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范文

第一篇：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范文

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７日至５月９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

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８０多人，代表着５７９００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也出席了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召开的。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纠正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党的重大方针政策。陈独秀主持开幕式，并代表上届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报告的整个基调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既没有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并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了一些错误的主张。陈独秀报告之后，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接着，大会代表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作了一定的批判。瞿秋白把自己写的批判陈独秀错误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印发给大会代表，并作了系统发言。蔡和森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毛泽东批判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大会还发表了《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和《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中央委员有：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李立

三、瞿秋白、刘少奇、苏兆征、张太雷、阮啸仙、任弼时、陈延年、罗亦农、贺昌、向忠发、彭湃、项英、彭公达、赵世炎、恽代英、谭平山、彭述之、罗章龙等２９人。候补中央委员有：毛泽东、陈潭秋、陆沉、黄平、李振瀛、袁达时、林育南、吴雨铭等１１人。

中共五大虽然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对争夺革命领导权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如改造武汉国民党、改造武汉国民政府、组织和扩大党对革命武装的领导等问题，均未作出切合实际的回答。大会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实质和危害也缺乏深刻的认识。陈独秀虽然作了一些检查，但没有真正改正错误。因此，五大实际上并未解决挽救时局的问题。

第二篇：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间：1927年4月27日-5月9日 地点：汉 口

出席大会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

大会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党的五大是在“四?一二”政变发生后才半个月这样一个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大会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但对于当时夺取革命领导权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均没有作出切合实际的回答。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是不彻底的，在会后也并未实施。这次代表大会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没有能够在紧急关头担负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五大选出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31人，候补委员14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中央政治局委员

陈独秀 张国焘 李维汉 蔡和森 李立三 瞿秋白 谭平山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苏兆征 张太雷 周恩来

中央政治局常委

陈独秀 张国焘 蔡和森

中央总书记

陈独秀

注：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危急关头在汉口举行的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为政治局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 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确定由瞿秋白主持中央领导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７日至５月９日在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维汉、毛泽东、张国焘、李立三等８２人，代表全国５７９６７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也出席了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半个月，武汉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召开的。

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纠正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党的重大方针政策。

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这个报告整个基调是右倾的，既没有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还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如说中山舰事件退却让步是正确的；无产阶级不应搞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只应进行经济斗争等。还提出了“向西北去”的逃跑主义理论。陈独秀报告之后，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接着，大会对陈独秀的报告进行了讨论。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任弼时、恽代英等许多代表发言，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经过斗争，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于上年１１月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并根据这个决议案的精神批评了陈独秀在过去中央领导工作中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否决了陈独秀“向西北去”的错误主张，提出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陈独秀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但由于当时全党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还缺乏一致的深刻的认识，因此，会议没能改变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大会在陈独秀的操纵下拒绝讨论毛泽东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加速深入农民斗争，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提案，甚至把毛泽东排斥于大会之外，剥夺他在大会上的表决权。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大会还发表了《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和《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

这些文件把蒋介石的叛变革命当作整个资产阶级都叛变了，从而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同时，又把汪精卫、唐生智等人当作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代表，对他们抱有很大的幻想，对他们公开叛变革命的危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和准备。大会提出了土地革命的要求，规定了将土地无条件地转给农民的原则，但又将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汪精卫集团身上。更为重要的是，大会没有认真讨论如何实现和发展党直接领导革命军队的问题。因此，会议虽然对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却没有拿出纠正这些错误的任何办法。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选出陈独秀等２９名中央委员和毛泽东等１１名候补中央委员。新的中央委员会仍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大会选举了中央监察委员会。

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召开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却没有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但周恩来、任弼时等一批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有所认识、有所抵制的同志，被选进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为后来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供了组织上的准备。

第三篇：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全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农民群众们！

