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群体性事件的行政法治理模式（范文模版）

第一篇：论群体性事件的行政法治理模式（范文模版）

论群体性事件的行政法治理模式

——从压制型到回应型的转变

戚建刚

 2013-05-02 21:45:41

来源：《当代法学》2013年第1期

摘要: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政府执政能力面临严峻考验，但相关部门仍然习惯运用“压制型模式予以应付。“压制型”治理模式以行政法“管理论”作为理论基础，以追求社会的“刚性稳定”为目标，以行政单方“强制措施”为手段，在实践操作中已呈现诸多合法性危机。根据我国行政法治的发展状况，并反思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经验和教训，建立一种新的群体性事件治理模式——— “回应型”治理模式势在必行。“回应型”治理模式以相对人有序参与为手段，以“平衡论”作为理论基础，将维护社会“韧性稳定”作为终极目标。该模式的优点在于能够从根源上实施风险防范、危机处理和权益保障。为将“回应型”治理模式合法化，行政法需要在微观层面进行严谨缜密的制度设计，而关键是建构相对人有序参与群体性事件处理过程的程序制度。

关键词: 群体性事件；压制型模式；回应型模式； 相对人参与

一、引言

所谓群体性事件，是指社会矛盾经过一定时间的酝酿，在没有得到行政机关有效治理的情况下，由特定或不特定人集合形成一定的群体，通过没有法律依据或者法律依据不充分的规模性聚集或各种群体性行为，向行政机关或其他特定的机关部门表达利益诉求和主张，且对社会安全和稳定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各种事件。[1]一般来讲，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酝酿阶段、集合阶段、爆发阶段和处置阶段。群体性事件主要类型可以分为维权行为、社会泄愤事件、社会骚乱和社会纠纷，其中重点是维权事件和泄愤事件。[2]一般来讲，群体性事件具有群体性、破坏性、复杂性和人民内部矛盾性等特征。

现阶段，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和规模并未得到有效遏制，给社会稳定和政府权威造成较大负面影响。由于受“管理论”影响，我国现行行政法律制度尚未对行政机关有效治理群体性事件提供系统和科学的规范性指引。应当说，现代行政法的核心使命始终是通过权利和义务模式为行政活动提供一种合法性评价和理解框架。[3]因此，我国行政机关治理群体性事件也绝对不能游离于法治框架之外。鉴于此，本文在分析传统行政法治理模式——— “压制型”模式及其面临的合法性危机的基础之上，以现代行政法中的“平衡论”作为理论基础，提出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新模式——— “回应型”治理模式。

二、“压制型”治理模式及其合法性危机

（一）“压制型”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

“压制型”治理模式，是指行政机关主要运用行政强制手段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打击处理。[4]作为群体性事件的行政处置模式，它以实现行政机关所认定的公共利益为终极目标，以贯彻行政机关的单方意志的强制性行政行为为主要手段，基本无视参与群体性事件的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主体地位。该模式所构建的社会稳定是一种刚性稳定，而刚性稳定看似强硬实则脆弱，其动用的社会资源极大，付出的行政成本极高。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如果行政机关仅以“刚性稳定”为目标，以权力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为基础，把群体性维权行为，如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罢运等群众集体行动都视为无序、混乱或者是骚乱，盲目进行压制或打击，那么这种稳定状况是有政治风险的。[5]

在“压制型”治理模式下，一些地方政府一旦发现公众“集体表达利益诉求”，就以“维

稳”之名进行高压处理。事实上，这种治理模式“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矛盾，只是暂时阻止了事态进一步扩大。如果处理不到位，极有可能为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埋下祸根。应当说，在相对紧张的官民关系中，如果民意、民怨和民愤若得不到及时疏导，反而被一次次压制，只会激起更多的误解与矛盾。当下一次“群体性事件”爆发时，行政机关不得不采取更强烈的高压手段，动用更多的公共资源，如此恶性循环，后果不堪设想。

（二）“压制型”治理模式在行政法上的理论基础

我国地方政府之所以习惯动用强制手段处置群体性事件，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传统的行政管理论思维的影响。[6] “管理论”主要从行政权力角度建构国家的行政法制，强调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的单方管理，强调行政机关职权与职责之重要性，而较少关注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与义务。根据该理论，行政相对人只是行政管理的客体，他们的权利处于相对次要和被压抑的境况，难以得到行政机关充分的顾虑和保障。

可以说，群体性事件的“压制型”治理模式与“管理论”一脉相承。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在对群体性事件定性上，往往将群体性事件视为破坏社会管理秩序的负面现象，没有认识到它的正面意义。实际上，群体性行动仍然是我国公众表达权利诉求的一种正当方式，是社会压力的一种释放渠道。如有学者认为: “群体性事件是指具有某些共同利益的群体，为了实现某一目的，采取静坐、冲击、游行、集会等方式向国家机关施加压力、破坏公私财物、危害人身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的事件。”[7]该定义将群体性事件定性为“向国家机关施加压力、破坏公私财物、危害人身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的事件”，这种行为定性只强调群体性事件的负面性，显然是不客观和不全面的。二是在治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一些行政机关有时采用暴力的、压制性的手段，以达到维护“刚性稳定”的目的，冷漠对待公众的正当权利诉求。如在2008 年的6 月的贵州瓮安事件中，行政机关在不恰当地动用警力的行为以及对与群体性事件相关的信息进行封锁的行为。[8]三是在对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行政行为的监督上，司法机关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无法单凭法律作出决断，因此也难以对行政权力的行使形成有效的制约。

（三）“压制型”治理模式的局限性

实践表明，以“管理论”为基础的“压制型”治理模式存在明显弊端，已经导致并加剧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危机，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不能从根本上缓解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对群体性事件的不合理定性，必然导致行政机关治理目标和手段选择上出现偏差，实践中行政机关往往公然采取违法的处置措施，而违法的管理措施必然难以服众，也无法从根本上缓解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局面。具体而言，首先，行政机关基于对抗性思维，将群体性事件定性为“向国家机关施加压力、破坏公私财物、危害人身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的事件”。然后，采取警力驱散和封堵信息等强制性手段将群体性事件压制下去。最后，行政机关对具体组织策划的“主要分子”采取侦查、逮捕、关押等强力处罚手段，威慑其他参与事件的相对人，达到维护刚性稳定的目的。但是，这种通过高压手段维持的刚性稳定相当脆弱，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压力越大，抗争越强。这是因为，公众之所以参加群体性事件，往往是因为他们无法通过法定渠道获得有效救济，群体性行动成为他们表达利益诉求的一种无奈选择。然而，传统处置模式完全将相对人的这些利益诉求压制和封堵，同时也没有正视群众的不满和怨气，所以一旦受到其他偶发事件的带动，群众的不满将会以更加剧烈的形式爆发出来。

2． 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成本过高。行政机关对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成本体现在很多方面。总体上可以为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有形成本是指可以以金钱计算的成本，其他则为无形成本。在“压制型”治理模式中，有形成本主要包括动用警力的费用、封堵信息传播的费用、后期追查“不法分子”的费用以及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到最后达到刚性稳定时所花费的人力和物力等。从表面上看，“压制型”治理模式中行政机关付出的有形成本似乎不高，但由于“压制型”治理模式会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循环发生，所以这种有形成本不是一次性投入的，而是多次成本的叠加。关键问题还在于“压制型”治理模式会产生无形成本。主要包括行政机关公信力的降低、行政机关负责人政治资本的损失、对民主大环境的负面影响等。这些有形和无形成本不断累积，导致社会维稳成本居高不下，而如此巨大的维稳财政投入，最终都要分摊在每一个纳税人身上。

3． 不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在“压制型”治理模式中，行政机关将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相对人视为是管理客体，并采用对抗性手段进行打压，不仅导致行政相对人合理的利益诉求无法充分表达，甚至还会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新的人身和财产损失，有人甚至还要面临被逮捕或监禁的后果。由此可见，“压制型”治理模式根本无法保障参与群体性事件的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三、“回应型”治理模式及其正当性

（一）“回应型”治理模式的兴起

随着我国行政法治发展，行政法“平衡论”逐渐取代“管理论”，并成为我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平衡论”不再片面强调行政机关的管理特权，而是更加关注行政相对人的主体地位，重视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并试图在行政权的合理行使与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保障之间、在行政效率与社会公正之间维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9]应当说，这种理念已经在我国诸多立法中充分体现出来，并且逐渐成为我国行政法立法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例如，我国《行政强制法》就直观体现了行政相对人权益保护的思想。该法第1 条规定: 为了规范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在具体的行政法制度设计方面，行政听证制度也体现了“平衡论”的基本要求。而在行政机关具体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2007 年厦门市行政机关对PX（对二甲苯）事件的成功处置，[10]以及2008 年11 月重庆市成功化解出租车罢运事件，[11]也充分展现了地方政府积极践行“平衡论”的基本价值理念。

