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的解读

第一篇：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的解读

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有关农村改革几个重大问题的理解

农村改革是我国启动改革开放的起点，仍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深化农村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对一些长期以来议论较多但始终没有触及的改革有了明确提法，对一些过去虽有涉及但意见并不明确又事关重大的问题有了突破性、开创性的改革意见，在理论和政策上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决定》以赋予农民更多权利和利益、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为主线，明确提出了“三个赋予”、“七个允许”、“四个鼓励”、“五个保障”、“六个推进”、“三个建立”、“六个完善健全”、“四个制度改革”、“五个城乡统筹”的农村改革任务和举措。

三个赋予是：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

七个允许是：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允许通过试点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允许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和管护，允许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允许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四个鼓励是：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

五个保障是：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保障金融机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

六个推进是：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

三个建立是：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建立农村产权流转市场，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

六个完善健全是：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

四个方面的制度改革是：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五个方面的城乡统筹是：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建设，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乡均等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整合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

《决定》在深化农村改革方面提出的重大理论和政策突破是：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共同发展，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向农业企业流转，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和管护，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选择试点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允许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这些重大论断和政策突破，必将对我国农村改革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关于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 《决定》明确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发展方向。从理论上讲，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内在联系决定了城乡要一体化发展。农业和工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支柱产业，农村和城市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两个基本区域。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有机的联系，彼此是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

农业和农村发展，离不开工业和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同样，工业和城市发展，也离不开农业和农村的支撑和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就是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有机统一整体，充分发挥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作用，特别是充分发挥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如果把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割裂开来，使它们失去相互联系，形成两个封闭的体系，那么农业和农村的健康发展就会遇到极大障碍，农业和农村就发展不好；工业和城市的健康发展也会遇到极大困难，工业和城市也发展不好。也就是说，城乡分割，城市和农村都发展不好。只有城乡一体，才能实现农业和农村、工业和城市的持续健康发展，才能实现整个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推进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必须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这个主要障碍。所谓城乡二元结构，就是在制度层面把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从身份上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群体，公共资源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等向城镇和城镇居民倾斜，农村得到的公共资源和农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明显滞后于城镇和城镇居民，农民不能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不能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比如，在户籍制度方面，户口在性质上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农民被登记为农业户口，城镇居民被登记为非农业户口，农业户口不能自由转换为非农业户口。在这种二元户籍制度下，大量进城务工农民，虽然已经不再从事农业，大部分时间也不在农村居住，但并不能真正获得市民身份，无法在城市安家落户和融入城市，无法在就业、子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公共服务领域享受同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合法权益不能得到 充分保护。在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方面，财政对农村公共设施建设、义务教育、公共文化服务、社会保障的投入强度明显低于城镇，农村低保标准、合作医疗补助标准、社会养老保险补助水平明显低于城镇，特别是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对进城务工农民的覆盖度较低。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12年单位或雇主为务工农民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只有14.3%、24%、16.9%、8.4%、6.1%。在土地征收和交易制度方面，城市国有土地可以直接上市交易，农村集体土地不能直接上市交易，国家征收农村集体土地，不是按照土地的市场交易价格补偿，而是按照土地的原有用途收益补偿，补偿标准明显偏低。由于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导致城乡资源不能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城乡生产要素不能平等交换，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严重不均等，使农村发展滞后、城乡发展差距拉大。从根本上讲，这种以城乡分割为特征的城乡二元结构不破除，城乡发展一体化就实现不了。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大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

二、关于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决定》明确提出，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这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指出了明确方向。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共同发展，这是一个重大论断和理论创新。

第一，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共同发展，是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丰富和发展。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改革取得的重大历史性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合我国国情，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能极大调动农民积极性和解放农村社会生产力，必须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这种基本经营制度是在农村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并在农村改革的深化中不断丰富、完善、发展。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就是适应城镇化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在“统”和“分”两个层次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和方式创新。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共同发展，就是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充分发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在规模、效率、技术、市场等方面的优势，特别是充分发挥企业经营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的先进生产力作用，推动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使农业经营方式更加丰富、更加具有竞争力，使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更加充满制度活力。

第二，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共同发展，能有效完善农地权能结构，推动农地制度创新发展。即由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两权并行分置”向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并行分置”发展，这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权能和权益关系，提高农地资源配置和生产经营效率。农村改革之前，我国农地制度是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同所有和经营集体土地。农村改革建立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成功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分离，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承包经营权归农民，这种“两权并行分置”的农地制度较好处理了国家、集体、农民权益关系，调动和保护了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呈现出良好的制度绩效。但是，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深入发展，大量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这部分农民虽仍具有农民身份但已不再从事或不主要从事农业，虽仍是集体土地的承包主体但已不再是或不主要是集体土地的经营主体，农村土地流转大量发生，土地承包权主体同经营权主体发生分离日趋普遍，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权设置越来越呈现出实践必要性。据农业部统计，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国农村土地流转面积达2.7亿亩，已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21.5%。顺应实践要求，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承包权”和“经营权”分权设置，明确经营权流转及行使的法律地位，建立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并行分置”的新型农地制度，显得十分必要。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是承接农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重要载体。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中，家庭经营是基础，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主要是在农民土地经营权流转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就可以有效推动实现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权设置，形成以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并行分置”为特征的新型农地制度，优化农村土地所有、占有、使用、收益权能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布，更好坚持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更好保障农户对土地的承包权，更好用活土地经营权，推动农地资源有效配置和现代农业发展

