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大宪法事件（精选多篇）

第一篇：2016年10大宪法事件

2016年12月30日下午，2016年度中国十大宪法事例发布暨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601徐建国际报告厅正式召开。会议计有来自全国各知名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四十余位学者参与。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制日报》、《检察日报》、《法制晚报》等多家媒体到会报导。2016年度中国十大宪法事例的评选活动于2016年11月1日正式拉开帷幕，组委会通过中国宪政网及其微信公众平台发布了年度宪法十大事例评选活动的通知，收到了社会各界推荐的宪法事例40多件。2016年12月11日，组委会召开初评会，对事例进行初步遴选。12月12日至12月20日，中国宪政网微信公众号平台发起了网络投票，先后共计29余万人次参与投票。12月21日下午，组委会召开终评会，结合网络投票情况，并以事例的学术性、影响性和典型性为考核标准，遴选出了最终的2016年度中国十大宪法事例。十大宪法事例依次如下： 1.辽宁贿选案 2.聂树斌案

3.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香港基本法第104条 4.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 5.全面放开二孩

6.住宅用地使用权争议

7.同性恋者申请婚姻登记第一案 8.快播案

9.国务院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10.网约车新政

2016年度中国十大宪法事例简介：

1、辽宁贿选案

2016年9月17日，辽宁省第十二届人大第七次会议筹备组发布公告称，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全国人大代表过程中，有45名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拉票贿选，总计有523名辽宁省人大代表涉及此案。9月13日闭幕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此会议通过了《关于辽宁省人大选举产生的部分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效的报告》，确定45名全国人大代表因拉票贿选当选无效。

2、聂树斌案

1995年4月25日，河北省鹿泉县人聂树斌因故意杀人、强奸妇女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年4月27日被执行死刑。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认为全案缺乏能够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原审认定的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故意强奸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3、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香港基本法第104条

香港立法会选举后，候任议员梁颂恒及游蕙祯等宣誓时辱国并宣扬“港独”，引起了爱国民众极大的愤慨。11月7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全票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明确了宣誓的法律意义，对宣示的形式、内容要求与效力问题做了清晰说明。

4、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

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3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上先行先试、探索实践，为在全国推广积累经验。定于12月19日至25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将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5、全面放开二孩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2016年1月1日，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正式施行，该法第十八条明确规定：“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据推算，此次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影响到的目标育龄妇女人群在8000万人左右，政策实施第1年带来的新增人口大致为500万。

6、住宅用地使用权续期争议

2016年4月，温州一批20年产权住宅土地使用权到期，地方政府要求续期须按一定比例缴费。实践中，各地使用权期限不一，出让金补交方法各异，引发极大争议。11月27日，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明确要“研究住宅建设用地等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续期的法律安排，推动形成全社会对公民财产长久受保护的良好和稳定预期。”

7、同性恋者申请婚姻登记第一案

2016年4月13日，全国首例同性恋婚姻维权案在长沙开庭。当事人孙文麟、胡明亮认为，《婚姻法》的原文并不是“一男一女”，而是“一夫一妻”，“一夫一妻”并非单指一男一女的异性恋。湖南长沙芙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夫一妻需为一男一女，现行法律没有为同性恋登记婚姻的规定，行政机关只能依据法律行政，因此芙蓉区民政局做出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图为孙胡二人败诉后于长沙举行公开婚礼）

8、快播案

2016年9月13日，快播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宣判，快播公司被罚一千万元，CEO王欣被判刑3年6个月并罚一百万。法院认定快播公司负有网络视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承担的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具备承担义务的现实可能但拒不履行。其及各被告人均明知快播网络系统内大量存在淫秽视频放任其传播，行为有非法牟利目的，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单位犯罪。该案对电子数据证据的审查判断引发热议。10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9、国务院出台文件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2016年8月24日，针对现行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晰、不合理、不规范的现状，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明确，改革主要在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划分，完善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划分，加快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等领域推进。这对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具有重大意义。

10、网约车新政

2016年7月27日，交通运输部、工信部等7部委联合发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网约车平台公司、网约车车辆和驾驶员、网约车经营行为、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等诸多方面作出规制。针对网约车这一新兴产业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共享经济”等新理念，各地新政亦相继出台，“京人京车”、兰州网约车新政均引起各方热议。

第二篇：2006十大宪法事件

2006中国十大宪法事例

我们的宪法权利就在身边 ——2006中国十大宪法事例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北京市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联合发布了“2006中国十大宪法事例”，并召开了学术研讨会。

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莫于川教授介绍说，此次参与候选的有20个宪法事例，通过给专家学者寄函、在中国宪政网以及相关网站进行投票，根据各事例的入选票数评选出了10个事例。

据了解，本次评选遵循三大原则：有影响力，要是广大民众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有学理性，要与宪法、行政法相关，有探讨空间；有典型性，要在类似的事件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这些事件分别是： 1《监督法》获得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从起草、审议到2006年8月27日表决通过，历经20年。

为保障人大常委会监督不失职、不越权，《监督法》既有监督权力的规定，又有监督程序的规定，确定了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的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备案审查、询问和质询等制度，并对一些传统制度和程序作了具体化的规定。

《监督法》总共9章、48条，已于今年1月1日施行。［入选理由］

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权力体系中，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是绝对的，其他国家机关必须服从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国家机关是主从关系，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不得超越和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