可以说，体现人文精神和权利思想的“平衡论”能够引导行政机关合法理性处置群体性事件。因此，法学理论与政府主管部门需要对传统的“压制型”治理模式进行深入的批判和反思，必须严肃对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相对人的主体地位、尊重他们的利益诉求、鼓励和引导行政机关积极与相对人协商、合作，从而实现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的“回应型”治理模式将应运而生。

（二）“回应型”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

“回应型”治理模式，强调通过行政相对人有序参与促进行政机关积极回应公众利益诉求，从而最终化解社会矛盾。在这种模式下，行政机关的主观认识和思维方法具有决定性作用。亦即处置群体性事件不能单纯依靠强制手段，应当对群体性维权活动采取相对宽容和克制的立场，并且积极了解群体性维权活动的合理性以及问题症结所在。一般应采取各种柔性手段（如官民对话、现场办公）对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相对人加以引导，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不同于传统的“压制型”治理模式，在“回应型”治理模式中，行政机关尊重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相对人的意志和利益，以实现社会稳定、官民合作共赢为基本目标。并且，在“回应型”治理模式中，行政机关不仅为相对人提供参与解决争议的机会，让相对人主张自身的利益并且对行政决策施加影响，而且还可以不断培养和提高公众政治参与的能力和水平。由此可见，“回应型”治理模式下形成的社会稳定是一种韧性稳定。需要强调的是，也只有韧性稳定才是一个自由社会和活力社会真正需要的稳定。从表面上看，行政机关主动与相对人对话和交流，似乎有损政府的权威和尊严，但政府对公众正当诉求的积极“回应”与“妥协”，恰恰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政府应当允许公众在合法范围内的呼吁和抗争，允许公众揭露社会问题，允许释放不满情绪。通常来讲，最有活力的社会恰恰也是允许抗争的社会。因此，行政机关在群体性事件治理过程中，应该转换传统思维模式，变追求“刚性稳定”为“韧性稳定”，与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相对人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回应型”行政机关就是要建设以社会公众利益为导向的行政机关，建设以行政机关与公众互动合作为基石的参与型行政机关，建设以公共责任为核心的责任型行政机关，建设以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相结合的行政机关。[12]

（三）“回应型”治理模式的主要功能

1． 能够从根本上治理群体性事件。国内的经验或教训表明，以相对人有序参与为核心的“回应型”治理模式是有效治理群体性事件、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安全稳定的科学方法。首先，行政机关对日常管理中所发现的社会矛盾的即时处理，可以及时定纷止争，避免公众不满情绪的持续积累，从而有效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其次，在群体性事件发生之中或发生之后，“回应型”治理模式也是行政机关用以化解各种矛盾的必要选择，如果仅仅采取压制型手段予以应对，不仅会激化各种矛盾，也会导致维稳成本长期居高不下。

2． 能够有效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从行政相对人的立场分析，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他们难以在正常的法制渠道内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从而采取的一种体制外的表达方式。可以说，在参与群体性事件之前，相对人的权益大多已经受到了特定国家机关或其他私主体的违法行为的侵害。“回应型”治理模式强调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的互动，强调行政机关倾听相对人的意见，并予以及时有效的反馈与回应。在这种体现民主精神的官民协商的过程中，一方面，相对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得到保障;另一方面，相对人的合理诉求也能得到满足。

3． 能够培养和增强相对人参与行政管理的意识和素质。“回应型”治理模式强调相对人的主体地位，要求相对人能够参与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理过程，这种以有序参与为核心的治理模式能够培养和增强相对人的政治参与素质。主要体现在: 首先，相对人的参与会提高自身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扩大相对人的公共空间，在其中学习并适应公共生活，不断提高公共合作精神，从而增进相对人参与行政机关决策的责任感。其次，相对人的参与能够增加其对行政事务参与的效能感。德国学者坎贝尔（Campbell）等人把政治参与的核心概念“效能感”定义为这样一种感觉: 个人的政治行为对于政治过程确实有影响或者能够有影响，也就是个人认为履行公民责任是值得的。它是一种感觉，认为政治和社会的改变是可能的，公民个人可以发挥作用来促成这种改变。在社会科学中，效能感分为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内在效能感以公民个人的信念为基础，即认为自己可以直接影响国家的政治决策。外在效能感是指认为机构和政治制度的参与者将正面回应公民的参与及其传递的要求。[13]公众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毫无疑问也能增强公民政治参与的“效能感”。正如英国学者麦克弗森所总结的，参与型民主能促进人类发展，强化政治效率感，弱化人们对于权力的疏离感，培养对集体问题的关注，并有助于形成一种积极的、具有知识并能够对行政机关事务更有兴趣的公民。[14]

4． 能够增强行政机关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合法性，提升行政机关的公信力。在“压制型”治理模式中，某些行政机关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惯常手法就是动用武力，派大量的警察来维持秩序。此时，行政机关行为的合法性就潜藏着危机。首先，在还没有完全调查清楚群体性事件性质的前提下，就贸然采取警力压制等暴力手段，极易产生违法问题;其次，行政机关在没有准确掌握事实情况和没有尝试进行有效沟通的情况下，就采取动用警力和封锁消息等行为，这显然是缺乏事实依据的违法行为，而且还会降低行政机关的公信力。在“回应型”治理模式中，相对人能够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过程，行政机关将与相对人进行有效的沟通，相对人的意见在行政机关的决策与行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由此，行政机关的行为就取得较充分的合法性，相对人就更愿意配合行政机关的行动，群体性事件也就能得到圆满解决，而不至于留下更多的隐患。

四、“回应型”治理模式的行政法构建

作为群体性事件的新型治理模式，如果不能予以规范化、制度化，就无法对行政机关的行为发挥引导和规范作用，也无法被行政机关自觉参照执行。因此，需要从行政法角度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推动“回应型”治理模式的法律化。由于“回应型”治理模式的核心是行政相对人有序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整个治理过程，因此，行政法制度设计的关键是建构行政相对人有序参与的程序和制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制度改革。

（一）建立健全团体性诉求表达机制

从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与表现形式来看，由于公众缺乏可以依靠的团体或组织作为“代言人”，导致分散的个人在与公权力机关交涉过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即便是正当合理的利益诉求也往往被漠视和拒绝。而公众在万般无奈之下只能选择聚众请愿、示威、抗议，甚至采取触犯法律的非理性行为和暴力抗争。就是在这样一种官民之间反反复复的博弈过程中，普通公众经历切身体会或者口口相传，总结出的“绝对真理”就是: “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闹闹就解决”。长此以往，社会的安定和谐秩序必然被彻底颠覆。

实际上，西方新公共治理理念早就提出政府应当建立“社会安全阀”机制，即通过各类型

社会中介组织（亦称第三部门）在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个人之间建立联系，为社会提供内容广泛的服务，并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由此可见，在个体与政府间沟通渠道不够畅通的背景下，面对愈演愈烈的社会群体性事件，政府应当允许并鼓励各类型社会中介组织充当不特定社会利益群体的“发声渠道”，政府也需要充分听取并尊重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统一呼声，并及时反馈意见回应诉求，进而根据社会需求适时进行政策调整。这一沟通机制的优势在于:

第一，社会中介组织可以在分散的个人与政府之间建立一个持久稳定发挥效用的信息交流平台，可以有效促进官民之间信赖关系的建立，避免社会矛盾因为社会组织结构的缺陷而被无限放大。第二，社会中介组织可以将分散个人予以组织化，通过团体内部规约实现组织内自我约束，并对千差万别的个体诉求进行有效筛选与整合，从而提升利益诉求行动的合法化与理性化。总之，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基本条件之一就是要允许和不断充实公众的团体化和组织化，即允许通过合法中介组织使分散个人能够发出统一的声音。为此，要积极发展社会团体、行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工会等群体性组织，为普通民众诉求表达提供合法的组织渠道，使群体诉求得到畅通的表达，问题得到合理解决。当然，相关社会中介组织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乃是重要前提，这也是国家立法部门当下亟需关注的重要议题。

