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事迹人物故事[大全5篇]

第一篇：党史事迹人物故事

党史事迹人物故事

党史中有很多著名的英雄人物事迹，一直激励着们。下面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一些，欢迎大家阅读。

：周恩来的故事

1963 年岁末，周恩来、陈毅一行对阿尔巴尼亚进行为期九天的访问。经过了民间活动、官方活动，加上阿方举行的跨年晚会后，已经是除夕之夜的凌晨四点了。的翻译范承祚在四楼的办公室里整理好一天的翻译文件资料后，已经是凌晨四点四十分。他蹑手蹑脚地下楼，准备回到位于房间隔壁的他的卧室。

就在他尽可能放轻脚步怕吵着时，一声无比亲切熟悉的声音传来：“小范啊，怎么还不休息啊，明早还有事呢。”

定睛一看，只见身披旧尼大褂，站在走廊尽头和警卫员在谈什么事。他不理解为什么说明早还有事，因为明天是大年初一，而且经他翻译的行程安排表上，明天上午是没有活动的。但是小范也没敢多问就回房了，累得合衣躺下，领带都没有解开就睡着了。

第二天，天朦朦亮时，的换班警卫就把小范叫醒了，“快起来，等你呢。”一看表，才早晨五点多，他想起凌晨说的“有事”，就敢忙爬起。

来到大厅，看到已经穿戴整齐的周，神采奕奕，风度翩翩地从行宫的汉白玉台阶上拾级而下，完全看不出他已经连续参加了几天的活动，而且很

可能昨晚又是一夜没合眼。

金碧辉煌的大厅经早起的工作人员清扫收拾，已经又焕然一新，想象不出两个小时前这里刚办过一场盛大的狂欢。此时大厅几乎没有任何人，显得很安静。

可就在刚走到了大厅里，大厅的门竟突然打开了，涌进来几十号阿尔巴尼亚行宫的工作人员。他们在一大清早做完打扫后，没想到来自中国的也这么早就起来了。

于是他们惊喜万分地涌到的身边，都想一睹周的风采。而似乎并不吃惊，他一个个地与这些清洁员、厨师、接待员、仓库保管员等握手问好，给他们拜年。有拿着簸箕的清洁女工局促地站在墙角，不好意思上前，也一并地上前握手，表示感谢。

这时，小范才明白说的“有事”原来是这么回事。特意在大年初一的早晨，在没有任何事先安排的情况下，来给阿方的工作人员拜年。

遗憾的是，因为现场没有任何中方和阿方的官员，也没有中外记者，所以这温馨的一幕，没有留下任何图片和报道，只是在这些工作人员的心里，留下了永远值得回忆的感动。

：王树声闹革命

共和国大将王树声出生在一个家境殷实的家族，小时候还考上了“洋秀才”。这么一个具有“高富帅”光环的青年，在土地革命时期，带领农民兄弟“打土豪、分田地”，他是如何做到一呼百应的呢?

其实，王树声在领导农民运动初期，并没有很大的号召力。因为他的出身和背景，让农民们缺乏信任感，“他们这些富贵人家子弟，真能跟地主

老财斗吗?”

弄清内情后，王树声立刻向农会会员们宣布，“我们既然参加了共产党，发誓消灭压迫和剥削，就绝不跟土豪劣绅站在一起!从此，我王家的地不再收租收息。”

王树声说到做到，当众向租种王氏家族田地的佃户们退押，焚烧了地契借约。在他的带领下，其他农会领导人也起来效仿。随之，麻城县的农民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当农民们准备大干一场时，当地一个农会却被恶霸丁枕鱼派人给砸了，还打伤了多名农会会员，并口出狂言：谁敢造地主的反，就拿刀杀谁的头。

听到这个消息，区农会委员立即召开会议。委员们对丁枕鱼的罪行义愤填膺，可在讨论处置方案时，却都不吭声了。

就在这时，得到消息的王树声满头大汗地从外乡赶了回来。他一进屋劈头就问：“怎么还不去抓丁枕鱼?个个都像泥巴人似的呆在这里。”

大伙默不作声。

王树声火了：“你们怕斗不过丁枕鱼?”

这时，他的好友廖荣坤吞吞吐吐地说：“国伢哥，这丁四老爷不是别的地主，他是你奶奶的亲兄弟呀......”

“就为这!”王树声哈哈大笑起来，“要革命就不能讲情面。农会是我们的命根子，谁反对农会，我们就跟谁斗!亲娘老子也一样。”说罢，他一挥手，道:“走，找丁枕鱼算账去。”

于是，为非作歹的劣绅丁枕鱼被打倒了。王树声大义灭亲的义举，大大震慑了土豪劣绅，使他们再也不敢为非作歹!

：贺龙和林彪结怨始末

1942 年初，贺龙到延安不久，因感情不和，与骞先任离婚了。许多热心的老同志对他的生活很关心，纷纷给他当红娘。有一天，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联防军的几位领导在一起开会议事完毕后，大家一起聊家常，有人谈到了林彪同女子大学的叶群谈恋爱的事。贺龙对林彪与叶群谈恋爱的事早有耳闻，还听说叶群把林彪写给她表达爱情的信给别人看，以抬高自己的身份。贺龙很为林彪打抱不平，认为叶群这样做，有损林彪的威信和声誉。现在又听到大家议论此事，就很不高兴地说:“这些小知识分子不像话，轻浮，用损害别人的威信和声誉来抬高自己，应该好好地训她一顿!”

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是个热心人，有意要为贺龙当月老。于是，他就灵机一动，趁机向贺龙介绍说:“老总啊!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她认识叶群。此人叫薛明，河北霸县人，天津的女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开始后，一直从事抗日群众工作。她带了一支青年女子抗日宣传队，从北平、天津经山东、南京，一路作抗日宣传工作到江西。1938 年，经新四军江西办事处介绍来到延安，先后在中央党校和女子大学学习，后来去清涧工作，成绩突出，曾被选为县参议员，后调到中共延安县任组织，是咱们西北局重点培养的妇女干部，据说她对叶群比较熟悉和了解，老总是不是和她见一见?”

贺龙听他们一说，想了想，认为能动员薛明去批评批评叶群，帮林彪一把也是件好事，于是就默认了。

1942 年春的一个星期天，贺龙在高岗和延安书记王丕年的陪同下，来到薛明的住地。王丕年说:“贺龙司令员来看望我们来了!”高岗趁机向贺龙介

绍说:“这就是薛明同志。”

薛明不明白贺龙的来意，有点拘束，轻声地叫了一声“贺司令员!”贺龙点点头与薛明握手，说道:“今天是星期天，我同高书记到这儿来转转，问点情况。”

高岗说:“薛明，贺老总问什么情况，你就如实汇报!”

贺龙问:“听说你和叶群是朋友?”薛明点头答道:“是朋友，但现在来往不多了!”

