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护航追梦征程

第一篇：总体国家安全观护航追梦征程

总体国家安全观护航追梦征程 任天佑 赵周贤 刘光明

拥有安全港湾，梦想才能顺利启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儿女为了“赶上时代”、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而奋斗求索，但因缺乏安全保障，追梦路上历尽艰辛、可歌可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终于筑起坚强安全基石，走上实现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在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民族复兴伟大目标、同时也前所未有地面临发展阻力和安全风险的新形势下，总书记提出并深刻论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更好地护航中国梦指明了前进方向。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下，“中华号”巨轮定能驶达伟大复兴的彼岸。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呼唤总体国家安全观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追梦路上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如今，追梦征程进入全面提升的新阶段和“关键一跃”的新节点，民族复兴面临更多困难和风险。风险愈大，国家安全需求愈强，总体国家安全观就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顺势熔铸而成。

全面提升中国梦境界的必然要求。从现实维度看，国家建设的各领域越全面发展，越需要更全面的总体安全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为实现民族复兴，先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从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民族复兴涵括的领域越来越全面，对国家安全的需求也越来越广泛。总书记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在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基础上，科学统筹安全与发展，把中国梦与强军梦统合起来，把民族复兴伟大梦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全面深化改革伟大革命，与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统合起来，使传统国家安全理念拓展为总体国家安全观，适应了中华民族全面复兴新阶段对安全的新需求。

中国梦关键阶段实现跃升的必然要求。从历史维度看，国家的建设发展越是处于关键历史阶段，对安全保障的要求越高。当前，我国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新起点，具有全面的安全保障，才能有更大把握从“将强未强”跃入全面强盛时期；如果安全保障跟不上，就可能陷入“安全困境”而一蹶不振。就内部环境而言，在改革攻坚期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清除体制性障碍等，面临不少“地雷”“险滩”，稍不注意就可能触雷、触礁。就外部环境而言，我们与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存在的意识形态对立和利益诉求分野，决定了他们始终不愿看到中国的强大，力图阻断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进程。我们越是发展壮大，遇到的战略遏制可能性就越大。面对国家发展特殊阶段的“安全困境”，必须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构筑维护国家安全的铜墙铁壁。

实现中国梦与推动世界共同发展的必然要求。从世界视野看，国家建设发展与世界的联系越广泛深入，对总体安全的要求就越高。在全球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时代，中国与世界已经成为紧密联系的整体，中国梦与世界和平发展交相辉映。必须看到，全球化、信息化是一把“双刃剑”，它们在使整个世界发展成为命运共同体的同时，也扩展了安全威胁的“宿主”和传播途径，对一国的安全威胁极易波及他国。这就要求安全主体从人民、国家到国际不断提升，安全客体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拓展到环境、网络、海洋、太空等全球公域，安全理念从传统的安全逻辑、相互猜疑变为安全共享、安全共担、安全共建、安全共赢。这样的时代条件，要求我们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各国各地区协力化解全球性风险。

二、深刻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地位和丰富内涵

安全是国家的命脉，安全观关乎国运兴衰。国家的安全需求和安全观都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着眼当代中国安全形势和安全需求，继承发展了我们党的国家安全观，地位重要、内涵丰富、思想深邃，需要准确领会，牢牢把握。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安全观的最新成果。长期以来，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分析国家安全问题，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观。改革开放前，为适应“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和冷战时期的国际战略格局，我们党形成以“备战备荒”为核心理念的国家安全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适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我们党逐步形成了支撑国家和平发展的新国家安全观，先后提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牢固树立综合安全的观念”等思想观点。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继承发展了我们党的国家安全观，开拓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安全观的新境界。

支撑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战略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和平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从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来看，发展是安全的基础，通过发展让安全建立在强大实力基础之上，这样的安全才是可靠的安全。安全是发展的条件，离开了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安宁的社会环境，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从安全与和平发展的关系来看，安全是和平发展的生命线，没有安全就不可能有和平发展，和平发展是以国家安全为基本条件的发展，安全与和平发展互促互进、互为条件，高度融合、有机统一。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可能影响我国和平发展的各种因素都纳入战略视野，全面总结升华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国家安全观，是为国家和平发展提供最大限度安全支撑的战略思想。

