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故事

第一篇：党史故事

党史故事一

党的生日——7.1 1921年7月23日-3 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召开，而党的诞生纪念日是7月1日。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1日。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有：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陈潭秋、董必武、周佛海、陈公博，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了会议。在会议进行过程中，突然有法租界巡捕闯进了会场，会议被迫中断。于是，最后一天的会议，便转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艇上举行。经过讨论，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并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召开，而党的诞生纪念日是7月1日。为什么两者的时间不一致呢？为什么7月1日成了党的诞生纪念日呢？把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是毛泽东于1938年5月提出来的。当时，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当时在延安的曾经参加过一大的党的创始人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人。他们回忆一大是7月份召开的，但记不清楚确切的开会日期。因为缺乏档案材料，一时无法查证，所以就把7月1日确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最早见于中央文件是1941年6月。当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日四周年纪念指示》。《指示》说：“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把“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进行纪念的第一个文件。党的一大开幕日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由党史工作者考证清楚，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和考证成果，确定一大的召开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虽然党的诞生纪念日并不是党的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七一”这个光辉的节日已经深深地铭刻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它成为人们每年进行纪念的一个重要节日，也成为中国节日文化的一部分。

党史故事二：林彪丧魂：蒋介石、周恩来为何痛苦? 林彪落难温都尔汗，这个消息传到国内后，有一个人面对窗子，双肩抽动，不禁痛哭失声，而这个人的痛哭，使在场的人大惊失色。这个人就是周恩来!也许有人会问，周恩来和林彪不是分属两条路线、泾渭分明的人么？他们一个是党和国家的捍卫者，一个是企图篡党夺权的阴谋家么？其实，历史的纷纭复杂远不是人们想的那么简单。众所周知，林彪是毕业于黄埔四期的，而周恩来就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们之间是有师生之谊的；南昌起义的时候，林彪也算勇敢，后来跟着上了井冈山，虽然后来磨磨叽叽的总嚷嚷“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以至于毛泽东专门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长征的时候，林彪已成为了著名的“娃娃将军”，在遵义会议上，林彪对于毛泽东重返领导岗位投了至关重要的一票；北上抗日之后，林彪又打了振奋国人的第一个胜仗。平型关大捷，可惜不久就被打鬼子跑靶、打八路不用瞄准的友军一枪撂下马来去苏联养伤；日本投降后林彪纵横捭阖，从东北到平津一直横扫到海南全境，解放大半个中国。是将才也是帅才，难怪1955年授衔时如此小小年纪却在十大元帅里排行老三！周恩来的痛哭，是在为林彪惋惜吗？是在替林彪的两个身为早期革命家的兄长林育英和林育南表达失弟之痛吗？是在为林彪之死喜极而泣吗？是在为诸多开国将帅终有出头之日而欣慰吗？是在为路线斗争、权力斗争的残酷而感慨吗？是在为写在党章的第二号人物眨眼间灰飞烟灭而痛心吗？还是为国内频仍的政治路线斗争导致他心力交瘁的一个大发泄？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周恩来对当时在场的纪登奎等人说：“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的话戛然而止。此时此刻，心中思绪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周恩来闻到林彪死讯痛哭已经成为千古之谜。在蒋介石看来，林彪是一个不肖之徒，是一个有辱师门的叛逆，是“战争魔鬼”。特别是他的江山大部分是被这个学生给打下来的。所以蒋介石在东北战局日渐被动之后，面对杜聿明范汉杰郑洞国等诸多黄埔一期老大哥气得大吼：“林彪是四期的，而你们却都是一期的！一期打不过四期，老师打不过学生……”而在最新的海外资料表明，蒋介石喜欢林彪简直可比喜欢周恩来。蒋介石爱才犹如曹操，尤其对“红色黄埔系”更是高看一眼，因为这些人过去不是他的部下就是他的学生。蒋介石把黄埔看成他的私房禁脔，对他这个唯一的领袖都要绝对服从，况且共产党里的黄埔生确实被他拉过去一大批，人们熟知的有李默庵、文强、王叔铭、余洒度等等。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前夕，就派周恩来和林彪赴渝进行首次谈判，原本是对等谈判，作为代表林彪本可以毫无顾忌，可是席间见到蒋介石后林彪立而不坐，毕恭毕敬的尊称校长，而周恩来则向老朋友一样和蒋介石谈笑自若，林彪只有看着校长和主任摆龙门阵，自己垂手肃立的份儿了。当然，进入谈判林彪则是代表毛泽东，为共产党据理力争，与蒋校长步步为营、毫不妥协、针锋相对了。期间，蒋介石也费尽心机派林彪的师兄弟们范汉杰、胡宗南，以及军统中统特务戴笠唐纵康泽滕杰数度以黄埔同窗叙旧为名宴请林彪，以探听口风并给林彪施加影响，但虽然林彪和蒋师生之情尚在，但当时蒋介石拉拢林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在战斗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井冈山和长征时期林彪虽有悲观尚没有动摇，在双方摩拳擦掌开战前夕谋对方大将无异于与虎谋皮，这一点蒋介石心知肚明。林彪赴渝是由周恩来向毛极力推荐的，因为周考虑到林彪是蒋介石的学生，又是当时被蒋表彰过的抗日名将；加上林彪自苏联养伤期间，一直和国民党方面没有接触，更不必说发生摩擦；回国后林彪在西北做统一战线工作很有成效，加上对毛安全的考虑，所以，由林彪代表毛泽东到重庆是很恰当的。而在60年代后期，韬光养晦的林彪洞察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趋势，看到许多开国元勋纷纷被整被斗，出于自保甚至更高的权力目标，加上他深知毛的性格和这次运动的目的，于是下水并掀起了一次次的波澜。毛泽东对林彪的警觉被林发现，而林彪的行动也被毛察觉，林彪自感自己的地位“危险而不确定”，于是辗转和东南一隅取得了联系，愿意继续支持校长的统一大业……林彪出逃也有好多版本，一说他是先往东南飞的，被大陆战机胁迫往北了，是否有故意逼其走叛逃之路也未可知。因为，“叛国”之罪远比叛党更容易激起国人的愤怒。本来，根据林豆豆的回忆，林彪是被林立果和叶群架上飞机的，林彪曾失声痛哭：我起码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啊……可见，出逃苏联远非林彪本意，这将毁掉林彪在抗战中民族英雄的英名，更何况林彪的基础已稳固华南。广州和海南都有他的旧部。蒋介石闻讯林彪噩耗掩面失声，这时追随他40多年的医生熊丸透露的，国民党继陈布雷之后的“文胆”陶希圣也有所证实。林彪是民族主义者，蒋介石更是民族主义者，蒋介石坚决反对美国劝说台湾独立的企图，并且为大陆海军破天荒的穿越台湾海峡保卫西沙打开探照灯护航……两个民族主义者走到一起，注定要改写中国历史的，但毕竟中国（包括台湾）还是中国人的。林彪暴毙，老蒋痛哭，是在为失去一个得意门生而痛心吗？是在为失去“反攻复国”的唯一希望而扼腕吗？只有天知道。