三、关于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

《决定》明确提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赋予农民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是一个重大政策突破。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使农民对承包地的权能更加完整和充分。这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农民同土地的关系，有利于维护农民土地权益，有利于保护土地使用权作为农民的用益物权，有利于扩展农地的生产经营功能，有利于促进农业农村发展。我国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农民通过承包经营获得的是土地的使用权。现行情况下，农民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主要是两个部分，一个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包括耕地、林地、草地的承包经营权，按有关法律规定，耕地承包期为30年，草地承包期为30~50年，林地承包期为30~70年；另一个是宅基地使用权。另外，农民可以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集体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获得“四荒地”承包经营权。按现行法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用益物权，农民享有的承包地权能包括占有、使用、收益以及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流转方式。但是，由于《物权法》规定，耕地、宅基地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能抵押，因而使得农民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用益物权权能不完整、不充分。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使用权权能，就是赋予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拥有抵押、担保等权利，使农民能够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担保等活动。将抵押担保权注入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可以充分活化土地使用权的金融功能和作用，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有效缓解农业农村发展中面临的融资难难题，使农业农村发展获得有效金融支持，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所以，在农民已经拥有的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以及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流转方式权能基础上，赋予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使农民拥有的承包地权能更加完整和充分，是实践的迫切需要。

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中央政策已经在林地承包经营权方面进行了成功实践，受到农民广泛欢迎。2003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2003年中发9号）》规定，林地使用权可抵押、担保、入股和作为合资、合作的出资或条件。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2008年中发10号）》规定，林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依法对拥有的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使用权进行转让、入股、抵押。林地是农村集体土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林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的成功实践，为在一般意义上规定赋予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享有抵押、担保权利提供了有力支持。另外，近年来，不少地方对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担保权利进行了探索，极大改善了农民融资难状况，农民利用这些抵押贷款资金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投资创业，大大推动了现代农业发展。这些实践也为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利的政策突破提供了有力支撑。

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不会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性质，绝对不会出现所谓的农村集体土地改变性质问题。有人担心，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利会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性质，这种担心是没有依据的。因为，从法理上讲，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所抵押的只是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即用益物权，而不是土地的所有权，用益物权抵押并不会改变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性质，即使出现抵押风险，所转移的也只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即转移的是土地的使用权，土地的所有权并不会发生转移，因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并不会因为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和担保权利而改变。

四、关于鼓励承包经营权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

《决定》明确提出，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这为农村土 地流转提出了明确方向和要求。农业企业与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并列，成为承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载体，是一个政策突破。

第一，承包经营权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需要。随着农村劳动力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留在农村务农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农业生产人员老龄化、后继乏人问题日益严重，“将来谁来种地”已成为我国农业健康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成为影响我国农业产业安全的一个突出问题。2012年底，全国农村外出务工经商劳动力已超过2.63亿人，40岁以下占60%，平均年龄37岁。据第二次农业普查，全国农业从业人员中，51~60岁占21.3%，60岁以上占11.2%，即农业从业人员近1/3已超过50岁。动态看，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发展很快。与第一次农业普查相比，第二次普查时50岁以上农业从业人员比重上升了14.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1.44个百分点。按此趋势，到2016年第三次农业普查时，农业从业人员中50岁以上比重将超过50%。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2012年务农劳动力平均年龄49岁，2003~2012年务农劳动力平均年龄增加5岁，平均每年增加0.5岁。与老龄化一并出现的还有农业从业人员女性化和低文化程度化。根据第二次农业普查，农业从业人员中，女性占53.2%，超过男性6.4个百分点，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超过50%。在一些工业化、城镇化先行地区，农业从业人员老龄化、女性化更为严重。浙江省农业从业人员中，50岁以上占比达到53％，30岁以下的仅有6％；江苏省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平均年龄已达58.2岁。即使在农业大省，农业从业人员老龄化也很明显，据湖南省粮食生产大县宁乡县调查，该县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年龄在50岁以上的占比高达63％，女性占比高达65.7％，20~29岁的仅占3.5％。对照联合国有关机构的标准，劳动年龄人口中45岁及以上劳动力为老年劳动力，老年劳动力占比超过15％时为老年型劳 动力结构，我国农业劳动力年龄结构已明显处于老年型。所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十分迫切。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形式。承包经营权向这些经营主体流转，有利于推动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成长。

第二，承包经营权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是发展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的需要。第二次农业普查结果显示，全国从事农作物种植业的农户户均土地规模不足10亩，不少农户的土地还分散为几个小块，90%左右的农户养肉牛数量在2头以下，93%左右的农户养猪数量在10头以下，80%左右的农户养羊数量在10只以下。这种小规模分散经营难以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是我国农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方向。邓小平同志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限，甚至超过区的界限。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承包经营权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是推动农业实现规模经营的根本途径，有利于推动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和实现农业现代化。

第三，承包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是提高农业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需要。小规模分散经营情况下，农民靠土地种植实现不了充分就业，为了增加收入，必然要兼业，导致农业出现兼业化、副业化，难以成为有市场竞争力和经营吸引力的产业。吉林省的调查显示，规模在30~70亩的玉米种植大户，净收益可超过2万元，同 外出务工收入基本相当，这部分人会安心以农业为主业。农业部的调查表明，从我国资源禀赋和当前工农就业收益看，一年两熟地区户均耕种50~60亩、一年一熟地区户均耕种100~120亩，就有规模效益，农业就具有吸引力。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研究显示，种植经济作物的规模不低于170亩，种植粮食作物的规模不低于300亩，这样的农业规模才具有国际竞争力。很明显，规模经营是提高农业盈利能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条件和途径。承包经营权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通过实现规模经营增加农民收入，这是提高农业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根本举措。

承包经营权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不搞强迫命令，确保不损害农民利益、不改变土地用途、不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规范土地流转管理，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全县乡村土地流转服务网络，推动承包经营权流转在公开市场上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五、关于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

《决定》明确提出，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扶持发展规模化、专业化、社会化经营，允许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和管护，允许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这不仅提出了农村发展合作经济的基本要求和方向，同时提出了支持农村发展合作经济的具体政策措施。

合作经济在革命导师马克思和列宁的经典思想中受到高度重视。马克思在1864年10月所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高度评价了当时工人创办的“合作工厂”，认为“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因为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雇佣劳动，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地把合作经济的联合劳动看作是取代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一种经济形态。在1871年所写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更明确地指出：“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恩格斯在1886年的《致奥古斯特·倍倍尔》一文中也明确指出：“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在充分体现其新经济政策思想的《论合作制》中，列宁宣称：“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单是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

