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党史人物

第一篇：安徽党史人物

安徽党史人物

1.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15年9月15日，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曾当选为中央局书记，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等。1922年11月5日，中共代表参加共产国际大会，陈独秀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停职。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捕。1942年5月27日在贫病交加中逝世，享年63岁。

2.孙立人，字抚民，号仲能，汉族，安徽舒城三河镇(今属肥西)人，生于安徽庐江金牛镇。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军衔，第一次缅战时任38师师长，在孟关杰布山隘，孟拱河谷等地击败日军。第二次入缅作战时任新一军军长，是抗日战争中军级单位将领中歼灭日军最多的将领。有“丛林之狐”、“东方隆美尔”之誉。内战时曾于四平、公主岭等地击败林彪。

孙立人致力于国军现代化，整编撤退来台之国军，建立完善之兵役制度与预备军官制度。1955年遭蒋介石认定叛变被软禁，随着孙案的爆发，孙立人的一切事迹，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历史删除。

1988年台监察院认定孙立人无叛乱意图，2014年7月，台湾监察机构承认1955年郭廷亮“假藉长官名义为匪工作”间接为其平反。

3.王稼祥（1906年8月15日－1974年1月25日），安徽宣城泾县厚岸村人。原名嘉祥，又名稼啬。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苏区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解放后历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联部部长。1943年7月5日，王稼祥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逝世。

4.王雪琴（1889－1938），原名庆鹤，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丁庄村人。1921年考入北京平民大学。毕业后出任江苏省赣榆县0行政科长。后来在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任教员。尔后又担任萧县县0第一科长，主管行政事宜。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上海、太原失守以后，淮北局势逆转。12月王雪琴接任萧县县长，受命于危难之际。王雪琴主持成立萧县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举办抗日训练班，军民抗日热情高昂。1938年5月15日，日寇占领濉溪口以后连夜向萧县境内进犯。在向祖庄东北望城冈方向突围时，被日军发现。敌人集中火力追击，王雪琴与耿继贤等遇难。这次战斗共有二三千抗日官兵为国捐躯。新中国成立后，王雪琴等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5.冯玉祥（1882年11月6日－1948年8月22日），谱名基善，表字焕章，安徽巢县（今巢湖市夏阁镇竹柯村）人，生长于直隶省保定府（今河北省保定市），民国军阀，国民革命军陆军元帅，西北军领袖。曾任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第十一师师长，陆军检阅使。1924年10月23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将其所部改组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后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参加北伐，1926年9月17日冯在绥远五原誓师，任国民革命军联军（后改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司令，1927年5月5日，冯玉祥率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出师潼关，进入河南，策应武汉方面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协同作战。1927年7月7日，冯玉祥礼送共产党出境。1933年8月3日，冯玉祥辞去同盟军总司令职。后因与蒋介石集团发生利害冲突，举兵反蒋，自美回国乘船途经黑海时，因轮船失火于1948年8月22日遇难。

6.卫立煌（1897～1960），国军名将，中华民国高级将领，爱国人士。字俊如，又字辉珊，安徽省合肥县东乡卫杨村人（今安徽省合肥市淝河镇卫乡村）。国军陆军二级上将军衔。取得了中原大战中击败石友三解除南京之围、鄂豫皖“围剿”、镇压“闽变”分路暨主功、击败冈村宁次收复郑州、缅北滇西反攻战役（含强渡怒江战役）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忻口会战亦破坏了日军的作战计划。建国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届人大代表，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等职。1960年1月1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4岁，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中的“虎将”。

7.戴安澜（1904年11月25日－1942年5月26日），原名戴炳阳，字衍功，自号海鸥，安徽省无为县人，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第200师师长，著名抗日将领，以远征缅甸闻名。1904年出生，1924年加入北伐军，1925年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翌年参加北伐。1939年12月在广西昆仑关与日军第5师团激烈鏖战，戴安澜指挥有方，重伤不下火线，击毙日军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赢得著名的昆仑关大捷。1942年3月戴安澜率200师西出云南，打退了日军20多次冲锋，歼灭敌军4000多人，5月16日戴安澜于指挥所部撤退途中，不慎中弹负伤，至5月26日逝世，享年38岁。

8.程恩普（1882-1943），字稚周，清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第六子。20岁入安徽武备陆军学堂学习，光绪三十一年（1905）东渡日本，入同文书院，结识孙中山，参加同盟会。孙中山见他才智超人，十分器重，委他与孙毓筠（少侯）同主安徽革命事宜。不久，派他与吕荫南等回国，组建国内革命组织。他回国后，利用父亲长江水师提督之便，在官兵中发展安仁会会员，进行革命鼓动工作，翌年回东京复命。辛亥革命的烈火在阜阳燃起后，他又为讨袁用尽家产。许多老同盟会员得知他的窘状，相帮助他，他谢绝道：“牺牲乃革命党人之本分，若计较得失，与术工投机者何异？”“9.18”事变后，国难日深，恩普忧愤交加，疾病日重，于民国33年（1944年）7月25日呕血逝世，时年61岁。

9.潘善斋（1877—1951年）新华区潘寨人，黄埔军校毕业后，历任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连、营、团长，4.12政变后，被提升为三十三军教导师师长，民国16年驻阜阳，与驻防阜阳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秦庆霖发生摩擦，他密告秦“暗藏北洋军阀五色旗，心怀异端，强令农民种鸦片，毒害地方”。秦庆霖师被解决后，他关心地方水利建设，捐资兴建永安闸，抗日战争时期，调升为国民革命军骑兵第二军副军长，参与指挥保卫阜阳的战斗。民33年，解甲归里，被任为导准委员会主任，莅任后，常冒雨监督修提，1951年病逝。

