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人物--任弼时先进事迹

第一篇：党史人物--任弼时先进事迹

中国共产党创建几个月后，就有一位不满十七岁的青年成为党员。此后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奋斗三十年，并在四十年代与毛、刘、周、朱并列，成为领导全党的“五大书记”之一，这就是任弼时。他虽英年早逝，其精神却在党内影响至深。任弼时，原名二南，1904年出生与湖南湘阴县一个贫苦教员之家。5岁就随父亲读书，7岁入明德小学，12岁去长沙考入师范附属高小，后入长郡中学，在校内受五四运动影响，积极参加游行宣传等爱国活动。1920年，他因家境困难无法继续学业，联系旅法勤工俭学未成，便加入毛、何叔衡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准备去那里勤工俭学。经研究会介绍，他到上海参加俄语学习班，在那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1921年春，任弼时与刘少奇等一同赴苏俄。他们通过赤白军交战的火线，历经种种艰辛到达莫斯科，进入培养革命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大学。1922年初，任弼时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秋回国。此时，苏俄局势艰难，开始他一天只能领到200克黑面包，却忍饥刻苦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回国后他到上海，在共青团中央工作，因张太雷长期离职，两年间由他代理中央书记。当时他才二十来岁，却敢于向党中央领导陈独秀提意见，有一次气得陈独秀把他的意见书当面撕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同志深感他与陈独秀争论时的观点正确。“八七会议”上他被选入政治局，成为党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随后四年间，他一直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任弼时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因缺乏经验犯过“左”的错误，后来通过实践又在工作中大力纠“左”。1933年，任弼时奉派湘赣边区，在长征中是红六军团和后来的红二方面军的最高政治领导人。1937年秋，任弼时随八路军总部东进抗日前线，在政治方面负总责，翌年春又作为中共代表赴莫斯科争取国际支持。194o年，他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从人事安排到谁吃大灶、中灶、小灶都要管。由于处理问题周到，待同志和蔼可亲，被称为“党内的老妈妈”。1945年，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时，任弼时任大会秘书长。会后，他与毛、刘、周、朱并列为中央五大书记。1947年春，他拖着病体与毛、周恩来转战陕北并担任中央支队司令员。行军每到一处，他都要亲自安排住房，布置警卫，组织物资供应，还参与决策研究。时称他是中央队伍中身体最差的一人，又是最忙的一人。1948年春，中央进入河北西柏坡。任弼时的血压很高，心律又严重不齐，却仍时时支撑着协助周恩来工作，协调各战略区的物资调配和后勤支援。1949年3月，他随中央进入北京，主持召开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赴苏联治疗。1950年4月回国后，他没按医嘱休息，立即投入工作。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第二天，即10月26日晚，他长时间研究战局并思考对策，病情突然恶化，次日去世。叶剑英在追悼他时这样评价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走着漫长的艰苦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党员中，任弼时是出身“青年团”的年轻的老革命家，后来又一直以刻苦坚韧著称。这位有着“骆驼”性格的坚强战士，少年时期身处思想活跃却生产水平相对落后的湘境，决定“毕业之后，欲志于工业”，走工业救国之路。这一愿望固然是好的，然而他成年后看到——若腐朽的社会制度不改变，兴办工业以强国并无可能。从而走出国门，到苏俄寻求真理，最后走上了终生革命的道路。中国革命之所以艰难，不仅由于外部敌人强大，同时也在于内部消极因素众多。任弼时在党内之所以长期受到普遍敬重，在于他勇于同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这种斗争又不是过“左”地整人，而是抱着帮助同志、治病救人的态度。任弼时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一直坚定地支持毛。1938年赴莫斯科时，他向共产国际强调“毛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这对当时的共产国际表态支持确立毛的领导地位起过重要作用。但是，他又不因此询私情，对江青一直坚持原则，不给特殊照顾，康生一类人对他一直是敬畏交织。任弼时能严格要求别人，恰恰在于自己一身正气，只讲奉献不求索取，正如古语所说：“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更令不从。”两次被捕受严刑，第一次受到头顶窑块、膝跪铁链和“老虎凳”等酷刑；第二次电刑在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大革命失败后，任弼时长期担负着到各地恢复党的地下组织的危险工作。