合作经济是农业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农业的农户分散经营特征，决定了农村发展合作经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与农产品大市场的矛盾，是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发展合作经济是解决这一矛盾和问题的有效途径。合作经济是联结市场和农户的中介和载体，在传递市场信息、普及生产技术、提供社会服务、组织引导农民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和销售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改变单家独户农民进入市场势单力薄的弱势地位，扩大农产品商品销售规模，使个体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在微观层面联合起来，以较高的组织化程度、一体的组织结构、适度的组织规模进入市场，实现分散生产与市场的有效对接，大大提高农户的市场谈判能力和竞争能力，是组织和服务农民的重要组织形式，是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在农业生产领域以外，合作经济还可以在广泛的农村事务中有效解决一家一户农民解决不了、解决不好或解决起来不经济的事情，是发展农村公益事业和完善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目前，一家一户的家庭经营仍然是我国农业农村经营方式的主体，必须通过 大力发展专业合作、社区合作、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提高农业农村生产力水平，增强农业农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

农村发展农产品生产和销售合作，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现象和趋势。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农民合作社都受到广泛重视。目前，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农民合作社。在发达国家，农民普遍参加合作社，美国5/6的农民参加各类合作社，法国4/5的农民参加农业流通合作社，荷兰农民生产的产品80%以上通过合作社销售，日本农民几乎百分之百参加合作社，合作社已经成为农民依赖和依托的主要经济组织。特别是在人多地少国家或地区，农业合作十分发达，合作社在农业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在荷兰，3个奶类合作社的经营额就占领了全国80%的牛奶供销市场，2个合作拍卖行几乎销售了全国所有的花卉，1个淀粉用马铃薯合作社占领了全国100%的市场，1个种用马铃薯合作社在全国市场中占有70%的份额。通过合作社的生产和技术交流、加工、销售活动，使农户与合作社之间形成了紧密联系，有效提高了农业的竞争力。这些经验为我国农村发展合作经济提供了很好参鉴。

六、关于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决定》明确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这是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内容和要求，是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在理念上的重大突破。

第一，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是实现城乡居民财产权利平等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城乡不平等的一个深层次表现是，农民和市民所享有的财产权利不平等。比如，城镇居民购买的房屋具有完整产权，可以抵押、担保、买卖，农民自己在宅基地上合法建造的房屋却不具有完整产权，不能抵押、担保，也不能出售到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企业获得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可以用于抵押、担保等活动，农民拥有的集体土地使用权不能用于抵押、担保等活动。农民对农村集体资产拥有所有权，但这些权利在经济上缺乏有效的实现形式。财产权利的不足，严重制约农户财富的培育、积累、扩大，制约农户财产进入社会财产增值体系、信用体系、流动体系，制约农民同城镇居民在经济权利上的平等，制约城乡一体化发展。赋予农民平等的财产权利，以实现农民平等的现代化人格地位，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这是我国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是实现城乡居民在权利上平等的必然要求。

第二，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是增加农民收入和财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必然要求。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农民收入水平低、增长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不仅不利于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制约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扩大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对巩固工农联盟和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也会形成不利影响。根据统计资料计算，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2.2%，如果剔除城乡居民收入核算方法和内容的不可比因素，把农民人均纯收入也转换为可支配收入，则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于城镇居民的比例还要更低一些。动态看，1980~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6.9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12%，农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速比城镇居民平均每年慢0.22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对差距（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由2.5∶1扩大到3.1∶1，扩大24%；绝对差额由286.3元扩大到16648.4元，扩大近60倍。所以，持续较快增加农民收入，是缩小城乡差距和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对解决好“三农”问题乃至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都具有重要意义。增加农民收入，需要培育新空间和开辟新途径。从农民收入构成看，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4个部分中，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 很低，是增加农民收入最大的潜力所在。应该把增加财产性收入作为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采取多种措施大力推动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动农民财产权利在经济上有效充分实现，就可以有效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使财产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新的增长点，从而有效拉动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第三，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在内涵上就是要保障农民依法享有平等的财产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使农民依法获得集体资产股份分红收益；充实农民土地使用权权能，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农民依法获得土地股权投资收益；鼓励承包经营权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使农民依法获得土地流转收益；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通过试点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使农民依法获得宅基地和房产转让收益；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使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推动财产真正成为农民发展和致富的重要手段。

七、关于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决定》明确提出，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这是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基本要求和重要举措。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主要要求和举措是： 第一，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这是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重点。基本要求是“三个保障”，即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保障金融机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现行体制机制下，农民生产要素权益没有得到有效维护。劳动要素方面，进城务工农民没有实现同城镇职工的同工同酬，相同劳动岗位农民工所得收入只相当于城镇职工的一半左右。土地要素方面，城乡土地交换农民得到的补偿较少。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农民拿到的征地补偿款，只占整个土地增值收益的5%~10%。资金要素方面，农村存款资金大量流向非农产业和城市，农民长期面临“贷款难”。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必须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使农民在劳动、土地、资金等要素交换上获得平等权益。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就是要改革城乡不平等的就业和劳动报酬制度，使农民工享有同城镇职工同等的劳动报酬权益；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就是要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改革征地制度，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保障金融机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就是要完善农村金融服务渠道和体系，使金融机构从农村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发展。