过去二年之间，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伟大迅速的发展。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用压迫、剥削、抢掠、攻袭的手段以获得并巩固其势力，如今这些势力已经发生动摇了。当此革命胜利的斗争中，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确是主要的动力。因为劳动群众的拥护，国民革命运动曾在广东得到过巩固的基础；因有工农群众的帮助，国民革命军曾使革命的领域扩张至长江流域。当帝国主义者实行以武力侵占上海镇压革命军时，首先立身于帝国主义炮火之前者，就是英勇的无产阶级。促成武汉国民政府的建立，削弱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之势力的，也是革命的民众势力。在过去，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已经为革命而战斗而牺牲了，革命的前途也要依他们的战斗意志而前进，以他们的决心而胜利！

在这严重的革命进展的阶段中，国民革命战线内的阶段分化确系一个重要的现象。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没有反对大资本家及封建势力的剥削之斗争与之相伴而进，是决不能发展的。阶级的斗争和国民革命的斗争，势必同时进展。现在国民革命阵线之中，因为大资产阶级的背叛而日益冲突，最终结果，乃至分裂。

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在中国并非新的发现。自帝国主义建立其统治以来，早已有这种斗争的发生。过去革命运动（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庚子之役），都是中国民众反帝国主义情绪之原始的表现，然而一般反动派称他们是排外运动。

帝国主义之统治在中国的形成，由于两个方式：第一，帝国主义兽性的武力侵略；第二，国内满清皇族及封建官吏的贪婪腐败。第一种是在帝国主义侵入时期的主要方法；第二种能促成帝国主义统治的巩固。过去的革命运动，都为列强的新式武器和中国的封建军阀的政权所镇压下去了。此后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渐见民权主义的色彩，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遂推翻满清统治的皇朝。所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推翻封建势力以及其他反民权分子的斗争，总是同时并举的；这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现象，乃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之共同的主要原素。中国革命运动愈进展，民权和封建势力之剧战，也愈显著。

中国辛亥的革命虽说将贪淫的满洲皇帝推翻了，但未曾将民权主义实现于全国。其原因就是革命的社会基础太狭隘。当时参加革命的只有资产阶级和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力量决不敌帝国主义所卵翼的反动势力。所以第一次的共和终归夭亡，革命运动亦遂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所保护的帝制运动（袁世凯），只因帝国主义者内部的嫉忌，方被扫除。

欧战以后，国民革命运动获得了广大的民权派的社会基础。在反对巴黎和约口号之下，恢复民权运动的生命。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的主力，就是城市的民权派，当时的领导者是小资产阶级式的知识界，特别是学生。但在这个时期，群众运动的社会基础并不深远。无产阶级尚未引进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抵制仇货的运动确实打击了帝国主义，但是，并没有提出扫除封建势力及一切反动分子之要求，以表露此次革命运动之民权主义的特质。－－而封建势力和其他反动分子，却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真实基础。

而且排货运动有他的限度。要想使排货运动达到严重打击帝国主义的程度，就不能不妨害本国贩卖洋货的商人。这种内部冲突，确实是五四运动的弱点。不过我们决不要忘记：五四运动是后来有广大社会基础的真正革命运动之发端。五四运动的确对于那些无确定阶级的知识分子给了一个有价值的革命课程，使他们的视线移转到劳苦的群众，使他们认识无产阶级是当时革命势力的后备军。

近五、六年来从事工农运动的先锋，大都是由五四运动后逐渐训练出来的。这个事实，指明在反抗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之过程中，社会的关系将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结合在一起。现在的革命，需要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共同合作，所以五四运动的先例，很值得我们回忆。城市的民权派（小企业家、小商人、技师、知识分子、雇员），在政治经济上都居于被压迫的地位。他们要求政权和经济的发展。他们因为不满意于现状，所以参加反帝国主义运动。但是，不求得他们的切身的阶级利益，他们是不能将反帝国主义运动发展至如何深远的程度的。然而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不免有暂时阻滞商业的影响，这不仅麻烦了大资产阶级（如银行家、买办、批发外国货者），同时也妨害了些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城市的民权派作领导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因为内部的冲突，不能有深远的发展。就是政权的斗争也不能举行，因为经济的冲突不加紧，政权的斗争不能紧张。五四运动就是一个明证。此时小资产阶级中的最进步分子（阶级性不确定者），恐怕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因内部的冲突而停滞。于是中国革命不得不另找斗争的出路－－这个出路就在工人阶级奋斗之中找到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只有和无产阶级联合向帝国主义及其同盟军（封建势力和军阀）同时攻击，才能达到他们经济的利益，获得民治的政权。

