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民民主观的比较研究

第一篇：两种民民主观的比较研究

两种民主观的比较研究

文献综述：民主是现代社会的终极追求，努力探索民主更加合适的实现形式是现代政治的重要内容。“为民做主”与“由民做主”是一个现代民主新形势下争论的话题，并且不同的学者甚至政治家都给出了不同的解读。

从秦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民主程度不断提高。但是“由民做主”的思想成为“为民做主”的对手却是近些年的事情。在封建时代，支持和培育中国文化中当官应该“为民做主”的首要观念是“民本”思想。在中国，民本思想可谓源远流长，从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贾谊的“民为政本”、柳宗元的“吏为民役”、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无一不是鲜明的民本思想。

而辛亥革命伊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明确的论述了“民主”的思想内涵，并且为了民主的实现，同清政府、封建军阀不断斗争。“五四”运动则是提出“民主”的口号。而后来的民族战争和民主战争都是实现民主的必要征程。新中国的成立宣告“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

最低限度的“为民做主”在历史中寥若晨星。“为民做主”思想根深蒂固，一方面是当官者的优越感所致，官者思想中“民为贱，官高民一等”，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强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是在“为民做主”上并无多大的突破，多为封建皇权下的点缀，非主流思想。另一方面，民众思想的禁锢。在普通民众的思想中，“冤屈”得以伸张，那么官就是好官，是非常民主了，毕竟实现了“为民做主”。“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说的不是“民主”的政治诉求，而是对官员的一种任职素质的标准。

近代以来，东西方思想交融，思想得以解放，民众开始追求民主，需要掌握切实的政治权利。但是这不能够代表掌权者的意愿。如辛亥革命后，成立了民主政府，但是他们却不能真正的代表民众，“由民做主”只能是空谈，尽管促进了民主思想传播，但“为民做主”也只停留在表面。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当家作主。在一定的时期内，我们实现了“由民做主”，人民确实成为了国家的主人，这与特定的政治环境有关。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肯定“官者”清除了所有的“官本位”思想。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思想开始面临挑战，主要是经济利益。最真实的一幕开始展现，民众期望“为民做主”又出现了，而且成为了更加强烈的政治文化心理，甚至这种心理超过了历史任何时期。

现代社会下，社会事务日益复杂，牵涉的利益主体更多，关系更加复杂。在常规的政治程序下，当民众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基本的保证时，需要“有人做主”的愿望变得强烈，“为民做主”的官员便有了很大的市场。党在“十六大”以来提“执政为民”、“由民做主”；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各级领导干部应当按照这一要求，在工作中尊重民意，顺乎民愿，为民谋利。在十八大中也提出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创建“服务型政府”。

复旦大学李春成教授在《“为民做主”：观念上的争议与决策中的两难》中明确指出官员会面临“为民做主”与“由民做主”的两难选择，因民众在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之间的选择会把“为民做主”的官员推向一种优化选择。

由此可以看出“为民做主”虽然受到了一些学者和官员的指责，但依目前中国的国情，这种形式是却无法完全消除，还有不少市场；而知识界和执政者期望的“由民做主”实现的现实条件并不具备，甚至会在实践上受到民众的抛弃。这就是两难的困境。

摘要：“为民做主”与“由民做主”是现代执政者为实现真正的民主面临的两难选择，究竟哪一种更实际，哪一种能将真正的民主落实到实处，文章仔细分析了两种途径的现实状况，并为二者在将来的民主追求中如何取得协调进行了途径的探讨。

关键词：民主、途径、为民做主、由民做主

一 民主的界定

民主（译民主制、民主主义，旧译德谟克拉西、德先生）从其字面上来看代表着由人民统治，即“人（全）民做主”。①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②

按照字面意思最简单的理解就是“让多数人做主”，自由的活着，与自然一道存在最和谐的状态。民主作为政治的核心内容，一直是政治学家的追求。关于民主的理解在不同的语境中也有不同的理解。在理论中，柏拉图的《理想国》到穆尼埃的《人权宣言》，再到美国的《独立宣言》，到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从“哲学王”到“人生来是平等的”等；在实践中，最原始的“雅典城邦”到美国国家独立，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无一不是在追求民主，甚至说是整个人类的解放，尽管这些含义的理解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从宏观上把握，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是整个人类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主追求是需要代价的，民主与专制的对立，就决定民主的道路是斗争与革命的道路。民主成为生活之外的一种更高的追求，在经过几代人的斗争与努力之后，有了质的提升。民主虽然存在着客观的需求，但是在实现方式上有很大的差别，效果上也截然不同，与形式本身有关，也与社会整体和高层精英对民主的解读有关。

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虽然法律意义上人人平等，在宪法中强调公民的基本权利，在执政党内部的制度体系中，强调自己是民主的代言人，答案实际上民主的运行“并非人人平等，人人都享有民主”。两种民主观 “为民做主”和“由民做主”的辩论也各有道理，究竟那种民主观更具有实践性，还在争论中，最终是希望从辩论中寻找到“大众民主”的实现形式或者途径。

二

“为民做主”的概括

支持和培育中国文化中当官应该“为民做主”的首要观念是“民本”思想。在中国，民本思想可谓源远流长，从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贾谊的“民为政本”、柳宗元的“吏为民役”、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无一不是鲜明的民本思想。在过去君主专制制度下，“民为本”“民为贵”的思想是不可能被理解为民意胜过君意、民情胜过君情的。那么,又怎么贯彻“民本”思想呢? 出路只能是, 当官的为民着想、代替老百姓做出选择, 按照官员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需要的理解, 安排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为民做主”的基本涵义。至于像包拯那样从司法上明辨是非、伸张正义的“为民做主”则基本上不属于这里所讨论的“为民做主”的范畴。

“为民做主”的文化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并且无形中成为文化传承的一部分，在有些文化典籍中，在论述一个朝代的政治状况时，很大程度上的标准是是否“为民做主”。不可否认，在历史文化中，只要官员能够秉承“为民做主”，便是好官的行列。但是我们梳理便会发现这样的官员多半停留在“断案公正，还清白于民”的层次。这不是真正的民主的实现，是封建官权的一种体现。

为民做主的范畴。在古代人们对于好官的论断大都停留在“司法公正”上的，这是人们 ①②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4%B8%BB http://baike.baidu.com/view/14448.htm 通常的“民主”观念，并能代表民主的真实意图。我们要求的是真正的民主，是一种政治诉求，不仅仅是行政事务或者是司法上的浅层次表象的出现。但是我们若探寻这种“司法公正”或者“民之琐事之决定”，那么“为民做主”（包含古代和现代）并不是真正的民主。作为政治性的动物，利益催生着官员对民主的侵蚀，占有更多的权力，却为自己谋利，在缺乏监管和无节制的制度下，没有理由不去攫取更多更好的政治资本。显然，“为民做主”在深层次上就是一种专制的体现。秉承为民做主，事事操心，看似尽心尽责，实为对权力的看守。就是一种捆绑的民主，也是虚伪的民主。③

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为民做主”并不能够将真正的民主带进政治生活，那么当前我们是否有更好地形式实现人们期望看到的 “民主”。假使将权力归还于民（“官与民”也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这就是说实际可以操作，那么拥有切实权利的人民是否能够自己组织出真正民主的政治体制。这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历史鲜明的告诉我们这是个人意志的专政，两千年的封建制度就是最好的佐证。答案是否定的，那为什么“为民做主”又会遭受如此的质疑，是“为民做主”本身还是制度的缺失，抑或人性的缺点在作怪。可以肯定的是“为民做主”满足了人们心里需要，并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需求还将继续。

三

“由民做主”的思考

按照民主的逻辑，人民掌握权力才是民主，那么“由民做主”才是我们想看到的。什么是“由民做主”，从政治学的简单理解：将真正的决定权赋予人民，并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在涉及人民的切身利益的事务中由人民做主。从很早的对“哲学王”的实践到今天“由民做主”，一直实践着民主的追求，也有成功的例子。在目前中国的民主状况下，党期望通过建设新型的“服务型政府”来实现自己的宗旨——“为人民服务”。

尽管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必须要承认的是在民主程度上我们是不及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实现民主的形式，社会主义并不等于民主本身，而民主本身的实现需要很长的时间，且由众多因素决定。社会主义民主更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但是民主的实际运行并不是令人满意。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进行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其目的就是更加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由于根本政治制度的不同，基于此两种制度所崇尚的政治价值观也不同，社会国家核心是“人民”，而西方国家是“法”。④美国拥有完善的制度体系，公民作为纳税人，他们的权利的得到根本的保障，不可谓民主程度之高。尤其是在“官民关系”上，公民的意见决定了官员的政治前途。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我们简要概之：

1，个人利益摆在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之后； 2，问计于民；

3，高度自由的沟通机制； 4，崇尚自由和法律。

关于第一点，这里的利益说的是经济利益，不是个人政治价值的实现，因为个人政治价值观的实现是伴随着政治生活来实现。西方国家这种对民主真谛的理解与实践，基本可以论为“由民做主”。但是问题出现了，这种“由民做主”是否就是事无巨细的与民众沟通。假使政府有能力这样做，他们是否存在这样做的主观意愿，实际上不可能也不会。若是没有能力做，设想在一种完全的民主状态下，那么则会有公民自己来做，但是人们的价值观必然不会统一，由此出现代理人成为必然选择，③④丁雷：《变“为民做主”为“由民做主”》，载《大连日报》，2012年5月25日.王天保:《试谈“为民做主”和“由民做主”》,载《时代主人》,2010年第4期.公民让渡自己的权利，来让代理人自己做决定，为自己服务；若他们不愿意，则会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否是民主，有待考证。由此便不会是出现完全意义上的“由民做主”，不然也不会出现如此多的腐败。那么对真正的“由民做主”能够实现会存在较大疑问。

