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权力腐败现象透析

第一篇：警察权力腐败现象透析

警察权力腐败现象透析（题号147 管理学）

摘要：近年来，大批警察因权力腐败的问题给人留下深刻的教训，也给了我们很多反思，警察权力是一把双刃剑，警察权力运行与公民权益保障密切相关，警察权力依法运行，则维护社会稳定和公民的自由和权力，少部分警察的特权思想突出和滥用权力，导致权力腐败，则使公民的权利受到侵害，警察机关的形象受到损害，国家政权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根基受到动摇。我们十分有必要对这警察权力腐败现象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通过现象看到警察权力腐败的根本原因，以便防微杜渐、标本兼治，确保警察权力的健康和良性运行。

主题词：警察权力腐败

腐败现象

现象透析

一

警察权力腐败的表现形式、贪污受贿等经济违法违纪问题严重，徇私枉法案件时有发生。公

（一）安机关内部一些管财、管物人员利用职权，侵吞国家财产，私分公款，中饱私囊。一些人利用行政管理和刑事执法权利，肆意向当事人收受、索要钱物，接受贿赂，有的地方公安部门集体违法违纪案件突出。徇私枉法案件主要反映在公安机关一些干警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犯法。有的不讲原则，置法纪于脑后，受利益驱动，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不公正执法。有的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泄露工作秘密。有的为犯罪分子四处说情，开脱罪责，帮助其逃避打击。甚至还有少数干警制造假证据，毁灭、隐匿证据，与犯罪分子沆瀣一气，共同犯罪。

2010年7月7日，文强在重庆市某刑场被执行注射死刑。作为新中国第

一个被执行死刑的正厅局级高级警官，客观上说，文强在前期还是想干事，有较强的业务能力的，先后主持侦破了张君案等多个大案，也得到了不少荣誉。但后来他完全蜕变了，成为一个霸气、匪气十足的人物，最终发展至大肆收受贿赂，生活腐化，包庇、纵容黑社会，由一个立过功的人变成了罪犯。文强的蜕变有几点：一是理想信念垮塌，由追求事业成功到追求个人名利，从而导致；二是放松思想改造，缺乏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三是居功自傲，官欲无度，得不到满足，就牢骚满腹、放纵自己，直至滥用权力、违法犯罪；四是侥幸心理严重，自以为位置特殊，资格老、贡献大，而且是“办案专家”，就算违法乱纪，也轻易查不到；五是是非不分，滥交“朋友”，收钱就帮忙，帮商人赚钱，帮部下升官，帮黑社会藏垢纳污，最后帮上了不归路。正是由于有了以上几点从而导致文强贪污腐败，徇私枉法。文强的蜕变告诉我们，不管当了多大的官，还是百姓之一，不能搞任何特殊，否则，就离犯错乃至犯罪不远了，只有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遵纪守法的观念，想清楚“谁给的权，为谁掌权，为谁服务”这一根本问题，才能始终保持本色，敬畏法律和制度。用***书记的话说，党员干部要始终与群众“一样”又“不一样”，这其中的“一样”就是，不管当了多大的官，还是百姓之一，不能搞任何特殊。文强做过一些贡献，但也得到了组织认可，多次提拔。但文强却觉得立了天大的功劳，谁都看不起，官欲无度，不得满足，就放纵自己，直至犯罪。文强在公安局副局长任上，一干就是16年，后来又做主持工作的常务副局长，这主要因为他有一定的专长。但任职过久，呼风唤雨，对他的监督和约束就会困难，再加上个性张狂，作风霸道，同级、下级对其敢怒不敢言。市里已采取措施，加大干部交流力度，对重要岗位领导干部实行 2

制度性交流，这样既可预防腐败，又为领导干部多岗位锻炼提供了机会，也应了“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道理。

（二）、非法刑讯逼供普遍。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反对法西斯式的审查方法，三令五申严格禁止，并将其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事实上，警察刑讯逼供行为屡禁不止且相当普遍，最近赵作海冤案的曝光，就是公安机关急功近利，为破案子从主观出发大搞刑讯逼供造成的，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的形象。刑讯逼供作为封建办案遗毒，至今仍普遍存在，毋庸置疑是警察职权腐败的一个缩影。刑讯逼供的消亡，有待于法制的健全和人民警察素质的提高。

（三）、重点岗位，要害部门的职务违法犯罪问题严重。近年来，一些缉私、车管、出入境、边防检查等重点岗位，要害部门的民警，利用手中的职权，给走私、非法越境、盗买机动车等违法犯罪分子开绿灯，当保护伞，从中获取非法利益等职务犯罪问题严重。有的地方整个领导班子和单位都烂掉了。

（四）、消极不作为，弄权渎职现象仍较大范围存在。一般的认为贪污受贿是警察权力的腐败，但是消极不作为也是警察权力的另一种形式的腐败。一些警察机关和警察人眼受特权思想和“法律虚无主义”的观念左右，在执法办案和日常管理过程中，工作作风简单粗暴，耍特权，抖威风，动辄以“管人者”自居，对待群众冷硬横推，漠视群众疾苦和公民合法权益。

二

警察权力腐败的原因的分析

警察权力腐败，其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微观层次上个人素 3

质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发展，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紧密相联，警察权力腐败现象也不例外。

（一）、警察职业的特殊性为警察职权与私利的结合提供了便捷的条件。

警察是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是国家机器中具有武装性的刑事执法和治安行政力量，承担着打击犯罪和管理社会的天职，这种性质决定了警察职业的与众不同。

1、权力集中。警察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警察职权的多样性，即集武装、刑事、治安行政职权于一体，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机关都难以享有的。因此，警察不论职务高低，手中都掌握着一定的权力。权力过于集中就增加了腐败的机会和条件。一方面，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拉拢、贿赂、威胁警察；另一方面，中国有以吏为师的传统，警察的权力腐败必然败坏社会风气，由于社会风气的日益腐败，迫使部分群众为了办事方便，送给或许诺给警察种种好处，导致权钱交易的产生。

2、环境特殊。警察为了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经常需要出入于一些藏污纳垢的场所，尤其是外勤警察，接触的社会黑暗面更多，极易受封建遗毒、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产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因为警察的腐败是对犯罪分子、犯罪团伙犯罪的支持，所以警察往往成为被拉拢、贿赂的对象，若不注意自己的修养，极易陷入腐败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由于警察经常要进行独立性活动，同时还要经常接触一些贵重物品和金钱，缺乏相对透明度和必要的监督，这势必为警察的腐败开了方便之门，导致类似于顺手牵羊式的挪用、侵吞钱财等腐现象的滋生乃至泛滥。

（二）、管理体制的弊端诱发着警察腐败的产生。

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沿用“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警察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在计划经济时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却成为诱发警察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１、管人管事相脱节。“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决定了警察人事权在“块”上，即地方组织人事部门，“条”即公安机关无权把握进人关、无权把握出人关，任免干部也困难重重。这样，形成管人的组织人事部门对于警察的德才了解不足，而了解警察德才的管事的直属领导部门无权管人。这让少数动机不纯、素质不好的人钻了空子，当了警察，继而违法犯罪，成为警察中的害群之马；这也极大地挫伤了一些有上进心的警察的积极性；警察违法违纪的案件，公安机关往往只有调查权而没有处理权，削弱了警察内部的反腐败力度，客观上助长了警察腐败的恶性发展。

2、财权和事权相脱节。尽管以“块”为主，但“块”的地方财政困难，对公安机关爱莫能助。这样，要么警察为履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天职，不得不“找米下锅”，拉赞助搞收费，甚至提成罚款。这种情况下，乱收费、乱罚款等等的警察腐败就不可避免了；要么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警察执法不完整，腐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3、内部管理体制不顺。由于警种设置欠科学，分工过细过多，造成职权交叉。以路面管理而言，交警、巡特警、公路巡逻警都可以管理，出现了“一路三警”，难免发生争权夺利或推诿失职等腐败现象．机关领导对警察队伍暴露出来的问题，借口影响整体形象而加以隐瞒，姑息迁就。这导致了警察腐败风气的蔓延。