（二）充实完善个体性诉求表达机制

如果一个社会的行政法制度无法给社会个体提供参与行政管理事务的充分和有效的渠道，那么，随着社会利益的不断分化，一旦到了矛盾激化的时刻，社会群体性行动就可能冲破社会常规秩序，危及社会稳定。因此，一个合理的行政法制度设计，必须安排充分的个体性利益表达渠道并兼顾和平衡社会各方利益诉求。[15]但是，我国目前公众的利益表达还存在诸多障碍: 一是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在不同的利益表达过程中，除了执政党的利益表达渠道相对顺畅以外，其他的表达渠道还存在较多制约因素，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他“声音”进入决策者的关注领域;二是利益表达的非均衡性。强势群体利益表达途径顺畅，而弱势群体则往往投诉无门，由此，在表达的效果上形成强烈反差。相对人有序参与的重点就在于参与过程，其要求就是“有序”，因此，必须扩大相对人参与的渠道和平台，同时保障公众参与的制度化。

1． 完善现有相对人参与制度。现有的市长热线、市长信箱、市长接待日、人大代表接待日以及各种形式的领导接待日从某种程度上都带有很浓厚的“人治”色彩。许多地方行政机关将这些渠道看作是了解社会舆情、体恤民意的工具，但并没有把它们上升到常规民意表达渠道的高度。基于转型时期我国社会发展的现状，这些新型的民意表达渠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的紧张、分流了信访渠道的压力，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因此，应该正确认识这些新的民意表达途径，将这些措施制度化、规范化。

2． 修改和完善信访制度。信访制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权利救济方式，它一直是弱势群体寄予厚望的一种利益表达方式和维权工具。信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法治的弊病，因为常规法律救济机制不可避免存在漏洞和缺陷，而信访的门槛和成本较低，因此更为公众尤其是弱势群体所青睐，其在疏通民意和构建和谐社会中起着重要的安全阀作用。然而，我国的信访制度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并且已经严重影响到相对人表达权与参与权的实现，因此，在现有《信访条例》基础上还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信访制度，加强行政机关的信访工作力度是重视相对人利益诉求的重要体现，更是有效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应有之义。完善我国的信访制度应从以下方面着手:（1)对于信访资源进行统一调配，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信访处理体系。鉴于我国目前信访机构十分分散，信访案件处理效率极为低下的现实，应该将信访资源进行统一的调配，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信访处理体系。对于不同信访部门之间互不通气的作法，2005 年国务院《信访条例》中规定的信访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但由于我国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贯彻该方法难免脱离实际，因此在实践中必须针对各地方的发展实际采取分步骤分阶段的实施策略，最终实现信访信息的互联互通。（2）保障信访部门的法律地位和权威性。可以尝试赋予信访部门交办权和督办权，形成大信访的格局。对于社会公众反映的要求，属于法律领域的，可以引导或帮助他们启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正式裁决程序;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败问题的，可以转交给纪委、监察部门予以处理;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公众，则应当为之提供法律援助。信访部门可以根据信访事件的性质，及时转交给职能部门，并督促限期办理，努力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和认同，真正起到疏通民意的作用。（3）切实保障信访人的合法权益，严厉查处少数地方对信访人进行打击报复的事件。行政机关通过从信访中获得的信息，对于及时化解社会矛盾，防止演变成群体性事件具有重要作用，行政机关应该珍惜和妥善利用此类信息。而不应当对信访人采取打击的态度，因为这将为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埋下祸根。

3． 修改和完善行政听证制度。行政听证制度是一项带有浓郁现代民主色彩的社会管理制度，是关涉民意表达的一项重要程序设计。目前，听证会已经成为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双向沟通的桥梁，成为相对人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载体。从我国目前行政听证立法规定来看，它是相对人可以借助的参与行政机关群体性事件处置过程的较为可行的制度。但是，目前行政听证制度也存在较多问题，主要应从以下方面予以完善:（1）增强听证会活动的公正性。行政听证立法首先要保证听证会组织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不是被某些强势的利益集团所控制;其次，听证会代表的选择应该充分体现民意，并适当增加弱势群体的代表。由于弱势群体的专业知识有限，因此在行政听证会中应当有能代表公众利益的专家出席听证，为民众主张更多合法利益，而不应完全由组织者指定听证代表;三是在听证过程中强化辩论对质的程序设计，保证各方当事人之间能够进行多轮对话，而不是走过场的形式主义。（2）增强听证会活动的透明度。主要是在听证会的筹备、举行以及结果都能够让相对人知晓并接受相对人的监督。首先，在听证之前，要通过媒体的宣传手段，提前将听证会的时间、地点和内容议题向社会公开。其次，听证会的过程中应该允许普通公众旁听，并通过媒体直播等方式让公众了解听证会的整个过程，实现行政听证活动的公开性;最后，听证会后，行政机关要对听证会上的焦点问题和主要分歧意见作出明确的阐释，并说明采纳或者拒绝某些意见的根据，从而维护和提高听证会的公正性。甚至于可以视情况选择适当的方式公开听证会代表的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以保证利益相关人的利益表达。（3）适时制定统一的听证会法。基于当前社会矛盾较为严峻的形势，我国有必要加快立法，保证听证活动走上法律化、规范化的轨道。对此，可以通过制定《听政法》或《听证条例》的方式来规范听证的功能、听证的范围、听证会参与者的资格、听证的程序、听证报告等，细化操作规则并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

4． 构建公共协商机制。公共协商机制是以协商民主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决策机制，它是国家立法与公共决策民主化的担保机制。群体性事件处置过程中的公共协商机制，是指地方行政机关及其部门就其管辖范围内的公共利益、社会问题以及群体性诉求，与相对人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协商、辩论乃至谈判的方式达成理性共识以达到解决公共问题的一种对话性机制。公共协商的主要目标并非单纯保障特定个人利益，而是利用公共理性寻求最大限度满足公众普遍愿望的政策。公共协商机制中的参与者是平等的，不存在特殊成员的利益，具有超越其他任何公共利益的优先性。为所有人员和组织提供平等的表达机会、消除参与公共协商的制度性障碍，形成所有社会公众能够自由参与协商过程的对话平台，可以最大程度上兼顾对所有相对人需求和利益的系统考虑。最近两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让我们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开始转变观念及治理手段，将公共协商的理念、方式引入到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中来，寻求行政治理的可替代性解决方案———民主治理模式，即让相对人参与进来与行政机关部门进行平等的协商、对话，共同制定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方案。应当说，这些富有成效的协商形式还需要进一步的程序化，并通过行政法来加以制度化。

公共协商的表现形式有如下几种:（1）官民对话。从行政机关在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湖南吉首非法集资事件、成渝教师停课事件、各地出租车罢运事件、海南东方械斗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较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措施来看，官员与公众对话机制逐步建立。尽管尚不完善，但足以看到螺旋式进步。（2）公民会议。公民会议又称为公民共识会议，它是引自北欧丹麦的参与式民主模式，让一般公民以平等、自主、知性的方式去讨论具争议性的公共议题，强调个人意见的平等表达，并有专家学者从旁补强背景知识，帮助公民周延思考、加强对议题的认识。与一般的公共论坛、听证会、说明会不相同，公民会议的目地是通过不具专业知识的公众，能够针对社会冲突性的议题或公共政策进行理性、共善的讨论，进而达到社会共识。在北欧，公民会议的结论必须公开向媒体发布，并提交行政部门作为决策参考，若行政机关不采用，必须提出解释。[16]在国内，一些地方行政机关依据法律上级文件的精神，在制定大政策或实施重大项目时也采取了类似于公民会议的做法。[17]虽然目前这些做法没有法定拘束力，无法充分影响政府决策，但积极的意义在于让决策者明白，在取得充分信息之后的公共讨论所呈现的民意是什么。同时，公民会议建构出一个相对人与行政机关进行理性讨论的信息平台，这种共识取向的讨论，往往更能呈现社会的核心价值。通过专家的技术协助，相对人不但可与行政机关持续合作与讨论、交流，以预防非理性决策，并坚持程序性和决策的可逆性，认真考虑每个参与者的利益和观点，并可以对高度争议性的复杂议题进行开放、理性的讨论，从而有利于形成集体意见。虽然上述两种主要的公共协商形式，尚不为行政法所制度化，在实践中，行政机关也没有充分用以治理群体性事件，但我们应当预见到它们的生命力，从而在行政法上做出前瞻性的规定。

（三）完善群体性事件中的信息公开制度

要保证多数人选择的正确、多数人的意志符合客观规律，就需要让公众知道争议事件的相关信息。因此，相对人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过程离不开信息公开。尤其是在关涉广大相对人切身利益的群体性事件处置上，信息公开制度与相对人知情权保障制度不可或缺。但是，目前我国许多重要的公共信息不够透明，尤其是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一些行政机关往往将这些事件中的信息视为“机密”，认为一旦公开就会对事件的顺利处置人为地造成干扰，殊不知这样做的后果只能导致相对人与行政机关的信息不对称，影响相对人参与的信心，使得相对人处于“合乎理性的无知”状态，进而影响他们参与能力的提高，最终也会危及群体性事件的圆满解决。很难想象，对事件信息一无所知的相对人能够充分参与该事件的解决。相对人如果对相关信息不了解，则根本谈不上对事件处置过程的参与，更无法监督行政机关的处置行为从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建构我国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特别是群体性事件中的信息披露制度就显得迫在眉睫。行政机关应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将相对人关心的、涉及相对人切身利益问题的政策执行内容公之于众，让相对人全面清楚的了解相关政策中自己的权利义务，使相对人的自我利益和意见能够得到及时的表达。此外，相对人还有权全面了解群体性事件处置的过程，了解事件处置的执行方案，进而对群体性事件处置进行全面的监督。

