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行分配制度与贫富差距

第一篇：中国现行分配制度与贫富差距

中国现行分配制度与贫富差距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与此相联系的个人收入分配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按劳分配以外的多种分配方式，其实质就是按对生产要素的占有状况进行分配。一是要正确看待收入分配差距：一方面正确认识收入分配差距，我们不能脱离对生产的影响来孤立地看待和评价收入分配格局是否公平。由于社会上个人的生产要素和能力的不同，所起的作用和所做的贡献大小也不同，把贡献大小与收入分配联系起来。除了按劳分配以外，应该鼓励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下，按贡献大小进行分配。如果不讲贡献大小，而是只讲平均分配，那就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而只会仍然是共同贫穷。

今天我们收入差距的拉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因为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达到共同富裕必须经过一个过程。保证收入公平的原则应该是保证人人有平等竞争的机会，因而解决当前中国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决不能采取劫富济贫的办法，而是要在加快经济发展，积极地从事“财富创造”的同时，给低收入者更多的能力和机会，给他们以平等竞争的机会。另一方面要警惕社会分配领域中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甚至两极分化的现象，可能引发社会问题。总的来说，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非都是合理的制度安排的结果，其中也存在许多不合理和非法的因素。其一，初次分配过程中存在许多不平等的竞争，如最为突出的各种形式的行业垄断的存在；其二，收入分配再分配的手段和功能严重不足，例如对高收入调节不力，对低收入阶层缺乏有效保护；其三，灰色收入、黑色收入以及腐败等非法收入问题突出，打击力度远远不够；其四，由于地域差别的存在，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收入高，地区收入差距拉大。应该说，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出现是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和提高的结果，是构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社会不公正现象的结果。从整体上看，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是社会范畴问题，其本质是劳动者先富和后富的关系，不是阶级对立的结果，经济因素即生产力发展水平起决定的作用。二是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现在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格局，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利用税收、财政等手段，调节地区、行业、部门的收入差距，缩小东、中、西部的收入差别，也必须综合治理。第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从源头上解决好初次分配问题；第二，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强化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功能；第三，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千方百计扩大就业，解决由失业导致的贫困问题；第四，要严厉打击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等各种非法攫取社会财富的行为；第五，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总之，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发展经济是根本途径，“三个有利于”体现得越充分，消除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条件就越具备，就越能增强利用税收、财政等手段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我们既不能搞平均主义，也要防止出现两极分化，既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化学与生命科学系

12届

药学一班 陈海强

201214140101

第二篇：浅谈我国现行的分配制度

浅谈我国现行的分配制度

我国现行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所有制并存的分配制度”。而之所以采取这种制度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

一个社会采取什么样的分配方式，是由该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制度，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消费品分配采取按劳分配原则，是由下列经济条件决定的。

首先，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按劳分配的前提。生活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理。生产条件本身的分配主要是指生产资料归谁占有和支配，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是主体，在公有制基础上，劳动者对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决定劳动成果也应归劳动者共同所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的平等，任何人都不能凭借公有的生产资料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另外，在公有制基础上，劳动者所给予社会的，所能进行比较的，只有他们的劳动。劳动数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也就成了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唯一依据。

同时，生活资料的按劳分配也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实现，是对按资分配的否定，没有个人消费品的按劳分配，生产资料公有制就失去了其经济意义，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就不能实现。

所谓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按劳分配的前提，其意思只是说明，没有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根本谈不上个人消费品的按劳分配。但是，仅从公有制本身还不能充分说明按劳分配的客观必然性。因为，公有制下也可实行平均分配，也可实行按需分配。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已非原始社会可比，而又远非具备实现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高度发达的经济条件。在这种条件下，除了以劳动作为尺度外，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其次，劳动分工，特别是旧式劳动分工的存在是实行按劳分配的直接原因。劳动分工，特别是旧式三大差别的存在，不仅束缚了劳动者的全面发展，而且也引起劳动差别的长期存在，这种差别在分配上应予以承认，并在个人消费品分配上反映出来，要求按照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

再次，劳动是谋生手段也是实行按劳分配的直接原因。社会主义社会，每个劳动者不可能不计报酬地为社会劳动，人们要把劳动看作获取收入、维持生活的手段。因此，人们要把劳动同收入联系起来。

最后，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是实行按劳分配的终极原因。恩格斯曾指出：“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可分配的产品的数量。” 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生产的社会产品数量有限，能够用来分配的个人消费品也是有限的。因此，只能采取对全体劳动者来讲都比较公平的方式，即按劳动者为社会提供劳动量的多少来分配个人消费品，并以此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

