合同得到的信息必须保密，如果违反合同规定的条件泄漏了需要保密的信息时，就是对权利人权利的侵犯，就可构成违约责任。而这些责任是以当事人的不作为为条件的，如果当事人多嘴多舌或者对资料保管不善，则可能构成不作为的违约责任。

（三）承担违约责任的主观条件

合同履行是一种客观事实，合同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完全履行客观上也使对方的权利不能实现，为了维护对方的合同权利，就要让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继续履约为了恢复对方当事人的权利，在此情况下，合同法并不看重违约方主观上有无过错，而是看重违约方有无履约能力，如果具有履约能力，对方要求继续履约的，必须履行合同的义务。即使不能按时履行，而且履约方主观上并无过错，例如出现了不可抗力的情况，只要不可抗力的情况消失后当事人仍然具有履约能力的，对方就有权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义务。从此角度看构成继续合同义务的违约责任并不需要主观上有过错。

三、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

归责原则是指在合同违约法律制度中采取的一种确认违约行为的原则，违约简言之就是不履行合同义务，不履行合同义务自然会给相对人造成一定的损失，所以人们认为应

当由不履行合同方承担相对人的损失，后来国家确认了人们对不履行合同承担对方损失的认识，并上升为法律，逐步形成违约责任法律制度。

违约责任制度的归责原则又逐步发展成以严格责任原则为主，在某些合同中再具体规定过错责任原则。所谓严格责任，又称无过错责任，是指违约发生以后，确定违约当事人的责任，应主要考虑违约的结果是否因违约方的行为造成，而不考虑违约方的故意或过失。所谓过错责任原则就是指确定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不但要以不履行合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的事实，而且要具备过错，有过错才承担不履行合同的责任，无过错则不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