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北大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讲述
北大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讲述《行政强制法》立法背后的故事——
出台不易 多次关键节点被“激活” 亮点解读 遭遇天价拖车费可起诉
2011年6月3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以下简称《行政强制法》),这部法律将于2012年1月1日起施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行政法学专家姜明安接受成都商报记者专访时称,从1988年起,他就开始参与“行政强制执行条例”的起草工作。他认为,《行政强制法》出台历经多年,其立法过程实际上是各种权力博弈的过程。
主要是一部“控权法”而非“授权法”
《行政强制法》与《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并称为行政程序立法“三部曲”,它的出台显得来之不易。从1999年正式酝酿立法,历经全国人大常委会2005年、2007年、2009年、2011年4月、2011年6月五次审议,而且多次审议都是在草案有可能被终止审议的关键节点,以再次提请审议的方式让法律案得以“激活”式延续,不致被废。因为按《立法法》规定,搁置两年未再审议或付诸表决的法律案,将被终止。
对此,姜明安直言:“这个问题太复杂。迟迟没出台,主要是因为立法动力不足。此法主要是限制和规范行政权力,有关行政部门对此热情不高。学术界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压缩行政强制的权力,但是实务界从实际行政执法的角度考虑,希望能多保留一些强制权。”他表示,治“乱”方面,该法完善了行政强制设定权,以后不会再有随意设定行政强制的红头文件或规章;治“滥”方面,该法确立的“行政强制实施程序”,要求实施主体必须是“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且由“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实施”,实施时须“当场告知”理由、依据等;在治“软”方面,该法规定:依据《行政处罚法》“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如城管等)可以实施法律、法规规定的与行政处罚权有关的行政强制措施。不过,“不必担心城管执法权过大,《行政强制法》还规定了严格的程序。”姜明安表示:“这个法的性质主要是一部‘控权法’,而不是‘授权法’。”
遭遇“天价拖车费” 可提起行政诉讼
姜明安指出,虽然出台过程曲折,但《行政强制法》也有很多亮点,这更多体现在行政强制执行和行政机关“代履行”方面。该法强调,除情况紧急外,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机关不得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相关行政决定。代履行是在当事人不履行相关义务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为维护公共利益而代为履行的一种执行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天价拖车费”问题就是交管部门不适当代履行的产物。对这种情况,当事人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由行政机关来证明代履行的“成本费”合乎市场的价格,“对拖车费而言,很好算,所消耗的汽油费、租车使用费等都有市场价格,行政机关必须对成本费的构成作出说明。”同时,姜明安指出,在行政机关应委托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时,这个价格的确定也应由行政机关具体监管,不能任由第三人漫天要价,行政机关必须对代履行的价格负责。
同时,姜明安认为这部法律仍有遗憾,如比例原则虽进入了法律文本,但内容不足。有关平衡原则还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概括,并未能在法律文本上明确体现,这种平衡体现在对公共利益和被强制人的一种平衡保护。另外有一些行政强制措施的类型未被明确纳入《行政强制法》调整范围,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单行法规定的进入住宅和经营场所等。成都商报记者 郑钰飞
第二篇:北大教授讲述新三纲五常
北大教授讲述新三纲五常:民为政纲最要紧
2012年11月05日04:19南方新闻网评论(55人参与)
南都讯 记者吴渤 实习生王芳 11月3日上午,广东科技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做客岭南大讲坛之公众论坛,带来崭新的“新三纲五常论”,提出“民为政纲,义为人纲,生为物纲”,引发与会听众的强烈反响。