然而，随着公关管理高效化的需求，经常走入公众视野的往往是政府权力。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人大的监督职能往往难以落到实处，这也使得人大一度被称作“橡皮图章”。因此，《监督法》中有关人大各项监督权力的规定被寄予厚望，希望人大能借此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评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陈云生曾参加《监督法》的第一次论证会，“当时有很多人反对。”他说，主要原因是，草案中除部分条款外，绝大多数内容现行法律都有规定。

宪法监督是宪法学界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陈云生认为，就宪法监督的现行体制而言，制定部门法，明确人大监督权力的范围和履行权力的程序，使得监督工作具有可操作性，是《监督法》的积极意义所在。

但是，陈云生也认为，《监督法》在宪法监督方面并不是尽善尽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刘茂林坦言，对《监督法》不能寄予太多希望。“一部法律要有罚则。如果‘一府两院’不履行义务、滥用权力，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他说，“《监督法》对此并未明确。”

2西部教育免费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存在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不够完善、教育质量和师资水平偏低、学生辍学率较高等问题，普及和巩固农村义务教育的任务十分艰巨。

2005年12月24日，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承诺确保2006年，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2007年，这一免费政策扩展到中部和东部地区，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

［入选理由］

自1919年的德国《魏玛宪法》开创性地制定了公民受教育权这一内容后，很多国家的宪法、法律中都对此有了详细规定。我国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但是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教育经费不足、师资力量薄弱等一系列困难使得农村学生辍学率偏高，这些孩子的受教育权难以得到实现。西部义务教育免费事件，引起了人们关注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受教育权。

［评析］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飞认为，这一事件体现了宪法规定的平等权。受教育权中的平等主要包括性别平等、地区平等、城乡平等以及民族平等几个方面。“对不同群体有必要区别对待，”刘飞说，“否则，就会构成不平等。”

受教育权的实现，现实地依赖于国家与政府积极地履行义务，但经济是基础，一切义务的履行都归结在“钱”的问题上。因此，公民受教育权实现的现实途径是国家及政府财政投入的不断增加。从西部义务教育免费到中部、东部义务教育免费，需要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承担资金支持，这很好地体现了国家履行保障国民受教育权的义务。

3死刑核准权的收回

我国死刑核准权经历了一个从逐步下放到全部回收的过程。

1980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高法可以授权高级法院核准。

2006年10月31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高票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将《人民法院组织法》的第十三条修改为：“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今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所有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入选理由］

2004年，我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众所周知，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生命权是第一人权、是最基本的人权。

随着佘祥林“杀妻”、聂树斌“强奸杀人”等一系列冤错案的曝光，死刑核准权下放等问题饱受人们诟病，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收回死刑核准权，可以在制度上保证死刑的公正，对判决死刑的人的权利进行救济，体现对生命权的终极关怀和尊重。

［评析］

苏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上官丕亮说，死刑又称生命刑，实际上就是国家对罪犯生命权的剥夺。许多国家的宪法在规定人人享有生命权的同时明确规定废除死刑。在保留死刑的国家，则严格控制死刑。上官丕亮表示，只有用于惩罚故意致人死亡等极其严重的犯罪适用死刑，才不算侵犯宪法上的生命权

4《物权法(草案)》合宪性学术争议

2005年8月12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法理学教授巩献田在网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一部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称这部草案的基本原则违背了宪法，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开历史倒车，需要经过原则性修改才能通过。

之后，《物权法(草案)》偏离了预定的立法轨道，没有在2005年12月底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如期接受“五审”，也未被列入2006年3月全国人大的审议议程。

这场《物权法(草案)》合宪性问题的**从此愈演愈烈，民法学界的诸多知名学者包括曾经参与过《物权法(草案)》起草的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民法学教授王利明、北京大学著名民法学教授尹田等人纷纷对巩献田的观点予以反驳。

2006年12月25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对物权法草案进行分组审议，常委会组成人员普遍认为，《物权法(草案)》通过多次审议，已经越来越成熟，赞成提交2007年3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

至此，这场旷日持久《物权法(草案)》合宪性的学术争议暂时画上了句号。［入选理由］

物权法是规范财产关系的重要法律，是涉及所有人切身权益的法律。物权法在草拟过程中出现的曲折让很多人始料未及。《物权法(草案)》的合宪性之争，是部门法与宪法之间关系的争论。

［评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莫纪宏认为，物权法不仅仅是民法问题，而是涉及行政法问题乃至整个法学界。但他认为，双方争议焦点集中在合宪性问题上，并未触及问题本质。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对此表示赞同，“这场争议本身的宪法涵义并不多，由此引发的一些宪法问题更值得深思。”张千帆说，任何一部法律都是对宪法基本权利的细化。如，《物权法(草案)》中规定国家征收土地，应当给予合理补偿。但究竟是否属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是否给予合理补偿、谁来判断合理等问题，却并未明确

5深圳“卖淫女示众”事件

2006年11月24日开始，福田公安局在区内进行为期60天的大扫黄，全面查封违法、违规场所，全面打击皮条客、灯头(容留吸毒的组织者)、鸡头、妈咪、保护伞及黑帮势力。

11月29日，福田区公安分局挂出“福田公安分局打击整治涉黄违法犯罪公开处理大会”的横幅，将连日大扫黄中逮捕的167人押到色情场所集中的“三沙”(上沙、下沙和沙嘴)地区游街示众。这些人全部戴上口罩，面部几乎全部遮住，仅留一双眼睛。警方在众人围观下分别读出他们的姓名及籍贯，宣判各人行政拘留15天。

