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腐败现象1

第一篇：正确认识腐败现象1

如何认识腐败的本质特征

“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就是腐败。”这已是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一个定义。腐败是一个表象，腐败产生的根源是社会公共权力的异化和偏离。公共权力是伴随国家产生的，只要国家存在，公共权力就会存在。它有其双重特征：一方面，公共权力来自于民，来自于社会，有其全民和社会属性，这一属性要求公共权力必须为全民服务，为全社会服务；另一方面，公共权力的载体一般是个人或是集团组织，由于公共权力承载体的私利性，使公共权力又具有了个性特征，这个特征容易使公共权力为个人或小团体服务。正是公共权力具有如此的特性，任何一个社会都会要求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制约。当这个监督制约机制完善有效时，公共权力的个性特征就会受到抑制，而当这个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不完善时，公共权力的社会属性就会遭到破坏，公共权力就会发生异化和偏离。因此，世界各国不管实行那种政体，对公共权力通常都有一套严格的监督制约办法，即通过道德、法律、规定来限制公共权力，不容许公共权力发生偏离为个人服务。腐败产生的根源在于这个社会对公共权力的监督管理是否有效，而不在于这个社会是落后还是发达。当监督机制完善时，腐败现象就会得到控制；监督机制不完善时，腐败就会泛滥蔓延。

如何看待我国当前出现的腐败现象

腐败现象，是当今我国社会上最受关注的一大热点问题。据中央纪委的统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多年间，中央纪委及各级纪委查处的党内各类违纪案件200多万件，处分党员235万人。仅从党的十四大以来查处的案件看，共查处县处级干部违法违纪的2.5万余人；厅局级干部2000余人；省部级干部近100人；其中包括成克杰、胡长清等特大案件。所以，有效遏制腐败不仅关系到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还关系到我们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能否最终取得胜利。

从表面上看，近几年社会上出现的腐败现象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逐步深化的过程而发生发展的，我们能不能就简单地认为腐败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正确看待当前出现的腐败现象，不仅关系到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而且关系到我们今后如何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效根除腐败问题。不可否认，改革开放前社会上腐败现象较少，特别是官员经济腐败案件很少，至多表现为“走后门”。但这个时期腐败现象少，是以经济低水平发展为代价的，也是社会政治生活整体受禁锢来实现的。毫无疑问，这一时期我们社会中的公共权力是受监督和制约的，在政治高压下，公共权力的承载者不敢、也不能够滥用权力攫取私利。所以，这一时期百姓主要抱怨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缓慢和生活质量的落后，而不是抱怨腐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经济上有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政治生活自由度放宽；社会鼓励个性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过程中，我国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持续发展，生产关系也经历了一个适应和转变的过程，我们的社会也由此进入了一个由计划经济旧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转轨变型阶段。正是由于社会转型阶段的不确定性，以及转型阶段社会文化多元性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多重性，使人们的社会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矛盾和迷茫。尤其是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放松，以及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使一部分处在领导岗位的党员干部头脑中滋长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加之旧体制中对权力的监督机制已不复存在，而新体制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又迟迟未能完善有效，因此公共权力的滥用成为这一时期典型特征。

我们说一个社会转轨时期的腐败现象有其内在必然因素，这就是新体制建设过程中对权力制约机制的滞后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基础特别是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所有制结构来看，我们党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促进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形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各个利益主体为了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都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去获取有限的资源和市场。在市场经济还未发育完善的情况下，行政权力干预市场、分配资源的作用仍旧十分明显，一些不法分子和投机商为了攫取暴利，逃避法律的惩罚，千方百计地用金钱、美女去拉拢腐蚀干部。再从分配制度的变化看，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但在目前分配调节机制仍不健全的情况下，社会上出现了另一种分配不公的现象，造成公共权力的承载者收入较低，比如一些国家公务员收入偏低，一些国有企业的领导以及不同部门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收入差距较大的现象，使部分公共权力承载者产生心理失衡。外界对权力的诱惑和内心对收入的不满，加之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以权力获取私利就成为今天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结果。

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对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腐败现象所作出的精辟分析：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在党内和社会生活中至今依然存在；在实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乘隙而入，侵蚀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制度和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管理和监督工作中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客观上给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留下了可乘之机。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论述，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分析了腐败产生的原因，充分说明了今天我们社会中出现的腐败现象，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也不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腐败现象是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变型期的阶段性表现，是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社会对公共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滞后性和不完善的结果。

