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供销社六十年历程和发展五篇范文

第一篇：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供销社六十年历程和发展

内蒙古鄂伦春旗自治旗供销社

六十年历程和发展

在全旗人民欢庆鄂伦春自治旗60年华诞之际，鄂伦春旗供销社也迎来了自己六十周岁生日，双喜齐至，从回顾历史忆辉煌、体制改革求生存、科学发展壮实力、体系建设开拓服务等不同角度记述了旗供销社六十年发展的不平凡之路。

走过六十年，见证供销社发展风雨兼程路

六十年，供销社经历了由辉煌到低谷，由复苏到崛起的风雨历程。这其中既有体制转变时的彷徨阵痛，更有突出重围谋求新发展的雄心豪情。

旗供销社，在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坚持服务大局，扎根农村，大力弘扬甘于奉献、艰苦奋斗、永不言止的优良传统，自强不息，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始终不渝地全力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全面完成了党和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

历经改革开放的沧桑后，供销社人明白了什么叫做“浴火重生”；面对新时期的挑战，供销社人将坚定信心，卯足干劲，立足“三农”，决心再创辉煌。

在国家建设中写辉煌

1949年7月，旗供销社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建立。建国初期，国家经济困难，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安定人民生活，党中央提出以三年时间争取国家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要求，旗供销社本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大力开展购销业务，活跃城乡物资交流，积极建立和发展群众经济组织，为医治战争创伤，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国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购销业务的不断壮大，各类合作社组织也迅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到1953年底，旗供销合作社系统，基本上形成了上下相连、纵横交错的合作社商业网。

1953年起，国民经济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党中央提出“一化三改”为内容的过度时期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据这一任务，供销社一方面通过供销业务，以促进农业增产，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另一方面以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为中心，积极促进农业、手工业和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发展农村合作组织，推动农村合作化运动开展。

1956年，我国全面进入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国家的扶持和对农业生产资料和农副产品经营的垄断，在20余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市供销社步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秉承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积极开展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组织日用工业品下乡，推动农副产品进城，发展多种经营，在

农村商业流通和城乡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联结工农、沟通城乡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旗供销社工作受到严重挫折。1976年，旗供销社重新恢复起来之后，供销社合作事业有了新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任务和总目标，供销合作社肩负的历史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艰巨，发展前景更为广阔。

随着党对农村一系列政策的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逐年增产，多种经营迅速发展，群众购买力大幅度提高，农民要求供销合作社办的事情越来越多。

上世纪80个代初，面对新的形势和广大农民的要求，旗供销社积极适应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客观要求，本着改革、开放、搞活的精神，在恢复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方面进行了开创式的探索。

全面实施 “全民转集体”“官办转民办”，加强“三性”（组织上群众性，管理上民主性，经营上灵活性）建设，从促进生产，搞活流通出发，广泛吸收农民入股，发展多种经营，扩大经营范围，开拓新的服务领域。在企业内部，推行各种经营承包责任制，调动干部职工经营积极性，并与有关部门配合做了大量物资供应，技术指导、资金扶持和产品

推销等工作，逐步使供销社成为农村经济服务中心，为深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在体制改革中求生存

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确定了“改革、开放、搞活”方针政策。供销社的垄断地位被打破，被放入到了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面对瞬息万变，激烈竞争的市场，如何“办下去”“办好”，改革开放30年，旗供销社走过了一条艰辛的二次创业历程。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供销社传统优势业务受到市场的巨大冲击，加上自身体制、机制的掣肘，出现了经营萎靡，效益滑坡。面对重重压力，供销社努力探索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体制、新机制。积极推进以“一化三改”（参与农业产业化、改革产权制度、改造传统经营网络、改变封闭体制）、乡镇级社综合改革和社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等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创新，全系统逐步走出低谷，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2000年起,供销社系统大力推进职工转身份、企业转机制、联社转职能的改革。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坚持因企制宜、分类指导，强力推进以“两个臵换”为主要内容的产权制度改革。对从事农资、烟花爆竹等传统主营业务或与服务“三农”密切相关的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努力培育为农服务的龙头、发展的依托、创效的骨干；

对失去经营优势的社有企业，积极争取政策，在妥善做好职工安臵工作的基础上，实施破产。到2007年底，全系统已采取股份制、破产关闭和破产重组等形式对的旗社直属企业和乡镇企业进行了产权制度改革，从根本上扭转了资产质量低、经营效益差、职工队伍乱的被动局面。

在体制改革中求生存，着力化解历史性、政策性债务，妥善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全行业走出了历史的低谷，迈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经营总额、实现利润、上缴税费等指标逐年稳步增长。全系统先后甩掉了债务沉重的包袱，激发了系统的活力。全系统逐步走出低谷，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在服务“三农”中壮实力

党的十六大以来，旗供销社认真落实贯彻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创新发展、紧紧围绕改革发展这一中心任务，积极探索符合“三农”需要、适合供销社特点的发展之路。紧紧围绕全市农村经济发展大局，充分发挥自身的组织、资源优势，不断创新服务方式。积极兴办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围绕当地主导产业、新兴产业和特色产品，采取龙头企业拉动、产业基地引导、专业市场连接等形式，积极组建生产、流通、加工和服务型专业合作社、农产品协会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广大农民提供信息、种苗、物资供应、技术指导、产品销售等多种服务，提高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了农民增收致富。

牵头组建乡镇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并以此为载体，积极开展搞培训、送技术、传信息、拓销路等服务活动，发挥了引领合作经济组织健康、持续发展的作用，搭建了引领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公共服务平台。

发展乡镇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围绕农民需要，坚持因地制宜，采取基层社自办、与村委会和其它涉农部门联办、入社加盟合办、借力进村领办等多种形式，整合农村各类资源，拓展基层社、服务站经营服务领域，积极兴办了一批集经营性、公益性等服务于一体的村镇综合服务中心，促进了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

在网络建设中拓服务

供销社的传统优势在于流通，如何发挥好这一优势，做好供、销、联的联接是关键。虽然供销社的经营网点遍布城乡，但是普遍存在规模小、设施旧、实力弱的问题，急需通过现代化流通方式进行改造。

旗供销社按照产权多元化、运作市场化和“小网点、大网络”的发展战略，坚持开放办社，以连锁经营、连锁配送为主要形式，整合社会资源，完善网点连结机制、统一配送体系和增强服务功能，采取围绕经营主业、推进农资优势商品经营网络改造，兴办连锁超市、开拓农村日用工业品市场，建设各类市场、推动农产品流通等措施，加快原有网络、设施的改造，建立起了农资、日用消费品、农产品和再生资源

