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郭美美与红会的财政尴尬

第一篇：浅谈郭美美与红会的财政尴尬

浅谈郭美美与红会的财政尴尬

郭美美事件自6月20日爆发以来，不断发酵，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个人被牵涉进来。虽然真相至今尚未完全浮出水面，但有关机构的躲躲闪闪，成为了压垮公众对慈善机构信任感的最后一根稻草。

20岁的“郭美美baby”、玛莎拉蒂、名包、别墅、“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高调炫富，一系列性感关键词的组合，迅速激起了全民关注。

红十字会因郭美美事件损失多少？

“郭美美事件”让中国红十字会陷入空前的信用危机。

公众捐款大幅减少。据《羊城晚报》报道，深圳市红十字会医疗救助资金专属账号自“郭美美事件”之后，收到的社会捐款几乎为零，除早有合作的一些定向捐款外，一个多月来只有一笔定向捐给巫昌凯的100元捐款。

据统计，去年7月，深圳红十字会共有社会捐款721900元；今年7月的数据为22万元，其中7月才到账的20万元，是今年3月一家公司定向捐给地中海贫血患儿的救助款，剩余2万元为救灾救助款和医疗救助款，直接通过深圳市红十字会医疗救助资金账号“337-010-100-1000-71011”的银行捐款仅有100元，指定捐给巫昌凯。除去早先协议约定的定向捐给地中海贫血患儿的20万元外，深圳红十字会今年7月的社会捐款同比下降97%。

佛山红十字会医院学校近日也公布了资金收支情况，其中显示从去年6月至今年6月，该校共收到社会捐款88.6万元；不过，在“郭美美事件”后，该校从7月至今再无任何捐款入账。

红十字会如何走出迷途。

红十字会并非第一次遭遇信任危机。由于运作不透明，公众即使怀疑，也难以找到实质证据。但最近的一系列事件表明，红十字会并非心灵的净土。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一张消费金额为9859元的餐饮发票被曝光，发票开具时间为今年2月28日。6月底，审计署的报告也揭露了红十字会存在的设备采购财务问题。

由于不信任慈善机构，中国首善、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有自己的独到做法。2010年曹德旺给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赠2亿元，用作西南5省抗旱，他规定只许提3%的费用（通常提10%），而且每家农户领2000元，差错率不许超过1%，6个月完成，否则就不给费用，被媒体称为“史上最苛刻捐款”。曹德旺说：“我这件事最漂亮的是用管理的手段来用这笔钱，管理的手段不外是三种，第一种是导向，我提出我的要求；第二个考核手段；第三个激励手段。我要求他公开作业程序，我们慈善事业存在的问题就是不公开、不公平。”

公益组织虽然与企业不同，不以盈利为目的，但同样面临现代企业存在的“代理人问题”。公益组织管理人员接受捐款人委托，去运用资金帮助弱势群体，捐款人的效用函数是资金要用到最需要资助的地方，而且资金运用过程的成本最低。但是，作为“正常人”的公益组织管理人员的效用函数则有不同的变量，他们更关注的是自身的利益，包括工资待遇、职务消费等等。当然，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与企业员工相比，前者需要更高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承诺，但这种社会责任意识并非无条件的，更不能以社会责任来否定其个人经济利益诉求，毕竟，人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才能有尊严地生活，公益组织工作人员也不例外。

在现代企业中，股东与管理人员利益的不一致，主要通过两个机制解决：第一个机制是“胡萝卜”，给予管理人员一定的股票、期权，使其更有动力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第二个机制是“大棒”，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治理机制，对管理层进行考核和监督，不尽职的高管可能会被炒鱿鱼。

但是公益组织的特殊性，决定了“胡萝卜”和“大棒”都不可行。在捐款人众多且分散的情况下，“搭便车”现象导致慈善机构内部人控制并不意外。解决公益组织的代理人难题，只有通过外部竞争。如果市场上存在众多的公益组织，捐款人自然就可以选择最值得信赖的公益组织。捐款人的资金就像选票，对公益组织进行优胜劣汰的选择。当然，前提是公益组织之间能够自由竞争，如果出现行政垄断局面，竞争机制无从谈起。

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公益组织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赢得捐款人的信任：第一，充分的信息披露，定期公布详细的财务报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年报》公布所有的捐款收入和花销，小到每一个瑞士法郎都统计在内，而且可以在该委员会（ICRC）官网上查到。第二，接受权威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第三，更科学、更有效地运用捐赠资金；第四，可监测的资金投向；第五，邀请具有社会公信力的知名人士加入理事会。这些爱惜自己羽毛的知名人士，是不能容忍不合规的操作的，即使改变不了局面也可以选择辞职。

