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某的合同诈骗罪控告状

第一篇：张某的合同诈骗罪控告状

合同诈骗罪控告状

控告人：张某，男，汉族，19**年*月*日出生，个体工商户，住**省**市

联系电话：139-****-****。

被控告人：郭**，男，岁，汉族，现任**省**市*族自治县林业局副局长，住某省*市*族自治县。电话：

被控告人：陆**，女，岁，汉族，无业，住。电话：

被控告人：孙*，男，岁，汉族，无业，住。电话：

请求事项：

1、请求公安局机关依法立案、侦查被控告人郭*、陆*、孙*等三人利用合同诈骗行为，追究其刑事责任。

2、追回控告人因受诈骗的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并责令被控告人赔偿其合同诈骗行为给控告人造成的经济损失1000万元。

事实和理由：

于20**年*月*日，被控告人陆*和孙*隐瞒事实真相、以假夫妻的身份，由被控告人郭*隐瞒陆*和孙*假夫妻以及孙*假名的事实与控告人签订了“四荒租赁合同转让协议”，先后骗取控告人人民币100万元。基本事实如下： 于2012年5月份、时任*市*族自治县*乡副乡长兼任*乡大阳村书记兼任村主任被控告人郭*，对控告人说“他朋友在该村承包了400亩荒地无力经营要转让，转让费100万元”。控告人同意后，被控告人郭*于2012年6月18日以对方要定金为名，被控告人郭*领着控告人到*县建行，由郭*提供假名的孙*账号打入了50万元；在此之前，被控告人郭*以给控告人办成此事又拿走了50万元。

于2012年7月3日，被控告人郭*又叫控告人带现金10万元去沈阳跟陆*和孙*假夫妻签合同，剩下的40万元由被控告人郭*给付、当时也没有给付，至今被控告人郭*还差10万元还没有给控告人；后来在公安机关得知被控告人孙*是个隐瞒事实真相的假冒货。

控告人与被控告人陆*签完合同后，对“四荒租赁合同转让协议”的地界进行了实际测量：该地不是400亩，只有85亩。当时，控告人就要追究被控告人郭*、陆*、孙*等三人利用合同诈骗行为，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时，被控告人郭*已经提升为*族自治县林业局副局长了，便组织以谢*等一些社会人员对控告人进行打击和施压、并到控告人仅有的85亩四荒地里进行栽树苗强行占地。当控告人制止时，被控告人等又在捏造和编造控告人破坏林业的事实，将控告人刑拘了34天。使控告人蒙造痛怨的同时，并使控告人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将近1000万元，后果十分严重。被控告人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其“承包了400亩荒地的事实和转让费100万元的事实”、欺骗控告人，与其签订承包转让合同，并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控告人钱财，数额特别巨大，已触犯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规定。故请求公安机关依法立案、侦查被控告人的合同诈骗行为，并追究其刑事责任。

此致

*省*市公安局

报案人：

2014年*月*日

附：证据线索：

1、证书 ：《四荒租赁合同转让协议》1份；

2、*县国土资源局绘制的四荒地图1份。

第二篇：控告状刑事诉讼文书

控告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委托律师）：

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等基本情况，律师只需写明姓名及其所在律师事务所名称，控告状刑事诉讼文书，范文《控告状刑事诉讼文书》。

被控告人（犯罪嫌疑人）：

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等基本情况。

被控告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

写明犯罪嫌疑人犯罪的时间、地点、侵害的客体、目的、动机、情节、手段、造成的后果等事实要素。

控告的理由及法律依据：

写明犯罪嫌疑人犯罪行为构成的罪名和法律依据。

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址：

写明主要证据及其来源，主要证人姓名和住址。

此致

××公安局（或××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第三篇：张某合同诈骗罪辩护词

张某合同诈骗罪一案

辩护词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我受本案被告人张某亲属的委托，受山东舜元事务所指派，担任被告人张某的辩护人，依法出庭为被告人张某辩护。根据法律规定辩护人的责任：就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被告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开庭前本辩护人为履行辩护职责，认真阅读了起诉书和本案的卷宗材料，会见了被告人张某，今天又认真听取了法庭调查、法庭的举证质证，本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某构成合同诈骗罪罪名没有异议。下面辩护人就被告张某涉案金额及具有法定和酌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发表辩护意见，供法庭在合议时参考，并希望得到法庭采纳。

