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党史小故事
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
----结合总书记教师节母校讲话浅谈我的理解
大家可能知道的更多的是总书记在教师节和北师大师生座谈的有关讲话内容，其实在讲话之前，当日一大早习近平总书记先来到的是他的母校，海淀区北京市八一学校,这件事就显得有些鲜为人知了。在八一学校座谈会上，八一学校校长沈军在发言时说，欢迎首长回到母校。习近平说：“到这儿就没有首长了，都是学生。”看完这句话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习总书记是一位懂得感恩，平易近人，同时又谦虚大方的人。八一学校几位退休老教师如今已是古稀之年，今天他们高兴地见到了当年教过的学生——习近平。师生见面分外激动。习近平说，看到各位老师精神这么好，我心里特别高兴。当年老师对我们要求十分严厉，现在回想起来，终生受益。一位老师对总书记说：“您给人民带来了幸福。”习近平答道：“是老师培养了我们。”他还多次说，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好老师是民族的希望。
虽然几位退休老教师已经年逾古稀，回忆起儿时的习近平依然历历在目。我们来一起听一听总书记的老师对他说的话，看看在老师眼里，我们的习总书记是怎样的一个人：
原小学语文老师田潞英：没变没变，还是小时候那样，就是那么厚道，那么老实.原初中语文老师陈秋影：有的小男孩大喊大叫，就是下了课一会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但是他总是很稳重，从来都是很平和很朴实。
校长沈军：本来呢，我是准备了很多的这种讲解的解说词，想带领总书记回忆起他当年在学校的生活。但是呢，一旦总书记走到这个画面之前呢，如数家珍地指出，这是一年级二年级住的，这个校门后面应该土山有一堆，我作为一个讲解员的这个身份，完全被总书记替代了。
更让沈校长吃惊的是，总书记翻看自己小学班级学籍档案后的深情回忆。
北京市八一学校校长沈军：我们这样一个本子他从来没见过，但是他居然绝大多数同学的名字他都能叫上来，并且也能够简单地说一下和这些孩子共同生活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说他的这个记忆力真的是超强的。
对母校深切的情感，源于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总书记用多年来的实际行动传承着这一美德。
原小学语文老师田潞英：每年给我寄贺年卡，很感动。
原初中语文老师陈秋影：得知我脚伤了，于是就约了几个同学，到家里来看我。
北京市八一学校老师王建稳：他看到前面坐的老教师的时候，亲切地俯身向她们问候，当时那个场面，真的让我热泪盈眶，特别感动，其实这是对尊师重教的一种身体力行的一种倡导。
母校带给习近平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受益一生的价值观和自主学习的能力，所以总书记认为基础教育阶段对于每个孩子是至关重要的，他对学校开展素质教育的情况非常关心。正如我的题目---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母校老师的一言一行，一字一句，都深深的影响了总书记，在总书记的心里种下了小小的火焰。总书记9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与师生座谈时说“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运；一颗丹心，一生秉烛铸民魂。”今天的学生就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广大教师就是打造这支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这是总书记对全体教师提出的要求。总书记的要求提得很深刻，富有人文精神，非常亲切、容易接受。
老师自古就被称为“智者”。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好老师的形象。好老师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教学管理实践中、在教育改革发展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做好老师，是每一个老师应该认真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也是每一个老师的理想和追求。我想，好老师没有统一的模式，可以各有千秋、各显身手，但有一些共同的、必不可少的特质。借用习总书记的话来做个归纳：
第二篇：党史小故事
《党史小故事——康克清奶奶认错》读后感
今天，我读了《康克清奶奶认错》这个小故事。故事讲述的是朱德爷爷喜欢哲学，尤其爱讲辩证唯物论，那些深奥的道理，到了朱爷爷他老人家嘴里，那可真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啊。广大学员听了他的课以后，都激动的说：“原来唯物主意，辩证法这么简单啊。”他们本来以为有多难呢！都是朱爷爷讲的好。
有一次朱爷爷在给学员们上《党的建设这一课》，课堂上有的学员们都递纸条给朱爷爷，希望他能讲些有关国际形势以及我党和国民党的最新关系。朱爷爷答应了。可是一打开国际行事这个话匣子，就刹不住了，同学们听的津津有味，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度过，转眼快下课了。可是党的建设还有一小部分没有讲完呢，朱爷爷为了压缩时间，拿起了讲义，准备直接读过去。这时候康克清奶奶站起来向朱爷爷开了一“炮”。康克清奶奶就是朱爷爷的老板啊。