反观中国，法治社会尚未真正的建立，而官员“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不少官员把手

⑤中的权力看作是自己寻租的一种工具，并不是为民服务的一种责任。但在目前新的环境下，要获得更多的政治合法性，必须在实践民主上获得突破，真正的代表人民的利益，真正的为人民服务。从十六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强调“执政为民”，为民服务。为了汲取更多的经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曾做过小区域的民主政治改革，唔得了一定效果，为未来民主的实现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在实践中，人民体会到政治权利的好处，也愿意参与到这种民主形式的推行之中。

但分析这些实践：这些政治实践都是地方有限，并没有在大范围的实行过；在参与的权利上存在局限性；在主体上，则是选出来的一些代表，且大多为党员。这种实践是否就是民意，政策的出台是否就是“由民做主”的结果。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在中国也不会例外，在没有完善的制度下，对权力的追逐最终会导致对责任的忽视。

理由在于： 1，“官本位”思想作祟； 2，百姓“无知”；

3，经济利益大于一切； 5，过度的政治信仰。

那么，“由民做主”真的能够解决一切事情吗？这是我们能够遇见的未来吗？

四

“为民做主”与“由民做主”的协调

一种极为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那就是在广大区域存在民众对于“为民做主”的官员的强烈期盼，这是当代中国的政治事实。这恰恰说明了“为民做主”的基本事实都是不足的。在社会生活中我们也发现，在许多民众观念中, 民主权利确实不如经济实惠重要，为了后者可以牺牲前者；民权与民主呼声主要来自物质生活相对富足的阶层尤其是知识界。针对中国人的“清官情结”期盼——为官者刚正不阿、明辨是非、为民做主，有人指出“清官情结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其存在必然有合理性的一面。清官思想肯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先进性，却在当前一个时期内，符合中国国情，满足民众政治需求的一种普遍政治文化心理。一味盲目地排斥清官情结，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仔细探讨清官情结，发现与党的先进性并非完全对立，而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⑥

面对这一普遍的社会心理，“为民做主”的反对者往往会不经意地陷入自相矛盾: 如果全国或某辖区内的部分甚至多数民众期盼政府和官员“为民做主”，那么，按照“由民做主”的逻辑，反对“为民做主”者就不应该主张“由民做主”了；否则，倡导“由民做主”者本身就是在“为民做主”了，这岂不是自己在否定自己吗？那么，这是否就从根本上将“民主”派置于无言的境地呢？未必。因为，那些期盼官员“为民做主”的民众所表达的这种显性偏好，很可能是一种适应性偏好(adaptive preference)。

就是说，他们对为民做主的需求很可能只是一种消极的、次优的选择，或是由于历史文化和社会心理的暗示所使然，或是因为他们对于民主的无望，或是由于官员贪污腐败的司空见惯使得“为民着想”“为民做主”的官员成为稀缺所求之物，当然，最大的可能是三种情况的同时存在所致——在一个“清官”理想、“为民做主”观念存续上千年的社会，当民主成为奢望、现实中又随处可闻官员贪赃枉法时, 人们期望当然只能停留在官员“为民做主” ⑤⑥杨康:《从为民做主转型由民做主》,载《珠海特区报》,2012年1月11日.吴超：《清官情结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载《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 年第6 期。的水平上。倘若这种分析成立的话，那么，基于以下事实：在一个民主价值风靡全球的时代，自“五四”运动以来民主、民权等观念就不断地被宣扬、灌输和强调，且近年来党中央也不断地强调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以人为本、政治民主等，我们就可以大胆揣测，民主与民权的观念已经深入民心，期望与现实的反差、人性对自由与权利的本能渴望等等，都必然导致一种对处于欠缺状态的民主的心理需求。这种需求应该是真实而且非常强烈的，只是因为上

⑦述三种情形，它才被大多数人压在心底，变成一种潜在的、隐性的政治心理需求。

“为民做主”并非一无是处，而“由民做主”也并非我们能够完全倚靠的。概括起来, 以“民本与民主”为核心的有关当代中国官员“为民做主”的讨论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1，民本思想到底是与现代民主理念水火不容的历史糟粕，还是应该继续发扬的优良传统？

2，当前国是否已经具备了“由民做主”的条件和环境？

3，政府及其官员是应该顺从老百姓的“清官”期望继续“为民做主”，还是着眼未来民主发展的需要从现在起就“由民做主”？

这些问题从西方的逻辑思维上讲都是一些相互对立的、互相排斥的选择；但倘若运用中国的中庸哲学和直观思维方式，也不是什么完全无解的两难问题。因为，在中国人看来, 任何观念都是可以变通的。譬如，不少人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利用“为民做主”的官德伦理服务于我们的“执政为民”理念，对于历史文化的民本思想我们完全可以剔除其糟粕、取其精华，使其服务于现代民主理想，等等。这些或许在政治上是行得通的，但是从纯理论逻辑上看则带有明显的简约化和断章取义的嫌疑。

笔者认为，符合现代科学思维的出路应该是通过科学的民意调查, 并结合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给出在当下中国“民主”“民本”的优先顺序；探讨如何规范当下政府及其官员的“为民做主”事实行为，尽量减少出现“坑民”“害民”的“为民做主”，防止“为民做主”成为“为己谋私”的幌子；如果民主是未来的必然选择,而当下“为民做主”又有其合理性的话, 就应深入研究在哪些领域、何种层面、何种程度上应当“由民做主”，⑧哪些领域、何种层面、何种程度上依然应当“为民做主”。

很显然在现代民主制度的要求下，“为民做主”会依然存在。但是我们有需要更高层次的民主实践，那么就有必要把科学的“为民做主”置于现代的法制与监督体制之下。“为民做主”或许如同一头“野驴”，但它有潜力且有能力做好人们期望的事情，那么我们需要把它置于“枷锁”之下，按照人们的意愿来进行活动。不是因为一件本身存在问题，我们就完全“因噎废食”，一是我们本身没有达到这样的条件，二是这也需要辩证的态度。

而“由民做主”不得不说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还是无法实现的，尽管我们一直在提出这样的要求，毕竟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民主”主体，成为决定的主人。但是我们不能过分夸大“民主”的力量和实现条件，进而不择手段的去实现，那本身就是一种暴政。但是不能因为困难我们就选择“犬儒主义”，可行的方案就是在目前实践的基础上，采取科学的态度，在更大范围上寻求突破，扩大参与的深度与广度。把真正期望人民掌握的权力归还于民，让人民为自己做决定，让代表真正代表民众，让官员成为“为民做主”的公仆，而不仅是代表部分人。当然我们不能完全信任民众时时刻刻都是理智且理性的，那么民众做决定也是一个程度问题，这就需要官员与民众的通力合作，官员的决策立足点是民众的利益，这种形式为“为民做主”但是实际上却是真正的“民主”。这才是我们寻求的科学道路，也是积极的态度。这不但是实践自身的突破，也是每一官员思想的突破，更是对权力本身的突破。民主的进步依赖于此。⑦李春成：《为民做主#:观念上的争议与决策中的两难》，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⑧李春荣:《为“由民做主”施政理念叫好》,载《惠州日报》，2012年1月9日.可以预见未来民主发展道路上“由民做主”只是我们的指引或方向，却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主流，但那将会是我们的信念，而实际的运行为实现最大程度民主，为民谋利的方式则是“为民做主”，但是我们需要探求更加科学的方式，为“为民做主”向“由民做主”过度搭建坚固的桥梁。为此，我们需要更新我们的传统观念，培育民主观念的官员，运用马列主义来教育官员，让“公仆”的思想在官员脑海中扎根，使他们养成“人民是主人，自己公仆”的民主思想。

民主是美好的，但是作为对民主的追求者，在不能实现我们理想的民主模型时，我们不能妄自菲薄，当争取民主取得点滴进步时，不能妄自尊大。任何真理的追求都是需要时间和⑨代价的，民主也是。

参考文献：

[1]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4%B8%BB [2]http://baike.baidu.com/view/14448.htm [3]吴超：《清官情结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载《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 年第6 期.[4]李春成：《为民做主：观念上的争议与决策中的两难》,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5]丁雷：《变“为民做主”为“由民做主”》，载《大连日报》，2012年5月25日.[6]王天保:《试谈“为民做主”和“由民做主”》,载《时代主人》,2010年第4期.[7]杨康:《从为民做主转型由民做主》,载《珠海特区报》,2012年1月11日.[8]李春荣:《为“由民做主”施政理念叫好》,载《惠州日报》，2012年1月9日.[9]巴山泥:《“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的执政之变》,载《民主与法制时报》,2011年9月19日.⑨巴山泥:《“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的执政之变》,载《民主与法制时报》,2011年9月19日.