回收利用、食盐供应、烟花爆竹经营等六大流通服务网络，初步形成了连锁配送、覆盖城乡、双向流通的新型农村现代流通服务体系。

结合全国总社“新网工程”和商务部“万村千乡”市场工程，通过网点改造、资产重组和社会加盟等多种形式，着力推进农村现代流通服务体系建设，目前已统建成农资、日用消费品、农产品等各类经营网点，初步形成了连锁配送、连接城乡新型农村现代流通服务体系，扭转了低谷时“线断、网破、人散”的被动局面。

脱胎于农村，立足在“三农”，面对新的历史使命，供销社人踌躇满志，信心百倍，再次踏上服务“三农”工作的新征程。

新时期，旗供销社紧紧围绕改革发展这一中心任务，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创新思路，抢抓机遇，大力实施乡镇级社综合改革和社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狠抓“两个体系、一个中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农村现代流通服务体系、农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不断创新服务方式、完善服务功能、增强服务实力，成功探索了一条适合市场经济特点、符合我旗供销合作社实际的改革发展之路，全系统实力、活力和竞争力显著增强，各项工作迈上了新的台阶。围绕打造服务“三农”这条主线，供销社的发展之路将会越走越宽广。

第二篇：建国六十年中国工业化历程

建国六十年：辉煌的工业化历程

Post By：2009-8-23 20:50:00

穷乡亲

二十世纪世界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之一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的主要标志是独立自主的工业化的实现。新中国在大约三十年的时间里，就从一个贫弱的农业国而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能够同世界霸权主义国家抗衡的工业国，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格局，从而为当代中国的振兴赢得了机迂。随着历史的延展，越来越显示出毛泽东时代的决定性意义。

中国工业化是怎样实现的？它经历了怎样一个艰巨豪迈的历程？这是当代中国人不能不了解的事惰。

实现工业化向来是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明确的奋斗目标。在建国初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任务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就及时地把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任务提到中心日程，着手部署和规划国家工业化建设的蓝图。这主要体现在1952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1953年国家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一化三改”。）其主体就是迅速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1、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胜利实现

从当时的惰况出发，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8）制定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冶金、燃料、动力、机器制造、化学工业等。计划五年内国家投资总额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多两），其中58.2%用于工业基本建设，新建一批规模巨大、技术先进的新工业部门，并要用现代先进技术扩大和改造原有的工业部门。一方面要合理地利用和改建东北、上海和其他沿海地区城市已有的工业基础，另一方面要开始在内地建设一批新的工业基地，以求大大提高我国工业生产的能力，并逐步改善不合理的生产力布局。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注意统筹兼顾、平衡协调发展，相应地发展农业、交通运输业、轻工业、邮电业和商业以及文化教育事业等。正如毛泽东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开幕词中宣布的：“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33页。）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部署和苏联的大力援助下，中国工业化建设出师大捷：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和任务提前一年胜利完成。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全国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88亿元，以156个大项目为中心，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工矿建设项目694个。到1957年底，全部投产和部分投产的分别是428个和109个。固定资产新增492亿元，是1952年的1.9倍。其中有许多大项目大建设，如：鞍山钢铁公司的三大工程— 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练铁炉开工生产；马鞍山钢铁公司、包头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联合企业新建施工；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建成并开始生产“解放牌”汽车；中国第一座拖拉机制造厂（洛阳）始建；第一座飞机制造厂建立并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座机床制造厂（沈阳）建成投产；第一座现代化的电子管厂（北京）建成并投产；第一座现代化的制造无线电元件的综合性工厂— 华北无线电器材厂开工生产；西北第一座大发电厂— 西安第二发电厂建成；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 玉门油矿建成。还有武汉长江大桥、衡阳湘江大桥建成并通车，青藏、康藏，新藏公路建成通车等，都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创建和完成的。这些建设不仅填补了一些现代工业的空白，而且对一些老工业进行了技术改造，使中国工业的基础和生产能力有了显著提高。有许多重要的工业产品，如发电机、冶金和采矿设备、最新式金属切削机床、汽车、喷气式飞机等都是原来不能制造的，这时都能生产了。同时，由于大部分项目和投资投放于内地，（例如仅武汉就建立了武汉钢铁厂、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昌造船厂、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等大企业）因此对改变旧中国工业过份偏于沿海的不合理布局起了很大作用。

到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04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3%，年均增长18%。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钢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5.8倍；煤产量达到1.3亿吨，比1952年增长9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2.1倍；发电量达到193.4亿度，比1952年增长16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3.2倍；水泥686万吨，比1952年增长140%，等。各项指标大都提前和超额完成。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不仅有力地证明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计划经济的科学、正确，而充分地显示了共产党在领导经济建设、优其是发展工业方面的卓越能力和高超的效率。

2、大跃进运动功不可磨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的一片热火朝天、全面胜利的局面下，毛主席决定进一步加快建设和发展的步伐。为此发出了“生产大跃进”的号召。1958年1月他说：“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簿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 “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指钢产量）”。（《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0页。）“要掀起一个生产建设高潮”。

大跃进运动虽然出现了许多失误，但从中国工业发展史上看，其重要地位和伟大成就是不容否定的。对于工业建设来说，大跃进实现了现在人们说的“超常规”、“跨越性发展”。有许多大项目、大建设，重大科技成就都是在大跃进中实施和取得的。例如在钢铁工业中，不仅兴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炼钢厂武汉钢铁厂，而且还有邯郸钢铁厂、济南钢铁厂、杭州钢铁厂、广州钢铁厂、南京钢铁厂、安阳钢铁厂、成都钢铁厂、柳州钢铁厂等，一大批大型钢铁企业都是在大跃进中开始建立的。同时，还有最大的炼钢平炉在鞍钢建成、出钢，北京石景山钢铁厂首次进行氧气顶吹练钢技术试验成功等。

在1958、59年实施和完成的其他重大建设项目还有：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制造成功，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和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研制成功（清华大学），第一台40匹马力柴油拖拉机出厂，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试制成功，第一部国产轿车“东风”（后为“红旗”）牌轿车诞生，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论“跃进号”下水，第一台138吨交流电力机车试制成功，第一座重型拖拉机厂（洛阳）建成投产，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开始运转、回旋加速器建成，第一台每秒运算一万次的电子数字计算机试制成功，我国最大的重型机器厂（国家重点铸锻件的生产中心之一）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建成、投产，另外，还有宝成铁路、鹰厦铁路、包兰铁路、黔桂铁路建成通车，昆明铁路同越南铁路接轨通车，重庆的白沙沱长江大桥、郑州黄河大桥建成通车等。在公共设施建设方面，如首都人民大会堂、博物馆、火车站、工人体育场等“十大建筑”。至于各地方开工、建立的工业、交通等各业项目以及“标志性”建筑就更多了。