第二篇：党史故事

关于党群关系有哪些比喻

来源：北京日报 发布时间：2014-07-07 10:15

先生与学生的关系

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训‚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是该校校友毛泽东亲自审定并题写的。1941年3、4月间，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指出:‚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加以重申：‚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对于我党来说，这不仅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无数事实证明，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是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根本路径。

土地与种子的关系

1945年10月，毛泽东结束重庆谈判回到延安，面对严峻的革命形势，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将延安大量党员干部调往前方，以备战争所需。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毛泽东把共产 1

党人比作种子，把人民比作土地，一方面说明，党要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首先是要使人民了解自己，将自己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坚定立场在革命实践中体现出来，使每名党的干部成为党领导的革命的种子；另一方面也说明，共产党人只有紧紧依靠人民，臵身于人民中间，才能使中国革命不断发展壮大直至胜利。

父母与儿女的关系

1946年秋冬之交，朱德在感谢各界代表庆祝其六十大寿的答词中说：‚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所有农民的儿子都是要革命的，那时不成功是摸不到路，后来找到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邓小平则直抒胸臆：‚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朱老总和邓小平以其切身经历诠释了党群关系。承续这一血脉关系，才使我们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才能真正唤起党对人民群众的赤子之心，坚守群众路线这条‚执政生命线‛。

孺子与牛的关系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诗出自我国伟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自嘲》。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 2

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正式将孺子和牛的关系比照为党群关系。

主人与公仆的关系

1944年底，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发表的《1945年的任务》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1959年10月，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召开的由各条战线劳动模范参加的‚群英会‛上，国家主席刘少奇对掏粪工人时传祥说：‚我们在党的领导下，都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你掏大粪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的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国家主席与清洁工人的共同定位，成为我党历史上的一段佳话。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规定：‚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自此，我党开始以党内法规的形式明确党群之间的这一关系。

血与肉的关系

1951年3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最早将党群关系比作血肉关系，指出：‚我们的党在下层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不可如同林彪、‚四人帮‛一样，‚踢开久经考验并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这是改 3

革开放后党群血肉联系的提法重新走进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以后逐渐成为中央文件、中央领导讲话中关于党群关系使用频率最高的规范表述。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党一以贯之的思想，更是党群关系的核心内容。

工具与使用者的关系

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他说：‚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党是群众的工具，而群众则是这一工具的使用者。无论作为革命党还是执政党，我们党作为人民的工具这一根本性质始终没有发生改变。为什么把我们党确认为群众的工具？邓小平后来指出：‚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可见，我们党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工具性，在于它是人民群众实现自身利益的手段，这也是党员领导干部自身的价值体现。

鱼和水的关系

唐朝初年，魏征在上唐太宗疏中说：‚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1941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当天下午一个炸雷将延川县代县长劈死。噩耗传开，一个农民逢人 4

就大发牢骚与诅咒。面对这样的咒骂，毛泽东后来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鉴于此，后来在延安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专门强调：‚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永远也离不开水！‛1957年7月，毛泽东再次强调：‚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这里，毛泽东把党群关系上升到了事关社会主义成败的高度来看待。（范登生 田侠）