第二，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这是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重要方面。民以食为天。农业是安天下、稳民生的战略产业，粮食是城乡居民最基本最重要的消费资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但是，由于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市场需求弹性和收入弹性不足，与工业品等其他产品相比缺乏市场价格优势，相同数量的土地和资金从事粮食等农业生产所能获得的收益要远远少于其他产业。因此，粮食生产大县、农业大县往往都是工业 小县、财政穷县。这种状况直接影响粮食生产和国家粮食安全，影响农业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必须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就是要进一步从资金投入、价格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完善政策机制，加大支持保护力度，形成支持保护农业的长效机制。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就是要充分发挥农业补贴对提高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能力的促进作用，调整补贴方式，改变实践中存在的不管种不种粮食以及种多少粮食、农业补贴都按承包地面积平均发放的简单做法，粮食生产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补贴资金的使用要向种粮农民等粮食生产者集中，特别是新增补贴资金要向粮食主产区、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倾斜，形成农业补贴同粮食生产挂钩机制，让农业补贴真正发挥支持粮食生产的作用，让多生产粮食者多得补贴。同时，积极探索新增农业补贴资金集中使用、集中用于改善粮食生产条件等农业基础设施的有效途径，发挥补贴资金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就是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力度，不断提高稻谷、小麦等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弥补粮食生产在经济上的弱势，使粮食主产区人均公共财力和收入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确保种粮农民和产粮大县在经济上不吃亏，从根本上保护农民种粮和主产区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第三，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这是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的重要形式和途径。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有利于弥补农村储蓄资金、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外流对农村发展的影响，有利于弥补公共资源配置的城乡不均衡对农村发展的影响。各行各业都要积极支持农村建设，企业和社会组织要采取投资筹资、捐款捐助、人才和技术支持等方式在农村兴办医疗 18 卫生、教育培训、社会福利、社会服务、文化旅游体育等各类事业，以多种投资方式建设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积极支持农村发展。

第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重要目标。要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建设，大力推动社会事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倾斜，加大公共财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覆盖力度，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实施农村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健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体系，加快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城乡均等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努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八、关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决定》明确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这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出了明确方向和要求。在这里，主要创新点是：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大任务，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发展经验表明，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不经过城镇化而实现了现代化的。一般认为，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要超过70%。据世界银行统计，2011年美国、日本、德国的城镇化率分别达到82.4%、91.1%、73.9%，超过我国几十个 百分点。所谓城镇化，就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农业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从而使城镇数量不断增加、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城镇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历史过程。因此，没有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也就没有城镇化的实现。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就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推进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很快，但总体上看，我国城镇化质量不高，突出表现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滞后，人口城镇化速度远远慢于土地城镇化。2000~201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了78.5%，而同期城镇人口只增长了45.9%。2012年，我国按城镇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达到52.6％，而按城镇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只有35.3％，二者相差17个多百分点。2000~2012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由10.5个百分点扩大到17.3个百分点。中国社科院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综合指数仅有40%左右。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虽然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但并没有真正获得城镇居民身份，无法在就业、子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公共服务领域享受同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也无法长期在城市稳定就业和居住生活，实际上处于半城镇化状态，不仅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的合法权益，而且影响社会阶层和谐和城镇化质量。农村存在的大量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是这种半城镇化的直接结果。所以，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必须建立完善相应体制机制。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在户籍制度方面，要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要形成以合法稳定住所或稳定职业为户口迁移基本条件、以经 常居住地为户口登记基本形式的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使户籍制度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适应，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逐步让已长期在城镇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在户籍身份上成为完全的城镇居民，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能够进得来、住得下、融得进、能就业、可创业。二要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进城落户农民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要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以保障他们在农村缴纳的时间能够延续计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障，要对农业转移人口全覆盖。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同城镇居民相同的基本住房保障服务，在子女就学、公共卫生等方面享有同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三要建立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中央和省级财政要加大对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资金投入，以常住人口而不是户籍人口作为财政分成和转移支付的依据，财政转移支付要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适应，对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较多城镇的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予以较多支持，增强城镇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能力

第二篇：十八届三中全会解读

专家：制度化了 地方改革创新才不是“一阵风”

2013年12月02日 07:10

来源：中国青年报

‚广州网上发布行政权力清单‛、‚陕西高陵官员上电视晒房‛、‚安徽宿州书记市长带头登报承诺杜绝红包‛……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各地兴起了一波新的廉政改革尝试。

这些新的尝试究竟能否遏制腐败？它们有没有全国推广的可操作性？它们是否只是‚一阵风‛？中国青年报记者访问专家探究：地方廉政创新，成色几何？

六成创新集中在‚廉政建设‛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被公开报道的17条地方改革新尝试中，廉政方面的有11条，占到六成以上。此外有4地推出户籍制度改革举措，两地作出信访制度改革。

目前廉政的新探索，包括广东、河南、广西、陕西、安徽、浙江、青海、湖南8个省份，涵盖政务公开、官员财产信息公开、严管三公经费、舆论监督、公共服务领域向社会开放等内容。

其中，最‚多管齐下‛的当属广东。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第二天，广东省纪委重申‚公务通信不得挟带贺卡‛，9天之后，广东省人民政府发文要求铁路建设融资向社会投资者开放。

创新，不只是省级自上而下的。11月20日，佛山市引入第三方评估新闻发布工作；紧接着的21日，广州市依托市政府门户网站和各部门网站，开通了‚广州市规范行政权力公开运行‛专栏。这个专栏里公布了包含387项行政审批职权、3138项行政处罚职权的‚行政权力清单‛，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院长、政治学教授肖滨认为，广州市的举措具有示范效应。‚广州在优化审批程序之后，进一步公开行政权力清单，有助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是可以向全国推广的。‛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周志忍表示，在约束政府部门的自由裁量权方面，广州的尝试并非全国首创。

他介绍，早在2010年，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已下发《北京市城管执法 —1—

系统实施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一览表（草案）》，‚避免了同案不同罚的现象发生‛。

最有‚服务精神‛的，当属广西多部门陆续废除‚学习不对外办公‛制度这一条新举措。

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反腐专家何增科介绍，不对外办公在全国很普遍，‚但是拿着纳税人的钱，在工作的时间不正常办公，显然不合适。内部学习不应当占用给公众服务的时间，所以，广西的举措符合建立服务型政府的题中之义。‛

他认为，广西各部门率先迈出这一步，值得推广。‚这个推广起来并不困难，政治学习时间应该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

走向更公开的不只广东、广西，还有湖南的纪检部门。

‚@三湘风纪向广大网友问声好！‛11月20日9时，湖南省纪委省监察厅正式开通官方微博，湖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建国发出第一条微博向网友问好。网友‚一粒小种子‛写下期待：‚让民众拥有更多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这种公开的姿态，得到了学者的认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何兵认为：‚信息公开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手段，如果信息公开不到位，那政府信誉就会出问题，面临公众的谴责。‛