这种大发展的势头一直持续到1960年。例如上海吴泾化工厂就是在1960年投建的。该厂是由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的大型氮肥厂，于1963年建成、投产，它对建立我国新兴的化肥工业起了重要奠基作用。

仅在两、三年时间内，国家就有这么多的项目投建、完成，这么多的科技成果取得，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大跃进在当时之所以反响于世界，并不奇怪。

当然，由于当时基本建设战线太长、工业铺的摊子过大，投资超过了国力，因而造成农业和轻工业大幅度下降，消费品短缺，人民生活严重困难。但是大跃进给中国工业创造出的生产能力却是空前的、巨大的。三年中，工业总产值以及主要产品的产量：钢铁、原媒、机床、发电量等，都有大幅度增长。据统计，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重工业各主要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三分之二是在大跃进三年中开工的。三年中新增的炼钢能力占从建国到1979年三十年间新增练钢能力的36.2%，采媒能力占29.6%，棉纺绽占25.9%等。（引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15、416页。）包括大跃进在内的整个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基本建设投入共1206.09亿元，建成大中型项目581个，新增固定资产861.82亿元，均大大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谈到大跃进，有些人总是讲它的失误和挫折，而无视它在中国工业建设史上的重耍地位和伟大成就。这是对历史的歪曲。我们说：如果没有大跃进中的那些工业成就，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将会推迟许多年。包括后来在六、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汽车、造船、机床制造、交通、国防工业、甚至“两弹一星”的成就都将是个问号！

3、工业学大庆运动开创了中国工业建设的新局面

1961年初，为了克服困难，同时调整自大跃进以来被打破的某些经济平衡关系，整顿经济秩序，党中央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此后党中央还发布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制定了许多新的政策和措施。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和工业生产指标，对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比例关系、管理制度等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使其基本上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和规律的基础上，从而指导中国工业向更加积极、扎实、健康的轨道转变。

正当中国工业处于调整、压缩局面中，石油战线却发愤图强、异军突起，爆出了振动全国的喜讯。

为了解决我国工业发展的能源这一基础问题，毛主席和党中央对石油工业十分重视，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就把石油勘察、石油开采列为一项重要任务。1959年我国石油地质工作者在东北松辽盆地发现地下油田，当时命名为“大庆”。经党中央的批准，1960年石油部调集来自全国石油战线4万名职工开进茫茫大草原，投入开发油田的大会战。在当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施工设备十分落户、投资很少的情况下，硬是靠毛泽东提出的“革命加拚命”的精神，苦战三年，创建了一个年产600万吨的大油田和一个大练油厂。建设速度比苏联杜依玛兹大油田快一倍。大庆油田是在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苏修撤退专家、停止支援、卡我们的脖子的情况下，完全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创建的。大庆的事迹对当时的中国无异于成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使整个工业战线受到振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大庆的经验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64年发出了“学解放军、学大庆”的号召。自此，全国工业战线掀起了“学习大庆经验、创大庆式企业，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道路”，培养“三老四严”良好作风的热潮。（注：“三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四严”：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

继大庆油田的开发，接着又以同样的方式开发了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到1965年中国石油产量达1131万吨，比1957年增加了6.75倍，从此中国石油实现了全部自给，靠“洋油”的时代就结束了！随着中国现代石油工业基地的建成，与此相联系的石油化工、化纤、塑料等一批新兴工业也迅速建立起来。这标志着一个以石油、能源为领军的新的工业模式的出现，中国工业发展开辟出新局面！

1965年我国采用国际先进技术，由自己设计的第一座维尼纶厂建成投产，这标志着中国的纺织工业开始向新兴的合成纤维工业发展。

工业学大庆运动，以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为强大动力，给工业生产带来新的活力。中国工业不仅完全从压缩、下降局面中走出来，而且又大步、迅速地前进，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高峰。1962—1965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7.9%，接近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增长速度。1965年工业总产值达1402亿元，比1957年增长98.1%。八年中基本建设投资完成938亿元，建成大中型项目531个。主要产品产量：钢达到1223万吨，比1957年增长1.3倍；煤达到2.32亿吨，比1957年增长77%；发电量达到676亿度，比1957年增长2.5倍；合成氨达到148.4万吨，比1957年增长8.7倍等。其他产品，水泥、汽车、棉纱、食糖等产量都有很大增长。（引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15页。）

这时，中国工业的门类己初步建全。工业产品的品种，五年中增加了三万多种，而且质量普遍提高，成本显著降低。成为新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好的时期。1965年全国企业总数达到15.8万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4.6万个,集体所有制的11．2万个），全国职工人数达到4965万人（其中全民3738万人、集体1227万人）。

1963年在国民经济己开始全面好转的情况下，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拿出11亿元，为全国40%的职工增加了工资。

在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有人曾主张把国防和科技上的核试验项目下马，但毛主席和党中央则顶住了压力，坚持了研制“两弹一星”的重大战略决策。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艰苦努力下，到1964年10月就成功地爆炸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1965年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二颗。从此中国迈进了世界核大国的地位。

当有人大肆宣传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失败”时，难道不为中国在此后仅三、四年时间就奇迹般地涌现出如此巨大的成就而感到困惑吗！

4、文革时期 — 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建成 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建设史上，跨越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占了十多年。有人说：当时中国完全陷入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之中，而经济发展“停滞”，“濒临崩溃的边缘”。但事实证明了这种说法的荒涎不经。

“文革”十年正处于中国工业和科技发展的关键时期，它在建立我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当时毛主席的“工业学大庆运动”、“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一系列指示下，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革委会对工业生产抓得是很紧的，都是将其作为反对霸权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一项硬任务坚决完成的。虽然在个别年份由于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的干扰，出现过生产和产量下降的情况，但从十多年总体上看工业发展仍是迅速的，决不是“停滞”和“缓慢”。设想十多年间工厂都是停止生产搞运动、整日开批判斗争会那是十分离奇的！

这只要回顾一下那时国家在工业建设方面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部暑，想想那时全国实施和建成的一系列大项目、大工程、骨干企业，办的许许多多大事和取得的成就，事实就很清楚了。