只见康克清奶奶气呼呼的向朱爷爷嚷了起来：“讲课不能照稿子念，照稿子念，谁不会？我也会念。”当时同学们制止了康奶奶。“请让老师先讲下去。”几天以后，党支部会议上，同学们批评了康奶奶的作法。
康克清奶奶虚心接受了大家的批评，表示以后一定会注意。从这里我深刻体会到在给别人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时候，要注意看一看时间对不对，环境适合不适合。如果在你说话的时候，别人打断你的思路。我想换了你，你一定也会不高兴的，就算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你也会不开心的，是吧？ 对于康克清奶奶我们也要学习她这种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虚怀若谷的高尚的共产主义情操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高尚的品德。
第三篇：党史小故事
党史小故事
一天，毛主席向周总理和**提了一个问题：“你们怎样才能使猫吃辣椒？”
**首先说：“那还不容易，你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猫嘴里，然后用筷子捅下去。”对于这种解决方法，毛主席摆了摆手说：“每件事应当自觉自愿的。”
周总理回答说：“我首先让猫饿三天，然后，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猫非常饿的话，它会囫囵吞枣般地全吞下去。”毛主席不赞成这种手法。
那么，毛主席的策略是什么呢?毛主席笑着说：“这很容易，你可以把辣椒擦在猫屁股上，当它感到火辣辣的时候，它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样做而感到兴奋不已。”
朱德的扁担
1928年，朱德同志带领一支红军队伍到井冈山跟毛主席会师。山上是红军，山下不远就是敌人。
井冈山上出产粮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粮。从井冈山上到茅坪，来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难走。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
朱德同志也跟战士们一块儿去挑粮。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满满的一担粮食，跟大家一块儿爬山。白天挑粮，晚上还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样跟敌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同志又找来了一根扁担，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大字。大家见了，越发敬爱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
第四篇：党史故事
关于党群关系有哪些比喻
来源：北京日报 发布时间：2014-07-07 10:15
先生与学生的关系
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训‚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是该校校友毛泽东亲自审定并题写的。1941年3、4月间，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指出:‚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加以重申：‚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对于我党来说，这不仅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无数事实证明，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是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根本路径。
土地与种子的关系
1945年10月，毛泽东结束重庆谈判回到延安，面对严峻的革命形势，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将延安大量党员干部调往前方，以备战争所需。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毛泽东把共产 1
党人比作种子，把人民比作土地，一方面说明，党要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首先是要使人民了解自己，将自己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坚定立场在革命实践中体现出来，使每名党的干部成为党领导的革命的种子；另一方面也说明，共产党人只有紧紧依靠人民，臵身于人民中间，才能使中国革命不断发展壮大直至胜利。
父母与儿女的关系
1946年秋冬之交，朱德在感谢各界代表庆祝其六十大寿的答词中说：‚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所有农民的儿子都是要革命的，那时不成功是摸不到路，后来找到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邓小平则直抒胸臆：‚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朱老总和邓小平以其切身经历诠释了党群关系。承续这一血脉关系，才使我们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才能真正唤起党对人民群众的赤子之心，坚守群众路线这条‚执政生命线‛。