究竟怎样认识“按劳分配”？在理论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以说它还是一个相当不确定的“模糊概念”。目前比较统一的认识都是把“按劳分配”这种分配方式理解为具体的付酬尺度。

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现阶段，“按劳分配”不只是一种具体的付酬尺度，而只是社会主义社会分配方式的一种发展趋势。它的最终完全实现是要通过我们无数代人艰辛努力才能完成的。

第一，从“按劳分配”的思想来源看，它是19世纪后期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产品

分配趋势的一种“预见”。

马克思是这样来预见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产品分配趋势的：

在《资本论》中，他提出：“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他又进一步作了详细论述：“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马克思对“按劳分配”表述最完整、对“按劳分配”思想表现最充分的就是这两段话。从这两段话里的“设想”、“假定”、“例如”等词及其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出，“按劳分配”还只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产品分配趋势的一种“预见”。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集中了主要精力，而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情形的研究却比较少。所以，他在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情形进行说明时，是非常谨慎的，总是再三声明，只是作一些“预见”、“设想”。他从不对未来社会的具体细节做过多的描述，不对未来社会作出什么结论。对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产品分配问题，马克思同样也持这种态度，声明自己只是对未来社会产品分配趋势进行了一些“设想”或“预见”。

当然，马克思以社会主义所有制否定资本主义所有制、以按劳分配否定按资分配，这是符合规律的逻辑抽象。所以，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产品实行“按劳分配”的“预见”自然包含有一种必然的趋势。随着社会发展条件的成熟，这种“预见”必然在社会主义社会成为普遍现实。

第二，从“按劳分配”的内涵看，它反映的是与生产者“领回他给予社会的一切”相适应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水平。

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的“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的说法，我们应该把生产者“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作为“按劳分配”的内涵。列宁把它概括为“按劳分配”，这是非常恰当的。

那么，这个内涵如何理解呢？生产者在什么条件下才能获得这种内涵呢？

我们知道，生产者（包括体力生产者和脑力生产者）所创造的产品价值中，一部分是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和原料等转移过来的价值（C），一部分是生产者自身及其家庭在生产劳动中所耗费的社会必需品的价值（V）。这两部分都是对生产中消耗掉的物力和人力的补偿，生产者在其中并没有给予社会任何东西。那么，他们“给予社会”的是什么呢？这当然要从这两部分价值以外出寻找，那就只能是剩余价值（M）（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我们过去把它叫“利润”）。剩余价值经过市场交换得到实现，并且作了社会必需的各项扣除之后，在生产者之间按照他们在生产劳动中所作的贡献进行分配，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权利和所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意思。也就是说，生产者对剩余价值的索取权和他们的劳动贡献构成正比例关系。“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所表述的含义，就是全部剩余价值归生产者所有，这才是“按劳分配”的真正内涵。

生产者获得“按劳分配”的这种内涵，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在生产

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资本所有者和生产者才能合为一体，成为生产劳动过程的唯一主体，以致只需根据劳动贡献便可以进行合理的分配，而根本不必要考虑资本、技术等等其他要素的贡献。显然，“按劳分配”反映的是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水平。换言之，生产者“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给予社会的一切”的首决条件，是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根据目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家企业能够实行这种分配方式。在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整体水平仍然很低，远没达到“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的条件。因此，“按劳分配”还只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分配方式的一种发展趋势。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我们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按劳分配”的要求和发展趋势来实行和规范自己的行动。

第三，从“按劳分配”的依据看，它依托的是生产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方式性质。

“按劳分配”的实现，不仅要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先决条件，而且还必须实现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全面结合的社会生产方式性质。

马克思总是把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与分配方式相联系，认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是参与分配的前提和依据，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他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设想的“按劳分配”，是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中，按劳动量进行生活资料的分配。只有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实现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全面结合，生产者的劳动可以直接转化为社会劳动，“按劳分配”才能实现。生产者直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生产者个人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上没有差别，这对生产者个人而言，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就失去了作为分配尺度的意义。由这种生产条件分配结果所决定，就只能以“劳动”这一因素来作为分配的尺度了。

目前全世界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家企业存在“按劳分配”所依托的这种社会生产方式性质。在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即使是公有制，也还是处在较低发展阶段。所以，全体生产者直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这一生产条件也就不存在，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生产者个人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上是有差别的。生产资料占有状况的这种差别对个人分配而言，是一种有意义的现存尺度，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分配方式还必须考虑其他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原则。

我们的这种“按劳分配”显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它的内涵和依据与完整意义上的“按劳分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因为现实中生产者劳动后所得到的并不是“作了社会扣除后”的全部劳动成果，而是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是必要劳动。它体现的是生活资料与劳动力的交换关系，这与马克思设想的“按劳分配”是有差别的。我们还没法实现生产者“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的分配方式，因此，对“实现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全面结合”的生产方式性质而言，“按劳分配”只是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分配方式的一种发展趋势，是要通过我们多代人的艰辛努力才能最终完全实现的。