此事一经报道，社会反响强烈，12月1日,上海普若律师事务所律师姚建国给全国人大写了一封公开信，称“这样的活动本身是违法的。”而且，“有必要对这种公开示众的做法以立法的形式予以明令禁止。”

［入选理由］

人格尊严是公民权利的基础，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在现代宪法理论上，人格尊严是宪法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宪法权利的核心内容。

［评析］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公安部就强调对于犯罪嫌疑人不能游街示众，不能挂牌子。但是这样侵犯公民人格尊严的事件还是时有发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田思源认为，在这一事件中，要思考的是“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改革开放起步早、民主法制相对更健全的深圳？”

国家行政学院博士赵永伟进一步指出，在法制建设进程中，要防止3种不良倾向：一是以道德评判取代法律判断，这是公权力行使过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二是以公共管理创新为名突破法律底线。三是在公共执法中，以对个人隐私的公开掩饰政务不公开。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齐小力说，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要注重维持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间的平衡。“公权力如何保障相对人的权利和人格尊严，是这一事件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6福建漳州“纳税大户子女中考加分”事件

2006年，福建省漳州市出台的一项规定引起了广泛争议，即“经漳州市政府办审核公布的2005漳州市民营企业前100名的纳税大户的控股企业主的子女(外商子女也参照本规定执行)，可享受加20分(课改县13分)的照顾。”

漳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骆沙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是市委市政府的决定，主要考虑到漳州市民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工业立市进程缓慢，此举是为了鼓励民营企业，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制定政策的当地部门表示，民营企业将会成为推动漳州市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力。既然纳税大户为社会作出了很大贡献，社会为何不能投桃报李？

［入选理由］

平等权是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权利，当然包括公民在受教育方面的平等。对纳税大户子女的差别待遇意味着侵害其他学生公平接受教育的权利。

［评析］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教授马岭认为，在受教育权方面，差别情况要差别对待，但是需要有正当理由。漳州市的加分政策是基于纳税大户对当地经济的贡献，从而对纳税大户的子女中考加分。“这个差别待遇的理由不但不成立，反而破坏了受教育权的平等性。”马岭说，对这些人在经济上的贡献，社会可以从其他途径给予回馈，应该奖励其本人而非其子女。

现在，常见的对烈士、见义勇为人士子女的加分政策则与此不同。“这些人已经牺牲，或者失去了自食其力的能力，难以保证其子女受教育。”马岭认为，当社会给他们本人的回馈已无可能时，给其子女适当的照顾是站得住脚的。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范进学则表示，此事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应由法律制定，地方法规、部门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不能进行创设性规定。因此，漳州市及其教育部门无权出台此类政策。

7手机短信侮辱县委书记案

2006年9月，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教委借调干部秦中飞因填写的一阙《沁园春·彭水》而涉嫌诽谤罪被批捕。词中暗喻传言已被逮捕的彭水县原县委书记马某，和现任县委书记、县长，以及两件轰动一时的官民纠纷，3个政府公共工程。

随后，秦中飞通过手机短信把他的得意之作“发给了10~15个朋友”；又通过QQ“传给了4~6名网友”。

8月31日，秦中飞被警察带走。公安机关认为，秦捏造了一首引起群众公愤、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县领导名誉的词，认为“肯定会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

经过一天的审讯后，县公安机关以涉嫌诽谤罪将秦中飞刑事拘留，关进看守所。9月11日，县检察院批准逮捕秦中飞，如果罪名成立，秦中飞将获3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起案件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10月24日，县公安局承认诽谤案属于错案，向秦中飞道歉，并让其领取2125.7元的国家赔偿金。

［入选理由］

该事例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言论自由权的保障问题。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言论自由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言论自由的范围包括以言论方式表现思想和见解的权利。

［评析］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认为，言论自由作为基本人权应当得到国家的尊重和保护。在行政执法、司法实践过程中，应当允许普通公民对公共权力机关“评头论足”。“彭水政府缺乏足够的自信，不敢面对公众的批评。如果让人们三缄其口，那真是一种悲哀。”湛中乐认为，国家、政府对公民的不当言论应该适当宽容，当公权力与私权利发生冲突时，必然要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苗连营认为，公权力最大的特性就是公共性，公权力的行使应当置于阳光下，官员接受社会大众的批评也是其中应有之意，“哪怕是激烈些的。”

8“孟母堂”事件

2004年9月，全日制私塾“孟母堂”在上海松江开设，教学内容以读经为主，如《易经》、《道德经》、《论语》等中国古代传统典籍；英文则从《仲夏夜之梦》起步；数学由外聘老师根据读经教育的观念，重组教材，编排数理课程；体育课以瑜伽、太极之类修身养性的运动为主。

2006年7月17日，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下发告知单，指出：“孟母堂”属非法教育机构，从事的是非法教育活动，应立即停止非法行为。24日，上海市教委发言人阐述了三大理由：学堂未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批，未获得办学许可；“读经教育”与义务教育多学科、全面发展的要求不相符，违反了义务教育法的多项规定；未经物价部门审核，擅自收取高额学费。而家长未按规定把适龄子女送到经国家批准的教育机构接受义务教育，也属违法行为。

然而，“孟母堂”负责人则声称，孟母堂并没有违反《义务教育法》。教育部门的告知书和公开发言，无法律依据，并准备以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分别起诉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和上海市教委，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其合法权利。

［入选理由］

宪法第46条规定了公民的受教育权，“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义务教育法》在对其进行细化时，明确规定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必须“入学”，而且，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学制度、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包括教科书的审定都是由国务院主管部门确定的，各地没有原则性差异。这样，家长的选择自由与之产生冲突就成了一个复杂的宪法问题。