（四）完善以保障相对人有序参与为主要内容的行政责任制度

由于相对人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如果他们参与维权行动和政府处理过程之后，并不能有效传达利益诉求和得到具体明确的回应，那么公众参与本身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因此，行政法制度设计还需要细化规定行政机关及其负责人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责任制度，特别是行政机关对群体性利益诉求的回应或者行政机关与相对人达成的共识，是否得到及时和有效的实施与解决的责任制度。我国从2005 年至今，从中央到地方有关行政问责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陆续出台，其中绝大多数都涉及群体性事件中的党纪责任和行政责任的规定，至于地方各级政府已经普遍建立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则普遍对群体性事件中的官员党政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18]但这些立法性文件所预设的官员责任机制，总体上是以追究官员未能有效处理和控制群体性事件的“结果责任”为宗旨，而并不是从保障公众有序参与群体性事件处理过程为目标的担保机制。实际上，每一次群体性事件看似突然爆发，但从“民意”发展到“民怨”直至最后的“民爆”，都会经历一个漫长的发酵过程，如果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能够高度重视，在事前、事中及时充分了解情况，及时采取措施充分回应民意，那绝大部分群体性事件都可以阻却在萌芽状态。[19]

总之，对于相关政府部门和有关领导未能有效回应或解决相对人的合理诉求，现有的责任机制规定过于抽象和笼统，因而难以通过责任机制来保障公众有序参与群体性事件处置过程，从而造成公众民主参与所可以获得的理想效果大打折扣。因此，今后要从保障公众有序参与整个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全过程的角度来设计行政责任制度，要追溯事件发展的整个过程，开展责任倒查，并进一步明确追责部门、责任主体、追责事由，完善责任追究程序，避免过去那种因责任体系弹性过大、责任单纯集中于结果，造成问责不当和问责失效的情况反复出现。

注释:

[1]国家法律规范对“群体性事件”这一概念的适用，可以参见公安部2008 年颁布实施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规定》〔公通字(2008)56 号〕。

[2]参见于建嵘: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 年第6 期。

[3] ［美］ 理查德•斯图而特: 《美国行政法重构》，沈岿译，商务印书馆2002 年版，第3 页。

[4]有学者曾经提出压制型行政模式，这与笔者所探讨的“压制式”治理模式存在共同之处。参见崔卓兰、蔡立东: 《从压制型行政模式到回应型行政模式》，《法学研究》2002 年第4 期。

[5]参见于建荣: 《群体性事件症结在于官民矛盾》，《中国报道》2010 年第1 期。

[6]沈岿: 《平衡论: 一种行政法的认知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7 页。

[7]张翔麟: 《稳定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第161 页。

[8]刘子富: 《新群体性事件观———贵州翁安“6•28”事件的启示》，新华出版社2009 年版，第63 － 65 页。

[9]参见罗豪才等: 《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中国法学》1993 年第1 期。

[10]参见戚建刚: 《风险规制过程合法性之证成———以公众和专家的风险知识运用为视角》，《法商研究》2009 年第5 期。

[11]本书编写组: 《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党政干部读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 年版，第178 － 179 页。

[12]李伟权: 《行政机关回应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64 页。

[13] ［德］ 托马斯•海贝勒、君特•舒耕德: 《从群众到公民———中国的政治参与(城市卷)》，张文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年版，第15 页。

[14] ［英］ 戴维•赫尔德: 《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年版，第243 页。

[15] 〔15〕靲江好、王郅强主编: 《和谐社会建设与社会矛盾调解机制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155 － 156 页。

[16]蔡定剑主编: 《公众参与———欧洲的制度和经验》，法律出版社2009 年版，第26 － 36 页。

[17]王锡锌主编: 《公众参与和中国新公共运动的兴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年版，第149 － 156 页。

[18]例如，200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2006 年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预防和处置群体性和突发公共事件责任追究办法》、2007 年《安徽省人民政府行政问责暂行办法》、2005 年《深圳市人民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2007 年《哈尔滨市行政机关领导问责暂行办法》等。

[19]黄毅峰: 《群体性事件行政问责的现状及对策思考》，《求实》2010 年第2 期，第70 页。

作者简介：戚建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第二篇：群体性事件与我国政府社会治理模式变革

群体事件与我国政府社会治理模式变革

陈旭 学号122001171 摘要 本文以群体事件为切入口，探讨在群体事件中如何对我国社会治理模式进行变革，希望给给当前的政府治理模式带来新的思考。

关键词 群体事件 政府 社会治理模式 变革

前言

首先给大家讲个案例，启东事件。事件发生背景王子造纸在南通设立了造纸厂，但有大量污水需要排放，于是决定将排污工程管道在启东附近入海，计划建造一条110公里长的排污管道，将南通、海门、启东沿线所有污水处理后，统一排放，设计能力是每天60万吨，后来降低到每天15万吨，是为“南通排海工程”。江苏启东市数万民众举行示威，示威者广为散发《告全市人民书》，呼吁启东人站出来，抵制王子造纸厂“将有毒废水排放到启东附近海域”，号召举行“保卫家园”行动。

2012年7月28日，由于担心日本王子纸业集团准备在当地修建的排污设施会对当时民众生活产生影响，数千名启东市民于清晨在市政府门前广场及附近道路集结示威，散发《告全市人民书》，并冲进市政府大楼，并从市政府中搜出了许多名贵烟酒等物品，并在警察到来之前将这些物证陈列在政府办公楼前。武警于上午9时许抵达现场，但只是维持现场秩序，并未采取以往群体性事件中发生的强制驱散等强制性措施。在民众示威过程中，出现了民众掀翻汽车、捣毁市政府办公电脑等暴力行为，而警方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克制。

在冲突过程中，启东市市委书记孙建华遭到民众扒光上衣，市长徐峰被强行套上抵制王子造纸的宣传衣，但启东市领导并未下令警方采取进一步强制措施。

中午过后，警方的处理态度开始有一定的变化，开始抓捕一些过激分子，在此过程中，有少量民众受伤。日本媒体《朝日新闻》称，该报上海分局局长奥寺淳28日赴启东采访拍照时“遭十几名警察的暴行，头部被踢，并被没收了照相机和记者证”，并向中国提出抗议。

当天下午，冲进政府大院的上千民众全员撤出，之后当地警方封锁周边道路，抗议活动基本平息。有维权网站报道，来自无锡、苏州、常州、扬州的特警和武警部队也于当天午后陆续抵达启东封锁道路。下午有一段时间，整个网络都被屏蔽，市民无法上网

由于缺乏官方数据，该事件的示威人数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据媒体估计，有超过20000人参加，也有的媒体估计有超过30000人，游行示威人群加上集会人群将近10万人。这就是著名的启东事件，群体事件中的典型案例。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相当复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而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的弊病，无疑成为促成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为此，加快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提高政府公共管理的效率与责任性，加快官僚体制的改革，确保权利运行法制化，推动信息公开和建立多元沟通机制使政府能够更好的提高执政能力，有效应对和缓解群体性事件，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一、群体事件的理论概述

（1）、群体事件的内涵

群体事件即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是指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发生多数人语言行为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的方式，或表达诉求和主张，或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因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各种事件。2009年9月，中共《党的建设辞典》时隔20年后再出版，在整部辞典的1015个词条中，1/3是新词，群体性事件等被收入其中。

宋宝安等认为，群体性事件是由社会矛盾引发，由特定和不特定的某些具有共同利益的偶合群体，以一定的目的为基础，带有明显的利益诉求性质的体制外活动，是以合法的或非法的规模性聚集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和政策主张，对社会秩序和稳定造成一定影响的事件。向德平等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指由社会群体性矛盾引发的，不受既定社会规范约束，具有一定的规模，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干扰社会正常秩序的事件。群体性事件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集体上访、集体怠工、罢工、非法集会、聚众、游行、示威、骚乱、**、大众恐慌等等”。

（2）、群体事件的基本性质

总体上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增多，我国群体性事件次数和参与人数均呈上升趋势，参与人员常常达到了成百上千直至上万人参与的在全国也已经是屡见不鲜。群体性事件所涉及行业越来越多，主体成分也呈多元化。