周恩来为醉酒违纪作检讨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发布时间：2014-05-06 08:00

周恩来善饮是党内知名的，但他自律甚严，饮酒很有节制，喝醉酒的时候很少。然而邓颖超回忆周恩来在重庆醉酒晚归的事，说来却饶有趣味。

有一次，周恩来去参加苏联大使馆的宴会，过了晚上12点还没有回曾家岩50号周公馆。当时规定，凡出门的人，晚上12点前必须回来，没有回来就可能出事。大家非常担心，派人在门口等了又等。后来车回来了。警卫人员说他在车上就睡着了。原来他喝醉了。

那天晚上，对周恩来一贯体贴照顾的邓颖超发了脾气：‚他 5

喝多了，醉了，就让他在车上睡着吧！‛同志们说这怎么行，大家还是扶着他进来了。

第二天，邓颖超又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周恩来向她检讨说，当时听到苏军在对德作战中取得一次重大胜利的好消息，苏联同志不断和他干杯，他也高兴，就喝多了，保证以后决不再犯。随后，他又在党的生活会上态度诚恳地专门作了检讨。

一般人可能会说，不就是醉酒晚归，至于这样吗？是的，醉酒晚归对普通人而言，当然是生活小事，而对重庆时期的共产党人，确属危险之举。

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共防范极严，中共驻重庆的公开机关和工作人员都是其秘密监视、侦查以至抓捕的对象。军统、中统、军委会、重庆市警察局和宪兵司令部等大批军警宪特机关、数百名特务日夜不息地进行着公开、秘密的破坏活动。

周公馆、红岩村就是特务机关监控的核心地点。周公馆租用了曾家岩50号第1、第3层，国民党官员就居住在第2层；在周公馆巷子口，特务冒充小商小贩和茶客酒客定点监视，跟踪盯梢；进出周公馆的信件每件必查，特务常常扣押信件、甚至抓捕向周公馆写信的人；周恩来牌号1247的39型雪佛兰汽车一开出来，特务就用人海战术，守在各个路口监视动向，只要车一停，就能看到特务在附近伸手看表记时间，抬头望门牌；电话通讯由军统局专门单位监控，记录录音（《红岩屹立浓雾中——国民党特务对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监控活动》，《红岩春秋》2004年第1 6

期）；特务还运用偷拍、窃取及利用登记身份证的照片复印等方法，弄到中共公开工作人员整套的照片，以便特务辨识及用密语书写‚监视情报‛。皖南事变后，环境更加险恶，国民党特务甚至一度准备如果国共关系破裂，马上就把公开的和秘密的共产党员一网打尽，并拟好一个名单，放在毛人凤的桌子上，第一页上就有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等人的名字；特务甚至采取‚短促突击‛，秘密抓捕中共党员，企图短时间内以严刑拷打迫使被捕者叛变后再行派入原处潜伏……

因此，抗战期间，中共南方局文化组长徐冰受到军统特务沈醉的赤裸裸胁迫；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郑代巩受骗外出就餐后，被突然抓捕，严刑拷打；特务们还几次设计，企图秘密逮捕南方局工作人员祝华，迫其成为‚特情‛；中统特务甚至连八路军办事处车库旁摆小食摊的向世荣母子也不放过，秘捕之后，要求他们成为‚特情‛……如此‚团结抗战‛的氛围下，中共南方局所处的政治环境十分险恶，每一位同志都可能面临着生死考验。

为了应对这种险恶的斗争，南方局制定了一系列的保密措施和严格的纪律。如没有必要不外出，有事外出必须请假，必须两人或者三人同行，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返回，若到时不能返回，就要打电话报告，等等。周恩来同志关心每一位同志的安全，经常询问同志们有没有返回，发现有人未返回，就安排汽车、人员去查找、接送。

因此，此次周恩来晚归，触动了曾家岩同志们敏感的神经，更让邓颖超高度担心和紧张。周恩来和邓颖超一向律人严，律己更严。这对革命夫妻常常相互提醒，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周恩来这次看似极小的违纪行为，却受到邓颖超的严肃批评，他自己也主动反思，进行了严格的检讨。周恩来为醉酒晚归公开作检讨，这件事在曾家岩、红岩的年轻人中影响很大，大家都深受触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简奕）

共产党是如何打动陈嘉庚的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发布时间：2014-10-10 15:21

陈嘉庚从延安回到重庆，马上召开记者会，直截了当地告诉全国人民：延安让我‚如拨云雾见青天‛，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从此与国民党分道扬镳。陈嘉庚的转变重创了国民党的合法性，蒋介石大为震惊，深感耻辱。他一辈子也想不通：为什么陈嘉庚去了一趟延安，就变了一个人？共产党到底用什么‚买通‛他的？

对于政治家来说，吃饭也是政治。抗战时期，蒋介石、毛泽东先后请爱国侨领陈嘉庚吃饭，产生的严肃政治后果，连他们自己也没想到。

一

1940年春，旅居新加坡的爱国侨领陈嘉庚，带着南洋广大华侨的殷殷嘱托，率团回到祖国慰问抗日军民，第一站当然是战 8

时首都重庆。蒋介石十分重视，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做好接待工作，务必让客人满意。他这样要求是有原因的。