眼下，中国红十字会遭遇的信任危机，正是来源于运作的不透明：捐款人在红会官网上的捐款查询系统只能查询善款是否到账，而没有善款流向、使用情况；国家审计署每年只对红会的政府拨款一项资金来源的收支进行审计，而不审计募集的善款和层层上缴的会费；中红会不受《基金会管理条例》的约束，每年的财务收支情况、项目执行情况等，按照《中国红十字会法》只需向理事会报告，而没有向公众公示的义务；虽然承诺“定期向社会公众公布财务收支情况”，但红会官网上的“统计数据公告”，至今也才披露到2007年。

树荫之下易生苔藓，这是并不复杂的道理。红十字会不愿意提高透明度，正是源于其垄断地位。中国法律规定，民间个人、公司或社团要从事公募性公益慈善事业，必须挂靠在红十字会下面作为二级专项基金，且没有独立账户和法人资格，资金使用受到红会的严格控制。这一制度安排被戏称为“只许皇恩浩荡，不许民间行善”。如果不是李连杰的公众影响力和不懈努力，如果不是舆论压力，壹基金转型为公募的努力也不会在2010年12月成为现实。壹基金身份的合法化，不是中国慈善事业开放的标志，只是一个孤立的样本。垄断的后果是可怕的，正如《南方周末》所警示的：“在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异化为这样一种组织——它与权力体系走得太近，又与商业世界结交甚欢。这几乎让人们忘了它作为民间组织的中立、独立的人道主义初衷。” 虽然红十字会是慈善机构，但我们不能将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道德化，认为他们就不需要监督。透明度是对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最佳保护，也是红十字会品牌的基石。7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宣布，经查明，郭美美及其母与中国红十字会无直接关联。无直接关联，不代表没有关联。要想彻底打消公众的疑问，就必须毫无保留地还原真相。否则，面临信任危机的不仅是红十字会，还有中国的慈善事业，甚至整个中国社会脆弱的信任文化。

还原真相，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打破红十字的“垄断慈善”，降低慈善组织的进入壁垒，允许更多竞争，以合理竞争来激励公益组织从善，此乃正途。

第二篇：红十字会副会长郭美美事件三天毁掉红会一百年

红十字会副会长:郭美美事件三天毁掉红会一百年

11月5日上午9点，企业家论坛，数百名记者打开会议资料时发现，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的名字赫然在列。记者们一阵骚动。

下午3点，赵白鸽作为嘉宾出现在会场，并作了“慈善革命：都是‘郭美美’惹的祸？”的主题演讲。

发言没几分钟，赵白鸽就主动提及“郭美美事件”，并表态“要深刻地反思”。她回忆着红十字会作为“百年老店”的荣耀，同时也坚定表态，红十字会需要监督，需要改革。

一个月前，她还是国家人口计生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一个月后，她走进了正处于“风口浪尖”的红十字会。

赵白鸽的上任会给红十字会带来什么？红十字会该怎样走出“全民信任危机”？就相关问题，《中国经济周刊》对赵白鸽进行了专访。

“郭美美事件”的思考——

“三天毁掉一百年。”

提问的焦点仍然是“郭美美事件”，这也是赵白鸽在上任后必须要解决的首个问题。“一个有着107年历史的红十字会，怎么会在一个小姑娘郭美美的冲击下产生这么大的问题？我很震撼，也在深思。”赵白鸽说，红十字会百年历史的背后，是无穷的人道主义精神。“特别是最近十年，红十字会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上任后一直在看它的档案，很感动。但是一个都没有被证实的网络事件，却可以用三天就把你打得稀里哗啦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让社会了解红十字会，提高抗击风险的能力，否则一个观点掉下来，就把我们摧毁了，甚至撕碎了。”

了解首先从定性开始，赵白鸽不厌其烦地纠正每一个记者的提问，“红十字会不是慈善机构，而是人道组织。慈善讲的是非战争状态下给予的救济，人道指的是包括灾难、战争所引发的战争救援、救助和救护，范围更宽泛，这也是红十字会和一般的慈善组织不同的地方。”赵白鸽遗憾地表示，“红十字会的工作中，救灾及救援占据60%，社会捐助也就是慈善占据40%，大家都在盯着慈善，却不知道我们的救济工作。”