而引起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更是涉及方方面面。既有一般性问题，也有特殊性问题；既有经济领域问题，也有社会领域问题；既有历史累积的问题，也有现实中新产生的问题；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影响。这些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稳定形势的复杂性，加大了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难度。

从性质上来说，当前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都是对权利和权益的诉求，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由人民内部矛盾激化而产生的，并不是要推翻国家政权和现行社会制度。

（3）、出现群体性事件的原因

社会不满群体存在、群众缺乏表达渠道、政府管理能力应对能力不足、群体性心理因素诱导、基层不作为，“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干部和群众长期矛盾的积累。这些都是导致群体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但是，导致群体事件深层原因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职工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受到侵犯、领导干部不倾听群众呼声，不关心群众疾苦，使小矛盾酿成大矛盾、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复杂化。社会管理方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不相适应。法制不健全、权利过度集中、领导没有能力、是社会转型中群体利益的损失、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存在官僚腐败现象、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政治体系存在问题。

二、我国传统政府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对群体性事件带来的影响

1、行政效率低下让社会公平成为空头支票。转型时期，传统的平均主义利益分配机制被打破，社会分化日益加剧，一方面出现了很多富裕阶层，另一方面也使一些人承受了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下岗,失业等社会剧痛。这是社会发展和体制转型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现象。政府必须坚持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切实维护好大多数阶层的利益，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解决好困难群众,利益受损阶层的问题，最大限度的维护社会公平。而我国当前一些地方政府行政效率滞后，不能及时解决群众的问题，使得群众的矛盾逐渐积聚,贫富差距愈来愈严重； 加上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滞后,机构臃肿，官员腐败问题严重,干群关系紧张，又极大的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

2、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和民众积极参与政府建设的心愿没有达成有效统一。传统社会，我国政府的治理一直采取的是一种管制与压力型的治理模式，要求民众完全服从,不允许有任何的反对之声。这在信息化程度不高,民众自我意识淡薄,社会相对公正的情况下，还是起到了保证政令畅通,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但在当前的转型时期，信息高度发达,民众自我意识不断提高,社会分化日益明显，加之，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一些先进的政府治理理论与经验的传播及现代社会对民主法治的诉求，无疑都使民众呼唤一种服务型政府，渴望政府能够更好地为民众提供优质的服务，有效的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突出问题，维护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推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但在众多的群体性事件当中，一些当地政府仍然沿用传统的治理模式，不是平等地与民众交流，妥善的化解矛盾，而是动辄命令,强制的做法，随意动用警察，采用暴力手段平息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虽然表面上平安了，但民众怨气却不断积累，矛盾不断加深，从而会引发更大的冲突。

3、官僚体制的迟滞不能及时有效解决群众的权益问题。官僚制也叫科层制，它在传统社会起到了整合资源,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然而，现代社会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社会结构的日益分化，传统的行政理念与治理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科层制本身固有的缺陷也越来越突出，如机构缺乏弹性，无法适应环境变化； 层级太多影响行政效率；机关规模缺乏标准； 职能部门之间，由于本位观念，互不协调，甚至互相制擎;权力集中缺乏民主参与； 官员对上级负责，忽视民意；机关运作中抓权,扩权屡见不鲜等； 引发了政府管理的危机。众多的群体性事件都源于许多基层官员对民意的漫不经心，引发了社会舆情转向社会冲突，错过了处理群体性事件最宝贵的机会。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地方官员对社会矛盾的反应迟钝? 如果用学者的话说，这是一种体制性的迟钝，与现行干部考核任用,政绩评价体制有关。用老百姓的话说，干部只报喜不报忧，谈问题是“金字塔”，一级一级往上缩小，讲成绩是“倒金字塔”一级一级向上夸大。“小事不报告，大事先摆平再报告”，等摆不平被迫报告时，局面已经难以收拾，丧失了将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的最佳时机。

4、信息不流通造成官民矛盾激化。信息公开是现代社会对一个民主政府的基本要求，只有信息公开才能保证公共政策制定的公平与效率，避免官员的贪污腐化与权利寻租，才能为群众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避免一些优势阶层的信息独享与资源垄断。在很多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当中，很多当地政府想法设法封锁信息，即任何不利于自己的信息首先封锁，成就逐级放大,问题逐级缩小，只报喜不报忧。而不是把问题向群众说明，采取公开的对话方式以取得群众的理解与信任，这种做法使得群众因为不知情而猜忌,困惑，更加怀疑政府处理问题的公正性与能力。于是，群众就会选择采取抗议的方式对待政府的行为，要求政府公开事件的真相和处理过程。

5、单一的沟通渠道，不能有效反映民意、导致民众对政府积怨过深。新公共管理理念要求一个政府应该建立社会安全阀机制，即通过一些组织,机构等缩短政府与民众的距离，让群众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充分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政府可以适时地根据群众意见做出政策调整，等于在政府与群众之间安装了一个安全有效,双向互动的“缓冲网”，使社会张力得以释放，社会免于脆性崩塌。我国传统的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机构就是政府设立的信访部门。但一段时间以来，压制上访,截访甚至以“精神病”为名滥用强制措施的负面新闻不时见诸报端。一些基层信访部门常常为维护一方“稳定”而有意截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所谓“越级上访”。群众在政府难以及时解决问题，个人力量实在淡薄，又没有可以依靠的团体或组织，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聚众示威,抗议，寄希望于政府和上级部门的关注，以使权益得到保护,问题得到解决。

三, 推进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将群体性事件扼杀在摇篮

1、加快政府的公共管理效率，兼顾社会公正与公平。据统计，70%以上的群体性事件源于经济利益问题，转型期社会分化,贫富悬殊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而政府的责任就是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高效的行政效率，因为政府行政效率的迟滞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中众多公共事务需要及时解决的需要； 其次，对政府来说，效率不是追求的最终目的，社会公平和正义才是政府治理的理想目标。政府必须具有公共责任心，以不违反机会平等和公众监督原则为前提，绝不能让少数人中饱私囊。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效益； 另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的公平和公正，特别是要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为他们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要注意完善政府机关的监督检查手段，消除对公共利益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具有威胁的因素与隐患。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是人人共享，普遍受益。当前，一定要从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入手，努力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弱势群体得到来自社会和政府的更多关怀，不断地使人民群众从经济社会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实惠。

2、积极建设民主阳光的政府体系，促进政府权利法治化。首先，应该确立一种正确,科学的价值理念，政府及公共机构人员必须及时的转变观念，抛弃“官本位”的文化陋习，树立全新的行政价值和管理理念;其次，要加强政府的法治建设，政府权利的运行一定要有法律的监督和制约，比如，不能滥用权利，随便调用警力,采用强制手段来镇压民众合理的利益诉求，不得违规使用枪械,警棍等武器。建立严格的责任追偿制度，对事件处理当中一些行政人员违法,不当的行政行为要进行制裁,追究，使他们时刻牢记自己的行政职责，不敢僭越权利的界限，更好地为民众服务。

3、把对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落到实处，构建高效率政府。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社会和市场的干预，加快政府机构改革步伐，精简机构，裁汰冗员，简化规章制度。第二，要减少官僚体制的等级链，缩短政策制定与执行层的距离，使政府组织向扁平状,弹性化转变，这样才能够迅速解决问题，提高组织效能；第三，应完善行政管理绩效考评制度，发挥公务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强化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以便为行政管理的高效运作提供新的动力支持。第四，要制定科学的管理程序，使各项管理活动井然有序地进行，不至于在某个环节和过程中浪费时间，延缓决策过程；第五，要建设节约型政府，严格监控财务运行，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法衡量活动的必要性，最大限度地节省政府开支，这也是实现政府廉洁高效的重要手段之一。

4、建立阳光透明的政府，利用互联网积极听取民意，加强信息公开透明。列宁曾指出：“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公开是公共权力监督的前提，没有公开，任何公共权力监督都无从谈起。政府在运行上应该实行透明行政，公民对公共事务享有知情权,监督权以及参与权，从而有效制约政府行为并提高政府效率。政府通过举行有关审批事项及行政决策等方面的新闻发布会。一方面向社会公布有关行政信息赋予群众以知情权，同时在报刊电视等媒体上辟出专栏以披露行政过程中各类违规违法行为实现“阳光行政”。通过舆论压力促使政府及其公务人员严格依法行政。也通过信息公开，使群众及时了解一些事件发生的真实原因及过程，这样就打消了他们的疑虑，不再有被蒙蔽的心里，通过媒体等渠道及时了解事件的处理过程，较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