陈嘉庚是同盟会出身的爱国老华侨，整个厦门的集美学村就是他用一生的积蓄捐献的。抗战开始后，他作为‚南洋华侨总会‛主席，负责整个东南亚地区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工作。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广大侨胞每个月都向国内捐钱捐物，这都是他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因为当时的海外华侨大多生活在社会底层。

三年以来，广大华侨通过总会，共为祖国筹得约合4亿多国币的款项，物资无数。总会还在新加坡和重庆设立制药厂，挽救了许多抗日将士的生命。

抗战的生命线滇缅公路建成后，司机和修理工奇缺。陈嘉庚登高一呼，3000多名华侨青年挥别亲人，冒着敌人的炮火，日夜不停地抢运军需物资，许多年轻的生命就留在这条公路上。可以说，没有陈嘉庚和广大华侨，抗战的胜利肯定要推迟。

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精神，国民政府成立了阵容庞大的欢迎委员会，由中央宣传部、财政部、侨委会等20多个党政军重要部门组成。在财政极其拮据的情况下，列支了充足的接待资金，其中光宴请费用就达8万元——根据中国价格史资料推算，当时这笔钱能买800头牛！

这样，陈嘉庚在重庆的60多天里，正事没时间做，每天被迫在各种宴会中疲于奔命。国民党的高级干部无不以陪陈嘉庚吃饭为荣，美酒佳肴越是高级、越是罕见，越有面子。

但不管什么山珍海味，陈嘉庚一口也咽不下去。他知道钱是怎么来的，大敌当前的中国是多么缺钱。‚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竟是战时首都大小官员的常态，行政院长孔祥熙在办企业，为陈嘉庚服务的司机虚开汽油费发票，这些都让陈嘉庚反感和痛苦：这样的政府能领导全民共赴国难吗？民族复兴还有希望吗？

陈嘉庚再三恳求就此打住，对方认为这是客气话，不开宴会怎么表达感情？无奈，陈嘉庚不得不空中喊话，连续三天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罢宴声明，这在全世界也是少见的：

‚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望政府及民众实践节约，切勿消耗物力！‛

重庆让他感到窒息，‚绝无一项稍感满意，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到滇缅公路看望过他的子弟后，尽管蒋介石不高兴，陈嘉庚还是决定奔赴传说中的延安，看看偌大的中国是否真有净土。

二

1940年6月1日晚，毛泽东设宴款待陈嘉庚。

这次宴会是露天的，就设在毛泽东窑洞外。餐桌更特别，一张大桌面搭在破旧的小方桌上。桌面坑坑洼洼，铺了几张旧报纸遮丑，就在宾主相谈甚欢的时候，一阵风把报纸给吹跑了。吃的是毛泽东自家菜园子里种的大白菜、豆角，最讲究的是每人一碗鸡汤。

毛泽东恳请客人谅解，说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东西。至于鸡汤，10

毛泽东解释：这是邻居大娘家唯一的一只鸡，正下着蛋呢，她听说我贵客临门，悄悄宰了送来的。

陈嘉庚一听，差点落泪。这个山沟里的党的质朴廉洁，官民关系的水乳交融，还有上上下下饱满向上的精神状态，跟重庆的腐朽堕落截然不同，让他眼前一亮。

陈嘉庚悄悄对秘书张楚琨感慨说，蒋介石像皇帝，毛泽东像农民，‚得天下者，共产党也！‛张楚琨后来分析：‚延安之行是陈嘉庚一生的转折点和里程碑。‛

一回到重庆，精神焕发的陈嘉庚马上召开记者会，直截了当地告诉全国人民：延安让我‚如拨云雾见青天‛，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为我大中华民族庆幸！‛从此与国民党分道扬镳。后来，南洋华侨的捐献源源不绝地流向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其中包括中央领导层使用的福特轿车。

此前，因为国民党是‚正统‛，又值大敌当前，陈嘉庚一直是坚定的拥蒋派，真心诚意地宣传‚蒋委员长乃是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拥戴之唯一领袖‛，他是中国的未来。

陈嘉庚的转变重创了国民党的合法性，蒋介石大为震惊，深感耻辱。他一辈子也想不通：我对他那么好，他为什么打我的脸？为什么去了一趟延安，就变了一个人？共产党到底用什么‚买通‛他的？

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蒋介石当然不会明白，东拼西凑的一顿农家饭，怎么有如此功效。他不知道也不理解，11

共产党一个攻无不克的传家法宝，竟是艰苦奋斗的作风。艰苦奋斗中蕴含着丰厚的精神宝藏，蕴含着人心向背的密码，根本不能用物质来衡量。

岂止是蒋介石。随着时光的流逝，对艰苦奋斗的本质和价值，连我们自己也会模糊不清。

三

第一，艰苦奋斗的作风反映了共产党的本质。

毛泽东说，共产党的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的作风‛。人民大众判断一个政治力量到底是为自己服务、还是为人民服务，最直观的就看你是奢侈浪费、贪污腐败，还是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