1928年末，他作为中央巡视员到安徽接头时被捕，国民党当局却未搞清他的身份。在押解途中，他巧妙地把被捕消息和预定的假口供托人带给在上海的妻子陈琼英，以便配合组织营救。审讯时，他受到头顶窑块、膝跪铁链和“老虎凳”等酷刑，却咬定编出来的假身份。敌特按他所说到上海查对，因组织上已有安排，未露破绽，三个月后获释。1929年未，他在上海主持江苏省委工作时，又被租界当局逮捕。他乘巡捕不注意，吞掉了身上的文件，只被搜出一张月票，而票面上写的使用人住处已是火灾中烧掉的房子，无从查对。外国警探怀疑有假，便使用电刑，竟在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任弼肘苏醒后仍坚不吐实，这种顽强态度使捕房更感到他像共产党，继续关押拷打。幸亏周恩来领导的特科通过关系营救，才使他获释。此后多年，他经常感到头晕和身体虚弱，加上日夜劳累、血压高，看东西时常眼花。长征时，他领导红二万面军，年仅三十出头，可是干部战士们从外貌看多以为他已有五十岁。任弼时也经常向身边的人表示，自己活不长，所以抓紧时间工作。任弼时担任中央秘书长时，正值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号召军民开展大生产，任弼时以身作则，并向三五九旅的王震旅长要了一部纺车。他在工作之余，就像村妇一样盘腿而坐，练习纺线，成绩提高很快。1943年，他参加中央机关在杨家岭举行的军民纺线比赛，获得了第一名。中央机关的同志说起任弼时，都认为他一向正派公道，在原则上从不让步。一次，江青买了些不该买的东西要求中央特会科报销，并耍泼大吵大闹。任弼时支持管财务的同志坚决顶住，江青在闹到掀翻了桌子，最后由识大体的毛岸英过来收拾了房间。毛得知后，对任弼时的这种态度表示赞同。江青却长期怀恨在心，直到‘文革”期间还对任弼时的家属进行迫害。1947年，贺龙曾感慨地说过：康生是外向人物，要名誉、要地位，花里胡哨；任弼时是内向人物，他是向内发展的，即在自己身上多下工夫，提高思想认识，加强修养。贺龙的这段话，反映了当时的干部们普遍厌恶康生这种人，而对任弼时则由衷敬仰。

第二篇：党史人物--瞿秋白先进事迹

许多人都熟悉作为中国共产党党歌的《国际歌》，而最早将它翻译成中文并附上简谱的，就是瞿秋白。他从一介书生成长为革命领袖，并曾主持“八七”会议，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在中国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中，也留下了他的英名。瞿秋白，原号雄魄，1899年1月29日出生在常州城一个破落的士绅之家。自己改名为瞿爽、瞿霜，后由“霜”引申为“秋白”。他自幼多病，读书却非常用功。9岁入常州冠英小学，尚未毕业就考入常州府中学堂，喜欢议论时政。辛亥革命周年纪念日，他在宗祠门上悬挂一只白灯笼，上面书“国丧”两字，表示了对革命结果的失望和不满。1916年底，瞿秋白到北京考进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语、英语、法语，研究文学、哲学、佛学，并去北京大学旁听陈独秀等人的课。“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担任北京学联评议部负责人，带领俄文专修馆的同学参加了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的行动。1920年3月，他参加了李大钊倡导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翌年初，他以特约记者的身份到达莫斯科，取俄文名字“维克多尔·斯特拉霍夫”，译成汉语即“战胜恐惧、克服困难”之意。当时，他撰写了《饿乡纪程》（后人改为《俄乡纪行》）、《赤都心史》等文，并在北京《晨报》等刊物发表文章，歌颂十月革命。1921年，他经赴俄的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共（布）党组织，翌年转为中共党员。他当时兼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俄文教习和政治理论课的翻译，此间曾经两次荣幸地觐见革命导师列宁。1922年11月，瞿秋白作为陈独秀的翻译出席了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数月后回国，起草了中共“三大”的纲领草案，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随后，他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起草，又到上海大学任教。在党内，他是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研究中国革命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人，也首次把辩证法与唯物论、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整体来宣传。1927年秋大革命失败时，瞿秋白成为中央临时政治局的主持人，在陈独秀离职、党内处于危急之际确定了展开武装斗争的方针和策略。翌年，他赴苏出席了莫斯科中共“六大”，会后留任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团长。1930年夏，党内出现李立三的“左”倾盲动错误时，他回国主持纠正。1931年初，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及其支持的王明等人批评瞿秋白采取“调和主义”，将他排挤出中央领导层。此后他在上海从事文艺工作，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1934年秋红军长征时，瞿秋白被留下负责中央分局的宣传工作。1935年2月，他在突围时被俘，同年6月18日慷慨就义。