5、养成积极回应民心的思想体系，让民众能多渠道与政府沟通。“回应型政府 ”是伴随着西方政府治道变革产生，并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得以提升，逐渐成为当代各国政府所共同认可的一种政府治理模式。政府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封闭的官僚机构，而是责任明确,积极回应公众需求的政府，公众不仅仅是被管制者的角色，还是政府提供的产品及服务的消费者。笔者认为，回应型政府最重要的是建立多元对话沟通机制，为此，一要做到确保政府与民众联系的渠道畅通，对政府来讲，发挥国家信访部门的沟通作用，尤其是基层信访部门的工作，更有利于群众意见的充分表达。二是要培育和完善社会中介组织，发挥群众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三是要加强社区和农村自治组织的建设。通过发挥社区和加强农村自治组织的功能，把群众的意见,要求及时,有效的反映上来，通过社区和自治组织的沟通和自下而上的这种有效途径，使政府与民众增加了解，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更能符合民众最直接的需求。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对我国政府治理模式进行有效变革，势必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此同时，能让政府部门“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

参考文献：

[1]肖唐镖.群体性事件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 [2]吴清军.新时期群体性事件的变革[J].河南大学.2011 [3]周振超.阶层分化与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

第三篇：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

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

■事发经过■

11月3日凌晨5：30，我市主城区部分出租车因受阻不能正常营运，少量出租车的顶灯和顶盖被敲打，出租车驾驶员由于担心自身和车辆安全得不到保障，不得不采取停运做法，给市民正常工作、生活、出行带来不便，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

事发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本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立即责成相关部门进行妥善有效处置。3日下午开始，市区内出租车陆续恢复营运；到11月4日晚12：00，主城区出租车基本恢复正常营运，市民正常工作、生活和出行秩序得到保障。截至昨日上午8：00，主城区的出租车全面恢复正常营运。

■停运原因■

崔坚表示，引发这次出租车停运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今年以来，全市32家出租车公司擅自决定对部分出租车驾驶员每日增收管理费（也就是“份儿钱”）50元至70元，由此全年将增加驾驶员负担2万元以上，从而减少了出租车驾驶员的收入；其次，出租车驾驶员认为出租车起步价等较低；

第三，是出租车加气难，等时过长；

第四，“黑车”非法营运，扰乱了出租车营运秩序。

■处置措施■

停运事情发生后，市委书记***立即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认真分析了事情发生的各种原因，提出了处置的基本原则和具体的处置意见。

常务副市长黄奇帆（王鸿举市长正在国外考察）、副市长刘学普、凌月明等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落实。市政府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责成市交通、市经委、市公安、市物价等相关部门形成快速处置方案，与运营企业及出租车协会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处置措施，从五个方面进行及时有效地处置：一是全力做好停运期间的运输保障。及时加强对停运期间主城区客流情况的监控，重点加大出行高峰期公交车发车密度，在一些客流量较大的主干线路，投入部分机动运力保障市民顺利出行；二是立即纠正各出租车公司擅自提高管理费的错误做法，将管理费标准降至原有水平。主城区各出租汽车公司也表示坚决拥护市政府提出的这一解决措施，承诺对出租汽车免除当天管理费、承担车辆毁损维修费用等多项举措，积极做好驾驶员的引导和鼓励工作；

三是经与国家天然气有关部门协调，从11月4日起，重庆每天新增10万立方米CNG天然气的供气量，以缓解“加气难”问题；

四是加大打击“黑车”的力度，继续保持打击“黑车”的高压态势，规范出租车经营环境和营运秩序，切实保障合法经营者利益；

五是加强监管，在主城区统一设置了25个交通执法点，对阻挠正常营运的不法分子予以打击，抓获了部分击打出租车顶灯和顶盖的不法分子，及时进行教育训诫。/

5四个配套举措防止类似事情发生

崔坚说，尽管事情已经平息，但为彻底解决出租车行业面临的问题，市政府将从四个配套举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一是加强对降低“份儿钱”的监管，确保出租车公司已经作出的承诺兑现到位，减轻出租车驾驶员的生活负担；

二是大力推进加气站的建设，从根本上解决出租车“加气难”的问题；

三是对现行的出租车营运体制进行调研，推进运营体制改革。

四是此事的发生，作为出租汽车主管部门的市交委长期疏于管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市委、市政府责成市交委对此作出深刻检查，同时要举一反三，切实做好全面整顿和强化管理等工作，防止类似事情的再次发生。南京周久耕事件：“说起周久耕事件，我们觉得这和一些网友关注周久耕的所做所为、对他的行为进行监督，并且向有关部门进行反映是分不开的，所以还要感谢我们的网友。”徐安表示。他认为：网民对一些腐败的官员、对一些社会不公平的事情进行监督，也表明群众法制意识、监督意识日益提高，“这是个好事”。

但徐安同时强调：“作为我们执法部门、司法部门，查处案件比较依据事实，必须要有证据，不能够仅凭网上的一些议论、一些传闻，就限制人身自由，我们就信以为真，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他介绍，“周久耕事件”一方面得力于网友的监督、反映；另一方面，南京市纪委启动了党内监督的程序，调查发现了他的违纪问题，又移交给检察院。检察机关经调查后，取得了充足的证据，最后确认他受贿、贪污一百多万。“依据这个事实、证据，我们才对他进行判刑。起诉书上写的那些事实，并不都是网友们议论的，网友并不了解这些。”

“所以，网络舆论监督还需要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比如说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级检察院都建立了网上举报的网站，也希望网友们有线索和有需要投诉的问题，通过网络进行专门反映。”徐安表示。[

将网络监督视为“洪水猛兽”一概阻挡，或作为“反腐利器”一味推崇，都有失偏颇。周久耕被查处不仅是网民的胜利，更是程序的胜利，是执法者法治精神的胜利。

如果纪检监察机关仅为树立“严查快处”形象，仅凭其抽好烟、戴名表就立案调查，甚至不按程序罢官免职，不仅对周久耕不负责，也对社会和网民不负责。

“洪水猛兽”和“反腐利器”

2008年被称为中国“网络监督年”，由网络监督引发的反腐倡廉热点事件不断曝光，网络对党员干部的舆论监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力量，发挥了其他监督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南京同样也曾因“周久耕事件”引起过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当前，没有其他任何一种监督工具像网络那样，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网络监督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既可以为纪检监察机关以及司法部门提供大量而直接的监督线索，也可以以其特有的力量推动职能部门积极作为，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

面对不期而至的反腐倡廉网络舆论监督，只可重视而不能忽视，只可接受而不能排斥，只可引导而不能压制。那种将网络监督视为“洪水猛兽”一概予以阻挡，或者将其作为“反腐利器”一味加以推崇，都是有失偏颇和不足取的。

如何应对“仇贪仇腐”

一些腐败现象和问题在网络曝光后，由于情节恶劣或当事人身份特殊等原因，网民群情激愤、反响强烈，在很短的时间内掀起舆论讨伐的高潮，从而引发网络监督热点事件。在涉及热点的跟帖、评论中，除了大量的举报线索和意见建议外，也夹杂着一些偏激的言论、极端的观点甚至是恶意的诽谤。如果这种非理性的情绪宣泄占了上风，迅速蔓延，原本正常的舆论监督就有可能演变成非正常的群体舆论暴力。

对网络监督热点事件，既不能“避、拖、捂、护”，迟迟不予正面回应；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听风就是雨，先入为主，草率表态，随意定性，放弃冷静理性的分析和判断。

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严格执行程序，依法办事。妥善应对网络监督热点也不例外。如果一味迎合“仇贪仇腐”的激愤情绪，快意恩仇，枉法行事，不但违背了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甚至还可能造成冤假错案。“周久耕事件”发生后，面对网民激愤的情绪和质疑，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严格按照纪检机关案件检查工作规定程序初核，并采取免职的组织措施，进而立案调查、“双开”，直至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严格依纪依法办事，使周久耕案件的查处最终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广大网民的一致认可。一些专家认为，周久耕被查处不仅是网民的胜利，更是程序的胜利，是执法者法治精神的胜利。

以“不隐瞒”应对“山寨”信息

处置网络监督热点事件，争取时间极为重要。网络舆情出现异常苗头后，纪检监察机关要与组织、宣传、公安等部门密切协作，建立网络舆情收集研判机制和快速反应机制。

一些腐败现象和问题被曝光后，引来大量的跟帖和热议，网民期待了解真相，尤其是利用“人肉搜索”，将一些“山寨”信息发到网上，往往使问题愈发扑朔迷离，更加激起其他网民对真相的渴求，很容易引起炒作。这种情况下，纪检监察机关要迅速组织力量核查，及时查明真相。只有不隐不瞒、实事求是地还原真相，让网民得到真实、透明的信息反馈，才能止住不实传言，获得理解和认同，避免节外生枝和事态恶化。