孺子与牛的关系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诗出自我国伟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自嘲》。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 2
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正式将孺子和牛的关系比照为党群关系。
主人与公仆的关系
1944年底，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发表的《1945年的任务》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1959年10月，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召开的由各条战线劳动模范参加的‚群英会‛上，国家主席刘少奇对掏粪工人时传祥说：‚我们在党的领导下，都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你掏大粪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的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国家主席与清洁工人的共同定位，成为我党历史上的一段佳话。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规定：‚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自此，我党开始以党内法规的形式明确党群之间的这一关系。
血与肉的关系
1951年3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最早将党群关系比作血肉关系，指出：‚我们的党在下层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不可如同林彪、‚四人帮‛一样，‚踢开久经考验并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这是改 3
革开放后党群血肉联系的提法重新走进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以后逐渐成为中央文件、中央领导讲话中关于党群关系使用频率最高的规范表述。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党一以贯之的思想，更是党群关系的核心内容。
工具与使用者的关系
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他说：‚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党是群众的工具，而群众则是这一工具的使用者。无论作为革命党还是执政党，我们党作为人民的工具这一根本性质始终没有发生改变。为什么把我们党确认为群众的工具？邓小平后来指出：‚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可见，我们党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工具性，在于它是人民群众实现自身利益的手段，这也是党员领导干部自身的价值体现。
鱼和水的关系
唐朝初年，魏征在上唐太宗疏中说：‚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1941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当天下午一个炸雷将延川县代县长劈死。噩耗传开，一个农民逢人 4
就大发牢骚与诅咒。面对这样的咒骂，毛泽东后来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鉴于此，后来在延安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专门强调：‚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永远也离不开水！‛1957年7月，毛泽东再次强调：‚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这里，毛泽东把党群关系上升到了事关社会主义成败的高度来看待。（范登生 田侠）
周恩来为醉酒违纪作检讨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发布时间：2014-05-06 08:00
周恩来善饮是党内知名的，但他自律甚严，饮酒很有节制，喝醉酒的时候很少。然而邓颖超回忆周恩来在重庆醉酒晚归的事，说来却饶有趣味。
有一次，周恩来去参加苏联大使馆的宴会，过了晚上12点还没有回曾家岩50号周公馆。当时规定，凡出门的人，晚上12点前必须回来，没有回来就可能出事。大家非常担心，派人在门口等了又等。后来车回来了。警卫人员说他在车上就睡着了。原来他喝醉了。
那天晚上，对周恩来一贯体贴照顾的邓颖超发了脾气：‚他 5
喝多了，醉了，就让他在车上睡着吧！‛同志们说这怎么行，大家还是扶着他进来了。
第二天，邓颖超又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周恩来向她检讨说，当时听到苏军在对德作战中取得一次重大胜利的好消息，苏联同志不断和他干杯，他也高兴，就喝多了，保证以后决不再犯。随后，他又在党的生活会上态度诚恳地专门作了检讨。
一般人可能会说，不就是醉酒晚归，至于这样吗？是的，醉酒晚归对普通人而言，当然是生活小事，而对重庆时期的共产党人，确属危险之举。