第三篇：党史人物--陈独秀先进事迹

一代宗师，仲甫先生；科学民主，二旗高擎。南陈北李，建党丰功；晚年颓唐，浩叹由衷。昔毛主席“七大”评价，功过分明。“五四运动总司令”、“创造了党”，两语千钧，可为墓铭。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陈独秀曾是毁誉相参的人物。不过他确是近代新文化运动的旗帜，被毛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建党之初，他又是国内一代先驱的启蒙者，追溯中共的建党不能不提及陈独秀。陈独秀原名庆同，字仲甫，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陈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得到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1914年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有人讥讽为自大，其实此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陈独秀一生用过的名字，据查考有38个之多。在报刊上曾用“三爱”、“仲甫”、“只眼”、“实庵”、“致中”等。签发中共中央文件，常用“T·S·chen”。党内同志谈话常称呼为“老先生”、“老头子”，或在党内文件中干脆简称一个“老”字。陈独秀少年时便痛恨八股，为敷衍母亲而去应考，却高中第一名秀才。进入20世纪后，陈独秀作为第一代赴日留学生，于1901年自费进入东京专门学校，即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不久又进成城学校，即日本士官学校预备科。回国后，陈独秀在上海、安徽等地参加反清革命运动，并创办民俗报刊，在当地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后办《新青年》杂志名扬全国。蔡元培闻其大名，特聘他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上任以后并不开课，而是专心致力于文科改革，国内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陈独秀在箭杆胡同9号的寓所成立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1919年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大力鼓动，被师生视为领袖，曾一度被捕。出狱后他在思想上转向共产主义，前往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共产党发起组的前身。1921年中共召开“一大”时，正是由上海组织发起并通知各地代表到会。尽管陈独秀因受聘广东省教育厅长（后不到职）没有出席大会，只派包惠僧代表他参加，在缺席情况下被推举为中央书记。“一大”闭幕后，陈独秀遂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陈独秀投身革命后，放弃了还算殷实的家产。在北大他月薪300块大洋。专职任党的领导后，就靠组织上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贴和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维持生活，有时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作为反对封建传统的先锋者陈独秀，不幸在身上也烙印着旧遗风影响。他在总书记任上以家长自居，视其他同志为小辈，遇不同意见动辄拍桌子、砸茶碗。由于长期居于上海书斋而不到斗争第一线，思想也逐渐落伍。1927年在国民党发动反共的“四·一二”屠杀前后，陈独秀面对危机领导无方，党内同志群起反对其右倾错误，他便于7月中旬辞职隐居。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新的负责人出于对陈独秀的尊重，生活津贴和配给秘书等都保持不变，为他的安全还在上海找了秘密寓所。然而陈独秀却对中国革命日益悲观，认为红军和土地革命均无前途，于1929年又联合国际上的托洛斯基派，在党内另建取消派组织。面对这种分裂党的行动，中央开除了陈独秀的党籍。实践的检验很快证明，陈独秀的政治主张完全错误，他的组织也很快散伙，本人也被国民党抓捕。1937年抗战开始，陈独秀出狱后曾说想去延安，毛也怀念旧谊表示欢迎。不过党毕竟要讲政治原则，中共中央提出了恢复党籍的两项条件，即承认当年分裂党和组织托派的错误，并拥护党的路线。陈独秀则带着傲气回答：“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承认错误，则碍难从命。”随后又加上王明、康生等人阻挠，陈独秀最终还是未能回党。此后他蛰居四川，在贫病交迫中钻研文字学，撰述《小学识字教本》，1942年病逝于江津。从1921年7月的中国共产党“一大”，直至“五大”，陈独秀都是最高领导人，先后有书记、委员长、总书记的职务之称。过去有的书中说这是由于党尚处于幼年的不成熟选择，此种解释之荒谬可笑，等于说二十年代的中国革命精英们都是幼稚到贤愚不辨的人。尽管陈独秀后来有严重错误，当初却是党的第一代同志都敬仰的革命宗师，最高领导之职非他莫属。陈独秀到日本学习，对占统治地位的军国主义极为反感，接受的是西方传来的民主思想。