系统、开放的中国国家安全理论体系。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已经形成系统体系。关于国家安全的重要地位，强调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关于国家安全形势，强调新形势下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增多，特别是各种威胁和挑战联动效应明显；关于国家安全涵盖范围，明确提出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关于国家安全体系内各要素的定位，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原则方法，强调要遵循集中统一、科学谋划、统分结合、协调行动、精干高效的原则，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等等。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会随着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的推进不断创新发展，形成更为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

三、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就必须把总体国家安全观转化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正确把握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居安思危、审时度势，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在服务大局中强化忧患意识、底线思维和担当精神。强烈的忧患意识、清醒的底线思维、勇毅的担当精神是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应有的精神境界。强化忧患意识、底线思维和担当精神，必须与强化战略定力结合起来。离开战略定力，极易导致“神经过敏”和战略误判，落入敌对势力设置的陷阱。当前，无论外部干扰如何变换花样，我们都要紧紧扭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个战略目标和时代主题，始终高度警惕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危险，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被破坏的危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被打断的危险。这样就能在壮大实力的同时，强固安全底线，提升安全系数。

统筹应对多种国家安全风险和社会安定挑战。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外延、时空领域都空前拓展，要求我们更好地运用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统筹国家安全资源，有效整合各方面力量，协调各方面下好国家安全战略“一盘棋”；统筹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坚持构建集多种安全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统筹国家安全的重点工作和薄弱环节，坚持抓住主要矛盾求突破，力求把安全的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统筹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坚持对内谋发展、求变革、保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谋和平、求合作、促共赢、建设和谐世界；统筹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坚持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相关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前行。强化维护国家总体安全的决心和能力。应对国家安全危机，越有维护安全的决心和能力越不容易陷入危机，越消极保安全往往越不安全。这启示我们，对于可能出现的危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件、突发事件，要预有准备和长期谋划，事件发生后要采取坚决果断措施，“该出手时就出手”，给“危机制造者”以迎头痛击，及时展示强大决心和能力，这样才能避免更大危机发生。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遇到重大挑战时，必须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对残害生命、穷凶极恶的暴力恐怖活动，要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决把暴力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完善和落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体制机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积极推动社会矛盾预防化解工作，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第二篇：总体国家安全观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国安才能国治，治国必先治安。保证国家安全，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新时代新形势不仅呼唤新的改革观、发展观，还需要新的安全观。总书记审时度势在2014年4月1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适时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总体安全观将会为破浪前行的中国航船，构筑更为坚固的安全屏障。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时代性特征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以往国家安全观的内涵和外延的丰富与深化，所涉及的时空领域比历史任何时期都宽广，而提出此观念的背景因素比历史任何时期都要复杂。纵观最近的国际国内环境，“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既适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又顺应了民意诉求，对于统筹中国发展，应对国内外安全挑战十分重要。

从国际看，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快速演进，新一轮技术革命声势浩大，全球经济在深度调整的同时，也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浪潮。美国调整“重返亚太”，触发亚太国家关系的再调整；美欧日力推四大经贸新协议试图摆脱WTO另搞一套，目的是抑制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发展，打造更加有利于延续西方主导地位的世界经贸格局。

虽然和平、发展与合作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尚未根本改变，局部的战乱、紧张、动荡此起彼伏，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全球安全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多。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国际政治局势的基本态势。

中国的周边热点持续发酵，不稳定因素增加。“朝核危机”使朝鲜半岛局势剑拔弩张，半岛形势牵动各方神经；中国在钓鱼岛受到日本的挑衅，并引发钓鱼岛危机，美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有利于日本甚至“介入”的立场，以“防卫”钓鱼岛及遏制中国；在南海，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领土上的纷争日趋激烈，美日印相继插手南海问题图谋使争端国际化、复杂化。中国周边安全局势比较严峻。