一些廉政举措，则被专家指出了不足之处。

对于安徽宿州书记、市长带头登报拒绝红包的举措，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王文章认为，当地领导的‚道德示范意义大过推广价值‛。

他分析：‚因为这种公开示范缺乏实际监督，只是自我道德的一种标榜、要求，能否达成这一承诺，完全靠个人的道德约束。‛

对于青海‚省级领导换公车需选择国产品牌‛的新规定，何增科认为：‚提倡用国产车也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应该鼓励。但同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避免对已有公车的浪费，再去采购。‛

电视晒官员财产，能推广吗

并非所有公开尝试，都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直接‚催生‛的。

比如河南周口市的‚电视问政‛，已试运行了近一年，网友就在近期为其叫好。‚每两周一期，周四晚播出，每次35分钟。‛这个时间被不少周口市民牢记。今年1月以来，已有16名市直单位的‚一把手‛接受这样的‚现场直播‛。其中，不乏一把 —2—

手‚被问得直冒汗‛的情况。

而陕西高陵县的做法告诉人们，电视不只可以用来‚问政‛，还可以用来‚晒房‛。11月11日，高陵县纪委下发通知，全县19名党政‚一把手‛依次在电视、网络上，面向全县30万人，介绍廉洁自律及配偶子女基本情况。同时，监督投诉热线也被公布，群众可以监督和举报。

‚此举完全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何增科表示，‚会议中也提出，对新起任的领导干部个人事项信息公开进行试点‛。

早在200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市就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首批55名官员进行财产申报试点。

但从阿勒泰到之后陆陆续续试点的浙江慈溪、湖南浏阳、宁夏银川和青铜峡，虽然各地具体操作有较大差异，但结果却非常相似——未能继续推广。

对比此次陕西省高陵县推出的新举措，周志忍认为，比此前其他地区的试点有三点进步：‚一是公开范围扩大了，包括了官员配偶、子女的信息；二是公开的渠道不一样，通过电视公开述廉，更能引起大家关注；三是影响受众范围也扩大了，不会读报、上网的百姓也可以看到。‛

但学者们也指出了电视‚晒房‛的局限性。

‚与国外采用官员填写公用报表的方式相比，电视公开官员的信息是否真实、全面，观众无法核查，老百姓没办法拿着视频去查。‛周志忍说。

他建议，老百姓可以申请官员签字的电子版信息材料，这样便于追查、留底。‚官员信息公开，如果能统一表格、模板，让老百姓知道，可以通过什么渠道、什么理由去查询，更具实效。‛

何增科提出，除了‚比较有轰动效应‛的电视亮相外，各地还可以尝试其他公开方式，‚比如在政府网站或政府公报上公开‛。‚政务公开如果和个人利益、家庭利益有密切关系的，信息公开就有抵触心理，这是人之常情，但也恰恰需要加大力度。‛

周志忍还提出，‚涉及人数少‛也是电视公开官员财产信息的局限性。

他认为，在一个县级单位，具有独立审批权的干部都应该信息公开，‚最少也有一两百人‛。‚而高陵县仅选出19名干部，可能让老百姓认为其他官员有问题，不敢公开信息，这样对增加政府公信力并无好处。‛

学者们认为，‚电视公开官员财产信息‛的方式并不能普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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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滨指出：‚在有限范围里，通过电视直播的形式，有一定优点，但要推广到地级市等更大范围，目前还存在一些困难。‛周志忍举例：‚一个县级班子，副处级以上干部有20多个，科长、局长人数更多。‛

王文章则质疑，电视公开只是‚作秀而已‛。

‚如果没有制度化，就几个官员公布财产的话，那有多少意义？老百姓见多了试点，也很可能不相信。‛王文章说。

网络严控‚三公经费‛，能持久吗

同样，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人们才再次关注浙江乐清市的‚三公网络监督平台‛。从今年8月以来，这个平台包含的是该市‚三公‛——公务接待、公费外出、公车节假日报备和运行定位的申报、审核、审批、监督，每个干部都要报上菜单、账目明细。它还和公车的GPS定位系统相连，是否违规用车，也随时可查。

何增科认为，举措的意义在于‚它给官员发出了信号，起到了威慑作用，提供了监督官员的一个新渠道‛。

‚现在有很多社会热心人士密切关注政府上网的信息，对每一笔政府支出流向是否合理，会提出判断。如果政府愿意自己公开信息，就表明了自己的一种态度，愿意接受社会的检验和公评。如果公开的信息经受住了公众和社会的检验，那么，政府会赢得老百姓更多信任，有助于形成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王文章还表示，‚三公‛信息公开得有一个前提——‚公开得要彻底、细致、具体化‛。

‚现在有的政府部门采取比较模糊的方法，只给出大概数，老百姓不知道三公经费具体怎么花的。而像乐清这样，把每天的吃喝、几个人参与，都发到网上，方便群众更好监督‛。

周志忍则明确表态，‚我不认为这套制度能持久。‛

他举了一个例子：四川省巴中市白庙乡是第一个搞‚三公‛经费全部公开试点的。‚吃一顿饭、抽一盒烟，接待谁都有，但是搞不下去了，原因是整个大环境，上一级的人来考察，也不敢吃饭，连一根烟都不抽。地方是很廉洁，但是大环境不是这样，没人愿意去公开消费的地方，最后改革试点也无果而终。‛

肖滨则认为，这符合网络公开的大方向，存在推广可能。‚网络公开可以随时查到，与电视不同，有助于民众对政府‘三公’经费的监督，这个推广空间更大。虽然不能 —4—

设想一个举措就能遏制腐败到什么程度，公开总比不公开好。‛

周志忍介绍，5年前，内蒙古某县也在搞‚三公‛经费改革，他认识其中一名领导。‚改革初始一两个月，大家都觉得如释重负，没有必要迎来送往，喝酒接待‛。但三四个月后，就出现问题了，‚由于不接待，很多职能部门不愿意来，就没有人缘、人气和关系，一些额外资金和项目审批就批不下来‛。

