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腐官员忏悔录

第一篇：贪腐官员忏悔录

贪腐官员忏悔录：汶川地震后开始追求金钱享乐

《忏悔实录Ⅱ》封面

9月25日，四川省纪委、四川省监察厅在全省范围内下发了6.4万册警示教育读本《忏悔实录Ⅱ》。这本记载了24名因贪腐入狱的基层官员忏悔自述的小册子，被免费发放到全省乡科级以上党员干部手中。据四川省纪委网站通报，2013年至2014年9月底，全省共立案查处涉及“四风”问题的案件3847件，处分3306人；建立分级通报曝光机制，点名道姓内部通报典型案件736件（次）、公开曝光376件（次）。

自十八大以来，四川成为官员落马的重灾区。按照四川省纪委及四川省监察厅的要求，《忏悔实录Ⅱ》被要求作为党委中心组学习、民主生活会、任前廉政谈话的警示教育读本，以及“廉政教育大讲堂”、党校（行政学院）培训的必修课。

这是四川省继去年下发《忏悔实录I》之后的又一本警示教育读本。今年以来，四川省纪委监察厅还组织播放《聚焦廉政》37期，制发《阳光下的“黑幕”》警示教育专题片6500套，组织397个单位的27000多名党员干部到省法纪教育基地参观接受警示教育。

24名贪官忏悔自述，全栽在钱上

《忏悔实录Ⅱ》全书由24名因贪腐入狱的官员自述组成，每篇官员自述后配有一篇名为“警钟长鸣”的具体点评，针对该官员具体的贪腐事项，做出说明，并加以告诫。

全书由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作序。王东明在《序言》中写到“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毁。反腐败斗争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个人放松了学习，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动摇了理想信念，与党的宗旨背道而驰，最终在权力、金钱和美色面前打了败仗，沦为历史的沉渣。”他希望这些真实的案例，能够给人以思想震撼，起到警示教育意义。书中选取的24名基层官员，分别来自四川全省除资阳市外的20个地级市（州），其中达州市、广安市、眉山市、甘孜藏族自治州各有两名官员入选。

“5·12之后，我觉得要吃喝玩乐”

在24名官员的忏悔书摘录中，12名官员自述出身农村，艰苦求学后方入职党政队伍。“看到那些来找我办事的煤老板，素质不高，个个开好车、住好房、胡吃海喝，莺歌燕舞，于是心理开始失衡了。把自己与他们比，心里不服。”、“拒绝了第一次、拒绝了第二次，没能拒绝第三次；拒绝了其他老板，没能拒绝朋友推荐的老板。”有官员在忏悔自述中这样写到。

24名官员都对自己从政生涯中的错误做了总结：“人生坐标错了、个人私欲膨胀、组织观念淡化、责任意识丢失”、“放松了对世界观的改造、放松了学习”、“盲目自信、心存侥幸”、“下属撺掇”、“交友不慎”、“放纵欲望，没有时刻约束自己”、“不讲党纪国法，胆大妄为敛财；不讲组织纪律，对党不敬不忠”、“唯我独尊、过于自负”……在这些小标题下，是他们写下的对父母妻儿的满纸悔意。

不少官员都提到自己年轻时处处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后随着职务的升迁，社交圈子的变化，他们的想法与行为也出现了变化。“与有钱人打交道的时间多了，大家谈论比较多的话题是如何当官，如何挣钱，如何送子女出国。”一名前县委书记写到，他曾经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模范个人，三年前，因收受贿赂138万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一名前交通局局长写到：“我把哪些钱能收，哪些不能收的分开，一类是自己觉得收了人家的钱，要给自己在工作上添麻烦、添乱的不敢要，即便收了也要退回去；另一类是事情已经做完，且没有给自己添麻烦的，收了就觉得没事，他们是在感谢我。”

这名前交通局局长因收受贿赂144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特别是5·12汶川地震后，我更加感觉到人的生命脆弱，活一天算一天，活着就要抓紧时间吃喝玩乐。……我的人生没有目标，生活追求享乐，我开始无休止地追求金钱和享乐。”每名官员从廉洁走向腐败的转折点不尽相同，这位前体育局局长，最终被判处了十二年零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交友不慎，染上赌博恶习

达州市某乡财政所长，侵吞、挪用、借款近150万元，用于赌博。

“2008年，我挪用单位公款23万多元，大部分打麻将输掉了。我没有办法，就用单位的专用收据向民间借款，自己支付利息，如果有机会赢回本钱，就把本钱还给人家。但后来我又输了15万，所以我又挪用公款26.3万元。为了填补这笔漏洞，我先后两次采用收入不入账的方式贪污公款26.3万元。然后，我在一个诗人茶馆里又输了22万多元。”这名官员详细陈述了自己多年来慢慢被赌博改变的人生轨迹，后悔不已。他回忆，很多年前，自己是一名成绩优异的农村少年，有过聪慧贤达的妻子，乖巧听话的儿子，“但因为赌博，我用双手葬送了自己的一生。”

这名官员被判处二十年的有期徒刑，他最后写下的话是“千万要远离赌博，远离损友，它会葬送你的一切，它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它是一个无底深渊。”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