10.张炳恒（1925--1980）安徽省阜南县方集镇王庄人，抗美援朝志愿军特等功臣。

1951年参加革命，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第一三五团第二营机炮连班长。在上甘岭战役的第二天，他为了压制敌坦克对前沿阵地的威胁，用自己肩膀代替炮架，施行近距离射击，连续击毁敌坦克3辆，有力地配合步兵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在这次战役中，他这门炮共歼敌105名，毁敌火力点31个，击毁敌轻重机枪38挺、高射机枪12挺、战防炮1门、无后座力炮5门，毁伤敌坦克7辆(毁4辆)，击毁弹药库1座。立特等功。

张炳恒1953年回国，1960年入信阳步兵学校深造，同年12月毕业。1980年5月12日，张炳恒不幸身亡，终年55岁。

11.杜枫，1921年出生于安徽省萧县杜集（现属淮北市），1939年6月加入朔里抗日宣传队。1940年任杜集乡青救会主任、代理乡长。同年7月组织上送他到豫皖苏边区联合中学读书，11月调到地方武装教导队学习。1941年1月加入中国0。后分配到怀远县大队二中队任文化教员，参加三个月反顽斗争。转移津浦路东后曾任泗南县峰山区中队政治指导员、泗南总队教导队政治指导员、泗南县独立团三营副教导员。日本投降后调任军分区骑兵中队指导员。解放战争开始后，被分配到淮北独立三团三营任副政委。后任淮北挺进支队三团三营教导员。1948年11月在碾庄圩战斗中负重伤。出院后曾任团政治处组织股长、代理营教导员，参加渡江战役。

建国后，杜枫先后担任八十五师政治部-科长、组织科长、船营大队政治委员、水兵师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1957年入北京政治学院学习，1959年回到福州军区先后任团政委、师政治部副主任、南昌步校政治部副主任，1965年10月调任福州军区工程兵政治部副主任。-中，杜枫受到严重-。后来又到上饶、赣州等军分区任副政委、顾问等。1982年得到彻底平反，1984年离休，享受副军级待遇，1991年病逝。

第二篇：党史人物

党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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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1-01-26

邓止戈(1096年12月～1991年11月)，又名邓国忠，别名余泽平，出身于四川省筠连县手工业家庭，高小毕业。

1927年8月加入共产党参加革命，曾任中共贵州省第一届省工委委员、贵州抗日救国军参谋长、红六军团参谋、红军十八师新兵团参谋长、陕北公学大队长兼军事科主任、贵州省工委第二届书记、华南局群众工作委员会委员、研究室研究员、华东土改工作团委委员、华南革命大学三部副主任、西南服务团四支队政策、西南革大教育长、西南局党校副校长、中央第七中级党校副校长、中科院四川分院副院长、四川省社科院顾问、省政协常委，副省级干部离休。

1924年止戈在四川筠连高小毕业，就到叙府(宜宾)进陆军第九师刘文辉的军事干部养成所。1925年进刘文辉办的军官讲习所学习。1926年随军驻雅安。1927年8月，经驻邛崃县的二十四军第六混成旅张志和部秘书官百中(地下党员)介绍入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冒着生命危险在国民党军中策划武装起义。1928年春被派到潼南参加邝继勋组织的武装起义，后在涪陵、丰都、江津、合川等地国民党军中组织策划了4次起义。1930年参加忠、丰、涪边区的武装斗争。1931年春去重庆，组织上派去邻水清理组织，在邻水被叛徒杨大明出卖，抓入重庆监狱。1933年春军阀刘湘办“国难大赦案”，经狱中地下党支部吴谊介绍，出狱找到了组织。组织上又派去江北九龙场二十一军暂编师余安民部作兵运工作，7月被叛徒、特务张嘉珞发现告密，师长余安民率手枪排抓他，事前他已感不妙跑脱，刘湘严励通缉捉拿。止戈逃走后重庆组织已遭破坏，盲目奔波来到了泸州，幸运遇着一个李老师，就介绍止戈去袁品文部，这时的袁部因起义失败，投奔贵州省长兼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进驻湄潭县，编为第三师任副师长(无师长)。止戈离开四川泸州，到袁部任参谋，黄大陆是该师的参谋长，他们二人的思想比较一致。止戈同黄大陆商量帮助袁，为革命打下基础。他们先从建设好湄潭着手，不久湄潭出现了新气象。这时王家烈不放心袁部的第三师，便调到贵阳进行了整编。黄大陆、邓止戈也随军调到贵阳。

邓止戈在贵阳，同在上海参加“左联”回到贵阳搞革命活动的谷友庄取得联系，也同从毕节到贵阳的缪正元有结识。1934年夏，林青、缪正元、秦天真从毕节等地转移到贵阳进行地下工作。这时又有赵促成、王石安(织金人)从上海来到贵阳活动，通过谷友庄的关系同这4位地下党员取得联系，当时在贵阳的高言志、李逸生同秦天真他们有交往，4位共产党员和搞地下活动的这5人结合在一起。经过大家商议，建立了一个群众性的革命组织——九人工作委员会，叫“九人工委”，作为当时领导贵州革命活动的临时组织形式(不是党的一级组织机构)。“九人工委”是以党员为核心，林青为领导，邓止戈是军事干部出身搞军运。

邓止戈在贵阳，因黄大陆参谋长的关系，到尤禹九旅任参谋，尤旅调毕节驻防，止戈随军到毕节。根据“九人工委”的分工，邓止戈的任务是搞军运。1934年夏来毕节时，止戈找到毕节搞军事工作的王冠兰、杨一民，王、杨告诉止戈他们已同毕节专区有武装的安岳阶、邓广乾、周质夫、席大明等有了联系，邓止戈告诉他们要加深对地方武装的工作，同时了解尤禹九部在毕地的情况。止戈留在部队接交人员、宣传抗日、进行地下活动和联系武装的工作。随后建立了党支部，邓止戈任书记、杨杰任组织委员、邱在先任宣传委员，这是毕节又建起来的第二个党支部。