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共防范极严，中共驻重庆的公开机关和工作人员都是其秘密监视、侦查以至抓捕的对象。军统、中统、军委会、重庆市警察局和宪兵司令部等大批军警宪特机关、数百名特务日夜不息地进行着公开、秘密的破坏活动。
周公馆、红岩村就是特务机关监控的核心地点。周公馆租用了曾家岩50号第1、第3层，国民党官员就居住在第2层；在周公馆巷子口，特务冒充小商小贩和茶客酒客定点监视，跟踪盯梢；进出周公馆的信件每件必查，特务常常扣押信件、甚至抓捕向周公馆写信的人；周恩来牌号1247的39型雪佛兰汽车一开出来，特务就用人海战术，守在各个路口监视动向，只要车一停，就能看到特务在附近伸手看表记时间，抬头望门牌；电话通讯由军统局专门单位监控，记录录音（《红岩屹立浓雾中——国民党特务对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监控活动》，《红岩春秋》2004年第1 6
期）；特务还运用偷拍、窃取及利用登记身份证的照片复印等方法，弄到中共公开工作人员整套的照片，以便特务辨识及用密语书写‚监视情报‛。皖南事变后，环境更加险恶，国民党特务甚至一度准备如果国共关系破裂，马上就把公开的和秘密的共产党员一网打尽，并拟好一个名单，放在毛人凤的桌子上，第一页上就有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等人的名字；特务甚至采取‚短促突击‛，秘密抓捕中共党员，企图短时间内以严刑拷打迫使被捕者叛变后再行派入原处潜伏……
因此，抗战期间，中共南方局文化组长徐冰受到军统特务沈醉的赤裸裸胁迫；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郑代巩受骗外出就餐后，被突然抓捕，严刑拷打；特务们还几次设计，企图秘密逮捕南方局工作人员祝华，迫其成为‚特情‛；中统特务甚至连八路军办事处车库旁摆小食摊的向世荣母子也不放过，秘捕之后，要求他们成为‚特情‛……如此‚团结抗战‛的氛围下，中共南方局所处的政治环境十分险恶，每一位同志都可能面临着生死考验。
为了应对这种险恶的斗争，南方局制定了一系列的保密措施和严格的纪律。如没有必要不外出，有事外出必须请假，必须两人或者三人同行，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返回，若到时不能返回，就要打电话报告，等等。周恩来同志关心每一位同志的安全，经常询问同志们有没有返回，发现有人未返回，就安排汽车、人员去查找、接送。
因此，此次周恩来晚归，触动了曾家岩同志们敏感的神经，更让邓颖超高度担心和紧张。周恩来和邓颖超一向律人严，律己更严。这对革命夫妻常常相互提醒，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周恩来这次看似极小的违纪行为，却受到邓颖超的严肃批评，他自己也主动反思，进行了严格的检讨。周恩来为醉酒晚归公开作检讨，这件事在曾家岩、红岩的年轻人中影响很大，大家都深受触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简奕）
共产党是如何打动陈嘉庚的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发布时间：2014-10-10 15:21
陈嘉庚从延安回到重庆，马上召开记者会，直截了当地告诉全国人民：延安让我‚如拨云雾见青天‛，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从此与国民党分道扬镳。陈嘉庚的转变重创了国民党的合法性，蒋介石大为震惊，深感耻辱。他一辈子也想不通：为什么陈嘉庚去了一趟延安，就变了一个人？共产党到底用什么‚买通‛他的？
对于政治家来说，吃饭也是政治。抗战时期，蒋介石、毛泽东先后请爱国侨领陈嘉庚吃饭，产生的严肃政治后果，连他们自己也没想到。
一
1940年春，旅居新加坡的爱国侨领陈嘉庚，带着南洋广大华侨的殷殷嘱托，率团回到祖国慰问抗日军民，第一站当然是战 8
时首都重庆。蒋介石十分重视，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做好接待工作，务必让客人满意。他这样要求是有原因的。
陈嘉庚是同盟会出身的爱国老华侨，整个厦门的集美学村就是他用一生的积蓄捐献的。抗战开始后，他作为‚南洋华侨总会‛主席，负责整个东南亚地区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工作。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广大侨胞每个月都向国内捐钱捐物，这都是他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因为当时的海外华侨大多生活在社会底层。
三年以来，广大华侨通过总会，共为祖国筹得约合4亿多国币的款项，物资无数。总会还在新加坡和重庆设立制药厂，挽救了许多抗日将士的生命。
抗战的生命线滇缅公路建成后，司机和修理工奇缺。陈嘉庚登高一呼，3000多名华侨青年挥别亲人，冒着敌人的炮火，日夜不停地抢运军需物资，许多年轻的生命就留在这条公路上。可以说，没有陈嘉庚和广大华侨，抗战的胜利肯定要推迟。
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精神，国民政府成立了阵容庞大的欢迎委员会，由中央宣传部、财政部、侨委会等20多个党政军重要部门组成。在财政极其拮据的情况下，列支了充足的接待资金，其中光宴请费用就达8万元——根据中国价格史资料推算，当时这笔钱能买800头牛！
这样，陈嘉庚在重庆的60多天里，正事没时间做，每天被迫在各种宴会中疲于奔命。国民党的高级干部无不以陪陈嘉庚吃饭为荣，美酒佳肴越是高级、越是罕见，越有面子。
但不管什么山珍海味，陈嘉庚一口也咽不下去。他知道钱是怎么来的，大敌当前的中国是多么缺钱。‚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竟是战时首都大小官员的常态，行政院长孔祥熙在办企业，为陈嘉庚服务的司机虚开汽油费发票，这些都让陈嘉庚反感和痛苦：这样的政府能领导全民共赴国难吗？民族复兴还有希望吗？