回国后他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恰恰是以民主、科学为大旗，向统治了中国千年的专制、迷信开战，使一代青年从封建伦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是中国最先进思想的代表，与中共建党时的其他领导人大都是师生关系。不过由此也滋长了一种负面结果，那就是造成党内家长制，陈独秀以自傲和自我封闭落后于革命潮流，最终陷入歧途未能自拔。这当然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个人，也是社会历史的积淀使然。人在社会潮流中，不进则退，党内历史人物的命运也昭示了这一点。1945年在“七大”预备会上，毛客观地评价了陈独秀，称他“做了启蒙工作，创造了党”。1953年毛乘军舰沿长江东下经过安庆时，专门向当地负责人询问起陈独秀在故乡的遗属，并指示要给予生活照顾。尊重历史的人讲起中国共产党成立，确不能忘记这位“创造了党”的人！陈独秀学识渊博，懂日、英、法三种文字，工宋诗，写隶书，旧学有根底，新学造诣尤深。他和胡适等参考日文、英文的标点，为现代汉语确定了一整套标点符号（古汉语不用标点，断句极难）。陈独秀一生影响最大的活动，是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这本每期编辑费和稿费总共不超过200块大洋的杂志，却喻示着一个崭新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在创刊号上，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大文豪鲁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曾得力于陈独秀和《新青年》，鲁迅的第一部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便在此刊上登出。据毛向斯诺回忆，是《新青年》改变了他的人生取向。毛还认为，在北京时他受陈独秀的影响最大。陈独秀以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在当时受到全国进步青年的敬仰。1920年8月，《新青年》从第八卷开始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翌年休刊。陈独秀与家乡的发妻高晓岚共育三子，长子延年，次子乔年，三子松年。高晓岚长陈独秀3岁，目不识丁，陈独秀为办学想从家中拿钱，夫人坚决不肯，两人争吵乃至分居。后来，陈独秀爱上了“思想新颖”且有文化的妻妹高君曼。延年、乔年稍长成，被陈独秀接到上海，却寄宿在《新青年》发行厅的地板上，白天在外做工谋生，面黄肌瘦。既是姨又是后妈的高君曼见此情景常落泪，想让两个孩子在家里食宿。陈独秀却说：“妇人之仁，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创前途。”此后延年、乔年都进入震旦大学读书，陈独秀每月只支付每人5元的生活费。兄弟二人在父亲的熏陶与严格管教下，很早便自立，又去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一起组织中共旅法组织。回国后兄弟二人都成为中央委员，陈延年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乔年曾任北方区委组织部长。在党的会议上父子三人以“同志”相称而不论父子情。党的第一代普遍称颂陈延年，他工作极刻苦，顾不上成家，一副工人打扮，吃住都能与人力车夫打成一片。在政治上他有敏锐的洞察力，认为“老头子”右倾。1927年6月和翌年2月，延年、乔年先后在被捕后不屈就义，为父终生伤感。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想拉陈独秀出来任职，得到的回答是：“蒋介石杀了我那么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

第四篇：党史人物--李达先进事迹

在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中，有位典型的学者型人物，他就是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李达。虽然后来他一度脱党，却经毛亲自批准再度回到组织里来，并成为一个没有预备期的“特殊”党员。李达，字永锡，号鹤鸣，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冷水滩市）人。生于1890年，1911年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校读书。1913年赴日本留学，后因病回国。1917年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后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理科，并在那里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回国后，他与陈独秀、陈望道等人共同发起在上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并代理小组书记。他主编了《共产党》理论月刊，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1921年7月在上海望志路106号那间有特殊意义的屋子中，作为上海小组的代表，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分工负责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后又担任上海平民女校业务主任（校长），主编《新时代》杂志，是中共党内早期的理论家和宣传鼓动家。1922年7月，中共“二大”后，李达与陈独秀的矛盾日益尖锐，并辞去了中央局宣传主任。