1935年初，尤禹九旅调驻安顺、水城一带，止戈随军离开了毕节。到了安顺，又会见了黄大陆，两人商量武装斗争，因黄在部队任师的参谋长，不便同“九人工委”开会商谈，是以单线联系。1935年1月中央确认了林青们发展的党组织及开展的工作，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林青任省工委书记兼遵义县委书记，邓止戈、秦天真为省工委委员。省工委的建立，是贵州省第一次建立地方党组织的领导机构，从此，在中央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1935年1月贵州省工委建立，这时止戈是省工委委员，分管武装工作，为策应后面来的红军，派止戈于8月第二次来毕节，积极开展毕节的地下工作，开办读书会，建立学习小组阅读进步书籍，培养积极分子，开展反蒋抗日活动，毕节的进步活动又活跃起来了。邓止戈两次到毕节，在川滇黔边区已联系了几支武装，有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部，在毕节也了解不少的敌情。当红军二、六军团向毕节进军，止戈在城策应粮草、住地、组织群众迎接红军。止戈组织了群众在城外夹道欢迎红军入城。

邓止戈两次到毕节联系的武装，席大明、周质夫的队伍同红军入城，阮俊臣的部队在川黔边活动。1936年2月14日，军团领导在毕节建立了贵州抗日救国军，邓止戈任参谋长。2月下旬形势发生变化，二•六军团接到中央命令转移北上，继续长征，抗日救国军带领留城的二支队随红军长征，编入二军团五师领导的十四团和六军团十八师的新兵团等部。邓止戈任六军团参谋、新兵团参谋长，在长征中作战负伤，随军北上直到延安。1938年2月，根据贵州工作的需要，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找邓止戈、秦天真谈话后，派回贵州工作，贵州省工委由邓止戈、秦天真、黄大陆、李策4人组成，邓止戈任书记，3人为委员。邓止戈由延安派回贵阳领导贵州的工作。

1938年3月至1940年4月，邓止戈、秦天真从延安来到贵阳后，省工委继续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进一步壮大抗日进步势力，明确党委和支部的领导和成员。1939年的4月、9月，在晴隆县和贵阳近郊分别办了党员训练班，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员的水平。

1940年3月邓止戈去重庆找中央南方局汇报请示，4月回到贵阳后成立邓止戈任书记的贵州临时省工委，陈于丹、张述成、肖次瞻、杜守敦为委员。邓止戈把工作安排好后，撤回延安。

1949年，邓止戈随军南下，解放大西南，任西南服务团四支队政委，四支队人员参加四川的解放，大多留在当地工作，止戈留在了四川。

邓止戈于1991年11月3日在成都病逝，享年85岁。

林青(1911～1935)，原名李远方，字肃如，号矛戈，毕节县人。出身于城镇贫民家庭，小学毕业后在百货店当学徒，因不堪老板虐待，出走重庆当演员。在剧团受到进步思潮的影响，进步很快。1927年四川军阀镇压群众支持北伐军的集会，制造重庆“三•三一”惨案时，林青因参加而被捕，经营救出狱后，考入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学习。1929年，在重庆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被中共组织派往上海，在沪东共青团区委工作，不久转为中共党员。“九•一八”事变后，与在上海的毕节人缪正元(共青团员)等组织“朝阳音乐社”，在工人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在组织工人罢工时，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以共产党嫌疑罪判刑两年。1933年出狱后，因找不到组织关系，与缪正元同回家乡。

1933年冬，林、缪二人回到毕节后，与在毕节中学任教并领导抗日救亡活动的老同学秦天真一起，组织建立“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以思想进步的教师和学生为基础，广泛联系劳苦大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4年1月，由林青介绍、缪正元监誓吸收秦天真加入中国共产党。三名党员组成了毕节党支部，林青任支部书记。党支部讨论通过林青提出的四条行动纲领：

一、发动武装斗争，创造条件建立苏维埃政权；

二、加强党对“草原艺术研究社”的组织领导，推动群众性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三、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的组织；

四、继续设法与党的上级机关取得联系。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草原社成员发展到200多人，并把活动范围扩展到农村。

党支部的活动引起了毕节县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并准备对支部成员下毒手。为了保存实力，1934年夏，林青等支部成员和部分骨干离开毕节，转移到安顺、贵阳等地进行革命活动。林青等在贵阳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以学校为主开展活动。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艺术研究会”等，通过宣传抗日，开展文艺活动和组织阅读革命书刊，把进步青年和爱国志士吸引到党支部的周围。林青始终把党的组织建设放在首要地位，通过各种活动，考察和培养了徐健生、李策等一批骨干分子，逐步把他们吸收到党组织中来。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支部决定，成立一个以党员为核心，有革命进步人士参加的九人工作委员会，以贵阳为中心，面向全省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并派党员邓止戈、黄大陆等在国民党部队搞兵运工作。1934年底，全省建立党支部和党小组10多个，党员已发展到40多人。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后，林青为寻找红军与党取得联系，从贵阳到榕江、思南等地辗转到遵义，在红军召开群众大会上，巧遇在上海同狱的难友吴亮平(时吴在红军中担任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长、中央纵队秘书长)，他带林青去见中央组织部长、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罗迈(李维汉)。林青向李维汉详细汇报贵州的工作，随后李维汉代表中央承认贵州地下党，并批准成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任命林青为省工委书记兼遵义县委书记，邓止戈、秦天真为工委委员。李维汉还向林青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鼓励全体党员要在白色恐怖下英勇顽强地坚持斗争。林青回到贵阳，商讨执行中央对贵州工作指示的意见。商量建立以林青为首的军事小组，由秦天真具体负责，深入各地发动武装斗争，吸引国民党军，掩护红军。在人民群众中，采取印发传单，利用各种场合，宣传共产党员和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传播红军胜利的消息，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围剿红军的阴谋，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在斗争中积极培养和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到1935年4月，全省已有11个县和贵阳地区10多所学校建立了县委、支部或小组，形成以省工委为核心的党的体系，领导全省各族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由于叛徒出卖，1935年7月19日，地下党机关设在贵阳万宝街的联络点被破坏，刘雪苇和林青先后被捕。失去组织联系的中共党员董亮清在狱中当看守，决定帮助他们越狱逃走。但一次只能押解一人，越狱的机会也只有一次。董亮清和他们商量时，林青告诉刘雪苇，自己被打成重伤，不能恢复，出去对革命事业也不能再作贡献。并以工委书记的名义，决定刘雪苇越狱。预定越狱时间来到时，林青竭尽全力摇响狱窗，大声喊叫，把监狱看守吸引到自己身旁，帮助刘雪苇越狱。