［评析］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刘飞宇认为，“孟母堂”确实违反了《义务教育法》，但国家是否允许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内容多样化，如果从宪法角度考虑，《义务教育法》是否违宪就有了讨论空间。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刘莘则认为，“孟母堂”无非是为那些实际上失去学习机会和兴趣的孩子提供了另一种学习途径。“有教无类”强调的是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因人施教”强调的是针对不同的受教育对象施以不同的教育

9郑州市专项工作报告未被通过

2006年10月24日，在郑州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郑州市政府有关负责人作了《〈关于解决城乡弱势群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代表议案办理情况的汇报》(以下简称《代表议案办理情况的汇报》)。

出人意料的是，该报告经表决未获通过。原因在于人大代表认为办理情况汇报太虚，与广大市民的“只要政府重视，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的心理预期相差太大。这并不是偶然事件，全国各地都曾有过这样的事例。

2006年12月，甘肃省金昌市人大常委会否决了金昌市公安局交警的工作报告。

2006年6月，湖北省荆州市第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等工作情况报告。在29日的表决中，关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报告未获通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否决了昌吉市政府关于2004年财政决算和2005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理由是昌吉市政府财政支出超过了人代会批准的财政预算，预算执行中有违反《预算法》的行为。

2001年12月2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否决了市政府所作的整治网吧的工作报告。

［入选理由］

按照现行宪法规定，地方人大和常委会监督“一府两院”是“天然”的权力行为。但各级人大常委会否决某议案的行为却并不平常，这是人大力图摆脱“橡皮图章”的尴尬形象，力图加大自身监督力度的努力。

［评析］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文钊认为，长期以来，政府权力过大，各级人大与之相比，往往处于弱势，人大的监督常常难以落实到位。“这个事件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各级人大应该重视宪法赋予的权力。”

10馒头》恶搞《无极》

胡戈可谓一夜成名，成名原因就是他恶搞了著名导演陈凯歌耗资巨大的《无极》。

2006年，“恶搞”这个不太规范的词语风风火火地跃入了大众视野。打开“百度”，有对恶搞的解释，全称即“恶劣的搞笑”，特征是主角的性格会变得有些扭曲，或是故事情节逗笑，也可以用无厘头这样的词语来解释。

当《无极》的成功与否还不太好准确判断时，胡戈恶搞此片制作完成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迅速在网络走红。这部长约20分钟的短片，截取了《无极》的画面，通过重新编排、配音，以戏谑的方式将其编辑成了一个与电影风马牛不相及的新闻纪录片。该片还根据剧情穿插了滑稽的广告，令人忍俊不禁。《无极》导演陈凯歌得知此事后，颇为气愤，“我们一定要起诉而且就这个问题解决到底”，“我觉得人不能无耻到这样的地步。”陈凯歌愤而诉诸法律的“威胁”并没有终止这场网络的恶搞风，反而愈演愈烈，出现了各种版本的恶搞作品。

这场纠纷以陈凯歌的放弃而结束，但由此却带来了相关法律问题的争论。［入选理由］

如果此案进入司法程序，首先是著作权案件；但从宪法角度看，胡戈对影片《无极》的嘲讽实则是他的艺术自由，而这却与陈凯歌的人格尊严、艺术自由之间产生了冲突。以宪法的眼光看，“馒头案”是个典型的“基本权利冲突”的案件。

［评析］

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法室处长童卫东认为“馒头案”关系到胡戈的言论自由。在传统媒体时代，受物质条件限制，即便电影盛名难符，观众也仅能抱怨“上当”，除此之外，再无其他途径表达自己的观点。在童卫东看来，胡戈这种“恶搞”其实是一种艺术批评的方式。进入互联网时代，普通大众不仅仅是听众、观众，他们可以借互联网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是这个时代的幸运，”童卫东说，根据宪法第47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当然，公民的表达自由权“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至于胡戈的这种行为是否侵犯了陈凯歌的创作自由，需要据法律而定，因为对表达自由的限制是法律的权力。如果侵权，要根据《著作权法》、《民法》、《刑法》的规定承担法定责任。

“普通法律权利都是宪法上基本权利的具体化，”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张翔说，按照这一逻辑，“保护作品完整权”应当是宪法上“人格尊严”和“艺术自由”在著作权领域的映射

第三篇：2007十大宪法事件

1.重庆“最牛钉子户”

事件回放：2007年3月，重庆市九龙坡区鹤兴路17号的房屋产权人——杨武和吴萍，因拆迁时未能与开发商达成一致，而拒绝拆迁，开发商将周围房屋拆除，同时挖断了房子边上的路，将那栋两层小楼变成了无法靠近的孤岛。面对相关部门的强制拆迁令，杨武住进了无水无电的小楼。一时间，这栋悬挂着国旗和标语的小楼，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杨武、吴萍一家被称为“史上最牛钉子户”。经过艰难谈判，2007年4月2日，杨武、吴萍终于与相关部门、开发商达成协议，当日晚10点37分，小楼被拆除。

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莫纪宏、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杨武、吴萍夫妇以宪法维护自己的私产，引发了人们对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争论。宪法保护的是什么性质的财产权？保护到什么程度？住宅不受侵犯的意义何在？一时间，这些论争成为学界和舆论关注的焦点。

2.山西“黑砖窑”