贺龙从薛明回答中证实了她与叶群“是朋友”，便提高声音说:“要是真正的朋友，你就应该拿出做朋友的样子来。”薛明不知原由，便疑惑地问:“怎么了?”贺龙说:“林彪喜欢叶群，给叶群写信，这本来是正常的吆。”“叶群的态度可是不好啊!她把林彪的信拿去给同学、同事们看，还这么一散，说我不在乎，你们看吧!这是林彪给我写的情书，你说这样做对不对?”薛明肯定地说:“不对!”贺龙接着说:“那么你是不是可以去告诉她，喜欢林彪，就和林彪结婚，不喜欢就不要写信，不要张扬，明确表态拒绝。你告诉她，这是我说的。老革命，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想讨个老婆，又遭取笑戏弄，不道德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好就是好，不好就拉倒，你认为怎么样?”

薛明很认真地说:“我同意贺老总的意见，这件事我可以办。”

贺龙笑着说:“我要说的就这么多。我知道你在清涧工作做得不错。”

高岗接过话茬说:“这里的工作也搞得不错么。薛明，把你的工作汇报汇报。”于是，薛明汇报了延安的组织工作和妇女工作。王丕年招待大家吃了午饭。临别时，贺龙对薛明说:“听说你是天津人?”薛明答道:“离天津很

近，霸县胜坊镇人，在天津上学。”

贺龙说:“我有个厨师，会做天津狗不理包子，你可以去尝尝，看像不像!以后有空到我那儿去玩。”高岗语带双关地对薛明说:“熟悉了，以后可以常去老总那里看看吆!”

薛明遵照贺龙的意见，专门找叶群谈了一次，转达了贺龙的看法。

贺龙同薛明认识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和了解，8 月 1 日正式结婚。任弼时、林伯渠、高岗、陈正人、张帮英等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以及王震、李井泉等老部下前来祝贺。几天后，毛泽东在贺龙的陪同下，来到贺龙驻地接见“战斗篮球队”队员时，也向贺龙和薛明表示热烈祝贺。

1942 年 2 月中国共产党开始开展“整风运动”。在运动期间，薛明和叶群发生了矛盾与激烈的冲突。

叶群，原名叫叶敬宜，后改名叶瑾，福建省福州市人。与薛明是天津市三八女中的同学。抗日战争爆发后，跟随天津第二批南下学生来到南京，经亲戚介绍，到了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当播音员;后来参加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与青训班的国民党军官关系暧昧;她还参加了“三青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讲演比赛，并不断向国民党 CC 系特务组织办的名为“战斗”的壁报投稿等等。因此，党组织派薛明同叶群作了一次谈话，对她上述表现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在薛明和其他同志的帮助下，1938年她们一起从江西南昌来到延安。到延安后，叶瑾改名为叶群。1942 年与从苏联养病回延安的林彪相识，他们就谈起了恋爱。

林彪原先有两次婚姻:1927 年，由父母包办娶了一房妻室，举行婚礼后的第三天，林彪就离家了;林彪在长征到延安后，出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

时，认识一个女学员叫刘新民(后改名刘梅)，他们结婚后，1938 年冬林彪去苏联养病，刘梅陪同前往，他们生有一女叫林小琳。后来因感情不和离婚了。林彪 1942 年初从苏联回到延安，认识了当时在延安女子大学的叶群，同年 7 月 1 日两人结婚，这是林彪的第三次婚姻。

1943 年春，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阶段。薛明因对叶群比较了解，她出于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感，有一天，把叶群约到家中，诚恳地对她说:“我是共产党员，你也是共产党员，现在正是整风的审干时期，我希望你主动地把履行没有履行入党手续，介绍人是谁，在南京时的种种表现，以及同国民党教官和丰城县等人的关系，如实地向组织讲清楚......”

叶群一听，立即翻了脸，尖声大叫道:“你要干什么?你们趁林彪不在家，你们把我打死好了!”接着又哭又闹，甚至满地打滚撒泼。

薛明本来想好好劝说叶群主动把自己的历史问题向组织讲清楚，一看她这个样子，也就来了气，说道:“好，你不愿意谈，那就跟你到组织部谈，党员对党组织该谈吧!”于是，就把叶群拉到了中组部，王鹤寿出来接待。

叶群一见王鹤寿，装得更伤心，哭得更厉害了，大声嚷道:“她说我好多坏话，造谣。”

薛明理直气壮地说:“不是造谣，我这里写了揭发材料，都有哪些问题，请组织上看。”说罢把材料交给了王鹤寿。

由于叶群是林彪的妻子，王鹤寿不便轻易表态。他接过信，慎重地对薛明说:“我看过信后，还要向上级报告，你先回去吧!”

这件事惊动了贺龙和林彪。贺龙从前线匆匆赶回，冲着薛明发火道:“你

搞什么名堂?谁叫你抓了叶群?”薛明很冷静，向贺龙详细地汇报了叶群历史上的问题。过了一会儿，贺龙的气也消了，对薛明说:“这么大的运动，有怀疑，揭发出来也是对的。已经这样了，光明正大，没啥大不了的，让组织去调查吧!”

林彪对这件事则看得很重，十分恼火，也从前方急忙赶回延安。叶群一见林彪，装得非屈，添枝加叶地向他哭诉了一番。一贯内向的林彪也动了肝火，高声骂道:“他妈的，老子在前线流血打仗，你们在后方搞我的老婆......”他把这件事迁怒于贺龙，与老婆叶群记下了贺龙和薛明这笔账。

此外，贺龙到延安出任联防军司令员后，毛泽东曾同他谈起林彪历史上的一些事，包括抗战初期不愿意留兵延安的事，林彪在洛阳蒋介石接见时的表现等。这件事，后来不知怎样被林彪知道了，成了他的一块去不掉的心病。从此，林彪与贺龙两家结下了解不开的疙瘩。这也成了林彪后来利用“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把贺龙置于死地的主要历史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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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党史人物

党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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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1-01-26

邓止戈(1096年12月～1991年11月)，又名邓国忠，别名余泽平，出身于四川省筠连县手工业家庭，高小毕业。

1927年8月加入共产党参加革命，曾任中共贵州省第一届省工委委员、贵州抗日救国军参谋长、红六军团参谋、红军十八师新兵团参谋长、陕北公学大队长兼军事科主任、贵州省工委第二届书记、华南局群众工作委员会委员、研究室研究员、华东土改工作团委委员、华南革命大学三部副主任、西南服务团四支队政策、西南革大教育长、西南局党校副校长、中央第七中级党校副校长、中科院四川分院副院长、四川省社科院顾问、省政协常委，副省级干部离休。