正确认识腐败的本质特征，正确对待我国当前出现的腐败现象，无疑是为了从根源上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从源头上采取有效措施防治腐败。

第二篇：如何正确认识我国当前存在的腐败现象

怎样正确认识党内存在腐败现象

腐败现象，是当今我国社会上最受关注的一大热点问题。据中央纪委的统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多年间，中央纪委及各级纪委查处的党内各类违纪案件200多万件，处分党员235万人。仅从党的十四大以来查处的案件看，共查处县处级干部违法违纪的2.5万余人；厅局级干部2000余人；省部级干部近100人；其中包括成克杰、胡长清等特大案件。所以，有效遏制腐败不仅关系到党群关系，还关系到我们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能否最终取得胜利。

也许一些同志头脑中有各种各样的问号，诸如“既然是伟大的党，为什么有腐败问题出现？”“反腐败力度这么大，为什么腐败现象仍屡禁不止？”“党靠自身力量还能不能解决腐败问题？”等等。这些疑问的存在，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无可厚非，关键的是我们应该怎样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看待事物、分析问题，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看待党内腐败问题，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做到在科学分析中认清本质、把握主流，在反复思考中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对党的信赖。

大家想一想，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创造了辉煌业绩，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党也有过“文革”、“反右”那样的严重失误，但我们党有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优良作风，具备纠正任何错误的勇气和魄力。党坚决地举起反腐败大旗，严惩腐败分子，从来都坚定不移，毫不手软。从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袭击的告诫，到建国之初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极刑，到现代对成克杰、胡长清的审判，党领导集体一以贯之地把反腐倡廉作为治党立国的根本。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反腐倡廉的历史。如果治党不严，纪律松弛，组织涣散，发展下去就要亡党亡国。党中央审时度势，进一步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腐败分子纷纷落马，一批大案要案得到果断处理；反腐败正在逐步从侧重遏制走上标本兼治、加大治本力度的轨道。党的反腐决心与力度，与西方一些政党在面对腐败问题时互相推卸责任、逃避或遮掩事实的种种表现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不可否认，现阶段党内确实存在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还比较严重，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认识。当前产生腐败问题的原因很多，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既有现实的、也有历史的。封建思想、腐朽落后的东西在今天对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依然还在产生影响和冲击。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基础特别是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一些人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利用体制机制制度上的不健全和工作上的失误，千方百计钻空子、捞好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实施“西化”、“分化”我国的图谋，一些人经不住诱惑和考验，在对敌斗争中败下阵来。总之，腐败现象的存在是多种复杂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能把腐败问题简单地与党的领导、改革开放划等号，这是极其错误的，也是极为有害的。我们既要充分认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尖锐性，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更要深刻认识它的成因，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有效地解决问题。

正确看待党内腐败现象，必须区分主流与支流，认清现象与本质。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是局部的，并不代表着我们党的本质和主流，更不是根本性、制度性的腐败。从总体上说，我们党仍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清正廉洁的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党；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绝大多数同志是积极忠诚、公而忘私地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是能够抵制各种腐朽思想侵蚀的。7800多万党员是我们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骨干

力量，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无论是在改革和建设的平凡岗位上，还是在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紧急关头，哪里有人民的需要，哪里最艰苦最危险，哪里就有共产党员。我们不能因为太阳里有几个黑点，就认为太阳是黑的；不能因为一支队伍出了几个犯错误的战士，就认为这支队伍不好。同样，也不能以点代面、以偏概全，因为党内有腐败现象，就动摇对党的信赖。在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党组织治党不严，对党员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一些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怕得罪人，执纪执法偏宽偏软，致使一些经过主观努力能够抑制的腐败现象没有得到有效抑制。作为党的组织，一定要坚持从严治党，使每个党员都处在党组织的管理之中，使党的各级组织都成为反腐倡廉的坚强阵地。