首先，以石油、煤炭、电力为主的能源、动力工业为例。仅在1967年至1976年期间国家的投资就超过了500亿元。在石油工业中，不仅扩建了大庆油田，而且新建了胜利油田、大港油田、任丘油田、辽河油田、中原油田、江汉长庆油田等。原油产量以每年平均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产量突破了1亿吨，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5倍多。其发展之快是首当其冲的。在煤炭工业中，新建了山西高阳煤矿、山东兖州煤矿、河南平顶山煤矿、四川宝顶山煤矿、新疆哈密露天煤矿等一系列新的大型企业。由于石油、煤炭工业的迅速发展，一大批新的化工，化肥企业也在当时建立起来。如兖州煤矿新建了鲁南大化肥厂等。在电力工业中，仅全国新建的大型发电站就有：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龚咀水电站、黄龙滩水电站、碧口水电站、八盘峡水电站以及唐山陡河发电厂、山东莱芜火力发电厂等。中国首座核电站 — 秦山核电站开始建造。各地兴建的的中小型发电站就更多，每年都有大批投建，到1975年仅小型水电站全国就有5万多，1978年达9万多座。十年间中国能源产量年均增长率达到9.2%。这大大高于改革之后的八、九十年代。人们知道，到2007年，全国石油产量才1.87亿吨，29年时间才比1978年增长了79%倍，远远低于从1949—1978年增幅的866.08倍！可以说，如果没有文革时期石油、媒炭、电力等许多大型工业基地的建立和迅速发展，我国八、九十年代的整个能源供应将是大问题，与此相关的化工、化肥、化纤等许多工业门类也不会发展起来。同时，文革时期建材工业也有迅速发展，如各县都建立了水泥厂，1978年全国小水泥厂达到3400个，还有许多在建中，每年以几百家的速度投产。

适应当时国防建设和备战的需要，六、七十年代党中央采取了以内地“三线建设”为重点的方针。从1965年到七十年代中期，国家在“三线建设”中投资达2050亿元，建立起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十堰第二汽车基地、六盘水工业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制造、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等新的工业基地，使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状况大大改变。全国有许多著名的大企业，如湖北二汽、贵州铝厂、邯郸大型水泥厂、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江油特殊钢厂、成都无缝钢管厂、山东莱芜钢铁厂、山东拖拉机厂、推土机厂等也都是那时创建的。至于各地建设的大型骨干企业就更多了。到七十年代末期仅“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就由原来的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了3.92倍。这极大地促进了中西部经济、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对于改善工业布局，克服过于集中于东部沿海大城市的状况，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人们看到，改革开放以后一改原来的指导方针，实行以东部沿海地区为重点、向沿海地区倾斜的方针，使中西部大批人才和资金“孔雀东南飞”，造成地区差别和社会矛盾迅速扩大。可想而知，如无过去“三线”建设时期的基础，目前中西部的经济发展还会更加落后。

新兴工业，如电子工业，到1979年全国已建立了2000多个电子企业，职工队伍达到100多万人。全国建设了四十多家集成电路工厂。自1956年以来，23年间电子工业产值年均增长20.3%。并拥有相当规模的生产和研究装备。初步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部门。人们知道，目前中国己作为一个电子产品的生产大国出现在世界，电视、电脑、电话等产品和自动控制技术己广泛运用于生产、办公、普通家庭。但是应该知道，这些现代科技产品的核心技术的研发、攻关和形成工业生产能力却都是在改革前的六、七十年代实现的。例如到七十年代末，我国研制的机算机型号就达到了200多种，专业生产厂有十多家，生产计算机2300余台。电视机年产达249.2万台。早在1974年四川长虹电子企业就上了彩电生产线，开始生产彩电。到七十年代末，电视、电话等产品就开始在部分家庭里使用。而到了改革之后的八、九十年代，电子工业曾一度出现了不景气。因此说，如果不搞改革，这些现代科技产品和装备定会更快地在广大群众中普及。当主流媒体大肆宣传目前电视、电恼、电话的发展成就时，殊不知它并不能记在改革开放的功绩薄上。

为了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加强我国工业的薄弱环节，以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在1972年以后，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以“四三方案”为中心的引进国外成套设备的报告。先后投资50多亿美元，引进了26个大项目，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还有武钢一米七轧机，3个大电站、43套综合采煤机、1套彩色显象管成套生产技术以及透明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通过这些引进，建成了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山东胜利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厂、北京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化纤维联合企业、福建维尼纶厂、四川维尼纶厂以及大庆化肥厂、南京栖霞山化肥厂、辽河化肥厂、洞庭氮肥厂、四川泸州和贵州赤水天燃气化肥厂等国内一大批现代企业。并且它们都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这些都大大增强了我国化工、化肥、化纤等工业的生产能力。其中13套大化肥项目就占全国化肥总生产能力的1／5。1976年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三十吨乙烯工程（1973年动工）在北京石化总厂建成、投产。在这些大化肥项目的带动下，七十年代各地也大办化肥工业，1978年全国小氮肥厂就达1534个。这直接为八十年代的农业增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

中国的汽车工业，自从五十年代建立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之后，又对当时基础较好的全国四个汽车制配厂进行技术改造，在六十年代初形成了南京、上海、北京、济南四个汽车制造厂。文革时期，在建立湖北二汽、四川汽车制造厂（后为重庆）、陕西汽车制造厂等项目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的汽车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七十年代末遍布全国各地的汽车制造厂近200家。1980年全国的汽车产量达22.2万辆，由建国初汽车工业的空白点，挤身于世界汽车制造行列的第14位。与其同时，机床年产量达13.4万台，拖拉机产量达9.8万台，手扶拖拉机21.8万台等，这些都主要是在文革期间发展起来的。

最令人睹目的是国防工业和航天工业。自１９６４年我国第一次核爆炸试验成功后，到七十年代后期,共成功进行了16次核爆炸试验，还有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第一次运载火箭发射成功、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第一次回收发射的地球卫星成功等，可以说成果一颗接一颗，捷报一个接一个，勇往直前，直上云天。十几年的时间就突破了历史上的“八个第一”，成功发射了8颗人造卫星等。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核武和航天大国。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这是继1964年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之后，在核工业领域取得的又一个震惊世界的壮举。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便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两个发展阶段质的跨越。

又如中国的造船工业，自1958年建造万吨级“大跃进”号和六十年代建造“东风”号、“安源”号等远洋货船之后，到七十年代初迅速发展到建造二万五千吨的货船（1971年上海江南造船厂“长风”号下水），还有七千五百吨的客货两用船。1974年之后，自造的万吨级船舶一艘又一艘下水，速度越来越快。1974年生产的船舶吨位数和艘数就比1965年增长了近10倍。其中有能够冲破三米厚冰层的破冰船、三千吨的海洋地质综合调查船、七千六百吨的双体石油钻井船、深海上的油台船、万吨级的挖泥船以及巨型深坞船等。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逐步提高到造五万吨和十万吨级巨轮的水平。由此中国迅速迈进世界造船大国的行列。