1924年止戈在四川筠连高小毕业，就到叙府(宜宾)进陆军第九师刘文辉的军事干部养成所。1925年进刘文辉办的军官讲习所学习。1926年随军驻雅安。1927年8月，经驻邛崃县的二十四军第六混成旅张志和部秘书官百中(地下党员)介绍入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冒着生命危险在国民党军中策划武装起义。1928年春被派到潼南参加邝继勋组织的武装起义，后在涪陵、丰都、江津、合川等地国民党军中组织策划了4次起义。1930年参加忠、丰、涪边区的武装斗争。1931年春去重庆，组织上派去邻水清理组织，在邻水被叛徒杨大明出卖，抓入重庆监狱。1933年春军阀刘湘办“国难大赦案”，经狱中地下党支部吴谊介绍，出狱找到了组织。组织上又派去江北九龙场二十一军暂编师余安民部作兵运工作，7月被叛徒、特务张嘉珞发现告密，师长余安民率手枪排抓他，事前他已感不妙跑脱，刘湘严励通缉捉拿。止戈逃走后重庆组织已遭破坏，盲目奔波来到了泸州，幸运遇着一个李老师，就介绍止戈去袁品文部，这时的袁部因起义失败，投奔贵州省长兼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进驻湄潭县，编为第三师任副师长(无师长)。止戈离开四川泸州，到袁部任参谋，黄大陆是该师的参谋长，他们二人的思想比较一致。止戈同黄大陆商量帮助袁，为革命打下基础。他们先从建设好湄潭着手，不久湄潭出现了新气象。这时王家烈不放心袁部的第三师，便调到贵阳进行了整编。黄大陆、邓止戈也随军调到贵阳。

邓止戈在贵阳，同在上海参加“左联”回到贵阳搞革命活动的谷友庄取得联系，也同从毕节到贵阳的缪正元有结识。1934年夏，林青、缪正元、秦天真从毕节等地转移到贵阳进行地下工作。这时又有赵促成、王石安(织金人)从上海来到贵阳活动，通过谷友庄的关系同这4位地下党员取得联系，当时在贵阳的高言志、李逸生同秦天真他们有交往，4位共产党员和搞地下活动的这5人结合在一起。经过大家商议，建立了一个群众性的革命组织——九人工作委员会，叫“九人工委”，作为当时领导贵州革命活动的临时组织形式(不是党的一级组织机构)。“九人工委”是以党员为核心，林青为领导，邓止戈是军事干部出身搞军运。

邓止戈在贵阳，因黄大陆参谋长的关系，到尤禹九旅任参谋，尤旅调毕节驻防，止戈随军到毕节。根据“九人工委”的分工，邓止戈的任务是搞军运。1934年夏来毕节时，止戈找到毕节搞军事工作的王冠兰、杨一民，王、杨告诉止戈他们已同毕节专区有武装的安岳阶、邓广乾、周质夫、席大明等有了联系，邓止戈告诉他们要加深对地方武装的工作，同时了解尤禹九部在毕地的情况。止戈留在部队接交人员、宣传抗日、进行地下活动和联系武装的工作。随后建立了党支部，邓止戈任书记、杨杰任组织委员、邱在先任宣传委员，这是毕节又建起来的第二个党支部。

1935年初，尤禹九旅调驻安顺、水城一带，止戈随军离开了毕节。到了安顺，又会见了黄大陆，两人商量武装斗争，因黄在部队任师的参谋长，不便同“九人工委”开会商谈，是以单线联系。1935年1月中央确认了林青们发展的党组织及开展的工作，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林青任省工委书记兼遵义县委书记，邓止戈、秦天真为省工委委员。省工委的建立，是贵州省第一次建立地方党组织的领导机构，从此，在中央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1935年1月贵州省工委建立，这时止戈是省工委委员，分管武装工作，为策应后面来的红军，派止戈于8月第二次来毕节，积极开展毕节的地下工作，开办读书会，建立学习小组阅读进步书籍，培养积极分子，开展反蒋抗日活动，毕节的进步活动又活跃起来了。邓止戈两次到毕节，在川滇黔边区已联系了几支武装，有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部，在毕节也了解不少的敌情。当红军二、六军团向毕节进军，止戈在城策应粮草、住地、组织群众迎接红军。止戈组织了群众在城外夹道欢迎红军入城。

邓止戈两次到毕节联系的武装，席大明、周质夫的队伍同红军入城，阮俊臣的部队在川黔边活动。1936年2月14日，军团领导在毕节建立了贵州抗日救国军，邓止戈任参谋长。2月下旬形势发生变化，二•六军团接到中央命令转移北上，继续长征，抗日救国军带领留城的二支队随红军长征，编入二军团五师领导的十四团和六军团十八师的新兵团等部。邓止戈任六军团参谋、新兵团参谋长，在长征中作战负伤，随军北上直到延安。1938年2月，根据贵州工作的需要，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找邓止戈、秦天真谈话后，派回贵州工作，贵州省工委由邓止戈、秦天真、黄大陆、李策4人组成，邓止戈任书记，3人为委员。邓止戈由延安派回贵阳领导贵州的工作。

1938年3月至1940年4月，邓止戈、秦天真从延安来到贵阳后，省工委继续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进一步壮大抗日进步势力，明确党委和支部的领导和成员。1939年的4月、9月，在晴隆县和贵阳近郊分别办了党员训练班，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员的水平。

1940年3月邓止戈去重庆找中央南方局汇报请示，4月回到贵阳后成立邓止戈任书记的贵州临时省工委，陈于丹、张述成、肖次瞻、杜守敦为委员。邓止戈把工作安排好后，撤回延安。

1949年，邓止戈随军南下，解放大西南，任西南服务团四支队政委，四支队人员参加四川的解放，大多留在当地工作，止戈留在了四川。

邓止戈于1991年11月3日在成都病逝，享年85岁。

林青(1911～1935)，原名李远方，字肃如，号矛戈，毕节县人。出身于城镇贫民家庭，小学毕业后在百货店当学徒，因不堪老板虐待，出走重庆当演员。在剧团受到进步思潮的影响，进步很快。1927年四川军阀镇压群众支持北伐军的集会，制造重庆“三•三一”惨案时，林青因参加而被捕，经营救出狱后，考入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学习。1929年，在重庆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被中共组织派往上海，在沪东共青团区委工作，不久转为中共党员。“九•一八”事变后，与在上海的毕节人缪正元(共青团员)等组织“朝阳音乐社”，在工人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在组织工人罢工时，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以共产党嫌疑罪判刑两年。1933年出狱后，因找不到组织关系，与缪正元同回家乡。

1933年冬，林、缪二人回到毕节后，与在毕节中学任教并领导抗日救亡活动的老同学秦天真一起，组织建立“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以思想进步的教师和学生为基础，广泛联系劳苦大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4年1月，由林青介绍、缪正元监誓吸收秦天真加入中国共产党。三名党员组成了毕节党支部，林青任支部书记。党支部讨论通过林青提出的四条行动纲领：

一、发动武装斗争，创造条件建立苏维埃政权；

二、加强党对“草原艺术研究社”的组织领导，推动群众性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三、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的组织；

四、继续设法与党的上级机关取得联系。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草原社成员发展到200多人，并把活动范围扩展到农村。