（三）、法制不健全是滋生警察腐败的重要条件

由于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大转变的历史时期，与警务工作相关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变化多端，就拿法律本身而言，规定过于原则，幅度太大，给警察的自由裁量权太大。同一违法行为，既可以警告，也可以罚款，且罚款幅度很大，也可以拘留，甚至劳改。如此大的自由裁量权，任何制约、监督都将无能为力。由于法制方面的漏洞、缺口、盲点较多，以至一些人钻法律的空子。同时，我国公安政策的科学性、规范性、严密性不够，且又常常因人因事而变，缺乏相对稳定性。这样，不仅会发生认识混乱，执行困难，而且常常是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同一个案子，巡特警处理了，派出所又在进行查处，而且处理大相径庭。由于政策、法制的不完善、不健全，很容易形成行政、管理、执法的不公正，难免导致一些居心不良者打着各种幌子、旗号，干各种违规违法的勾当。

法制不健全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监督体系乏力。目前，尽管对警察的监督形式多样，党内党外，内部外部，监督的机构也不少，如人大、检察、纪委、审计、内部督查、社会舆论、人民群众等等，可以称的上强大有力。但正像整个社会监督体系远不够完善、有力、有效那样，对警察行使职权还缺乏足够强大有力的监督运作体系，不少警察腐败很轻易地从监督网络中“游离”出来。

三

预防警察权力腐败的对策

当前警察队伍中存在的权力腐败问题，是社会生活腐败现象的综合反映，防治警察权力腐败，需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全面地抓落实。

（一）、坚持以人为本，加强思想教育，坚固拒腐防变的道德防线，公安机关的反腐败斗争和队伍建设，必须把加强对广大民警的思想教育放在首位，强化反腐倡廉意识，坚固道德防线。一要抓好宗旨教育，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甘当人民公仆的宗旨观。二是要抓好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进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才能使广大民警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从事各项公安工作。三要抓好人民警察的职业道德教育，培养严格执法、热情服务的职业习惯，认真履行好警察职责。四要抓好纪律作风和法制教育，提高广大民警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五要抓好典型宣传，系统地对广大民警进行法律法规、党纪政纪、职业道德规范等教育培训，提高民警的自身素质和执法水平。

（二）、强化管理，提高队伍整体素质。提高警察队伍的整体素质，关键在于强化对民警的管理，选好人，用好人，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做好本职工作，提高公安系统的功能。一方面要严把“进口”，管住“楼梯口”，畅通“出口”。另一方面，要建立有效的竞争激励机制，树正气、奖能人、激发民警的竞争意识，实行双向选择，竞争上岗。

（三）、落实警务公开制度，实现阳光行政。各级公安机关要按照效能建设规定，落实警务公开，全面提高公安机关整体效能。要明确公开审批项目的依据、条件、程序、对象、范围、时限、收费标准等内容，努力增强公安警务工作的透明度。在抓好限时办结、一次性告知、失职追究等制度落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警务公开机制，实行网上信息发布、网上咨询、审批管理系统，综合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和警务公开栏、公开电话、公开办事指南增强工作透明度。

（四）、建立严厉的惩处制度，促进制度的落实。严厉打击、惩处腐败分子，虽为治标而非治本之策，但严厉的惩罚能有效地维护法律和制度的权威，警示和威慑其后的腐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腐败行为发生的几率。惩治和预防是反腐倡廉工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惩治有力，才能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威慑力。

（五）、改革公安管理和保障体制，使之与职责任务相适应，并实行从优待警。公安机关实行的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分级管理的体制，在历史上起到了相应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已不适应这一要求。作为担负国家重要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公安机关，也应论证考虑在坚持党委领导的原则下，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应建立全国统一的人民警察编制，应根据职责任务的需要，分类提出经费标准，分别由国家财政和省级财务统一下拨，罚没收入一律上交省以上财政，不予返还。真正做到吃“皇粮”而不吃“杂粮”，从源头上杜绝产生消极腐败的物质因素。同时，对长期超负荷工作的广大民警，应提高生活待遇，在倡导讲奉献的同时，从物质利益上对公安干警付出的艰辛劳动予以补偿，实实在在地认同他们劳动的社会价值，真正地把公安机关与其他一般行政机关区别开来，实行从优待警。

.参考文献：1 《人民警察职业道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致命错误》公安政治部编

群众出版社 警察组织基本属性与警察腐败（王丽君 2009第91号）法制与经济http://www.xiexiebang.com/detail/articles/20090912171211/ 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职业风险与工作状况调查――中国警察、检察官、法官、司法、律师的生存状态全记录(钱欧阳)http://www.bokee.net/newcirclemodule/article_viewEntry.do?circleId=100744&id=390064

第二篇：第四章 警察的职责和权力

一、课题：第四章 警察的职责和权力

二、教学时间：2课时

三、教学目的：了解警察权的含义、特点、要素，了解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职权，掌握监狱、劳教工作人民警察的职权规范，懂得正确行使人民警察职权，肩负起保护人民，打击犯罪的神圣使命。

四、教学重点、难点：

难点是对警察权的理解；权力与权利的区别；职责与权力的关系。重点是了解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刑罚执行权与行政处罚权，掌握监狱劳动教养机关人民警察的职责和权力的内容。

五、教学方法与手段

归纳、启发、互动、理论教授与案例分析教学相结合

六、教学过程设计：

1、案例论证法条；

2、当讲授公安人民警察行政处罚权时，较详细地给学生介绍2006年3月1日的《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一节

人民警察的职责

一、人民警察职责的含义

人民警察职责是指国家依法规定的警察工作范围和应尽的责任。

（一）警察职责是由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具有法律的严肃性

（二）警察职责是由警察任务决定的，是警察任务的具体化

（三）警察职责确立了人民警察在法律上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二、人民警察职责的种类

（一）专政职责

（二）民主职责

（三）司法护法性职责

（四）治安行政性职责

（五）武装暴力性职责

（六）社区服务性职责

（七）紧急处置性职责

三、人民警察职责的内容

第二节 人民警察的权力

一、警察权

（一）警察权的含义

所谓警察权，是指有关国家机关对警察行为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管理权，以及警察机关及其警察机关及其警察依法所拥有的各项权力的总称。

（二）警察权的特征

1、特殊的国家权力性

2、手段的特殊强制性

3、警察权本质的人民性

二、警察权力

（一）警察权力的含义

警察权力，及狭义的警察权，是指国家依法赋予人民警察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和公 1 共安全，进行治安管理和惩治犯罪的一种国家权力。

1、警察权力是一种法定的权力。

（1）警察权力的行使不能超出法律界定的范围

（2）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无权擅自变更、转让、放弃警察权力，擅自变更和转让就是违法，放弃即为失职

（3）警察行为一经做出，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改变或者撤销

2、警察权力的主体是法律特定的——警察机关和警察

★协警的定位是“辅助”警力，属于专业的群防群治队伍，不具有行政执法权。在机构性质上，虽然协警队伍属于财政补助性事业单位，但它不是一级授权联防队。协警必须在在编民警的带领下开展各项工作。在涉及需依法定职权才能完成的任务时，只能由在编民警完成，协警仅起辅助作用。从法理上讲，协警拥有的只是权利而非权力，此权利与一般公民所享有的没有差别。在执法权限的规定上，协警制度并没有突破联