最为要紧的是“民为政纲”
“因为某些事件的发生就说中国人多么不好,我不认为是这样。其实人性在国家和国家,民族和民族之间相差不大。”小悦悦事件和“彭宇案”等促使何怀宏思考要重新构建社会的道德根基。
他认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都是在治理细枝末节的东西,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纲就是主要的绳子,你抓住了这根绳子,所有的连接各个网眼的细绳都在你的掌握中,常是什么呢?常就是普通、平常,甚至是常识和长久。我觉得要考虑纲常的问题,就是建构一个社会的原则、基础和根基,而这个根基应该是合乎道德、合乎正义的。”
何怀宏提出的“新三纲”中最为要紧的是“民为政纲”。“民为政纲,更多是要求执政者,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职责,权力和责任应该是成正比的。”
公民应该有“义”的约束
“新三纲”中的第二条是“义为人纲”,强调义务是平等的,做一件事就要像一件事。他认为,公民应该有“义”的约束,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否定性义务。“什么是否定性的义务呢?就是说一些禁令,比如说不可杀害无辜,商人不可欺诈,尤其是严重损人利己的欺诈。”针对小悦悦事件,何怀宏特别谈道:“义务是什么呢?义务就是你不做,你就会很难堪。而高尚呢,你不做虽然大家觉得有遗憾,但是不会严厉地谴责你,更不会有法律的制裁。包括小悦悦事件中那些冷漠的路人,我们道德上谴责他,但是法律上不能惩罚他。”“新三纲”中的最后一条“生为物纲”指的是自然万物中的灵长类,它不光要履行相互之间的义务,还要做道德的带领人。“就是说既然你这么聪明、这么有力量,就应该好好维护这个地球,维护自然界,保全物种,不能完全以人类为中心。”
(原标题:北大教授做客公众论坛讲述“新三纲五常”)
第三篇:北大教授推荐
北京大学教授推荐书目
2009-06-08 18:39:44 来自: 中·和(两场学术报告:论时间&双语论语)北大教授最喜欢的书
人民网读书论坛网友:丛林漫步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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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化文:推荐十种引人入胜的中文经典著作《史记》、《杜甫诗》、《世说新语》、《陶渊明集》、《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西厢记》、《桃花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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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北大教授
北大教授:有些抹黑共产党的人恰就是共
产党员
2014年04月23日10:18 中国社会科学报 我有话说(4,047人参与)收藏本文
原标题:历史虚无主义“重写历史”有何诉求?——访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梁柱
每每谈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人们往往认为这是过于理论性的话题。而实际上,这一思潮不只存在于史学研究之中,它更以不同形式存在于我们生活所及的诸多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早已算不上是新鲜事物,今天这一思潮时常装扮成一位粉墨登场的“真相帝”,挥舞着所谓“揭秘”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幅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试图博取眼球、引发轰动效应。
时下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哪些新的表现形式?这一思潮又会带来怎样的危害?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梁柱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为何“翻案”、“重评”之风大行其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来很多学者都关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问题。实际上,历史虚无主义不是今天才有的思潮,在旧中国就有过。当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哪些新的表现形式?