最后坚持了八九个月，‚不仅仅是额外灵活申请的项目资金申请不下来，明确规定给当地的资金也拿不下来，有关部门一直拖延不给。‛

‚就这样坚持了一年，最后县常委开会说：‘这一年损失比较大，我们要加大接待力度，把损失补回来’，于是，马上恢复得比过去更加厉害。‛周志忍说。

制度化了，地方改革创新才不是‚一阵风‛

学者们在受访时表示，‚三公‛信息公开、官员财产信息公开的方向是正确的，地方也进行了不少‚大胆的尝试‛，而下一步就是‚制度化‛。

‚现在官员信息公开还不是法定义务，哪些人要公开，不公开需承担什么责任，都应该具体规定。‛何兵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周志忍也表示：‚公开的渠道是次要的，关键是‘公开官员财产配偶信息’能不能作为一个制度留下来，如果是为了争改革的‘风头’，过几年就没有了，这样的作用不是很大。‛

周志忍认为，现在‚三公‛经费公开问题在于‚是靠一阵风‛。‚有些地方抽一包烟都公布，有些就马马虎虎，最后往往是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坚持不下去了‛。

对于各地试点很难持久的现象，王文章认为是‚普遍存在‛的。‚改革涉及利益群体，他们会抵制、反抗。比如，对上面的规定做一些变通，打折扣地执行，变相地消极拖延等，想当然地为自己捞利益。但我们要从制度上把这种私欲控制住，让他不可能钻空子，才是一个好的改革方向。‛

因此，学者普遍认为，公开‚三公‛经费应该走向法治。

‚有了由下至上的探索之后，应该由上至下出台具体实施政策，明文规定统一模板，分级别公开，公开哪些信息，隐瞒信息受到什么处罚等等，才能真正走向落实。‛周志忍说。

‚首先政府得有决心，权力要在阳光下运行。同时，还应建立健全《预算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的配合机制，明确规定‘三公’经费必须公开。‛王文章说。

最后，何增科的一席话，对今后的改革活力给予了期望：‚35年改革开放，出现一 —5—

个比较让人担心的现象，就是改革的动力在衰减。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在国家层面上，改革更加焕发活力，各个地方也都积极推动政府创新。各地政府的创新，对于增加社会活力是很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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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十八届三中全会解读

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

十八届三中全会于2013年11月12日闭幕，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决定》题目我们就可以看出此次会议的重点就是深化改革。事实也是如此，全会公报中“改革”一词出现了59次。纵观公报全文，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其核心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全面深化改革的要点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建，具体包括建设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转变政府职能、财税体制改革、城乡一体化发展、开放性经济新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法制中国、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社会事业改革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改革、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下面就其中四个方面谈一下我的收获：

一、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关键是要转变政府职能。

我们在学习经济学的时候研究过市场和政府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政府是看得见的手在进行宏观调控，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定经济规律，而我们所想搞清楚的是政府和市场谁是最为道德、最为有效呢？很长时间以来，自由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最重要的就是“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都认为背后“看不见的手”——经济规律在起作用。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金融危机，美国通过罗斯福新政进行国家干预，通过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对经济进行调控和干预，政府的作用在资本主义国家得到凸显，于是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就是“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两者结合。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两只手如何有序的使用，我认为应该是“看不见的手”在市场中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而政府这只手在干什么呢？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管理和调控的范围、力度超过了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预的方向不对路，其结果就会抑制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势必会导致两个严重后果：一是以投资和出口驱动为主要特征的旧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使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宏观经济失衡等问题变得愈来愈突出；二是由于各级政府手里掌握太多太大的资源配置权力，造成了权力寻租的庞大基础，也使腐败蔓延，难于遏制。虽然市场化经济在快速发展，我国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由市场决定，但在能源资源、公共事业、环保收费等领域，都是由政府来做价格和投资的决定，价格不合理问题仍比较突出。因此，转变政府职能问题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我们需要明确的知道什么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和怎样才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一大创新，从强调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转变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所以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正当干预，这涉及到政府如何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如何做好自己应当做的事情，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必须下决心放手那些不应该管或者管不好的事情、改善应当管又没有管或者没管好的情况，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决定》说得很清楚，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政府为了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也就是说，政府主要就是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为公民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与服务。我们建造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基本职责不是自己干多少事，而是管好自己的手，做应当去做的事。改革就是改革政府自己，要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要严格限制政府权力，权力要有严格的法律规范，权力的运营必须严格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进行。

这样经过市场化改革、价格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可以引入竞争机制，提高运营效率，提高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率。

二、财税体制改革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但由于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的过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较多，但是中国存在事权和财权不对应的问题，导致地方政府盲目投资，资金使用效率下降，地方债务大幅度增加。因此，税制改革是政府的重要着力点。《决定》指出：要完善税收制度，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推进增值税改革，适当简化税率；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加快资源税改革，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这些改革与老百姓生活有密切的联系。

目前，我国个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例约６％，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指标多在３０％以上。中国已经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已经必须将将公平正义纳入税制结构设计的考量视野，而且现实生活中的收入分配矛盾和贫富差距矛盾已经一再地挑战中国社会稳定发展大局，在稳定税负的前提下，通过增加直接税对现行税制结构作有增有减的调整显然是必要的。个税改革后，富人阶层的税负可能有所增加，这符合《决定》中“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的方向。这一改革有利于减小贫富差距，大家知道，贫富差距是导致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试想如果未来没有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巨大差异，社会将会平和很多。正如最近大家讨论很热烈的是否征收遗产税的问题，我认为征收适当比例的遗产税是可行的，类似于“劫贫济富”的说法，这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大侠风范。

另外增值税等间接税的税率降低，间接税暗含在商品价格中，主要承担者是普通消费者，其税负降低是对百姓的一大利好。税制改革中对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和税率的调整，可以引导居民的消费方向，形成健康、绿色的消费模式。

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决定以来，困扰房地产税开征的因素主要是两个：既得利益格局和税收征管机制。上述的两大障碍，一直困扰着房地产税在中国的实施进程。倘若得不到有效的解决，不仅开征房地产税的规划将持续停留于“纸上谈兵”状态，而且，因以房地产税为代表的财产税的缺失而带来的中国税制体系的不完善，也