文革期间，在铁路、公路、航空、大桥梁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十分惊人的。十多年间，先后建成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川黔铁路、襄渝铁路、焦枝铁路、枝柳铁路、京通铁路、阳安铁路等十多条铁路干线，还建成了包括滇藏公路、韶山至井冈山公路在内的许多贯穿各省城乡的公路干线。到1979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五万多公里，有复线的八千多公里，并且开始了电气化铁路建设。内燃机车也投入使用。铁路货运量达十亿万吨。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80万多公里，全国两千多个县基本上都通了公路，大大改变了全国交通干线落后的状况。尤其显著的是，当时的铁路、公路干线建设大多是在西南地区高山峻岭的复杂地形条件中施工的，施工过程极其困难、艰苦。像成昆铁路，全程仅打凿隧道就有427个，架桥梁991座，其工程艰难程度在世界铁路建设史上少有。工人阶级、技术人员硬是靠发扬“敢啃硬骨头”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去战胜困难，谱写了人类建设史上最豪迈的篇章。

在交通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大桥梁建设步入新阶段。1968年世界闻名的大工程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此后，十年间又先后建成了长沙湘江大桥、山东省北镇黄河大桥、前扶松花江大桥、浙江省兰江大桥、蚌埠新淮河大桥、上海黄浦江大桥、闽青大桥、洛阳黄河大桥、田庄台辽河大桥、江苏省淮南大桥、五河淮河大桥、重庆长江大桥等，使我国大桥梁建设无论在设计施工水平，还是在建设速度上都跨入到世界先进的行列。

其他在大港口建设、长距离输油管道建设、高压远距离输电变电工程、载波通信干线工程，卫星通信地面站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发展，施工能力和技术水平上了新台阶，成为建国以来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时期。

从历史上看，中国在基础工业方面投入规模最大、建立企业最多、发展最快的时期，一是“大跃进”时期，二是“文革”时期。“大跃进”时期所建立的企业有少数在“调整”时期下了马，（但其中大部分在后来形势好转时又陆续恢复发展起来）与其不同，“文革”时期的工业建设却谨慎得多，稳健得多，项目建设一个成功一个，几乎找不到有任何效益不好的企业。在包括文革在内的整个“三五”、“四五”计划期间，国家基本建设总投入达3116.42亿元，（统计到1977年）新增固定资产2157.40亿元，全部建成投产大中型项目1691个。到1979年工业企业总数达到35.5万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8.4万个,集体企业27.1万个）,是1965年的2.25倍，而且企业规模普遍扩大,其中大中型企业有4500个。例如全国钢铁企业就有984个，有色金属企业945个。1978年全国职工总数近一亿人（9967万人,其中全民制7693万人、集体制2274万人）,比1965年增长70％以上。

主要产品的产量：1978年钢产量达3178万吨，超过了英、法、意、德，成为继美、苏、日之后的第四位国家；石油产量达10405万吨，由过去有名的“贫油大国”而一跃成为基本上自给的世界“第八产油大国”；原煤6.18亿吨，居世界第三位；全国发电设备容量达5712.21万千瓦，年发电量达2566.5亿千瓦时，分别是1965年的3.43倍、3.78倍，居世界第七位；棉纱达238万吨，居世界第一位；化肥达869万吨，居世界第五位，等等。水泥达6524万吨。

中国工业的门类，如果说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跃进运动、国民经济调整和工业学大庆运动，到六十年代中期己初步建全，那么到了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的工业体系不仅进一步建全，而且在基础、实力上大大增强。对比六十年代中期，完全是上了一个大台阶。这时各主要工业部门的设备、生产领力和产量都进入世界比较靠前的行列。在技术上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中国工业己经发展成一个包括冶金、钢铁、原材料、燃料动力、汽车、机械制造、化工、轻纺、有机工业、电子、航天、核工业、国防工业等大型工业基地、之间相互关联而又配套的完整体系。中国从建国初连手扶拖拉机、缝纫机等都不能制造的落后农业国，发展到这时己经成为能够生产制造各种机床、拖拉机、汽车、火车、巨轮、坦克、飞机、战舰、各种精密议器、核发电站、电子计算机、电视、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以及发射导弹、运载火箭，卫星等等的工业大国。而且是在没有任何外国援助、合作的情况下完全由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这大大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其关键性的步骤都是在“文革”时期完成的。

按照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的标准：工业化的要求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即工业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占主要地位，重工业在整个工业中占显著优势；能自行设计和制造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各种消费品；有相应的化学、动力、运输和轻工业等。那么可以说这一目标到了七十年代末就基本实现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基本建立起来。这也同1975年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代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在1980年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判断完全相符。

邓小平在1980年12月也讲：“经过三十一年的努力，我们的全部工交企业单位己经发展到近四十万个，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比解放初期增长近二十倍。培养了大批熟练工人和上千万专业人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同一些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比它们大，建设的速度也比它们快。”（《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56、357页。）这说明，至少在1980年前，中国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就建立起来了。中国工业从不存在“发展缓慢”的问题！如果没有当时工业发展上的巨大成就，中国靠什么战胜美、苏两个霸权主义？怎么能够打破他们的封锁、制裁、禁运以及军事侵犯？世界头号霸权主义国家的总统尼克松能前来北京与毛主席会见吗！

人们知道，世界上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工业化的主要指标，就是看其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70%以上）。根据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1978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4231.0亿元，占当时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是74%，农业的比重是26%。这与1952年工、农业产值是30%与64%的比重相比，完全是根本的改变。这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工业化时代。

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工业不仅在国民经济总量中高达75%以上，而且门类齐全，尤其是一个掌握核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等现代工业类型的国家。即使与现代的各工业国家相比，中国许多产品的产量和技术水平也列前几位。按当时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说法：'中国以世界上六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在国防力量和航天工业上，则跃居世界第三位。主要物质生产部门采用了大机器生产，电力、媒炭、燃油成为主要的动力源；农业上达到了半机械化程度等。从主要的经济指标上看，当时的中国当之无愧地称得上是一个工业化国家。中国以东方巨人的恣态开始崎立于世界！

第三篇：杭州党风廉政建设六十年历程回眸(上)

杭州党风廉政建设六十年历程回眸（上）

杭州党风廉政建设六十年历程回眸（上）2009-09-10 06:19:56杭州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他辛劳为民族, 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1949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作为当年最新流行的革命歌曲,传唱街头巷尾，唱出了人们的心声。同年10月1日，新中国正式诞生。如今，在《走进新时代》的流行歌声中，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迎来了六十周年华诞。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包括杭州在内的党风廉政建设也在弹指一挥间走过了60年的辉煌历程。