一、公诉机关指控“张某诈骗累计骗取了褚四军7380585元。”诈骗数额认定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 1996 年制定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认定。

1、本案公诉机关计算的被告人诈骗数额主要是以褚四军支付给张某、彭芸芸、张陈伟、洪晓贤等人的货款减去张某供给褚四军的诺基亚手机市场价格的七五折的总合计算的。在本案中将张某供给褚四军的全部诺基亚手机市场价格的按七五折计算不合理，不公平，该价格远远低于诺基亚手机市场批发价格或出厂价格，更低于诺基亚市场零售价格。如果不是手机价格远远低于诺基亚手机市场批发价格或出 1

厂价格，那么被害人褚四军就不会通过那么多人，那么多途径从不认识的张某这里购买手机，他完全可以通过正规途径从正规手机批发企业，批发到手机。就是因为张某供给褚四军的全部诺基亚手机市场价格的按七五折计算远远低于诺基亚手机市场批发价格或出厂价格，所以受害人褚四军才从被告人张某这里进货。同样如果按诺基亚手机市场价格按七五折计算就扰乱了的诺基亚手机市场经济秩序，而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本意是以法律的形式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一切应当以经济规律，市场价值计算，而不是以双方约定的价格计算张某的诈骗数额。举个例子：在盗窃罪中盗窃的物品不是以销赃价格来认定盗窃数额的，而是以市场评估价格认定盗窃物品的价值。而且如果全部诺基亚手机市场批发价格无法全部查清，那么就应当以有利于被告人的方式计算，市场零售价格以本案证据材料可以查清，故应当按市场零售价计算诈骗数额。

2、公诉机关指控“张某诈骗累计骗取了褚四军7380585元。”公诉机关指控的诈骗数额没有减掉中彭芸芸、张陈伟、洪晓贤三人在该合同履行中获得的利益，因该三人起的积极推动作用才导致本案合同的履行和实施，并且彭芸芸等人在本案中获得了巨额利益，因本案是张某涉嫌合同诈骗罪案件，故双方口头订立的合同无效。彭芸芸、张陈伟、洪晓贤等人在该案中获得的利益也就没有事实法律依据。，属于非法所得，且彭芸芸于2008年11月4日供述：其获得了100万元的报酬，返还了受害人褚四军30万元，目前还有70万左右。彭芸芸、张陈伟、洪晓贤在本案中获得的利润没有查明，属事实不清，所

以不能将三人在本案中获得的报酬计入张某的诈骗金额。

3、辩护人认为张某实际骗取的金额应当这样计算：张某实际骗取的数额应当以褚四军支付给张某、彭芸芸、张陈伟、洪晓贤等人的全部货款减去张某供给褚四军的全部诺基亚手机市场零售价格，市场批发价格或出厂价格减去彭芸芸、张陈伟、洪晓贤三人在本案中的获得的报酬计算张某骗取的数额，该计算数额估计计算一下大约不超过80万元，这与张某购买物品和消费掉的金额相当。

二、张某具有法定、酌定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

1、本案被告人张某具有自首的情节，2008年09月24日张某到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刑警一中队投案自首，如实向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公安分局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因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刑警一中队，认为是经济纠纷没有对此进行刑事立案侦查。而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区分局2008年11月10日立案后，上网通缉，济南市公安历下区分局治安警察大队将其抓获，辩护人认为不妨碍被告人自首情节的认定，因为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刑警一中队，认为是经济纠纷没有对此进行刑事立案侦查，不是被告人的原因，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区分局立案后，并进行了上网通缉，被告人对此也不知情，被告人也没有潜逃的想法，被抓捕后也如实的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同在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刑警一中队的供述基本一致，故其行为符合《刑法》第67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应当认定为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被告人张某认罪悔罪态度较好。被告人张某到案后，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侦查，详细交待所犯的罪行，在公安机关对被告人的多次讯问中，对整个作案过程从一开始就主动做了详细的供述，坦白交代自己的犯罪罪行。由于被告人张某法律意识淡薄，因贪图虚荣、爱慕虚荣、爱面子思想的指导下才触犯刑法。但因其事后向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如实交代事情经过，认罪态度较好，确有悔改之意。特别是在法庭上的诚恳的认罪悔罪态度是有目共睹的，希望法庭对其酌情从轻处罚。