将持续地阻碍社会公平正义目标的实现，甚至会危及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和有序发展。考虑到这一切，《决定》提出了以“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的新思路。其目的就在于，在依法治国、依法治税的框架内，求解开征房地产税过程中遭遇的种种难题，让房地产税尽快落户中国。

三、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总书记在全中国烧起了一股反腐倡廉的大火。随之而来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改革目标：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不得不说，腐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小到村长，大至局长，被揪出的贪官所贪污受贿的数额之大令人震惊，试想这些钱拿来做民生工程，那么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将会大大提高。因此腐败是能够威胁党和国家的敌人。建设廉洁政治无疑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只有“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才能体现党中央防治腐败的信心，才能让人民群众看到中央反腐的决心。只有让人民群众看到清澈透明的政府，而不是给人一种看不清、摸不透的感觉，人民才会信任政府。

四、城乡一体化发展

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和“变革”，农民都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但是他们的牺牲与创造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对等的利益。城乡二元经济差距的日益扩大，让农民更加渴望惠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梦享“共同富裕”的生活，盼望更为新颖的“免除农业税”等惠民新政的涌现。这就需要我们破解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城乡二元医疗体制、城乡二元保障体制、城乡二元就业体制以及城乡二元投资体制。《公报》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

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在未来的改革进程中，应该赋予农民更多的权力，促进公平正义，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城乡一体化发展可以让乡下人更好地融入城市，让城里人更好地去乡下投资。期待未来的城乡成为一体。

三中全会会议公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一个新的亮点、新的突破。公报一方面表现了整体全面推进的特点，注意各项改革之间的相互呼应。另外，各方面改革的重点是比较明确。既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同时也注重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希望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全体人民惠及这一改革的成果。

第四篇：十八届三中全会解读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解读

如何充分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共16个部分、60条、300多项改革举措，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指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指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阐释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证，是指导中国改革发展里程碑式的纲领性文件。本社从21日起开设“新华社信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解读”专栏，对《决定》的主要内容、精神实质和重大意义进行解读。（编者按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35年来的伟大历程，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强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些重大论述深刻揭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回顾35年改革开放历程，我们深深体会到，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没有改革开放，我国不知还要在封闭半封闭和停滞不前的状态下徘徊多久。深深体会到，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时代特色，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时代旗帜，是中国人民最为自信和自豪的伟大创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时代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经济社会发展呼唤进一步深化改革，人民群众期待进一步深化改革，改革的步伐决不能停顿，更不能倒退。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并自觉顺应人民愿望和时代要求，反复强调必须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坚定不移把改革推向前进。这必将开启我国新一轮改革浪潮，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第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迫切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在未来7到8年的时间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在原有基础上实现新的全面提升，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实现全面提升，涉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涉及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涉及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创新，涉及城乡区域发展格局的完善，涉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的构建，涉及党的建设制度的改革，这些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完成。

第三，解决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继续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势头，迫切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当前，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科技创新能力不强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资源环境约束加剧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问题，社会矛盾多发易发问题，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问题，等等。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动力和旺盛活力

第五篇：解读 十八届三中全会

解读

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公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近5000字，全面回答了深化改革为什么改、改什么、怎么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调动起各个方面支持改革、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大学生必须增强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自觉性、坚定性。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二、总体目标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

三、改革重点

（一）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二）设立两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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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统筹性、整体性和协调性。

第一，加强改革的统筹协调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全面的改革，每一次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因此，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

第二，建立高层次、有权威的改革协调机制和工作机构。这是在改革的关键时期攻坚克难的重要举措。

2、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安全部的职责是不一样的，也可以理解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国家安全部的上级部门，它把公安、武警、司法、国家安全部、解放军总参二部三部、总政的联络部、外交部、外宣办等部门，全部揉并在一起，成立一个大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目前，世界上设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还有美国、巴西、智利、南非、土耳其、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其职能是负责协调涉及国家安全、外交的重大战略政策，同时向国家元首提供涉及国家安全的建议，是跨部的协调机构，其成员来自军事、外交、情报、执法等事涉国家安全的机构高层。

四、改革要点

（一）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共同发展

全会公报：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一个方面是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我们既强调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也强调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实际上强调的是共同发展，让国有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各自发挥自己不同的作用。

（二）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1、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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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

3、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4、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

5、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

（三）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不仅要取消和下放权力，还要改善和加强政府管理，关键是要在搞活微观经济的基础上搞好宏观管理，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治理能力，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效能，建设现代政府。

1、要切实加强市场监管。我们最大限度地放权，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这次转变职能，放和管是两个轮子，只有两个轮子都做圆了，车才能跑起来。

2、要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在经济领域简政放权的同时，我们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职责必须加强。

3、要优化必要的行政审批程序。政府转型要有个过程，不该审批的不再审批，该审批的则要把关审好。由于多种原因，像钢铁、水泥等行业上项目都是需要审批的，但多年来恰恰没有管住管好，以致造成产能严重过剩。相比之下，家电、服装等行业早已走上市场化轨道，不用政府审批，靠市场优胜劣汰，没有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4、要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转变职能、减少微观事务管理后，政府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管宏观，管好那些最该管的事。

5、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转变政府职能本身就是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履行政府职能，推动改革发展，建设现代政府。

（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

1、深化预算制度改革。这不仅是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从源头上反腐倡廉，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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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和规范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是各级政府间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合理划分财政收入的一种分配形式，一般指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财力补助。

3、积极稳妥推进税制改革。要按照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税收制度和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继续做好各项税制改革工作。

4、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按照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益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则，充分发挥财政的分配作用，推动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五）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决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决定》提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六）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 开放型经济的主要特征是：要素、商品与服务在不同国家之间自由流动，从而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最优资源配置和最高经济效率。作为开放型经济体的国家必须尽可能充分地参加国际分工，同时在国际分工中发挥出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必须建立健全适合开放型经济发展、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的组织机构和法律法规，涵盖组织体制、程序体制、管理体制以及与之配套的法律法规等诸多方面。