在当前，怎样看待腐败现象，不仅是对形势的估价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当前的反腐败斗争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下开展的。广大人民群众痛恨腐败现象，敌对势力也利用群众对腐败的痛恨，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诋毁党的形象、离间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企图达到颠覆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西方敌对势力把我们党描绘得一团漆黑，把我们的干部队伍说得一无是处，攻击共产党解决不了自身的腐败问题，等等，其目的就是妄图以此动摇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信心。如果按他们的主张去“反腐败”，反掉的不是腐败，而是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政权。

作为中国共产党后备军的我们，在正确认识腐败问题的同时，更要重视自身在反腐斗争中的作用。我们要严守党的八大纪律，加强自身的思想作风建设。党的先进性最终要体现在每个党员的具体言行上，只有每一名党员干部都严于律己，始终把自己置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准，才能做到拒腐蚀、永不沾。这既是每个党员理应具备的思想觉悟，更是践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要求。

第三篇：正确认识腐败现象 坚定对党的信赖

正确认识腐败现象 坚定对党的信赖

腐败与反腐败已经不是个新鲜的话题，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网络每天都有大量的关于腐败和反腐败的报道，一些同志头脑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号，诸如“伟大的党、先进的党也会有腐败？”“反腐败力度这么大，为什么腐败现象仍屡禁不止？”“党靠自身力量还能不能解决腐败问题？”等等，有的人就此失去了对党的信任，在迷惑中失去了方向。那么，该如何看待党内的腐败现象？关键就在于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看待事物、分析问题，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看待党内腐败问题，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做到在科学分析中认清本质、把握主流，在反复思考中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对党的信赖。

中国共产党成立80年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创造了辉煌业绩，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党也有过“文革”、“反右”那样的严重失误，但我们党有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优良作风，具备纠正任何错误的勇气和魄力。党坚决地举起反腐败大旗，严惩腐败分子，从来都坚定不移，毫不手软。从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袭击的告诫，到建国之初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极刑，到前不久对成克杰、胡长清的审判，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一以贯之地把反腐倡廉作为治党立国的根本。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反腐倡廉的历史。这些年来，江泽民总书记再三告诫全党，越是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从严治党。如果治党不严，纪律松弛，组织涣散，发展下去就要亡党亡国。党中央审时度势，进一步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腐败分子纷纷落马，一批大案要案得到果断处理；反腐败正在逐步从侧重遏制走上标本兼治、加大治本力度的轨道。党的反腐决心与力度，与西方一些政党在面对腐败问题时互相推卸责任、逃避或遮掩事实的种种表现相比，有着天壤之别。那些把产生腐败的责任推给中国共产党，或者否定和怀疑党在反腐败问题上的信心和决心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不可否认，现阶段党内确实存在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还比较严重，对此一定要有正确的认识。当前产生腐败问题的原因很多，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既有现实的、也有历史的。封建思想、腐朽落后的东西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依然有存在的条件，对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要产生影响和冲击。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基础特别是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一些人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利用体制机制制度上的不健全和工作上的失误，千方百计钻空子、捞好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实施“西化”、“分化”我国的战略图谋，一些人经不住诱惑和考验，在对敌斗争中败下阵来。总之，腐败现象的存在是多种复杂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把腐败问题简单地与党的领导、改革开放划等号，是极其错误的，也是极为有害的。我们既要充分认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尖锐性，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更要深刻认识它的成因，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有效地解决问题。

正确看待党内腐败现象，必须区分主流与支流，认清现象与本质。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是局部的，并不代表着我们党的本质和主流，更不是根本性、制度性的腐败。从总体上说，我们党仍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清正廉洁的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党；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绝大多数同志是积极忠诚、公而忘私地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是能够抵制各种腐朽思想侵蚀的。六千多万党员是我们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骨干力量，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无论是在改革和建设的平凡岗位上，还是在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紧急关头，哪里有人民的需要，哪里最艰苦最危险，哪里就有共产党员。我们不能因

为太阳里有几个黑点，就认为太阳是黑的；不能因为一支队伍出了几个犯错误的战士，就认为这支队伍不好。同样，也不能以点代面、以偏概全，因为党内有腐败现象，就动摇对党的信赖。