陈嘉庚再三恳求就此打住，对方认为这是客气话，不开宴会怎么表达感情？无奈，陈嘉庚不得不空中喊话，连续三天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罢宴声明，这在全世界也是少见的：
‚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望政府及民众实践节约，切勿消耗物力！‛
重庆让他感到窒息，‚绝无一项稍感满意，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到滇缅公路看望过他的子弟后，尽管蒋介石不高兴，陈嘉庚还是决定奔赴传说中的延安，看看偌大的中国是否真有净土。
二
1940年6月1日晚，毛泽东设宴款待陈嘉庚。
这次宴会是露天的，就设在毛泽东窑洞外。餐桌更特别，一张大桌面搭在破旧的小方桌上。桌面坑坑洼洼，铺了几张旧报纸遮丑，就在宾主相谈甚欢的时候，一阵风把报纸给吹跑了。吃的是毛泽东自家菜园子里种的大白菜、豆角，最讲究的是每人一碗鸡汤。
毛泽东恳请客人谅解，说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东西。至于鸡汤，10
毛泽东解释：这是邻居大娘家唯一的一只鸡，正下着蛋呢，她听说我贵客临门，悄悄宰了送来的。
陈嘉庚一听，差点落泪。这个山沟里的党的质朴廉洁，官民关系的水乳交融，还有上上下下饱满向上的精神状态，跟重庆的腐朽堕落截然不同，让他眼前一亮。
陈嘉庚悄悄对秘书张楚琨感慨说，蒋介石像皇帝，毛泽东像农民，‚得天下者，共产党也！‛张楚琨后来分析：‚延安之行是陈嘉庚一生的转折点和里程碑。‛
一回到重庆，精神焕发的陈嘉庚马上召开记者会，直截了当地告诉全国人民：延安让我‚如拨云雾见青天‛，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为我大中华民族庆幸！‛从此与国民党分道扬镳。后来，南洋华侨的捐献源源不绝地流向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其中包括中央领导层使用的福特轿车。
此前，因为国民党是‚正统‛，又值大敌当前，陈嘉庚一直是坚定的拥蒋派，真心诚意地宣传‚蒋委员长乃是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拥戴之唯一领袖‛，他是中国的未来。
陈嘉庚的转变重创了国民党的合法性，蒋介石大为震惊，深感耻辱。他一辈子也想不通：我对他那么好，他为什么打我的脸？为什么去了一趟延安，就变了一个人？共产党到底用什么‚买通‛他的？
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蒋介石当然不会明白，东拼西凑的一顿农家饭，怎么有如此功效。他不知道也不理解，11
共产党一个攻无不克的传家法宝，竟是艰苦奋斗的作风。艰苦奋斗中蕴含着丰厚的精神宝藏，蕴含着人心向背的密码，根本不能用物质来衡量。
岂止是蒋介石。随着时光的流逝，对艰苦奋斗的本质和价值，连我们自己也会模糊不清。
三
第一，艰苦奋斗的作风反映了共产党的本质。
毛泽东说，共产党的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的作风‛。人民大众判断一个政治力量到底是为自己服务、还是为人民服务，最直观的就看你是奢侈浪费、贪污腐败，还是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
不止陈嘉庚，从共产党的作风中认识共产党的，何止千万。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曾说，他过去不了解共产党，还挺怕的。上海解放那天早上，他发现解放军就睡在街道上。他动员战士们到院子里去休息，对方只是为伤员要了一壶热水。当时荣毅仁就明白了：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
像陈嘉庚一样，许多人也是从国民党腐朽不堪的做派中，对国民党彻底失望的，甚至包括一些‚坏人‛。
解放前夕，蒋介石的江湖兄弟杜月笙携全家取道香港，打算去法国定居。但是杜月笙一病不起，根本不可能长途旅行。家人建议就近去台湾，杜月笙不吭声，让女儿去汇丰银行取回一个小箱子，里面满满都是借条。在这些借条中，最少的一笔是5000 12
美元，最多的是500根金条，债务人统统是国民党的高级干部，个个有头有脸！
得人心者得天下，看似一个简单的政治常识，根本不需要什么高深理论阐释。但国民党之所以毫不在乎人民怎么看它，共产党之所以始终心存敬畏作风清新，差异来自‚我是谁‛、‚为了谁‛这个本质问题。本质决定作风，作风就是人心向背，所以‚作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第二，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
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在地球上是比较差的，却能生生不息、愈挫愈奋，不断发展壮大，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这是因为中华民族在漫长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不畏艰难、勤奋节俭的民族性格、价值取向，也就是艰苦奋斗精神。
艰苦奋斗精神的本质是奋发有为、百折不挠，它让人超越物质的制约，使主观能动性对客观世界产生巨大的反作用，从而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可以说，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今天，更不要说民族复兴。《周易》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这种精神的写照。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她的政治理想是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这种锐意进取、蓬勃向上的政治追求，完全契合中华民族的精神脉动。所以，艰苦奋斗不但是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取 13