近年来，红十字会不仅完成了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国内救援工作，还参与了日本海啸地震、利比亚战乱等国际救援工作，赵白鸽认为，“我们在战争救援中的作用至今没有人可以代替。”但她也坦承，“我们在平时的社会捐赠中做得不好，所以遭到了挑战，这是我们要重点改革和加强的部分。”

回应“乱收费事件”——

“会费是合理的。”

“你们媒体很重要，一个‘大字报’就把我们的青少年运动项目搞停了，这种毁誉是很厉害的。”赵白鸽说。

前不久，“武汉、西安等多地中小学生被要求加入红十字会并缴会费”的报道引发了轩然大波，西安市教育局发出紧急通知：各级学校红十字会组织不得收取青少年运动项目的相关费用，已经收取的一律清退。

谈及此事，赵白鸽不停地叹息。“不了解就发表议论是可怕的，当然，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媒体参与进来，了解我们的工作。”她介绍说，红十字青少年运动是国际红十字运动中的第三项，目的是培养青少年的责任意识，在美国、英国等都有专门的教育系统从事这项工作。

“孩子参加志愿者活动之后，照顾老人、献血等，就有一个记录，他上好的学校就比较容易，牛津、剑桥都会优先录取本国参与该项目的学生。”赵白鸽认为，最高5元的会费是合理的，因为“社会工作是有成本的”。

“信任危机说明了一个道理，公众的理解和信任是任何一个具有公益职能的机构赖以存在的基础，红十字会想要成功度过此次信任危机，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加强与公众的交流和沟通，让公众了解和理解红十字会的性质和工作，以服务公众和社会的心态，小心谨慎地在各种职能中转换角色。”赵白鸽认真总结道。

实现“公开、透明”——

“监督是关键。”

“可能你以后还会发现，红十字会又出事儿了，又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你会想，老赵都在吹牛呢！”赵白鸽发出爽朗的笑声，“可是我们的方向是对的，决心是有的，我们正在努力，总有一天能走出来的。”

8月2日，在“郭美美事件”风头正劲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微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正式上线，首次公布了红十字会接收的数十万笔青海玉树地震捐款情况，很多网民查询发现，捐款信息并不完整准确，捐款用途仍然没有说明，捐款总额和使用都缺乏第三方监管。

“在调研中我发现，红十字会每年接收几百万笔的捐款，最高的上千万，最低的几元钱，如何做到资金的来源和去路明晰，做到预算过程科学、执行过程公正、监督过程透明？”赵白鸽说，“这就需要我们对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

她介绍说，目前，红十字会将资金管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政府投资，用于救助。“这部分钱国家的行政审计非常严格，这一块管得不错。”另一部分是社会捐赠。“既是重点又是难点。”

“社会上批评的不公开、不透明主要集中在社会捐赠上。”赵白鸽分析道，“首先，我们必须严格按照捐赠人的意向来实行定向的捐赠。第二，这个钱怎么用？必须要做到决策预算的科学性，不能乱分，保证执行过程的公正。第三，监督程序的透明，在审计后向捐赠人公布。”

在赵白鸽看来，实现公开、透明首先要解决内部管理的问题。“数以百万计的捐款来了以后，如果没有一个现代化的体系，你想要完全搞清楚是很难的，这就是信息化的重要性。”她筹划着建立一个“社会精英智囊团”，吸收包括新闻、金融、财政管理、项目管理等社会各界优秀人才，“来支持我们的信息化，实现我们的项目运作，扩充我们的队伍。”

归根结底，“实现公开透明的关键在于监督。”赵白鸽认为，主要通过四个环节，“第一，政府环节，审计署盯得很紧，尤其是在政府投资、财政拨款的部分。第二，党内监督、纪律检查，我们有纪检委，队伍里还有那么多的党员。第三，新闻监督，通过媒体曝光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虽然影响会不太好，但总比不知道的好。第四，群众监督，包括捐赠人本身，他捐钱了以后，就可以到受益者那儿去了解情况。”

理顺总会、分会关系——

“独立、监管。”

“一个莱温斯基就能把白宫的房顶都掀掉，是吧？”赵白鸽笑着说，“这说明，明确各个层级的职责，在平行和垂直方向都实行问责制度是多么的重要。”

长久以来，红十字会总会和地方分会之间保持着极其微妙的关系。基于历史原因，地方分会一直直属于各级地方政府，总会缺乏对分会的监管和统筹能力，一直是“各自为政”。但在公众心目中，总会和地方分会是一回事。

