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 书 笔 记1《乡土中国》

第一篇：读 书 笔 记1《乡土中国》

读 书 笔 记

乡土社会很有礼

--胡志鹏读费孝通《乡土社会》

读书笔记提交日期将近，笔者无奈，必须读一些东西和写一些感想。其实，这学期笔者也读过不少书，但大多集中于军事法专业领域，特别是关于军人涉外司法管辖的问题。笔者本来想在这些书中找一本谈谈自己的感悟，奈何，室友磊哥说：“你终日沉浸于这类书中，不感到疲倦吗？况且你不认为这些专业性如此强的书用来写读书报告，不会too low？不会太没思想了吗？”笔者转念一想，顿感此言胜有道理，遂游弋于网络，找寻一本不是too low，还有些思想的书本。

最终，笔者于图书馆地下二楼找到了费孝通老师的《乡土中国》一书。起初听说这本书是在贺卫方老师的微博上，这是贺老师推荐的十本法科学生应阅读的书籍之一。笔者最开始是被这本书的名字吸引，因为我来自农村，儿时上山抓过兔子，偷过鸟窝，也下河捕过鱼，抓过虾，乡村的田野里充满着我快乐的回忆。现今，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原来的田野上都竖起了高楼，清澈的河水也变成了黄色，当然这是社会的进步，历史前进的方向，但我不时还是无比向往儿时鸡犬相闻、听取蛙声一片的的乡村生活。因此，我开始还以为这是一本描写费老师的老家生活景象的小说，苏南的小桥流水人家与我的家乡甚似，可以让我好好回忆一番。这本书另一个让我无比欣悦的优点就是——薄。对于薄的书我很有好感，第一，我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读完它，内心油然而生一种成就感。第二，浓缩的都是精华，作者能用短短的篇幅说明一个问题，并且使这本书成为一部经典，说明书的可读性十分的强，我也可以避免见到大量学术垃圾。第三，现在环境污染这么严重，多读点薄的经典，少接触一些废话，也算是为节能减排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了。

在下文中，笔者想通过自己对《乡土中国》阅读和思考后，从研究方法和作者的两个观点及对现在社会的启示谈谈自己的感想。我在《乡土中国》中理解到的应该会与其他读者不同，与作者本人也不可能完全一致，由于学识所限，可能还有许多错误之处，能看到这篇文章的读者姑且阅之，看完什么也没有在脑海里留下也是正常的，那笔者在这也只能为浪费你的时间抱歉了。

一、作者紧抓现实的选题

作为清王朝终结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费孝通幼年既受西式教育,又浸染于乡土家学传统中。青年时期,因**波及,他中断东吴大学医学预科的学习,北上燕京大学,投入中国社会学先锋吴文藻先生门下。本科毕业后,由吴文藻力荐,费孝通进入清华,师从俄国流亡来华的人类学家史禄国,在他指导下学习体质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两年后,费孝通远赴英伦,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师从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1938年,已获博士学位的费孝通归心似箭,为避开战火,他从西贡辗转至云南,进入当时吴文藻执掌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并负责由云大和燕大共同合建的社会学工作站。不久,在日军的炮火催逼下,工作站被迫迁往呈贡魁星阁。1938年归国后到1949年，费老师正是“不惑”之年，其学术生涯亦开始登上顶峰，《乡土中国》一书正是在这一期间所做。

20世纪40年代，中国正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进程中。国民政府在全国推行西方，特别是英美等国的制度，比如在县乡设立法庭处理国民纠纷。然而，由于现代国家制度发展于欧洲，其社会基础是西方的公民社会，思想源泉是启蒙运动中的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思想，在我国这样一个小农经济占主导的国家中实行这类制度举步维艰，遇到重重阻隔。正是出于这种矛盾，当时的中国社会出现种种问题，如鲁迅笔下的阿Q在根本不明白什么是民权，什么是君权，更不知道什么是民国的情况下，也积极地参加了革命。随之，民国的学者对这些问题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而费老师的《乡土中国》其中十分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二、乡土中国中的研究方法

《乡土中国》一书来源与费老师的讲课内容，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费老师开设“乡村社会学”一课，在课上费老师系统地阐述了其乡土中国的有关观点。课后，费老师根据其讲述的内容，整理并编写出《乡土中国》一书，全书由十四篇文章构成，对于我们全面地了解民国时期中的社会结构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费老师在《乡土中国》一书中主要使用了观察法、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书中的观察法主要体现在费老师对于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所进行的描述。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虽然城市中已开始出现现代化的分工，但农村的家庭依然可以实现自给自足。在这个基础上，经过细致的观察，费老师提出中国的社会依然还是以乡土社会为基础的观点。当然这里所说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对具体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对中国基础社会在社会体系上的一个概括。这个体系蕴含在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对民众的生活产生无孔不入的影响。当然，这也不排斥其他体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只是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该体系是占主导地位的。