不止陈嘉庚，从共产党的作风中认识共产党的，何止千万。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曾说，他过去不了解共产党，还挺怕的。上海解放那天早上，他发现解放军就睡在街道上。他动员战士们到院子里去休息，对方只是为伤员要了一壶热水。当时荣毅仁就明白了：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

像陈嘉庚一样，许多人也是从国民党腐朽不堪的做派中，对国民党彻底失望的，甚至包括一些‚坏人‛。

解放前夕，蒋介石的江湖兄弟杜月笙携全家取道香港，打算去法国定居。但是杜月笙一病不起，根本不可能长途旅行。家人建议就近去台湾，杜月笙不吭声，让女儿去汇丰银行取回一个小箱子，里面满满都是借条。在这些借条中，最少的一笔是5000 12

美元，最多的是500根金条，债务人统统是国民党的高级干部，个个有头有脸！

得人心者得天下，看似一个简单的政治常识，根本不需要什么高深理论阐释。但国民党之所以毫不在乎人民怎么看它，共产党之所以始终心存敬畏作风清新，差异来自‚我是谁‛、‚为了谁‛这个本质问题。本质决定作风，作风就是人心向背，所以‚作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第二，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

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在地球上是比较差的，却能生生不息、愈挫愈奋，不断发展壮大，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这是因为中华民族在漫长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不畏艰难、勤奋节俭的民族性格、价值取向，也就是艰苦奋斗精神。

艰苦奋斗精神的本质是奋发有为、百折不挠，它让人超越物质的制约，使主观能动性对客观世界产生巨大的反作用，从而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可以说，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今天，更不要说民族复兴。《周易》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这种精神的写照。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她的政治理想是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这种锐意进取、蓬勃向上的政治追求，完全契合中华民族的精神脉动。所以，艰苦奋斗不但是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取 13

向，人民拥护共产党，源于其在民族的沃土中植根至深。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火车头，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是共产党力量的源泉、前进的动力，二者浑然一体，不可分割。

经常有人这样理解艰苦奋斗：我们国家现在底子薄，不能奢侈浪费。言下之意，过去艰苦奋斗是物质条件逼的，物质丰富之后，艰苦奋斗就不重要了。如果这样理解，就把哲学层面的精神追求和党的浩然正气，贬低为低层次的经费问题。认识不清，行动就会有偏差。

陈嘉庚赠送的福特轿车运抵延安后，本来准备用作毛泽东的专车，但他坚决要求集体使用，这与物质匮乏不能说毫无关联。但进北京住进中南海里之后，毛泽东的睡衣上一直打着补丁。难道建国之后我们比延安时期还要困难，党的领袖竟穿不起一件好衣服？现在中国的GDP已经位列世界第二，不远的将来还会雄踞第一，党中央为什么还下大力气反腐败纠‚四风‛呢？

第三，艰苦奋斗契合现代政治文明，体现了党的现代性、先进性。

中西文化有许多差异，但都推崇勤俭节制。早在先秦的《尚书》中，中国人就提出‚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几乎所有的西方哲学家都认为，节制是人最大的美德。到了现代社会，克勤克俭的哲学思想由个体推及社会，成了国际社会的主流政治伦理，成了政治和政治家的共同戒律。

‚作风问题是腐败的温床‛，而挥霍浪费、贪污腐败消耗的 14

都是民众血汗，民众不可能拥护。所以世界上不论什么性质的政权，无论是真是假、能不能做到，对反腐倡廉这个‚政治正确‛都不敢造次，都乐意占据反腐败这个道德高地，不然就不会有《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看起来，人们要求政府节约的是财政支出，实际上需要节制的是权力。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腐败和浪费无休无止，与公共利益和人类政治文明格格不入，也使执政者失去合法性和统治基础。

重庆的挥金如土，暴露了他们的愚顽落伍、暮气沉沉；延安则坚定地站到人民一边，主动顺应和引领时代潮流，党的青春活力和精神魅力熠熠生辉。两相对照，陈嘉庚和全体中国人民一样，不可能有第二种选择。（习骅）

第三篇：党史故事

毛泽东在延安与乡亲们相处的感人故事

时间:2016-07-30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故事网 点击:2634次

毛泽东是一位一生都与老百姓水乳交融的人。人民热爱领袖，领袖关心人民。尤其是在延安工作生活期间，毛泽东与当地的乡亲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无论他住在杨家坪、枣园，还是王家坪，逢年过节总将左右邻居、老乡请来一起欢度佳节„„由此，引出了一系列毛泽东与拜年有趣、感人的故事来。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不管工作多忙，每年春节都要到当地基层政府向民众拜年。他借这一年一度的特殊时机，一是加深同民众的感情，进一步密切与民众的关系；二是直接倾听民众的意见和呼声，纠正工作中的偏差和改进工作作风；三是深入调查研究，了解民心民情，以便更好地制定大政方针和政策。