“我们要理顺红十字总会和地方分会之间的权责关系，毕竟在如此庞大又复杂的组织中，任何一个局部的失误和过错都会影响红十字这个品牌，并给红十字抹上污点。”赵白鸽表示，未来的方向是，地方分会仍然自行运作和筹钱，直属于各级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承担起问责的职能。”人事任用上，“比如干部是五个人还是十个人，我们是没有权力管的，但是资金的用途要有明确的去向查询。”

赵白鸽表示，“我们将来主要在项目管理和社会捐赠上，尤其是下发的这部分资金的管理上加强对地方分会的控制。你要用好了，如果乱用的话，我们肯定找你麻烦的。”

同时，赵白鸽也在推动红十字会总会的管理体制改革。“要进一步发挥总会和直属单位的作用，与国家的事业单位改革结合起来，主要以提高工作效率为重点。”

提及红十字会的“官方背景”，赵白鸽认为，“在新形势下应该建立起与政府更为广泛、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具体于红十字会而言，核心是如何通过法律的手段重新定位红十字会的性质，平衡公众预期和实际需求。”

在她看来，红十字会与政府之间既不是隶属，也不是对立。“这是国际的通行做法，像盖茨基金等，他们都和政府保持着很好的合作，可以从政府那里拿到很好的资源。”赵白鸽认为，红十字会是一个独立的人道组织，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是依附于政府而存在的。”“我们与政府、企业、新闻媒体和公民都是合作伙伴关系，这一点很重要。”但她也坦承，“处于发育和成长中的社会组织更需要良好的社会支持环境。”

赵白鸽认为，想要彻底地改革，还是需要用法律来实现。“国家不是一直在筹措几个法律嘛，《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等。”

“一谈起红十字会，大家就觉得是垄断的、官方的、排他的，其实不是这样的。”赵白鸽说，“中国地域太广，工作太多了。我们不能搞垄断，也垄断不了。”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第三篇：郭美美与中国慈善

郭美美与中国慈善

什么是慈善？提到慈善，大多数人想到的，是对于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的一些善意行为。“慈善”一词出自《魏书·崔光传》：“ 光宽和慈善，不忤於物，进退沉浮，自得而已。”意思是：“对人关怀而有同情心，仁慈而善良。”在我看来，“慈善”蕴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心怀慈悲，二是做出善举，后者基于前者。人之初，性本善。人的天性让我们对于处于困境的事物产生了怜悯的态度。而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上升，在满足了自己的生活需求之后，人们有更多的能力去做其他的事情。这样一来慈善所需要具备的两大条件都满足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慈善。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台湾地震等重大灾难面前，慈善也让我们看到了众志成城的力量。其中不乏公众人物。

公众人物，被人们广泛知晓和关注，在一定范围内具有一定影响力。但任何事物都具有矛盾的两面，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没有事是绝对好或者绝对坏的，公众人物参与慈善也一样。公众人物凭借自身的影响力，在参与慈善的同时，也带动了社会大众参与慈善的积极性。李连杰创办壹基金，在社会中引起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大众对慈善的讨论，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同时，也有一些公众人物利用慈善，借机炒作，以扩大自己的关注度。这也使得人们对于慈善以及明星参与慈善的动机产生了怀疑的。而前不久，网络上爆出的郭美美事件，更如一枚重磅炸弹，在慈善界乃至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11年6月21日，新浪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网友颇受关注，这个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其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其真实身份也众说纷纭，有网友称她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的女儿，由此引发很多网友对中国红十字会的非议。此事件对于中国红十字会甚至整个中国慈善事业的负面影响非同小可。虽然红十字会出面澄清，但人们对于慈善组织的信任度明显下降。有记者从民政部的统计数据中发现，今年6月全国社会捐款为10.2亿元，而7月为5亿元，减少了5.2亿元，降幅接近51%。而这一变化，正是发生在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引发慈善信任风暴的背景之下。

有专家指出，在中国以往的慈善募捐活动中，并没有形成信息公开制度。在过去20多年，中国公益慈善组织主要瞄准受益人的需求，对捐赠人的需求、动机、内心感受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捐赠人常常被忽略，知情权、监督权被剥夺。善款的使用情况，大部分捐赠人无从知晓。而在慈善立法上，国内目前也处于“真空”的状态，“国家仍无专门的法律明确要求善款流向必须公开”。因此有人说，中国慈善体系本身就存在问题，而郭美美事件正是一个契机，把这些问题彻底暴露出来了。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郭美美事件在降低了人们对于红十字会的信任度的同时，却也使得国家对于慈善的立法监督的予以重视以及慈善机构对于其本身的进行完善。