书中在论述中国的差序格局时，与西方的团体格局进行大量的对比，从而突出中国基础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加深读者和听者的理解。其实，这里是使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作者认为西方的社会是分为一个个团体的，就像田里捆的稻草，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都能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永远也不会乱。在这种社会中每个人都要自己的团体，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分得非常的清楚。而中国的差序格局就像一颗石子投入水中，水波纹一圈一圈推出去，自己是这个波纹的中心，波纹影响的范围就是自己的活动范围，在这种关系中社会关系是私人关系的增加，社会活动范围是一根根私人关系所构成的网络。

另外，作者在提到中国社会维系社会关系的道德时，大量引用《论语》中的语句说明“仁”的概念，这是在使用文献研究法和历史研究法的方法。

三、中国社会的乡土本色

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是费老师在论述这本书其他概念的逻辑出发点。这里说的乡土性不是对中国所做得素描，并不是说中国社会就是乡土性的，排除其他所有的社会体系。其实，在中国基层社会之上一直有一个与乡土社会十分不同的社会，并且在清末西方工业文明入侵中国的传统社会后，两者相互交融，产生了一个比较特别和复杂的社会。当然，费老师这本书中说的重点不是这种社会，乡土性不是中国所有阶层的特征，却是中国基础社会的特点。

费老师在书中提到但是城里人老说乡下人土气，其实现在又何尝不是呢？不过，这个“土”字刚好反映了中国农民的特点，因为农民的基本生产方式就是种地，而种地是离不开土的。可以说土地就是农民的衣食父母，是他们的根之所在。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有安土重迁的习俗也就不奇怪了。

说到安土重迁，这就不得不提费老师在书中所提到的中国乡土社会的三大特点之一——人口流动性小。乡土社会是一种农业社会，这与工业社会和游牧社会不同。牧民是靠放养牛羊为生，逐水草而居，所以他们可以不断得迁移；做工业的人对环境的要求不大，可以择地而居，做资源开采的，可能在一个地方资源被开采完了后，还会再换个地方。只有从事农业生产的，他们的半只脚是插在土地中的，庄稼不能移动，他们的居住地也就不能动。可能在大水大旱，兵荒马乱时，比如像费老师写这本书时所处的时代，才会出现大量背井离乡的人。但是在历史上这也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发生一次的，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中国的乡土社会里人口流动性非常的小，大家还是恪守安土重迁的传统。

乡土社会的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空间上的孤立性。当然，这里所说的孤立性并不是说人与人间是孤立和隔阂的，恰恰相反，在乡土社会中人和人是非常熟悉，可谓知根知底，这也是乡土社会的另一个特点，下文会进一步说明。所以，我们说的孤立和隔阂是就村落和村落之间而言的。本来，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许多人群居在一起也没有必要。我们知道与工业社会相比，传统的小农经济分工十分少，最多是在男女之间，男耕女织的分工。这样就没有将大量的人力聚在共同合作，增加效律的必要。但是，恰恰相反，在乡土社会中，农民大部分还是以村落聚居的形式生活，这是为什么呢？费老师在文章中给出了他的答案。第一，小农经营，耕地面积小，聚在一起，田地和住宅的距离不会太远。第二，农业需要水利工程，聚居有利于合作。第三，为了安全，共同防卫。第四，一代一代地传承，以宗族为单位聚集成村落。在这，因为笔者没有想出其他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所以还是比较认可费老师的观点的。其实，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就是村落。我们前面所说的孤立和隔阂就是从村落之间的层面上来说的。不过，也不是说村落之间的完全没有交流，我们可以说，乡土社会是富有地方性的，区级之间交流地非常少，各自有着自己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的最后一个特点是人际关系上的熟悉性，一个村落就是一个熟人社会。上一段落所提到，乡土社会是富有地方性的。在这种限制下，基本上每个人都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也就是说在这种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在别人眼皮底下长大的，孩子对于看着他长大的叔叔伯伯，阿姨婶婶也是无比熟悉的，大家都没有太多的秘密可言。在这样一种熟人社会中，会产生许多与现代国家格格不入的东西，比如说，乡土社会不是一个法治社会，而是一个礼治社会，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会冷冰冰的法律，而是道德和日积月累的礼法。这是费老师从乡土社会的特征中推出的书中的论述重点，笔者在下文中也会提到。

四、乡土中的礼

本文，关于礼治秩序，作者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人们一般把法治社会与人治社会相对而言，认为西方现在是法治社会，中国古代是人治社会。作为一名法科学生，我在学习法理学的时候也常常遇到这个问题，而且我所接触到的也是法治与人治相对的观点。在这，费老师提出法治并不是指法律自己进行统治，这也是不可能的，法治的本质含义应该是人依法而治，也就是法律的实施是靠人特别是人的权力来支持的。至于人治，如果我们将人治认为是法治的对立面，意思就应当是“不依法律而治”。这是值得商榷的，在中国古代就没没有法律了吗？或者说有着法律，但是君主官吏说改变它就改变它了吗？要是这样，“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出之何处？商鞅、张汤之流又是凭啥那样猖狂？所以，笔者认可作者的观点，人治并不是与法治相对的，中国古代有着法律，现代社会也需要人治。其实人治和法治的区别在于，维系社会秩序，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到底依靠的是什么？是法律还是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像道德，信仰等。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可以说维系乡土社会并不是法律，而是礼。