在每篇官员的忏悔书后面，都附了一篇评论。评论分析该官员如何一步一步走向贪腐，受到了怎样的诱惑，然后对领导干部给予谆谆告诫。

“谭XX极爱思考，但他对‘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底线在哪里’，‘利与义孰轻孰重’这三个问题却没有弄明白。他面对金钱的诱惑、权力的考验，没能经受住，丢掉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思想防线失守后的谭XX自此犹如江河决堤，屡屡触碰法纪红线，彻底蜕变为一个为人所不齿的贪官。”

除了类似上述的点评外，全书评论中共引用33句古文，劝诫人们为官莫贪：“前车已覆，后未知更，何觉时”、“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者从其所欲而及于祸”、“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以权交友，权倾则情绝；以利交友，利尽则友散”、“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临财勿苟得”。此外，评论中亦引用康德的话，“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时常反复地思索，越是在心中灌注了永远新鲜和不断增长的赞叹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同时，全书还配发了66幅漫画，直指官员贪腐后必被绳之以法。

“这个书是通过真实的案例，原原本本的忏悔，深入浅出的点评，以案说纪，以案明法，给人以强烈的思想震撼，为我省实施‘三大发展战略’，实现‘两个跨越’提供坚强的纪律保证。”王东明在序中说到。

“上班时间，下河游泳” 县委书记的绝对权力

在一名前县委书记的自述中,他称自己,“上班时间，下河游泳，给全县机关作风带来不良影响；在接待方面讲排场，衣着讲名牌，讲派头，忘了党的艰苦朴素。”

这名县委书记年轻时也有过“到边远地区干实事”的想法，他用了5年的时间，使乐山市的一个区综合考核排名年年上升。“然后，就有人叫我老板，逢年过节就有人给我送钱送物，我就真的以为是自己能力高、威信高，就开始飘飘然。”

“我感受到，党和人民赋予县（区）委书记的权力是很大的，区县的所有决策部署，虽说是由县（区）委集体决策决定，但作为县（区）委书记的意见是起主导作用的。

在区县，虽说党政主要领导在事权上有所分工，但实际上，县（区）委书记，不但掌控了人事权，而且也掌控了经济圈。因此，在区县，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请求协调工作，帮忙办事或希望升迁、调整岗位等，县（区）委书记手中的权力，都是能办到的。

在区县，谁不听招呼和服从安排，我可以以影响阻碍发展、办事不力的理由，对部门的负责人提出调整意见，即便是重要部门，人事权不在区县，我也可以以县（区）一级党委的名义向他们上面反映，提出建议调整人选的意见。”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该县委书记在面对组织调查时，还试图转移非法所得财物，找相关人员串供，并拒不承认所有罪名。“现在我认识到，自己的这些做法是非常愚蠢和错误的，组织的力量是强大的，任何人都无法阻挡。”

这名前县委书记后被判无期徒刑。

2名试图辩解的贪官自述

在24名官员忏悔自述中，有两名官员的忏悔书被点评为“一再为自己开脱，并不全面、深刻。忏悔中颇多狡辩之词。”相比其余22位官员的深刻反省与自责，这2位官员的忏悔自述显得简短而自信。

其中一人的忏悔书是其在法庭上的发言，“我来自农村最基层，镇政府补助给我的工资是每月510元，且是半年发放一次。就光是我工作的地点离乡镇大约是20公里路来讲，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两轮车费来回都要60元。如果全靠镇政府所补助给我的工资来养家糊口，那是远远不够的。”这名官员是内江市某村的党支部书记，因侵吞集体财产2.96万元被判刑四年。评论中指出这是一起典型的村干部在村级事务管理中滥用职权、相互串通、共同违法的案件。“他的行为表明，目前在一些村干部中，还存在着‘法盲’，他们缺乏基本的是非判断，不清楚错与非错，罪与非罪的边界”。

另一官员因滥用职权改变土地用途而被判十三年零六个月，他称“在招商引资中，先上车后补票的现象普遍存在，想到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就同意该集团落户产业园并答应边干边完善手续。”

评论里严厉批评了这一托辞，称其“胆大包天”。“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须严格执行，要严以用权，按规则、制度行驶权力。”

四川省纪委要求全省乡科级以上党员干部分层分类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座谈交流、撰写体会等形式，认真学习《忏悔实录Ⅱ》。书中还设计了“回执单”，要求乡科级以上党员干部学完后，必须填写回执单，撰写读后感。