小资产阶级经济之所以不能开展，并非帝国主义统治之直接的结果。反之，现时中国小资产阶级经济的存在，乃是自由的繁荣的外国商业所赐与。真正能妨害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者，乃是国民经济的封建性，和循环的军阀战争。这两种形式和帝国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这却是帝国主义统治的结果了。封建式的经济阻滞了内地商场的开展。中国封建形式的统治机关，采用多种方式（苛税和厘金等），以阻碍自由的贸易。军阀以重税压迫商人，实际上就能破坏商业。封建军阀的专制，将中等阶级的权利完全剥夺。所有这些现象统统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至于工农更不用说了。城市民权派的反帝国主义情绪，是不自觉的，虽说他们反抗压迫，但不认识敌人的所在。如果直接反抗帝国主义呢，登时他们又觉着妨害着自己的利益；于是他们在失望之中，就将此斗争放弃了。欲保持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必须根本铲除直接压迫他们的势力（就是妨害商场，破坏贸易，并侵害知识分子、雇员之经济利益的军阀、士绅）。但是，小资产阶级的自身不能找到革命的路径以图自救。只有和无产阶级联盟，在无产阶级影响之下，小资产阶级才得到解放。五四运动最重要的建树，就是小资产阶级在客观上（不是自觉的），趋向于无产阶级去了。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之五卅运动，证实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形成了伟大的群众运动。在此运动之前，曾有一个组织工人群众的时期。此时所提出的要求，如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国民会议，亦并非纸上谈兵，此种要求之后，的确代表广大群众的意志，而得其拥护。群众的意旨发生群众的行动。上海无产阶级及城市民权派的革命行动，虽然陷入血泊之中，但是他的影响普遍全国，变更了帝国主义的态度。

上海工人的经济罢工，加上了革命的政治色彩之后，那些和帝国主义有密切关系的大资产阶级，立刻起来消灭这个运动。结果，他们破坏了革命的战线，帮助了帝国主义。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并非帝国主义者为报答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勋劳而开的，乃是无产阶级和民权势力用革命的行动在帝国主义者手中所强夺来的。

中国革命民众的觉醒，还有其他的证明，就是以前的海员罢工和五卅时之粤港罢工。五卅时之粤港罢工是纯粹的政治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永放光明。那时无产阶级的行动，巩固了广东革命政府的社会基础，并将国民政府形成了反帝国主义及民权自由运动的中心机关。

民权的势力及广东国民政府，因有无产阶级的帮助，将英帝国主义卵翼之下的反革命势力，打的体无完肤。买办阶级企谋推翻国民政府，无产阶级毅然拥护着他。所以，捍卫广东，反抗香港英帝国主义的攻击，并以一年余的经济封锁，削弱帝国主义的商业者，更是中国的无产阶级。

以上和其他可记忆的事件，都表示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社会基础，已经扩大起来。伟大的革命运动亦已卷进了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过这一运动的原动力，仍旧是无产阶级和民权派的势力。无产阶级和民权派的势力在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亲密的同盟。然而，在这国民革命运动的组织中，阶级的冲突决不能全部泯灭。反帝国主义的运动

设非和阶级斗争同时发展，决不能按革命的路程前进。国民革命的职任不仅是反抗帝国主义，并且同时便要肃清阻碍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封建宗法的社会经济制度。中国的国民革命已经冲破了资产阶级式的民权主义之限制。国民革命运动性质的更变，不仅吓怕了帝国主义，同时惊醒了大资产阶级。在民权革命运动进展的过程中，大资产阶级发觉了与他们利益有妨害的事实。他们希望无产阶级和民权派只为他们的革命而牺牲，同时不要妨害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革命运动客观的性质，决不能因大资产阶级主观的欲望而削弱。