第二篇：民宿研究

大陆民宿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摘要：台湾民宿的名气因建筑、服务和主人的故事而打响。近年来大陆也将民宿作为一种新型旅游形态引进，目前大多是文艺爱好者的旅游选择，而台湾民宿的经营面向所有游客，不少媒体宣传台湾旅游时会打出“来台湾就是要住民宿”的标语，两岸民宿产业的发展成熟度不同，属于同一产业形态的不同阶段，台湾民宿的成熟经验在一些方面能为大陆民宿的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民宿 大陆 创新 规范

前言：当前，乡村游接待设施建设是以招待所、小宾馆、农家乐等形式为主。一方面接待能力有限，另一方面考虑到维护乡村景观特色，住宿设施也不需要照搬城市酒店的形制与规模。民宿作为一种多利用自家闲置房屋，家庭经营，提供多种特色服务的接待设施，可以较好满足以上两项需要。在中国，台湾是较早发展民宿的地区。早在20世纪80 年代，台湾垦丁国家公园为解决住宿不足的问题，衍生出一种简单的住宿形态: 有空屋人家挂起民宿招牌或直接到饭店门口、车站等地招徕游客，从而兴起民宿业。大陆的民宿起步较晚，发展迅猛，丽江、拉萨、阳朔、成都等地的民宿数量增长较快，品质也很高。但国内很大一部分民宿仍停留在简单提供住宿或餐饮的初级阶段。目前，大陆民宿的蓬勃发展也引起了中国学者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本文试图借鉴我国台湾的发展经验，给大陆的民宿发展提出建议。

相关理论概述：民宿国外学者认为，“民宿”一般指B＆B(Bedand Breakfast)，并有一系列的家族性词汇来表示同样含义，如Family Hotel，Family Inn，HouseHotel，House Stay，Guesthouse 等。国外民宿业经过较长时期的发展已相当成熟，其显著特点是:①业已形成行业协会组织;②经营中高度关注人性化和个性化;③服务内容呈现多样化;④民俗化、本地化、家庭化。与其成熟发展的状况相匹配的是，民宿研究也相对系统。研究对象包括民宿业主、民宿行业管理以及游客。民宿市场和业主与游客关系的研究是其中的重点。研究涉及了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消费者行为学等多学科。从研究方法上看，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并举，采用了问卷调查、访谈、文本分析和传记等。

在我国，民宿的称谓及定义目前还没有一个权威而准确的概念。在研究民宿相关问题时，出现了“民宿” “家庭旅馆” “农家乐” “民居客栈”等各种提法。总的来说，这些提法的含义相似但又有所偏重，其中前三种提得最多。总结国内对于“民宿”及相关概念的定义，笔者发现这些住宿接待设施具有以下四个共同点: ①家庭经营，通常管理者即所有者;②与民宿主人有一定程度的交流;③经营规模较小;④提供多种特色服务。中国大陆民宿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偏重住宿的“家庭旅馆”;二是偏重餐饮的“农家乐”。前者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民间旅舍“逆旅”，在现代则是20 世纪90 年代初为解决假日旅游住宿难问题而出现的旅馆。而后者则与国内始于20 世纪80 年代的乡村旅游关系密切，以“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而闻名。它最初发源于休闲之都———四川成都，后来发展到成都平原、四川盆地，直至全国。总的来说，“农家乐” “家庭旅馆”等旅游接待设施近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自身服务项目的多元化使其本身已不仅仅局限于提供住宿等服务。本文选用“民宿”这一概念，在范围上包括其他各种形式相近的接待设施。但为了表述的准确性，在引用时尊重原文使用的称谓。根据经营项目，民宿分为以住宿为主的“家庭旅馆”和以餐饮为主的“农家乐”。后者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更多是与乡村旅游紧密相连。不仅能提供当地特有的体验活动，以低破坏性的经营方式经营，还结合了当地资源并能凝聚地方向心力。

两岸民宿产业发展比较：我国大陆民宿发展主要的形式有：旅游景区私人旅馆、城市周边“农家乐”及经过完善规划的民宿。从经营目的和定义上看，景区私人旅社和经过完善规划的民宿比较接近台湾民宿的内涵，乡村旅游中出现的农家乐休闲方式与这些形式有一定的区别。台湾和大陆发展民宿产业的原因都是农民不再满足于农业的增产增收，摆脱单一农业生产模式，进行传统农业的转

型，引入二、三产业，尤其加大对其旅游业的开发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应运而生，为两岸农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乡村民宿业也随之兴起，形成了集农产品生产与休闲观光于一体的新型农业经营模式。两岸发展民宿业的目的相同，为游客在农村体验悠闲宁静的乡村生活，寻找心灵归宿，民宿产品结合了田园风光和民俗文化，使游客返璞归真的需求得到的更真实专业，更具有文化品位和个性化；同时也因两岸民宿产业发展阶段不同，在组织管理、产品经营与服务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

（一）行政与社会组织管理

台湾政府在民宿产业的管制上已经形成完善的法律法规，2001年颁布的《民宿管理办法》，首次对民宿的合法地位进行了认可，对民宿经营资格、民宿协会的监管等方面做了严格的规定，之后一系列对民宿的法律法规，又完善了政府对民宿产业的监管体系。大陆政府对民宿产业更注重政策引导，制定服务划分标准，塑造品牌形象，这有利于民宿产业的服务质量提高，但也会滋生腐败和不正当竞争等现象。在两岸民宿的社会组织上，大陆明显落后于台湾地区，这也是相应的民宿产业比较落后的原因之一。台湾民宿协会在民宿产业发展上起到了主导性作用，集组织管理与产品创新营销等于一身，使得它能够发展成为世界级旅游品牌产品。而大陆民宿产业的社会组织是在政府的鼓励与引导下才逐渐产生和发展的，例如农家乐协会等。其因为自身定位和依托政府等的原因，没有能力引导整个大陆民宿产业，只是在专业技术指导等方面发挥了一些基础性作用。

（二）民宿产品创新

由于台湾与大陆在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存在差异，各自的民宿产业发展在产品功能上也形成一定差距。台湾的民宿产业较大陆的发展的更为成熟和稳定，已经因其能够提供的专业化服务及其自身发展而融为当地旅游文化的一部分。大陆的民宿相比之下还处于初级阶段，在产业形态上尚不完整，虽然民宿数量有飞速的增加，产品形式仍急需创新。创新是旅游产品拥有持久生命力的标志，民宿产品也不例外。就自身条件而言，大陆民宿是具有明显优势的，一是其拥有的少数民族多，特色古镇数量多，二是地域广，山水自然资源丰富，而台湾则相对单调。但是在民宿产品的创新能力上，大陆则远逊于台湾。台湾能够将创意美学巧妙的融入到当地的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中，使得其民宿产品别具匠心，形成数量可观的个性鲜明的主题民宿景观，有利于民宿产业的多样性发展，也弥补了其它方面的不足。大陆民宿产品虽有优势，却在融入当地文化习俗上显得捉襟见肘，令绝大多数民宿产品类型趋向同质，再上政府的引导，使得其迅速膨胀，产品千家一面。

（三）民宿经营服务 台湾和大陆在民宿产品经营服务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台湾对民宿产品的经营推广是多元化的，例如台湾自由行的游客想预订民宿，主要通过网上预订的方式，当然，事前顾客会通过民宿协会与杂志媒体的协助宣传等方式了解后进行现场或电话等方式预订。另一方面其服务精益求精，在房间设计上，除基本的干净整洁、使用方便外，常常能够体现当地民俗特点，融入了当地的文化，例如添置些当地特色民居家具等。民宿不仅是老板的一项钱财流通的生意，更是他的一个设计单元，一幅艺术画卷。民宿主人能够提供人性化、专业化服务，能够与游客进行长时间互动。反观大陆经营服务则不然，在经营推广中形式单一，主要依靠政府的宣传，行业协会所起的作用也微乎其微，对于网络，也只是限于宣传，能够在线预订的则寥寥。房间设计千篇一律，毫无特色，甚至有些地方出现脏乱差的现象，客服则是本身的服务意识薄弱，“铁打的房间，流水的客”，游客单纯地消费餐饮，并未获得很好的生活体验。

大陆民宿发展的swot分析：

优势：

1．拥有的少数民族多，特色古镇数量多，为特色民宿的建设特供了优良的场所。

2．地域广，山水自然资源丰富，为民宿的建造的地选择提供了很好的条件。3．民宿产品结合了田园风光和民俗文化，使游客返璞归真的需求得到的更真实更专业，更具有文化品位和个性化。

劣势： 1.产品缺乏创新能力，产品出现同质化的现象。不能够将创意美学巧妙的融入到当地的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中，未形成数量可观的个性鲜明的主题民宿景观。

2.服务上缺乏培训和专业化，服务意识淡薄，人情味、温馨气氛不足，民宿安全卫生方面有待加强。

3.我国农村地区发展落后，导致基础设施落后，限制了该行业的发展。乡村建设未达到一定的标准，基础设施不健全，舒适度，安全性不高，给游客的生活造成很大的不便。

4.营销方面，主要依靠政府的宣传，行业协会所起的作用也微乎其微，对于网络，也只是限于宣传，能够在线预订的则寥寥。

5.缺乏特色，未很好的将主人的特色，以及地方的特色融入到的到建设中来，房间设计千篇一律，毫无特色，甚至有些地方出现脏乱差的现象。不能让游客有很好的体验。另外过分的追求现代化，使得民宿出现了城市化倾向。

6.未形成品牌化，且民宿目前的发展多以个体为主，经营零散。造成对旅游者的吸引力降低。

7.专业化不强。一方面未形成解说导览、旅游咨询等转化或融入到民宿产品中，另一方面，从事民宿的人员专业性缺乏，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盲目学习豪华饭店硬件设施。