党支部的活动引起了毕节县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并准备对支部成员下毒手。为了保存实力，1934年夏，林青等支部成员和部分骨干离开毕节，转移到安顺、贵阳等地进行革命活动。林青等在贵阳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以学校为主开展活动。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艺术研究会”等，通过宣传抗日，开展文艺活动和组织阅读革命书刊，把进步青年和爱国志士吸引到党支部的周围。林青始终把党的组织建设放在首要地位，通过各种活动，考察和培养了徐健生、李策等一批骨干分子，逐步把他们吸收到党组织中来。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支部决定，成立一个以党员为核心，有革命进步人士参加的九人工作委员会，以贵阳为中心，面向全省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并派党员邓止戈、黄大陆等在国民党部队搞兵运工作。1934年底，全省建立党支部和党小组10多个，党员已发展到40多人。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后，林青为寻找红军与党取得联系，从贵阳到榕江、思南等地辗转到遵义，在红军召开群众大会上，巧遇在上海同狱的难友吴亮平(时吴在红军中担任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长、中央纵队秘书长)，他带林青去见中央组织部长、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罗迈(李维汉)。林青向李维汉详细汇报贵州的工作，随后李维汉代表中央承认贵州地下党，并批准成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任命林青为省工委书记兼遵义县委书记，邓止戈、秦天真为工委委员。李维汉还向林青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鼓励全体党员要在白色恐怖下英勇顽强地坚持斗争。林青回到贵阳，商讨执行中央对贵州工作指示的意见。商量建立以林青为首的军事小组，由秦天真具体负责，深入各地发动武装斗争，吸引国民党军，掩护红军。在人民群众中，采取印发传单，利用各种场合，宣传共产党员和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传播红军胜利的消息，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围剿红军的阴谋，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在斗争中积极培养和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到1935年4月，全省已有11个县和贵阳地区10多所学校建立了县委、支部或小组，形成以省工委为核心的党的体系，领导全省各族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由于叛徒出卖，1935年7月19日，地下党机关设在贵阳万宝街的联络点被破坏，刘雪苇和林青先后被捕。失去组织联系的中共党员董亮清在狱中当看守，决定帮助他们越狱逃走。但一次只能押解一人，越狱的机会也只有一次。董亮清和他们商量时，林青告诉刘雪苇，自己被打成重伤，不能恢复，出去对革命事业也不能再作贡献。并以工委书记的名义，决定刘雪苇越狱。预定越狱时间来到时，林青竭尽全力摇响狱窗，大声喊叫，把监狱看守吸引到自己身旁，帮助刘雪苇越狱。

刘雪苇越狱成功后，国民党特务对林青下了毒手。1935年9月11日，林青带着脚镣手铐被押上刑车。刑车通过贵阳市区时，被折磨得伤痕累累的林青，昂首挺胸，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出卖国家民族的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国民党军警为了封住林青的口，便惨无人道地用刺刀戳穿他的双腮卡住他的牙关，使他鲜血直流不能说话。林青大义凛然，壮烈牺牲，时年仅24岁。

秦天真,又名鼎钟，在贵阳省立一中求学期间任“贵州学生抗日救国团”主席团主席，高中毕业回到毕节任中小学教员。

1933年冬，缪正元、林青从上海回到毕节，同秦天真一起组织了上百人的“草原艺术研究社”进行进步活动，宣传抗日，团结进步师生反帝反封建，传播马列主义。1934年1月，林青、缪正元根据秦天真的要求和表现介绍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贵州地下党毕节第一个支部，林青任支书，缪、秦为成员。

1934年夏，缪正元、秦天真到贵阳后，以林青为主成立了“九人工作委员会”。秦天真在贵阳情况较熟，分管组织，积极培养反蒋抗日斗争的进步青年。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到达遵义，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省工委由3人组成，林青任书记，邓止戈、秦天真为委员。1935年春季，秦天真发展了一批在革命工作中合乎条件的人员入党，党的地方工作、军事工作向深度、广度推进。

1935年7月19日、20日两天，敌方抓捕了党员林青、刘茂隆(又名刘雪苇)等9人及党的外围组织的10余人，8月底省工委决定停止发展党员，整顿巩固组织，单线联系，隐蔽斗争，向农村转移，由秦天真暂时主持省工委的工作。

1936年5月秦天真去到都匀高言志那里，通过在贵阳抗日运动中有交往的龚泽霖在桂系中供职的关系，把秦天真(化名余汉生)介绍给贵州抗日救国军总司令阎崇阶，阎爱才，委秦天真任“贵州抗日救国军”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在该部干了半年，秦天真为找党组织离开了六寨到上海，找到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中组部长博古(秦邦宪)，向博古汇报贵州地下党的情况后，博古又介绍他们去延安向中央汇报，到延安的第二天，中央常委张闻天接见了秦天真，中组部决定秦天真到中央党校学习。

1938年2月中旬，根据贵州工作的需要，派秦天真回贵州工作，贵州省工委由邓止戈任书记，秦天真为委员。1938年3月至1940年4月，秦天真回到贵阳期间，经省工委决定，先后发展了党员，恢复建立了贵州的党组织，具体由秦天真办理，首先恢复了贵阳县委，秦天真兼贵阳县委书记。1939年4月省工委为培训党员骨干，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分别在晴隆、贵阳滥田坝、木头寨办了党员训练班。此外，在党的领导下，以党员为核心的文化工作开展得有起色。

1940年4月，根据南方局的决定，叫秦天真到南方局报到，7月秦天真到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秦天真调中央党校任第5支部书记。

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中央组织部决定调秦天真等去山东工作，6月国民党发动向解放区进攻的鲁南战役，秦天真被派去组织战区群众，接待部队，支援前线，为部队筹集粮食，发动群众做煎饼、腾房子、送茶水、补衣等。鲁南战役打了10多天取得了胜利，秦天真的后勤工作完成较好。鲁南战役胜利后，开展土改工作。秦天真接受任务后带领一批干部到曲阜工作。土改中有的农民想分“三孔”，秦天真作了动员说服工作，土地分给了农民，农民通情达理不分“三孔”了。秦天真得到了上级的通报表扬。

1948年11月6日，中央军委发起了淮海战役，张国华部队作战的几个县，由秦天真参加支前的领导工作，他深入发动群众，带领当地群众保证了部队的粮食供给以及运送伤病员等工作，受到野战军总部的表扬，随后调任十八军张国华部的民运部长。秦天真组织民运部的全体人员，超在部队之前征粮，他们发动群众查找大地主私藏的粮食，又经群众加工成米，摆在部队过的路边，由战士装入米袋前行，一地粮食解决后，又超部队之前在另一地筹粮，保证了部队的供给，促进十八军乘胜前进。

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后，22日成立贵阳市军管会，苏振华省委书记任主任，秦天真为委员兼市政接管部长，经二野军令、周总理签署，政务院任命秦天真任贵阳市长。1950年2月6日，贵阳市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秦天真当选为主席。1951年5月在第三次人民代表会上秦天真当选为贵阳市长。在省委的领导下，秦天真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坚决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巩固新生的政权，对贵阳市的这段工作打开了局面，奠下了工作基础。

1950年秋，秦天真担任禁毒委员会主任委员，布置清缴，收缴了鸦片、吗啡5万多两和大批烟具进行烧毁，对2名烟犯头目枪决。市政府还采取措施，取缔妓院，处理抗拒的鸨母，对妓女进行改造、医治，引导劳动就业。