翌年因在建党和发展党等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他脱离党组织，回湖南从事教育启蒙。此间他仍和中共党内的旧友保持着关系，并配合着做些革命的宣传工作。1927年，长沙发生反共“马日事变”后，李达又去上海的法政大学和暨南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中国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等处任教授、系主任。在此期间，李达虽在党组织之外，在思想上仍坚信共产主义，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辍，他的著作成为毛和其他许多革命者学习研究哲学的重要书籍。1949年，李达利用他的声望参加并策动湖南和平起义。同年他应中共中央电邀北上入京，见到阔别已久的老友兼同乡毛，并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党的创始人，脱党后又回到党内，一个画了近30年的圈终于圆满。新中国成立后，李达担任过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等校的校长、一级教授，以及中国哲学会第一任会长等职务。1966年夏，在武汉大学校长任上受到点名批判，8月24日在病痛交加中含冤去世。一个革命的政党，必须有一个革命的理论作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紧随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当时只有极少数赴日本的留学生接触过一点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还不是原著），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几乎是与党的建立同时进行，理论准备非常不足。在这种近乎于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条件下，非常需要专门从事革命理论研究和宣传的大师。李达与相约建党的李大钊、陈独秀以及董必武、周恩来等人相似，都曾留学日本，并最早接触了马列主义，不过这些人建党后都以主要精力从事党务和社会活动，只有李达能专心于理论，并且成果斐然。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李达与其说是个政治家，还不如说是个学问家，这从他在党的“一大”中所处的地位便可见端倪。在“一大”上，党纲还是由国际代表起草，不过李达已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当时因党员只有五十几个，各地组织尚未健全，因此只选出了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的领导机构。李达之所以当选，与他进行会议筹备有关，更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超过其他代表。1922年7月，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李达的寓所召开“二大”，大会通过了许多重要文件，恰恰是出自李达之手。后来李达到大学当专职教授，在北平等地教育界颇有影响。他虽操一口湖南乡音，语言却简洁流畅，学识渊博，在课堂上常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讲述马克思主义。因为他当时不是党员，常被圈内的进步师生们称誉为“带翅膀的”（以“飞”喻“非”）布尔什维克红色教授。李达虽因意气用事一度脱党，埋头于书斋却使他对革命理论的研究具备了独有的超脱条件。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托人将新出版的哲学书送给老友润之，毛得到后如获至宝，当成撰写自己哲学著作的重要参考资料。应该说，《毛选集》中的雄文虽然主要是对党的第一线斗争实践的总结，也汇聚了李达在学术研究中的成果，是各方面集体智慧的结晶。李达是典型的学者型人物，爱坦率地表明观点，不喜欢随声附和，话不投机往往拂袖而去。他同陈独秀闹翻，进而脱党，与此不无关系。他组织上脱党后，党内旧友仍与之长期保持着联系。1947年秋天，毛、周恩来曾几次邀请李达去解放区，因他健康状况不好而未成行。1948年底，全国革命胜利在即，李达身体康复，地下党转来一封信函———“吾兄为我公司发起人之一，现本公司生意兴隆，望吾兄速来加入经营。”看到此信，他心情无比激动，当年的润之老友还在挂念着自己这个“发起人”。他转道香港经天津到达北平后，与准备参加新政协的代表们住在一起，中共中央特派一辆专车把身穿蓝布长袍和布鞋的李达单独接到香山。5月18日晚，毛、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一同向他询问了湖南情况，随后毛单独留他话旧。毛和李达不仅都是“一大”代表，而且早年就很熟悉。毛早年在以“湖南亚高学府”而驰名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李达就曾担任该校的教师。在故友重逢后的长谈中，李达表示要重新加入到党的行列里来。毛说：“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以后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很多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党是了解你的。”毛当夜留李达在自己的床上休息，本人坐在桌前批阅了一夜的文件。