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帝国主义的独占相冲突；所以，过去资产阶级不但参加革命，并且在初期曾经领导革命。虽然，中国民众与帝国主义间的冲突，非常之深刻。中国各阶级同时反对帝国主义，而各阶级的目标却各不相同：资产阶级想和帝国主义谋妥协，而无产阶级则需要彻底推翻帝国主义的势力。中国资产阶级之中，除买办阶级外，和帝国主义固无好感，但是他们自己却希望能够自由行使其剥削。完全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必须破坏封建式的资本主义之一切剥削，－－这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根基。换言之，就是完全推翻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必须加紧阶级斗争；此种前途便恐吓了资产阶级。

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不能阻滞无产阶级和民权势力所推动的国民革命运动，终竟破坏了革命的联合战线。三月二十事变后，资产阶级恢复了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并且努力缩小革命运动的路程，使合于资产阶级的利益，结果因中国的客观环境关系，势必走到和帝国主义妥协的道路，蒋介石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纲，是想用军事的胜利统一中国，然后与帝国主义谋妥协，使中国大多数民众仍被剥削。

当资产阶级反抗军阀的时候，客观上带些反帝国主义性，所以无产阶级和他们在初期建立联合战线，集合工农的力量赞助北伐，以反抗北洋军阀。设非工农的帮助北伐军，消灭吴佩孚、孙传芳的势力，决不是那样容易。资产阶级却要想从军事的胜利中，只保护他们一阶级的私利；然而，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以客观条件的规定，不能只按照某一部分人的私利而进展。中国全体民众的利益，是要求扫除封建势力，建立民权政府，推翻帝国主义。国民革命军胜利后，适于民众运动发展的环境已经造成，反对封建势力，攻击帝国主义及建立民权政府的斗争，因而加紧。结果，北伐的胜利，一方面固然强健了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亦削弱了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组织力量，打破了蒋介石以军事独裁控制国民革命，并单独为资产阶级谋利益的企图。但是资产阶级确实强大起来了，他竟领导着一部力量脱离革命的战线了。这样一来，资产阶级虽说勉强戴着国民革命的面具，他们确实变成军阀的友军和帝国主义的工具了。

蒋介石所领导的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在未正式脱离国民革命战线之前，已经有反革命的行动了。蒋介石在江西屠杀工人领袖，就是他仇视工农运动的表现。上海无产阶级发起武装暴动帮助国民革命军，蒋介石却故意下令阻止军队不使前进。蒋介石峻拒了上海无产阶级伟大的、友谊的援助，并且坐视孙传芳屠杀工人，不为之稍动。蒋介石既到上海之后，接受帝国主义的怂恿，用暴力压迫为欢迎国民革命军而兴起的工人阶级。

蒋介石打击工人运动，极力仇视共产党，终竟揭破了他的国民革命的假面具。在这个革命阶段之中，工农群众更是国民革命的发动力了。唯有他们斗争，才能保证反帝国主义的胜利。所以反对劳苦群众的革命行动，破坏工农的组织者，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乃是国民革命的敌人。蒋介石及其部下的行动，自三月以后都是反对国民革命的，他们的行动决非个人的行动，乃是代表了一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国民革命军在长江流域的胜利，和革命运动的发展，恐怖了帝国主义。中国的内河充集了外国炮舰，在上海（帝国主义的根据地）实行武装警戒，以防御国民革命军的侵袭。但是帝国主义究竟不敢以直接行动反抗革命军。他们企图插入革命的战线，以腐化革命分子。帝国主义认清了中国资产阶级在反革命上是他们客观上的同盟军。所以他们一面表示对于革命的一般的敌意，一面却表示：如果资产阶级反对革命，他们可以保障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

级看到了帝国主义这种政策，于是下决心反叛革命。

资产阶级的反叛，兴奋了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拟利用革命战线的破裂，决定实行武装干涉。帝国主义因武汉革命政府采用了侵略的政策，精神上帮助了资产阶级和他们戴着国民革命假面具的南京政府。