在当前，怎样看待腐败现象，不仅是对形势的估价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当前的反腐败斗争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下开展的。广大人民群众痛恨腐败现象，敌对势力也利用群众对腐败的痛恨，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诋毁党的形象、离间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企图达到颠覆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西方敌对势力把我们党描绘得一团漆黑，把我们的干部队伍说得一无是处，攻击共产党解决不了自身的腐败问题，等等，其目的就是妄图以此动摇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信心。如果按他们的主张去“反腐败”，反掉的不是腐败，而是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政权。朱总理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回答德国电视台记者提问时就明确指出，我看不出反腐败的问题，跟一个党执政还是多党轮流执政有什么关系。你那里（德国）是多党轮流执政，不也是腐败吗？关键是法制，不仅要立法，而且要坚决地执法。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们还要继续完善我们的法制。这就告诉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必须保持高度政治警觉，防止上当受骗，更不能让敌对势力的阴谋得逞。

作为党员干部，在正确认识腐败问题的同时，更要重视自身在反腐斗争中的作用。党的先进性最终要体现在每个党员的具体言行上，只有每一名党员干部都严于律己，始终把自己置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不断加强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提高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准，严把工作、生活、社交圈中的各个关口，才能做到拒腐蚀、永不沾。这既是每个党员理应具备的思想觉悟，更是践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要求。还应看到，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党组织治党不严，对党员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一些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怕得罪人，执纪执法偏宽偏软，致使一些经过主观努力能够抑制的腐败现象没有得到有效抑制。作为党的组织，一定要坚持从严治党，使每个党员都处在党组织的管理之中，使党的各级组织都成为反腐倡廉的坚强阵地。

第四篇：腐败现象

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

一、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

当前我国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由收钱收物的“硬腐败”发展为接受各种服务、旅游出国等“好处”的“软腐败”；由个人捞钱的“小腐败”上升为集体福利、挥霍公款的“大腐败”；由内资企业的“内资腐败”发展为外资企业参与商业贿赂的“外资腐败”；由一人出事的“单案”扩大为一揪一串的“窝案”。具体来讲，腐败现象具有的特点是：

其一，群体化。湖南省郴州市委原书记李大伦腐败案发后牵涉人员达160余人；“慕马腐败大案”涉案人员达142人；湖北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牵出领导干部70余人；2009年8月原巢湖市委书记周光全被判处无期徒刑，随着周光全的被查处，安徽省巢湖市有14名党政官员受到免职处分或被判刑，这些被处理的官员都有着向周光全行贿以谋取利益的“不良记录”。可以说，一些腐败败露后，往往引发所辖地区官场的“大面积塌方”。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一是涉案人员众多；二是涉案人在政治上丧失党性原则，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三是在经挤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其二，高官化。近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纪委、监察部查处了原中央政冶局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贵州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方仁，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青岛市委原书记杜世成，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等一批高级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据公开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七人。2009年8月27日，中央纪委发布消息，通报了对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处理结果，决定给予陈绍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海外媒体对此评价称，2009年1—8月，“六名副省级以上官员被集中查处，彰显出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9月份后又相继查处了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李堂堂的问题。12月份查处了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的党组书记、副总裁张春江的问题。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

其三，巨额化。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则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2009年已经基本查明涉案的3l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l.0982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273亿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387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亿元。

其四，期权化。“权力期权化”交易的是一种“权利”，其不直接涉及钱物，因而形式和过程隐蔽，相互兑现往往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职、分给股权、优厚待遇等。腐败分子进行权力操作可以用“扶持企业、促进发展”为借口，即使损害国家利益也可以用“改革代价”遮掩，过程隐蔽，其交易方不是在职干部，甚至可能不是其本人，对象和内容都较为隐蔽。“权力期权化”改变了腐败获利的时间和方式，为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资源”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变现可能。它可以是权力享受权力回报，在离职前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为自己遥控权力作打算；可以是权力享受资本回报，在位时为企业牟利，辞职或退休后到企业“高薪打工”；也可以是资本享受权力回报，利用在位时积累下的“活动能量”换取企业股权或创业资本。这样，不仅可以为自己预留“出路”、“退路”，还可以“封妻荫子”，由受益方资助亲人子女出国留学或提供创业资本。如广东省原高级法院院长麦崇楷就为其子换取了数百万的企业股权。