[防队（工纠队）的规定。

3、警察权力是职责与权限的统一。

有多大职责，就有多大权限，职责是权力的前提，权力是履行职责的保证，权力行使过程就是职责的履行过程，二者在实施过程中达成统一。

（二）我国警察权力立法的基本原则

1、权力直接原则

2、监督性原则

3、保障警察权力独立行使的原则

4、服务原则

5、警察责任原则

（三）警察权力的内容

第三节 人民警察应正确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

一、正确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必须明确自身的职责和权限

二、正确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必须符合权力实施的基本要求

1、合法

2、准确

3、及时

4、适度

引入案例：四川射洪警察在抓捕嫌犯时误伤一中学教师，并进行讨论

三、正确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必须建立相应的控制监督系统

1、思想控制

2、规范控制

3、组织控制

4、群众控制

七、思考题

（1）监狱管理机关人民警察的职责和权限是什么？

（2）监狱、劳教工作人民警察应如何履行自己的职责和行使自己的权力？

（3）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刑罚执行权和行政处罚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八、案例：

案例一：警察机关行使职权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案情：200X年7月19日下午，常先生开车到西直门火车站接从夏令营回来的女儿。由于火车还得20多分钟后才能到达，他就把车停在了站前广场一边，然后进了附近的公共厕所。约10分钟后从厕所出来时，他发现车周围围了一大群人，车的前牌照也没了。车附近有位穿着警察制服的人手里正拎着一副被折断的车牌照。常先生走过去问车牌照怎么被折了，这位警察说：“是我折的，因为lO多分钟了我也找不到司机。”常先生非常生气，向警察索要被折断的车牌，并称要投诉，而警察却说“随便”。当时，火车也已到站，为避免惹出其他麻烦和混乱，常先生记下了这名警察的警号便走了。车牌被折后，车也没法上路了。常先生只好拿着被折断的车牌耗费了近一天的时间到车管所办理补牌手续，并为此花去400多元，但正式牌照30无后才能取得。而所办的临时牌照一个月内不能出京，全家人暑假驾车出游的计划也因此泡汤。派出所对于警察折车牌的行为，所内已对该警员提出严厉批评。7月24日，记者随常先生前往北京北站派出所。常先生向所长李立志反映了7月19日事情发生的经过，并向李所长提供了该警员的警号，李所长根据警号查出了该警员姓毛，已随列车前往威海，7月26日才能回来。李所长称，毛警员所在的组有3个人，一般有什么情况都由组长去处理，此事还没有向他汇报。李所长称，北站派出所有60多个人，人员值勤高度分散，所内每月开一次会，只有开会时才能见到所内的警员，有的警员一两个月都见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对所内警员的教育和指导就显得不得力，所以警员在值勤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错误。李所长还称，等毛警员一回来，他马上调查此事，如果的确存在折断牌照的情况，他将首先向常先生道歉。7月26日，记者致电李所长，询问调查情况。李所长称，当天常先生的车违章停放的位置离火车站口很近，给乘客出站带来了不便，车站的工作人员见车内没人便报了警，警察到现场后，等了10多分钟也没人来。对于警察折断车牌的事，李所长称已对毛警员提出严厉批评。对于补办车牌的费用由谁来承担的问题，李所长称他还要问一问。评析：本案中警察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警察实施上述损害相对人财产的行为是执行公务中发生的，是违法行使行政管理权。

案例二：警察执法中的程序问题

案情：2003年4月13日上午，蒲白矿务局中学初三年级15岁的学生马某戴着手铐，痛哭流涕地跑到陕西渭南市公安局、渭南市委政法委投诉。她说，白水县公安局杜康派出所的4名警察传唤她父亲，她要求对方出示证件并询问传唤理由，不料竟遭殴打，还被强行戴上手铐拉进警车。群众出于气愤拦住警车，她才得以逃出。少女：我被拳打脚踢戴手铐。

4月13日上午，蒲城县罕井镇少女马某在亲属的陪同下，戴着手铐流着泪向记者讲述了事情经过：12日晚8时许，白水县公安局杜康派出所4名警察突然来到她家，要将她父亲带走，她要求对方出示证件并询问传唤理由。对方未出示任何证件，还说“小孩子，没你的事，一边去”。她不依不饶，对方竟对她拳打脚踢，随后又给她戴上手铐，揪住头发拉进警车，闻讯赶来的200多名村民气愤不过，围住警车不让走。据马某的亲属讲，村民围住警车后，现场的警察就打电话请求增援。过了一会儿，来了l辆警车，下来5名警察，其中只有1人穿着警服，他们自称是渭南市公安局警务督察处的，专门来协调处理此事。马某的家属让对方出示证件，对方拿了出来，上面写的却是白水县公安局纵目刑警中队。期间，马某躲了起来。最后，全部警察开车离去。警方否认殴打只有拉扯。

13日上午，痛哭流涕的少女马某戴着手铐和她的亲属来到渭南，先后到市公安局、市委政法委投诉。由于正值星期天，未见到相关领导。随后她们拨打110诉说了事情经过。白水县公安局得知马某已到渭南后，督察队队长田小平一行3人立即来到渭南寻找当事人，3 并打电话告诉马某，称希望能见上一面然后把手铐卸了，但遭到拒绝。白水县公安局督察队队长田小平也对记者讲述了4月12日事情发生的经过。他说，警察当时向对方出示了证件，并且否认殴打马某，只承认进行了拉扯。至于为什么要给马某戴手铐，他说并不知道对方是少女。他还说，渭南市警务督察已前往蒲城调查此事，如果存在警察违法问题，他们将严肃处理。

评析：在本案中，警察执法中不向行政相对人出示证件，这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有认识到相对人要求出示执法证件和说明理由是警察机关应该承担的程序义务。并且在本案中，警务人员违反《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四条的规定，滥用警械，对马某违法实施身体强制。

案例三：警务行政复议的审理对象以具体警察行政行为为主，附带审查抽象警察行政行为

案情：1999年12月31日，申请人王某驾驶个体客运中巴经过某市西门岗亭，被交警拦下，因其未按规定路线行车，决定暂扣申请人驾驶证副本三天。王某不服，向该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同时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即市政府1996年8月20日发布的《关于加强市区交通管理的通告》和1997年1月31日市公安局、市交通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区交通管理的通告》不合法，要求复议机关一并审查。

评析：警察行政复议不仅能够审查具体警察行政行为，还可以审查抽象警察行政行为。除警察立法以外的其他抽象警察行政行为都属于警察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在对具体警察行政行为提出复议申请的同时，一并提出对该行为所依据的规章以下的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审查申请。本案中，申请人王某就公安机关暂扣其驾驶证副本的行为不服，向该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同时认为该市交警队作出处罚的依据不合法，即该市政府1996年8月20日发布的《关于加强市区交通管理的通告》和1997年1月31日市公安局、市交通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区交通管理的通告》不合法，这两份文件都是法律效力在地方性规章以下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根据法律规定王某是可以在对交警队作出的处罚申请复议的同时，一并对这两份规范性文件的效力提出审查的。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复议案件程序规定》，警察行政复议机关对上级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当按程序转至制度该规范性文件的机关，对警察行政复议机关与其他行政机关联合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应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行政机关办理。

第三篇：腐败现象

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

一、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

当前我国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由收钱收物的“硬腐败”发展为接受各种服务、旅游出国等“好处”的“软腐败”；由个人捞钱的“小腐败”上升为集体福利、挥霍公款的“大腐败”；由内资企业的“内资腐败”发展为外资企业参与商业贿赂的“外资腐败”；由一人出事的“单案”扩大为一揪一串的“窝案”。具体来讲，腐败现象具有的特点是：