贵阳市解放时仅20多万人，不到5千户，粮食产量不足，工业落后，失业工人1万多，闲散居民5万多，秦天真感到担子重，竭尽全力抓恢复生产，重建国民经济。在农村抓农业生产、进行五大任务、土地改革的工作。到1952年国营商业、私营工商业均增长较快，五大任务、土地改革完成，农业生产显著增长，国民经济有效恢复和发展。改革了中华路干线，治理贯城河、兴建黔灵湖，建设延安路，开通了公共汽车。

秦天真在任贵阳市委书记、市长6年多的期间，为开展贵阳市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为贵阳市后来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6年6月，因受刘雪苇案的牵连，秦天真被免去贵阳市委书记、市长的职务。后来调任省建委主任、省交通办公室主任、省铁路筑路委员会主任。秦天真为工作出发含冤中承担了贵州的铁路建设、施工等工作。1958年3月19日调秦天真任筹建工学院筹委会主任，以贵医旧址为临时校址，同时在蔡家关建设新校址，师资等学校人员在筹建中备齐，保证了按时开学上课，这时秦天真又经省人委任命为工学院院长，11月省委批准秦天真任中共工学院委员会书记。1960年省委决定秦天真任院长。1964年底，秦天真调职，任命为省文献办公室主任。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省委决定对秦天真隔离审查。1980年9月，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查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从政治上平反，使因这一错案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同志包括刘雪苇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名誉，受刘雪苇而牵连的秦天真同时也平了反，长达24年之冤总算澄清了。

1973年3月，省委决定秦天真任省科教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11月省政协召开第四届委员会，秦天真当选为省政协常务副主席。1979年5月经中央批准秦天真增补为省革委副主任。1980年1月在省第五届人代会第二次会议上秦天真当选为副省长。1983年8月中共贵州省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省顾问委员会，秦天真当选常委、副主任。在这段任职期间，秦天真尽职敬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指示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对贵州地下党、游击队政策的落实，秦天真是当事人、领导人，为此他实事求是站出来说话出证，如贵州地下党第一支武装的领导人范敬章的党籍、活动，他写了证明得以落实。到1984年，恢复地下党员党籍的有几百人，认定几千人为游击队员的革命身份，追认300多人为革命烈士。

1981年初省委根据中央关于征集、整理党史资料，研究党史的指示，委托徐健生、秦天真牵头，8月省委正式行文决定，党史研究委员会徐健生任主任、秦天真等3人为副主任，秦天真主持日常工作，后来又任领导小组顾问。全省各级的党史工作，在建立组织机构，安排好人员的基础上很快就开展起来，并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在开展党史工作的同时，省政府又建立了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秦天真被任命为编委会第一任主任，在秦天真的领导下，全省的新方志工作很快就展开，经几年的时间各级新方志纷纷出版，修志工作日新月异地向前推进。他在1985年4月离休，离休后仍关心党史和地方志的工作。

秦天真于1998年9月在贵阳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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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安徽党史人物

安徽党史人物

1.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15年9月15日，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曾当选为中央局书记，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等。1922年11月5日，中共代表参加共产国际大会，陈独秀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停职。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捕。1942年5月27日在贫病交加中逝世，享年63岁。

2.孙立人，字抚民，号仲能，汉族，安徽舒城三河镇(今属肥西)人，生于安徽庐江金牛镇。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军衔，第一次缅战时任38师师长，在孟关杰布山隘，孟拱河谷等地击败日军。第二次入缅作战时任新一军军长，是抗日战争中军级单位将领中歼灭日军最多的将领。有“丛林之狐”、“东方隆美尔”之誉。内战时曾于四平、公主岭等地击败林彪。

孙立人致力于国军现代化，整编撤退来台之国军，建立完善之兵役制度与预备军官制度。1955年遭蒋介石认定叛变被软禁，随着孙案的爆发，孙立人的一切事迹，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历史删除。

1988年台监察院认定孙立人无叛乱意图，2014年7月，台湾监察机构承认1955年郭廷亮“假藉长官名义为匪工作”间接为其平反。

3.王稼祥（1906年8月15日－1974年1月25日），安徽宣城泾县厚岸村人。原名嘉祥，又名稼啬。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苏区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解放后历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联部部长。1943年7月5日，王稼祥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逝世。

4.王雪琴（1889－1938），原名庆鹤，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丁庄村人。1921年考入北京平民大学。毕业后出任江苏省赣榆县0行政科长。后来在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任教员。尔后又担任萧县县0第一科长，主管行政事宜。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上海、太原失守以后，淮北局势逆转。12月王雪琴接任萧县县长，受命于危难之际。王雪琴主持成立萧县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举办抗日训练班，军民抗日热情高昂。1938年5月15日，日寇占领濉溪口以后连夜向萧县境内进犯。在向祖庄东北望城冈方向突围时，被日军发现。敌人集中火力追击，王雪琴与耿继贤等遇难。这次战斗共有二三千抗日官兵为国捐躯。新中国成立后，王雪琴等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5.冯玉祥（1882年11月6日－1948年8月22日），谱名基善，表字焕章，安徽巢县（今巢湖市夏阁镇竹柯村）人，生长于直隶省保定府（今河北省保定市），民国军阀，国民革命军陆军元帅，西北军领袖。曾任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第十一师师长，陆军检阅使。1924年10月23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将其所部改组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后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参加北伐，1926年9月17日冯在绥远五原誓师，任国民革命军联军（后改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司令，1927年5月5日，冯玉祥率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出师潼关，进入河南，策应武汉方面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协同作战。1927年7月7日，冯玉祥礼送共产党出境。1933年8月3日，冯玉祥辞去同盟军总司令职。后因与蒋介石集团发生利害冲突，举兵反蒋，自美回国乘船途经黑海时，因轮船失火于1948年8月22日遇难。

6.卫立煌（1897～1960），国军名将，中华民国高级将领，爱国人士。字俊如，又字辉珊，安徽省合肥县东乡卫杨村人（今安徽省合肥市淝河镇卫乡村）。国军陆军二级上将军衔。取得了中原大战中击败石友三解除南京之围、鄂豫皖“围剿”、镇压“闽变”分路暨主功、击败冈村宁次收复郑州、缅北滇西反攻战役（含强渡怒江战役）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忻口会战亦破坏了日军的作战计划。建国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届人大代表，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等职。1960年1月1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4岁，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中的“虎将”。

7.戴安澜（1904年11月25日－1942年5月26日），原名戴炳阳，字衍功，自号海鸥，安徽省无为县人，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第200师师长，著名抗日将领，以远征缅甸闻名。1904年出生，1924年加入北伐军，1925年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翌年参加北伐。1939年12月在广西昆仑关与日军第5师团激烈鏖战，戴安澜指挥有方，重伤不下火线，击毙日军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赢得著名的昆仑关大捷。1942年3月戴安澜率200师西出云南，打退了日军20多次冲锋，歼灭敌军4000多人，5月16日戴安澜于指挥所部撤退途中，不慎中弹负伤，至5月26日逝世，享年38岁。