事件回放：自2007年3月起，媒体接连曝光发生在山西的多起黑砖窑主非法限制民工人身自由、非法雇用童工、强迫民工超强度劳动、殴打民工致死致残等事件，引起强烈反响。5月，山西洪洞警方破获一起黑砖场虐工案，解救出31名民工，其中有部分童工。7月31日，山西省临汾市和运城市五家法院，依法对一批“黑砖窑”案件公开宣判，31名被告人被判有罪，打手赵延兵被判处死刑。另有95名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因该案受处分。

点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文钊：该事件不仅是一个违反劳动法、违反刑法的事件，更是一个涉及人权保障、政府责任的宪法性事件。它反映的是当地政府在人权保障上的缺席和失职。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这一原则不仅是国家在人权保障方面的态度宣示，同时意味着国家要切实承担起人权保障的现实责任。

3.同居者不签字致孕妇胎儿死亡

事件回放：2007年11月21日，怀孕41周的李丽云因难产生命垂危，被其“丈夫”肖志军送到北京市朝阳医院京西院区治疗。医生经检查发现，李患有较严重肺炎，需立即进行剖腹手术取出胎儿，否则李与胎儿均面临生命危险，然而肖拒绝在手术单上签字。在得到上级“如果家属不签字，不得进行手术”的指示后，几名主治医生只好采取药物急救等措施，当日晚7点20分，孕妇胎儿双双死亡。

点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中央党校教授傅思明：宪法关注的不仅是宏观问题，还包括很多具体问题。宪法所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包括生命权的内容，而生命权是承载其他基本权利的基础，该事例将生命权与制度规范的关系，紧急救助与责任机制的关系问题摆在了政府与公众面前。

4.69名专家学者联名建议废除劳教制度

事件回放：2007年11月29日，经济学家茅于轼、法学教授贺卫方等69名专家学者向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去关于启动违宪审查程序、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公民建议书。理由是：在“依法治国”、“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业已入宪的今天，延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劳动教养制度与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等上位法相冲突，应当尽早废除。

点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范进学：目前劳动教养制度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全国人大的直接立法，特别是与立法法缺乏衔接。在此背景下，劳教制度的合宪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5.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与深圳华为公司七千员工辞职

事件回放：来自华为员工的消息显示，华为鼓励员工辞职的方案2007年9月已获通过，从10月开始至11月底，华为公司分批次与老员工私下沟通取得共识，对7000多名工作超过8年的老员工，逐步完成“先辞职再竞岗”工作。此次华为“先辞职再竞岗”，被外界解读为直接以规避《劳动合同法》相关条文为目的。点评：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周伟、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飞：《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合同制度的完善，更有利于保障宪法所规定的劳动权这一基本权利。但如何解决企业规避责任问题，政府如何承担管理职责需要人们深入思考。

6． 山东淄博淄川区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事件

事件回放：2007年11月，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以十七大精神指导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在研究确定代表名额分配比例时，在全市率先取消了城乡差别，将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改为农村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与市区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相同，即“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山东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依法确定淄川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253名。目前，该区已将代表名额按照这一原则分配到各选举单位，由各选举单位酝酿产生候选人。

点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任进、苏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上官丕亮：这是一次完善选举制度的重要实践，符合十七大确立的目标，有利于公民平等权的实现。不过，对这一实践的评价不宜过高。修改选举法，将1４改为１１，才是最终的目标。

7.《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

事件回放：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７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自２００８年５月１日起施行。条例规定，四类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包括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公开时间为：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法律、法规对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点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莫于川、副教授刘飞宇：只有实行阳光政府，才能建立法治政府。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一句“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被媒体誉为“最具诗意的一句话”。也是中央对政府信息公开在更高政治层面的一种支持。

8.厦门PX项目事件

事件回放：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１日，十几个业主组成“厦门６１１环保志愿者联盟”，阻止尚未兴建的ＰＸ项目上马。２００７年３月，中科院院士、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联合１０５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关于厦门海沧ＰＸ项目迁址建议的提案”，将业主们的抗争和ＰＸ项目的问题传至庙堂深处。在厦门各界人士的呼吁下，环评终于启动，并有了具体的时间表。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５日，厦门市政府发布环评报告简本，并启动公众参与程序。ＰＸ项目将迁建漳州。点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王广辉、中央党校副教授刘素华：此事件直接体现了现代法治中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厦门市民凭借宪法赋予的权利，携手捍卫自己的家园。因为他们的团结和努力，可能威胁环境安全的“ＰＸ”项目暂告停止，城市整体规划环评得以启动。该事例成为公民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自由表达权得到保障的范例。

9.上海医保修改方案因争议搁浅

事件回放：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８日，上海市政府向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提交了《关于上海市贯彻〈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实施方案的修改内容》的议案，着手修改城镇医保办法。当日下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首先举行主任会议，有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鉴于目前大家对医保修改方案许多条文，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仓促付诸表决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建议推迟议案的表决。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最终以投票方式决定本次常委会不对城镇医保修改方案进行表决。

点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树忠：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职权。能否对相关议案及行政决策行使监督权，实际上是一把衡量地方人大及常设机构是否对人民负责的标尺。当前人大监督工作不够有力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上海市人大走出了可喜的一步。

10.广电总局对娱乐节目、“选秀节目”进行限制

事件回放：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５日，国家广电总局下发的通报中，称重庆电视台举办并播出的《第一次心动》选拔活动严重违规。通报指出，该活动严重偏离了比赛宗旨，热衷制造噱头炒作活动，比赛环节设计丑陋粗糙，内容格调低下，演唱曲目庸俗媚俗，立即停播。点评：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德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胡弘弘：这一事例直接反映了宪法学上古老而永恒的话题：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的关系。选秀节目满足和体现的是个人的表现自由但是，政府部门亦有管理与监督的职责。政府的手该伸向哪里，如何在实现政府管理的同时保障公民的精神文化自由，媒体如何来维护公序良俗，这些深层次问题无法回避。一个民族要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只靠一个经济的躯体，还要有强大的精神文化支撑。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第四篇：三鹿奶粉事件引发的宪法问题