3、被告人张某没有前科，没有受过刑事处罚，平时表现良好，品行端正，工作积极，且已经尽最大的能力将财务东返还给各位受害人。并且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感到后悔万分，悔罪表现好。

4、被告人张某自愿认罪，被告人张某已经充分认识到自己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并表示自愿认罪，愿意接受与自己罪行相适应的刑事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的相关规定第九条，人民法院应当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某合同诈骗罪罪名成立，但其诈骗数额应当以实际骗取的数额认定，计算方式为被害人褚四军支付的货款总金额减去被告人总供货的市场批发价格减去彭芸芸等三人的报酬计算。辩护人认为根据张某的犯罪后的法定和酌定从轻情节或减轻及其悔罪表现，以及他在犯罪时的主观恶性程度，对被告人张某从轻或减轻处罚，并且能达到教育挽救被告人的目的，根据我国刑法罪刑相适应的原则，综观本案事实和情节，希望贵院本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辩护人请求法庭对被告人张某给予从轻或减轻处罚，以给她一条人生新路，也送去一缕法律的光芒！

以上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望予采纳

2010

山东舜元律师事务所辩护人：宋甲俊 律师 年2月5日

第四篇：张明楷解读合同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与犯罪构成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欺诈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合同诈骗罪是诈骗罪的一种特殊形式，刑法规定本罪，是为了保护市场秩序与对方当事人的财产。因为合同是市场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利用经济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使人们对合同这种手段失去信赖，从而侵犯了市场秩序。与此同时，利用合同诈骗的行为，也侵犯了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本罪的犯罪构成如下:

1.构成要件的内容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欺诈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欺诈手段是指下列情形:(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实施上述行为之一，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财物的，即可成立本罪。根据司法实践，合同诈骗数额在 2 万元以上的，应当追诉。

2.责任要素除故意外，还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非法占有目的既可以存在于签订合同时，也可以存在于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但产生非法占有目的后并未实施诈骗行为的，不能成立合同诈骗罪。需要研究的是刑法第 224 条第 4 项规定的“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本书认为，这种情况仅限于行为人在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之前便存在非法占有目的，而且对方之所以给付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是由于行为人的诈骗行为所致。行为人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之后，才产生非法占有目的，但仅仅是逃匿，而没有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使对方免除其债务的，难以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因为既然是“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就意味着在对方当事人交付财物前，行为人便以非法占有目的实施了欺骗行为，否则不可能成立合同诈骗罪。当然，如果行为人收受了对方并未转移所有权的财产后逃匿的，则可以认定为侵占罪。概言之，行为人收受了对方已经转移所有权的财产后，才产生非法占有目的，此后除据为己有外并没有实施其他犯罪行为的，不能以犯罪论处。

(二)合同诈骗罪的认定

1.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罪与一般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二者之间为罪与非罪的区别，但容易混淆，尤其是行为人在签订、履行经济合同过程中，使用了一定欺诈手段时，难以区分罪与非罪。区分二者的关键之一，在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在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时，首先要考察行为人是否采取了刑法所规定的欺骗手段。凡是使用刑法所规定的欺骗子段的，原则上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次要综合考虑其他情节，包括行为前、行为过程中以及行为后的各种情节。例如，对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挥霍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定金或者保证金，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使用对方当事人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合同签订后，以支付部分货款、开始履行合同为诱饵，骗取全部货物后，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者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的;收到对方货款后，不按合同规定或双方约定组织货源，而是用于冒险投资的;等等。所应注意的是，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行为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的，因此，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在履行过程中产生了非法占有目的，进而实施诈骗行为，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反之，在签订合同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在履行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而放弃非法占有目的，积极履行全部合同义务的，不宜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2.正确处理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关系。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是一种特别关系。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且利用了合同的，就成立合同诈骗罪。所以，如何理解和认定合同，就成为是否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的关键。本书的基本看法是，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限于书面合同，也包括口头合同，但就合同内容而言，宜限于经济合同(不包括单纯的借款合同)，即合同的文字内容是通过市场行为获得利润，这是由本罪性质决定的。基于同样的理由，至少对方当事人应是从事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否则也难以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例如，甲得知自己的朋友乙(一般公民)有大量存款，便产生诈骗故意。甲声称，自己有一笔绝对赚钱的生意，投资 50 万元后，3个月内可以赚 100 万元，但自己一时没有 50 万元，希望乙投资 30 万元，3 个月后返还乙 60 万元。甲按上述内容起草了一份书面合同，双方在合同上签字后，乙交付 30 万元给甲，甲获得乙的 30 万元后逃匿。本书认为，甲的行为成立普通诈骗罪，而非合同诈骗罪。此外，利用合同骗取他人财物，没有达到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但达到普通诈骗罪数额较大标准的，应认定为普通诈骗罪。