综上所述，目前阶段我们无论是在“按劳分配”反映的内涵方面，还是在它依托的社会生产方式性质方面，都还达不到它的实现条件。因此，“按劳分配”现在不只是一种具体的付酬尺度，而只是社会主义社会分配方式的一种发展趋势。坚持这种认识，在理论信仰上，它就如同“共产主义”目前不能实现但代表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一样，可以继续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大理想和信念，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纲领，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支柱；在实践上，它就可以与现有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相适应，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它就可以与市场机制相兼容，借助市场机制逐步来实现。如

果我们硬要把它理解为一种具体的付酬尺度，在每一具体场合，都要按劳动量付酬，那它就会很难具体操作，反而会显露出过时与落伍的迹象，渐渐为人束之高阁，为人所淡忘。

第三篇：收入分配制度并非贫富差距根本原因

人民日报：收入分配制度并非贫富差距根本原因

人民网-人民日报

收入分配制度固然重要，但在贫富差距中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在现实生活中，直接获取各种资产，以及资产的增值、贬值远比通过收入分配所造成的贫富差距要大得多

分配制度改革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但各种讨论不由自主地集中在“收入”的分配制度上。收入分配制度固然重要，但在贫富差距中并不起决定性作用。

“财富分配”与“收入分配”时常混用，但二者有重大区别。前者是指分配存量，而后者是指分配流量。分配存量体现为财产存量，具体而言，即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和无形资产。在现实生活中，直接获取各种资产，以及资产的增值、贬值远比通过收入分配所造成的贫富差距要大得多。例如，廉价获得国有矿山的开采权，由此形成的财富差距并非收入分配上的差距造成的，而是在公共产权制度的漏洞中直接转移本来属于全民的资产所致。

金融资产也是如此，居民手中的大量金融资产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相应升值，有的金融资产如储蓄存款甚至贬值了。居民手中的金融资产价值通过银行存款、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在隐性地向金融部门转移，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高薪高福利，实际上就是把广大居民手中以金融资产形式存在的分配存量做了再分配，使居民部门的一部分财富转移到了金融部门。如果造成分配存量转移和再分配的制度不改革，则财富集中化还会加快。

分配存量的转移和再分配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是隐性的，不像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那样摆在明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观察，与当前的三大制度有内在联系：一是城乡分治导致的财富转移。过去是通过农产品剪刀差来为我国的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后来是通过户籍、土地来为城镇化提供资金积累。户籍制度维持了低成本的人口城镇化，农民进城了，提供廉价劳动力，但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务并未因农民进城而同步扩大，因为农民没有市民待遇。土地制度维持了低成本的土地城镇化。城乡贫富差距由此继续扩大。

二是公共产权制度导致的财富转移。公有制下的自然资源和国有资产归全民所有，其资本化收益也应归全民所有。但公共产权制度存在漏洞，不少自然资源如煤炭、矿山廉价地转移给了私企，等到开采完了，其资源的公共产权也同时消失，部分地下的国民财富变成了私人的巨额财富，而生态、环境成本却由社会承担。

三是垄断导致的财富转移。任何国家都有垄断，有些垄断是有利于老百姓的，如公用事业的国家垄断。但有些垄断则不然。在财富极度金融化的社会，不完善的金融制度往往成为财富差距扩大的加速器。因此，上述这些制度不改，分配制度的改革仅仅从“收入”着手都只是治标之策。

第四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与贫富差距分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与贫富差距 造成当前中国贫富差别过大的主要原因

增长模式的缺陷。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贫富两极分化时指出，造成分化的原因，在于“资本有机构成”，或者说，资本对劳动的比例不断提高。我们现在也存在类似问题。由于主要依靠投资实现增长，它必然使得资本所有者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而劳动者的收入所占份额越来越小。

正确认识“先富”与“共富”的关系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同志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在一定意义上，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就是“先富”与“共富”关系。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先富”政策发挥了巨大作用，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但是，“先富”并不是让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导致两极分化。

注重社会公平，防止两极分化

任何收入分配公平都是一种动态的相对公平，不可能是一种静态的绝对公平。平均主义最大的弊端在于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换取收入分配的公平，最终导致共同贫穷。历史告诉我们，平均主义行不通。因此，对收入差距问题，我们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树立一种“合理差距论”的公平观，承认差距存在的客观事实，保持一定的合理差距是有利的，反对“差距有害论”和“差距有益论”两个极端。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表现