这里的礼并不是说我们观念中的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礼，它不带有任何文明的意味。其实，乡土社会的礼也可以是很野蛮的，就拿军礼来说，其中就有一条是部队出发前，杀人祭旗，这就是一个非常野蛮的礼。这里所说的礼，其实是和法律一样，都是社会规范的一种。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法律有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礼并没这种力量，它靠的是传统，是人们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累的习惯。

那为什么仅靠传统就能保障礼的实施呢？这又得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熟人社会上。乡土社会是一种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光对外来说人口的流动性非常地小，对内来说世世代代生活的环境也不会有多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代的人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都是和前几代是一样的，解决的方法也往往是相同的，后出生的人大可不断地抄袭前任的智力成果。于是，年老的人由于生活的年岁多，经验足，其说的话可行性强，他们就成了村里的权威或长老。相同的道理，传统也是经过岁月的磨砺所遗留下的精华，对于乡土社会中的人们，传统具有很大的价值，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就开始自动地遵循它，奉它为权威。这样，传统也就具有了一种隐性的强制力，大家都会遵守它，要是有些人违反它就会受到村民们的制裁，违反三从四德的淫妇会被浸猪笼就是典型的例子。

与之相对，在一个不断变迁的社会，礼是不能够维持秩序的。在日行月异的社会中，传统的可行性无从保障，尽管一种生活经验在过去的社会中是有效的，但是环境一变化以后，在新的情形下，它可能就失效了。这个时候，人们也就不再相信传统了。他们需要的是一种大家都能接受，并且在保障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共同应对问题的东西。这时候，法律就产生了。反过来看，这再次证明了只有在安土重迁的乡土社会才会产生礼治秩序，只有在乡土社会中，礼治秩序才能生存。

本来笔者还想就礼治社会再深入地谈谈，特别是现在我国社会并不能称得上是一个法治社会，礼治社会的观点对于不断提倡法治的我们去真正认清当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有很大的启示。然而，近来学习任务很多，笔者认为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学习等着我去做，而且就字数而言，本文也远远超出了学院的要求，笔者就点到而止，希望在接下的读书笔记或论文中有机会再继续深入地探讨《乡土中国》一文。

第二篇：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一、《乡土中国》相关介绍

（一）作者

费孝通，1910年11月出生于江苏吴江。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社会学学士学位；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人类学系；1936年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人类社会学，师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938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于民主爱国运动；1958年曾被打为右派，罢免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1945年至1952年任西南联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副教务长期间著成《乡土中国》。2005年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二）书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著述的一部研究中国基层传统社会农村的作品，初版与1947年。一共由12篇文章组成。

本书原是费孝通1947年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开《乡土社会学》一课的讲义，辑录而成书。书中，作者语言通俗简介，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理论上的概述和分析，较为全面的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

二、乡土中国文化特点

（一）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

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社会。人民自古与泥土为伴，靠种地谋生。“以农为生的人，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泥土是搬不动的，因而形成了乡土社会生活的地方性。所谓地方性，即是说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独立的社会圈子；而区域内却是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这种熟悉表现为对人无缘由的信任和对自然规律的灵活运用。

（二）乡土社会的结构是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是以‘已’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这种社会结构具有四个特点。第一，关系越远人情越薄。第二，公私相对，比如世界与国家、国家与家庭这两对关系中，判断国家是公是私的结论就会截然不同。第三，克己而不克群。第四，维系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因所施对象与自己的亲疏远近而不同。

（三）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

乡土社会靠“礼”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礼，不同于“文明、慈善”等的含义，而是一种成规。乡土社会的地方性成就了人们对事物的熟悉，千百年积累下来的生活习惯自然就形成了经验、形成了传统。靠传统过活是灵验的，“照着做就有福，不照着做就出毛病”，于是人们就从心底产生了对传统的敬畏，这敬畏使传统得以延续。不同于法律和道德靠社会舆论的外力推行，传统的推行方式是依靠内力，依靠人们心里对传统的信服。传播礼的理想方式是教化，即通过长期的教育把外在的规则内化为习惯。知礼是责任，小辈如果在行为上出了不合规差错，那么长辈一定也犯了教化不到位的错误。古语所说的“子不教，父之过”大抵就是这个道理。在乡土社会，称得上德高望重的人必对礼知之甚多。而乡土社会用来解决矛盾的方式，即评理，就是通过德高望重的“长老”对纠纷双方教育一番，说的大家都心服口服，不再纠纷。