1941年春节前一天，毛泽东带领几位领导干部和身边工作人员一早就来到枣园乡政府向民众拜年。

当毛泽东走进乡政府院内，乡长杨成富和乡里几位年长的老人就急忙迎出门来。毛泽东见状，马上加快了脚步，笑着上前与大家一一握手问好。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大家簇拥着毛泽东走进窑洞里坐下，你一言我一语地亲切攀谈起来。

毛泽东说：“今天第一件事是给大家拜年，第二件事是征求大家对当前工作的意见和看法。”

大家听毛泽东这么一说，便自然而然地将所见所闻如实讲了出来，情不自禁滔滔不绝地谈起边区如何如何兵强马壮、抗战形势大好的情形来。

毛泽东听了，微微一笑，摆摆手说：“今天我们不说这些，说点别的。”

乡亲们即改口谈起军民团结鱼水情深，党中央和民众心连心。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不不，大家要谈我们不足的地方，谈我们的缺点和错误。”

顿时，在场的人一下子都愣住了，你看我，我看你，不知谈什么是好，显得十分拘谨。

毛泽东看出大家心里有顾忌，不便启齿，就引导说：“我们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服务的，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和方针政策，都是要让大多数人开心满意，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欢迎。”说到这里，毛泽东看了看大家，接着恳切地说：“如果听不到你们的心里话，得不到你们的批评帮助，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不了解你们的希望和要求，我们的工作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我们的决策就会出现偏差和失误。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毛泽东这番话语，使大家陷入了沉思。大家想：世上，哪有一个达官显宦不愿听老百姓为他们歌功颂德的话语，可唯独今天的共产党领导人偏偏爱听老百姓的批评意见。这个世道真变了。于是，大家敞开思想，便无拘无束地谈起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有的说：从打部队来到陕北，征用的公粮太多，老百姓负担不起。也有的说：吃粮问题解决不了，老百姓生活困难就会加重，部队也得不到很好发展„„你一言，我一语，大家的意见越提越多。

对于这个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早就引起了重视，可只是没有办法解决。这里的人们都知道，陕北地处黄土高坡，土质贫瘠，几乎年年收成欠佳。近几年部队来到这里，人口剧增，吃粮就更不够了。再加上国民党对边区实施经济封锁，粮食和一些生活用品被禁运。原先划定的延安、延长、延川、绥德等26个县归边区管辖，作为八路军的募补区，先后被国民党抢过去5个县，耕地面积大大减少。这样一来，边区粮食紧缺和经济不景气就可想而知了。当时一度出现民心动荡，对边区政府和部队都有些微词，甚至有人诅咒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民众不但没有追查压制，反而一面鼓励民众畅所欲言，直舒胸臆，一面从工作上查找原因。1939年2月，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民众的批评意见，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并向全党全军发出了“精兵简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毛泽东身体力行，不声不响地开荒种地，置身于普通群众之中，体验生产规律，探求发展之路。虽然大生产开头两年边区粮食产量有大幅度增长，粮食紧缺有所缓解，但是仍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此，毛泽东一直在考虑扩大生产规模，彻底扭转被动局面。1940年9月，延安自然科学院按照毛泽东的意图，由副院长郝笑天和生物系主任乐天宇为正副队长，组成了一个考查队，对陕北地理条件作了全面考查。他们每到一处，就把那里的森林、气候、地质、土壤等自然状况一一记录下来。最终，他们发现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通过科学分析论证，认为这片土地很适合耕种。回到延安后，他们立即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份建议开发“南泥湾”的报告。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心里特别高兴，便找来生物系主任乐天宇进一步了解情况。最后，毛泽东问乐天宇：“那里的土地那么好，为什么这么多年人们没有开发呀？”乐天宇一时说不太清楚。毛泽东指示他说：“麻烦你带几个人，再到那里作一次详细考查。‘要知上山路，需问砍柴人’。你们到那里后，多找些老百姓，听听他们的意见，特别是听听老年人怎么说。”乐天宇他们再次来到“南泥湾”，通过走访和座谈，老百姓告诉他们：“南泥湾”地处干旱地带，雨水贵如油，十年九不收；遇上一年收，仓满囤子流。乐天宇他们把“南泥湾”周边老百姓对这片土地作出的结论带回了延安，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心里一直在盘算：如果开发这片土地，遇到荒年颗粒无收，那就劳民伤财，若是不开发，扩大粮食生产就是一句空话。他决心一时难以下定。

今天，毛泽东想利用拜年的机会，听听民众的意见。毛泽东见大家发言差不多了，他肯定地说：“你们提的很好很对，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还得请你们帮助想想办法。”

这时，大家提出了许多开荒以增加耕地面积、加强田间管理以增大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等有效做法。

毛泽东又有意地说：“这些我们都可以做到，但是，老天不下雨，干旱怎么办？能不能打井浇灌？”

大家告诉毛泽东，陕北地表水太深，一般地方是打不出水来的。接着大家又告诉毛泽东，今年陕北不会有干旱现象，并说：龙年日炎炎，蛇年雨绵绵。去年农历龙年干旱，今年蛇年就该雨量充足了。

毛泽东听了惊奇地“啊”了一声，急忙问：“陕北有这么一说？”

大家说：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人们都这么说。毛泽东笑着又问：“准吗？不准怎么办？谁负责？”问得大家一片笑声。