在全书最后，引用了郑板桥的诗作为结尾：

名利竟如何

岁月蹉跎

几番风雨几晴和

愁风愁雨愁不尽 总是南柯

2014.10.22

第二篇：省部级官员忏悔录

省部级官员忏悔录

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本应该为中国铁道、为中国梦做更多的贡献;我是书法家，求你们不要杀我，我就留在这里免费给你们写字，天天写，每天给你们写一幅;我低估了组织，高看了自己，像个党内‘个体户’……猜得出上面这些都是哪个落马官员的忏悔词吗？今天来和政知局一起来看看那些省部级官员们,在法庭上或监狱中如何忏悔。刘铁男原任职务|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受审时间|2014年9月24日涉案金额|约3558万忏悔时长|约5分钟忏悔摘录“我|每每看到起诉书，都在反问我自己，这是我吗？怎么会到今天？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这是哪里呀？我怎么会堕落成这样呢？”“每天我都在自责，因为我的过错把孩子也毁了，让他走上歧途，我对他的犯错误，养不教，父之过，对他的犯罪我应该负全部和根本的责任。”“他三十岁还没有小孩，每天我都生活在忏悔之中，每天晚上我都要吃安定才能睡着，睡觉之前想着这些事，醒来就是这些事，太痛苦了！”王素毅原任职务|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受审时间|2014年5月29日涉案金额|1073万元忏悔摘录|“愧对了党和人民的培养，一切都源于放松了世界观的培养。”判决结果|无期田学仁原任职务|吉林省副省长受审时间|2013年10月10日涉案金额|约1919万忏悔摘录“愧对党和国家多年的|培养。”判决结果|无期刘志军原任职务|铁道部部长受审时间|2013年6月9日涉案金额|约6460万忏悔时长|约10多分钟忏悔摘录|“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本应该为中国铁道、为中国梦做更多的贡献，但是因为放松了自己的学习，放松了思想上的警惕，走到了这条道路。”“感谢党这么多年的栽培，感谢办案系统的教育，自己犯了这样的错，确实是因为放松了自己的学习和思想警惕。本身应该利用自己的能力为中国梦、为铁道贡献自己的能力。现在感觉对不起家人。”判决结果|死缓宋勇原任职务|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受审时间|2011年1月14日涉案金额|1022万余元。忏悔时长|10多分钟忏悔摘录|“此时,我的心情是悔恨交加,而且我的这种悔恨交加,是没有任何宿命结论的真悔真恨,是触及灵魂的痛恨。由于我是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党的形象的损害更为恶劣。”“我放弃了政治坚守,陷入了精神迷境。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发生了动摇,入党宣誓时的热血基本变凉了,最后变成无法医治的‘败血症’。”“我的贪欲,是随着对家庭幸福生活目标的不断提高和位高权重而逐渐滋生和膨胀的。是贪欲使我变成了魔鬼,使我成为金钱的奴隶。”判决结果|死缓陈良宇原任职务|上海市委书记受审时间|2008年3月25日涉案金额|239万忏悔选录|“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上海人民，对不起我的家人。”判决结果|18年王有杰原任职务|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受审时间|2007年l月19日涉案金额|约1400万忏悔时长|20多分钟忏悔选录|“礼品包藏着祸端，错一步就是万丈深渊”。“把反腐防线筑得牢牢的，人际交往要慎之又慎”。判决结果|死缓慕绥新原任职务|沈阳市市长受审时间|2001年8月15日涉案金额|约930万元忏悔摘录|“我低估了组织，高看了自己，像个党内‘个体户’，我行我素，放弃了接受组织监督的机会。就是在中央纪委对我的问题进行初核调查的2000年7月，我在北京301医院住院期间，仍然把组织监督放在一边，收受各类人员贿赂100余万元。这些事实说明，我犯错误很重要的原因是摆脱组织监督的结果。这个苦果葬送了我的政治生命。因此，我希望更多的地方党组织一定要发挥组织生活、组织监督的真正作用。”判决结果|死缓胡长清原任职务|江西省副省长受审时间|2000年2月13日涉案金额|545.55万忏悔摘录|“我是书法家，求你们不要杀我，我就留在这里免费给你们写字，天天写，每天给你们写一幅。”判决结果|死刑徐炳松原任职务|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受审时间|1999年1月22日涉案金额|55万忏悔摘录|“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像我们这些当官的，也得到了巨大好处。我的老伴、儿子、儿媳，全家都有较好的工作，收入不菲。而我们尽管组织上规定的待遇并不高，但实际上住房、坐车、医疗、吃饭及其他活动交往等等，绝大多数人是达不到的。组织和人民给予我们的确实很多很多。我没想到，我还会变成一个运用权力拼命掘取、拼命贪婪的人，但不容置疑，我确实在贪。”“我受贿这么多钱，官是不能当了，希望能给我几十亩试验田，我用高科技来种田，为国家做点贡献。”判决结果|无期

第三篇：贪腐官员忏悔辞大数据分析（精选）

自由谈 来源：凤凰评论原创出品 2014.12.23

“官员悔过书”的大数据分析

在奥古斯丁那里，“我忏悔故我在”，落马官员们把它转化为，“我忏悔故我的政治命运可能还在”。在这种功利赤裸的转换中，我们从没有看到良心的位置，和赎罪的叩问。

“私念像精神鸦片，麻痹了我，使我灵魂出窍，闯下大祸；私念像脱缰的野马拉着我奔向深渊……” 不用搜索，不用浪费多少脑细胞，估计你也能很快大致判断，讲话者为何身份，讲话背景是什么。是的，这是南京原市长季建业的悔过书。高墙内外，落马官员摇身一变，之前夸夸其谈廉政建设，而今声泪俱下现身说法，季建业不是第一个，亦非最后一个。

日前，有媒体报道提及，至少53名落马官员进行过公开忏悔，其中，近六成人发表自己的贪腐史，剖析个人贪腐原因；有14人“我是农民的儿子”开头。

虽然不少忏悔者告别了官场生涯，但成为标配的悔过书，已构成另一种的官场话语。那么，从大数据的角度看，作为一种独特且自成一体的话语体系，用大数据的思维分析来看，落马官员的忏悔，到底有何规律？ 分析之一：高频词汇同质化