向，人民拥护共产党，源于其在民族的沃土中植根至深。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火车头，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是共产党力量的源泉、前进的动力，二者浑然一体，不可分割。
经常有人这样理解艰苦奋斗：我们国家现在底子薄，不能奢侈浪费。言下之意，过去艰苦奋斗是物质条件逼的，物质丰富之后，艰苦奋斗就不重要了。如果这样理解，就把哲学层面的精神追求和党的浩然正气，贬低为低层次的经费问题。认识不清，行动就会有偏差。
陈嘉庚赠送的福特轿车运抵延安后，本来准备用作毛泽东的专车，但他坚决要求集体使用，这与物质匮乏不能说毫无关联。但进北京住进中南海里之后，毛泽东的睡衣上一直打着补丁。难道建国之后我们比延安时期还要困难，党的领袖竟穿不起一件好衣服？现在中国的GDP已经位列世界第二，不远的将来还会雄踞第一，党中央为什么还下大力气反腐败纠‚四风‛呢？
第三，艰苦奋斗契合现代政治文明，体现了党的现代性、先进性。
中西文化有许多差异，但都推崇勤俭节制。早在先秦的《尚书》中，中国人就提出‚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几乎所有的西方哲学家都认为，节制是人最大的美德。到了现代社会，克勤克俭的哲学思想由个体推及社会，成了国际社会的主流政治伦理，成了政治和政治家的共同戒律。
‚作风问题是腐败的温床‛，而挥霍浪费、贪污腐败消耗的 14
都是民众血汗，民众不可能拥护。所以世界上不论什么性质的政权，无论是真是假、能不能做到，对反腐倡廉这个‚政治正确‛都不敢造次，都乐意占据反腐败这个道德高地，不然就不会有《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看起来，人们要求政府节约的是财政支出，实际上需要节制的是权力。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腐败和浪费无休无止，与公共利益和人类政治文明格格不入，也使执政者失去合法性和统治基础。
重庆的挥金如土，暴露了他们的愚顽落伍、暮气沉沉；延安则坚定地站到人民一边，主动顺应和引领时代潮流，党的青春活力和精神魅力熠熠生辉。两相对照，陈嘉庚和全体中国人民一样，不可能有第二种选择。（习骅）
第五篇：党史故事
党史故事一
党的生日——7.1 1921年7月23日-3 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召开，而党的诞生纪念日是7月1日。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1日。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有：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陈潭秋、董必武、周佛海、陈公博，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了会议。在会议进行过程中，突然有法租界巡捕闯进了会场，会议被迫中断。于是，最后一天的会议，便转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艇上举行。经过讨论，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并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召开，而党的诞生纪念日是7月1日。为什么两者的时间不一致呢？为什么7月1日成了党的诞生纪念日呢？把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是毛泽东于1938年5月提出来的。当时，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当时在延安的曾经参加过一大的党的创始人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人。他们回忆一大是7月份召开的，但记不清楚确切的开会日期。因为缺乏档案材料，一时无法查证，所以就把7月1日确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最早见于中央文件是1941年6月。当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日四周年纪念指示》。《指示》说：“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把“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进行纪念的第一个文件。党的一大开幕日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由党史工作者考证清楚，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和考证成果，确定一大的召开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虽然党的诞生纪念日并不是党的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七一”这个光辉的节日已经深深地铭刻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它成为人们每年进行纪念的一个重要节日，也成为中国节日文化的一部分。