阶级的分化和帝国主义的干涉，是现时革命阶段里的显著的特性。如果不明了阶级分化的意义和教训，那就决不容易战胜帝国主义的干涉政策。阶级的斗争更加紧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更不能和阶级斗争分开了。在过去，资产阶级能间接反抗帝国主义时，无产阶级也努力和他们保持联合战线。现在资产阶级公然放弃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回头向工人阶级宣战了。资产阶级的背后，就是封建的反动势力、军阀和帝国主义。他们这些成分已经联合了一个反革命的大同盟，来镇压国民革命。所以革命势力的职任，是反抗以至歼灭这个反革命的联盟。

中国的工人们和农民们！强健起你们的组织，来和城市民权势力建立革命的同盟，拥护革命的政府，使他永远立于不败的地位。

革命运动定要向前进行，应在各地摧毁反动势力的根株，以冲破反革命的同盟，消除军阀，推翻帝国主义。革命的基础，一定要使它深入。无产阶级、农民群众和城市民权势力，既然为革命而战斗、而牺牲，革命的发展必须能保障他们的利益，扑灭他们的敌人。

帝国主义除非有中国工具的帮助，是不能向革命势力宣战的，过去的许多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在现在的阶段中，我们必须破坏这些工具，才能削弱帝国主义的基础。反叛的资产阶级拟集合所有在国民政府领域内的反动势力于他们的周围，至于在广东、上海、南京、广西、四川已经建立了一个反革命的环形，逐渐向前进展，以达到禁闭国民政府的目的。反革命的势力自然借助于封建宗法的成分。革命的国民政府，欲战胜反革命的阴谋，必须要在自己领域内消灭反革命的根基。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必须拥护政府完成这个职任。在现在的革命阶段中，国民革命必须和农民革命吻合一致。

大地主的田地必须没收。民团、团防必须解除武装，绅士的政权必须消除，乡村自治政府，必须以乡村民权势力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组织农民自卫军以保障革命。“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可以建起雄伟的革命军队，并能使革命永立于不败之地。

国民政府治下的农民革命，必能引起其他省份农民群众的同情与援助。这样可以扑灭军阀的势力。国民革命必为各地的农民所欢迎，如同欢迎他们的解放者；军阀的势力，必定消灭于外部革命军的攻击和内部农民的暴动两个烈火之间。

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封建势力的束缚贸易，以及近年来的战争，妨害了小资产阶级。所以小资产阶级必须和工农群众建立同盟，以反抗帝国主义军阀和封建势力。中国共产党定要领导无产阶级保障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农民必与小地主建立同盟以消灭封建的专制和绅士的政权，小商人必须脱离苛税的压迫。

无产阶级是民权同盟的先锋。只有在保护他们自己阶级利益之下，才能完成他们的使命。生活程度的提高可以增加他们的战斗力。在领导农民进攻封建势力，保障小资产阶级利益之下，无产阶级不能削弱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如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改良待遇等。更进一层，我们看到帝国主义所以能操纵中国的经济生命，因为他们占有了中国的重工业、银行以及铁路，无产阶级一定要求这些生产金融机关收归国有。无产阶级保障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小资产阶级赞助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唯有在这个互助的关系之上，农、工、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同盟才能建立起来。

国民党自从封建的及资产阶级的分子脱离之后，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民权同盟。联合民权派的一切成分于国民党旗帜之下，以强健这个革命的同盟，是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阶段中主要的职任。革命的民权同盟，是国民革命的指导者。为着强健这个同盟，无产阶级要在革命斗争中行使领导权。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政府的工作，并非是以竞争者的态度要夺得政权。所以这样，是为的巩固革命分子的结合，保障革命的发展。欲战胜帝国主义干涉及反革命同盟阴谋之急切的危险，必须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依工、农、小资产阶级三个阶级的本性，国民革命的政体应当是民权的，可是对其他阶级必须是独裁的。凡是不和革命站在一起，并且反对我们的，都应当以无情的手段对付他，这是国民革命中唯一的原则。