（四）乡土社会奉行长老统治

社会继替，是指社会成员的新陈代谢，是人物在固定的社会结构中的流动。乡土社会因其地方性，可被看作是变化极缓慢的静态社会。

长老统治是来源于社会继替的一种权力。每个人都来人间走一遭，要学礼。学习并非天性，需不怕困、不惮烦，因而要有外力加以强制。这种外力可以看作是一种权力，是教化性的、爸爸式的权利，即长老统治。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就是长老统治的一个实例。

三、联想及思考

用《乡土中国》中所述的文化特点，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可以解释我国的农民工现象。

（一）户籍问题

中国农民工流动呈现出大雁迁徙似的特点——平时在外打工，农忙时节和春节回到原籍。我们发现老一辈的农民工很难在打工的城市扎根，新一代农民工又因为户籍问题得不到解决，一样难以做到彻底的迁移。

农民工流动之所以呈现出这种特点，究其文化原因，是由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所决定的。农民自古靠土地为生，即使在现今的社会现实中一部分人弃农打工，但存他们骨子里的对土地的眷恋和务农的本性是难以改变的。所以在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不仅要简单的思考户籍开放与否的合理性，也要从文化层面进行考虑，从而提出更有效的解决措施。

（二）欠薪问题

在劳动关系运行过程中，农民工因未签订劳动合同而导致的欠薪问题尤为严重。一般而言，我们将其归咎为农民工法律意识薄弱，提出解决措施时，“增强农民工法律意识”这一项必不可少。

然而从文化角度而言，农民工正是出于对他人的信任，从而默许了劳动合同缺失的事实。农民从农村来到城市，未能及时转换对周边人的判断，仍旧保持着“对人熟悉”的认知惯性。他们将原本质朴的信任带入到商业化的劳资关系中，因而产生了难以解决的欠薪问题。但如果我们一味强调“增强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实际上就颠覆了他们一贯信任的处事习惯。这必定会对乡土社会的文化造成极大的冲击。如何在保护乡土文化的基础上提出合理的解决措施，值得我们思考。

第三篇：乡土中国读书笔记[范文模版]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对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我在大学的时候有过短暂的接触，当时只是随手地翻了几页，在脑海里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在研究生阶段，看过导师给的一些重要的阅读书目之后，又又一次地发现了这本书，从图书馆借来，看完之后，对于这本书也有了初步的了解。这本书跟平常的社会调查报告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虽然说是概念，但从费孝通先生的论述来看，他是从具体的农村生活细节出发，不是简单地泛泛而谈，而是在具体事物里核实的。

这本书虽然是社会学的入门级读物，却有着深厚的理论素养作为支撑，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上浓浓的乡土气息，没有了让人望而却步，晦涩难懂的理论术语，读过之后却有一种豁然开朗感。这就是费先生的高明之处，他的语言在当今的我们看来也是那么轻松易懂，原因在于这种乡土气息早已与我们的文化交织融合，不能分离，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结构如何变化，中国还是乡土中国。

文章分多个章节进行了论述，以下主要是我从每个章节里所得的体会和感想： 第一、乡土本色

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人们生在土里长在土里。土地是中国基层社会的根本。农民的土气是因为土地的不流动而发生的，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局是常态。乡土社会的特征是人与人之间的孤立与隔膜，简单的农耕活动不需要复杂的分工与合作。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有地方性的，区域间接触上，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生于斯，死于斯，对于乡土社会里的人来所，终老还乡是最终的归属。这是一个没有陌生的社会，社会的稳定来自于人们心里彼此的熟悉。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些没有来由的信任就是规矩，使人们”从心“世代习来的。

第二、文字下乡

乡下人的”愚“并不是智力上的缺陷，而是其生活环境所造成的，乡土社会是通过彼此的“熟悉”建立起来的。在此中，言辞不一定达意，熟人间的交流是靠眉宇之间的传情达意。文字非得下乡？非也。很多人认为乡下人“愚”，但是费老认为不应该这么说，乡下人不是智力上笨，只是知识上不足，更确切的说是知识结构不一样，他们的知识足以应付他们的生活，而对于城市的文明生活当然不甚了了了。这种不了解就像城里人分辨不了麦子和韭菜、不会爬树、不会抓鱼一样，没什么值得取笑的。作者进而探讨了语言的产生以及和人类生活的关系，文字的产生原是为了不同空间和时间的人交流的，但是在乡土社会，由于生活的一成不变和空间的稳定性和封闭性，口头语言完全可以满足生活需要。而且面对面的交流远比书面语言表达的东西丰富快捷。文字既不是乡土社会的基础，本来就不是乡土社会的本性。人类最初的文字都是庙堂性的，都是为了祭祀崇拜和记录帝王事件，所以不是乡土社会的必要。因此文字发明了几千年，中国的绝大部分农民依旧目不识丁。当然当代的乡土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代农民必须要识字了，因为要科学种田、操纵机器。但是实际上我的母亲初中毕业，但是由于农民的生活基本没有文字，长年没有阅读和书写，因此现在已经忘的差不多了，读我的家信都很吃力。这无疑是费老观点的例证，说明虽然过了这么多年，农民的生活还是带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痕迹——地方性和口语化