刘雪苇越狱成功后，国民党特务对林青下了毒手。1935年9月11日，林青带着脚镣手铐被押上刑车。刑车通过贵阳市区时，被折磨得伤痕累累的林青，昂首挺胸，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出卖国家民族的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国民党军警为了封住林青的口，便惨无人道地用刺刀戳穿他的双腮卡住他的牙关，使他鲜血直流不能说话。林青大义凛然，壮烈牺牲，时年仅24岁。

秦天真,又名鼎钟，在贵阳省立一中求学期间任“贵州学生抗日救国团”主席团主席，高中毕业回到毕节任中小学教员。

1933年冬，缪正元、林青从上海回到毕节，同秦天真一起组织了上百人的“草原艺术研究社”进行进步活动，宣传抗日，团结进步师生反帝反封建，传播马列主义。1934年1月，林青、缪正元根据秦天真的要求和表现介绍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贵州地下党毕节第一个支部，林青任支书，缪、秦为成员。

1934年夏，缪正元、秦天真到贵阳后，以林青为主成立了“九人工作委员会”。秦天真在贵阳情况较熟，分管组织，积极培养反蒋抗日斗争的进步青年。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到达遵义，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省工委由3人组成，林青任书记，邓止戈、秦天真为委员。1935年春季，秦天真发展了一批在革命工作中合乎条件的人员入党，党的地方工作、军事工作向深度、广度推进。

1935年7月19日、20日两天，敌方抓捕了党员林青、刘茂隆(又名刘雪苇)等9人及党的外围组织的10余人，8月底省工委决定停止发展党员，整顿巩固组织，单线联系，隐蔽斗争，向农村转移，由秦天真暂时主持省工委的工作。

1936年5月秦天真去到都匀高言志那里，通过在贵阳抗日运动中有交往的龚泽霖在桂系中供职的关系，把秦天真(化名余汉生)介绍给贵州抗日救国军总司令阎崇阶，阎爱才，委秦天真任“贵州抗日救国军”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在该部干了半年，秦天真为找党组织离开了六寨到上海，找到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中组部长博古(秦邦宪)，向博古汇报贵州地下党的情况后，博古又介绍他们去延安向中央汇报，到延安的第二天，中央常委张闻天接见了秦天真，中组部决定秦天真到中央党校学习。

1938年2月中旬，根据贵州工作的需要，派秦天真回贵州工作，贵州省工委由邓止戈任书记，秦天真为委员。1938年3月至1940年4月，秦天真回到贵阳期间，经省工委决定，先后发展了党员，恢复建立了贵州的党组织，具体由秦天真办理，首先恢复了贵阳县委，秦天真兼贵阳县委书记。1939年4月省工委为培训党员骨干，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分别在晴隆、贵阳滥田坝、木头寨办了党员训练班。此外，在党的领导下，以党员为核心的文化工作开展得有起色。

1940年4月，根据南方局的决定，叫秦天真到南方局报到，7月秦天真到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秦天真调中央党校任第5支部书记。

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中央组织部决定调秦天真等去山东工作，6月国民党发动向解放区进攻的鲁南战役，秦天真被派去组织战区群众，接待部队，支援前线，为部队筹集粮食，发动群众做煎饼、腾房子、送茶水、补衣等。鲁南战役打了10多天取得了胜利，秦天真的后勤工作完成较好。鲁南战役胜利后，开展土改工作。秦天真接受任务后带领一批干部到曲阜工作。土改中有的农民想分“三孔”，秦天真作了动员说服工作，土地分给了农民，农民通情达理不分“三孔”了。秦天真得到了上级的通报表扬。

1948年11月6日，中央军委发起了淮海战役，张国华部队作战的几个县，由秦天真参加支前的领导工作，他深入发动群众，带领当地群众保证了部队的粮食供给以及运送伤病员等工作，受到野战军总部的表扬，随后调任十八军张国华部的民运部长。秦天真组织民运部的全体人员，超在部队之前征粮，他们发动群众查找大地主私藏的粮食，又经群众加工成米，摆在部队过的路边，由战士装入米袋前行，一地粮食解决后，又超部队之前在另一地筹粮，保证了部队的供给，促进十八军乘胜前进。

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后，22日成立贵阳市军管会，苏振华省委书记任主任，秦天真为委员兼市政接管部长，经二野军令、周总理签署，政务院任命秦天真任贵阳市长。1950年2月6日，贵阳市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秦天真当选为主席。1951年5月在第三次人民代表会上秦天真当选为贵阳市长。在省委的领导下，秦天真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坚决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巩固新生的政权，对贵阳市的这段工作打开了局面，奠下了工作基础。