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前进和发展的。而事物的发展就是，新事物取代旧事物，与时俱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发展的实质就是“扬弃”。因此，通过郭美美事件，慈善体系的改进与完善，相信会有一个更加健全的体系来支撑慈善事业。也只有在一个正确的体系之上，慈善事业才能更好地发展。

任何一个国家的公益组织都不可能完全避免丑闻，不能一件丑闻而完全丧失对公益慈善机构的信心。中国的慈善事业还得继续向前，前进的力量，来自社会的理性和热情。相信通过不断地改进与发展，中国慈善事业依然会得到社会的认可与支持。

第四篇：红会何以对郭美美忍让无极限？-2013陕西公务员考试时政新闻

红会何以对郭美美忍让无极限？-2013陕西公务员考试时政新

闻

2013-06-24 10:10:03 来源：陕西人事考试网 点击：3

2013陕西公务员考试笔试时间6月29日，距离笔试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在这段紧张的备考时间内，陕西人事考试网会每日在网站发布大量备考资料，欢迎您的阅读。

6月18日，法律学者徐昕发表了这样一条微博：2011年6月20日，郭美美以“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认证身份网上炫富，导致红会声誉及获捐额一落千丈，严重侵犯其名誉权，并直接导致巨额经济损失。但红会至今未起诉郭美美的侵权行为。如今，起诉郭美美侵权的诉讼时效即将到期„„截至记者发稿时，这条微博被转发5000多次。（6月23日《中国青年报》）

起诉郭美美救不救得了红会是一回事，红会有没有刮骨疗伤的底气是另一回事。显然，“郭美美事件”在今天悬而未决之后，只剩下一个公开的疑问：起诉郭美美，是不屑还是不敢、是谨慎还是后怕？这问题，不过是人之常情、情之常理。就像在6月9日召开的中国红会社监委年中工作会后，社监委委员刘姝威在微博中直言的——“既然（调查报告）已认定郭美美违反了法律，为什么红会至今不起诉她？”

起诉郭美美，有太多合情合理的因由：一者，谁也无法否认，其当年不合实际的“身份炫富”，击垮了红会最后的公信。最典型的例子，是四川庐山发生地震后，红会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出的募捐倡议遭到网友满屏“滚”的回复，与此同时，大量的个人捐款和企业捐款涌向民间基金会。伤害不言而喻，责任岂可不追？二者，在得知有人提议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消息后，郭美美曾发微博称：“只要红十字会敢动我一根毫毛，我立即公布红十会很多不为人知的贪污内幕！资料我已寄到美国，有胆的你们放马过来！”如此明目张胆的“叫板”，已然很像是春秋笔法的举报，红会岿然无声，真相在民间早已“不言自明”——还有什么理由对郭美美的“挑衅”置若罔闻？再说，从6月16日郭美美在澳门举办豪华生日派对来看，其对红会的“名誉侵权”，完全有赔偿能力，红会何以痛了一年后都“忍气吞声”？

如果以上疑问尚且是人人皆知的通识，那么，下面两个细节则让人困惑：一是在今年有关“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的问题上，一波多折、涟漪不断，最后以“目前社监委并未获得相关证据，不会建议红会重启郭美美调查”收场，缺的究竟是什么实证呢？二是去年底，郭美美的玛莎拉蒂被一辆奥迪车撞坏。事发后，郭美美起诉肇事司机等三方，索赔69万余元。可见，郭美美并不是一个法盲，其深谙权责之间的基本逻辑，那么，她的嚣张与跋扈，红会凭什么选择性忽略不计？

从传闻到真相、从网友曝光到成为阶下囚，赵红霞事件不过短短数月就进入司法程序。同样是轰动全国的公共事件、同样是对公共利益的戕害，审得了赵红霞，为什么就诉不了郭

美美？相关部门连说两句硬话的底气都没有，如此玄而又玄的情节，最后会不了了之？堂堂红会何以对其忍让无极限？。

陕西公务员QQ交流群(群号：202018689)