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为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也积累了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官员腐败、法治欠彰、分配不公等问题，直接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当前，这些问题和矛盾进入敏感期、突发期、多发期，在很多地方都引发了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再加上国内台独、藏独、疆独分子以及邪教势力趁机煽动闹事，尤其是新疆恐怖主义分子不断制造暴力恐怖事件，维护政治安全的压力相当大。

目前，中国经济已进入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这使得我们面临的经济形势更趋复杂，挑战来自“增长减速”和“结构调整”，来自内部和外部等多个方面，经济运行中不确定性、不平衡性和脆弱性凸显。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会对国家安全产生复杂影响。

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发酵，使中国国内外面临的安全问题相较以往更具综合性、复杂性及敏感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必须以全新的理念认识国家安全，以全局的视角定位国家安全，以整体的思路规划国家安全。于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应运而生。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整体性思维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本利益，是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也就是国家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也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当代国家安全包括10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国民安全、领土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一般来说，小国、弱国总是把确保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作为首要的基本的目标，而大国、强国则往往追求更大、更多的安全利益。冷战结束以来，随着诸如环保问题、恐怖主义、金融安全、网络安全等一些新的安全问题的出现，传统的国家安全理论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和挑战，有关学者和理论家们在对国家安全理论的探索中，逐渐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安全观，其中最早出现的有“综合安全观”、“共同安全观”、“合作安全观”三种，后来人们又开始用“非传统安全观”来概括这些不同的安全观。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些都是从某些方面认识国家安全或国际安全而形成的不同安全观，而不是全方位的安全观。例如，在日本兴起的“综合安全观”，主要是强调利用军事手段和政治手段之外的经济力量、技术创新来保障它的安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战后和平宪法限制了日本的国际政治地位和军事力量发展。因此，这种综合安全观便有了明显的局限性。

与此不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充分认识到这些不同安全理念的局限性的情况下，能够克服其缺陷而汲取其优点的新型非传统安全观，是把现实中存在的国家安全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的整体安全观。它把分散的国家安全认识凝聚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安全新观念。

习近平首次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过去提出的“综合安全观”的升级，在集纳国民、政治、经济、军事等安全问题的同时还特别突出国际安全问题，统筹了国内外两个安全大局，协调了中央、地方、外交、军事乃至宣传方面的力量。

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它是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在总体安全体系中，每一个领域的具体的安全，虽然各有侧重点，但都与其他领域的安全密切相联，凝聚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时候都不能孤立地片面地理解国家安全的问题。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中国特色

总体国家安全观首提五要素，即以国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

把国民安全放在第一位，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大亮点，它体现了国民安全在整体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核心性、目的性和主体性。结合起来看，这在事实上确定了一种以国民安全为宗旨、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民本国家安全观”。由于只有国民安全才是一切国家安全活动的根本宗旨和根本目的，那么无论是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还是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以及国际安全，相对于国民安全来说，都不具有宗旨性和目的性地位，都不过是实现国民安全这一根本宗旨和根本目的的不同措施和不同手段。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

政治安全是根本。政治安全一般是指国家政治体系及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安全，包括国家政治体系在政治发展进程中协调运转，政治结构和政治秩序相对稳定，能适应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并确保政治运行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黄金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突出特征。这一特征使得我国国家政治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具体来看，在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和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我国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也在不断增多，国家处于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国家政治安全问题面临严峻挑战。如果不能保持政治秩序的正常运行和政治稳定，一切安全问题都是空谈，相反，也只有在政治安全良好的状态下，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才有可能得到有效解决。我国把政治安全确定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反映了中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和内向性。

经济安全是基础。冷战结束以来，国家安全的内容更为丰富，重点也发生明显变化。当今时代的国家安全已不局限于国防安全，还包括经济、信息、生态、能源等多方面的安全。而经济安全不仅是整个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它的基础与核心，没有经济安全，便没有政治、科技、军事、社会等的安全。我国经济安全目前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潜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如我国对西方发达市场体系形成不对称依赖，不断加深了我国自然资源、市场、技术的对外依赖程度，庞大国际热钱无序流动威胁我国经济安全；国际贸易摩擦对我国进出口贸易造成严重影响，跨国并购和金融风险等不断挑战我国的经济安全。我国经济安全问题的增加并不表示我国经济、军事力量的削弱，相反正是因为我国经济的逐步强大,才产生了许多经济安全问题。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要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国家经济发展和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中逐步解决。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多边共赢