1950年秋，秦天真担任禁毒委员会主任委员，布置清缴，收缴了鸦片、吗啡5万多两和大批烟具进行烧毁，对2名烟犯头目枪决。市政府还采取措施，取缔妓院，处理抗拒的鸨母，对妓女进行改造、医治，引导劳动就业。

贵阳市解放时仅20多万人，不到5千户，粮食产量不足，工业落后，失业工人1万多，闲散居民5万多，秦天真感到担子重，竭尽全力抓恢复生产，重建国民经济。在农村抓农业生产、进行五大任务、土地改革的工作。到1952年国营商业、私营工商业均增长较快，五大任务、土地改革完成，农业生产显著增长，国民经济有效恢复和发展。改革了中华路干线，治理贯城河、兴建黔灵湖，建设延安路，开通了公共汽车。

秦天真在任贵阳市委书记、市长6年多的期间，为开展贵阳市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为贵阳市后来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6年6月，因受刘雪苇案的牵连，秦天真被免去贵阳市委书记、市长的职务。后来调任省建委主任、省交通办公室主任、省铁路筑路委员会主任。秦天真为工作出发含冤中承担了贵州的铁路建设、施工等工作。1958年3月19日调秦天真任筹建工学院筹委会主任，以贵医旧址为临时校址，同时在蔡家关建设新校址，师资等学校人员在筹建中备齐，保证了按时开学上课，这时秦天真又经省人委任命为工学院院长，11月省委批准秦天真任中共工学院委员会书记。1960年省委决定秦天真任院长。1964年底，秦天真调职，任命为省文献办公室主任。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省委决定对秦天真隔离审查。1980年9月，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查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从政治上平反，使因这一错案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同志包括刘雪苇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名誉，受刘雪苇而牵连的秦天真同时也平了反，长达24年之冤总算澄清了。

1973年3月，省委决定秦天真任省科教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11月省政协召开第四届委员会，秦天真当选为省政协常务副主席。1979年5月经中央批准秦天真增补为省革委副主任。1980年1月在省第五届人代会第二次会议上秦天真当选为副省长。1983年8月中共贵州省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省顾问委员会，秦天真当选常委、副主任。在这段任职期间，秦天真尽职敬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指示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对贵州地下党、游击队政策的落实，秦天真是当事人、领导人，为此他实事求是站出来说话出证，如贵州地下党第一支武装的领导人范敬章的党籍、活动，他写了证明得以落实。到1984年，恢复地下党员党籍的有几百人，认定几千人为游击队员的革命身份，追认300多人为革命烈士。

1981年初省委根据中央关于征集、整理党史资料，研究党史的指示，委托徐健生、秦天真牵头，8月省委正式行文决定，党史研究委员会徐健生任主任、秦天真等3人为副主任，秦天真主持日常工作，后来又任领导小组顾问。全省各级的党史工作，在建立组织机构，安排好人员的基础上很快就开展起来，并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在开展党史工作的同时，省政府又建立了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秦天真被任命为编委会第一任主任，在秦天真的领导下，全省的新方志工作很快就展开，经几年的时间各级新方志纷纷出版，修志工作日新月异地向前推进。他在1985年4月离休，离休后仍关心党史和地方志的工作。

秦天真于1998年9月在贵阳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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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党史人物--李达先进事迹