文章来源： 延安人事考试网（yanan.offcn.com）

第五篇：红会社监委称“不靠红会吃饭”“重查郭美美”无法律授权

红会社监委称“不靠红会吃饭”“重查郭美美”无法律授权

郭美美事件再起波澜，社监委委员金锦萍表示，社监委没有法律授权，只有建议相关部门进行调查的职责，需要国家公权力机关进行调查，委员会并没有对重启事件进行表决，也不会垄断对此事件进行调查的权利，建议红会协调有关部门，在发现新证据的条件下进行调查。

据人民网、正义网和中国青年网等多家媒体的综合报道，6月14日上午，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下称“社监委”）召开媒体见面会，通报6月9日召开的社监委2013年中期会议有关情况，并针对是否启动“重查郭美美”事件、社会监督委员会是否与红会存在利益关系、社监委的工作机制改革等诸多公众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情况说明。

重查郭美美：社监委没有法律授权

会上，社监委秘书长黄伟民声明，针对广受社会关注的“重查郭美美”一事，鉴于有关部门已对“郭美美事件”作出调查结论，委员表决决定，不再启动重查。

据悉，委员们一致表示，社监委没有法律授权，只能有调查建议权，“社会公众若能提交郭美美事件的新证据，社监委将督促红会协调相关部门对此进行重查。”

“我们没有能力大包大揽，只能呼吁公众一起参与监督，督促红会完善自身的不透明机制。”红会社监委委员袁岳表示，社监委的长项不是调查，而是通过发挥委员在相关领域的特长构建专业的防范体系，避免类似郭美美事件的再度发生。

据《北京晨报》报道，关于此前提出的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社监委委员王永透露，他一向主张重查郭美美事件，并先后三次在社监委提出。6月9日的年中会上，社监委讨论了这个提案，并在委员白岩松的提议下进行了表决。第一轮对社监委是否启动重查进行表决，只有王永和刘姝威委员赞成。

新闻发言人制度调整

由于近期舆论围绕红会和社监委的质疑声不断，这次媒体见面会吸引了大批记者参加，社监委则有黄伟民、杨团、金锦萍和袁岳四位委员参加。但此前曾多次提议重查“郭美美事件”并经常在媒体发声的社监委委员、原新闻发言人王永并未现身。

王永曾先后三次在社监委提出重查郭美美事件。

根据红会社监委此次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调整，今后社监委将没有常设的新闻发言人。社监委秘书长黄伟民表示，以后将由其本人牵头协调，根据信息发布需要，组织所分管事务的其他委员参加新闻发布沟通活动。社监委应根据社会公众和媒体的要求，加大沟通频率，不定期召开信息发布会。

拷问利益关系：“不靠红会吃饭”

郭美美事件后，中国红十字会遭遇信任危机，而近来数位社监委委员也被接连传出与红会存在利益关系。知名爆料人周筱赟发文称，红会社监委实质就是红会养的公关部，此后有5名委员被质疑与红会有利益关系。据新华网报道，对此，黄伟民介绍，为确保社监委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六月初通过的委员守则规定，担任社监委委员期间以及离任一年内，不得参与红会的项目，提供有偿服务。

据了解，2012年底，中国红十字社会监督委员会成立。社监委委员并非社会公选，而是受红会邀请，以志愿者身份提供建议及监督。@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简介上写明：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是第三方独立监督机构，由16名委员组成。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是具有深厚专业背景、广泛社会影响、热心公益事业的知名人士和志愿者。所有委员和红会均无隶属关系，也不从红会领取任何形式的报酬。由此表明，社监委是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

袁岳指出，社监委不是独立法人，没有独立运行的费用，“不靠红会吃饭”。在进行评估时，第三方的评估费用，大概相当于项目总费用的5%－10%。而现实情况是，大部分捐赠人对捐钱做评估没兴趣，因此大部分项目是没有评估的。专业监督是有成本的，基金需要建立一个机制。

定位：专业桥梁

关于红会的定位问题，社监委委员杨团表示，社监委不是公众直接监督的组织，也不是单纯的专业性的监督组织，而是公众、媒体与红会沟通的专业桥梁。社监委只能用建议手段进行督促，不具备行政、执法权。

而王永认为，社会监督至少应包括专业监督、公众监督和媒体监督三个方面。专业监督一般通过顾问、咨询的方式进行，目标是防患于未然，形式上很像咨询委员会。公众监督通常指对贪腐违纪等个案的监督。社监委现有委员大都更适合专业监督。所以他建议社监委增加公众代表和媒体代表，以加强公众和媒体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