3.正确处理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关系。刑法规定的各种金融诈骗罪，大多也会利用经济合同的形式，如保险诈骗罪事实上利用了保险合同，贷款诈骗罪事实上利用了贷款合同。但由于刑法对金融诈骗罪作了特别规定，所以，凡是符合金融诈骗罪的犯罪构成的，原则上应以金融诈骗罪论处(也有例外，参见本书第九章第二节“三”)。如利用合同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的，应认定为贷款诈骗罪。但是，金融诈骗罪中也有一些不需要利用合同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发生法条竞合问题。此外，行为人与他人签订合同，收到他人货款后，提供伪劣商品的，一般应认定为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犯罪。

(三)合同诈骗罪的处罚

根据刑法第 224 条与第 231 条的规定，犯本罪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上述规定处罚。

第五篇：合同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作者：苏荣 阅读114次 更新时间：2006-6-27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对于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来说，签订合同的着眼点不在于合同的履行，而在于对合同标的物或定金的不法占有，合同仅仅是诈骗利用的手段和形式。由此可见“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是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关键之一，但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面临的最大难题也是如何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笔者认为，可以在对行为人事前、事中、事后各种主客观因素全面考察的情况下予以认定。

一、事前的履约能力

1、行为人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是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如行为人部分履行，但履行的目的旨在毁约或避免自身损失或由不可避免之客观原因造成或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的，也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2、行为人有部分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是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如其亦积极履行了合同，即使最后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或完全未履行，也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但是如果行为人的履行意在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合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的，就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3、行为人无履约能力，而且之后仍无此种能力，却依然蒙蔽对方，占有对方财物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如事后经过各种努力，具备了履约能力，并且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则无论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均只构成民事欺诈。

二、事中的履行行为

履行行为的有无最能客观地反映行为人履行合同规定的民事义务的诚意。一般来说，凡是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在签订合同后，总会积极创造条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会承担违约责任。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合同签订以后，根本没有去履行合同或者是虚假地履行合同。对于这种情形，不论其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均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如果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积极履行合同，但在尚未履行完毕时，产生了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意图，将对方财物占为己有，此种情况下，行为人的履行行为虽然是积极的、真实的，但由于其非法占有的犯意产生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其先前的积极履行行为已不能对抗其后来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应构成合同诈骗罪。

在当事人只履行了部分合同的情况下，当事人对其占有的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很大程度就反映了其主观心理态度，即可以从行为人对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认定其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以挥霍，或者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携款逃匿、隐匿财物且拒不返还等，应认定为行为人有“非法占有”之故意；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使客观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之全部义务，一般不以合同诈骗罪论。

三、违约后的表现。

一般情况下，具有履行合同诚意的行为人，发现自己违约或者对方提出违约时，尽管从自身利益出发，可能提出辩解以减轻责任。但却不会逃避承担责任。当无可辩驳自己违约时，会有承担责任的表现。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纠纷发生后，大多采用潜逃等方式进行逃避，使对方无法挽回自己的损失。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对那些不得已外出躲债，或者在双方谈判时百般辩解否认违约的，不能一概认定为合同诈骗，应该结合其他客观因素作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