网络披露的问题往往错综复杂，并参杂着较多的感性成分，对当事人所涉问题的定性处理尺度很难把握，处理不当极有可能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这就需要纪检监察机关把政策性、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和违纪性质，综合考虑违纪情节、违纪后果和认错态度，作出恰当处理。对“周久耕事件”的处理，如果当时纪检监察机关仅仅为了树立所谓“严查快处”的形象，仅凭其抽好烟、戴名表的表象就立案调查，甚至不按程序罢官免职，不仅对周久耕本人不负责，也对社会和网民不负责。

提升网络举报平台公信力

人民网的一项调查显示，87.9%的网民非常关注网络监督，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99.3%的网民会选择网络曝光。这么高的比例，除了网络监督有其自身特有的优势外，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包括现有网络举报在内的各种举报，还存在渠道不畅、效率不高和处理不规范等情况，各职能部门要提升网络举报平台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使法定网络举报平台的特殊优势得到切实发挥。

南京市纪委监察局2002年在全国率先实行了网络举报，并不断拓宽和完善网络举报的渠道和方法，先后在南京纪检监察外网设置了“信访举报信箱”、“纪委书记信箱”和“监察局长信箱”三个网络举报平台。“周久耕事件”中，在网络对其贵烟名表进行热炒的同时，很多群众也通过网络举报信箱提供了大量具体线索，为我们快速查清周的违纪违法事实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网络监督”的制度化保障

由于网络监督目前缺乏法律规制，网民个体素质参差不齐，网络监督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自发性、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其大众化和匿名性的特点，在监督权力行使主体、揭露腐败现象的同时，容易造成不良信息的迅速传播，甚至侵害公民隐私权、名誉权。因此，网络监督走向成熟理性，还有一个过程。

越是正义的行为，越要秉承节制理性的方式，遵循制度路径去履行监督权利和职责。要加快网络立法进程，明确网络监督的基本原则，网民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的保证等等。通过制度规范网络监督，保证网络监督在法制化轨道上健康发展。（本报记者马昌博、鞠靖摘编整理）深圳林嘉祥事件：

处理：交通运输部党组2008年11月3日决定，免去林嘉祥党内外职务。经初步调查，针对林嘉祥10月29日晚酒后语言和行为失控，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交通运输部党组决定免去林嘉祥党内外职务，接受进一步调查，待问题查清后，按照有关规定再进行严肃处理。教训

根据交通运输部、深圳市联合调查组和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兼纪检组长、副局长林嘉祥的所作所为尚不构成猥亵儿童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但其作为党员领导干部，酒后在公共场合言辞不当，行为不检，社会影响恶劣，严重损害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2008年11月5日，交通运输部党组决定给予林嘉祥撤销原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并发出《关于林嘉祥有关问题的通报》，要求交通运输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部党组强调，必须进一步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林嘉祥酒后言行失控的事件充分说明，当前交通运输系统个别领导干部作风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极少数人身上，但其消极影响和后果不可低估。交通运输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践行党的宗旨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抓紧抓好。要把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作为正在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重要内容，认真查找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抓好整改落实。要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切实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等五个方面狠下工夫，以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实际成效，扎实推进交通运输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部党组指出，必须进一步抓好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林嘉祥事件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还存在着漏洞和薄弱环 节。各级党组织要把对领导干部的教育和监督，贯穿于培养、选拔、管理和使用的各个环节，在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规范领导干部的生活圈和社交圈上下工夫。既要通过思想道德建设提高恪守制度的自觉性，又要通过制度建设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有效性。要深入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弘扬新风正气，抵制歪风邪气。要认真贯彻党内监督条例，严格执行诫勉谈话、民主生活会等党内监督制度；针对薄弱环节，进一步完善干部交流、干部监督等制度。纪检监察机关要会同有关部门抓好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切实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党组织、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等方面的监督。

部党组认为，必须全面加强党风政风建设。林嘉祥事件的发生，也反映出一些领导干部对人民群众态度粗暴，工作方式简单，在维护人民群众利益问题上存在问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从维护党和国家大局、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高度，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把关注民生、维护群众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认真解决党风政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要心系百姓冷暖，进一步转变行政职能，转变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效率；始终坚持科学执政、民

主执政和依法行政，进一步加强对执法队伍的管理和监督，严格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有效解决粗暴执法、执法犯法等问题。要进一步畅通群众利益诉求和民意表达渠道，严肃查处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要高度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进一步加强对舆情的跟踪分析研究，健全重大舆情应急处置机制。

部党组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做改进作风的表率。林嘉祥事件表明，领导作风的实质是党群、干群关系问题，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不论党龄多长、职务多高，决不能忘乎所以、为所欲为，决不能因为个人的言行举止而影响党的形象和党群干群关系。要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切实增强公仆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始终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始终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带头深入学习、带头调查研究、带头解放思想、带头剖析检查、带头整改落实。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做改进思想作风的表率；坚持勤奋学习，学以致用，做端正学风的表率；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做改进工作作风的表率；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改进领导作风的表率；坚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做改进生活作风的表率

第四篇：群体性事件

随着各项政策、法制宣传力度的加大，群众的政策意识、法制意识也相应增强，特别是自我保护意识相对增强，对政府依法行政的呼声越来越高，由此也引起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如何处理群体性事件已成为目前摆在各级领导干部面前一项重要的工作。那么，领导干部究竟如何才能正确有效处理地群体性事件？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认真对待群众，客观分析矛盾是做好群体性工作的前提。要认真分析和面对四个问题。

第一，在社会变革的环节中，如何认识群众，如何面对群众，如何善待群众。总的来讲应该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胡锦涛同志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实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

第二，社会变革过程中对维护稳定工作提出了新要求。由于经济体制转轨、社会体制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近年来，出现了“企业民营化、管理社会化、工作自主化、人群流动化”等新特点，因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问题日趋增多。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最突出的问题，也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压力最大、最感头痛的问题。因此，要做好社会变革时期的稳定工作，我们就始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探索新的方法和思路。第三，是群体性事件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一是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快，今年元月至6月，保靖全县共发生群体事件8起，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4%；二是参与人数越来越多；三是矛盾性质越来越严重，已出现三个转化，即由自发性向有组织有目的成规模转化；有序性向出现严重违法违纪转化；逐级上访向越级群访转化。

第四，处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难点。在现在的群体性事件中一般都有幕后操纵者；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在处理这些事件时，基层组织因职能弱化而显得无能为力，基层组织一无资金，二无权力，对于有些群众反映的实质性问题，无法表态拍板，而群众又不达到目的不听劝说和解释，坚持要群体上访，这样自然给处理群体性事件带来了许多难点。

二、找准症结是做好群众性工作的基础。

当前制约我们各级党委政府解决群众性问题的症结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不断地调整各方面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旧的平衡被打破，在所难免带来一系列矛盾。二是加快发展和重点工程建设过程中，抓住最后一根绳的人们在思想上、心理上、情绪上容易造成某种程度上的被动和失衡，难免带来一系列新矛盾。三是群众合法利益和正当要求因干部作风不实，方法不当不能得到及时解决，致使矛盾升级。

三、把握原则是做好群体性工作的关键。

提高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把自己担负的工作与党的历史使命联系起

来，正确地看待和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认真把握工作原则，真心实意为民排忧解难，实现好人民的切身利益。

一是群众利益第一原则。任何情况下，基层干部都要牢固树立“万事民为先”的群众观，要象郑培民那样始终坚持把群众利益摆在首位，办任何事情都要以群众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推进具体工作，也要采取群众能理解接受的方式方法，最大可能地实现和维护好群众利益。

二是实事求是原则。在具体工作中，一定要吃透精神实质，认真研究实情，创造性地加以贯彻。要反对唯书、唯上、不唯实的做法，也要反对借口不符实际，延缓党的正确政策的贯彻，做到上情与实情相结合，党的主张与群众愿望、群众能力相统一。

三是宣传示范原则。做好基层群众的宣传教育，一定要突出针对性，扩大覆盖面，强调实际效果。要采取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群众接受的方式，切忌生硬难懂、简单说教。在推进一些根本上有益于群众，但群众一时又难以理解或认同的工作时，一定要用典型引路，用事实启发，不能一味埋怨指责，甚至强制推行。

四是方便及时原则。群众工作无小事，群众反映的问题如果基层干部解决不力或不及时，群众就有看法，就会影响党群干群关系。对群众反映的任何一个问题，都要认真分析，坚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能办的马上就办，一时不能办的要给群众一个明确的时间，不可能办的也要给百姓解释清楚。