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托尔斯泰这样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但不幸的家庭各不相同。用这句话的前半句，来套用落马官员自陈的堕落缘由，再合适不过。

浏览落马官员的忏悔书，你总能发现，他们坠入深渊，要么是“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要么是在“金钱（或者美色）的诱惑面前失去了抵抗”，或者是“脱离了组织生活”，“法律意识淡薄”。防线一松懈，自然而然，“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或“拜金主义”乘虚而入。

此外，信仰、纪律、底线、廉洁、信念，这些词汇更是信手拈来。这些饱含德化色彩的词汇和概念，官员在位讲，落马也讲，在源头上，它发轫于党纪党规的思维模式。这可以看做一种呼应，有无反思效果姑且不谈，除去话语使用上的惯性，其中的一些功利因素不可忽视：官员的不少忏悔会写在双规期间，大谈德化话语，意在将问题限定在党内处分层面。

2012年03月23日，湖北黄石的《东楚晚报》以头版整版篇幅，刊登了一份当地落马官员袁小安撰写的“悔过书”，一时成为网络热点。不过，该报电子版很快就删除了头版内容。

官员忏悔在词汇使用上的同质，还不止于此。正如媒体盘点的，“我是农民的儿子”成为不少落马官员钟爱的开头，比如，原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曾忏悔道，“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虽然“农民的儿子”后来“忘记了党的培养”，“走上了歧路”，不过，这个草根出身的身份抛出来时，博取同情、呼求宽大的动机，并不难看出。分析之二：八股体例套路化

“忏悔体”的套路化，不仅体现在遣词造句上，还体现在悔过书的谋篇布局上。不妨看看官员的忏悔录，其结构，多数是三段论式的。

第一部分，落马官员通常会“痛说革命家史”，从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讲起。如果不是“农民的儿子”，那也无碍，有一个凄苦的经历，也够了。比如前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当庭忏悔时，就强调自己的孤儿经历。总之，尽量把自己步步爬升的曲折展现出来，将苦难的过去剖白给世人看，对接底层的怜悯和共鸣。有的官员被剥脱了政治生命，有的甚至剥脱了“同志籍”，这些官员“向何处去”？自述家史的艰辛，在这里，有一种回归底层的意味。回不回得去，群众接受不接受，另当别论，动机摆在那里，姿态已到位。就好像一个盗窃被抓现行的小偷，你还没开始批评，他就痛哭流涕地诉说生活的艰辛和人生的苦难，总有点让人狠不下心的味道。

道尽艰辛，忏悔往往进入第二层面。如何丢掉信仰，如何“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在各个位置上怎样贪污腐败堕落，吃拿卡要，收了谁的钱，竹筒倒豆子地讲出来。理论上，悔过书中有没有这些内容，事实都会被严查，写进判决，对外公开。不过，交代腐败史的环节却鲜有官员省略，哪怕是记流水账，也要交代清楚，聊表“诚意”。

用媒体的话来讲，“痛说革命家史”之后，往往是“狠斗私字一闪念”。要忏悔就要道歉，向谁道歉，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对不起“党和人民”，辜负了“组织的培养”、“领导的信任”，欺骗了“群众的感情”。面向未来，在今后，一定要“痛改前非”、“洗心革面”。

从过去讲到现在和未来，以时间为轴，官员忏悔完成了毫无保留的“交心”。当然，具体到各个落马官员而言，交代的过程可能有所打乱，甚至有所省略，但套路却如出一辙。

分析之三：忏悔模板标准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文本格式：

我出身××（可以是“农民的儿子”，可以出身贫寒……），从小××（吃苦耐劳的成长史一定要再现），经过××努力，成为公务员……

担任××以后，我××（“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或者“没有抵挡住金钱的诱惑”，廉政词汇要活学活用，大谈信仰丢失准没错）……先后收了××（谁）的××（多少钱）……

我对不起××（党和人民，或者领导，或者组织），我××后悔（形容词要用得浮夸，比如痛心疾首就比追悔莫及有力），今后，我一定××……

2007年7月11日，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张绍仓当庭悔过，然而记者发现，其悔过书和《检察日报•廉政周刊》在2007年5月29日以《“我的错误是在无监督约束下发生的”》为题刊发的悔过书有几处雷同。

这样的文本，可以套用到所有落马官员身上，贪官忏悔，等于在做填空题。所以，在这块土地上，忏悔是出奇地容易，且随时进行，尽管它是廉价的。

分析之四：语言战术表功化

真正给忏悔打上个人印记的，往往是各自夹带的私货。

夹带私货的手法，不限于“农民的儿子”开头。比如，张曙光在二审的忏悔中说道，“在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我们上百个工厂，几千名工程师，几万名职工干了整整7年，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高速铁路体系”。说完贪腐历史，不忘高调表功，潜台词呼之欲出。

2014年10月17日，张曙光及其辩护人表示，他为中国铁路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应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但这一请求并未被认定为立功。