在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中，有位典型的学者型人物，他就是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李达。虽然后来他一度脱党，却经毛亲自批准再度回到组织里来，并成为一个没有预备期的“特殊”党员。李达，字永锡，号鹤鸣，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冷水滩市）人。生于1890年，1911年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校读书。1913年赴日本留学，后因病回国。1917年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后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理科，并在那里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回国后，他与陈独秀、陈望道等人共同发起在上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并代理小组书记。他主编了《共产党》理论月刊，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1921年7月在上海望志路106号那间有特殊意义的屋子中，作为上海小组的代表，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分工负责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后又担任上海平民女校业务主任（校长），主编《新时代》杂志，是中共党内早期的理论家和宣传鼓动家。1922年7月，中共“二大”后，李达与陈独秀的矛盾日益尖锐，并辞去了中央局宣传主任。翌年因在建党和发展党等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他脱离党组织，回湖南从事教育启蒙。此间他仍和中共党内的旧友保持着关系，并配合着做些革命的宣传工作。1927年，长沙发生反共“马日事变”后，李达又去上海的法政大学和暨南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中国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等处任教授、系主任。在此期间，李达虽在党组织之外，在思想上仍坚信共产主义，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辍，他的著作成为毛和其他许多革命者学习研究哲学的重要书籍。1949年，李达利用他的声望参加并策动湖南和平起义。同年他应中共中央电邀北上入京，见到阔别已久的老友兼同乡毛，并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党的创始人，脱党后又回到党内，一个画了近30年的圈终于圆满。新中国成立后，李达担任过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等校的校长、一级教授，以及中国哲学会第一任会长等职务。1966年夏，在武汉大学校长任上受到点名批判，8月24日在病痛交加中含冤去世。一个革命的政党，必须有一个革命的理论作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紧随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当时只有极少数赴日本的留学生接触过一点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还不是原著），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几乎是与党的建立同时进行，理论准备非常不足。在这种近乎于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条件下，非常需要专门从事革命理论研究和宣传的大师。李达与相约建党的李大钊、陈独秀以及董必武、周恩来等人相似，都曾留学日本，并最早接触了马列主义，不过这些人建党后都以主要精力从事党务和社会活动，只有李达能专心于理论，并且成果斐然。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李达与其说是个政治家，还不如说是个学问家，这从他在党的“一大”中所处的地位便可见端倪。在“一大”上，党纲还是由国际代表起草，不过李达已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当时因党员只有五十几个，各地组织尚未健全，因此只选出了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的领导机构。李达之所以当选，与他进行会议筹备有关，更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超过其他代表。1922年7月，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李达的寓所召开“二大”，大会通过了许多重要文件，恰恰是出自李达之手。后来李达到大学当专职教授，在北平等地教育界颇有影响。他虽操一口湖南乡音，语言却简洁流畅，学识渊博，在课堂上常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讲述马克思主义。因为他当时不是党员，常被圈内的进步师生们称誉为“带翅膀的”（以“飞”喻“非”）布尔什维克红色教授。李达虽因意气用事一度脱党，埋头于书斋却使他对革命理论的研究具备了独有的超脱条件。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托人将新出版的哲学书送给老友润之，毛得到后如获至宝，当成撰写自己哲学著作的重要参考资料。应该说，《毛选集》中的雄文虽然主要是对党的第一线斗争实践的总结，也汇聚了李达在学术研究中的成果，是各方面集体智慧的结晶。李达是典型的学者型人物，爱坦率地表明观点，不喜欢随声附和，话不投机往往拂袖而去。他同陈独秀闹翻，进而脱党，与此不无关系。他组织上脱党后，党内旧友仍与之长期保持着联系。1947年秋天，毛、周恩来曾几次邀请李达去解放区，因他健康状况不好而未成行。1948年底，全国革命胜利在即，李达身体康复，地下党转来一封信函———“吾兄为我公司发起人之一，现本公司生意兴隆，望吾兄速来加入经营。”看到此信，他心情无比激动，当年的润之老友还在挂念着自己这个“发起人”。他转道香港经天津到达北平后，与准备参加新政协的代表们住在一起，中共中央特派一辆专车把身穿蓝布长袍和布鞋的李达单独接到香山。5月18日晚，毛、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一同向他询问了湖南情况，随后毛单独留他话旧。毛和李达不仅都是“一大”代表，而且早年就很熟悉。毛早年在以“湖南亚高学府”而驰名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李达就曾担任该校的教师。在故友重逢后的长谈中，李达表示要重新加入到党的行列里来。毛说：“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以后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很多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党是了解你的。”毛当夜留李达在自己的床上休息，本人坐在桌前批阅了一夜的文件。接着，党中央郑重地为李达举行了入党仪式，毛做他的历史证明人，刘少奇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并且经中共中央特许，没有预备期。李达非常尊重和敬佩毛，无论是在领袖才能还是学识上，都视为难得的人生知己。本来，毛要留他在北京参加中央的工作，李达却觉得不一定能适应机关环境，还不如继续从事自己所热爱的对哲学的研究和教育工作，于是仍在湖南、武汉等一些大学担任校长和教授。他与毛是诤友，不为贤者讳，不为尊者隐，甚至直言批评过毛。毛于1950年底发表了哲学著作《实践论》，李达很快买来认真研读，他由衷地赞叹毛的哲学才华，并写出了《〈实践论〉的学习提纲》等一系列文章，在高度赞扬的同时，他认为《实践论》中的一段话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有失公允。为此，他直言不讳地在信中提出。毛接信后反复推敲，又找了一些近代史的研究专家共同探讨，随后亲自给李达写回信，肯定了李达的观点，答应在出选集时一定加以修改。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李达见到南巡的毛，两位老友发生了一次激烈争执。李达痛心地指出，当时吹嘘的高指标是唯心主义的产物，并当面对毛说：你发烧四十度，下面就会发烧四十一度、四十二度。然而，真理的火炬往往烧伤那些举烛者的手。在“文革”前夕，李达再次指出“顶峰论”违反辩证法。毛当时虽不同意李达的意见，却在南巡时还问起这位老友，得知其亡故后叹息不已，1969年召开“九大”时还专门提起此事。