一句农家谚语，就是一个自然现象，一个还说不清的自然规律。毛泽东在回来的路上，显得异常高兴，他似乎从刚才大家的发言中，获得了开发“南泥湾”这片荒凉土地的信心。春节过后，党中央毛泽东就作出决定，号召边区党政军民，把大生产运动再向前推进一步，所有单位和个人，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订出生产计划，规定出生产指标。并命令359旅开赴“南泥湾”垦荒种地。

这一年，果真像民众说的那样，陕北风调雨顺，各种农作物都没有受到任何灾害，边区人民获得了特大丰收。党政军民各部门都按计划完成或超额完成了任务，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一目标。这一年，359旅开荒11000多亩，收获粮食36万多斤，为解决边区粮食紧缺和繁荣经济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一年，免除了农民公粮交纳和税收，人民生活水平一下子有了显着提高。由此，民众真正认识到，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八路军所做的一切，都是造福人民的。

第二年春节一到，民众怀着感激之情，积极热情地组成秧歌队，喜笑颜开地涌到党中央驻地，他们一边打着腰鼓一边高呼：共产党毛主席大生产运动决策伟大英明！前来欢迎秧歌队的毛泽东听了民众的喊声，边走边对身旁的周副主席说：“恩来呀，我们伟大英明什么？是困难逼得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去向人民拜年磕头，人民指给我们一条生路。是人民伟大英明啊！”

在“大生产运动”初期某年初一的清早，边区农民劳模吴满有与儿子吴凌旭喜气洋洋用土车子推着养到300多斤重后宰杀好的一头猪，要给毛主席他们送去。

半路上迎面遇到了两个熟悉的老乡。面对老乡的疑问，吴满有笑着说：“我不是要出去卖掉这么多猪肉，是要送到咱延安的一个大户人家去的。”老乡还是不解地摇摇头。吴满有进一步说：“如今的共产党，你说，算不算咱中国最大的大户？！”说得两个老乡恍然大悟，哈哈大笑起来，一个说：“原来满有兄是给中央政府机关送肉啊！嗯，中！中！中！满有兄到底是边区的特等劳动英雄，比俺们就是想得周到些！”吴满有说：“二位兄弟对不起了！今天俺推的这猪肉不能卖给你们了。改日，等新猪出圈了，俺再宰杀几只，让大家来尝尝鲜。”两人走了。吴凌旭和吴满有继续往前走着。吴凌旭一边走，一边说：“爹，咱们这样一路走过去，会遇到很多熟人的，都这样回答他们的询问吗？”吴满有很得意地说：“对！我这也是宣传嘛！让大家也学学我吴满有，多想想咱们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多想想咱们的八路军将士！”„„

吴满有父子推着一车猪肉进入驻在延安的中央办公厅院子。刚将车子放下，恰好遇见了毛泽东。

毛泽东笑着问：“吴满有，我还说要去你那儿拜年呢，你这就来了！”

吴满有说：“哪能让主席跑山路，去我那山旮旯呢。我领着儿子向主席拜年来了，顺便送点肉给主席您和朱总司令打打牙祭。”吴满有忙叫儿子吴凌旭给毛主席鞠躬行礼。

毛泽东望着吴满有推着的一大车肉，说：“这大新年，你咋把一整头猪都送过来呢？也该留点猪杂给孩子们打打牙祭呀。”

吴满有说：“八路军将士在前方杀鬼子，春节还不知道吃什么呢。您和朱总司令指挥千军万马，这样动脑用神，不吃些肉，那可不行！”

毛泽东说：“你杀了一头猪，连个猪下水都没留给自己，全部送给我们吃。这很让我毛泽东感动，也让我心不安呢。”

吴满有忙说：“主席何出此言？”

毛泽东说：“你吴满有是这样赤胆忠心为共产党，为八路军将士着想，我毛泽东心里过意不去啊！我们为老百姓做的事情太少了！”

吴满有说：“主席您大可不必这样自责，支援抗战，打垮日本鬼子，我吴满有不能上战场，只能用种粮食，养猪羊牛来支援。这大过年的，你们都是离乡背井来到陕北，莫说是送一头猪，就是送上十条牛也是应该的。”

毛泽东说：“有你吴满有这样的好百姓、好人民支持，我们还怕小日本吗？抗战很快就会取得胜利的！”

第四篇：党史小故事

《党史小故事——康克清奶奶认错》读后感

今天，我读了《康克清奶奶认错》这个小故事。故事讲述的是朱德爷爷喜欢哲学，尤其爱讲辩证唯物论，那些深奥的道理，到了朱爷爷他老人家嘴里，那可真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啊。广大学员听了他的课以后，都激动的说：“原来唯物主意，辩证法这么简单啊。”他们本来以为有多难呢！都是朱爷爷讲的好。

有一次朱爷爷在给学员们上《党的建设这一课》，课堂上有的学员们都递纸条给朱爷爷，希望他能讲些有关国际形势以及我党和国民党的最新关系。朱爷爷答应了。可是一打开国际行事这个话匣子，就刹不住了，同学们听的津津有味，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度过，转眼快下课了。可是党的建设还有一小部分没有讲完呢，朱爷爷为了压缩时间，拿起了讲义，准备直接读过去。这时候康克清奶奶站起来向朱爷爷开了一“炮”。康克清奶奶就是朱爷爷的老板啊。