其五，潜规则化。从文化上看，我国是一个宗法伦理社会，血缘观念极强、法制观念薄弱，这种特定的文化观念也为腐败行为的发生孕育了土壤。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消极的因素是滋生腐败的条件，如“潜规则”文化在官场中流行，很多行为规则不公诸于世而是如“黑市”交易，公诸于世的规则，大家又不遵守。再例如“消解”文化，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消解制度的倾向，在现实中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外，还有“圈子”文化，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班子不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进了班子不如进圈子，进了圈子不进班子等于进了班子。入围的干部争宠，不入围的干部被剔除，这种示范效果迫使大多数干部去遵从新的游戏规则。从追求庇护到跑官买官，并按照这一游戏规则所提供的激励机制来作出自己的行为选择，使正直的干部越来越难以生存。

其六，国际化。有的腐败分子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国际间法律的差异，国内犯罪，国外洗钱；有的以境外商人为合作对象，在为对方牟利后，在境外“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外。一些涉案的党政干部特别是关键涉案人员一有风吹草动即随时出逃。“裸体官员”问题浮出水面，暴露出以往外逃贪官贪腐时“留一手”(即任职期间有意将妻儿送出国，独自一人在国内)，贪腐行为败露后立即逃往国外的腐败谋略。而某些干部利用出国考察机会滞留不归的情况更是暴露出贪官风险意识的增长。

其七，新型化。在新兴领域开展反腐败斗争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拍卖等方面的反腐败措施比较少导致新兴领域腐败案件频繁发生，在这些领域中，腐败呈现出金融化、虚拟化的特点。与异性直接相关的腐败现象不可轻视，中纪委研究室原副主任、中纪委北京培训中心原主任、原中央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副主任刘春锦指出：受处分的厅局级干部中，90%的落马贪官都有包养情人，甚至有多个贪官共用一个情人的现象。原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甚至把“小姐”带到家里嫖宿。被“双规”后，张二江供述了自己曾同107名妇女发生过不正当性关系，天门人戏称张二江是“梁山寨主”。

二、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战略对策

(一)扩大党内民主的实现方式，以民主制度建设来推动反腐败的深入

1.在全国县市逐步实行以下制度：(1)党代会年会制。县市党代会由过去的五年召开一次，改为每年召开一次。党代会年会的主要任务是听取和审议县委、县纪委工作报告和县人大党组、县政府党组、县政协党组的书面工作报告；讨论和决定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对县委委员的工作进行评议。(2)党代表直选制。党代表由过去的间接选举改为竞争性直选。过去的县级党代表候选人，一般是由党组织提名或推荐，在基层党员代表会议上，按照很少的差额甚至等额选举产生。实行直选以后，党代表改由党员直接提名、个人自荐报名，通过预选按得票多少确定候选人，县级领导干部也必须通过提名参加预选才能成为候选人。候选人的差额必须达到30%以上，由所在选举单位的党员直接投票产生。(3)党代表常任制。党代表的任期与本届党代会的届期相同。在任期内，党代表享有在大会期间的选举权、审议权、重大事项决定权、质询权、提出罢免案权、评议权以及闭会期间的学习培训权、调研视察权、提出意见建议权等权力，充分发挥党代表的作用。(4)评议制。在党代会年会上，党代表要对县委、县纪委领导班子进行评议，按照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次无记名投票表决；对“三个党组”的工作报告要进行评议，确认报告是否通过；县委委员向党代表述职，党代表对县委委员进行评议，评议分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等次，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评议结果作为考核县委委员工作的重要依据；届中，还须对县委委员进行一次信任投票，信任票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次。评议结果在代表大会上公布，对不满意票超过30%的领导班子，必须写出书面整改报告，针对存在的问题，认真整改并及时向党代表公布。

2.制定完善的、科学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制度，保证党内决策的民主化。必须尽快制定标准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相关制度。规则包括：界定常委会需要讨论的重大事项的范围与确切内容；书记与副书记、常委之间关系的平等性，以及常委讨论权的保证制度；常委会议事的具体程序等。

3.利用人民民主反腐败。要充分利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监督作用，发挥人民代表的职能，推进反腐败工作。如2006年通过的《监督法》创设了在人大闭会期间由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专项工作报告进行审议的制度，这一制度增加了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实施宪法和法律活动监督的主动性和经常性，保证了各级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在重大问题和重大事项上的决定权。