接着，党中央郑重地为李达举行了入党仪式，毛做他的历史证明人，刘少奇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并且经中共中央特许，没有预备期。李达非常尊重和敬佩毛，无论是在领袖才能还是学识上，都视为难得的人生知己。本来，毛要留他在北京参加中央的工作，李达却觉得不一定能适应机关环境，还不如继续从事自己所热爱的对哲学的研究和教育工作，于是仍在湖南、武汉等一些大学担任校长和教授。他与毛是诤友，不为贤者讳，不为尊者隐，甚至直言批评过毛。毛于1950年底发表了哲学著作《实践论》，李达很快买来认真研读，他由衷地赞叹毛的哲学才华，并写出了《〈实践论〉的学习提纲》等一系列文章，在高度赞扬的同时，他认为《实践论》中的一段话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有失公允。为此，他直言不讳地在信中提出。毛接信后反复推敲，又找了一些近代史的研究专家共同探讨，随后亲自给李达写回信，肯定了李达的观点，答应在出选集时一定加以修改。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李达见到南巡的毛，两位老友发生了一次激烈争执。李达痛心地指出，当时吹嘘的高指标是唯心主义的产物，并当面对毛说：你发烧四十度，下面就会发烧四十一度、四十二度。然而，真理的火炬往往烧伤那些举烛者的手。在“文革”前夕，李达再次指出“顶峰论”违反辩证法。毛当时虽不同意李达的意见，却在南巡时还问起这位老友，得知其亡故后叹息不已，1969年召开“九大”时还专门提起此事。

第五篇：党史人物--王稼祥先进事迹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岁月中，党内有一位颇具独立见解的杰出领导人——王稼祥。战争年代中，他带着危及生命的重伤长期坚持工作；和平时期，他又为党的国际交往联络提出了真知灼见。王稼祥，1906年生于安徽泾县厚岸村，在家乡读小学后又入教会中学。1925年，他赴沪入上海大学附中，在那里加入共青团。同年10月，王稼祥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28年，他由团转党（当时团员转党，团龄也算作党龄）。在苏联期间，他对马列主义有深入的研究。因没有参加过党内的实际工作，他曾拥护王明的教条主义见解，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不过，他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1930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干事，随后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1931年4月，王稼祥赴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他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委副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外交部长）。1933年4月，他遇空袭被炸穿了肠——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着剧痛经历了八小时手术，当时人称胜过关公刮骨疗毒。因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翌年1月，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他腹部通着管子、坐着担架参加了长征。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他提出要毛担任党和红军的领导。后来，毛多次称赞这“关键的一票”。遵义会议后，王稼祥与毛、周恩来组成中央军事三人小组，指挥全军行动。过雪山草地时，他肠子流脓，甚至爬出蛔虫，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下来。到达陕北后，他因伤情恶化被中央派人秘密送往上海治疗。1937年夏，他转赴莫斯科治伤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翌年8月，他回到延安，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1944年，他因伤口恶化病倒而无法工作，1946年再度被送到苏联治疗。1947年，王稼祥回东北解放区，任东北局城工部长。1949年，他担任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1951年回国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56年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几十年间，王稼祥总是在腹部带着热水袋工作。解放以后，他提出过许多宝贵见解。在1958年“大跃进”中，他拒绝随风附和。1962年初，他大胆地建议应改变援外数量过大的状况，要“量力而行”；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这些观点被康生等批判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随后，王稼祥难以再领导中联部工作，“文革”中又遭残酷批斗和关押。因毛一再肯定他的历史功绩，1973年在党的“十大”上他又被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1月25日入睡前，王稼祥得知江青等要发起“批林批孔”运动，预感到党和国家又要遭受新灾难，忧心如焚。次日清晨，夫人朱仲丽唤他起床时，发现他已全身冰凉。