梁柱:我看过一幅画,画中表现的是毛泽东和饥饿的人群在一起。饥饿的人群被铁笼圈起来,像在监狱里面一样。有些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抹黑毛泽东领导时期的新中国历史。利用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加以无限夸大、丑化,这就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具体表现。
事实上,历史虚无主义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有很大不同。旧中国时期,它主要表现为对民族文化采取轻蔑、否定的态度,认为中国什么都不如西方。历史虚无主义在当前的表现形式可谓多种多样,它更多地集中在史学领域,而影视、小说、美术等领域也或多或少受到其影响。可以说,但凡我们肯定的历史,它就统统颠覆。
例如,当前“翻案”、“重评”之风大行其道。有人提起抗战,认为只有国民党在抗战,而共产党在平型关战役中只歼灭日军53人,这些数字是他到日本靖国神社里面数出来的,以所谓的细节真实来否定敌后战场的存在及其重大作用。还有学者在美国看到了蒋介石日记,就认为可以据此认识一个真实的蒋介石,甚至据此可以重写中国近代史。我们知道,个人日记、信件、回忆录虽然是历史研究很好的资料,但这些主观资料能否作为史料使用,还需要结合整个历史背景、其他史料来证实。这位学者认为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了很多不光彩的事情,就可以证明日记所载内容是真实的、不公开的。但当年蒋介石因中山舰事件受到指责时说,你们二十年后看我的日记好了。这表示他的日记是给别人看的。如果仅仅通过日记就推翻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结论,就改写整个中国近代史,那么这不是严肃的历史研究方法。汪精卫投降日本后,曾在诗中哭天抹泪表示忧国,这能说明他爱国吗?这样的研究比唯心主义的旧史学都不如,旧史学至少是以史料为依据的严肃研究。
再比如,有学者说,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对外国入侵的一切抵抗都是用落后的、保守的、情绪化的东西来抗拒世界文明,中国不应该抗拒,既然落后就应该欢迎人家来侵略。还有人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只有一个要求——现代化,而现代化的要求被革命压倒了。这些观点很有迷惑性。实际上,近代中国有两大要求:一是民族独立,二是民族富强。现代化只是近代中国历史要求之一,而在民族和阶级的压迫下,不通过革命实现解放、解决制度问题,不实现民族独立,现代化是没有办法实现的。西方侵略我们的同时,的确带来了现代技术,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有没有因此把中国带上现代化道路呢?完全没有!所以我们首先要实现的是民族独立,没有民族独立就不可能有现代化,国家也就不可能富强,这都是基本常识。诸如此类颂扬侵略有功,否定中国人民反侵略救亡斗争的论调,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
对毛泽东的诬蔑、抹黑和歪曲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重点。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开国领袖,特别是像毛泽东这样的民族英雄遭到如此的谩骂、诬蔑、抹黑。有人甚至诬蔑说《毛泽东选集》中仅有12篇文章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其他都是别人代写的。毛泽东所作的诗词也都是胡乔木改的。这些是不是事实呢?当然不是,有档案文件为证。现在胡乔木的女儿有机会就要做声明,说我爸爸怎么能写出毛泽东那样的诗词,相反,我爸爸的诗词有些还是请毛泽东改的。
我们不能把史学理论和史学观点上的错误都说成是历史虚无主义。学术问题可以讨论,但其中有些人背离学术研究的严肃性,而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这一点必须警惕。
“好人不好,坏人不坏”,抽象人性论背后的诉求是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讲热爱祖国,历史虚无主义者诘难“这是谁的土地”;我们弘扬中华民族优良品德,历史虚无主义者讲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我们感怀革命烈士流血牺牲,历史虚无主义者讲这是“被忽悠死的炮灰”……这些对立观点背后深层的分歧是什么?
梁柱:这些认识上的分歧其实是价值观的分歧。价值观对立的背后是不同的利益在起作用,更是一种同利益相关的政治诉求在起作用,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背后强烈的现实目的。
利益关系决定政治诉求。旧中国,广东地主和黑龙江地主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几乎是一样的;现在,福建工人和湖北工人对一件事的观点也几乎是一样的,其原因就是相同的经济利益必然产生相似的观点。这就是客观存在的阶级立场决定的。现在有人以抽象的人性论代替阶级论,认为“好人不好,坏人不坏”,试图掩盖他们为旧事物辩护的错误立场。这种观点虽然迷惑性很大,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到,在背后起作用的还是与经济利益相关的政治诉求。
正如邓小平曾经说过的,“他们想要走另一条道路”。这些人的改革是资本主义改革,他们的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我们坚持的是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是革命的产物,是革命最大的成果。所以他们首先要否定革命,就是为了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依据,否定今天的现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对青年、对民族、对国家和未来有哪些负面影响?