1.付出同量的劳动，在不同行业不能得到同样的报酬。

2.付出同样的劳动，在不同地区不能得到同样的报酬。从我国东西部地区比较来看，同样的行业和职务，但取得的收入差距却很大。

3.同在一个地区，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

4.面对劳动者共同创造的同一块“蛋糕”，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分得太少；在再分配中，农村居民分得太少。

分配制度改革的思路和对策

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不公平问题，已严重挫伤了广大劳动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造成了地区、行业、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加剧了经济社会和改革开放的不稳定性。因而，我们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改革方向，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1.要努力实现“两个同步”，不断提高“两个比重”，切实保障要素投入者的公平。

2.健全扩大就业增加劳动收入的发展环境和制度条件，促进机会公平。

3.千方百计增加农村居民收入，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4.建立“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全体居民共享“阳光和

雨露”。

5.加大再分配力度，增加政府转移性支出，有效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逐步缩小收入差

距。

参考题型：

9、根据某市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抽样调查结果，2003年该市在人均的全部收入中，劳动收入占70.8%（这其中公有制企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收入占86.35%），同时股息、红利等财产性收入、国家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形成的转移性收入以及技术参股、管理人员年薪制等其他收入由1998年的20.8%上升为2003年的29.2%。

（1）上述材料反映了我国实行什么样的分配制度？有哪些生产要素参与了分配？

（2）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意义何在？

10、材料一：《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报酬要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合理拉开差距”。

材料二：中央领导同志指出：“坚决克服一些单位盲目增加个人收入和社会集团消费的倾向，同时必须十分关心贫困地区、低收入者和困难企业职工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1）材料一和材料二各说明了什么？

（2）材料一与材料二所提的要求是否一致？为什么？

11、材料一：《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材料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指出，要针对各类人才的特点，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工作业绩紧密联系、鼓励人才创新创造的分配制度和激励机制。

（1）运用经济常识的有关知识，分析说明我国为什么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允许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2）运用材料一体现的经济常识道理，说明材料二。

答案：

9、（1）材料反映了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了分配。（2）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有者凭自己所拥有的生产要素，获得相应的收入，这样才能激励各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促使人们更有效地使用生产要素，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才能让一切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动，以造福于社会和人民。

10、（1）材料一说明社会主义分配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打破平均主义，引入竞争机制，使劳动者收入合理拉开差距。材料二说明在贯彻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时，必须关心、帮助困难群众，防止收入过分悬殊，反对两极分化。（2）强调拉开收入差距和防止收入过分悬殊，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统一的。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即实现共同富裕。因为：第一，拉开收入差距，才能真正体现按劳分配，从而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更多的人走向富裕。第二，防止收入过分悬殊，关心困难群众，才能防止两极分化，增进社会稳定，增加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总之，我们要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做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11、（1）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首先是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其次是由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决定的；第三，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坚持公有制主体，就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承认按生产要素分配。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激发社会成员积极投身国家建设的热情，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2）我国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一制度坚持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能够适应各类人才的不同情况和特点，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工作业绩紧密联系、鼓励人才创新创造的分配制度和激励机制；有利于调动各种人才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建立对人才激励的机制，就必须坚持、完善和健全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第五篇：我国现行的分配制度是

我国现行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分配制度的重大变革.尽管我国的分配制度是好的,但具体执行起来,很难达到理想效果

党的十四大以来，针对原来分配领域平均主义严重影响效率提高的情况，为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的发展，相继提出了兼顾效率和公平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党的十六大提出，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方面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十七大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党的17大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没有缩小，仍在扩大。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基尼系数在0.3左右，上世纪90年代中期达0.42，但到了2010年，已经达到0.48以上。

.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居民收入的大致水平是有一个社会心理基准线的，一般来说，国立和公营部门的工资薪金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所以，政府公务员和公营单位的工资薪金水平往往成为收入调控的基准。在我国，目前国有公营单位的工薪标准尚待完善。其主要问题是，各国有公营单位之间的工薪水平本身尚不能充分显示出可比性和公平性。

收入分配不公有许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市场造成的。市场把人的机会，人的能力，人的活动范围，所造成的收入差别很明显的暴露出来，在计划经济的时候没有市场，能干的，不能干的，拿的钱都差不多。现在有了市场，差别就看出来了，我觉得市场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还有其他的原因，就是非市场的收入，比如贪污腐化，贩毒走私，各式各样非市场性的收入也导致了收入差距扩大。一般来讲，中国经济的开放度越来越高，收入分配不仅受国内因素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所以，进行收入调节也必须充分考虑经济的开放性。特别是要认识到：我国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和居民收入差别的扩大本身，就与对外开放密切关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个人收入分配制度，要以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为出发点，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通过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加强收入分配宏观调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促进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