当前国际形势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国国际地位上升，并且在未来几十年内，中国都将是一个处于上升轨迹中的国家。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在中国与发达国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一些摩擦和争议不断出现，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冲击是出现摩擦的原因之一。这一冲击既有物质层面，也有心理层面。从物质层面说，中国崛起首先意味着东亚地区国家的实力发生重大变化，与实力对比变化相伴而来的是国家间相对地位的变化，比如中日关系，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快速上升，日本作为东亚地区主导国的地位正逐渐被中国取代。另外，面对中国的崛起，某些大国作为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对中国的防范意识加强，并通过挑起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摩擦和矛盾加大中国的安全风险。中日钓鱼岛之争，中菲、中越南海争端等都可以看到大国的影子。这就导致我们在国际关系层面上遇到的很多挑战，一方面中国国力越来越强，包括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了，但是老百姓感觉到的却是中国似乎面临安全困境，尽管我们一再表明自己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但是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利益相关者，种种论调不绝于耳。更重要的是这导致一些周边国家试图推动区域内大国或引进区域外大国来平衡力量或制衡中国。如果不调整外交政策，我国就容易被孤立，因此需要给一些国家安全保证，以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的恐惧。

总书记指出，中国要：“既重视中国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习总书记提出“要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总书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很强的国际包容性，强调命运共同、和谐共处。命运共同体，既是经济合作不断加深的关系，也是成员国在安全问题上互相谅解、相互提供支持，在发展与合作的过程中提升所有国家的安全水平的关系。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共同安全的本质就是国家安全必须以国际安全为依托；建立和谐世界是实现各国共同安全的必要保障。

从功能上看，总体国家安全观谋求互利共赢的共同安全。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政治作用，它有助于把相关国家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它们在面临经济危机、外部安全压力、全球或地区层面的共同威胁与挑战等问题时，能够提供更可靠和更有效的相互支持。在困难的时候，能够互相扶持和帮助，在平时也能在国际层面相互提供物质和道义的支持，更好地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每一个成员的积极作用。通过命运共同体建设，可以把我们长期执行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外交政策推向更高水平。

从目标上看，命运共同体与本地区长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本身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同时，命运共同体建设也高度契合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积极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本身说明了中国试图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说明了中国对地区与国际事务所采取的建设性态度。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要取得成效，意味着中国与周边国家要同时走和平发展道路，在这样一条发展道路上相互支持、共同推进。

从途径和手段上看，中国国家总体安全观强调以合作促安全，首先通过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水平，建设比较深入和完善的经济共同体，在此基础上，逐渐建设安全共同体，然后才是包含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内涵的成熟的周边命运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的建设不会自动导致安全共同体的形成，安全共同体的发展也不会自动导致十分紧密的命运共同体的完成。在这个过程中，要经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多次质的提升过程，这需要相关各国政府共同努力推进。

第三篇：总体安全观护航现代中国

总体安全观护航现代中国（人民时评）

曹鹏程

《 人民日报 》（2014年04月17日05 版）

坚持总体安全观，最终是为了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在复杂纷繁的安全迷局中扽住线头、捏沙成团，形成紧急应变、从容制胜的治理能力

作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新成立的重要机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甫一亮相就引起高度关注。4月15日，国安委召开第一次会议，总书记首次提出内外兼修、内涵广泛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做好新形势下的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清晰路径，也为应对新时代人类安全挑战提供了理论依据。