8.民宿文化内涵的缺乏，使得民宿知识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未形成“本地化”、家庭化、特色化

9.民宿的投资巨大，投资回和报期长，而且维修和创新频率很快，后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经营者入不敷出。

机遇： 1.城市居民有足够的闲暇时间。随着我国法定节假日的增多，和带薪休假的执行，人们有大量的时间进行休闲活动。

2.人们的受教育水平提高，不再满足于标准化的旅游服务产品，更加注重特色化，个性化的产品，通过民宿产品，游客在农村体验悠闲宁静的乡村生活，寻找心灵归宿。

3.城市化建设的不断加快，钢筋水泥使得人们向往深入的体验农村的生活，民宿便是深入体验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4.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更加注重生活的质量和品质，注重工作之外的休闲活动的品质，而民宿精致、温馨、人性化、个性化的特点满足了人们的要求。

5.休闲时代的到来，步入休闲时代，越来越多的参与到旅游活动中，而对有一些景区不适合大型豪华饭店的建设，相反与当地自然坏境融合度好的民宿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满足了人们的需求。

6.“体验消费”也成为当下一种富有吸引力的消费方式。民宿正是这样一种可以为游客提供深入体验陌生城市的旅游消费方式，它以其独特的体验享受而受到喜爱。

7.目前在国内有许多学者热爱并从事民宿研究，为民宿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支持。

8.目前国务院首次点名，“积极发展客栈民宿，短租公寓，长租公寓等细分形态，并将其定义为生活性服务业。”这让一直处在灰色地带的民宿合法化，解决了融资困难的形式，并且减少了税收，给与了民宿许多政策上的支持。

挑战：

1.民宿的政策未法制化，缺乏行业规范。在开发管理上面缺乏指挥和标准，在民宿的资格申请、设施基准等对服务内容与质量等方面缺乏标准，房屋及土地的权属复杂使得整个行业没有秩序的混乱发展，也为整个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起到阻碍的作用。例如由于民宿的经营者大多外来人口，经常面临房主单方面毁约的情况。

2.组织未协调化，民宿组织过多的依赖政府，不能让民宿自发组织在规范的环境下充分发挥其能动性，发挥专业优势，互通产业信息，塑造大陆的民宿自主品牌，组织协调指导民宿产业发展，在政府机构力量所不及的地方发挥决定性作用。

3.在发展中存在着缺少规划、破坏乡村地静风貌，缺乏前瞻性，整体性的地域整规划。往往产生民宿与当地坏境及其的不协调的现象。

4.城市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习惯难以短时间内改变，仍然存在在短时间内对民宿的不认可。

5.民宿与当地酒店、旅馆的竞争和本身市场的竞争很激烈。由于酒店旅馆专业化强，可靠性高，更加安全规范，对于刚刚起步的民宿来说，是很大的挑战。而对于像迪士尼等实力强大的品牌进军民宿市场，这对于个体的民宿是一个挑战。

6.由于民宿的特殊性，特别是规模小，很不容易留住人才。不利于民宿的健康和谐发展。

大陆民宿发展应遵循的原则：

文化性原则。应注重与当地文化的结合以及主题文化、主人情怀文化的结合 创新特色性原则。民宿的发展必须避免同质化和酒店的标准化，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地创新，有特定主题和情怀的同时，不断加进新元素，永远让游客耳目一新，满足现代游客追求新奇的需求。

保护原则。由于民宿大多建立在郊区或乡村等地，大多与生态环境优美的地方和历史文化遗迹相联系，依托于当地具有特色的民居。所以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要注重保护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古迹。

精致化发展的原则。在每一件物品，每一角落都应该花费心思，成为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经典和景点，追求精致化，情怀。

亲情温馨原则。无论是在民宿的布置上还是在服务上都应该体现“家”，不断的给游客惊喜和温暖，真正的实现每一个门后都是一段不一样的旅行，满足现代游客对人性温暖的追求

大陆民宿发展对策及建议：

1．政府应该加强立法，建立行业规范和标准，对民宿的资格申请、产权等进行严格规定，对服务内容与质量等进行监督管理，使得民宿行业能够在规范的环境中进行发展。

2．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加大融资渠道、减免税收，减少经营者的压力，鼓励民宿的发展。

3．行业组织应发挥积极的作用，提供专业指导，加强向日本和欧美国家的学习力度，加强创新的能力，提高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保护能力，引导行业的健康有序的发展。

4．民宿产品的特色化和创新化。民宿经营者应当深入挖掘当地的人脉和文脉，保持原有的风土人情的基础上，加强创意的内容，尽量提供原生态的居住与饮食环境，同时结合当地的风俗习惯和历史传统，开发具有纪念价值、地方特色手工艺产品，体验原汁原味的民宿生活。当然，如果当地缺乏独特的自然人文资源，经营者们可以针对特定的消费群体或者经营者自己的情怀进行特定的产品设计，形成个性鲜明的主题民宿，使游客拥有别样的民宿生活体验。

5．民宿产品与当地人文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化。自然环境是民宿赖以发展的基础，在民宿产品的开发过程中要主要与环境的协调和对环境的保护。人文环境是大陆民宿发展的源泉，在开发过程中不能一味的只满足旅游者的需求而曲解或者破坏地方传统文化。

6．服务的规范化与亲情温馨化相结合，大陆民宿的经营者大多是文艺爱好者，他们一般没有经营管理民宿的经验和相关的专业技能，这造成了相应的民宿产品的匮乏与同质。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民宿组织，都应该积极地指导这些经营者，将专业的酒店餐饮服务中的菜单设计、服务礼仪、客房服务，甚至是解说导览、旅游咨询等转化或融入到民宿产品中，使得民宿更加专业化。同时由于民宿产品更强调“家”的概念，所以民宿主人应该注重服务的亲情化和温馨化，切记一味的强调规范化失去了最重要的“情怀”和“家”的概念

7．品牌效应，大陆应学习台湾地区按地理条件、人文环境等将民宿进行分区域、景观特色发展，形成品牌效应，增强对游客的吸引力度，从而实现产业化经营。

8．加强宣传营销的力度。除了利用传统的媒介，如旅行社、旅游杂志、媒体展示会等手段外，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加强民宿网站的建设，增强民宿网站的功能，全面展示各地各类型的民宿、在线预订房间等功能，逐步将产业推向成熟。

参考文献：

国内外旅游_民宿_研究综述_蒋佳倩旅游研究，2014，6(4): 16 ～ 22 民宿_休闲度假旅游的一种探索_以江苏周庄为例_邹开敏

台湾民宿产业发展及对大陆民宿的经验借鉴_陈沫 城市旅游规划 2014年10月下半月刊 台湾民宿旅游的研究进展与启示_杨丽娟 民宿资源评价体系实证研究_李德梅

台湾民宿产业对大陆乡村旅游发展的启示_曾磊 台湾民宿业对大陆民宿业发展的启示_李彩玉

历史文化村落保护与利用发展策略_以平湖历史文化村落为例_张耀 无锡乡村旅游营销策略_邵林涛

对舟山发展美丽海岛民宿游的思考_刘玲玲

第三篇：宪法修正与宪政民主观的确立的研究(精)

宪法修正与宪政民主观的确立

提要：宪政民主论构成了现代国家政治权力存在和运行的首要正当性基础。八二年以来的四次宪法修改特别是新近的宪法修正案，不仅使宪法内容和形式更完善，更凸显了朝野关于民主的新认识。政治文明、人权保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内容入宪表明我们正在放弃历时长久的“革命”民主观，并形成一种新的宪政民主思维。

宪法是人民的圣典。每当修宪时，它都要氤氲一层神圣而美丽的光环。这不仅是因为媒体的聚焦会使修宪议题演变为公共话语，更因为现代修宪已成为与社会各阶层、公民个人密切相关的利益博弈，对利益安排的预期和憧憬使它吸引人们的凝视与关怀。但宪法终究不是凡器，它高贵得让人陌生，抽象得让人疑惑，灿烂得让人不能亲近。因此，宪法修正案的正式出台，不是宪法行程的归宿，而只是漫漫征程的起点。我们要认真对待、深入解读宪法修正所折射出的宪政民主理念。纵观中国的修宪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八二年以来的四次宪法修改特别是新近的宪法修正案，不仅使宪法内容和形式更完善，更凸显了朝野关于国家权力的新认识。八二宪法将“公民权利”的内容置于“国家机构”之前，反映了人们关于公民权利国家权力孰本孰末的认知变迁。公民权利的“顺序在先”引导着公民意识的复苏和勃兴，并为法治理念的导入储备力量。九九宪法修正案写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树立宪政民主观的重要里程碑，它表达了任何权力都必须是法律之下的权力的法治信念。而二零零四年宪法修正案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则表达了依法治国首先要依良宪治国的坚定决心，是对“宪法者，公民权利之保障书也”这一法治普遍真理的回归，是对国家权力价值的鲜明认知。二十年，四次宪法修改，“权利优位”、“法治模式”和人权理念随之确立。显然，这样的价值和制度选择，昭示了人们对宪政民主观的趋近。新近的修正案对“政治文明”和“人权”等的宣示，正是这一理念的写照和固化，它反映了人们关于国家权力正当性基础和价值根基的新认知。