(二)加强选人用人的制度建设

1.完善初始提名权制度。要提高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必须科学合理地规范干部任用初始提名程序，实现“由少数人选少数人”到“由多数人选人、在多数人中选人”，为此要做到：(1)明确范围，保证初始提名推荐人员的广泛性，科学界定行使初始推荐提名权的人员范围。(2)规范程序，强化初始推荐提名权的制度安排。四个程序：一是组织部门制定发放《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推荐提名公告》，公告空缺职位，做到群众知情。二是制定发放《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推荐提名表》，实施署名推荐，实行责任追究。三是执行资格双审，严把入口关。对照职位资格条件，对人选进行资格初审。四是综合分析结果，确定考察对象。

2.建立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要求，逐步实行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个人向党组织推荐领导干部人选，必须负责地写出推荐材料，填写干部推荐说明书并署名，经组织(人事)部门审核后，按照规定程序进行民主推荐，得不到所在单位多数群众拥护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

3.实施“考任分离”制度。“考任分离”制度就是将干部的任用从时间和空间上分割开来。考察时不任用，任用时不需要再考察。这一制度的好处：一是可以降低用人上的风险，对在公开选拔中一时难以把握的人选，可以先“放一放”，通过工作实践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考察。二是可以充分利用公开选拔的成果。对在公开选拔中成绩突出、综合素质较高但因职位所限未任用的优秀人员，可先纳入领导干部人才库，在适当的时候再予以任用，这既充分利用了公开选拔成果，又节约了人才开发成本。三是留出了对干部进行全面考察的时间。可以有足够的时间通过挂职锻炼等多种方法对拟用人选进行全面的定量和定性考察。

4.推广离岗考察制度。所谓离岗考察制度，就是指主要领导干部获得提拔需要离岗时，在公示提拔信息以后，适度延长公示时间，令其脱离原工作岗位，暂不进行新的任命或暂不就任新职，而是安排其到党校进行为期至少三个月的培训。在此期间可以排除干扰，使“一把手”得到最充分的监督。这有利于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进一步扩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民主，完善选拔任用决策机制，防止考察失真、“带病提拔”等问题。有一些干部“带病”的问题会在离岗考察期间显露出来。

(三)进一步强化反腐倡廉教育

1.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从理论上看，廉政教育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个社会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廉政教育直接面对的是思想观念层面上的存在，因此，不能把廉政教育狭隘化，而是要把廉政教育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社会文化的内核在于价值观念，许多腐败现象的发生、腐败分子的堕落，都与价值观念的崩塌息息相关。从一定意义上看，腐败与反腐败既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其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文化价值观的“价值博弈”。因此，廉政教育必须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密切结合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因势利导，大力弘扬以腐败为耻、以廉洁为荣的先进价值观念。

2.善于从大贪案件中总结出小蠹演化为大贪的内在规律性，不断进行倡廉教育。大贪往往是从小蠹演化而来的，没有天生的大贪。从近几年查处的一些案件看，腐败分子一般都是从贪小开始的，得手后胆子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多，从小到大，从隐蔽到公开，直至无法自拔。有的官员日常生活中对于“吃一点、拿一点、要一点、卡一点”不以为然，认为是小事一桩，无碍大节；一些官员对于“小腐”习以为常，逢年过节收“禧礼”、子女嫁娶收“红礼”、生日寿辰收“寿礼”、丧葬之际收“白礼”，以为是人情世故算不得什么。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就是靠这些不起眼的“小打小闹”发家致富，聚敛起数千万元的家产，最终成为贪得无厌的“巨贪”。

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大力弘扬巴黎公社原则所体现的奉献精神。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次尝试，巴黎公社“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四)坚定不移地推进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等制度建设

1.逐步完成领导干部从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向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过渡。财产申报制度，即有关财产申报、登记和公布的制度，被称为“阳光法”。它使公职人员的财产受到了严格监督。任何个人财产的不良变动都会受到查处。对于建立财产登记申报制度，许多国家的做法是：首先，制定财产申报方面的法律；其次，建立接受和审查申报书的机构；最后，定期审查和公布财产公布书。我们国家要尽快制定并实施财产申报制度：(1)制度内容。领导干部要报告本人、配偶及由其抚养的子女的家庭财产，包括大额现金、存款、有价证券、房产、汽车、债权债务等主要家庭财产。(2)中央巡视组采取例行的抽查制度，譬如每年抽查1%-5%的领导干部的个人财产。对于抽查中发现的不如实申报的干部，就一查到底决不姑息，这种不确定性的威慑力比简单的惩罚措施更大。(3)对于竞争上岗的领导干部，必须在一定范围、一定层面上对其财产予以公开公布，对那些没有公开、公布的财产，一经查明予以没收充公，并取消三年提名资格。