三鹿奶粉事件凸现的宪法问题：生命健康权入宪的必要性

摘 要：随着各国对人权状况的越来越多的关注，人权已经成为宪法不得不深入研究的问题。而生命健康权作为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也成为国内外众多学者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生命健康权是宪法所规定的基本人权中最核心的组成部分，是基本人权体系的基石。保障生命健康权是保障其他基本权利的基础和前提。但是在社会法律实践中经常会出现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现象。去年轰动全国的三鹿奶粉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文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阐述了生命健康权入宪的必要性问题。

关键词：三鹿奶粉事件、生命健康权、宪法

我国现行宪法没有明确把生命健康权确认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它仅属于一项隐含权利，是一种从其他条文中推导得出的权利。震惊全国的三鹿奶粉事件进一步提醒我们应当尽快将生命健康权写入宪法。案情如下：

2008年3月以来，三鹿集团先后接到消费者反映的婴儿食用奶粉后不良反应，该集团在8月初也早已查出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物质，但是三鹿集团一直瞒报了这一事实。卫生部同年11日晚指出，近期甘肃等地报告多例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病例，调查发现患儿多有食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历史。经相关部门调查，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卫生部专家指出，三 1 聚氰胺是一种化工原料，可导致人体泌尿系统产生结石。与此同时，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也发布了产品召回声明，称经公司自检发现2008年8月6日前出厂的部分批次三鹿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市场上大约有700吨。

三鹿事件体现了现代企业为了追求暴利将消费者生命健康权不顾，在产品中大量掺杂有毒有害物质，无论是从道德的层面还是从法律的层面来讲都是被人们所唾弃的行为。笔者从这一系列事例中将三鹿奶粉事件作为一个典型，从宪法对公民生命健康权保护的层面来阐述三鹿奶粉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宪法上的思考。目前宪法对于生命健康权的保护概况还不够强，三鹿奶粉事件进一步警示我们生命健康权入宪已经迫在眉睫。

我国的现行宪法中规定了许多具体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关于生命健康权的保护规定的比较笼统，主要是体现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我国实践中出现的三鹿奶粉事件等一系列问题提醒我们使用宪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已经迫不及待。

一、生命健康权入宪是保护我国公民生命的现实需要

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漠视生命侵害生命的现象还不少。新华网于2008年8月6日刊载了一个信息，“根据三鹿公司的声明，受三聚氰胺污染三鹿婴幼儿奶粉在市场上大约有700吨。根据甘肃省卫生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首次向媒体通报了部分婴儿泌尿系统结石病因调查情况报道，甘肃省婴儿患泌尿系统结石病例为59例，其中死亡1例，江苏、陕西、湖北等地医疗机构也陆续收治了多例婴儿泌尿系统结石患者。”这是一 2 起典型的漠视生命的事例。可见，将生命健康权写入宪法，使全社会树立生命意识，自觉保护生命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二、生命健康权入宪是我国部门法发展的要求

我国1979年《刑法》就规定了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等侵害生命健康权的刑事责任。1986年《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了“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并在第119条规定了侵害生命健康权的民事责任。《刑法》和民法通则还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这两种公民自我保护生命权的方式。然而，作为普通法的依据和基础的根本大法——宪法还没有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这一基本权利，显然宪法已经落后于部门法，这就导致宪法在生命权问题上不能有效的指导部门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而且实际上已经在实践中造成了某些混乱和损失。这些都要求宪法尽快对公民生命权表明自己的态度。

三、生命健康权入宪也是实施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

我国政府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实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将是我国政府的义务，而宪法是实施这一公约的基本途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1款明确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为适应《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签署特别是今后实施的需要，我们应该积极主动地修改现行宪法，在根本大法中明确规定生命健康权。

四、结 语

宪法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根本大法，在宪法中明文载入生命健康权，3 是生命健康权内涵的本质要求，是人权保障宪法原则的体现，是公民与国家和谐关系的反映。将生命健康权入宪有利于健全我国公民生命健康保障的法律体系，有利于纠正传统和现实中轻视公民生命健康的一些不良现象，强化国家和社会保障公民生命健康的责任意识，有利于在国际人权领域树立良好形象。

总之，宪法的逻辑体系与出发点是人的尊严与生命健康权的维护，任何一种法律制度或制度的安排应该回归到宪法价值体系之内，以体现人的生命健康的意义。面对生命健康权理念与现实的冲突，我们有必要认真地反思宪法理论与制度，关注社会现实中人的生命健康权被漠视、被侵害的各种现象，以生命健康权的维护作为制定法律与政策的基本理念与出发点。关怀每个人的生命健康价值，扩大生命健康权的保护范围，维护和发展生命权价值已成为整个社会价值的追求目标，也是现代宪法学存在与发展的价值基础。21世纪社会发展对生命健康权的宪法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宪法应当主动、积极地建立学科共同体，强化生命健康权的宪法保障。

主要参考文献

1、催敏：论生命权的宪法价值及我国生命权立法的完善，延边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6月。