一、宪政民主论构成现代国家政治权力正当性的首要基础

权力何以能正当存在并保持持久一直是政治国家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尽管垄断有组织的暴力以抵御外来侵扰、维持国内政治社会秩序，是任何政权得以存在、统治得以施行的现实基础。但暴力并不能为政权提供正当性的支持。正如卢梭所言，“最强者也不能总是强大得足以永远作主人，除非他能把力量转化为权利和服从的义务”[①].事实上，没有获得某种普遍性的认可，单纯凭籍暴力和强制统治，只会使整个社会处于持续的紧张之中。自政治权力存在以来，人们便不断追问其存在并为少数人执掌的正当性，并创造种种理论来论证其合法性。在现代政治国家，宪政民主论构成了政治权力存在和运行的首要正当性基础。

(一)权力正当性理论的演变

在近代以前，为政权提供正当性依据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各种形式的“天命论”。近代以前的集权主义政治形成了心理动机、思想逻辑到行为方式三者合一自成体系的政治模式，为其政治体制的正当性提供了几个重要来源：一是“君权神授论”，借助原始宗教意识并虚拟超世俗社会的神秘主体，来论证政治权力操于一人之手的正当性;二是“奉天承运”，借助主宰自然界的所谓“天道”、“天命”的神秘力量，来论证政治权力建立和更替的正当性。天子乃“君权神授”和“奉天承运”派生而来。通过这样的意识形态铺垫，“天子”与皇帝合二为一而获得独掌国家大权的正当性。《左传》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正是这一“天命论”的注脚。“祀”的重要性排在“戎”的前面。祈天祭祖，神道设教，为政治权力提供了一种不可或缺的正当性基础，并塑造了人民对对统治权的认可。

取代“天命论”的是社会契约论-其发展最终形成宪政民主论的意识形态。自然法思想家为这一意识形态的建立贡献了汗马功劳。近代以洛克、孟德斯鸠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在反对封建专制过程中，重新阐释了自然法理论，从自然状态推衍出自然权利、社会契约、人民主权、限权政府、公民自由等概念。与亚里士多德视城邦国家与社会为一体的一元观不同，他们主张国家与社会相区分的二元主义观念，将政权(主权、国家权力所有权)和治权(国家权力行使权)成功分离。主权属于人民，治权委托给政府。宪法是人民 的委托书，也是政府权力的构成书;它坚定地守护着主权者的意志，通过宪法这个“高级法”和平地解决了封建社会靠刀光剑影、宫廷阴谋或世袭传承才能解决的权力交接问题;通过权力制约制度初步解决了权力的无限膨胀和腐败难题，并在试错与纠错的过程中给现代社会带来一种政治稳定与政治创新的动态平衡。

宪政民主论作为一种流行的意识形态，是公众对于保障基本人权和限制权力行为的共识，与“天命论”相比，具有鲜明的特征。[②]第一、民族国家观念。在宪政民主论中，对民族的忠诚取代了对帝王天子的忠诚，进而形成对建立在民族之上的国家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如美国宪法开篇便宣称“我们美国人民”。第二、人民主权。国家的合法性从纵向盟约(即与上帝的盟约)转向横向盟约(社会契约)，国家权力是被构建的权力，是人民主权逻辑运动的产物。统治者必须效忠于人民，而不是相反。第三、宪法权威至上。宪政民主在否定人格性权威的同时建立制度性权威，即宪法的权威，并通过法制的统一性来实现理性治理。第四、一系列的“共和”制度。人民通过代议制、选举制等共和制度将权力委任给政府。第五，人权保障。宪政民主国家的宪法以人权保障为终极目标，并通过分权制衡、划定公私域以及权利救济来实现人权保障的宪政价值。

(二)宪政民主论构成一国政治权力的首要正当性基础

从政治文明的角度看，可以说宪政民主论是一种政治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它不反对至高权威的存在和必要性，但将这一至高权威附着于宪法之上;它承认国家和政治权力不可或缺，但却坚持认为它们是必要的“恶”，必须受到制度性的制约;它承认权力所有者与权力行使者之间的分离，但建构了代议制、选举制和政党制等制度来保证主权者的意志得到充分表达和实现;最为重要的是它倡导公民文化和身份平等，它并不否认多数和少数的存在和相互之间的差异，但它允许少数和多数之间的相互分化;它坚持任何社会成员不得被固定化为特定的少数身份并受到与多数完全不同的宪法待遇。易言之，宪政民主论关注的

核心是政府怎样代表每一个公民并保障个人权利，以及公民通过怎样的程序来制约自己选出的代表，最终实现个人权利保护和社会利益增进的协调。

无论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对宪政、民主和人权的解读是如何的不同，但在现代政治国家，宪政民主论及其制度化形态的宪法所确立的权力渊源制度(人民主权)、民主制度和人权保障制度所达致的程序性正义和实质正义，已构成了一国政治权力的首要正当性基础。人民主权原则为权力的正当性规定了逻辑前提。人民主权原则从渊源上规定了权力的正当性。它表明具有原构性质的原始权力唯有人民享有才是正当的，它的逻辑运动使具体宪法权力得以产生并从这一逻辑运动中获得正当性支持。自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宣布“全部主权的本原根本上存在于国民之中”以来，人民主权原则作为一国宪法权力存在和运行正当性的逻辑基础便获得了根本法的确认和精心呵护。在现代各国宪法中，人民主权原则已成为基本原则，得到了宪法规范或直接或间接或原则或具体的承认和表达。

以选举制为核心的种种民主制度为宪法权力的正当性提供了制度和程序性基础。任何权力，要么是授予的，要么是篡夺的。人民主权原则从根源上说明只有人民的权力让渡才构成宪法权力产生的正当途径，任何篡夺的权力都是非法的。但是，它更多地是预设了一种前提，并未将这一让渡行为本身实证化和制度化为稳定可操作的程序，因而只是提供了宪法权力正当存在的可能性。以选举制为核心的种种民主制度则使这样一种预设成为一种制度性和程序性共识、一种制度化的程序。它使宪法权力从这些制度和程序中获得正当性，从而为宪法权力的正当性提供了制度和程序性基础。易言之，只有当宪法权力由公民普遍选举产生才具有正当性。正是如此，选举制度构成了当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制度。

人权保障的终极目标为宪法权力正当性提供了价值基础。人民主权原则和以选举制度为核心的民主制度只是从终极来源、获取途径两个方面规定了宪法权力的正当性。即使宪法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并通过合法的民主程序而获得，宪法权力只不过是获取了程序性的正当性支持。宪法权力设置和行使的合目的性才是宪法权力正当性的实质性要素。依人民主权理论，宪法权力是人民固有权力的转化，其逻辑设定的首

要功能在于满足民主对公共权力行使正当性的要求。尽管关于国家权力有所谓“自然生成说”、“上帝创造说”、“社会契约说”等学说，但在民主政治下，一切国家权力只能来源于人民，政府及其机关和公务员都是服务于人民的。人权保障是宪法权力存在的价值根基。美国《独立宣言》对宪法权力的这一正当性理念进行了全面的表达：“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了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新政府所依据的原则和组织其权利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有可能使他们获得安全和幸福。”按照上述理念建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宪法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公民权利及人权的广泛实现并防止了公共权力的危害性，获得了存在近几个世纪的正当性。人权保障已成为现代政治国家宪法的核心原则。如果一国宪法权力践踏人权，侵害生命、财产和自由，无论其是否是通过正式的民主程序而获得，必将立即丧失其继续存在的事由或者只能依靠暴力来维持统治。

二、宪法修正与权力正当性诉求的转变

(一)“革命”民主的权力正当性理论

无论是在革命过程中还是新中国诞生以来，我们理解和建立的都是一种不同于宪政民主的民主形式。本文将之称为“革命”民主，它构成了我国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基础。“革命”民主有其独特的内涵，其民主主体和专政对象随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③]“革命”民主首先是指“革命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曾经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国家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④].在这一形态的“革命”民主下，民主的主体是绝对数额巨大、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广大工人和贫困人民，专政对象是以资产阶级为首的剥削阶级。此时，人民民主专政的主体和对象都是一个完整的阶级或集团。这一形态的“革命”民主持续的历史十分短暂。它是无产阶级由一个

被统治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进而掌握国家权力机器的过程。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两个阶级激烈的革命斗争。“革命形式”的民主是阶级斗争过程中的动态民主，它更多的是一种斗争原则和策略，而不是表现为一套系统的国家制度。

“革命”民主发展的第二阶段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毛泽东说：“对人民内部的民和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⑤]在这一阶段，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掌控了国家权力。民主的主体是广大的劳动人民，主要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二者都是完整的阶级，而专政的对象则是剥削阶级的“残余”，它们已不是一个完整的阶级。与“革命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相比而言，“革命”民主的人民民主专政形态并不是以激烈的革命斗争和阶级斗争为中心。虽然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

从理论的层面而言，“革命”民主两个发展阶段的分界清晰明了，其特征也十分的明显。首先，“革命”民主论是一种社会分层的理论。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下，社会中存在一个潜在的身份划分：一部分人属于民主的主体，通常是广大的劳动人民，被称之为“人民”，另一部分人则属于专政的对象，它们是少数的社会制度破坏者，也是一部分独特的刑事犯罪分子，被称之为“敌人”。人民与敌人的分界并非总是清晰明了，而且相互之间会转化。但是，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总有一小部分人被视为潜在的“敌人”。其次，“革命”民主论是一种国家权力正当性的理论。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权力的正当性来源于“革命”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从理论上讲，“革命”民主论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建立提供了路径、方法和意识形态支持。从实践上讲，“革命”民主从“革命形式”向“国家政权形式”转变的过程，奠定了国家权力获取来源、途径的正当性。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新的国家得以产生，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得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成就奠定了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另外，“革命”民主的目的性追求也是人民民主国家权力正当性的重要因素。依“革命”民主论，国家权力正当性的