“注意安全”是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在全球同住一村、环境瞬息万变的今天，安全已是一个相当复杂广泛的概念，危险常常超越经验不期而至，蝴蝶效应更是在全球不断显现。过去我们很难想到，美国南部几个州的房地产泡沫，会引发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突尼斯小贩点燃的火柴，会引发西亚北非一批国家陷入动荡；几十年前未能妥善处理的安全事故，会成为一个城市大面积供水污染的隐患。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便利联系，也遭遇着越来越复杂的安全挑战。

当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时，传统的安全观念、分散的安全举措，往往无从防备和应对全新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提供了全面把握和整体解决的大思路，而且顺应了治理现代化的迫切要求。

正如推进治理现代化必须“立治有体，施治有序”，维护国家安全也需要有管总的目标，以及明确的指向与部署。当类似禽流感的新型病毒侵入大都市，有能够驾驭全局的强力机构迅速反应，就可以更大程度地降低恐慌；当战争风云逼近利比亚，正是因为迅速调集了各项资源，我国海外公民才得以安全撤退。今天，各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因素彼此交错，常规与非常规风险相互影响，尤其需要统领全局的总体研判和妥善应对。坚持总体安全观，最终就是为了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在复杂纷繁的安全迷局中扽住线头、捏沙成团，形成紧急应变、从容制胜的治理能力。

“人民的安全应是至高无上的法律”。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安全的理解不断深入，需求也不断变化，特别是近些年来，社会生活领域的安全呼声越来越高。在国家总体安全观中，11种安全被列入国家安全体系，不仅是国家主权，攸关百姓生活的空气饮食、治安环境等，都历史性地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五个“以”，全面涵盖了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深刻阐述了各种安全的相互关系。这既是对时代挑战的有力回应，也契合着“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

从静态安全到动态安全、局部安全到总体安全，今天，做好安全工作需要高超的弹钢琴艺术。处理国际摩擦，需要统筹兼顾民众关切和国家利益；维护社会稳定，需要广泛凝聚国内改革与国际合作的合力；设计发展规划，需要通盘考虑各种安全因素……“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总书记对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详细而具体，落地性非常强，是安全战略的宏观判断视角，也是安全工作的微观操作指南。

通往现代化的航程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在全球共此凉热的今天，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安全问题。在更高更宽的视野中去研判应对各种风险，打造一支足够应对时代挑战的“总体安全”舰队，我们就能在广阔的大海中不惧风浪、稳健前行。

第四篇：总体安全观护航现代中国

作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新成立的重要机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甫一亮相就引起高度关注。4月15日，国安委召开第一次会议，总书记首次提出内外兼修、内涵广泛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做好新形势下的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清晰路径，也为应对新时代人类安全挑战提供了理论依据。

“注意安全”是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在全球同住一村、环境瞬息万变的今天，安全已是一个相当复杂广泛的概念，危险常常超越经验不期而至，蝴蝶效应更是在全球不断显现。过去我们很难想到，美国南部几个州的房地产泡沫，会引发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突尼斯小贩点燃的火柴，会引发西亚北非一批国家陷入动荡;几十年前未能妥善处理的安全事故，会成为一个城市大面积供水污染的隐患。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便利联系，也遭遇着越来越复杂的安全挑战。

当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时，传统的安全观念、分散的安全举措，往往无从防备和应对全新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提供了全面把握和整体解决的大思路，而且顺应了治理现代化的迫切要求。

正如推进治理现代化必须“立治有体，施治有序”，维护国家安全也需要有管总的目标，以及明确的指向与部署。当类似禽流感的新型病毒侵入大都市，有能够驾驭全局的强力机构迅速反应，就可以更大程度地降低恐慌;当战争风云逼近利比亚，正是因为迅速调集了各项资源，我国海外公民才得以安全撤退。今天，各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因素彼此交错，常规与非常规风险相互影响，尤其需要统领全局的总体研判和妥善应对。坚持总体安全观，最终就是为了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在复杂纷繁的安全迷局中扽住线头、捏沙成团，形成紧急应变、从容制胜的治理能力。