第三、家族

中国的家扩大的路线是单系的，是氏族，是一个事业单位，赋有经济，政治，宗教等各种功能，是具有绵延性的。西方的家庭，夫妻是主轴，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在此费老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西方贵族家族的模式而更多的是现代西方的家庭模式？我们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是纵轴。为了事业单位的效率，就得牺牲感情，讲求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夫妻间得相敬如宾，女子要有“三从四德”，亲子间要讲究负责和服从。乡土的中国社会是同性聚集的社会，同性之间寻求感情安慰，而守着老婆的男人却被看作是没有出息。中国人在两性感情上的矜持和保留也是在这种社会圈局中养成的性格。

第四、男女有别

乡土社会是亚普罗式的文化模式，讲究稳定。它不必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生下来就聚顶好的，它更害怕社会关系的破坏。“男女有别”是认定男女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离。心理上的契洽是没有必要的。这也便是中国乡土同性社会特征的一个原因。费老还用歧视性的话语描述了同性恋的可能。这样求稳的社会使得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安于现状，并不像把理想改变现实。这是亚普罗是的文化模式，是个安稳的社会。

第五、礼治秩序

乡土社会秩序维持是靠“礼治”实现的。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时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依靠国家的权利来推行的，礼靠的事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传统让人有一种敬畏感。礼便是使人们在被教化的过程中产生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教化的根本目的是让人主动服礼，而个人克己复礼而向外推演。在国家，君主通过执行种种复杂仪式，为百姓做出标榜以示天下，由上及下教化百姓，用传统的道德的威慑和宗教式的崇拜力量来统治百姓。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第六、无讼

费老推论，既然是礼治社会，那么礼就不仅仅是礼貌，不懂礼就简直是个道德问题，如果有官司非打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规矩。中国乡土社会的理想是没有法律和政治的，因为一切都按照祖先流下来的规矩进行，政府的统治以教化为主，“苛政猛于虎”；来到这个世界的新生儿自有父母教化他们适应这些规矩。这就实现了“无为而治”的理想。在这本书中费老阐释了奉行个人平等主义、个人权利本位的法治理念与乡土社会“礼治”传统的冲突。因此“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近二十年来司法改革的成功与曲折，司法公信力所遭遇的危机，或可部分从中寻找一些答案。

第七、无为政治

费老阐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模式：注重社会冲突方面的横暴权力和注重社会合作的同意权利。横暴权力也是指独裁，其权力的根本驱使乃是利益。然则中国自古是古老的农业国，其社会分散归并为一家一户，其经济基础虚弱不便于构架横暴权力。在乡土社会中的基层实行类似“同意权利”的社会契约，然而社会分工极少，在这种自给自足，经济条件的限制下，中国社会逐渐承认了一种趋于稳定的无为政治。“无为”亦所谓求稳，人生老病死求的是颐养天年，在中国的乡土社会，这种家庭内各自的微循环所带来的安逸感抚慰了几千年的国人。

第八、长老统治

“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给乡土中国及当代农村带来的不安于焦躁是一个现实问题。但如何在现代社会中重新认识传统同样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第十一章中，费老谈及了不同于横暴权力与同意权力的另一关于权力的观点。这加深了对中国基础社会的理解，是社会继承中的教化学的权力。众所周知，每个社会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相应的也有不同的文化习俗与社会制度，每个人对之的了解诚然不是与生俱来的，这时候教化就显得十分重要，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这样的权力在亲子关系中无疑是最明显的，家长对孩子的干预可谓是方方面面，担不可称之为横暴权力，因为这样的权力中对利益的追求显然是其次的。因此，教化的权力是文化的，教导是社会普遍认同的规范。教化的权力在成人中也是适用的，但条件无疑更加苛刻，稳定的文化传统是有效地保障。人们对于比自己年长的人，要抱着更尊重的态度。文化的稳定，人们可以从长者那里学到经验，作为指导，党文化不稳定时长者的经验便变得不那么适用于自身的情况，尊卑长幼也并不显得如此重要，这 无疑与乡土中国不符。因此，费老将这种既非民主又不是专制的教化权力称为“长老统治”。

第九、名实的分离

社会变迁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当社会变迁的时候，会出现惶恐和不安。而社会中的”文化英雄“能够提出办法，支配跟着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新的权利形式——“时势权利。所谓乱世出英雄，这个英雄代表了一种新的诉求，一种新的尝试。作为一个时代的风向标，他连接了愚昧过去与大众幻想中的未来，充满了希冀。顺着这个概念，费老讲到了苏联的“独裁”，试图用“时势权利”来解读这种新的社会关系。我认为，时势权利应该是作为一种类似于过渡权利的东西。当一种权力形式已经无力维持社会的稳定，矛盾激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就是社会变迁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时势权利”，然而当一种新的社会关系趋于稳定时，“时势权利”就应当被另一种权力所替代，而不能称作是“时势权利”了。