根基在于它作为一个斗争工具，必须保证人民民主的实现，并有效地对“敌人”实行专政。放弃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将使国家权力失去正当性存在的理由。

“革命”民主论构成了我国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基础。首先，新中国国家权力诞生的过程恰是“革命”民主从“革命形式”向“国家政权形式”转变的过程。自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一直交织着两大使命：独立和富强。随着历史的渐进，各种社会力量竞相登上历史舞台，舞刀弄墨，各显风骚。最终，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了独立的历史使命并建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民主专政正是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法宝。在这一对外求独立对内求民主的历史过程中，每个社会成员阶层归属和身份特征明确。每个人都被贴上“朋友”或“敌人”的标签;一部分人的民主与对另一部分人的专政紧密相联。在这一身份甄别和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中国的独立诉求得以实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得以诞生，而作为斗争得来的国家执政权自然地由“代表最广大人民”并领导人民走向独立、实现民主的中国共产党执掌，中国共产党当然地成为执政党。

其次，民族的独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实现与权力行使的正当性紧密相联，并获得了新中国历部宪法的支持。从1954年宪法始，我国宪法都有一个独特的序言，它详尽地叙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建设的成就，并宣告“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82‘宪法中更是从如下方面明确规定了国家权力的性质、功能和存在的正当性。一是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权力的存在、设置和行使都由这一国家性质决定。宪法第一条第二条分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明确地限定了我国国家权力的归属和和存在价值。二是国家权力具有独特的功能。一方面国家权力由人民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获取，它的行使必须保证人民民主的实现。宪法第二条为此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意味着宪法权力的首要功能是创造条件建立便捷可行的制度和程序使人民享有作为权

力所有者的决策权利。另一方面，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国家权力依旧是专政的工具，对少数人实行专政还是宪法权力的一个重要功能。宪法序言规定：尽管“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显然，在与“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过程中，国家权力自然要扮演重要角色。

(二)从“革命”民主论到宪政民主论

“革命”民主论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权力存在的正当性支柱，自有其合理的地方。正是在这一意识形态的指导下，一大批不同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得以产生。但是“革命”民主有其致命的缺陷。首先，“革命”民主论制造了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差别，使社会中人与人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在“革命”民主论的指导下，“人民”与“敌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分和紧张的对立关系。如果人民试图享有民主权利，那么社会中总有一部分人(其数量多寡不断变化)处于国家权力的专政之下。处于两个集团中的个体将受到“冰火两重天”的宪法待遇。如果说从古到今的进步运动可以归结为从身份到契约-也就是从不平等到平等-的运动，那么“革命”民主的社会依旧是一个身份性的社会。尽管“革命”民主的运动使大多数人摆脱了被破压迫的状态，但它是一种“跷跷板”式的运动。社会一个群体的地位上升与另一部分人的地位下降形影相随。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平等并不是“革命”民主的关注点。

其次，“革命”民主是一种无限民主。依“革命”民主的理论，民主与专政不可分离。民主的享有以对部分人的专政为前提。为了保证人民民主的实现，国家权力的功能之一是排除少数人对民主制度的破坏、确保民主制度的安全运作。这一民主理论同时要求人民具有重大事件的决定权。因此，在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受到威胁时，是否对破坏者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并采用何种措施全由人民决定，而人民决定权行使的唯一标准或者说约束是确保民主权利的安全。在“革命形式”的阶段，为了夺取民主权利，以战争为首的暴力行为并不会受到任何制约。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必须从肉体上消灭敌人。即使在“国家政权形式”的民

主形态下，人民决定权也是不受限制的。一旦某一个体被视作国家的“敌人”，他将受到国家权力的专政对待。在不同的时期，“革命”民主从“无产阶级”民主专政演变到“工农联盟”的民主专政再到“人民”民主专政。尽管民主的主体和专政的对象不断变化并在总体上民主的主体范围越来越大，但民主主体和专政对象的划分并不遵循明显的价值规则和客观事实。当某一权威人物试图对民主主体和专政对象的既定分界予以变更并且获得多数人的认同时，曾经的“人民”便瞬间成了“敌人”而受到非人的对待。中国的“文革”历史便是明证。

我国过去的宪法理论长时间尊奉列宁所谓“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国家形态，民主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的观念和一种阶级斗争的哲学，可谓是一种“革命宪法学”[⑥].其典型表现之一是，在毛泽东同志关于宪法宪政理论[⑦]的启示下，将宪法视为民主事实的法律化，将宪政视为民主政治，无视宪法宪政与民主之间的根本差异。我国的革命历史使我们对民主的理解更多的带有“阶级性”的色彩，偏重于将民主视为一种实现阶级理想的工具。这使我国的宪法学研究长期来被囚禁在阶级斗争论的牢笼中。政治文明、人权保障、“三个代表”理论入宪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预示着一种新型的权力正当性认识，并特别要求我们更重视目的意义的民主而直面工具主义民主的局限，在认识国家权力时树立一种新的宪政民主思维。

文明的政治是人人平等、社会关系和谐的政治。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政治生活史显示，政治生活在不断演进的历程中始终表现为特权阶层对普通大众的对立政治统治关系，社会不平等、不公正对社会平等、公正的价值主导格局，少数社会成员对于多数社会成员的权利侵犯形式。任何不文明的政治类型有其共同的特征，即公民被分作三六九等，受到国家权力的不平等对待;社会生活中具体的人并不是统一地作为大写的“人”而有尊严、安全、自由的存在;而国家权力则在维持这样一种对立关系的过程中获得正当性。政治文明入宪表明我们对平等政治的诉求。社会主义中国要建设的政治文明，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文明，她首先要建立一种平等的价值主导格局、和谐的政治生活状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呼唤宪政民主的建立。在政治文明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应当认识到：一切国家权力属于国民，国民享有构成性的权力，由主权派

生而形成并由宪法严加看管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只是一种委托性的权力，其形成、存在的正当性不是由一种革命或运动成就先验地予以证明，而在于它们通过民主程序获得了公民的赞同，并为每个公民的权利而不是部分阶层提供平等、充分的保护。

人权保障既预设了宪政民主的存在前提，也是宪法民主的核心要素。从一般的层面而言，人权是指“人作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人权”这一字眼本身即表明，无论每个人的禀赋、体魄、长相、出生、宗教信仰和财富占有存在多大的差距，他们都必须被看作无差异的“人”而存在。不管西方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因前者重视人权的普遍性后者强调人权的阶级性而存在的认识差异是如何重大，他们对这样一个前提都置信不疑：每一社会成员都首先是一个独立、平等存在的人，他作为人的尊严、价值不容否定-这正是宪政民主的核心价值。因而，人权保障入宪意义重大，意味着我们必须抛弃从阶级属性的视角来认识社会个体和国家权力存在正当性的陈腐观念，建立一种新型的宪政民主观。

“三个代表”伟大理论入宪使其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它说明国家权力行使者只是公仆而不是主人。“政治文明”、“人权保障”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时写进宪法并和谐共存预示着每个公民都是国家权力的主人，国家权力并不只是人民的代表，它必须对共和国领域内每个公民负责并从他们的授权中获得存在的正当性。总之，政治文明、人权保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时入宪是对一种新型宪政民主观的承认和渴求。它表明，宪政民主在本源上是一种善的理念，是一种应该“始终把人当作目的，总不能把它当作工具”的理想(康德语)，是对每个人智识平等的承认和尊重。从本质上讲，宪政民主主义也是平等主义。新的民主思维追求人的自由的真正实现，要在动态中抹平人民和公民的界限;未经审判不为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可预设“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贯彻“三个代表”的伟大思想，我们就必须树立人民不断接近或等于公民的思维，就必须打破逾越法制的约束而进行“革命运动”的旧见，在宪政民主论的指导下重新认识国家权力和国家性质。你好，谢谢你看这个资料

第四篇：浅析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民主观

浅析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民主观

【摘要】《理想国》是柏拉图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这部著作主要论及了柏拉图关于理想城邦的构建。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他的哲学家治国的思想，正是如此，很多人认为柏拉图在本质上是反民主的。《理想国》并未有专门的篇幅论述民主，但是根据整个文章的思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够分析出柏拉图对于民主的态度，既有一定的反民主倾向，又有一定的精英民主倾向。

【关键词】柏拉图；理想国；民主；精英民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4-247-02

谈及柏拉图对民主的态度，很多学者都认为柏拉图对民主是持反对的态度的。一方面，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正是由于“民主”而失去生命。另一方面，柏拉图也从未在他的著作中赞颂过民主。但是，通过仔细阅读《理想国》可以发现，柏拉图对待民主其实也并非绝对的否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表露出了其“精英民主”的倾向，而充分理解柏拉图对待民主的态度需要从不同的层面去分析。