2.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亲属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制度。据有关统计资料，全国近年查办的不少腐败官员都将子女送到国外深造。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发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毕玉玺敛财的最大“动力”就是其远在英国留学的儿子。有些高官，如云南省前省长李嘉廷也是从为儿子筹钱出国留学时开始走向堕落的。辽宁省原副省长刘克田在案发后说：“看到别人送子女出国留学，特别是进入国外名牌学府，自己也不甘落后，总想为子女多创造一些条件。”正是在这种心态下，他一边把女儿送出国留学，一边大肆受贿，终于落入法网。对此，应进一步完善并在全国推广领导干部亲属子女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备案制度。

(五)完善干部监督制度

1.建立和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该制度规定领导干部在任期届中、届末和晋升、调任、转任、退休、辞职时要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审计结果应作为领导干部选拔、调整的重要参考依据并归入个人档案；被审计者如存在经济责任问题，应及时查处。

2.建立和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即问责制。该制度要强化党委(党组)书记的监督责任，明确各级党委(党组)书记对本地区本部门的权力运行负监督总责，重点监督领导班子成员和下级党委“一把手”，同时实行重大违纪违法案件问责制，凡党委(党组)书记未履行监督责任的，追究其监督责任。

3.建立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制。该制度要建立推荐、考察、任用责任制，明确推荐、考察、任用等关键环节的责任主体、责任要求、违规行为和责任后果。针对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各责任主体，就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推荐、考察、决定三个环节的规定加以细化，制定具体的工作规范、操作办法和监督措施，建立一套系统、规范的选拔任用工作责任体系。

4.建立和健全谈心谈话制度。该制度要求落实任前廉政谈话，上级党组织对新上任的领导干部要进行廉政谈话，要求其提高廉洁自律的自觉性，既要干净干事，又要主动抓好管辖范围内的廉政建设。要求落实定期谈话，上级党组织每年至少要找下级领导干部谈话一次，特别是当领导干部职务发生变动和退休时、个人遇有重大事项时、班子内部出现不团结苗头时，群众有较多反映时应及时进行谈话。

5.建立和完善考核制度。该制度要求每年结合班子考察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对领导干部落实情况进行一次考核。考核时，领导干部要在干部群众大会上进行一次述职述廉报告，并在一定范围内组织民主测评，考核和民主测评结果应向本人反馈，述职述廉报告要交上级党组织备案。民主测评中，“不称职”票超过一定比例的，视情况作出组织调整或免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处理。将述职述廉、评议结果、整改措施等作为考核、评价领导的重要依据存入档案。

6.建立和健全廉政监督员制度。各单位要聘请廉政监督员，对廉政监督员的建议和意见，要认真办理，及时向本人反馈。

7.建立和完善班子成员相互监督制度。班子成员对其他成员违纪违法情况故意隐瞒、不汇报的，一把手明知班子成员有违纪违法情况而不提醒、不批评、不汇报的，要追究其责任。

8.建立和健全巡视制度。上级部门要通过巡视，定期或不定期地对落实一把手监督及干部八小时外管理的情况实施检查监督。

腐败最少的的时代

1.原始社会

人们吃不饱，穿不暖。没剩余产品

————无物可腐败

2.1949年刚建国时期

当时的人们对祖国的热爱对党的感激却是空前的。抗日时抛头颅洒热血没赶上，为国家那绝对是忠心耿耿，国家要啥，只要家里有，奉献。贪污那是就绝对不会去做的！

————精神不允许自己腐败

3.朱元璋时期

朱元璋时期是历史上少有的官员清廉时期，为什么呢？因为朱元璋最恨贪官，对贪官法制很严，甚至是残酷，砍头，拨皮，灌水银等刑罚如一柄柄悬挂在官员头上的大刀，没人敢去尝试。

————不敢腐败

4.刘墉，纪昀，包青天

也许他们的事迹是夸张虚构的，但这也说明一种事实，有些人精神很高尚，物质享受是他们所鄙夷的，他们最大的享受是精神，或者说是，为人民服务，所以他们不腐败，他们打倒腐败