当然，并不是所有官员，都讲完问题直接讲成绩，赤裸裸表功，更多的忏悔，是将问题和成绩巧妙地糅杂在一起。比如，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就谈到，“本应该为中国铁道、为中国梦做更多的贡献，但是因为放松了自己的学习”。“更多的贡献”是无法兑现了，但“现有的贡献”却通过它的忏悔之口说出来。换了一种隐蔽的形式，功劳还是表了。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就表示，“我是书法家，求你们不要杀我，我就留在这里免费给你们写字，天天写，每天给你们写一幅。”姿态低入尘埃，软磨硬泡，只求保住性命。虽然拙劣，却也是战术的一种。

将忏悔战术玩到极致的，上述这些人还不算。忏悔功利化，也是个官场战术的问题，官员落马后依旧将这套战术用得游刃有余者，当属成克杰。他在纪委环节忏悔道，“接受党和国家的一切处理，不需要辩护”，态度诚恳，不卑不亢，岂料庭审环节，推翻之前的交代被他完全推翻，强调自己的行为只能算是工作失误，为政治生命做最后一搏。

落马官员在忏悔时，战术运用不止于此，比如有的官员深度不够、字数来凑，有的官员将责任推到“亲戚朋友”，有的官员避重就轻，怪组织没提醒……

无法真正忏悔的贪腐官员 现在见诸网络的官员忏悔录，其实远不止上述媒体盘点的53篇。仅仅《检察日报》的贪官忏悔录栏目，从2006年连载至今，已有数百篇。忏悔的滥觞，以及格式化的写作模式，也说明忏悔的警示后人的功能，并没有如预期般起作用。相反，它将落马官员的功利暴露无遗。

这些动辄悔不当初、声泪俱下的落马官员，其实没有学会过忏悔。在位时，他们被官场话语和思维模式所浸淫，讲话靠秘书写稿，一旦身陷囹圄，那套日常挂在嘴边的廉政用语和思维得到了接续，但是忏悔却得亲力亲为。没有绕身的智囊，只能用标准化的模板套。

这样的忏悔，毫无深刻可言，面向内心的追问，只能追溯到某种肤浅的东西上去。就好像刘铁男的儿子刘德成回忆的，“小的时候每次我爸骑车带我去奶奶家的时候，都不走大路，都串胡同，跟我说这样近，做人要学会走捷径”。在刘德成的忏悔中，“走上歧途”跟“从小走捷径”关联起来，看似有理有据，以小见大，实则毫无逻辑，忏悔到这个层面，徒有形式。

专栏作者王书亚曾这样写道，当奥古斯丁说到忏悔时，包含着类似法庭审判的场景。这场景有三个因素，一是有审判者，他倾听、问责，并施恩赦免；二是场景的透明性。人可以审判人的行为，但人不知道人的心。第三是公开的见证。

落马官员的忏悔，在这三个层面都存在着缺席。在审判者意义上，官员的忏悔，通常是面向党和人民这样的大词，更功利者，直接面向决定他命运的组织，对组织说话，恳求组织的宽宏大量，而非对那些被权力伤害的人。中国落马官员的忏悔里，看不到审判者的位置。

之于透明性层面，同样如此。看看那些表功者吧，他们甚至毫不掩饰地谈政绩，这样的忏悔只能审判官员的行为，官员的良心并没有得到审判，尽管他们将信仰挂在嘴边。至于公开的见证，在技术上确实做到了，但是徒有公开见证的忏悔，没有审判者，没有透明，有何意义？

在奥古斯丁那里，“我忏悔故我在”，没有学会忏悔的落马官员，把它转化为，“我忏悔故我的政治命运可能还在”，在这种功利赤裸的转换中，我们从没有看到良心的位置。在这个没有上帝的土地上，忏悔贪官与自己的和解，总是如此容易。

第四篇：官员贪腐央视《新闻联播》竟然躺枪

官员贪腐央视《新闻联播》竟然躺枪

而今，贪官落马后所写的形形色色的“忏悔录”，已成为反腐败的生动一景，成为我们窥探落马官员真实内心世界的一个窗口。只不过，这幅景象不那么真实；这扇窗子上，还挂满了转移人们视线、遮蔽真实情形的各色幡帘，稍有不慎，人们便很容易乱花迷眼，轻易入毂贪官及其“忏悔录”设定的虚假情境中。

总体而言，貌似深刻、全面、“字字泣血”、痛彻心扉，还要辅以痛哭流涕、锤头顿足，乃几乎所有贪官“忏悔”的共同特点。

比如，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的“忏悔录”，竟连用了8个“痛”字，称自己“历经环境落差带来身心之痛，对挚爱亲人牵挂之痛，向党坦陈全部过错悔恨之痛，反思自己背离理想信念灵魂之痛，痛上加痛，痛定思痛……”一个“痛”字连说8次，难道就能折掉贪腐之罪？

再如，北京市大兴区原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学元走的是“诉苦”的路数，“父亲十六岁时一人从河北老家来到北京学徒，靠一个人的工资养活我们一大家子近十口人。我小的时候家境十分困难，甚至到了吃不饱、穿不暖的地步……” “可以说是小时候穷怕了”，是故，才贪、才受贿。更多的“忏悔录”，把堕落腐败的原因归结于“不懂法”，或情法矛盾纠结，情而忘法。

所有这些，其实更加佐证了贪官 “忏悔录”之不能当真——以貌似深刻、最冠冕堂皇、最容易打动人的理由，巧妙地为自己开脱，获取减刑减罪，方为这些贪官及其“忏悔录”的真实目的。