从王稼祥的外貌看，他面容消瘦，总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年轻时留学苏联五年，他被称为“红色教授”型的人物。王稼祥当年英语、俄语成绩都非常突出，在国外学习得心应手。但他与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王明等人完全不同，不是像他们那样依照苏联人的观念来思考中国的问题。毛在党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注：指中国问题）考虑得太少！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王稼祥却始终从中国人的立场考虑国际问题，面向世界时又总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既有模仿国外建起的大城市，更有停留在古代生产方式上的广大农村。从国外留学回国的人，往往把目光只限于较为发达的城市，这样促使许多自认为先进者却脱离本国实际。所以他们纵然有千条万条妙计，结果却无从施展。王稼祥能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有正确的选择，在国际问题上能提出许多真知灼见，恰恰是这种特殊背景下的产物。他的可贵之处便是能站在世界的高度，却又能反复比较和思考中国的实际。这样，处理国内问题有更高的世界眼光，对待国际问题又能处处考虑到中国的利益。王稼祥于3o年代初从莫斯科回国后，很快就担任重要职务。一些人曾认为他是坚决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其实，王稼祥一向尊重真理而不盲从。在反“围剿”斗争中，他感到莫斯科来的德籍顾问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按苏联的那套条令组织红军作战，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瞎指挥，因而对当时被排斥的毛产生了敬仰之情。红军长征开始后，王稼祥由几个担架员抬着行军。走进广西时，他见部队由赣南出发时的8万多人只剩3万多，焦急万分。这时，毛生病也坐担架，二人在同行中不断交谈，都对党和红军的前途极为担忧。王稼祥坦率地表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很赞成他的想法，两人商量应该召开政治局会议。接着，王稼祥去找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提议撤换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博古和指挥军事的李德，改由毛领导。他的提议马上得到支持。于是，王稼祥、张闻天二人又找周恩来、朱德和中央其他同志提出这一见解，并得到普遍赞同。当时，在正反两方面实践的检验下，大家都怀念当初毛指挥时的胜利局面，更换领导人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1935年1月，红军占领了贵州遵义。敌军追兵一时还未跟上，部队得到十余天休息。中央利用这一机会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发言批评错误的领导后，王稼祥接着发言，第一个在会上提出应由毛来领导红军。在绝大多数同志的拥护下，会议改选了领导，毛成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这次会议，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党在毛领导下终于转危为安。遵义会议后，王稼祥成为指挥红军的三人小组成员。到了险要难行的路段，他为了减轻担架员的负担，硬是支撑着下来自己走——爬雪山时，他就是在警卫员的搀扶下走过来的。中央机关的同志回忆，每天大家到了宿营地很久后，王稼祥的担架才能跟上来。在没有止痛药和只能靠盐水消毒的情况下，他能到达陕北并一路上坚持工作，这真需要常人难以想像的毅力。在党的历史上，王稼祥在职务上几次起落。30年代他是党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之—。1945年召开“七大”时，一些代表对他有意见，经毛亲自动员，他才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来，他在东北局担任部长，过去的下级成了他的领导，仍兢兢业业地工作。他于“八大”再度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63年，他又被免除了职务。但是王稼祥没有消沉，仍然对党和国家的前景特别是国际处境潜心研究。党内的老同志回忆，王稼祥一向不好玩，总愿意沉思问题，属于“摇羽毛扇”的“智囊”型人物。王稼祥当年提出的一些见解，使人很久后还有振聋发聩之感。如在各国共产党都称颂苏联是“老大哥”时，他就提出党际关系准则应该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这些原则在1982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时写入了报告中。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时，归咎于其个人品质。王稼祥则提出斯大林所犯的错误不是什么个人品质问题，而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60年代，我国自己节衣缩食援助某些国家时，他又预言结果将是不利的。虽然许多意见当时未被采纳，但是经过历史风雨的检验，今人不仅佩服其真知灼见，更敬重他能独立思考并敢于畅言的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