现在是中国国民革命发展到了最高的决战时期，客观的环境，无论国内国际，都对于革命是有利的。实在是因为有这样的客观环境，中国国民革命才发展到了这个阶段。

大资产阶级的脱离，使国民革命运动解脱了内部冲突和不协调的原因，使整个的运动向一个简单的目标进行。因有阶级的分化，使这运动有深入他的社会基础的必要。因此广大的群众可以吸引到在这个斗争之中，促成革命运动的伟大的发展。

国际情况也是同样的顺利。帝国主义者尝试造成共同的反中国革命的联合战线，但是世界资本主义普遍衰落时期，各国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正在日益加增。对于积极的武力干涉中国，他们不能一致。就是在一国内的同一资产阶级对这个问题意见也不一致。有些主张采用侵略的策略以保护已得的权利，有些主张依和平的条件以进行贸易。这个情形减轻了各国即时共同干涉中国的危险。如果反叛的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那就可以给帝国主义干涉中国一个新工具。

另外还有一种势力使武力干涉不易实现者，就是帝国主义国内无产阶级的反抗。用几只兵舰、数百水兵威吓中国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如果实行武力干涉中国，结果就是长期的战争，帝国主义国内的无产阶级一定很决绝的反对殖民地的战争。这个方法恐不能应用了。再者，如果对中国宣战，参加战争的各帝国主义国内，一定要发生严重的政治危机。在另一方面，全世界表同情或帮助中国的革命的实在有伟大的群众。所有世界上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都和为自由而战的中国民众站在一起。

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们！

中国的国民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需要更多的牺牲、更勇敢的决心的时期了。不只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世界革命的发展也全靠你们了。你们决无表示灰心的理由，革命的胜利已经在最近的将来了！

你们一定要战斗，你们一定要胜利，你们一定要歼灭军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建立新的自由的中国。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叛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联盟！

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权同盟万岁！

中国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

一九二七年五月于汉口

第四篇：1927年五大武汉--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全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农民群众们！

过去二年之间，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伟大迅速的发展。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用压迫、剥削、抢掠、攻袭的手段以获得并巩固其势力，如今这些势力已经发生动摇了。当此革命胜利的斗争中，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确是主要的动力。因为劳动群众的拥护，国民革命运动曾在广东得到过巩固的基础；因有工农群众的帮助，国民革命军曾使革命的领域扩张至长江流域。当帝国主义者实行以武力侵占上海镇压革命军时，首先立身于帝国主义炮火之前者，就是英勇的无产阶级。促成武汉国民政府的建立，削弱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之势力的，也是革命的民众势力。在过去，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已经为革命而战斗而牺牲了，革命的前途也要依他们的战斗意志而前进，以他们的决心而胜利！

在这严重的革命进展的阶段中，国民革命战线内的阶段分化确系一个重要的现象。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没有反对大资本家及封建势力的剥削之斗争与之相伴而进，是决不能发展的。阶级的斗争和国民革命的斗争，势必同时进展。现在国民革命阵线之中，因为大资产阶级的背叛而日益冲突，最终结果，乃至分裂。

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在中国并非新的发现。自帝国主义建立其统治以来，早已有这种斗争的发生。过去革命运动（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庚子之役），都是中国民众反帝国主义情绪之原始的表现，然而一般反动派称他们是排外运动。

帝国主义之统治在中国的形成，由于两个方式：第一，帝国主义兽性的武力侵略；第二，国内满清皇族及封建官吏的贪婪腐败。第一种是在帝国主义侵入时期的主要方法；第二种能促成帝国主义统治的巩固。过去的革命运动，都为列强的新式武器和中国的封建军阀的政权所镇压下去了。此后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渐见民权主义的色彩，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遂推翻满清统治的皇朝。所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推翻封建势力以及其他反民权分子的斗争，总是同时并举的；这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现象，乃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之共同的主要原素。中国革命运动愈进展，民权和封建势力之剧战，也愈显著。