其一，群体化。湖南省郴州市委原书记李大伦腐败案发后牵涉人员达160余人；“慕马腐败大案”涉案人员达142人；湖北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牵出领导干部70余人；2009年8月原巢湖市委书记周光全被判处无期徒刑，随着周光全的被查处，安徽省巢湖市有14名党政官员受到免职处分或被判刑，这些被处理的官员都有着向周光全行贿以谋取利益的“不良记录”。可以说，一些腐败败露后，往往引发所辖地区官场的“大面积塌方”。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一是涉案人员众多；二是涉案人在政治上丧失党性原则，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三是在经挤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其二，高官化。近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纪委、监察部查处了原中央政冶局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贵州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方仁，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青岛市委原书记杜世成，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等一批高级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据公开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七人。2009年8月27日，中央纪委发布消息，通报了对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处理结果，决定给予陈绍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海外媒体对此评价称，2009年1—8月，“六名副省级以上官员被集中查处，彰显出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9月份后又相继查处了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李堂堂的问题。12月份查处了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的党组书记、副总裁张春江的问题。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

其三，巨额化。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则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2009年已经基本查明涉案的3l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l.0982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273亿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387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亿元。

其四，期权化。“权力期权化”交易的是一种“权利”，其不直接涉及钱物，因而形式和过程隐蔽，相互兑现往往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职、分给股权、优厚待遇等。腐败分子进行权力操作可以用“扶持企业、促进发展”为借口，即使损害国家利益也可以用“改革代价”遮掩，过程隐蔽，其交易方不是在职干部，甚至可能不是其本人，对象和内容都较为隐蔽。“权力期权化”改变了腐败获利的时间和方式，为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资源”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变现可能。它可以是权力享受权力回报，在离职前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为自己遥控权力作打算；可以是权力享受资本回报，在位时为企业牟利，辞职或退休后到企业“高薪打工”；也可以是资本享受权力回报，利用在位时积累下的“活动能量”换取企业股权或创业资本。这样，不仅可以为自己预留“出路”、“退路”，还可以“封妻荫子”，由受益方资助亲人子女出国留学或提供创业资本。如广东省原高级法院院长麦崇楷就为其子换取了数百万的企业股权。

其五，潜规则化。从文化上看，我国是一个宗法伦理社会，血缘观念极强、法制观念薄弱，这种特定的文化观念也为腐败行为的发生孕育了土壤。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消极的因素是滋生腐败的条件，如“潜规则”文化在官场中流行，很多行为规则不公诸于世而是如“黑市”交易，公诸于世的规则，大家又不遵守。再例如“消解”文化，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消解制度的倾向，在现实中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外，还有“圈子”文化，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班子不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进了班子不如进圈子，进了圈子不进班子等于进了班子。入围的干部争宠，不入围的干部被剔除，这种示范效果迫使大多数干部去遵从新的游戏规则。从追求庇护到跑官买官，并按照这一游戏规则所提供的激励机制来作出自己的行为选择，使正直的干部越来越难以生存。

其六，国际化。有的腐败分子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国际间法律的差异，国内犯罪，国外洗钱；有的以境外商人为合作对象，在为对方牟利后，在境外“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外。一些涉案的党政干部特别是关键涉案人员一有风吹草动即随时出逃。“裸体官员”问题浮出水面，暴露出以往外逃贪官贪腐时“留一手”(即任职期间有意将妻儿送出国，独自一人在国内)，贪腐行为败露后立即逃往国外的腐败谋略。而某些干部利用出国考察机会滞留不归的情况更是暴露出贪官风险意识的增长。

其七，新型化。在新兴领域开展反腐败斗争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拍卖等方面的反腐败措施比较少导致新兴领域腐败案件频繁发生，在这些领域中，腐败呈现出金融化、虚拟化的特点。与异性直接相关的腐败现象不可轻视，中纪委研究室原副主任、中纪委北京培训中心原主任、原中央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副主任刘春锦指出：受处分的厅局级干部中，90%的落马贪官都有包养情人，甚至有多个贪官共用一个情人的现象。原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甚至把“小姐”带到家里嫖宿。被“双规”后，张二江供述了自己曾同107名妇女发生过不正当性关系，天门人戏称张二江是“梁山寨主”。

二、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战略对策

(一)扩大党内民主的实现方式，以民主制度建设来推动反腐败的深入

1.在全国县市逐步实行以下制度：(1)党代会年会制。县市党代会由过去的五年召开一次，改为每年召开一次。党代会年会的主要任务是听取和审议县委、县纪委工作报告和县人大党组、县政府党组、县政协党组的书面工作报告；讨论和决定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对县委委员的工作进行评议。(2)党代表直选制。党代表由过去的间接选举改为竞争性直选。过去的县级党代表候选人，一般是由党组织提名或推荐，在基层党员代表会议上，按照很少的差额甚至等额选举产生。实行直选以后，党代表改由党员直接提名、个人自荐报名，通过预选按得票多少确定候选人，县级领导干部也必须通过提名参加预选才能成为候选人。候选人的差额必须达到30%以上，由所在选举单位的党员直接投票产生。(3)党代表常任制。党代表的任期与本届党代会的届期相同。在任期内，党代表享有在大会期间的选举权、审议权、重大事项决定权、质询权、提出罢免案权、评议权以及闭会期间的学习培训权、调研视察权、提出意见建议权等权力，充分发挥党代表的作用。(4)评议制。在党代会年会上，党代表要对县委、县纪委领导班子进行评议，按照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次无记名投票表决；对“三个党组”的工作报告要进行评议，确认报告是否通过；县委委员向党代表述职，党代表对县委委员进行评议，评议分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等次，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评议结果作为考核县委委员工作的重要依据；届中，还须对县委委员进行一次信任投票，信任票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次。评议结果在代表大会上公布，对不满意票超过30%的领导班子，必须写出书面整改报告，针对存在的问题，认真整改并及时向党代表公布。

2.制定完善的、科学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制度，保证党内决策的民主化。必须尽快制定标准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相关制度。规则包括：界定常委会需要讨论的重大事项的范围与确切内容；书记与副书记、常委之间关系的平等性，以及常委讨论权的保证制度；常委会议事的具体程序等。

3.利用人民民主反腐败。要充分利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监督作用，发挥人民代表的职能，推进反腐败工作。如2006年通过的《监督法》创设了在人大闭会期间由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专项工作报告进行审议的制度，这一制度增加了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实施宪法和法律活动监督的主动性和经常性，保证了各级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在重大问题和重大事项上的决定权。

(二)加强选人用人的制度建设

1.完善初始提名权制度。要提高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必须科学合理地规范干部任用初始提名程序，实现“由少数人选少数人”到“由多数人选人、在多数人中选人”，为此要做到：(1)明确范围，保证初始提名推荐人员的广泛性，科学界定行使初始推荐提名权的人员范围。(2)规范程序，强化初始推荐提名权的制度安排。四个程序：一是组织部门制定发放《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推荐提名公告》，公告空缺职位，做到群众知情。二是制定发放《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推荐提名表》，实施署名推荐，实行责任追究。三是执行资格双审，严把入口关。对照职位资格条件，对人选进行资格初审。四是综合分析结果，确定考察对象。

2.建立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要求，逐步实行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个人向党组织推荐领导干部人选，必须负责地写出推荐材料，填写干部推荐说明书并署名，经组织(人事)部门审核后，按照规定程序进行民主推荐，得不到所在单位多数群众拥护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

3.实施“考任分离”制度。“考任分离”制度就是将干部的任用从时间和空间上分割开来。考察时不任用，任用时不需要再考察。这一制度的好处：一是可以降低用人上的风险，对在公开选拔中一时难以把握的人选，可以先“放一放”，通过工作实践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考察。二是可以充分利用公开选拔的成果。对在公开选拔中成绩突出、综合素质较高但因职位所限未任用的优秀人员，可先纳入领导干部人才库，在适当的时候再予以任用，这既充分利用了公开选拔成果，又节约了人才开发成本。三是留出了对干部进行全面考察的时间。可以有足够的时间通过挂职锻炼等多种方法对拟用人选进行全面的定量和定性考察。