杭州纪检监察机关60年成长路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我党面临新旧社会制度交替，百废待兴。当时的杭州尚无党的专门纪律检查机构，但党的纪律却一直为全党所重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由市委直接掌管，市委组织部具体负责。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防止少数党员干部进入城市后，在革命胜利的环境中产生政治上麻痹、思想上松懈、作风上强迫命令、生活上腐化堕落的不良倾向，继续保持和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及各项具体政策的实施，党中央于1949年11月作出了《关于成立中央及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根据这一指示，经中央华东局和中共浙江省委批准，1950年2月，中共杭州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式成立。市委副书记林枫首任市委纪委书记。一个在市委领导下执行党的纪律的专门机构，从此在杭州诞生了。

随后，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后，在1956年2月召开的中共杭州市第九次代表会议上，选举产生了中共杭州市监察委员会，市委副书记孙文成兼任监委书记。根据全国代表会议精神，监委任务扩大了，它改变了原来纪委不能检查处理同级党委委员的问题和上级纪委不能直接过问下级纪委工作的范围，增加了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遵纪守法的监督检查任务。

“文革”后，建立不久的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相继消失。杭州也和全国一样进入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1983年，杭州市纪律检查机关在春寒料峭的西湖边恢复重建。五年后，根据国务院文件规定，经浙江省人民政府同意，杭州市政府决定恢复组建杭州市监察局。1993年5月，市纪委、市监察局机关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的体制。合署后的市纪委监察局开始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政府行政监察两项职能。新中国60年来，杭州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与祖国的建设、杭州的发展一路同行。这群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肩负着反腐倡廉的神圣使命，坚守在杭州这片热土上，恪尽职守，秉公执纪，锐意进取，治本抓源，用一代又一代纪检人的奉献和追求，为杭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纪律保证。60年探索凸显不懈追求

“60年来的历史实践启示我们，党风廉政建设必须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紧紧围绕全市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目标和战略定位，适时地调整方位，拓展领域，创新举措。正因为紧紧‘把握’了时代脉搏，我们的党风廉政建设从一开始就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徐苏宾向记者讲述着杭州党风廉政建设的历史，杭州纪检检察机关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为改革发展清障除碍而不懈追求的画面在记者眼前铺展开来…… 从1950年市委纪委建立到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中，杭州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主要是围绕土地改革、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官僚主义等运动和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进行的，检查处理了一批党员干部贪污腐化、丧失立场、无组织无纪律等违法乱纪案件，从党的纪律方面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保证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顺利完成。1957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杭州市监委在市委领导下做了不少工作，同各种违纪违法行为进行斗争。但是，随着党的指导方针出现失误，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党的纪检监察工作也走过一段弯路…… 1978年到1988年的十年，是杭州市委、市政府抢抓经济发展机遇，谋求经济良性健康发展的十年。市委先后提出了“抓紧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加快全市国民经济发展”、“开创杭州工作新局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杭州”的明确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市各级纪委的主要任务是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维护党纪，端正和改进党风，保证全市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党的十三大以后，中央纪委第一次提出“保护、惩处、监督、教育”四项职能。杭州市委适时提出了“支持改革者，帮助失误者，惩处违纪者”的响亮口号，市纪委积极响应，在“支持”和“帮助”上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协助市委大力总结和宣传像冯根生、鲁冠球这样勇于改革、实绩显著的优秀企业家，在全市树起一面面改革的旗帜；另一方面，坚决整肃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不正之风和违纪违法问题，同时对来信来访调查核实，澄清是非、保护干部……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杭州不断完善城市定位、拉高标杆的30年，也是杭州反腐倡廉工作不断调整方位、提升目标的30年。每到一个阶段就坚持以新的目标和思路引领和推动全市的改革发展，是30年来杭州的一个鲜明特征。”去年，参加杭州首届西湖廉政论坛的专家们这样评价。

正如专家们所说，1981年，杭州市首次提出要建设一个“美丽、清洁、文明、繁荣的社会主义风景旅游城市”。1998年，杭州市委七届七次全会通过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提出把杭州建成经济繁荣、科教发达、社会安定、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国际风景旅游城市。2002年，杭州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的构想。2007年杭州市第十次党代会提出建设覆盖城乡、全民共享的“生活品质之城”的发展目标……30年来，杭州的城市定位在不断完善，发展战略在不断充实，发展目标在不断提升。与此同时，杭州的反腐倡廉建设也在不断地探索规律、调整方位、提升目标。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在2002年召开的市第九次党代会上，杭州就围绕“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的构想，在全国率先提出了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反腐保廉体系的目标。2005年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演进为构建具有杭州特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年初，杭州市委又紧密结合市第十次党代会提出建设“生活品质之城”的发展目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打造党政清廉、干部勤廉、社会崇廉、风清气正的“廉洁杭州”的反腐倡廉战略目标，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杭州反腐倡廉建设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努力走出杭州特色的反腐倡廉之路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反腐倡廉形势的变化，杭州党风廉政建设也和全国的反腐败斗争一样，由侧重遏制逐渐向标本兼治转变，坚持两手抓、两手硬，在继续保持惩治腐败力度的同时，不断探索从源头上推进治理腐败的方法和途径。2003年《杭州市构建反腐保廉体系的实施规划》的出台，则将杭州反腐倡廉工作推进到了更具“科学性、前瞻性和主动性”的阶段。

2003年11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其实，早在2002年底，杭州就开始了构建体系的尝试，并于2003年4月下发了《实施规划》，计划用5年时间逐步建立起一整套的制度架构。用这个架构规范各级干部的言行，全过程遏止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空间，真正从体制机制制度上构筑一张拒腐防变的“安全网”。

随后的2002到2007的五年间，杭州努力充分发挥了省会城市的示范、龙头、领跑作用，走出了一条符合杭州实际、具有杭州特色的反腐倡廉工作路子。这个过程中，杭州纪检监察工作亮点频出。