8.程恩普（1882-1943），字稚周，清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第六子。20岁入安徽武备陆军学堂学习，光绪三十一年（1905）东渡日本，入同文书院，结识孙中山，参加同盟会。孙中山见他才智超人，十分器重，委他与孙毓筠（少侯）同主安徽革命事宜。不久，派他与吕荫南等回国，组建国内革命组织。他回国后，利用父亲长江水师提督之便，在官兵中发展安仁会会员，进行革命鼓动工作，翌年回东京复命。辛亥革命的烈火在阜阳燃起后，他又为讨袁用尽家产。许多老同盟会员得知他的窘状，相帮助他，他谢绝道：“牺牲乃革命党人之本分，若计较得失，与术工投机者何异？”“9.18”事变后，国难日深，恩普忧愤交加，疾病日重，于民国33年（1944年）7月25日呕血逝世，时年61岁。

9.潘善斋（1877—1951年）新华区潘寨人，黄埔军校毕业后，历任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连、营、团长，4.12政变后，被提升为三十三军教导师师长，民国16年驻阜阳，与驻防阜阳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秦庆霖发生摩擦，他密告秦“暗藏北洋军阀五色旗，心怀异端，强令农民种鸦片，毒害地方”。秦庆霖师被解决后，他关心地方水利建设，捐资兴建永安闸，抗日战争时期，调升为国民革命军骑兵第二军副军长，参与指挥保卫阜阳的战斗。民33年，解甲归里，被任为导准委员会主任，莅任后，常冒雨监督修提，1951年病逝。

10.张炳恒（1925--1980）安徽省阜南县方集镇王庄人，抗美援朝志愿军特等功臣。

1951年参加革命，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第一三五团第二营机炮连班长。在上甘岭战役的第二天，他为了压制敌坦克对前沿阵地的威胁，用自己肩膀代替炮架，施行近距离射击，连续击毁敌坦克3辆，有力地配合步兵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在这次战役中，他这门炮共歼敌105名，毁敌火力点31个，击毁敌轻重机枪38挺、高射机枪12挺、战防炮1门、无后座力炮5门，毁伤敌坦克7辆(毁4辆)，击毁弹药库1座。立特等功。

张炳恒1953年回国，1960年入信阳步兵学校深造，同年12月毕业。1980年5月12日，张炳恒不幸身亡，终年55岁。

11.杜枫，1921年出生于安徽省萧县杜集（现属淮北市），1939年6月加入朔里抗日宣传队。1940年任杜集乡青救会主任、代理乡长。同年7月组织上送他到豫皖苏边区联合中学读书，11月调到地方武装教导队学习。1941年1月加入中国0。后分配到怀远县大队二中队任文化教员，参加三个月反顽斗争。转移津浦路东后曾任泗南县峰山区中队政治指导员、泗南总队教导队政治指导员、泗南县独立团三营副教导员。日本投降后调任军分区骑兵中队指导员。解放战争开始后，被分配到淮北独立三团三营任副政委。后任淮北挺进支队三团三营教导员。1948年11月在碾庄圩战斗中负重伤。出院后曾任团政治处组织股长、代理营教导员，参加渡江战役。

建国后，杜枫先后担任八十五师政治部-科长、组织科长、船营大队政治委员、水兵师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1957年入北京政治学院学习，1959年回到福州军区先后任团政委、师政治部副主任、南昌步校政治部副主任，1965年10月调任福州军区工程兵政治部副主任。-中，杜枫受到严重-。后来又到上饶、赣州等军分区任副政委、顾问等。1982年得到彻底平反，1984年离休，享受副军级待遇，1991年病逝。

第四篇：党史故事

党史故事一

党的生日——7.1 1921年7月23日-3 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召开，而党的诞生纪念日是7月1日。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1日。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有：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陈潭秋、董必武、周佛海、陈公博，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了会议。在会议进行过程中，突然有法租界巡捕闯进了会场，会议被迫中断。于是，最后一天的会议，便转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艇上举行。经过讨论，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并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召开，而党的诞生纪念日是7月1日。为什么两者的时间不一致呢？为什么7月1日成了党的诞生纪念日呢？把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是毛泽东于1938年5月提出来的。当时，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当时在延安的曾经参加过一大的党的创始人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人。他们回忆一大是7月份召开的，但记不清楚确切的开会日期。因为缺乏档案材料，一时无法查证，所以就把7月1日确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最早见于中央文件是1941年6月。当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日四周年纪念指示》。《指示》说：“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把“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进行纪念的第一个文件。党的一大开幕日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由党史工作者考证清楚，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和考证成果，确定一大的召开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虽然党的诞生纪念日并不是党的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七一”这个光辉的节日已经深深地铭刻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它成为人们每年进行纪念的一个重要节日，也成为中国节日文化的一部分。