2、韦以明：“生命权”、“生命安全权”、“生命健康权”谁宜入宪———“非典”现象中的生命观透视，政法论坛，2003年12月。

3、上官丕亮：生命权入宪的全球考察与我国生命权入宪的建议，阴山学刊，2006年8月。

4、杜承铭、谢敏贤：论健康权的宪法权利属性及实现，河北法学，2007年1月。

5、王丹丹：论健康权的宪法保护，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2期。

6、周晓燕、李小燕：大学生的责任之一：尊重自己的生命权，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7、邓河：论生命权的本质和安乐死的选择，晋阳学刊，2005年第3期。

第五篇：对李慧娟事件的宪法思考范文

张小玲

引子：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女法官李慧娟在判决书上宣布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法《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某一条款与上位法冲突而自然无效，省人大主任会议作出要求地方人大对李慧娟法官免职的严肃处理的宣告。这一案件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有四律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审查《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效力，贺卫方，蔡定剑，董皞等著名教授在各大报纸上发表评论。作为一个有着一定法律信仰，追求公正，公平法律的本科大学生，这起事件也引起了我的思考。

对李慧娟事件的宪法思考

李慧娟事件首先让我想起了我国的法治状况，它折射出了我国整个法治建设中的很多问题。目前，我国的法治建设可谓是轰轰烈烈，锣鼓震天。可究竟法治是什么，我们离法治还有多远？亚里士多德说：“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

（一）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

（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它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律，其它任何法律，法令不得与之抵触，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人都必须以之为根本的活动准则。

（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得到保障。

（四）国家机关的权力必须受法律的制约。

（五）司法独立。

下面我将针对李慧娟事件，从法治的几个基本内容分析一下其所反映出来的宪法问题和提出我的建议。

一.从人大行为上分析

根据宪法第99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立法法》规定，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生效后，地方性法规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无效，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在《种子法》于2000年12月1日施行后，依照法律和《种子法》相冲突的条款应属无效，省人大应当及时的予以修改或者废止。在这点上省人大不作为，当法官提出法律冲突后省人大依然不作为，没有对自己的法律合法性进行审查，事后却分别向省高级法院和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发出上述“通报”，要求省高院对洛阳中院的“严重违法行为作出认真、严肃的处理”，请洛阳市人大常委会“纠正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违法行为，对直接责任人员和主管领导依法作出处理，通报洛阳市有关单位”。这是否太专制，太霸道不合情理呢？对人大的不作为是否也应给予处分呢？我国宪法第5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为什么人大有如此特权？

其次，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第24次主任会议认为，洛阳中院的行为，“其实质是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违法审查，违背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侵犯了权力机关的职权……是严重违法行为”。而要求对洛阳中院进行严肃处理，对李慧娟法官进行严肃处理。是否也越权了呢？第一，从资格和程序上看，根据法律精神，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不是人大的一个权力机构，它无权对外发出任何有法律意义的文件指令。而且，要作出决定也需要一定的程序。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王卓林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证实，对赵、李二人的处分需要提请人大常委会讨论，现在尚未履行这一法定程序。第二，从人大监督的内容上看，根据宪法，人民法院由人大选举产生，对人大负责，受其监督。人大对法院有当然的监督权，但同时，宪法也规定了法官有独立审判权，不受任何其他机关，组织和个人的干涉。也就是说，人大对司法的监督应保持在对审判权监督的范围之外，如法官的贪污受贿，怠工渎职等行为。否则，法官的独立审判权会形同虚设，更别谈司法独立，法治建设了。

二.从李慧娟法官的行为分析

这个事件发生后，有很多人指责李慧娟法官越权，也有很多人从我国的现行体制和法律本身存在的缺陷方面为她辩护同情她。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她错了越权了。我个人认为李慧娟法官是对的，理由如下：

（一）根据我国 《立法法》规定，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抵触，否则无效。最高法院也一直在强调要在民商事审判活动中加强裁决文书的说理，以保证判决的公正，公平，合理，提高审判的质量。法官对其所依据的 法律应做公开解释。宪法第5条规定（在上文已提到）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1.要维护宪法的权威和法制的统一。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法律的统一又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必要条件。只有法律统一，人们才能真正生活在同一法律准则下，法官在选择法律时才不会有分歧，造成不平等。李慧娟法官不过是在按照法律的要求在做了。就这个案件双方争执的焦点，也就是《种子法》和《条例》到底该用哪一个，这直接涉及到当事人的权利，在判决书中充分阐述适用法律的理由。即根据《立法法》的规定说明《条例》的有关条款因为与上位法相抵触而自然无效。她这样做不仅充分说明了判决的理由，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法律的统一。何错之有呢？她积极的根据立法精神判案，违反了什么法？

（二）很多学者教授都在呼唤违宪制度的建立。其实我国早已有了这个制度，只是不够完善，审查范围窄，又缺乏程序保障，在现实生活中，权力主体又不作为，因而影响不大。依据1982年宪法和《行政诉讼法》以及《国家赔偿法》，我国建立了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相结合，事先审查与事后审查相统一的违宪审查模式：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监督宪法的实

人大常委会讨论，现在尚未履行这一法定程序。第二，从人大监督的内容上看，根据宪法，人民法院由人大选举产生，对人大负责，受其监督。人大对法院有当然的监督权，但同时，宪法也规定了法官有独立审判权，不受任何其他机关，组织和个人的干涉。也就是说，人大对司法的监督应保持在对审判权监督的范围之外，如法官的贪污受贿，怠工渎职等行为。否则，法官的独立审判权会形同虚设，更别谈司法独立，法治建设了。