以上九个方面就是在我读完《乡土中国》后，同时又看了一些有关费孝通先生以及这本书的介绍后所产生的感想，理解地较为浅显，以后还会对这本书进行进一步地研读，相信在多读、精读之后，会有更多的收获。

第四篇：《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FROM THE SOIL: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乡土本色

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人们生在土里长在土里。土地是中国基层社会的根本。农民的土气是因为土地的不流动而发生的，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局是常态。乡土社会的特征是人与人之间的孤立与隔膜，简单的农耕活动不需要复杂的分工与合作。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有地方性的，区域间接触上，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生于斯，死于斯，对于乡土社会里的人来所，终老还乡是最终的归属。这是一个没有陌生的社会，社会的稳定来自于人们心里彼此的熟悉。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些没有来由的信任就是规矩，使人们”从心“世代习来的。

文字下乡

乡下人的“愚”并不是智力上的缺陷，而是其生活环境所造成的，乡土社会是通过彼此的“熟悉”建立起来的。在此中，言辞不一定达意，熟人间的交流是靠眉宇之间的传情达意。文字非得下乡？非也。

再论文字下乡

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装饰物而是实用的、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础。文化得靠记忆，不能靠本能。乡土社会大体上是没有“文字”的社会。文化的传承可以以口口相传，言传身教的方式代代延续。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文字之于定型的乡土社会是没有必要的。

差序格局

西方社会是团体界限分明的团体格局，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和制衡。中国乡土社会的特征是差序格局，社会关系如圈圈扩散的波纹，社会圈子的范围决定于波纹的中心，是可伸缩的。我们的社会讲攀关系，讲交情，是以“己”为中心的自我主义。《孟子》善推，克己修身，成了中国乡土的根本。孔子的大的体系绝不肯离开差序格局的中心，思想的体系与道德的推崇总是由点及面通过社会关系扩散开来，所谓大同天下这个天下即是整个平面。而具体来说，不同的社会圈子交集在一起，却从来没有团体格局那样的整体性。

中国人克己不克群。

维系着私人的道德

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使他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延续。在象征着团体的西方宗教观念下，有着两个重要的派生概念：意识每个人在神前的平等；意识神对每个个人的公道。团体格局的道德体系中发生权利的关系，权利与公道的“代理人”——政府接受者权利的制衡与监督。在差序格局中，最重要的是“克己复礼”。孝、悌、忠、义都是私人的道德要素，“仁”是逻辑上的综合，一切私人关系中道德要素的共相。在缺乏具体化团体的乡土社会，“仁”的体现总是要回归到具体的私人伦常关系。

家族

中国的家扩大的路线是单系的，是氏族，是一个事业单位，赋有经济，政治，宗教等各种功能，是具有绵延性的。西方的家庭，夫妻是主轴，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在此费老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西方贵族家族的模式而更多的是现代西方的家庭模式？我们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是纵轴。为了事业单位的效率，就得牺牲感情，讲求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夫妻间得相敬如宾，女子要有“三从四德”，亲子间要讲究负责和服从。乡土的中国社会是同性聚集的社会，同性之间寻求感情安慰，而守着老婆的男人却被看作是没有出息。中国人在两性感情上的矜持和保留也是在这种社会圈局中养成的性格。

男女有别

乡土社会是亚普罗式的文化模式，讲究稳定。它不必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生下来就聚顶好的，它更害怕社会关系的破坏。“男女有别”是认定男女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离。心理上的契洽是没有必要的。这也便是中国乡土同性社会特征的一个原因。费老还用歧视性的话语描述了同性恋的可能。这样求稳的社会使得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安于现状，并不像把理想改变现实。这是亚普罗是的文化模式，是个安稳的社会。

礼治秩序

乡土社会秩序维持是靠“礼治”实现的。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时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依靠国家的权利来推行的，礼靠的事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传统让人有一种敬畏感。礼便是使人们在被教化的过程中产生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教化的根本目的是让人主动服礼，而个人克己复礼而向外推演。在国家，君主通过执行种种复杂仪式，为百姓做出标榜以示天下，由上及下教化百姓，用传统的道德的威慑和宗教式的崇拜力量来统治百姓。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无讼

维持李素的两不再身外的权利，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意修身，注意克己。理想的礼治试图通过每个人的自我遵守规则二省去监督。现实的法律为百姓带来不安，超越道德的另外一种陌生的力量开始裁决他们的日常生活，其完全不同的裁决原则及所带来的副作用在稳定的乡土中国常常难以施行。