而今，贪官的“忏悔录”又有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新样本——据近日媒体报道，烟台市原副市长王国群，在剖析自己腐败犯罪的肇因时，老套路地言自己“不学法、不懂法”之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2005年10月，烟台市政府荣获联合国人居奖，我作为代表去现场参加了颁奖仪式，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曾为此专访过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有了骄傲情绪……就在这个时候，一些认识多年的商人朋友逢年过节来看我，给钱或者购物卡，我当时没有认识到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我当时想，和这些人认识多年，感情不错，这就是礼尚往来。如今我才知道，作为领导干部，和商人过多交往就不是正常的礼尚往来……”

作为堂堂烟台市的副市长，作为一个在政坛上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的成人，竟然不知道和商人来往的真意，竟然在和商人打得火热、接受赠予与贿赂时，认为不是错误，并且，至今也不过是认识到，“和商人过多交往就不是正常的礼尚往来”！我们谁见过有这么天真无邪的副市长？我们谁相信世上竟有这么天真无邪的成人？我们谁会认为这样的“忏悔录”有哪怕一丝的真诚悔罪之意？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竟然“躺枪”，被副市长作为人生清廉、正常与贪腐、不正常的分界线。倒推副市长的话语，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的专访，自己也不会沾沾自喜，不会有“骄傲情绪”，进而也不会和商人来往，不会接受贿赂，不会贪腐，不会有今天……一时一地的冲动，一个场面，一个人，一件小事，一句话，成为人生重大的转折，决定了一切……这个路数，实则已成为一种脱离了真实情境的思维习惯、一种世界观，极其强烈地箍进国人的脑海。比如，某人弃医从文，且从文取得了成就，不是实事求是地说当初是不适合从医或成绩不好，而是要拔高到从文的某个高度，等等。

若我们回想我们自己的成长路径，即不难发现，一时一地的冲动，一个场面，一个人，一件小事，一句话之决定论，究竟有多么荒唐！事实上，这些，决定、成就不了任何事情。渐进、积累以及不断的改变、不断的尝试，有时种瓜得瓜，有时歪打正着，方可能成就最后的结果。

烟台副市长囿于这样的思维惯性与这样局促的世界观的影响而陷入这般套路，我们不奇怪；贪官绞尽脑汁、千方百计为自己开脱而想辙，执意言是某件事令自己堕落，我们也不奇怪——我们奇怪的是，王国群何以要扯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专访，何以要把新闻联播的专访当做是自己“从人到鬼”的肇因？

实则，王国群心里盘算的，不外乎如下两点。

其一，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专访作为由头，引出、要人们不要忘记——烟台市政府曾“荣获联合国人居奖”，自己既是领奖代表，当然也是主要功臣。能获得“荣获联合国人居奖”，能获得新闻联播的专访，功莫大焉。而自己的罪愆，不过就是“不正常的礼尚往来”。两相比较，功过相抵，自己当然是功大于过。

这份小聪明，这份小心思，这个小伎俩，这个小花活，其实算不上有多巧妙，却极易蒙骗人。人们在“联合国人居奖”“新闻联播专访”的光鲜语词中，很容易淡忘一个贪官的贪腐事实及对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民众造成的恶劣影响。其二，“新闻联播专访”有多么显赫，这在一个地方官员的人生与仕途字典里，自不待言，说其为人生、仕途辉煌的顶点，亦不为过。“新闻联播专访”，这本应成为一个官员为官的助推剂、加速剂，本应成为仕途更上层楼的自然而然的理由。但是，很遗憾，这却成为人生与仕途的反向动力——在王国群的臆想中，这份令自己终生难忘的遗憾，定当引起更多人的遗憾，进而心软，进而同情，进而对其减刑减罪。终其究，一圈鬼打墙，还是回到了写下“忏悔录”的初衷与原始动机中。人性之本恶与贪婪之天性，无可救药的自我堕落与对权钱的极端嗜好，投机钻营上位及其与上下左右的沆瀣一气……凡此种种，皆遮蔽、消失于如此之“忏悔”中。

所以我说，任何形式的贪官“忏悔录”，皆不足信、不可信。谁信谁犯傻，谁信谁抓瞎。过去如此，当下如此，今后同样如此。

第五篇：人情往来成官员贪腐“遮羞布”：受礼不算受贿？

人情往来成官员贪腐“遮羞布”：受礼不算受贿？

《检察日报》

“五一”前夕，中央纪委先后集中曝光了几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例，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专门开设了纠正“四风”监督举报直通车栏目，引起广泛关注。

“五一”是一个重要节点，“四风”问题可能会有所抬头，并以更隐蔽的形式出现。人情往来也是抓节点中的重要部分。梳理近年来披露的一些腐败案件，就会发现，很多案件被告人均有“收受他人礼金、红包”之类的陈述。从这些案件发展脉络来看，不少贪官就是在人情往来中，一步步坠入了犯罪的深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刘云山4月18日在部委企业高校深化整改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深化整改工作，要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向旧习惯说不，向潜规则叫板。