党史故事二：林彪丧魂：蒋介石、周恩来为何痛苦? 林彪落难温都尔汗，这个消息传到国内后，有一个人面对窗子，双肩抽动，不禁痛哭失声，而这个人的痛哭，使在场的人大惊失色。这个人就是周恩来!也许有人会问，周恩来和林彪不是分属两条路线、泾渭分明的人么？他们一个是党和国家的捍卫者，一个是企图篡党夺权的阴谋家么？其实，历史的纷纭复杂远不是人们想的那么简单。众所周知，林彪是毕业于黄埔四期的，而周恩来就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们之间是有师生之谊的；南昌起义的时候，林彪也算勇敢，后来跟着上了井冈山，虽然后来磨磨叽叽的总嚷嚷“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以至于毛泽东专门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长征的时候，林彪已成为了著名的“娃娃将军”，在遵义会议上，林彪对于毛泽东重返领导岗位投了至关重要的一票；北上抗日之后，林彪又打了振奋国人的第一个胜仗。平型关大捷，可惜不久就被打鬼子跑靶、打八路不用瞄准的友军一枪撂下马来去苏联养伤；日本投降后林彪纵横捭阖，从东北到平津一直横扫到海南全境，解放大半个中国。是将才也是帅才，难怪1955年授衔时如此小小年纪却在十大元帅里排行老三！周恩来的痛哭，是在为林彪惋惜吗？是在替林彪的两个身为早期革命家的兄长林育英和林育南表达失弟之痛吗？是在为林彪之死喜极而泣吗？是在为诸多开国将帅终有出头之日而欣慰吗？是在为路线斗争、权力斗争的残酷而感慨吗？是在为写在党章的第二号人物眨眼间灰飞烟灭而痛心吗？还是为国内频仍的政治路线斗争导致他心力交瘁的一个大发泄？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周恩来对当时在场的纪登奎等人说：“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的话戛然而止。此时此刻，心中思绪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周恩来闻到林彪死讯痛哭已经成为千古之谜。在蒋介石看来，林彪是一个不肖之徒，是一个有辱师门的叛逆，是“战争魔鬼”。特别是他的江山大部分是被这个学生给打下来的。所以蒋介石在东北战局日渐被动之后，面对杜聿明范汉杰郑洞国等诸多黄埔一期老大哥气得大吼：“林彪是四期的，而你们却都是一期的！一期打不过四期，老师打不过学生……”而在最新的海外资料表明，蒋介石喜欢林彪简直可比喜欢周恩来。蒋介石爱才犹如曹操，尤其对“红色黄埔系”更是高看一眼，因为这些人过去不是他的部下就是他的学生。蒋介石把黄埔看成他的私房禁脔，对他这个唯一的领袖都要绝对服从，况且共产党里的黄埔生确实被他拉过去一大批，人们熟知的有李默庵、文强、王叔铭、余洒度等等。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前夕，就派周恩来和林彪赴渝进行首次谈判，原本是对等谈判，作为代表林彪本可以毫无顾忌，可是席间见到蒋介石后林彪立而不坐，毕恭毕敬的尊称校长，而周恩来则向老朋友一样和蒋介石谈笑自若，林彪只有看着校长和主任摆龙门阵，自己垂手肃立的份儿了。当然，进入谈判林彪则是代表毛泽东，为共产党据理力争，与蒋校长步步为营、毫不妥协、针锋相对了。期间，蒋介石也费尽心机派林彪的师兄弟们范汉杰、胡宗南，以及军统中统特务戴笠唐纵康泽滕杰数度以黄埔同窗叙旧为名宴请林彪，以探听口风并给林彪施加影响，但虽然林彪和蒋师生之情尚在，但当时蒋介石拉拢林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在战斗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井冈山和长征时期林彪虽有悲观尚没有动摇，在双方摩拳擦掌开战前夕谋对方大将无异于与虎谋皮，这一点蒋介石心知肚明。林彪赴渝是由周恩来向毛极力推荐的，因为周考虑到林彪是蒋介石的学生，又是当时被蒋表彰过的抗日名将；加上林彪自苏联养伤期间，一直和国民党方面没有接触，更不必说发生摩擦；回国后林彪在西北做统一战线工作很有成效，加上对毛安全的考虑，所以，由林彪代表毛泽东到重庆是很恰当的。而在60年代后期，韬光养晦的林彪洞察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趋势，看到许多开国元勋纷纷被整被斗，出于自保甚至更高的权力目标，加上他深知毛的性格和这次运动的目的，于是下水并掀起了一次次的波澜。毛泽东对林彪的警觉被林发现，而林彪的行动也被毛察觉，林彪自感自己的地位“危险而不确定”，于是辗转和东南一隅取得了联系，愿意继续支持校长的统一大业……林彪出逃也有好多版本，一说他是先往东南飞的，被大陆战机胁迫往北了，是否有故意逼其走叛逃之路也未可知。因为，“叛国”之罪远比叛党更容易激起国人的愤怒。本来，根据林豆豆的回忆，林彪是被林立果和叶群架上飞机的，林彪曾失声痛哭：我起码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啊……可见，出逃苏联远非林彪本意，这将毁掉林彪在抗战中民族英雄的英名，更何况林彪的基础已稳固华南。广州和海南都有他的旧部。蒋介石闻讯林彪噩耗掩面失声，这时追随他40多年的医生熊丸透露的，国民党继陈布雷之后的“文胆”陶希圣也有所证实。林彪是民族主义者，蒋介石更是民族主义者，蒋介石坚决反对美国劝说台湾独立的企图，并且为大陆海军破天荒的穿越台湾海峡保卫西沙打开探照灯护航……两个民族主义者走到一起，注定要改写中国历史的，但毕竟中国（包括台湾）还是中国人的。林彪暴毙，老蒋痛哭，是在为失去一个得意门生而痛心吗？是在为失去“反攻复国”的唯一希望而扼腕吗？只有天知道。

第五篇：党史故事

毛泽东在延安与乡亲们相处的感人故事

时间:2016-07-30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故事网 点击:2634次

毛泽东是一位一生都与老百姓水乳交融的人。人民热爱领袖，领袖关心人民。尤其是在延安工作生活期间，毛泽东与当地的乡亲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无论他住在杨家坪、枣园，还是王家坪，逢年过节总将左右邻居、老乡请来一起欢度佳节„„由此，引出了一系列毛泽东与拜年有趣、感人的故事来。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不管工作多忙，每年春节都要到当地基层政府向民众拜年。他借这一年一度的特殊时机，一是加深同民众的感情，进一步密切与民众的关系；二是直接倾听民众的意见和呼声，纠正工作中的偏差和改进工作作风；三是深入调查研究，了解民心民情，以便更好地制定大政方针和政策。

1941年春节前一天，毛泽东带领几位领导干部和身边工作人员一早就来到枣园乡政府向民众拜年。

当毛泽东走进乡政府院内，乡长杨成富和乡里几位年长的老人就急忙迎出门来。毛泽东见状，马上加快了脚步，笑着上前与大家一一握手问好。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大家簇拥着毛泽东走进窑洞里坐下，你一言我一语地亲切攀谈起来。

毛泽东说：“今天第一件事是给大家拜年，第二件事是征求大家对当前工作的意见和看法。”

大家听毛泽东这么一说，便自然而然地将所见所闻如实讲了出来，情不自禁滔滔不绝地谈起边区如何如何兵强马壮、抗战形势大好的情形来。

毛泽东听了，微微一笑，摆摆手说：“今天我们不说这些，说点别的。”

乡亲们即改口谈起军民团结鱼水情深，党中央和民众心连心。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不不，大家要谈我们不足的地方，谈我们的缺点和错误。”

顿时，在场的人一下子都愣住了，你看我，我看你，不知谈什么是好，显得十分拘谨。

毛泽东看出大家心里有顾忌，不便启齿，就引导说：“我们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服务的，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和方针政策，都是要让大多数人开心满意，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欢迎。”说到这里，毛泽东看了看大家，接着恳切地说：“如果听不到你们的心里话，得不到你们的批评帮助，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不了解你们的希望和要求，我们的工作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我们的决策就会出现偏差和失误。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毛泽东这番话语，使大家陷入了沉思。大家想：世上，哪有一个达官显宦不愿听老百姓为他们歌功颂德的话语，可唯独今天的共产党领导人偏偏爱听老百姓的批评意见。这个世道真变了。于是，大家敞开思想，便无拘无束地谈起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有的说：从打部队来到陕北，征用的公粮太多，老百姓负担不起。也有的说：吃粮问题解决不了，老百姓生活困难就会加重，部队也得不到很好发展„„你一言，我一语，大家的意见越提越多。