五年间，杭州着力建立覆盖各个领域的廉政预情机制和腐败风险预警机制，建立了由市纪委、检察院、信访局、审计局等单位组成的预情信息网络，在全市乡镇、街道、社区、行政村中设立了39个预情信息直报点，组建了由不同科学背景专家组成的党风廉政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通过对有关信息的综合分析，及时提出预情报告和工作建议。积极探索廉政文化建设工作，将廉政建设与文化建设有机结合，使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的触角延伸到社会各个层面；建立了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行政服务中心，将市级有关行政审批、行政许可事项，包括建设工程、土地、产权、政府采购以及药品招投标等在内的公共资源交易，都进入中心这个平台实行统一运作；开展“满意单位不满意单位”评选，真正把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业绩好不好，行政行为廉不廉洁的评判权交给人民群众。为最大限度推进机关作风与效能建设，于2002年7月1日设立了党政机关服务态度和效能投诉中心，开通了96666投诉电话，受理人民群众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投诉，至今年9月份，中心共受理投诉5万余件，有1300多名机关工作人员因作风和效能问题受到处理；始终保持对违纪违法者的高压态势，一些不廉洁干事的害群之马受到应有的惩处，保证了杭州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杭州积极加强了基层纪检组织建设。“加强基层纪检组织建设是完善惩防体系、打造‘廉洁杭州’的重要保障。杭州今后将把加强基层纪检组织建设作为当前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来抓。”徐苏宾告诉记者。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全市197个乡镇（街道）已全部配备了1至2名专职纪检干部；全市设党委的501个行政村和社区，建立纪委的461个，2163个党总支或党支部，配备纪检委员2157名；国有企业、基层站所纪检组织建设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可以说，杭州已经实现了基层纪检组织建设的全覆盖。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如今的杭州，已进入由中等发达城市向发达城市迈进的新的历史阶段。市委十届四次全会提出，要全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点、杭州特征，覆盖城乡、全民共享，与世界名城相媲美的“生活品质之城”。站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反腐倡廉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第四篇：《人民日报》社论：新中国六十年光辉历程启示.（写写帮推荐）

人民的选择 历史的结论

——新中国六十年光辉历程启示之一 何振华

再有不到一个月，我们将迎来新中国成立60年。

这些日子，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向这不同寻常的60年致敬。媒体的专栏有纪念文章，学者的笔下有总结思考。亿万群众也以自己的感悟，回忆曾以不同年龄和身份参与的这段历史。该怎样认识这60年？

人生总会有几个节点来标识生命的阶段和质量，国家也一样。

1840年，1949年，2009年。将新中国60年的历程，放在这样的历史坐标中，或许能更清晰地判断，我们从什么样的位置出发，又走到了什么样的地方。

这三个节点，涵盖了五千年中华由“天朝上国”变为“劣等民族”的迷茫和愤慨，凝聚了一个古老国度从“东亚病夫”到“少年中国”的奋进和努力，标注着社会主义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和巨变。它们串起了中国跌宕起伏的近现代史，呈现了中国波澜壮阔的三个世纪，在大悲大喜、晦暗光明中，直观地证明了一个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

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种社会力量，能否在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发挥应有的作用，归根结底，要看它能否遵循人民的意志，顺应历史的潮流，解决自己民族所面临的最紧迫、最根本的问题。自1840年起，中华民族面临两大历史性任务：救亡图存、强国富民。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两次“大考”中，被历史和人民推向了时代的潮头。

“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这是孙中山写下的悲怆文字。鸦片战争后百余年间，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救国救民路在何方？许多政治力量都曾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倾力表演，但最终都成为匆匆过客。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浴血奋战，驱散黑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历史和人民将我们党推上了执政位置。各民主党派当时向中国共产党发出的 一份贺电，足以代表全国人民的心声：“四万万人挣脱数千年封建专制的枷锁，洗刷一百年帝国主义欺凌的耻辱，这是一件无比痛快的大事„„假如中国人民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知道黑暗的日子何时才能终了。”

以1949年为起点，中华民族的发展进入了新纪元。这个新纪元不仅把一个贫困交加、四分五裂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团结统一、前途光明的新中国，还把一个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从来没有预见到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发展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没有想到中国会成为当前稳定全球经济的主要力量”。这是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感喟。60年执政，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推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性转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这短暂的60年，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命运，改变了全球发展的格局和世界历史的走向。

救亡图存，强国富民。把新中国这60年，放在百年中国现代化历程上，放在民族复兴的背景下，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自封的，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必然”；就会发现“人民总是从历史活动的实践和比较中，不断寻找能够带领自己前进的领路人”，而所谓政治伦理，最重要的便是始终有决心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有能力解决我们民族所面临的时代课题。

也正因如此，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给中国共产党执政打一个高分”，这是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外国友人的评价。而对亿万中国人民来说，60年历史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国家发展、民族团结、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根本保证。原载于《人民日报》2009年9月2日01版。鲜明的特色 独创的优势

——新中国六十年光辉历程启示之二

何振华

这些年，世界瞩目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也关注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提出“软实力”概念的著名学者约瑟夫·奈这样评价：“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的特殊发展模式包括特殊的民主方式也被一些发达国家称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民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

对于中国来说，“中国模式”的这种影响力固然让人自豪，而它取得的进步更令人欣慰。经济与政治总是相互作用，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步相伴随、相适应，中国经济建设就很难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

60年间，这种进步在人民群众的感受中更为真切。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民主形式的坚持和完善，到政府决策民主的稳步推进，都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着广泛深刻的影响。而越来越多的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参与公共决策与公共管理，表达诉求、维护权益、实行监督，则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显著变化。在今天的许多领域，投票制度、选举制度、听证制度、政务公开制度、信息公开制度„„民主的实现途径不断增多，制度化的渠道不断拓展，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

断扩大，参与热情也不断提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围绕扩大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我国不断推进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是在这种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内涵不断丰富，民主的价值和意义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不断得到实现。

作为政治文明发展的一种标志，法治成为中国人民的殷切向往和不懈追求。而在法治精神的弘扬中，在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坚持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行政全面推进，司法为民深入实施，人民民主权利的法治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正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自觉 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日益形成。这充分表明，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在全社会的共同实践中正一步一步化为现实。

“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国定将实现一种特殊的民主，这种民主将考虑到这个大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特点。这种亚洲‘社会主义民主’所涉及的是史无前例地继续思考，不是抽象的复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德国《新德意报》一篇文章这样说。有学者也感慨：“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恰恰是没有采用西方民主模式才取得的。”

作为现代政治的核心理念，民主在各国民众的不同探索实践中变得十分丰富。有多少种民主实践，就有多少种民主形式。无论是独具特色的中国民主模式，还是西方的民主模式，包括“三权分立”、多党制等等，都只是民主的不同形式。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相对的，民主的发展是有条件的。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必须与其基本国情相适应，与国家发展阶段相适合。如果不适合，再好的模式照搬过来也会“水土不服”。许多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发展民主只能走自己的道路。那种脱离本国实际，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盲目照搬别国模式，搞西方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不但实现不了发展民主的愿望，反而会给人民利益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损失甚至灾难。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原因就在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合乎中国国情，顺应人民意愿，切合时代潮流。作为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大国，尽管中国民主政治还有不健全、不完善的地方，但中国人民深深懂得，只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在汲取人类优秀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始终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原载于《人民日报》2009年9月4日01版。不变的军魂 光荣的传统