（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发展基层民主

1、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2、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公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3、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健全重大问题决策前协商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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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1、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2、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着力控制“三公”经费支出和楼堂馆所建设。着力纠正跑官要官等不正之风。着力解决“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

3、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九）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这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

（十）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

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严格新闻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重视新型媒介运用和管理，规范传播秩序。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

（十一）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

1、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破解择校难题，标本兼治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2、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

3、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规范招人用人制度，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

4、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社会保障财政投入制度，完善社会保障预算制度。

5、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十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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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2、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

3、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4、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立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保障食品药品安全。

5、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

（十三）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生态保护红线 资源有偿使用

1、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健全能源、水、土地节约集约使用制度。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

2、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3、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四）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1、优化军队规模结构，调整改善军兵种比例、官兵比例、部队与机关比例，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依据不同方向安全需求和作战任务改革部队编成。

2、健全完善文职人员制度。完善兵役制度、士官制度、退役军人安置制度改革配套政策。

3、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健全国防动员体制机制，完善平时征用和战时动员法规制度。

4、健全军费管理制度，建立需求牵引规划、规划主导资源配置机制。

（十五）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打破干部部门化。破除“官本位”观念，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人民是改革的主体，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 10 五、七大新意

（一）改革总目标的设置上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提出了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时间表。

（二）对市场角色的全新定位

公报中，特别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此前的表述，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两字之差，区分出来的是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新定位。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表述，更加强调市场作为资源主要分配者的地位，其中隐含的强调信号是，政府应该习惯于做市场仲裁者的地位，习惯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担当主要供应者的作用，为民生托底。除非市场失灵，政府理应管住“闲不住的手”。

（三）对法治的高度强调

在建设什么样的政府上，公报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方向；在如何建设法治中国的问题上，公报提出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操作路径。核心上向社会让渡可以放手的权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政府与社会共同参与治理的合力。而公报中对司法体制改革使用的“依法、独立、公正”三个词，也预示了法治建设的现代化，有望取得新的突破。

（四）对民生领域改革的高度关切

在教育、就业创业、社会保障、医药卫生等民生领域改革的态度，描述为“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三个“最”，既表明了对民生问题的持续关注，也体现出了改革的创新。比如，在教育领域的改革，使用了“综合改革”的字眼，这实际上拓展了教育改革的范畴。可以展望，这不仅意味着基础教育、义务教育要强化履行政府的法定义务，还意味着技能教育、高校教育将向更加注重教育规律，注重创新的模式转变。

（五）对于城乡二元结构弊端的坦率表述

公报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因此，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六）提出了“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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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指出，“通过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为处理好央地关系，提高科学调控水平指出了路径。

（七）对建立生态文明制度的空前强调

生态文明建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集中体现了当前发展模式中的主要矛盾。一方面，是GDP数据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则是大气、江河海洋、土壤土质的大面积恶化。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不仅GDP增长的成果都将被吞噬，而且将影响到当下和未来公众的基本生存权。建立生态文明制度，既意味着对此前就已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的继承，也意味着一系列新的制度优化的开始。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是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括性的、方向性的论述。这是改变中国面貌的又一个重要关键节点。新，表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视野和路径，也表明着中国的未来。

五、重大意义

十八届三中全会今天开幕了。历经35年改革开放，中国又到了抉择的时刻。深水区的改革，注定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艰难的博弈。中国领导层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核心改革框架，指导未来10年决策。这次会议将是1978年邓小平让中国踏上经济改革开放之路以来最重要的三中全会。

（一）突围利益固化的藩篱

改革，就是利益的调整。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普惠式的改革让所有人受益，如今的改革则需要打破固有利益格局。新一轮改革首先需要“破障”。尽管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但十八大以来，不论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公开表态，还是陆续推出的改革措施，都让人们看到了中央坚定不移推进改革、打破固有利益格局的决心。半年里，国务院先后３次下发文件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达221项。

人们都关注改革、期盼改革，但改革动力何来？

（二）凝聚改革共识，实现公平正义

改革遭遇瓶颈期，关键是要凝聚共识，找到“最大公约数”，这样才能最大范围凝聚改革力量，最大程度增强改革信心，最大能量释放制度红利。

改革的“最大公约数”在哪里？有人这样形容中国的改革历程，前35年是“做大蛋糕”，今后应当在此基础上“分好蛋糕”。一项媒体调查中，近六成的人最期待“进一步加强社会公平正义”，位列榜首。由此可见，推进公平正义不仅是现阶段改革重要的民意基础，也是改革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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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正义体现在方方面面。通过制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经济领域，所有市场主体应不问“公”“私”，实现公平竞争；社会领域，人人都应该是依靠规则而不是依靠关系；司法领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更要落实到每一起案件中。人们期望，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平准则”为改革凝聚更大的力量。

(三)整体推进加重点突破，改革全面提速

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近些年来，经济领域改革较多，而社会领域改革相对滞后，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一头重一头轻”的问题日益突出。

实际上，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发展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要确定今后改革方向，整体推进全方位改革、着力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自然在情理之中。

回过头来，改革要整体推进，但不是齐头并进，而是要分清轻重缓急，逐步有序推进，特别是一些重点领域的改革要实现突破。

人民网开展的“你最关心哪些改革关键词”的网络调查中，收入分配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民生保障制度改革、医药卫生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得票数位居前列。这些领域改革如何突破，人们期待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回应。

（四）冲破经济转型中的社会束缚，释放发展活力

改革激发活力，活力推动发展。今后的中国要长期保持平稳健康发展，依旧需要通过改革，让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持续喷涌。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一些领域束缚发展活力的体制机制障碍还有不少，在群众反映强烈的办事难、创业难、创新难中都有体现。一位企业家直言：“跑个项目，我连政府部门的收件员、预审员都得打一遍交道，期待政府职能转变再加力！” 总书记强调，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不竭动力。进一步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今年以来，从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到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从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到月收入不超过２万元的企业暂免征收营业税，从上海自贸区揭牌到推动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从市场到企业、从经济到社会的这一系列改革措施，无疑都将激发更大的发展活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如何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力开出“药方”，进一步突破制约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使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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