人情往来是一种旧习惯，但如果让习惯成自然，人情过了线，让潜规则成了规则，就会把准则抛到脑后。反四风和八项规定，就是要从节点抓起、从细节抓起，刹住惯性，改变习惯，以治标带动治本。把握人情往来的度，在人情往来中坚守廉洁红线。人情蜕变：是思想逐渐放松的过程

很多贪官在落马后直言，自己是被“人情”击倒的。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深刻分析了“人情”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分析当下的官僚主义、公权私用甚至腐败等现象，从中都可以发现“人情”的影子。

“对于收受‘朋友’的所谓‘礼金’而坠入犯罪深渊的众多案例，作为旁观者自然不难明辨，作为当事人事后也不难‘洞若观火’，而作为身处其中的当局者，要在特定情境中作出正确选择，确非易事。”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教授袁柏顺表示。

因受贿罪于2013年8月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河南省开封市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森林(副厅级)在忏悔时表示:“给我送钱的，绝大多数都是利用节假日‘人情往来’，我觉得自己就是被‘人情往来’面纱下的铜臭熏倒的。”

李森林供述，他刚到南阳担任组织部部长时还很谨慎，对于“人情往来”一般都会拒绝，拒绝不了的就上交。但后来就控制不住了，开始有选择地收。“从小额的‘人情往来’，到大额的‘事后感谢’，再到后来有些‘事前相托’也敢收了。”据调查，2003年11月至2009年2月，他在担任南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期间，利用管理干部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孙某、郑某等人贿送的财物共计近700万元。

“回想我的过程，多么像温水煮青蛙啊!我就是水中的那只青蛙，水温慢慢升高自己却

浑然不觉，开始时还觉得很舒服，等到水温高了受不了想跳出来时，四肢已经半熟，无能为力了。”李森林在忏悔书里说。

“每个人都知道‘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理，但对于‘温水煮青蛙’理论就未必感悟得那么深刻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郝建臻表示，从开始时收取土特产到收取烟酒器物，再到直接收取金钱甚至美色;从开始时的提心吊胆，到后来的心安理得、麻木不仁，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同时也是一个思想逐渐放松和蜕变的过程。

廉政周刊QQ网友一语评:

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检察院刘景亮:礼尚往来虽好，但不能忘记“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否则最后只能彼此“礼”崩被害。

黑龙江省大庆市检察院何其伟:历数职务犯罪之人，哪一个不存在着规避和侥幸的心理，哪一个不是行为上谨小慎微，思想上却存在侥幸?不把牢思想的总开关，一切都会变得无度!湖北省老河口市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李欢:人情往来时，应淡而不薄，远而不疏，平淡似水，和而不同——用“路径窄时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时减三分让人尝”这一句才能表达清楚。

人情尺度：正常往来还是变相贿赂

有人认为“小吃小喝不算过，小拿小要没什么”，还有人标榜自己“大吃不大喝，收礼不受贿”等等。他们对自己的过失不以为然。新中国第一大案中的刘青山、张子善就是由收受一条“哈德门”香烟开始，一步一步陷入腐败泥潭的。

“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公职人员，也有其作为普通社会成员的生活，有正常的社会交往，这其中就免不了有‘礼尚往来’。”袁柏顺说。

郝建臻表示:“身为领导干部应该小心，特别是当他人以‘正常的友情交往’为借口向你做利益输送的时候，要保持高度警惕。”

说易行难。特别是当一个人面对足够大的诱惑和权力行使的“空间”的时候，这种人性自我膨胀的一面就会暴露无遗。

2008年11月12日，重庆市规划局原副局长梁晓琦受贿1589万余元被一审判处死缓。一个月之后，他在写给纪检监察机关的忏悔书中如此沉痛地忏悔:“对于红包、礼金之类，从一开始不予拒绝，早晚就会突破防线。防线一旦突破，剩下的必然只有贪婪的后果。”

事实上，这名“规划巨贪”第一次收取的红包只是50元钱，但第一次被突破后，他胆子就大了，进而发展到对受贿习以为常。

梁晓琦并非个例。从以往贪官的落马轨迹来看，多数与收“红包”问题相生相伴。近年来，类似收“红包”的边缘性腐败，已呈现多样化趋势。而现实中，很多领导干部在观念认识上，对“人情吃喝”这种带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认识不足。据媒体报道，截至2013年12月7日，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单位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已全部召开。400名省区市党委常委中，228人查摆(即找出问题等不利因素的原因所在，及时修正)了吃“人情饭”、喝“人情酒”等问题，这一现象值得深思。

现实中，有些贿赂进行得十分隐秘。比如借逢年过节、住院疗养、婚丧嫁娶、生日寿辰等的机会，变相送礼收礼;以正常的人际交往或尊重亲情友情之名，行徇私投机或行贿受贿之实;乘检查工作、考察考核、指导调研等机会，拿点价格不菲的“土特产”、“纪念品”，等等。

廉政周刊QQ网友一语评:

山东省济宁市城郊地区检察院李弘:人情讲究的是礼尚往来，对刻意巴结权力的人来说，送礼等于是肉包子打狗，那么他们送出的就不是“礼”，而是贿赂了。

江苏省大丰市检察院政治处董爱中:其实无论亲情、友情或是其他诸多情谊，增进情感的途径绝非人情往来一条道。

湖北省老河口市检察院政治处李晓旭:应该杜绝把对公共行为的感激之情还给了私人。人情往来：别拿习俗惯例当幌子

在一些腐败案件中，很多贪官以“人情往来不算受贿”为借口，妄图为自己的罪行开脱。涉嫌受贿12.3万元的武昌规划土地管理局原局长杨少洲2006年10月在法庭上受审时，否认了所有对他的指控，认为别人送他钱都是正常的“人情往来”。

杨少洲庭上辩称，别人送红包财物，都是社交中的礼尚往来，他也都还过情。尤其是他小女儿结婚时，一徐姓房地产商曾送1万元贺礼，不久徐家办丧事，他即回送了5000元礼金，云云。

湖北省天门市“五毒书记”张二江，对其13项收受贿赂的指控辩解为“礼尚往来”、“有错无罪”;还有利用工程发包而收受308万元贿赂的“三湘”女巨贪蒋艳萍和受贿200多万元钱物的哈尔滨市原常务副市长朱胜文等贪官，都把受贿视为“人情往来”，曲解“人情往来”的应有之义，为其贪污受贿诡辩。

所谓“人情往来”不过是贪官受贿的“遮羞布”罢了。正如检方指出的那样，给杨少洲送贺礼的那位房地产商曾托杨少洲办过事，“贺礼”实际上是“好处费”。其他人送钱，也都是有求于他。杨少洲多次利用手中职权，为不法房地产商开绿灯，并借机收受贿赂，这远远超出“人情往来”的范畴。

实际上，“人情往来”早就成了贪官敛财的手段之一。吉林省原白山市政协副主席、白山市委统战部部长李铁成在担任靖宇县主要领导期间，大肆受贿“卖官”，据其交代，他受贿的途径竟是“六大日子”，即自己的母亲去世、自己手术住院、三个子女结婚，再加上逢年过节。在贺婚、探病、祝寿、拜年、吊唁等理由中，李铁成受贿绝大多数是发生在“人情往来”的面纱下。

“错把贿金当礼金”背后反映的是习俗惯例等对法律纪律的凌驾。袁柏顺表示，公职人员若单以前者而非后者为度来衡量行为，自然从一开始就拿错了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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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石家庄新华区检察院李浣:把握人情往来的度，就是彼此多在情字上做文章，少在财物上用分量。

湖北省老河口市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科陈凯蒂:如若你只是想行友谊之名谋一己私利，请带着贿赂和奉承离开。

人情规范:应该给红线通上“高压电”

一些贪官还援引社会上存在大量不正之风为自己的腐败行为开脱。安徽省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称，“当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下级给上级领导送礼的风气”。

我们党和政府对党员领导干部收受礼品方面的规定不可谓不多，甚至还有直接对领导干部交友提出的要求。可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的领导干部未能抵得住诱惑，甘当了“人情”的牺牲品呢?

袁柏顺认为，作为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法律法规与党纪政纪条规之明文规定，众所周知，领导干部不会不、不应不知道。最初收受贿赂者大都寝食难安正可以说明这一点。“中国人‘好面子’是一个重要的心理诱因。这‘面子’一方面包括自己的面子，认为别人找自己办事证明自己有本事，别人给自己送礼就是别人尊重自己，‘把自己当回事’，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另一方面也包括别人的面子，怕驳人面子，把人际关系搞僵。”郝建臻这样认为。

受访专家均表示，对于公职人员来说，慎交友，谨处友十分重要。不管是真心承认还是矫情声称未能分辨礼金与贿金，将一切恶果归因于交友不慎、处友不当，这种解释都是站不住脚的，最终责任毫无疑问应该是公职人员的，相关行为产生在于其自身的选择与决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郝建臻表示，社会中的每个人既是政治的动物，本能地会趋炎附势、趋利避害;亦是经济的动物，天然地进行成本与收益的计算，以求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官员必须要警惕，防止在“哥们”的“情谊”中为别人实现其不法利益作无谓的背书。

准确把握度的主动权与责任在于公职人员自身，而公职人员能否把握好度，则不能仅限于公职人员自身。袁柏顺认为，勉励公职人员“日夜孳孳，敏行不怠”，谨守法纪之度固然重要，各方面也应该提供助力，不能让公职人员“独自在战斗”。

“就这一方面而言，体现对腐败行为零容忍的法律，可以画出红线使之不敢越雷池;透明与监督，可以让腐败行为不至明目张胆。”袁柏顺指出，“但最重要的，是对腐败行为不惧不偏、及时坚决、常态化的惩处，打消不法行为的侥幸心理，防止其一步步陷进深渊。”专家表示，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十八大以来在腐败惩治方面的积极进展，未尝不是在帮助公职人员在“礼”与“贿”之间作出正确选择，要给红线通上纪律的“高压电”，帮助公职人员在正常社会交往与腐败交易关系之间划出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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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山丹县检察院政工科副科长石文纲:在人情往来中，既要重感情、讲诚信，又要严守原则、正义和法律底线，善于把握人情的范围、力度、频率和可行性，把人情尽量限定在尽心和情分的范围内。

河南省义马市检察院杜恩:适度狠刹“人情风”，在制定相关政策制度时，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基础工作，最大限度地符合所追求目标的要求，减少人情的成本和操作难度。高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