只见康克清奶奶气呼呼的向朱爷爷嚷了起来：“讲课不能照稿子念，照稿子念，谁不会？我也会念。”当时同学们制止了康奶奶。“请让老师先讲下去。”几天以后，党支部会议上，同学们批评了康奶奶的作法。

康克清奶奶虚心接受了大家的批评，表示以后一定会注意。从这里我深刻体会到在给别人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时候，要注意看一看时间对不对，环境适合不适合。如果在你说话的时候，别人打断你的思路。我想换了你，你一定也会不高兴的，就算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你也会不开心的，是吧？ 对于康克清奶奶我们也要学习她这种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虚怀若谷的高尚的共产主义情操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高尚的品德。

第五篇：党史故事 丰碑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我向大家汇报的题目是《丰碑》，当我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浮现了一个又一个难忘的历史片段和无数鲜活的形象，今天我想从中截取两个片段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934年的冬天，山西云中山。一只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

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道。等待着他们的是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战斗，可能吃不上饭，可能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一百几十里路，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支队伍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呢？将军思索著。

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

“前面有人冻死了。”警卫员跑回来告诉他。

将军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快步朝前走去。

一个冻僵的老战士，倚靠光秃秃的树干坐著。他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满了雪，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祥：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早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 前伸着，好像在向战友借火。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

将军的脸色顿时严峻起来，嘴角边的肌肉抽动着。忽然，他转过脸向身边的人吼道：“把军需处长给我叫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

呼啸的狂风淹没了将军的话音。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听见没有，警卫员？叫军需处长跑步过来！”将军两腮的肌肉抖动着。

这时候，有人小声告诉将军：“他就是军需处长……”

将军愣住了，久久地站在雪地里。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右手，举到齐眉处，向那位跟云中山化为一体的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军礼。

风更狂了，雪更大了。大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将军什么话也没有说，大步走进漫天的风雪中。在他身后听见无数沉重而坚定的脚步声。那声音似乎在告诉人们：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第二个故事是一位战地记者的亲身经历。1947年的初秋。激烈的围歼战就要开始了。天黑的时候，记者摸进一片茂密的沙柳林，在匆匆挖成的交通沟里找到了突击连，他来到了郝副营长的身边。郝副营长是一位着名的战斗英雄，虽然只有二十二岁，已经打过不少仗了。今晚就由他带领突击连去攻破守敌的围墙，为全军打开歼灭敌军的道路。一切准备工作都完成了，这会儿，他正倚着交通沟的墙坐着，一手夹着自制的烟卷，拿着火柴盒，一手轻轻地划着火柴。他并没有点烟，却借着微弱的亮光看摆在双膝上的一本破旧的书。书上有一幅插图，画的是一盏吊着的电灯，一个孩子正在灯下聚精会神地读书。他注视着那幅图，默默地沉思着。

“多好啊！”他在自言自语。突然，他凑到记者的耳边轻轻地问：“记者同志，你见过电灯吗？”

记者不由得一楞，摇了摇头，说：“没见过。” “听说一按电钮，那玩意儿就亮了，很亮很亮……”郝副营长又划着一根火柴，点燃了烟，又望了一眼图画，深情地说，“赶明儿胜利了，咱们也能用上电灯，让孩子们都在那样亮的灯光底下学习，多好啊！”他把头靠在墙上，望着漆黑的夜空，完全陷入了对未来的憧憬里。

半个小时以后，记者刚回到团指挥所，战斗就打响了。三发绿色的信号弹升上天空，接着就是震天动地的爆炸声。守敌的围墙被炸开一个缺口，突击连马上冲了进去。没想到后续部队遭到敌人炮火猛烈的阻击，在黑暗里找不到突破口，和突击连失去了联系。

整个指挥所的人都焦急地钻出了地堡，望着黑围墙。突 然，黑暗里出现一星火光，一闪，又一闪。这火光虽然微弱，对于寻找突破口的部队来说已经够亮了。战士们靠着这微弱的火光冲进了围墙，响起了一片喊杀声。

后来才知道，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是郝副营长划着了火柴，点燃了那本书，举得高高的，为后续部队指了路。可是，火光暴露了他自己，他被敌人的机枪打中了。

这一仗，部队消灭了敌人的一个整编师。战斗结束后，部队把郝副营长埋在茂密的沙柳丛里。为了能让孩子们在电灯底下学习，郝副营长牺牲了年轻的性命，自己却没来得及见一见电灯。

掌握物资的军需处长把棉衣分给了战士们，自己却被冰冻在雪山上；向往光明的郝副营长，燃烧了自己，为我们照亮了胜利的道路。在党的历史上，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军需处长和郝副营长，他们为我们树立了一座有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这些丰碑立在了长征的路上，也立在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中，立在了党的历史上和中国人民心中，他们是激励我们团结一心建设美丽中国的强大力量。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