对于这个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早就引起了重视，可只是没有办法解决。这里的人们都知道，陕北地处黄土高坡，土质贫瘠，几乎年年收成欠佳。近几年部队来到这里，人口剧增，吃粮就更不够了。再加上国民党对边区实施经济封锁，粮食和一些生活用品被禁运。原先划定的延安、延长、延川、绥德等26个县归边区管辖，作为八路军的募补区，先后被国民党抢过去5个县，耕地面积大大减少。这样一来，边区粮食紧缺和经济不景气就可想而知了。当时一度出现民心动荡，对边区政府和部队都有些微词，甚至有人诅咒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民众不但没有追查压制，反而一面鼓励民众畅所欲言，直舒胸臆，一面从工作上查找原因。1939年2月，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民众的批评意见，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并向全党全军发出了“精兵简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毛泽东身体力行，不声不响地开荒种地，置身于普通群众之中，体验生产规律，探求发展之路。虽然大生产开头两年边区粮食产量有大幅度增长，粮食紧缺有所缓解，但是仍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此，毛泽东一直在考虑扩大生产规模，彻底扭转被动局面。1940年9月，延安自然科学院按照毛泽东的意图，由副院长郝笑天和生物系主任乐天宇为正副队长，组成了一个考查队，对陕北地理条件作了全面考查。他们每到一处，就把那里的森林、气候、地质、土壤等自然状况一一记录下来。最终，他们发现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通过科学分析论证，认为这片土地很适合耕种。回到延安后，他们立即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份建议开发“南泥湾”的报告。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心里特别高兴，便找来生物系主任乐天宇进一步了解情况。最后，毛泽东问乐天宇：“那里的土地那么好，为什么这么多年人们没有开发呀？”乐天宇一时说不太清楚。毛泽东指示他说：“麻烦你带几个人，再到那里作一次详细考查。‘要知上山路，需问砍柴人’。你们到那里后，多找些老百姓，听听他们的意见，特别是听听老年人怎么说。”乐天宇他们再次来到“南泥湾”，通过走访和座谈，老百姓告诉他们：“南泥湾”地处干旱地带，雨水贵如油，十年九不收；遇上一年收，仓满囤子流。乐天宇他们把“南泥湾”周边老百姓对这片土地作出的结论带回了延安，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心里一直在盘算：如果开发这片土地，遇到荒年颗粒无收，那就劳民伤财，若是不开发，扩大粮食生产就是一句空话。他决心一时难以下定。

今天，毛泽东想利用拜年的机会，听听民众的意见。毛泽东见大家发言差不多了，他肯定地说：“你们提的很好很对，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还得请你们帮助想想办法。”

这时，大家提出了许多开荒以增加耕地面积、加强田间管理以增大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等有效做法。

毛泽东又有意地说：“这些我们都可以做到，但是，老天不下雨，干旱怎么办？能不能打井浇灌？”

大家告诉毛泽东，陕北地表水太深，一般地方是打不出水来的。接着大家又告诉毛泽东，今年陕北不会有干旱现象，并说：龙年日炎炎，蛇年雨绵绵。去年农历龙年干旱，今年蛇年就该雨量充足了。

毛泽东听了惊奇地“啊”了一声，急忙问：“陕北有这么一说？”

大家说：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人们都这么说。毛泽东笑着又问：“准吗？不准怎么办？谁负责？”问得大家一片笑声。

一句农家谚语，就是一个自然现象，一个还说不清的自然规律。毛泽东在回来的路上，显得异常高兴，他似乎从刚才大家的发言中，获得了开发“南泥湾”这片荒凉土地的信心。春节过后，党中央毛泽东就作出决定，号召边区党政军民，把大生产运动再向前推进一步，所有单位和个人，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订出生产计划，规定出生产指标。并命令359旅开赴“南泥湾”垦荒种地。

这一年，果真像民众说的那样，陕北风调雨顺，各种农作物都没有受到任何灾害，边区人民获得了特大丰收。党政军民各部门都按计划完成或超额完成了任务，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一目标。这一年，359旅开荒11000多亩，收获粮食36万多斤，为解决边区粮食紧缺和繁荣经济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一年，免除了农民公粮交纳和税收，人民生活水平一下子有了显着提高。由此，民众真正认识到，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八路军所做的一切，都是造福人民的。

第二年春节一到，民众怀着感激之情，积极热情地组成秧歌队，喜笑颜开地涌到党中央驻地，他们一边打着腰鼓一边高呼：共产党毛主席大生产运动决策伟大英明！前来欢迎秧歌队的毛泽东听了民众的喊声，边走边对身旁的周副主席说：“恩来呀，我们伟大英明什么？是困难逼得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去向人民拜年磕头，人民指给我们一条生路。是人民伟大英明啊！”

在“大生产运动”初期某年初一的清早，边区农民劳模吴满有与儿子吴凌旭喜气洋洋用土车子推着养到300多斤重后宰杀好的一头猪，要给毛主席他们送去。

半路上迎面遇到了两个熟悉的老乡。面对老乡的疑问，吴满有笑着说：“我不是要出去卖掉这么多猪肉，是要送到咱延安的一个大户人家去的。”老乡还是不解地摇摇头。吴满有进一步说：“如今的共产党，你说，算不算咱中国最大的大户？！”说得两个老乡恍然大悟，哈哈大笑起来，一个说：“原来满有兄是给中央政府机关送肉啊！嗯，中！中！中！满有兄到底是边区的特等劳动英雄，比俺们就是想得周到些！”吴满有说：“二位兄弟对不起了！今天俺推的这猪肉不能卖给你们了。改日，等新猪出圈了，俺再宰杀几只，让大家来尝尝鲜。”两人走了。吴凌旭和吴满有继续往前走着。吴凌旭一边走，一边说：“爹，咱们这样一路走过去，会遇到很多熟人的，都这样回答他们的询问吗？”吴满有很得意地说：“对！我这也是宣传嘛！让大家也学学我吴满有，多想想咱们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多想想咱们的八路军将士！”„„

吴满有父子推着一车猪肉进入驻在延安的中央办公厅院子。刚将车子放下，恰好遇见了毛泽东。

毛泽东笑着问：“吴满有，我还说要去你那儿拜年呢，你这就来了！”

吴满有说：“哪能让主席跑山路，去我那山旮旯呢。我领着儿子向主席拜年来了，顺便送点肉给主席您和朱总司令打打牙祭。”吴满有忙叫儿子吴凌旭给毛主席鞠躬行礼。

毛泽东望着吴满有推着的一大车肉，说：“这大新年，你咋把一整头猪都送过来呢？也该留点猪杂给孩子们打打牙祭呀。”

吴满有说：“八路军将士在前方杀鬼子，春节还不知道吃什么呢。您和朱总司令指挥千军万马，这样动脑用神，不吃些肉，那可不行！”

毛泽东说：“你杀了一头猪，连个猪下水都没留给自己，全部送给我们吃。这很让我毛泽东感动，也让我心不安呢。”

吴满有忙说：“主席何出此言？”

毛泽东说：“你吴满有是这样赤胆忠心为共产党，为八路军将士着想，我毛泽东心里过意不去啊！我们为老百姓做的事情太少了！”

吴满有说：“主席您大可不必这样自责，支援抗战，打垮日本鬼子，我吴满有不能上战场，只能用种粮食，养猪羊牛来支援。这大过年的，你们都是离乡背井来到陕北，莫说是送一头猪，就是送上十条牛也是应该的。”

毛泽东说：“有你吴满有这样的好百姓、好人民支持，我们还怕小日本吗？抗战很快就会取得胜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