————境界高不腐败 „„„„

为反腐献策

反腐=反腐+倡廉

一、倡廉

1.典型宣传（如 焦裕禄 雷锋 等，使人有榜样，有向往）2.官员党课教育

（给党员，官员一个清廉工作的氛围）3.从小教育

（孩子是白纸，从小打上高尚的精神烙印做背景）

4.社会关注

二、反腐 1.人民监督

⑴举报电话、信箱要方便，不记名，政府对此多家关注。⑵财产实现一定程度的透明，人民有怀疑要说清

⑶定期工作汇报，公开对人民汇报，谁想去谁去，别整一些陌生的代表

2.法律制裁

⑴砍头是不人道的，那就抄家吧，大不了穷嘛，天下穷人多了。⑵自己贿赂过官员并被接受者，到相关部门自首可追回部分贿赂财物，并大程度减轻贿赂的罪过 ⑶贿赂官员的，从重惩罚。

3.社会制裁

有贪污腐败历史的人，及其直系亲人、家属，如银行等机构降低其信誉度，存钱可以，贷款不给。出国办签证，不办。当然，这个只是一定程度上给予制裁，还是要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

4.体制监督

监察什么最有效？明朝的东厂，国民党的中统。但特务是不好的。不过我们有检察院，但这个不应该是一家说的算，监守自盗怎么办？建设一个并行机构，也许费点钱，但有效啊。还有，对监察部门的制度一定要从严。腐败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滚滚黄河不可避免的有水滴溅到两岸。但这不影响总体的前进。但当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被人们漠视、理解、接受，并最终一心想成为其中的一员时，决堤不可避免。就像康乾盛世与清朝的毁灭只有短短的一段时间。如今我们回顾历史，清朝时官员有罪，交钱即了的事情是多么可悲可笑，这简直就是大臣剥削大众，皇帝剥削大臣，全员腐败。所以，我们认为，要反腐，最重要的是国家认识到其重要性，人民认识到其重要性，我们大家都认识到其重要性，让腐败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不敢见人。露头就打。

第五篇：腐败现象

腐败现象

世界各国皆有腐败现象，并且自古有之。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国家对公务人员管理制度还不健全，加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因此，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必须正确看待这些腐败现象，既不要大惊小怪，也要给与足够的重视。

腐败现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思想根源、社会根源。从历史根源上分析，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思想的流毒没有根本肃清，官本位思想在人们心中还有很高的地位，封建社会一朝升官便能发财、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思想还残留在一部分人思想里，一旦这些人当官，便想方设法搜刮钱财。从思想根源上分析，（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我国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期，改革开放使西方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流入，加上长期受封建思想影响，造成一部分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权利观异化，不能正确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利，把权力当作为个人、家庭、小集体谋取利益的工具，一旦这些人掌握权力，便造成腐败。从社会根源来分析，当前我国处于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的时期，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市场监管体系、对公务人员监督体制还不健全，加上国有企业管理上存在的漏洞，给公务人员贪污受贿造成了可乘之机。

分析了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要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应从以下几方面做好工作：一是加大对贪污贿赂、渎职等腐败现象的打击力度。纪检监察检察部门要充分履行职责，对腐败现象严厉打击，使腐败行为付出的成本要远远高于腐败行为产生的收益，这样，公务人员在考虑到腐败要付出的代价后才能望而却步。二是加强对领导干部、国家工作人员思想教育，从思想上筑牢腐败的防线。要继续深入开展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教育活动，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干部的头脑，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和政绩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从思想上筑牢防线。三是健全各项社会管理制度。完善各项经济制度，加强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从制度上堵塞腐败的漏洞。四是建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体系。权力必须加以监督，要逐步完善法律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构成的监督体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才能有效的防止权力的滥用，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只有以上几方面多管齐下，构筑全社会健全有效的监督体系，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1、腐败的源头是人，所以如何选拔有德的人才 最重要。

2、所谓结党营私，“结党”小团体 必须搞掉。不要一味的和谐。

3、打击腐败不能手软，而且要常抓不懈。提高打击力度。一旦发现 对主要人员严厉查处，对其主管领导 就地免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