梁柱:在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工作重心转入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些人以“反思历史”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从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从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走到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从诋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发展到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从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到贬损和否定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从刻意渲染中国人的落后性,发展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等等。
如果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些观点,就会开始怀疑历史,进而怀疑现实,就会削弱民族认同,产生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隔膜。思想乱了,理想信念失掉了,高尚的追求没有了,整个民族就会变得疯狂、可怕和危险。
历史虚无主义所散布的种种言论,不仅涉及学术领域的是非,更关系到立党立国的根本立场。我们是要维护历史本来面目,还是歪曲历史真相?是高扬民族精神,还是鼓吹妥协投降?是从历史主流中汲取精神力量,还是在历史支流中寻找负面影响?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回到唯心史观?如果这些原则问题被颠倒、被消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失去立足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被否定、被抹煞,也就失去了现实存在的立足点。苏联解体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虚无主义虽然是社会思潮的支流,但必须认真对待。这种持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人,根本上是要搞乱人心,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高度警惕和认真对待。
新中国带给人民的是福利,不是灾难
《中国社会科学报》: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我们应当如何回应?
梁柱:首先,学术问题允许讨论、允许观点不同。在历史研究中,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同,这是正常的。真正的、严肃的学术研究,允许犯错误。但诸如“中国如果做三百年殖民地,中国就现代化了”之类的看法不是学术研究。这种带有目的随意编造历史、歪曲历史的“研究”和科学的学术研究背道而驰。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要敢于坚持真理,通过严肃的学术研究,有针对性地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观点逐条进行批驳。
其次,在认识层面,要坚持正确的评价标准。历史虚无主义者以一些材料为依据,来否定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否定新中国前30年的成就。我们有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失误,但是能不能从中得出新中国的建设,特别是毛泽东领导时期的建设,带给人民的是灾难而不是福利,带给国家的是落后而不是进步?当然不能。
如何认识这些问题,就涉及评价标准的问题。判断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政策的效果应该坚持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我想了三点:看它能不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看它能不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看它能不能够给人民带来幸福安康。我觉得,这些是很具体的标准,对哪个制度、哪个社会、哪个国家都适用。
不能评价毛泽东时期用一个标准,评价改革开放用另一个标准;不能评价封建社会用一个标准,评价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又是一个标准。我们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从总体上说带给人民的是福利,而不是灾难。我们有严重失误,这是总结经验的问题。我们对这些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定位。
陈云曾说过:“三年恢复,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记得1964年我们国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远在美国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对友人感慨:我们不能不服气,我们搞了20多年连一辆像样的单车(自行车)都造不出来,不能不服气呀!再比如,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们是在经历20年战争后,短短3年时间内,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多数超过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份(1936年),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医治长期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奇迹。1953—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4%,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7%。这个增长速度不但是旧中国无法比拟的,而且与当时世界各国相比也是不低的。在这期间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填补了我国工业的许多空白,工业布局有了明显改善,内地和边疆地区都建起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畸形发展的局面;农田建设初见规模,效果明显,其间依靠农村集体力量修建了84000多座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灌溉、发电、拦洪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科学技术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现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我国航天技术就是1956年起步的……这些成就都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