4.推广离岗考察制度。所谓离岗考察制度，就是指主要领导干部获得提拔需要离岗时，在公示提拔信息以后，适度延长公示时间，令其脱离原工作岗位，暂不进行新的任命或暂不就任新职，而是安排其到党校进行为期至少三个月的培训。在此期间可以排除干扰，使“一把手”得到最充分的监督。这有利于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进一步扩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民主，完善选拔任用决策机制，防止考察失真、“带病提拔”等问题。有一些干部“带病”的问题会在离岗考察期间显露出来。

(三)进一步强化反腐倡廉教育

1.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从理论上看，廉政教育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个社会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廉政教育直接面对的是思想观念层面上的存在，因此，不能把廉政教育狭隘化，而是要把廉政教育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社会文化的内核在于价值观念，许多腐败现象的发生、腐败分子的堕落，都与价值观念的崩塌息息相关。从一定意义上看，腐败与反腐败既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其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文化价值观的“价值博弈”。因此，廉政教育必须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密切结合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因势利导，大力弘扬以腐败为耻、以廉洁为荣的先进价值观念。

2.善于从大贪案件中总结出小蠹演化为大贪的内在规律性，不断进行倡廉教育。大贪往往是从小蠹演化而来的，没有天生的大贪。从近几年查处的一些案件看，腐败分子一般都是从贪小开始的，得手后胆子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多，从小到大，从隐蔽到公开，直至无法自拔。有的官员日常生活中对于“吃一点、拿一点、要一点、卡一点”不以为然，认为是小事一桩，无碍大节；一些官员对于“小腐”习以为常，逢年过节收“禧礼”、子女嫁娶收“红礼”、生日寿辰收“寿礼”、丧葬之际收“白礼”，以为是人情世故算不得什么。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就是靠这些不起眼的“小打小闹”发家致富，聚敛起数千万元的家产，最终成为贪得无厌的“巨贪”。

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大力弘扬巴黎公社原则所体现的奉献精神。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次尝试，巴黎公社“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四)坚定不移地推进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等制度建设

1.逐步完成领导干部从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向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过渡。财产申报制度，即有关财产申报、登记和公布的制度，被称为“阳光法”。它使公职人员的财产受到了严格监督。任何个人财产的不良变动都会受到查处。对于建立财产登记申报制度，许多国家的做法是：首先，制定财产申报方面的法律；其次，建立接受和审查申报书的机构；最后，定期审查和公布财产公布书。我们国家要尽快制定并实施财产申报制度：(1)制度内容。领导干部要报告本人、配偶及由其抚养的子女的家庭财产，包括大额现金、存款、有价证券、房产、汽车、债权债务等主要家庭财产。(2)中央巡视组采取例行的抽查制度，譬如每年抽查1%-5%的领导干部的个人财产。对于抽查中发现的不如实申报的干部，就一查到底决不姑息，这种不确定性的威慑力比简单的惩罚措施更大。(3)对于竞争上岗的领导干部，必须在一定范围、一定层面上对其财产予以公开公布，对那些没有公开、公布的财产，一经查明予以没收充公，并取消三年提名资格。

2.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亲属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制度。据有关统计资料，全国近年查办的不少腐败官员都将子女送到国外深造。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发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毕玉玺敛财的最大“动力”就是其远在英国留学的儿子。有些高官，如云南省前省长李嘉廷也是从为儿子筹钱出国留学时开始走向堕落的。辽宁省原副省长刘克田在案发后说：“看到别人送子女出国留学，特别是进入国外名牌学府，自己也不甘落后，总想为子女多创造一些条件。”正是在这种心态下，他一边把女儿送出国留学，一边大肆受贿，终于落入法网。对此，应进一步完善并在全国推广领导干部亲属子女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备案制度。

(五)完善干部监督制度

1.建立和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该制度规定领导干部在任期届中、届末和晋升、调任、转任、退休、辞职时要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审计结果应作为领导干部选拔、调整的重要参考依据并归入个人档案；被审计者如存在经济责任问题，应及时查处。

2.建立和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即问责制。该制度要强化党委(党组)书记的监督责任，明确各级党委(党组)书记对本地区本部门的权力运行负监督总责，重点监督领导班子成员和下级党委“一把手”，同时实行重大违纪违法案件问责制，凡党委(党组)书记未履行监督责任的，追究其监督责任。

3.建立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制。该制度要建立推荐、考察、任用责任制，明确推荐、考察、任用等关键环节的责任主体、责任要求、违规行为和责任后果。针对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各责任主体，就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推荐、考察、决定三个环节的规定加以细化，制定具体的工作规范、操作办法和监督措施，建立一套系统、规范的选拔任用工作责任体系。

4.建立和健全谈心谈话制度。该制度要求落实任前廉政谈话，上级党组织对新上任的领导干部要进行廉政谈话，要求其提高廉洁自律的自觉性，既要干净干事，又要主动抓好管辖范围内的廉政建设。要求落实定期谈话，上级党组织每年至少要找下级领导干部谈话一次，特别是当领导干部职务发生变动和退休时、个人遇有重大事项时、班子内部出现不团结苗头时，群众有较多反映时应及时进行谈话。

5.建立和完善考核制度。该制度要求每年结合班子考察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对领导干部落实情况进行一次考核。考核时，领导干部要在干部群众大会上进行一次述职述廉报告，并在一定范围内组织民主测评，考核和民主测评结果应向本人反馈，述职述廉报告要交上级党组织备案。民主测评中，“不称职”票超过一定比例的，视情况作出组织调整或免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处理。将述职述廉、评议结果、整改措施等作为考核、评价领导的重要依据存入档案。

6.建立和健全廉政监督员制度。各单位要聘请廉政监督员，对廉政监督员的建议和意见，要认真办理，及时向本人反馈。

7.建立和完善班子成员相互监督制度。班子成员对其他成员违纪违法情况故意隐瞒、不汇报的，一把手明知班子成员有违纪违法情况而不提醒、不批评、不汇报的，要追究其责任。

8.建立和健全巡视制度。上级部门要通过巡视，定期或不定期地对落实一把手监督及干部八小时外管理的情况实施检查监督。

腐败最少的的时代

1.原始社会

人们吃不饱，穿不暖。没剩余产品

————无物可腐败

2.1949年刚建国时期

当时的人们对祖国的热爱对党的感激却是空前的。抗日时抛头颅洒热血没赶上，为国家那绝对是忠心耿耿，国家要啥，只要家里有，奉献。贪污那是就绝对不会去做的！

————精神不允许自己腐败

3.朱元璋时期

朱元璋时期是历史上少有的官员清廉时期，为什么呢？因为朱元璋最恨贪官，对贪官法制很严，甚至是残酷，砍头，拨皮，灌水银等刑罚如一柄柄悬挂在官员头上的大刀，没人敢去尝试。

————不敢腐败

4.刘墉，纪昀，包青天

也许他们的事迹是夸张虚构的，但这也说明一种事实，有些人精神很高尚，物质享受是他们所鄙夷的，他们最大的享受是精神，或者说是，为人民服务，所以他们不腐败，他们打倒腐败

————境界高不腐败 „„„„

为反腐献策

反腐=反腐+倡廉

一、倡廉

1.典型宣传（如 焦裕禄 雷锋 等，使人有榜样，有向往）2.官员党课教育

（给党员，官员一个清廉工作的氛围）3.从小教育

（孩子是白纸，从小打上高尚的精神烙印做背景）

4.社会关注

二、反腐 1.人民监督

⑴举报电话、信箱要方便，不记名，政府对此多家关注。⑵财产实现一定程度的透明，人民有怀疑要说清

⑶定期工作汇报，公开对人民汇报，谁想去谁去，别整一些陌生的代表

2.法律制裁

⑴砍头是不人道的，那就抄家吧，大不了穷嘛，天下穷人多了。⑵自己贿赂过官员并被接受者，到相关部门自首可追回部分贿赂财物，并大程度减轻贿赂的罪过 ⑶贿赂官员的，从重惩罚。