中国辛亥的革命虽说将贪淫的满洲皇帝推翻了，但未曾将民权主义实现于全国。其原因就是革命的社会基础太狭隘。当时参加革命的只有资产阶级和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力量决不敌帝国主义所卵翼的反动势力。所以第一次的共和终归夭亡，革命运动亦遂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所保护的帝制运动（袁世凯），只因帝国主义者内部的嫉忌，方被扫除。

欧战以后，国民革命运动获得了广大的民权派的社会基础。在反对巴黎和约口号之下，恢复民权运动的生命。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的主力，就是城市的民权派，当时的领导者是小资产阶级式的知识界，特别是学生。但在这个时期，群众运动的社会基础并不深远。无产阶级尚未引进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抵制仇货的运动确实打击了帝国主义，但是，并没有提出扫除封建势力及一切反动分子之要求，以表露此次革命运动之民权主义的特质。－－而封建势力和其他反动分子，却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真实基础。

而且排货运动有他的限度。要想使排货运动达到严重打击帝国主义的程度，就不能不妨害本国贩卖洋货的商人。这种内部冲突，确实是五四运动的弱点。不过我们决不要忘记：五四运动是后来有广大社会基础的真正革命运动之发端。五四运动的确对于那些无确定阶级的知识分子给了一个有价值的革命课程，使他们的视线移转到劳苦的群众，使他们认识无产阶级是当时革命势力的后备军。

近五、六年来从事工农运动的先锋，大都是由五四运动后逐渐训练出来的。这个事实，指明在反抗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之过程中，社会的关系将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结合在一起。现在的革命，需要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共同合作，所以五四运动的先例，很值得我们回忆。城市的民权派（小企业家、小商人、技师、知识分子、雇员），在政治经济上都居于被压迫的地位。他们要求政权和经济的发展。他们因为不满意于现状，所以参加反帝国主义运动。但是，不求得他们的切身的阶级利益，他们是不能将反帝国主义运动发展至如何深远的程度的。然而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不免有暂时阻滞商业的影响，这不仅麻烦了大资产阶级（如银行家、买办、批发外国货者），同时也妨害了些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城市的民权

派作领导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因为内部的冲突，不能有深远的发展。就是政权的斗争也不能举行，因为经济的冲突不加紧，政权的斗争不能紧张。五四运动就是一个明证。此时小资产阶级中的最进步分子（阶级性不确定者），恐怕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因内部的冲突而停滞。于是中国革命不得不另找斗争的出路－－这个出路就在工人阶级奋斗之中找到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只有和无产阶级联合向帝国主义及其同盟军（封建势力和军阀）同时攻击，才能达到他们经济的利益，获得民治的政权。

小资产阶级经济之所以不能开展，并非帝国主义统治之直接的结果。反之，现时中国小资产阶级经济的存在，乃是自由的繁荣的外国商业所赐与。真正能妨害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者，乃是国民经济的封建性，和循环的军阀战争。这两种形式和帝国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这却是帝国主义统治的结果了。封建式的经济阻滞了内地商场的开展。中国封建形式的统治机关，采用多种方式（苛税和厘金等），以阻碍自由的贸易。军阀以重税压迫商人，实际上就能破坏商业。封建军阀的专制，将中等阶级的权利完全剥夺。所有这些现象统统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至于工农更不用说了。城市民权派的反帝国主义情绪，是不自觉的，虽说他们反抗压迫，但不认识敌人的所在。如果直接反抗帝国主义呢，登时他们又觉着妨害着自己的利益；于是他们在失望之中，就将此斗争放弃了。欲保持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必须根本铲除直接压迫他们的势力（就是妨害商场，破坏贸易，并侵害知识分子、雇员之经济利益的军阀、士绅）。但是，小资产阶级的自身不能找到革命的路径以图自救。只有和无产阶级联盟，在无产阶级影响之下，小资产阶级才得到解放。五四运动最重要的建树，就是小资产阶级在客观上（不是自觉的），趋向于无产阶级去了。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之五卅运动，证实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形成了伟大的群众运动。在此运动之前，曾有一个组织工人群众的时期。此时所提出的要求，如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国民会议，亦并非纸上谈兵，此种要求之后，的确代表广大群众的意志，而得其拥护。群众的意旨发生群众的行动。上海无产阶级及城市民权派的革命行动，虽然陷入血泊之中，但是他的影响普遍全国，变更了帝国主义的态度。