第四篇：党史人物--陈独秀先进事迹

一代宗师，仲甫先生；科学民主，二旗高擎。南陈北李，建党丰功；晚年颓唐，浩叹由衷。昔毛主席“七大”评价，功过分明。“五四运动总司令”、“创造了党”，两语千钧，可为墓铭。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陈独秀曾是毁誉相参的人物。不过他确是近代新文化运动的旗帜，被毛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建党之初，他又是国内一代先驱的启蒙者，追溯中共的建党不能不提及陈独秀。陈独秀原名庆同，字仲甫，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陈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得到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1914年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有人讥讽为自大，其实此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陈独秀一生用过的名字，据查考有38个之多。在报刊上曾用“三爱”、“仲甫”、“只眼”、“实庵”、“致中”等。签发中共中央文件，常用“T·S·chen”。党内同志谈话常称呼为“老先生”、“老头子”，或在党内文件中干脆简称一个“老”字。陈独秀少年时便痛恨八股，为敷衍母亲而去应考，却高中第一名秀才。进入20世纪后，陈独秀作为第一代赴日留学生，于1901年自费进入东京专门学校，即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不久又进成城学校，即日本士官学校预备科。回国后，陈独秀在上海、安徽等地参加反清革命运动，并创办民俗报刊，在当地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后办《新青年》杂志名扬全国。蔡元培闻其大名，特聘他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上任以后并不开课，而是专心致力于文科改革，国内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陈独秀在箭杆胡同9号的寓所成立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1919年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大力鼓动，被师生视为领袖，曾一度被捕。出狱后他在思想上转向共产主义，前往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共产党发起组的前身。1921年中共召开“一大”时，正是由上海组织发起并通知各地代表到会。尽管陈独秀因受聘广东省教育厅长（后不到职）没有出席大会，只派包惠僧代表他参加，在缺席情况下被推举为中央书记。“一大”闭幕后，陈独秀遂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陈独秀投身革命后，放弃了还算殷实的家产。在北大他月薪300块大洋。专职任党的领导后，就靠组织上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贴和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维持生活，有时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作为反对封建传统的先锋者陈独秀，不幸在身上也烙印着旧遗风影响。他在总书记任上以家长自居，视其他同志为小辈，遇不同意见动辄拍桌子、砸茶碗。由于长期居于上海书斋而不到斗争第一线，思想也逐渐落伍。1927年在国民党发动反共的“四·一二”屠杀前后，陈独秀面对危机领导无方，党内同志群起反对其右倾错误，他便于7月中旬辞职隐居。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新的负责人出于对陈独秀的尊重，生活津贴和配给秘书等都保持不变，为他的安全还在上海找了秘密寓所。然而陈独秀却对中国革命日益悲观，认为红军和土地革命均无前途，于1929年又联合国际上的托洛斯基派，在党内另建取消派组织。面对这种分裂党的行动，中央开除了陈独秀的党籍。实践的检验很快证明，陈独秀的政治主张完全错误，他的组织也很快散伙，本人也被国民党抓捕。1937年抗战开始，陈独秀出狱后曾说想去延安，毛也怀念旧谊表示欢迎。不过党毕竟要讲政治原则，中共中央提出了恢复党籍的两项条件，即承认当年分裂党和组织托派的错误，并拥护党的路线。陈独秀则带着傲气回答：“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承认错误，则碍难从命。”随后又加上王明、康生等人阻挠，陈独秀最终还是未能回党。此后他蛰居四川，在贫病交迫中钻研文字学，撰述《小学识字教本》，1942年病逝于江津。从1921年7月的中国共产党“一大”，直至“五大”，陈独秀都是最高领导人，先后有书记、委员长、总书记的职务之称。过去有的书中说这是由于党尚处于幼年的不成熟选择，此种解释之荒谬可笑，等于说二十年代的中国革命精英们都是幼稚到贤愚不辨的人。尽管陈独秀后来有严重错误，当初却是党的第一代同志都敬仰的革命宗师，最高领导之职非他莫属。陈独秀到日本学习，对占统治地位的军国主义极为反感，接受的是西方传来的民主思想。回国后他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恰恰是以民主、科学为大旗，向统治了中国千年的专制、迷信开战，使一代青年从封建伦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是中国最先进思想的代表，与中共建党时的其他领导人大都是师生关系。不过由此也滋长了一种负面结果，那就是造成党内家长制，陈独秀以自傲和自我封闭落后于革命潮流，最终陷入歧途未能自拔。这当然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个人，也是社会历史的积淀使然。人在社会潮流中，不进则退，党内历史人物的命运也昭示了这一点。1945年在“七大”预备会上，毛客观地评价了陈独秀，称他“做了启蒙工作，创造了党”。1953年毛乘军舰沿长江东下经过安庆时，专门向当地负责人询问起陈独秀在故乡的遗属，并指示要给予生活照顾。尊重历史的人讲起中国共产党成立，确不能忘记这位“创造了党”的人！陈独秀学识渊博，懂日、英、法三种文字，工宋诗，写隶书，旧学有根底，新学造诣尤深。他和胡适等参考日文、英文的标点，为现代汉语确定了一整套标点符号（古汉语不用标点，断句极难）。陈独秀一生影响最大的活动，是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这本每期编辑费和稿费总共不超过200块大洋的杂志，却喻示着一个崭新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在创刊号上，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大文豪鲁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曾得力于陈独秀和《新青年》，鲁迅的第一部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便在此刊上登出。据毛向斯诺回忆，是《新青年》改变了他的人生取向。毛还认为，在北京时他受陈独秀的影响最大。陈独秀以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在当时受到全国进步青年的敬仰。1920年8月，《新青年》从第八卷开始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翌年休刊。陈独秀与家乡的发妻高晓岚共育三子，长子延年，次子乔年，三子松年。高晓岚长陈独秀3岁，目不识丁，陈独秀为办学想从家中拿钱，夫人坚决不肯，两人争吵乃至分居。后来，陈独秀爱上了“思想新颖”且有文化的妻妹高君曼。延年、乔年稍长成，被陈独秀接到上海，却寄宿在《新青年》发行厅的地板上，白天在外做工谋生，面黄肌瘦。既是姨又是后妈的高君曼见此情景常落泪，想让两个孩子在家里食宿。陈独秀却说：“妇人之仁，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创前途。”此后延年、乔年都进入震旦大学读书，陈独秀每月只支付每人5元的生活费。兄弟二人在父亲的熏陶与严格管教下，很早便自立，又去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一起组织中共旅法组织。回国后兄弟二人都成为中央委员，陈延年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乔年曾任北方区委组织部长。在党的会议上父子三人以“同志”相称而不论父子情。党的第一代普遍称颂陈延年，他工作极刻苦，顾不上成家，一副工人打扮，吃住都能与人力车夫打成一片。在政治上他有敏锐的洞察力，认为“老头子”右倾。1927年6月和翌年2月，延年、乔年先后在被捕后不屈就义，为父终生伤感。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想拉陈独秀出来任职，得到的回答是：“蒋介石杀了我那么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