3.社会制裁

有贪污腐败历史的人，及其直系亲人、家属，如银行等机构降低其信誉度，存钱可以，贷款不给。出国办签证，不办。当然，这个只是一定程度上给予制裁，还是要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

4.体制监督

监察什么最有效？明朝的东厂，国民党的中统。但特务是不好的。不过我们有检察院，但这个不应该是一家说的算，监守自盗怎么办？建设一个并行机构，也许费点钱，但有效啊。还有，对监察部门的制度一定要从严。腐败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滚滚黄河不可避免的有水滴溅到两岸。但这不影响总体的前进。但当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被人们漠视、理解、接受，并最终一心想成为其中的一员时，决堤不可避免。就像康乾盛世与清朝的毁灭只有短短的一段时间。如今我们回顾历史，清朝时官员有罪，交钱即了的事情是多么可悲可笑，这简直就是大臣剥削大众，皇帝剥削大臣，全员腐败。所以，我们认为，要反腐，最重要的是国家认识到其重要性，人民认识到其重要性，我们大家都认识到其重要性，让腐败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不敢见人。露头就打。

第四篇：腐败现象

腐败现象

世界各国皆有腐败现象，并且自古有之。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国家对公务人员管理制度还不健全，加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因此，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必须正确看待这些腐败现象，既不要大惊小怪，也要给与足够的重视。

腐败现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思想根源、社会根源。从历史根源上分析，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思想的流毒没有根本肃清，官本位思想在人们心中还有很高的地位，封建社会一朝升官便能发财、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思想还残留在一部分人思想里，一旦这些人当官，便想方设法搜刮钱财。从思想根源上分析，（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我国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期，改革开放使西方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流入，加上长期受封建思想影响，造成一部分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权利观异化，不能正确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利，把权力当作为个人、家庭、小集体谋取利益的工具，一旦这些人掌握权力，便造成腐败。从社会根源来分析，当前我国处于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的时期，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市场监管体系、对公务人员监督体制还不健全，加上国有企业管理上存在的漏洞，给公务人员贪污受贿造成了可乘之机。

分析了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要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应从以下几方面做好工作：一是加大对贪污贿赂、渎职等腐败现象的打击力度。纪检监察检察部门要充分履行职责，对腐败现象严厉打击，使腐败行为付出的成本要远远高于腐败行为产生的收益，这样，公务人员在考虑到腐败要付出的代价后才能望而却步。二是加强对领导干部、国家工作人员思想教育，从思想上筑牢腐败的防线。要继续深入开展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教育活动，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干部的头脑，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和政绩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从思想上筑牢防线。三是健全各项社会管理制度。完善各项经济制度，加强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从制度上堵塞腐败的漏洞。四是建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体系。权力必须加以监督，要逐步完善法律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构成的监督体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才能有效的防止权力的滥用，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只有以上几方面多管齐下，构筑全社会健全有效的监督体系，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1、腐败的源头是人，所以如何选拔有德的人才 最重要。

2、所谓结党营私，“结党”小团体 必须搞掉。不要一味的和谐。

3、打击腐败不能手软，而且要常抓不懈。提高打击力度。一旦发现 对主要人员严厉查处，对其主管领导 就地免职。

第五篇：警察权力滥用的预防以及避免

论警察权力滥用的预防和避免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真理。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人民警察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之一，与军队共同构成保卫国家安全的两大支柱。人民警察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它在国家政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警察一方面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大量而艰巨的任务；另一方面又是国家其它权力得以顺利行使的后盾。也就是说，国家法律赋予警察机关和人民警察相当大的行政权力和刑事司法权力，其中许多权力直接关系到公民的基本权益和自由。由此可见，警察权力是一把双刃剑，警察权力运行与公民权益保障密切相关。警察权力依法运行，则维护社会稳定和公民的自由和权力，少部分警察的特权思想突出和滥用权力，则使公民的权利受到侵害，警察机关的形象受到损害，国家政权和人==专政的根基受到动摇。因此，如何有效地预防和避免警察权力的滥用历来就是各国统治者和广大公众普遍关心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在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障全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已成为时代主流的新的历史时期，十分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细致地探讨和研究，以便防微杜渐、标本兼治，确保警察权力的健康和良性运行。

一、警察权力的内涵、外延及法律渊源

（一）警察权力的内涵 所谓警察权力，通常是指警察的职责和权限，具体就是国家通过法律规定的人民警察的职务责任和为履行职务责任所享有的相关权力，简称为警察职权。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却自然不自然、有意无意地将警察职权混同甚至等同于警察权。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因为两者是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的两个概念。一般的说，警察权是一种国家权力，包括国家制定警察法规、规定警察职责权限、领导和使用警察力量的权力。在我国，警察权属于人民，属于国家。而警察权力（又称警察职权）则是国家通过立法赋予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的，是与警察职务密切相联的责任和权力。因此，警察权力与警察权既不能混同，更不能乱用。

（二）警察权力的法律渊源 由于警察权力的相对特殊性，世界上许多国家均通过法律形式予以确定。对此，我国也不例外。关于警察权力问题，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则称其为警察职权，并作出明确规定，从而使警察职权具有法律的规定性。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简称《人民警察法》，下同）的规定较为详尽具体，而宪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则相对原则和笼统。《人民警察法》不仅明确规定了人民警察的具体范围，而且还专章规定了人民警察的职责和权限，从而使==机关的人民警察和其他机关的人民警察在履行各自的职责，行使各自权力方面进一步明晰和细化，具有很强的的可操作性。

（三）警察职权的特征 当今世界的警察，从其阶级属性上来划分，主要有两大类：社会主义国家的警察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警察。我国是人==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这就决定了我国的警察属于社会主义的人民警察，其权力来自于人民，反过来又服务于人民。总的来看，我国人民警察的职权大致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主体的特定性。警察职权是国家通过立法赋予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的，是与警察职务密切相联的责任和权力。因此，警察职权的行使主体只能是人民警察，只能是国家依法设立的人民警察机关和通过法定程序获得警察职务的人员。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组织和个人都不得行使警察职权。在此，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虽然==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以及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警察和检法系统的司法警察机构都可统称为警察机关（构），他们所属的警察人员也可统称为人民警察，但由于各自的工作分工和岗位职责不同，相互之间只要未经法定程序授权，就不能代替其它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行使法律赋予该部门的职权。即是在同一警察机关内部的不同警种之间，也应严格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行使权力，否则一律视为越权和滥用权力。二是内容的法定性。也就是说人民警察职权的内容是上法律确定的，具有法律的规定性。具体表现在：（1）人民警察的任何职权都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授予的。人民警察行时职权作为一种法律行为，只能按照法律所界定的范围（即法律所提供的行为模式、标准、条件或方向）行使。否则要承担相应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2）未经法律许可，人民警察无权擅自变更、转让或放弃权力。（3）人民警察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一经作出，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被改变或撤销。三是权责的统一性。人民警察的职责与权限密不可分，有多大的职责，就有多大权限；职责是权力的前提和基础，权力是履行职责的保证；二者在实施的过程中达成统一，职责的履行伴随着权力的行使，权力的行使过程就是履行职责的过程。如果放弃权力就意味着放弃职责，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四）警察职权的界定 《人民警察法》在第二章专章规定了人民警察的权限。根据该法规定，作为警察主体的==机关的人民警察被赋予了十四项职责，而且在第七条至第十七条还专门规定==机关人民警察的具体权限，而其他警察机关的人民警察则依据《人民警察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分别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职权。由于《人民警察法》对==机关的人民警察的职责权相对详细具体，而对其他机关人民警察的职权规定较为原则性。因此，笔者仅就==机关人民警察的职权作如下重点阐述。