五是真情实感原则。要用亲人般的感情去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的利益作为第一考虑，把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一个问题、一个矛盾出现后，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的干部做得对不对，不能老想着我们的干部是否受了委曲。各级领导干部只要凭着良心为群众办事，只要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情，群众也会真心实意地支持和拥护干部。

六是诚实守信原则。做好农村基层群众工作，基层干部说话办事一定要讲信用，做得到的就讲、就承诺，做不到的决不能欺骗群众，求得一时的满足。群众最讲实际。党的组织和干部只要失信群众一次，党群干群关系就会疏远一次。失去群众的信任，我们的任何工作将一事无成。

四、找准着力点是做好群体性工作的有效途径

一要提高干部服务本领。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基层干部有电筒、雨伞、统统靴“三件宝”就能走遍天下。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三件宝”再也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群众的需要是信息、政策、法律、科技。因此，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根据群众所需，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在当好“六员”上下功夫，以满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需要。

二要努力发展农村经济。基层干部的主要工作精力应放在帮助群众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收入上。广大基层干部，要遵循市场规律，因地制宜，帮助农户找准项目，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通过各种渠道落实发展启动资金，切实帮助农户尽快富起来。

三要认真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群众反映的热难点问题，大多是平时生产生活中遇到的矛盾。热难点问题解决的好坏，往往又是群众评价党组织和干部是否真心关心群众、帮助群众，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尺度。要从讲政治的高度重视群众反映的热难点问题的解决，让群众从一件件具体的事情中感受党的宗旨，体现党的温暖，增进与党的感情。四要进一步完善改革配套措施，保障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深化改革是大势所趋。诚然，改革进程中利益关系的调整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会导致部分群众经济利益受损。因此，要进一步完善改革配套措施，切实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要改进工作作风，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切实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质，真心实意地为群众排忧解难。

五要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大力提高基层队伍素质。基层组织是预防群体性事件的第一道防线，是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优先依靠力量。因此要选配好基层领导班子，对于素质低，群众不拥护的要予以调整或撤换，同时要下大力气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使其增强法制观念，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

六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法制观念。当前要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活动，集中宣传与入村入户宣传相结合，提高群众的法制观念，克服法不责众的错误观念，引导群众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做知法、懂法、守法的公民。

五、掌握方法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抓手。

群体性事件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矛盾的根源上是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冲突。为有效预防和正确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联系近年来我县发生群体性事件谈些看法。

（一）解决群体性事件应遵循的基本要求和方法。

一要坚持“三可三不可”总体原则。即：“可散不可聚、可顺不可激、可解不可结”。

二要掌握“二十字”基本要求。即：“区分性质，讲究策略，把握时机，严格执法，冷静稳妥”。

三要建立“三早”预警处理机制。即：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坚持“三早”就可以防止和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即使发生了，也可以处置在初始阶段和萌芽状态，把影响和损失减少到最低。

四要遵循六项工作制度。包括情报信息网络制度、不稳定因素排查制度、“五个一”工作机制（对排查出的重大问题采取“一个问题、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案、一抓到底”办法解决）、县乡村三级矛盾纠纷调处制度、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一票否决”制度。五要采取经济、教育、法制“三种手段”。经济、教育手段是基本手段，法制手段要严格按照

有关程序运作。

（二）解决群体性事件几个具体环节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是关于领导出面疏导的问题。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群众的目的就是见领导，求得问题解决。领导出面疏导，是平息群体性事件最主要的手段。目前，多数领导不肯见群众，有几种情况：一种是赌气不见，一种是怕见，一种是摆架子不见。群众急于见领导，领导就是不见群众，无论哪种情况，共同后果都是引发群众更大不满。因此，各级领导一定要把群众要见领导当成送上门来的思想工作，敢于面对群众，善于说服群众，带着感情、责任主动去做疏导工作。切记不能摆架子不见群众，不能和群众斗气，不能派不能答复和解决问题的人去应付群众，不能派没有经验的干部去处置，不能等到群众闹得不可收拾时才硬着头皮去见。

二是关于消除事件诱因的问题。预防和平息群体性事件必须把着力点放在消除事件的诱因上，靠压、靠哄、靠拖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在涉及群众利益问题上，正确决策、落实政策是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治本之策。因此，要消除群体性事件的诱因，一方面，在决策时和工作中避免伤害多数人的既得利益，千万不能老是打群众的主意，一定要以人民群众得到实惠为衡量标准。同时，在政策原则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满足群众的合理要求。

三是关于防止事态反复的问题。大量事实证明，事态平息后的工作与事态平息工作同等重要，“重处置，轻善后”是酿成大事件的严重教训。因此，做好善后工作是处理好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环节。第一，对在处置中承诺群众解决的问题，要兑现政策，尽快落实，取信于民，息事宁人，不要久拖不决又闹起来；第二，要深入群众中做工作，消除误解；第三，对可能出现事态反复的不安定因素，要十分敏感，采取措施，及时化解。

第五篇：论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几个要素

论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几个要素

中共宜宾市翠屏区委副书记、区长 郭毅

近几年来，翠屏区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已经处于了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现期的交汇点上。如何找准症结保稳定，把握机遇促发展，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而群体性事件是目前影响社会稳定、阻碍经济发展的最不安定因素之一。如何妥善解决群体性事件，化解人民群众的矛盾已成为当前政府工作人员必须要正确面对的问题。

群体性事件是指因各种社会矛盾引起的，人们为了满足某些利益而临时聚集在一起，共同偏离或违反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干扰社会秩序、侵害国家、集体或个人利益、违反社会规范。影响社会安 定的过激行为，主要包括集体上访，游行示威，械斗哄抢，毁坏公私财物，罢工罢课，围攻殴打公务执行人员，破坏生产或干扰办公秩序等。我们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必须坚持“可散不可聚，可顺不可激、可解不可结”的原则，按照“区分性质，讲求策略，把握时机，果断坚决，严格依法，迅速稳妥”的方针，尽最大努力防止事态扩大，把事件对社会政治稳定和对社会的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

一、加强情报收集，以信息掌握事态

信息是对策的依据。只有及时准确的情报信息工作，才能产生有效的处置对策。政府各职能部门，特别是公安部门要充分运用自身的优势，深入发掘信息的来源，最大限度地搜集来自社会各方面的信息，并做好分析、传递工作，为领导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正确地决策指挥提供可靠依据。一是在事前，要及时准确地搜集信息，特别是要善于捕捉策划和酝酿闹事的信息，做到见微知著，明察秋毫，尽量把闹事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二是在事件形成之后，要靠及时准确的情报信息，及早判明事件性质，有针对性地采取处置对策，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全面了解参与者的态度和表现，为充分分化瓦解和依法查处奠定基础，从而牢牢掌握主动权。三是应对各种群体性闹事事件应有的放矢，临阵不乱。在应对群体性闹事事件时，各级各部门要迅速有序开展工作，各负其责、协同配合，并根据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发展的过程，分别制定或分层制定具体处置预案，形成分别处置、整体配套的处置预案系统，使处置人员明确现场各自的工作岗位，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发挥主动性与积极性。

二、严格处置程序，以手段控制局势

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除了必须遵循其处置的总原则外，在实际工作中，还应该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坚持疏导为主的原则，目前，群体性事件基本上是利益纠纷而起，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在处置过程中，尽量坚持疏导教育为主的原则，多做说服教育工作，特别是对因群众的合理要求未得到满足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做好教育疏导工作的同时，更应该及时答复和解决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敢于同群众见面，深入到群众中去，面对面地做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增强工作效果。二是坚持“宜早不宜迟”原则。对于那些已经形成的闹事事件，特别是坏人与不明真相的群众搅在一起的时候，要迅速动用执法力量，抓捕现场带头闹事人员，并迅速带离现场，避免激化矛盾。同时积极采用公秘结合的方法，利用各种技术手段，详细记录闹事者阻碍执法过程，获取证据，采取从严从重处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及带头闹事者。三是坚持分化与威慑相结合的原则。对那些参与人数较多，群众情绪激烈，极易发生越轨行为的事件，要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派出足够的警力，迅速赶赴现场，形成大兵压境之势，使闹事人员不敢轻举妄动，同时利用各种关系和有效的形式做宣传教育工作，讲明真象，讲明政策、法律、以分化瓦解闹事人群，孤立少数为首的闹事者，迅速平息事态。

三、增强法制宣传，以法纪规范行为

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法制宣传，增强依法办事意识。通过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用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法制观念，教育广大干部群众遵纪守法，引导群众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提高其思想道德水平和法律意识，自觉地把自己的行为纳入社会主义法制轨道，通过合法的程序解决各种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及利益冲突。同时加强政府法制建设，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保持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进一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化解各种社会矛盾，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确保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