“人民的安全应是至高无上的法律”。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安全的理解不断深入，需求也不断变化，特别是近些年来，社会生活领域的安全呼声越来越高。在国家总体安全观中，11种安全被列入国家安全体系，不仅是国家主权，攸关百姓生活的空气饮食、治安环境等，都历史性地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五个“以”，全面涵盖了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深刻阐述了各种安全的相互关系。这既是对时代挑战的有力回应，也契合着“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

从静态安全到动态安全、局部安全到总体安全，今天，做好安全工作需要高超的弹钢琴艺术。处理国际摩擦，需要统筹兼顾民众关切和国家利益;维护社会稳定，需要广泛凝聚国内改革与国际合作的合力;设计发展规划，需要通盘考虑各种安全因素„„“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总书记对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详细而具体，落地性非常强，是安全战略的宏观判断视角，也是安全工作的微观操作指南。

通往现代化的航程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在全球共此凉热的今天，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安全问题。在更高更宽的视野中去研判应对各种风险，打造一支足够应对时代挑战的“总体安全”舰队，我们就能在广阔的大海中不惧风浪、稳健前行。

第五篇：总体国家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

2014年4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习近平用71字总结“总体国家安全观”：“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

提到非传统安全时，习近平指出，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教授熊文钊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总体国家安全、“11种”安全等概念，都是第一次系统地被提出。其中透露出的信号是：统揽和协调将成为国安委的运作特点。

习近平在会上指出，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要遵循集中统一、科学谋划、统分结合、协调行动、精干高效的原则，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紧紧围绕国家安全工作的统一部署狠抓落实。从总书记的讲话中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这里的安全包括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五个大方面。

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 打造国家安全“命运共同体”

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4月9日，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文，解读国安委的由来和使命。文章指出，国安委成立，使我国拥有了应对国内外综合安全和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顶层运作机制，能够把对外的国家安全和对内的国家安全的各种力量整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维护国家安全与创新社会治理的有机统一，有效预防与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机统一，预示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国家安全战略思路的清晰化、科学化。

“国安委的成立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国内的安全，更多的是着眼于大国的周边，旨在打开一条新的通道。”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马尧认为，国安委成立后，在对外战略中，特别是在安全领域，中国可能显得更为积极主动，提供更多国际公共安全产品，树立一个负责任的新型大国形象。“设立这么一个常设机构后，未来中国提供国际公共安全产品的效率和能力都会有所提高，反应速度也会加快。”他还指出，国安委成立后，中国有可能在周边地区设立一个地区国际安全体制，对控制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非常有益。“在内政方面，国安委也更加符合一个政府高效运转的需要。”马尧说。

国安委与网信小组职能交叉

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马尧称，在当下复杂的安全形势中，单靠外交部或者军队都无能为力，多样的安全威胁必须用多样的手段应对；而多样的手段需要一个领导机制从中进行统筹协调，提高效率、明确责任，“复杂的安全形势逼着我们不得不采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种形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表示，国安委的职能不是具体的办事机构，而是在应对国家安全威胁方面，做顶层的战略设计和统筹指挥。“国安委解决任何问题，绝不会从单方面来考虑问题，否则就失去了意义。”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教授熊文钊指出，“11种安全”中包含了“信息安全”，在这方面，国安委和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职能有所交叉。他认为，两个小组都由习近平任组长，但各自侧重不同，“信息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还有一些其他的内涵，涉及别的领域，包括广播电影电视等信息传播渠道的管理，还有个人隐私信息和商业利益等。国安委可能更多负责涉及对外、国际环境的信息安全问题。”

推动国防建设协调发展

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实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是筑牢国家安全的基础工程。这一宏大工程，涉及多方利益，尤其需要坚强的国家意志强力推进。”《学习时报》上述文章指出，从现实看，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被赋予统筹两大建设、推进融合发展的职能，军民融合中各自为政、管理分散、职能重叠的问题十分突出，重大问题都是一事一议一定，一些跨部门、跨领域、跨系统的军民融合重大事项缺乏有力协调和管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对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作了总体制度设计。落实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扎实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一长期的系统工程建设，都离不开国家最高安全层面上统筹协调。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实际上确立了统筹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重要顶层机构，有益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有益于消除军地分割、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