再次,教育部门和实际宣传部门应该做好工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意义最有生命力,要掌握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当前,我们在思想教育中还存在过于简单、太干巴的情况。在宣传教育中,应该注意坚持“双百”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只要你掌握真理,又会表达,那么真理就一定能说服人。如果能够讲得既有气势又有例子,效果就会好很多。
最后,共产党要把自己的党管理好。有些抹黑共产党、诋毁共产主义的人恰恰就是共产党员。不相信共产主义,可以请他出党。对我们党来说,最可怕的就是理想信念的丧失。理想信念和党的组织纪律不要求公民做到,但是共产党员必须做到。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
第五篇:姜明安:什么是法治体系
姜明安:什么是法治体系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这是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概念。什么是“法治体系”?在我们过去的法律文献和法学著述中只有“法律体系”或“法制体系”的提法,而很少有或几乎没有“法治体系”的提法。“法治体系”与“法律体系”、“法制体系”有什么区别?首先,法律体系、法制体系是相对静态的,而法治体系是相对动态的。法律是指载有法律规范的书面文件,法制是指法律和制度的总称,而法治则是指运用法律和制度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其次,法律体系、法制体系的“法”包括规范公民行为、社会生活和市场秩序的法,也包括规范国家、政府、政党治理行为的法,但规范公民行为、社会生活和市场秩序的法是其最大最主要的部分,而法治体系的“法”主要是指规范国家、政府、政党治理行为的法,也就是说,法治的“法”主要是指治官的法。再次,法律体系、法制体系相对于法治体系,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完善法律体系和法制体系是为建设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服务的。
法治体系包括哪些内容?《决定》列出了五个子体系或分体系: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法律规范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都是法治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完善的法律,一个国家不可能实现法治,没有完善的国法和党规,在我们中国不可能实现法治。在中国实现法治,之所以不仅要有完善的国法(法律规范体系),还要有完善的党规(党内法规体系),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整个政治经济生活中具有领导地位,直接行使国家重大问题决策权以及“党管军队”、“党管干部”、“党管意识形态”等公权力。从而执政党既要依国法执政,也要依党规管党和执政。党规服从国法,补充国法,党规主要规范执政党内部的组织和活动。直接规范执政公权力行为的党规,在条件成熟时,应通过国家立法程序转化为国法。
法治实施体系对于法治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而法律的实施关键在于建设法治政府,推进政府依法定职能、权限、程序行政。为此,必须完善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和行政责任法。政府的机构、职能、权限必须由法律(组织法)规定而不是由政府自己制定的“三定方案”或“三定办法”规定,“权力清单”必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而不应由政府自己给自己授权。在法律实施体系中,政府依法定程序行政比依法定职能、权限行政更重要。为此,必须抓紧制定行政程序法,保证政府公正、公开、公平行使公权力,防止和扼制其滥用权力和腐败。
法治监督体系对于法治的运行也是至关重要的。法治监督体系主要包括六大环节:首先是人大监督,这是最重要的监督。人大和人大常委会最经常使用的监督方式应是对官员的质询。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却很少使用它,刘志军这么腐败,把很多国家重大工程批给一个几乎没有文化的老太太去做,我们的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竟没有质询过他一次。如果我们把质询这个方式用起来,加上电视转播,腐败分子还敢像现在这么嚣张么?法治监督体系的其他几个环节分别是纪委监察监督、审计监督、行政机关内部的督察监督、舆论监督和司法监督。司法对公权力最重要的监督形式是行政诉讼。但行政诉讼这种监督的应有作用现在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主要原因是地方当局的干预。地方政府违法征收、违法拆迁、对假冒伪劣食品、环境污染不闻不问,老百姓告到法院,法院不敢受理,不敢依法判决。由此可见,司法体制改革必须加大步伐,加快步伐。
法治保障系统主要包括四大环节:一是法治人才队伍、二是法律纠纷、争议化解机制,三是国民的法治理念和法治文化,四是党的领导。关于法治人才队伍,《决定》提出要“加强立法队伍、行政执法队伍、司法队伍建设,畅通立法、执法、司法部门干部和人才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他部门具备条件的干部和人才交流渠道,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健全从政法专业毕业生中招录人才的规范便捷机制,完善职业保障体系。加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增强广大律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构建社会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等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律师队伍。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形成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课程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培养造就熟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关于法律纠纷、争议化解机制,《决定》提出要“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法律渠道”。关于国民的法治理念和法治文化,《决定》提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因此,“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关于党对法治的领导,《决定》提出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坚持依法执政,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健全党领导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完善保证党确定依法治国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的工作机制和程序,加强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筹协调,完善党委依法决策机制”。
以上五个子体系即构成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总体框架。笔者认为,实现建设这个总体系及其五个子体系的目标和任务,将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建雄厚的基础和提供坚实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