党史故事二：林彪丧魂：蒋介石、周恩来为何痛苦? 林彪落难温都尔汗，这个消息传到国内后，有一个人面对窗子，双肩抽动，不禁痛哭失声，而这个人的痛哭，使在场的人大惊失色。这个人就是周恩来!也许有人会问，周恩来和林彪不是分属两条路线、泾渭分明的人么？他们一个是党和国家的捍卫者，一个是企图篡党夺权的阴谋家么？其实，历史的纷纭复杂远不是人们想的那么简单。众所周知，林彪是毕业于黄埔四期的，而周恩来就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们之间是有师生之谊的；南昌起义的时候，林彪也算勇敢，后来跟着上了井冈山，虽然后来磨磨叽叽的总嚷嚷“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以至于毛泽东专门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长征的时候，林彪已成为了著名的“娃娃将军”，在遵义会议上，林彪对于毛泽东重返领导岗位投了至关重要的一票；北上抗日之后，林彪又打了振奋国人的第一个胜仗。平型关大捷，可惜不久就被打鬼子跑靶、打八路不用瞄准的友军一枪撂下马来去苏联养伤；日本投降后林彪纵横捭阖，从东北到平津一直横扫到海南全境，解放大半个中国。是将才也是帅才，难怪1955年授衔时如此小小年纪却在十大元帅里排行老三！周恩来的痛哭，是在为林彪惋惜吗？是在替林彪的两个身为早期革命家的兄长林育英和林育南表达失弟之痛吗？是在为林彪之死喜极而泣吗？是在为诸多开国将帅终有出头之日而欣慰吗？是在为路线斗争、权力斗争的残酷而感慨吗？是在为写在党章的第二号人物眨眼间灰飞烟灭而痛心吗？还是为国内频仍的政治路线斗争导致他心力交瘁的一个大发泄？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周恩来对当时在场的纪登奎等人说：“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的话戛然而止。此时此刻，心中思绪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周恩来闻到林彪死讯痛哭已经成为千古之谜。在蒋介石看来，林彪是一个不肖之徒，是一个有辱师门的叛逆，是“战争魔鬼”。特别是他的江山大部分是被这个学生给打下来的。所以蒋介石在东北战局日渐被动之后，面对杜聿明范汉杰郑洞国等诸多黄埔一期老大哥气得大吼：“林彪是四期的，而你们却都是一期的！一期打不过四期，老师打不过学生……”而在最新的海外资料表明，蒋介石喜欢林彪简直可比喜欢周恩来。蒋介石爱才犹如曹操，尤其对“红色黄埔系”更是高看一眼，因为这些人过去不是他的部下就是他的学生。蒋介石把黄埔看成他的私房禁脔，对他这个唯一的领袖都要绝对服从，况且共产党里的黄埔生确实被他拉过去一大批，人们熟知的有李默庵、文强、王叔铭、余洒度等等。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前夕，就派周恩来和林彪赴渝进行首次谈判，原本是对等谈判，作为代表林彪本可以毫无顾忌，可是席间见到蒋介石后林彪立而不坐，毕恭毕敬的尊称校长，而周恩来则向老朋友一样和蒋介石谈笑自若，林彪只有看着校长和主任摆龙门阵，自己垂手肃立的份儿了。当然，进入谈判林彪则是代表毛泽东，为共产党据理力争，与蒋校长步步为营、毫不妥协、针锋相对了。期间，蒋介石也费尽心机派林彪的师兄弟们范汉杰、胡宗南，以及军统中统特务戴笠唐纵康泽滕杰数度以黄埔同窗叙旧为名宴请林彪，以探听口风并给林彪施加影响，但虽然林彪和蒋师生之情尚在，但当时蒋介石拉拢林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在战斗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井冈山和长征时期林彪虽有悲观尚没有动摇，在双方摩拳擦掌开战前夕谋对方大将无异于与虎谋皮，这一点蒋介石心知肚明。林彪赴渝是由周恩来向毛极力推荐的，因为周考虑到林彪是蒋介石的学生，又是当时被蒋表彰过的抗日名将；加上林彪自苏联养伤期间，一直和国民党方面没有接触，更不必说发生摩擦；回国后林彪在西北做统一战线工作很有成效，加上对毛安全的考虑，所以，由林彪代表毛泽东到重庆是很恰当的。而在60年代后期，韬光养晦的林彪洞察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趋势，看到许多开国元勋纷纷被整被斗，出于自保甚至更高的权力目标，加上他深知毛的性格和这次运动的目的，于是下水并掀起了一次次的波澜。毛泽东对林彪的警觉被林发现，而林彪的行动也被毛察觉，林彪自感自己的地位“危险而不确定”，于是辗转和东南一隅取得了联系，愿意继续支持校长的统一大业……林彪出逃也有好多版本，一说他是先往东南飞的，被大陆战机胁迫往北了，是否有故意逼其走叛逃之路也未可知。因为，“叛国”之罪远比叛党更容易激起国人的愤怒。本来，根据林豆豆的回忆，林彪是被林立果和叶群架上飞机的，林彪曾失声痛哭：我起码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啊……可见，出逃苏联远非林彪本意，这将毁掉林彪在抗战中民族英雄的英名，更何况林彪的基础已稳固华南。广州和海南都有他的旧部。蒋介石闻讯林彪噩耗掩面失声，这时追随他40多年的医生熊丸透露的，国民党继陈布雷之后的“文胆”陶希圣也有所证实。林彪是民族主义者，蒋介石更是民族主义者，蒋介石坚决反对美国劝说台湾独立的企图，并且为大陆海军破天荒的穿越台湾海峡保卫西沙打开探照灯护航……两个民族主义者走到一起，注定要改写中国历史的，但毕竟中国（包括台湾）还是中国人的。林彪暴毙，老蒋痛哭，是在为失去一个得意门生而痛心吗？是在为失去“反攻复国”的唯一希望而扼腕吗？只有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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