——新中国六十年光辉历程启示之三 何振华

回顾新中国60年光辉历程，人们不会忘记人民解放军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一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历史。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军治军的根本原则。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的宗旨。在80多年的顽强奋斗中，人民解放军培育形成了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人民解放军始终高举党的旗帜，肩负人民的重托，把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最高利益，从而赢得了党和人民的高度信赖和赞誉。正因为有了党的绝对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人民解放军才始终保持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我们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和国的坚强柱石。因而，军队坚决听从党的指挥，是维护和实现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根本保证。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党的军队”强调的是人民解放军的军魂，“人民的军队”表明的是人民解放军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反映的是人民解放军在我们国家的地位作用，三者是高度统一、完全一致的，共同构成了人民解放军性质的完整表述。党的绝对领导是人民解放军建设发展的最高政治原则，是人民解放军的建军之魂、立军之本，力量所在。

“九八抗洪”，惊涛骇浪中，人民子弟兵顽强拼搏；汶川地震，山崩地裂中，人民子弟兵舍生忘死；应对涉及国家主权安全的重大事件中，人民子弟兵浴血奋战„„在攸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关键时刻，我们党一声号令，人民军队一往无前。人民解放军建军80多年来，无论是战争年代冲锋陷阵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场，还是和平时期无私奉献在大漠戈壁、海岛边关，人民解放军都筑起了保家 卫国的钢铁长城。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但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远不变，听党指挥的军魂永远不变。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尽管遇到了种种风浪考验，但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不断走向繁荣昌盛，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始终巍然屹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忠于祖国和人民的英雄军队。在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人民军队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提供了坚强可靠的安全保障。人民军队始终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是我们宝贵的政治优势和光荣传统。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同样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政党政治模式，也没有所谓“普世”的军队发展模式。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是我们党经过艰辛探索得出的真理性认识，是由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决定的。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永葆人民军队性质、本色，才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这是新中国60年光辉历程给予我们的一大宝贵历史经验。

原载于《人民日报》2009年9月7日01版。

第五篇：50 年中国铝工业发展历程

年中国铝工业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从中国第一家电解铝厂－抚顺铝厂1952 年4 月开工建设到70 年代末期，可以认为是中国 电解铝工业的发展初期。1952 年当抚顺铝厂一期工程开工建设时，其设计产能仅为年产1.5 万吨。195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分布了《关于大力发展铜铝工业的指示》，铝被定为国民经济的第二大金属材料。从此，国家开始对铝工业的发展给予巨大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使中国铝电解工业开始走上了发展轨 道。这一时期，贵州铝厂、兰州铝厂、包头铝厂、青铜峡铝厂、连城铝厂、郑州铝厂电解分厂等相继建 成投产，初步形成了八大铝厂的生产格局。电解技术基本是以旁插和上插自焙阳极铝电解梢工艺和设备 为主，产量达到了36 万吨。50 一60 年代中国电解自焙槽主要缺点是电流效率低、能耗高、劳动生产力 低，特别是电解槽密闭性能差，电解烟气中含有大量的沥青挥发物，对生产操作和环境污染影响极大。70 年代中后期，我国自行设计并建造了135 KA 中间下料预焙阳极铝电解槽系列。在1979 年贵州铝厂扩 建过程中，引进了日本当时还处于试验阶段的160 KA 中间下料预焙阳极电解槽技术。从此，中国电解铝 工业的技术水平开始有了很大的提高。

第二阶段从80 年代改革开放到90 年代初，是中国电解铝工业步入常规发展时期。1982 年在国家“优 先发展铝”的方针指导下，一些建于60 一70 年代的铝厂开始纷纷进行改扩建，以提高生产规模和效率。如贵州铝厂与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合作开发了186 KA 大容量、高效能预焙槽；包头铝厂兴建了135 KA预焙槽系列；青海铝厂在吸收消化贵州铝厂技术的基础上建成了20 万吨电解铝厂等。这一系列项目的相继建成，预示着中国铝工业开始向规模化大生产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一些具有电力优势和铝土矿优势的地区也纷纷投资兴建了一批小型60KA 白焙槽电解铝厂。这段时期，全国电解铝的产员由70 年代末的36 万吨发展到1992 年的109 万吨，使中国电解铝生产首次突破厂100 万吨大关。

第三阶段从1992 年到跨入新世纪，是中国电解铝工业步入世界铝工业生产大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 有四个特征：一是发展速度跃居世界前列。仅用10 年时间，中国电解铝产量就从1992 年的109 万吨迅速发展到2001 年的342.46 万吨，形成了中国铝业公司、青铜峡铝业公司、兰州铝业公司、山东铝业公司、包头铝业公司、山西关铝公司、焦作万方铝业公司等为代表的大型铝生产企业。全球排名从1991 年的第六位跃居为2001 年第一，成为世界生产大国，并首次由净进口国成为净出口国；二是技术趋于先进。

近几年中国新建和改扩建的电解铝工程都采用200 KA 以上的大型预焙槽，230KA、280 KA、300 KA 预焙槽型、干法净化、氧化铝自动下料和浓相输送、电解槽智能化控制等先进技术被广泛应用，2001 年160 KA以上电解槽产量超过150 万吨，占全部产量的45％左右，技术经济指标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三是生产规模日趋扩大。在1995 年全国电解铝生产企业就达到了53 家，电解铝产能197 万吨，产量168 万吨。

到2001 年，中国的原铝产能达到了433 万吨，跃居到世界第一位，占全球总产能的15.7％。到2002 年中国电解铝企业猛增到138 家，产能546 万吨，产量432.1 万吨，在全球排名第一。2001-2002 年中国电解铝生产能力和产量的增长极大程度地弥补了西方世界的原铝产能关闭对市场的影响，中国原铝产量在世界所占份额也不断上升，1995 年份额不足10％，2002 年就达到了20.4％。在2003 年产量继续增长到541.9 万吨，同比增长25.4％，占世界总产的24.7％。即使如此，中国电解铝生产和投资在2003 年仍然大幅扩张，2003 年有在建项目47 个，建设规模约500 万吨，投资额约350 亿元。四是除国家重点铝厂迅速发展之外，以各种渠道集资筹办的地方铝厂(私人资本、中外合资、乡镇企业、地方国营等)发展更加迅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