无为政治

费老阐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模式：注重社会冲突方面的横暴权力和注重社会合作的同意权利。横暴权力也是指独裁，其权力的根本驱使乃是利益。然则中国自古是古老的农业国，其社会分散归并为一家一户，其经济基础虚弱不便于构架横暴权力。在乡土社会中的基层实行类似“同意权利”的社会契约，然而社会分工极少，在这种自给自足，经济条件的限制下，中国社会逐渐承认了一种趋于稳定的无为政治。“无为”亦所谓求稳，人生老病死求的是颐养天年，在中国的乡土社会，这种家庭内各自的微循环所带来的安逸感抚慰了几千年的国人。

长老统治

“民主政治的形式就是综合个人意志和社会强制的结果”

“文化和政治的区别是：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文化的基础必须是统一的，但文化对于社会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种叫化过程”

“”苛政猛于虎“的政是横暴性的，‘为政为德’的政是教化性的。‘为民父母’是爸爸式权力的意思。”

“长幼之序也点出了教化权力所发生的效力。”

“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给乡土中国及当代农村带来的不安于焦躁是一个现实问题。但如何在现代社会中重新认识传统同样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血缘和地缘

血缘的意思是任何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血缘社会是稳定的，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作用——生育，去维持结构的稳定。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亲密社团的团结性依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社会关系中权利与义务必须有相当的平衡。

“货币是清算的单位和媒介”算账一词便是绝交之谓。

“在亲密的血缘社会商业也是不能存在的”商业的出现在稳定的依靠极其牢固血缘关系构成的乡土社会会破坏已有社会关系中微妙的有人请构成平衡。“贸易”和“馈赠”是不能放在一起的。“贸易”讲求平等，规定双方权利与义务并要有法律的保证。而“馈赠”只讲求往来人情。所以：“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

“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名实的分离

社会变迁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当社会变迁的时候，会出现惶恐和不安。而社会中的”文化英雄“能够提出办法，支配跟着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新的权利形式——“时势权利。所谓乱世出英雄，这个英雄代表了一种新的诉求，一种新的尝试。作为一个时代的风向标，他连接了愚昧过去与大众幻想中的未来，充满了希冀。顺着这个概念，费老讲到了苏联的“独裁”，试图用“时势权利”来解读这种新的社会关系。我认为，时势权利应该是作为一种类似于过渡权利的东西。当一种权力形式已经无力维持社会的稳定，矛盾激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就是社会变迁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时势权利”，然而当一种新的社会关系趋于稳定时，“时势权利”就应当被另一种权力所替代，而不能称作是“时势权利”了。

“社会变迁可以吸收在社会继替之中的时候，我们可以称这社会是安定的。”

“从整个社会看，一个领导的阶层如果能够追上社会变迁的速率，这社会也可以避免因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混乱。”举例英国的改革。

“环境变动的速率和领导阶层适应变动的速率配得上才不致发生流血的革命。”

在中国的乡土社会，“思想统治”不断被新的“注释”加以改变，“注释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之间发生极大的分离。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

“面子就是表面的无违。”

从欲望到需要

“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欲望常是合于人类生存条件的，因为欲望并非生物事实，而是文化事实......问题不是在要的本身，而是在要什么的内容。这内容是文化所决定的。”

“‘功能’是从客观地位去看一项行为对于个人生存和社会完整上所发生的作用。功能是分析的结果，是营养而不是味觉。”

“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即是权力，因为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人要以他们的需要去计划。”

第五篇：《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上次看完《万历十五年》后，我就一口气把《乡土中国》也看完了。说实话，对我这样一个不爱看书的理科生来说真的是一个挑战。不过相比《万历十五年》，我觉得《乡土中国》更易懂。原因有二：

一、我不太喜欢历史类的书籍。其次，《乡土中国》是从农村的角度解析中国的乡土性。我来自农村，书中许多事深有体会。

这本书写于一九三七年，距今已七十余年，但在看这本书时，我丝毫感觉不到时代的阻隔带来的距离感。这也恰恰说明我们仍没有从乡土社会中完全蜕变出来，而乡土社会是稳定的，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是相对稳定的。今天的中国还在从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之中，不可否认它还带有很强的乡土性，也正因为如此，《乡土中国》这本书直到今天还是很有价值的一本书。

《乡土中国》是一本社会学的著作，但包含的内容却远远超越了社会学。这本书是作者对本民族文化社会学层面上的重新审视。他解释了很多问题，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概念，比如差序格局。在这本书中作者主要是通过与西方社会的比较凸显乡土社会的特点，进一步论证乡土社会的文化是由乡土社会的本质和特点决定的，是由乡土社会的整个历史地理环境决定的。

本书共包括十四篇，从各个角度论述了乡土中国的形成、特征与本质。

第一篇《乡土本色》，开宗明义，点明中国社会的乡土性。这里讲的乡土社会，并不是具体的简单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中国社会的本质是乡土性的，这是一种传统，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外来文化与中国乡土文化发生碰撞的今天，也许在中国农村依然保持着原有的乡土社会的特征，但这座“堡垒”并不再像以往那样坚不可摧。中国社会的乡土性首先在城市发生了变化。城市是现代化的产物，吸收了许多现代社会的特点，同时又留有一些乡土性。