二 从李慧娟法官的行为分析

这个事件发生后，有很多人指责李慧娟法官越权，也有很多人从我国的现行体制和法律本身存在的缺陷方面为她辩护同情她。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她错了越权了。我个人认为李慧娟法官是对的，理由如下：

（一）根据我国 《立法法》规定，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抵触，否则无效。最高法院也一直在强调要在民商事审判活动中加强裁决文书的说理，以保证判决的公正，公平，合理，提高审判的质量。法官对其所依据的 法律应做公开解释。宪法第5条规定（在上文已提到）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1.要维护宪法的权威和法制的统一。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法律的统一又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必要条件。只有法律统一，人们才能真正生活在同一法律准则下，法官在选择法律时才不会有分歧，造成不平等。李慧娟法官不过是在按照法律的要求在做了。就这个案件双方争执的焦点，也就是《种子法》和《条例》到底该用哪一个，这直接涉及到当事人的权利，在判决书中充分阐述适用法律的理由。即根据《立法法》的规定说明《条例》的有关条款因为与上位法相抵触而自然无效。她这样做不仅充分说明了判决的理由，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法律的统一。何错之有呢？她积极的根据立法精神判案，违反了什么法？

（二）很多学者教授都在呼唤违宪制度的建立。其实我国早已有了这个制度，只是不够完善，审查范围窄，又缺乏程序保障，在现实生活中，权力主体又不作为，因而影响不大。依据1982年宪法和《行政诉讼法》以及《国家赔偿法》，我国建立了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相结合，事先审查与事后审查相统一的违宪审查模式：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的合宪性进行监督审查。２.司法机关有权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合宪性，合法性问题进行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由于没有严格的程序保障，它本身又担负着沉重的立法任务，且违宪审查的专业性很强，工作量又大，人大没有能力，精力和时间去对所有的法律进行监督审查。也就是说人大在这方面只能无作为。那为什么不让司法机关来有所作为，来填补这个空白呢？而且我们只要做一个小小的扩大解释，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司法机关对国家机关的行为有违宪审查权，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对国家机关的行为的合法性与合宪性”扩大解释为“包括国家机关的行为及其行为的内容的合法与合宪性”。权力机关也是国家机关，司法机关当然可以对其立法行为及其内容进行监督审查了。李慧娟法官宣布与国家法相冲突的某个地方法条无效，并没有越权。何况完全可以理解为是法官基于自己对法条的理解进行的判断。这是法官的一项权力，错在哪里呢？

（三）面对法律冲突，在省人大又不审查自己制定的法律，而法官又不能拒绝受理的情况下，法官只有三种选择：第一，绕道而行对法律冲突视而不见，对双方当事人争论的焦点充耳不闻，也不对适用的法律进行任何解释，随便拣一个用。这时她又有两个选择，（1）适用地方法规。这样对法官也许还可以带来某些利益（地方法官与地方人大有千丝万缕的关系）；（2）适用国家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第二，裁决案件中止审理，在裁决中阐述理由，依照法定程序送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裁决。第三，像李慧娟法官一样大胆的在判决书上公开阐述适用法律的理由。

第一种方法要么忽视了当事人的权利，要么不利于维护法律的统一；第二种方法无疑损害了当事人的权利和办案的效率。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2个月才开一次会，一次会5-7天，有大量的问题要讨论解决。等到裁决下来案卷上的灰尘不知有多厚了，对当事人已毫无意义了。不过这是大多数学者认同的，他们认为牺牲效率来维护法律的统一与严肃是非常有必要的。可是光是这样成效有多大？即使是孙志刚事件这么严重的案子反映出的明显法律冲突，法院都不敢说话，最后还是几位学者提出要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有关条款进行审查。其影响仍是如此的有限。现在，法律冲突的案子的严重性和普遍性已到了只要对法律有所接触的人都能列举一二的程度。李慧娟法官的做法首先是在形式上维护了法律的统一，在客观上引起了社会反响，使更多的人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必将推动立法，她的强烈也没有错。

最后，我想谈一下的进步。所以从客观影响来看从这个事件中所想到的一些需要通过立法来完善和规范的地方。

第一，完善违宪审查制度。在前面我已经讲到我国现行的违宪审查制度的缺陷，使得其名存实亡。对于这一点，很多学者专家提出了很多的建议。我个人比较同意把违宪审查权给司法机关。在司法机关内部设立专门进行违宪审查的法院，因为法院的专业化水平比较高，专事专办且有程序保证，可以有效的保障审查的质量。其次，又可避免监督者自己监督自己的尴尬。因为法院必须依法律办事。

第二，调整人大的权力。一方面，对那些对其权力机关性质影响不大，而通过一定的改革后仍很难或无能行使的权力应下放给司法和行政机关，特别是司法机关，因为我国目前司法机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权力最弱小，而这将直接影响我国的法治建设。另一方面，对于它的性质和保障其权力有效行使的权力，如立法权，监督权等要切实有效的行使。对过去不能行使而被其他机关行使，现在或将来通过一定的改革后有能力行使的，要收回，如财政权等。

第三，改革法官任免体制。法官任免的地方化必然导致法官的地方化，这不利于法制的统一和法官独立的实现。既然法官和检察官都是司法人员，法官的任免制度完全可以仿效检察官的任免制度。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法官由院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一阵优同级人大任免，并须报

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请该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其他组成人员由院长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免。这样既可以照顾人大的监督权，又使得人大对法院法官的影响有限，有利于司法独立的实现。

张小玲

2003年11月22日于中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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