1、行政强制措施权。《人民警察法》第七条规定，==机关的人民警察对违反治安管理或者按==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个人或者组织，依法可以实施对人身、财产等行政强制措施，包括劳动教养、强制戒毒、收容教育、收容教养、强制传唤、强制治疗、强制遣送以及时没收、查封、扣押、冻结、划拨、扣缴和责令停产、限期消除隐患等。

2、行政处罚权。《人民警察法》第七条规定，==机关人民警察对违反治安管理或其它==行政管理的个人或组织，可以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包括警告、罚款、拘留、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限期出境和驱出逐境等。

3、人身强制权。《人民警察法》第八条规定，==机关的人民警察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或危害==全的人员，可以强行带离现场，依法予以拘留或者采取法律规定的其它措施（如《集会==示威法》所规定的“对非法举行集会、==示威的人员，可以命令解散、强行驱散”等）。

4、当场盘问权、当场检查权和留置盘问权。《人民警察法》第九条规定，==机关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的人员，可以在嫌疑发现地当场盘问、检查或者将其带至==机关继续盘问。

5、使用武器权。《人民警察法》第十条规定，遇有拒捕、**、越狱、抢夺枪支或者其它暴力行为的紧急情况，==机关的人民警察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主要指《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可以使用武器。

6、使用警械权。《人民警察法》第十一条规定，为制止严重违法犯罪活动的需要，==机关的人民警察依照《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等国家规定，可以使用警棍、催泪弹、高压水枪、特种防暴枪、手铐、脚镣、警绳等警用器械。

7、执行刑事强制措施权和搜查权。《人民警察法》第十二条规定，为侦查犯罪活动的需要，==机关人民警察可以依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执行拘留、逮捕或其它刑事强制措施（如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羁押看守等）和搜查。

8、优先乘坐权、优先通行权和优先使用权。《人民警察法》第十三条规定，==机关人民警察因履行职责的紧急需要，经出示相应证件，可以优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遇交通阻碍时优先通行。与此同时，该条还规定，==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必要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优先使用机关、团体、企事业组织和个人的交通工具、通信工具、场地和建筑物。

9、约束权和强制监护权（看管权）。《人民警察法》第十四条规定：==机关的人民警察对严重危害==全或其它人身安全的精神病人，可以采取保护性的约束措施。需要送往指定的单位、场所加以监护的，应当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机关批准，并及时通知其监护人。

10、限制通行权、限制停留权和交通管制权。《人民警察法》第十五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机关，为预防和制止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可以在一定的区域和时间，限制人员、车辆的通行或者停留，必要时可以实行交通管制。

11、技术侦察权。《人民警察法》第十六条规定：==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

12、现场管制权。《人民警察法》第十七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机关，经上级==机关和同级人民==批准，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突发事件，可以根据情况实行现场管制。==机关的人民警察对于管制的现场，有权采取必要的手段强行驱散，并对拒不服从的人员强行带离现场或者立即予以拘留（指刑事拘留）。由此可见，==机关人民警察在行使法定职权时，既要符合法定要件，又要经过相应的法定程序。而且某些特定职权只能由特定主体行使，如限制通行权、限制停留权、交通管制权和现场管制权等特定权力只能由县级以上人民====机关及其人民警察行使，其它==机关（如铁道、民航、森林等专门==机关）及其人民警察非经授权或委托，则无权行使。否则，一律视为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

二、警察权力滥用的概念、具体表现及其危害

（一）警察权力滥用的概念 虽然有关法律、法规对警察权力滥用未做出明确解释和界定，但透过《人民警察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对警察权力的概念及特征阐述的综合分析，就不难看出，所谓警察权力滥用，主要是指警察权关或其警察人员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偏离或超越了法律所界定的职权范围，未能严格按照法律所提供的行为模式、标准、条件或方向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以及未经法律许可擅自变更、转让或放弃权力的行为。

（二）警察权力滥用的具体表现 尽管警察权力滥用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从具体司法实践来看，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非法定主体越权行事。众所周知，警察职权的行使主体只能是法定警察机关及其人民警察，而且，人民警察的任何职权都具有法律授权属性，只要未经授权或法律许可，即使法定的警察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也不得行使该项权力。然而，在现实生活和工作实践中，却有那么一些警察机关或其警察人员无视上述“刚性规定”，悖道而行。有的超越本机关、本部门、本警种的职权范围行事，滥用管辖权；有的随意参与诸如催粮派款、扒房拆屋、刮宫引产等非警务活动，滥用警察职权；有的擅自变更、转让法定职权，动用非警察人员从事警务活动。二是无视法定要件行使职权。根据《人民警察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任何警察职权的行使都必须以法定要件的存在为前提。而有的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在行使职权时，却根本不考虑法定要件是否具备这一事实，任经验和感情办事，动辄采取严厉手段，随意使用武器警械，滥用人身和财产强制措施，既侵犯了群众利益，又亵渎了法律的尊严。三是消极不作为，弄权渎职。一些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受特权思想和“法律虚无主义”观念左右，在执法办案和曰常管理过程中，工作作风简单粗暴，耍特权，抖威风，动辄以“管人者”自居，对待群众“冷硬横推”，漠视群众疾苦和公民合法权益。有的对群众的报案求助翟积当要求敷衍塞责，消极应付，能推则推，能拖则拖，给群众造成不应有的损失，甚至导致严重后果；有的利用职权，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吃请索贿，弄权渎职，袒护、包庇、放纵不法行为，使一些理应受到法律追究的违法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继续危害社会；有的与不法分子称兄道弟、拉拉扯扯，对违法犯罪行为漠然置之，充当违法犯罪嫌疑人的后台和“保护伞”，甚至与他们同流合污、沆瀣一气“鱼肉百姓”。四是违反程序行使职权。根据《人民警察法》、《刑事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人民警察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必须严格履行相应程序。而一些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由于程序意识缺乏，重实体轻程序，在行使职权时，视程序规定为“儿戏”，该请示的不请示，该履行审批手续的不履行审批手续，该告知权利的不告知权利，凭个人主观意志行事，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动摇了警察权力行使工作的严肃性。五是注重行使职权忽视人权保障。一些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由于思维方式陈旧落后，在行使职权过程中，过分强调专政和打击职能，忽视服务和人权保障职能，甚至将用权与服务、执法与维权对立起来，不尊重人权，不注意维权，采取粗暴野蛮的行为，随意剥夺或限制公民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当事人和违法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六是执法处罚权力异化。一些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受利益驱动，把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换的原则渗透到行使权力和执法办案活动中，把法律赋予的权力当作是一种“特殊商品”，视权力为“摇钱树”和“聚宝盆”，把执法用权与经济利益挂钩，以解决办案经费为由违规收费，乱罚滥罚，把查处赌博、卖淫嫖娼等罚款数额较高的案件，当成创收的“法宝”，甚至将减刑、假释、解教、取保等行为当成“敛财”的渠道，严重偏离和违背了法律精神。七是自由裁量权滥用乱用。由于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性不尽相同，法律、法规在规定各种处罚手段、年限、数额等方面给执法者留有一定的裁量空间。然而，一些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在行使法律赋予的裁量权时，不是依据违法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以及违法犯罪嫌疑人的个人情况，选择处罚种类和幅度，而是依据关系的亲疏、人情的厚薄以及金钱的多寡作出裁量，致使以罚代刑、以罚代处、因情废法、因钱废法等降格处理现象时有发生。