第五篇：党史人物--任弼时先进事迹

中国共产党创建几个月后，就有一位不满十七岁的青年成为党员。此后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奋斗三十年，并在四十年代与毛、刘、周、朱并列，成为领导全党的“五大书记”之一，这就是任弼时。他虽英年早逝，其精神却在党内影响至深。任弼时，原名二南，1904年出生与湖南湘阴县一个贫苦教员之家。5岁就随父亲读书，7岁入明德小学，12岁去长沙考入师范附属高小，后入长郡中学，在校内受五四运动影响，积极参加游行宣传等爱国活动。1920年，他因家境困难无法继续学业，联系旅法勤工俭学未成，便加入毛、何叔衡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准备去那里勤工俭学。经研究会介绍，他到上海参加俄语学习班，在那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1921年春，任弼时与刘少奇等一同赴苏俄。他们通过赤白军交战的火线，历经种种艰辛到达莫斯科，进入培养革命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大学。1922年初，任弼时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秋回国。此时，苏俄局势艰难，开始他一天只能领到200克黑面包，却忍饥刻苦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回国后他到上海，在共青团中央工作，因张太雷长期离职，两年间由他代理中央书记。当时他才二十来岁，却敢于向党中央领导陈独秀提意见，有一次气得陈独秀把他的意见书当面撕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同志深感他与陈独秀争论时的观点正确。“八七会议”上他被选入政治局，成为党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随后四年间，他一直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任弼时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因缺乏经验犯过“左”的错误，后来通过实践又在工作中大力纠“左”。1933年，任弼时奉派湘赣边区，在长征中是红六军团和后来的红二方面军的最高政治领导人。1937年秋，任弼时随八路军总部东进抗日前线，在政治方面负总责，翌年春又作为中共代表赴莫斯科争取国际支持。194o年，他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从人事安排到谁吃大灶、中灶、小灶都要管。由于处理问题周到，待同志和蔼可亲，被称为“党内的老妈妈”。1945年，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时，任弼时任大会秘书长。会后，他与毛、刘、周、朱并列为中央五大书记。1947年春，他拖着病体与毛、周恩来转战陕北并担任中央支队司令员。行军每到一处，他都要亲自安排住房，布置警卫，组织物资供应，还参与决策研究。时称他是中央队伍中身体最差的一人，又是最忙的一人。1948年春，中央进入河北西柏坡。任弼时的血压很高，心律又严重不齐，却仍时时支撑着协助周恩来工作，协调各战略区的物资调配和后勤支援。1949年3月，他随中央进入北京，主持召开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赴苏联治疗。1950年4月回国后，他没按医嘱休息，立即投入工作。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第二天，即10月26日晚，他长时间研究战局并思考对策，病情突然恶化，次日去世。叶剑英在追悼他时这样评价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走着漫长的艰苦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党员中，任弼时是出身“青年团”的年轻的老革命家，后来又一直以刻苦坚韧著称。这位有着“骆驼”性格的坚强战士，少年时期身处思想活跃却生产水平相对落后的湘境，决定“毕业之后，欲志于工业”，走工业救国之路。这一愿望固然是好的，然而他成年后看到——若腐朽的社会制度不改变，兴办工业以强国并无可能。从而走出国门，到苏俄寻求真理，最后走上了终生革命的道路。中国革命之所以艰难，不仅由于外部敌人强大，同时也在于内部消极因素众多。任弼时在党内之所以长期受到普遍敬重，在于他勇于同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这种斗争又不是过“左”地整人，而是抱着帮助同志、治病救人的态度。任弼时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一直坚定地支持毛。1938年赴莫斯科时，他向共产国际强调“毛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这对当时的共产国际表态支持确立毛的领导地位起过重要作用。但是，他又不因此询私情，对江青一直坚持原则，不给特殊照顾，康生一类人对他一直是敬畏交织。任弼时能严格要求别人，恰恰在于自己一身正气，只讲奉献不求索取，正如古语所说：“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更令不从。”两次被捕受严刑，第一次受到头顶窑块、膝跪铁链和“老虎凳”等酷刑；第二次电刑在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大革命失败后，任弼时长期担负着到各地恢复党的地下组织的危险工作。1928年末，他作为中央巡视员到安徽接头时被捕，国民党当局却未搞清他的身份。在押解途中，他巧妙地把被捕消息和预定的假口供托人带给在上海的妻子陈琼英，以便配合组织营救。审讯时，他受到头顶窑块、膝跪铁链和“老虎凳”等酷刑，却咬定编出来的假身份。敌特按他所说到上海查对，因组织上已有安排，未露破绽，三个月后获释。1929年未，他在上海主持江苏省委工作时，又被租界当局逮捕。他乘巡捕不注意，吞掉了身上的文件，只被搜出一张月票，而票面上写的使用人住处已是火灾中烧掉的房子，无从查对。外国警探怀疑有假，便使用电刑，竟在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任弼肘苏醒后仍坚不吐实，这种顽强态度使捕房更感到他像共产党，继续关押拷打。幸亏周恩来领导的特科通过关系营救，才使他获释。此后多年，他经常感到头晕和身体虚弱，加上日夜劳累、血压高，看东西时常眼花。长征时，他领导红二万面军，年仅三十出头，可是干部战士们从外貌看多以为他已有五十岁。任弼时也经常向身边的人表示，自己活不长，所以抓紧时间工作。任弼时担任中央秘书长时，正值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号召军民开展大生产，任弼时以身作则，并向三五九旅的王震旅长要了一部纺车。他在工作之余，就像村妇一样盘腿而坐，练习纺线，成绩提高很快。1943年，他参加中央机关在杨家岭举行的军民纺线比赛，获得了第一名。中央机关的同志说起任弼时，都认为他一向正派公道，在原则上从不让步。一次，江青买了些不该买的东西要求中央特会科报销，并耍泼大吵大闹。任弼时支持管财务的同志坚决顶住，江青在闹到掀翻了桌子，最后由识大体的毛岸英过来收拾了房间。毛得知后，对任弼时的这种态度表示赞同。江青却长期怀恨在心，直到‘文革”期间还对任弼时的家属进行迫害。1947年，贺龙曾感慨地说过：康生是外向人物，要名誉、要地位，花里胡哨；任弼时是内向人物，他是向内发展的，即在自己身上多下工夫，提高思想认识，加强修养。贺龙的这段话，反映了当时的干部们普遍厌恶康生这种人，而对任弼时则由衷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