一、柏拉图的反民主倾向

首先，柏拉图的反民主倾向是建立在他对人性分析的基础上。尽管柏拉图并未直接表明他是“性恶论”的支持者，但从他的字里行间中反映了他对人性的不信任，这种对人性本身的质疑也就成为了柏拉图反民主的前提假设。我们赞扬民主，很大程度上是在于我们不自觉地采用了功利主义的原则：即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我们信奉民主是因为我们认为民主能反映人民的真实意愿，这样最能体现人民的共同利益，至少保障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然而我们所忽略了民主适用的前提，在我看来就是人的理性。在绝大多数人具备足够的理性的时候，民主自然能反映大多数的真实意愿，但在理性缺失的时候民主只会造成更大的“恶”。希特勒正是打着“人民同意”的旗号公然进行法西斯侵略。同样的，柏拉图的反民主倾向也正是缘于他认为在他所处的时代，理性并非为大多数人所拥有，在非理性的人中采用民主原则无非是“民主的暴政”。柏拉图认为在这样城邦里，如果把“群众的好恶认作为就是智慧，超乎必要地把这多数人看做权威，那他就会陷入那有名的狄奥梅狄的强制中，后者将强迫他去做一切凡是为他们所赞许的事。”

尽管柏拉图并未直接使用理性这个概念，但是可以认为理性在《理想国》中被柏拉图以“克制”的概念表现出来。他认为人性中“那较好的部分是统治着那较差的部分的，这个东西就该被称为是克制的。”尽管这种克制并不能完全体现的理性的概念，但在一定程度却能反映理性的含义。而这种克制在柏拉图眼中并非具有普遍性。因为在城邦中，“为数众多的质地较差的人们的欲望是由为数较少但较为优秀的人们的欲望和智力所控制。”这种通过少数人的理性来控制多数人的欲望无疑就否定了个人克制的普遍存在。在柏拉图眼中，大多数人都是由欲望主导而缺失理性的，必须通过一定的外在方式来控制他们的欲望。比如对于守城的卫士来说，他们不能拥有私人财产，他们的薪金应该为领取必需品，吃饭也是集体用餐，不允许接触金银。一旦护卫者们背离上述规则而取得了私有财产，那么他们将不再是护卫者而成了暴君，城邦距离毁灭也就不远了。这里极大反映了柏拉图对人性的不信任，他认为欲望会是个人的主导，只有通过禁欲才能实现城邦的救赎，而禁欲也绝非个人禁欲，而是通过一定的统治安排所产生的强制禁欲，是通过部分人的理智来“禁”多数人的欲望。因此，民主在柏拉图眼中是不可能产生“善”的城邦的，大多数人的意愿只会是对欲望的愈加追求。

在柏拉图眼中，民主政制“对成为尽可能地最大的富有者的无厌足的追求”，“当穷人们取得了胜利，就成立了民主政治…平等地享有政权和官职，而这些官职的分配一般都是用抽签拈阄的方式决定的。”民主政制式的人的灵魂中，不必要的欲望占据上风，“这些欲望就终于攻克了这个年轻人灵魂中的那一座卫城，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卫城是空空的，其中既无学问，也无高尚的工作和事业，也无真实的议论。”柏拉图的语句表明了欲望的无时不在，强大的欲望会导致民主政体流于对私欲的满足，那会导致一个没有真正的自由和快乐的城邦。因此柏拉图才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民主政体。一方面，柏拉图很好的看到民主制度的弊端，但是另一方面，他却过于夸大的了民主的负面效应，过于夸大了个人欲望而忽视同样作为“克制”的理性的存在。

其次，柏拉图之所以反对民主更因为他反对的是民主的基础――平等，他所反对的民主政体更确切的来说是一种平民政体。在这种政体下，人与人之间是绝对的平等，个人之间无论知识能力的差异都有着在民主决策中占相同份量的决定能力，而这种不分个人能力的平等可能会产生“民主的暴政”。受制于时代，柏拉图不可能认识到平等的重要性。古希腊的等级思想他眼中已根深蒂固，因此柏拉图认为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有的人被注入了金子，有的被注入了银，还有的被注入了铜和铁。而注入金的人适合做统治者，被注入银的人适合做护卫者，而被注入铜铁的人则是应该成为生产者。这就无形中给人进行了等级区分，当然这种划分奠定了《理想国》中城邦正义的基础：各司其职。柏拉图认为“人人天性有别，不同的人适于不同的事。”而正义就是“每个人照管和践履城邦中最适合其天性的那份事务。”但这种分类恰恰又违背了民主的基本精神：平等。托克维尔认为，民主与平等是密切相关的，不仅民主以平等为基础，而且民主本身也意味着平等。而亚里士多德也有著名的论断：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政治参与人的本性，但柏拉图却以天性决定论来否认这种观点。确切来讲，这是建立在柏拉图对人性的前提假设之上，他不相信所有人都能为理想的城邦而奋斗，而只有哲学家才能真正的治国之人。

因此对柏拉图反民主倾向的分析的立足点还是在于人性，人性的差异造就了对人三六九等的划分，这种划分导致了众人不可能在一个平台上参政议政。当然，柏拉图也并非绝对反对民主，在他看来，这种民主只是不适合当时的希腊城邦。在柏拉图所生活的年代，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遭遇失败，民主制度遭遇危机，整个社会的风气败坏，产生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分裂，整个希腊城邦制度也在走向衰落。因此，柏拉图认为“真正的立法者不应当把离弃花在法律和政制上。”这里可以看到当时的雅典在柏拉图的眼中只是一种政治秩序不良的国家，在这种政治秩序不良的国家里，很难有着真正工作的立法，因此民主形式很难立足。但这里是否又隐含了民主在将来实施的可能性？在《理想国》中，有很大的篇幅是关于教育的思想的，各方面的教育是培养哲学家的重要途径，这种育人的思想能够更多的培养出有能力的人，培养出更多的哲学家。那我们假设当教育使得大多数都具有足够的能力的时候，能否应该通过民主进行选拔？柏拉图并未明说，但也许这是一种隐喻。

二、柏拉图的精英民主倾向

因此，柏拉图的反民主倾向实际上是对人民民主的一种否定，但这又间接表明了他的精英民主倾向。韦伯认为，民主并非人民的统治，而是政治精英的统治，是职业政治家集团的统治，现代代议制民主只不过是一种“公民投票的领袖民主”，其主要功能就在于选举政治领袖。柏拉图的观念与此类似，他认为理想城邦的形式只有一种，但或许有两种名称：君主制和贵族制。无论君主制还是贵族制，无不反映了一种政治精英治国的理念。而《理想国》最大的特色没莫过于“哲学王”思想，这种哲学家治国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精英治国理念，只是在现当代学者看来，精英民主的实质是精英治国，但是同时具备人民选举的法律效应，这反映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来源。熊彼特提出过关于民主的现代定义：“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的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无疑，人民的选票产生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但是在柏拉图那里，只有精英治国的实质却忽视了人民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一方面，这不意味着柏拉图认为精英统治的目的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认为民主存在的必要性是因为它有可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柏拉图眼中的精英治国亦是如此。在《理想国》的文本中，苏格拉底也把统治者的最终任务归结为被统治者的幸福，虽然这种看法受到其他人的质疑，因为如何使统治者心甘情愿为了被统治者的幸福而统治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但是他给出的答案是精英若不治国，那么“最大的惩罚却是：除非自己去进行统治，就要被比自己更差的人统治。…那些干练明达的人，每当他们进行统治时，正是由于惧怕这样的惩罚才统治的。”这里基本上可以看出柏拉图对政治统治合法性来源的看法，精英统治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因为不能让没有才干的人进行统治。在另一方面，精英治国也并不意味着柏拉图是一个精英独裁的统治的支持者，在论及哲学家统治城邦的时候，柏拉图也有反独裁的一面。现代民主一方面体现了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另一方面也表明了通过民主程序可以使政治统治集团变得可轮替性。这完全不同于霍布斯的“利维坦”，霍布斯认为人民与君主一旦缔结协约，君主拥有的是绝对权力，人民是无法反悔的，这有违现代民主的可轮替精神。民主程序的存在不仅仅是在于它所发挥的一次效力，而更重要的是发挥它的长期作用来保证执政精英始终能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统治，定期选举是制约统治精英的一个重要手段。柏拉图也认为，“有的时候可以由金子的父亲生育出银子的儿子，或由银子的父亲生育出金子的儿子，以及其他的一切，也都可以这样的相互产生。”这就直接表明了哲学家的可替代性与流动性，哲学家并非一成不变的。因此，哲学家的统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哲学家经过后天培养提高自身的能力，最有能力者当成为统治城邦的人。只是柏拉图空有这样的设计，却无法得到一个量化的评判哲学家治国能力的标准，如何选出最有能力的哲学家来治国，这是最大的难题，柏拉图并没有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这自然也是“理想国”的空想之所在。因此，“哲学王”思想在这里一方面虽然包含了民主制下轮替的思想，却又缺乏通过民主来选拔的理念。

三、结语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的确有反民主的一面，但是这种反民主倾向可以说并不是对民主本身的憎恶，而是对于民主适用性的怀疑。不是所有的社会都适合民主，但是民主却是政治发展的目的。柏拉图的这种精英民主倾向实质上是符合很多现代学者对执政精英群体的看法的，无非在柏拉图那里缺乏一个选拔精英的方式。可以说柏拉图是一个反人民民主的精英民主者。

参考文献：

[1]柏拉图.理想国[M].顾寿观译，吴天岳校注.湖南：岳麓书社，2010.