（三）警察权力滥用现象的危害 人民警察是人==专政国家意志的忠实执行者和捍卫者。如果一旦放任法律赋予的权力的滥用，就势必会脱离群众，失去人民的信任，进而动摇人==专政政权的根基。其负面影响和作用不可小视！一是亵渎了法律的尊严。由于从警察权力的授予到各种权力的行使都具有严格的法律属性。因此，警察机关及警察人员在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过程中，必经严格依法办事。只要不是依法行使职权，不论是超越法定范围用权，还是滥施权力处分权，擅自转让和放弃法定权力，消极不作为，都属于滥用警察权力。这种滥用权限力现象的最终恶果，就会使法律的权威性失落，法律的尊严受到亵渎。二是人权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一些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由于“以人为本”观念的缺失，在行使职权和执法办案活动中，过分强调专政和惩罚职能，而忽视了服务和维权职能，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重惩罚轻保护、重管理轻服务、重实体轻程序、重权力轻义务、重维护轻救济”的误区和泥潭，人治思想、特权思想恶性膨胀，没有切实将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凭主观臆断干工作，凭个人好恶用权力，对群众的正当权益和要求熟视无睹，对违法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漠不关心，甚至随意剥夺和限制，缺乏起码的人文关怀，致使刑讯逼供、超期羁押、滥用警械以及强制措施等现象时有发生，不仅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严重损害了警察机关和人民警察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而且影响的党和==的声誉，甚至危及了社会稳定。三是成为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任何权力的滥用都极易导致腐败，警察权力的滥用都不例外。从以往查处和披露的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严重违法违纪案件情况来看，无一例外的存在着权力滥用的问题。比如，权钱交易、权情交易、权色交易的必然恶果，就是最终导致徇情枉法、徇权枉法、腐化堕落；消极应付、执法不作为，必然导致玩忽职守、包庇和纵容违法犯罪活动；滥用自由裁量权、管辖权、处罚处置权，必然导致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甚至是执法犯法。由此可见，警察权力的滥用，不仅不利于人==专政的巩固，而且还可能导致既害人又害己的严重后果。

三、导致警察权力滥用的主客观因素 之所以发生警察权力滥用的现象，原因多种多样，主要还在于少数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权力观念、法律意识、权力监督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的偏差和误区。

（一）权力思想错位。受社会上一些消极和负面因素的影响，一些警察机关尤其是基层一线执法所队思想政治工作弱化，重业务轻教育，重使用轻管理，致使部分警务人员在繁重的工作面前放松了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是非观念颠倒，理想信念错位，精神支柱倾斜，价值观念扭曲，特权思想、人治思想恶性膨胀，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取个人私利和捞取“好处”的工具，对待群众态度冷漠粗暴，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甚至动辄“以管人者自居”，耍特权、抖威风，随意指责训斥、打骂体罚群众，人为造成对立情绪，导致人民群众对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缺乏起码的信任和支持。

（二）法律意识淡薄。一些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受“法律虚无主义”意识左右，过分强调自己的“执法者”身份，却淡忘了“执法的前提是守法”这一基本常识，错误的认为法律是管老百姓的，片面要求老百姓守法，只要能让老百姓守法，即使在执法中打点儿“擦边球”甚至犯规逾矩也无大碍。正是在这种错误执法思想和观念的支配和驱使下，无视法律对职权行使的相关规定，想当然办事，随意执法，滥用权力，导致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重受损，最终走上了“执法者犯法”的歧途。

（三）人权观念缺失。警察机关及其警察人员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警察权力行使的目的，在于代表人民群众意识行使国家权力、为人民群众谋取利益，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利。这里所说的“人民群众”，理所当然包括那些因违法犯罪受到法律追究的人员。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却错误地认为违法犯罪人员是打击和专政对象，而不属于人民群众之列，无端地将他们列入“另类”，对他们的缺乏必要的人文关怀，不闻不问违法人员或犯罪嫌疑人的合理需求，甚至随意限制和剥夺他们的应有权利，使他们的人格尊严得不到尊重，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最终损害了这些人员对法律的期望值和客观评价。

（四）权力监督不力。关于加强对警察权力监督的问题，近年来已经引起了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从中央到地方，围绕立法监督、执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以及内部监督的方面做出出不懈努力和尝试，而且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监督体系和监督运行机制。但由于监督体制不够顺畅、监督力量量少质弱、监督措施不尽到位，特别是缺乏必要的监督保障机制，而且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中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出现了权限力监督工作中的漏洞和“盲区”，致使实际监督效果被弱化，给权力滥用现象提供了可乘之机和可钻之空。

四、预防和避免警察权力滥用的方法和途径 上述种种警察权力滥用现象，虽然仅发生和存在于个别警察机关和少数警察人员身上，但其危害和后果却不容忽视。如果一旦听任这些问题的继续发展蔓延，最终结果必然是要诋毁广大警察用巨大的牺牲和奉献所赢得的成绩和荣誉，降低党和==的威信，损害了警察机关的声誉和警察队伍的形象，更为严重的是影响了警民关系，腐蚀和消解了警察队伍的整体战斗力，动摇了警务工作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群众基础，进而影响和制约警察队伍的健康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进程。因此，必须下大决心、花大功夫加以预防和避免。依笔者之见，具体方法和途径大致如下：

（一）法律至上和以人为本观念的确立是防止权力滥用的前提和基础。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在新世纪、新阶段，人民警察作为国家重要的执法机关和执法主体，只有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才能从根本上清除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法律虚无主义、人治思想等传统权欲观和传统执法理念中不合时宜的成分，才能牢固树立“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思想和公平正义的执法理念。为此，各级党委、==和警察机关都要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采取过硬的措施和手段，切实重视和加强对警察队伍的思想教育和法治教育工作，千方百计地教育和引导广大民警切实端正执法思想，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坚决抵制和反对“尚权废法”和“用权扰民”等不良行为，努力提高“人民警察为人民”的自觉性，始终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忧为民所解，事为民所办”的工作导向，进一步明确“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问题，真正在思想上打牢固“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根基，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多些爱心，少点私心，多份责任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好警察权力滥用方面的问题。

（二）严格依法履行职责是预防和避免权力滥用的有效途径。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保护国家利益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既是法律赋予人民警察的基本职能，更是法律赋予人民警察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因为，一切违法犯罪活动都是违背人民群众意志、危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对犯罪行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群众的残忍。只有坚决对其打击，才能真正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才能真正巩固==的执政地位，才能真正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在此，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法律赋予人民警察的各种权力属于强制性规范，既可以依法行使，又必须依法行使，既不能转让又不能放弃，更不能滥用，否则就意味着失职和渎职。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严格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就能够最大限度地预防和避免权力滥用的现象发生。

（三）牢固树立执法与服务相统一的观念是预防和避免权力滥用现象的治本之策。人民警察肩负着大量的社会管理职能和刑事执法职能，而且每一项工作和权力的行使都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换而言之，人民警察的行政管理活动和执法活动，本质上就是一种特殊的服务，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和依法行使权力就是对人民警察服务质量的要求。因此，必须认识警察工作的本质，把握警察工作的规律，把“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作为警察工作的中心环节和基本建设来抓，不断强化服务意识，寓管理于服务，寓用权于服务，并将各项管理活动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实践，不摆架子，不抖威风，甘当警察事业的“孺子牛”，甘当人民群众的“贴心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立警为公、执法为民、服务社会、服务公民的目的，才能真正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才能有效地预防和避免警察权力的滥用。

（四）加强对警察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预防和避免警察权力滥用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六大把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当前，警察权力滥用现象发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监督不力造成的。因此，如果不加强对警察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容易造成滥用职权，公民、法人和其它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很容易受到侵害。所以，按照十六大精神牢固树立制约监督权力的观念，加强警察法治建设，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权责明晰、内外统一的制约监督体系，建立规范明确、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警察行政立法到行使权力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限力真正用来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只有这样，警察权力滥用的预防和避免才不致成为一句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