第二篇《文字下乡》，从文字的产生与功用的角度说明在乡土社会，文字是多余的。

第三篇《再论文字下乡》，从时间格局中说明乡下人没有文字的需要，进一步为被指作“愚”的乡下人作辩护。

“文字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不仅不唯一，而且有很多缺陷。”文字固定了声音，但却是声音的异化。我们通过文字所唤醒的，往往是间接的、与我们生命有距离感的观念，而非情感。文字的间接性使多余的东西或相寄生从而离真诚越来越远。卢梭曾谈到，“越是面对生动、具体的东西，词就愈加无奈，但人的文化却向着无奈的方向发展，说话抛弃了姿态，写字代替了说话，这意味着人类的堕落”。在乡土社会，人们更多使用的是“特殊语言”，它比文字更有效的传情达意，摆脱了语言这个筛子，使情感表达的更加天真自然。

尽管如此，文字仍是现代化的必要工具，作者只是在以一种客观中带有肯定的态度为被指作“愚”的乡下人做辩护。

第四篇《差序格局》，阐明了差序格局这一全新的概念，并与西方的团体格局作比较。

“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进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

第五篇《维系私人的道德》，中国差序格局下，缺乏团体道德，难以找到一个笼统的道德观念，道德依附于差序的人伦存在。

第六篇《家族》，区别了“家”与“家族”，并具体论述了它们的性质特点。中国的家族主轴是纵的，而夫妻成了配轴。

第七篇《男女有别》，探讨了中国传统感情定向的基本问题，用两种文化模式的对比分析了乡土社会男女隔阂的原因。

第八篇《礼治秩序》说明了礼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在乡土社会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礼治社会中人们是主动的服从和成规。

礼治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人治，为了避免引起字面上的误解故称其为礼治。礼治的前提是传统可以有效的应对生活问题。“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到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而在当代社会，科技的发展带给人们日新月异的生活，传统远不能应对新生活、新问题，剧烈的变迁也不可能允许人们从容不迫的进行种种试验。这种情况下礼治必然面临崩溃的危险。要保证大家有序的应对共同问题就必须有另一种力量来代替“礼”，这其实就是法律。这也是为什么现代国家必须是一个法治国家的原因了。

第九篇《无讼》，点明了中国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法治秩序与礼治秩序的矛盾，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下发生了很多的副作用。

乡土社会本身固有的一套社会调整机制还并未完全脱离实践，甚至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但现代司法在此时硬生生的挤进来排挤传统，无疑会遭到质疑。我国现行法中的大部分都是从西方搬过来的，这与我旧有的伦理观念有很多冲突的地方，比如继承问题、权利观念等。这些从实体上已不易使老百姓得到认同，程序上的生疏与隔膜就更不言而喻了。传统伦理与现行司法的冲突已然使“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这种情况在今天已有所改观。改革开放三十年余来，我们破坏了许多旧秩序的同时理想中的新秩序却尚未建立起来。这使得很多举措难以得到群众理解和拥护。

改革的进程中必须审慎的对待种种社会因素，综合考虑我们特殊的社会语境，确保民众可以真正得到其中的好处

第十篇《无为政治》，论述了社会冲突中的“横暴权力”与社会合作中的“同意权力”，但在农业性的乡土社会中“无为”的政治是最现实也是最理想的。

第十一篇《长老统治》，指明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中，与“横暴权力”与“同意权力”并存的还有教化式的权力，中国政治性质用民主或不民主形容都是不合适的，于是作者使用了“长老统治”一词。

这是从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上来谈的。横暴权利是冲突性的，而同意权力是合作性的，是两种极端。中国社会在根本上是乡土性的，既非单纯的横暴，也不是完全的同意，（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完全只有一种形式的权利）乡土性的中国产生了费老所说的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种权力结构——长老统治。

长老统治的前提和礼治一样，都是传统可以有效的应对生活问题。我认为在当今中国的城市中，长老统治并非依然占有统治地位，而应是长老统治与同意权力共存的时代。这是一个过渡的过程，并非完全乡土化，也非完全现代化，而是两者兼而有之。

第十二篇《血缘与地缘》，说明了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契约是很难生存的。

第十三篇《名实的分离》，论述了在长老统治下，注释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之间的极大分离，虚伪在这种情景下是必须的。

第十四篇《从欲望到需要》详细区分了欲望和需要，在乡土社会中自然已经做好选择，人们只需靠经验按欲望去行事，而城市却不然。

我们要用实质性的东西对一些文化现象做出合理的有说服力的解释，特别是对一些所谓的“劣根性”，“劣根性”不能作为解释问题的根源。比如谈到中国人的虚伪时，如果能对名与实的分离作深层次的剖析，从历史地理等环境出发，从每一个社会语境出发，就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与它所处的环境相适应的，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都有它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