第五篇：民爆行业研究

民爆行业研究

一、行业概述

民爆行业主要包括民用爆破器材的生产、销售和爆破工程服务三大业务。民用爆破器材系各种工业炸药及其制品、起爆器材和工业火工品的总称,根据《民用爆炸物品品名表》的分类，包括工业炸药、工业雷管、工业索类火工品、其他民用爆炸物品和原材料等5 大类、59 个品种。其中，工业炸药是民用爆炸物品行业的主要组成部分，约占总体市场的80%左右。

工业炸药是氧化剂、可燃剂以及添加剂等按照氧平衡原理构成的爆炸混合物。主要包括粉状炸药（铵梯炸药、铵油炸药、膨化硝铵炸药、粉状乳化炸药）、含水炸药（乳化炸药、浆状炸药、水胶炸药）、液体炸药、耐热炸药及其他工业炸药等。

起爆器材又包括工业雷管、工业导火索、工业导爆索、非电导爆系统、起爆药、爆破剂、震源器材等。民爆行业具体业务流程图如下图所示：

民爆行业属于高度管制性行业，有着构筑生产许可、销售许可以及工程资质认证三重进入壁垒。民爆行业具体管制情况见下图，总体来看，我国民爆行业管制中，工信部偏上游生产，公安部偏下游销售与使用，建设部偏工程施工。

由于民爆的爆炸性、危险性，民爆产品生产、销售、进出口、购买、运输、爆破作业、储存均受到国家严格管控，因此在经营模式上较为特殊。民爆产品的销售分为直销和分销两种模式。直销就是生产企业直接向民爆物品使用单位发送产品。分销是指民爆流通企业向民爆生产企业提交订单，到公安局办理“两证”，使用单位向流通企业提出购买需求，到公安局办理“两证”，生产企业发送产品给流通企业，流通企业将产品卖给使用单位。与直销相比，分销模式投入较少、效率更高，对民爆生产企业自身人力资源及管理能力的要求较低，因此更具适用性和普遍性。目前民爆产品销售大部分采取了“直销+分销”的模式，而且其中分销所占的比例较大。

二、民爆产业链

民爆行业的产业链根据上下游关系可以分为民爆器材生产行业、民爆器材流通行业、爆破服务行业。随着产业结构向全产业链发展步伐的加快，生产企业、流通企业业务相互延伸，同时生产企业、流通企业向爆破服务延伸，产业链构成如下：

民爆器材流通企业从民爆器材生产企业采购民爆器材，通过自有销售网络销售给矿山开采、水利开发建设、道路交通建设等民爆器材使用单位，是连接民爆行业上下游的纽带。民爆器材流通企业的主要特点有：

1、通过民爆器材流通企业销售民爆产品是行业目前主流的销售模式。由于民爆市场的终端用户比较分散、单一用户需求种类多、用量偏低，且购买和运输监管严格、程序复杂，民用爆炸器材流通企业成为民用爆炸物品销售中重要的中间环节。

2、我国民爆器材流通企业目前集中度较低，呈现较为分散的竞争态势。在国家产业政策支持下，一批大型民爆企业凭借其竞争优势逐渐成为行业的主导力量，并开始对经营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进行整合，以优势企业为龙头的区域化发展格局逐渐形成。

3、民爆器材流通企业的运营受到一定程度的监管限制。行业主管部门对民爆器材流通企业按照合理布局的原则进行审批，对新的流通企业进入构成一定限制，但也对现有民爆流通企业形成了一定的保护，特别是大型民爆流通企业能够充分利用其既有网点优势、品牌优势及资本优势巩固市场地位，进一步拓展业务规模。

三、行业发展现状

民爆器材产品广泛用于采矿、冶金、交通、水利、电力、建筑和石油等多个领域，尤其在基础工业、重要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素来被称作“基础工业的基础，能源工业的能源”。

从产品结构来看，“十二五”期间我国民爆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现场混装炸药在工业炸药中占比由2010年的14.82%增加到2015年的22.45%，胶状乳化炸药由2010年的48.27%增加到2015年的59.91%;袋装包装炸药在工业炸药中占比由2010年的11.41%增加到2015年的17.65%。导爆管雷管在工业雷管中占比由2010年的32.3%增加到2015年的54.15%，工业电雷管占比由2010年的65.82%下降到2015年的43.58%。

从地区行业发展来看，随着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步伐加快。中西部地区发挥资源丰富、要素成本低、市场潜力大的优势，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承担着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重大任务。民爆行业呈现出东部沿海、东北以及长三角经济发达地区产能过剩，中西部地区需求旺盛的两种局面。

民爆器材70%左右用于煤炭、金属和非金属三类矿山的开采，这三类矿石开采量的变化直接影响民爆器材的销售和流向。2015年，这三类矿山使用工业炸药占比72.5%，其中非金属矿山用量最大，约占炸药总用量的25.2%，其次为金属矿山和煤矿开采，分别约占炸药总量的24.6%和22.7%。这三类矿山使用工业雷管占比68.6%；其中煤炭开采用量最大，约占炸药总用量的33.5%，其次为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山，分别约占炸药总量的20.8%和14.3%。

受经济大环境影响，民爆器材流通行业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呈现负增长态势。2014年，民爆器材销售企业累计完成民爆器材购进总额248.36亿元，同比下降9.83%；累计完成民爆器材销售总额299.65亿元，同比下降9.89%。2015年，民爆器材销售企业累计完成民爆器材购进总额188.06亿元，同比下降25.35%；累计完成民爆器材销售总额231.02亿元，同比下降23.96%。

在我国经济增速开始放缓、能源结构调整深入及基础设施等重点工程项目建设速度减慢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工业用电量下行，煤炭、铁矿石等矿山开工不足，民爆器材需求量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在行业产业政策引导下，民爆企业通过继续转变发展方式，延伸产业链，进一步加快民爆一体化进程，通过推进行业技术进步，企业深度融合等一系列措施，企业的竞争力会得到进一步加强，随着大的经济背景转好，基础建设投资政策逐渐落实，将会有效改善目前经济形势，对民爆行业的稳步发展形成有力的支撑。

四、行业相关上市公司

久联发展（002037）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各类民爆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并为客户提供特定的爆破工程解决方案和技术服务。公司是目前国内民爆器市场材规模最大、产品品种最为齐全的生产企业之一，在贵州炸药市场份额在75%左右,在甘肃民爆市场占有率达60%左右。公司已建成较为完整的由原料供应（含助剂）—生产制造—销售—物流—爆破工程与服务组成的民爆产业链，基本满足不同用户的各类需要。

雷鸣科化（600985）

公司水胶炸药占全国水胶炸药40%以上的市场份额，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明显的技术、质量、装备和产能优势，产量、销量、生产规模位居全国第一，利润总额排名行业第二位。公司发展方向贴合国家战略规划，其代表行业发展方向的炸药混装车已在淮北、铜陵、徐州三个生产点建成投产，逐步深入大型矿山开采，工业雷管产能结构也不断优化，导爆管雷管产销规模逐步扩大。公司通过定向增发向下游进行产业链延伸，有望实现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

宏大爆破（002683）

公司是国内爆破技术先进、采剥能力强、矿山工程服务项目最齐全的矿山民爆一体化服务商之一，具有20.2万吨工业炸药以及8000万发工业雷管的许可产能。公司作为国内的爆破服务行业的龙头企业，传统业务有望受益于大宗商品的回暖得到有效修复；同时公司利用自身优势加速产业链整合，未来有望进一步拓展市场份额；军工市场的成功切入也有望成为未来公司利润的主要增长点。

雪峰科技（603227）

公司是国内民爆行业一体化产业链较全的企业集团之一，具有工业炸药10.8万吨（固定线8万吨+混装车2.8万吨）。公司持续投入研发创新，形成了完整的产品研发体系，此外已经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未来，在满足疆内市场需求的前提下，公司将依托区位优势进一步拓展中亚市场，有望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爆产业集团。

雪峰科技2015年工业炸药销量为5.78万吨（占新疆62%），工业雷管销量为0.14万吨（占新疆104%），爆破服务、工业炸药占营收比例分别为35%、43%，公司是疆内两家炸药生产企业中最大的，且为雷管/索类起爆器材唯一供应商，客户主要为新疆地区各大矿山灯工程，预计炸药等民爆产品销量有望同步新疆固定资产投资额大幅增长。

江南化工（002226）

公司主营业务是生产和销售胶状乳化炸药和粉状乳化炸药等民爆产品，具备民爆器材生产、爆破服务及矿山施工总承包全产业链的相关资质，是行业内资质最为齐全的企业之一，公司具备6.6万吨各类炸药的生产能力，占有安徽省内市场30%以上的份额，乳化炸药生产规模居全国乳化炸药生产企业第一位。2001年至今，乳化炸药产量增长迅速，现已取代铵梯炸药成为我国工业炸药产品中的主导产品。近年来乳化炸药占炸药总量的比重每年都保持着4~5个百分点的增速。

雅化集团（002497）

公司一直坚持民爆生产、配送、爆破服务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布局，在四川、新疆、内蒙等省区均拥有生产基地，可为用户提供品种齐全、规格配套的工业炸药、工业雷管等产品。目前公司已经成为四川省最大的综合民用爆炸物品服务商。在不断对国内同业企业进行并购以扩大产能并延伸产业链的同时，公司积极布局海外，打开主业成长空间。

凯龙股份（002783）

公司主导产品为改性铵油炸药、膨化硝铵炸药、乳化炸药、震源药柱和硝酸铵，其中工业炸药的安全生产许可能力达9.1万吨，居湖北省第一位，产量占省内总产量的1/2以上。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9亿元，其中民用爆破器材营收占比达58%，毛利占比达80%。另外，公司拟投资建设2.5万吨/年的金属材料爆炸复合产品，进一步确保公司工业炸药产能的充分释放，增加公司产品附加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