上海工人的经济罢工，加上了革命的政治色彩之后，那些和帝国主义有密切关系的大资产阶级，立刻起来消灭这个运动。结果，他们破坏了革命的战线，帮助了帝国主义。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并非帝国主义者为报答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勋劳而开的，乃是无产阶级和民权势力用革命的行动在帝国主义者手中所强夺来的。

中国革命民众的觉醒，还有其他的证明，就是以前的海员罢工和五卅时之粤港罢工。五卅时之粤港罢工是纯粹的政治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永放光明。那时无产阶级的行动，巩固了广东革命政府的社会基础，并将国民政府形成了反帝国主义及民权自由运动的中心机关。

民权的势力及广东国民政府，因有无产阶级的帮助，将英帝国主义卵翼之下的反革命势力，打的体无完肤。买办阶级企谋推翻国民政府，无产阶级毅然拥护着他。所以，捍卫广东，反抗香港英帝国主义的攻击，并以一年余的经济封锁，削弱帝国主义的商业者，更是中国的无产阶级。

以上和其他可记忆的事件，都表示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社会基础，已经扩大起来。伟大的革命运动亦已卷进了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过这一运动的原动力，仍旧是无产阶级和民权派的势力。无产阶级和民权派的势力在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亲密的同盟。然而，在这国民革命运动的组织中，阶级的冲突决不能全部泯灭。反帝国主义的运动设非和阶级斗争同时发展，决不能按革命的路程前进。国民革命的职任不仅是反抗帝国主义，并且同时便要肃清阻碍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封建宗法的社会经济制度。中国的国民革命已经冲破了资产阶级式的民权主义之限制。

国民革命运动性质的更变，不仅吓怕了帝国主义，同时惊醒了大资产阶级。在民权革命运动进展的过程中，大资产阶级发觉了与他们利益有妨害的事实。他们希望无产阶级和民权派只为他们的革命而牺牲，同时不要妨害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革命运动客观的性质，决不能因大资产阶级主观的欲望而削弱。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帝国主义的独占相冲突；所以，过去资产阶级不但参加革命，并且在初期曾经领导革命。虽然，中国民众与帝国主义间的冲突，非常之深刻。中国各阶级同时反对帝国主义，而各阶级的目标却各不相同：资产阶级想和帝国主义谋妥协，而无产阶级则需要彻底推翻帝国主义的势力。中国资产阶级之中，除买办阶级外，和帝国主义固无好感，但是他们自己却希望能够自由行使其剥削。完全推翻

帝国主义的统治，必须破坏封建式的资本主义之一切剥削，－－这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根基。换言之，就是完全推翻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必须加紧阶级斗争；此种前途便恐吓了资产阶级。

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不能阻滞无产阶级和民权势力所推动的国民革命运动，终竟破坏了革命的联合战线。三月二十事变后，资产阶级恢复了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并且努力缩小革命运动的路程，使合于资产阶级的利益，结果因中国的客观环境关系，势必走到和帝国主义妥协的道路，蒋介石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纲，是想用军事的胜利统一中国，然后与帝国主义谋妥协，使中国大多数民众仍被剥削。当资产阶级反抗军阀的时候，客观上带些反帝国主义性，所以无产阶级和他们在初期建立联合战线，集合工农的力量赞助北伐，以反抗北洋军阀。设非工农的帮助北伐军，消灭吴佩孚、孙传芳的势力，决不是那样容易。资产阶级却要想从军事的胜利中，只保护他们一阶级的私利；然而，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以客观条件的规定，不能只按照某一部分人的私利而进展。中国全体民众的利益，是要求扫除封建势力，建立民权政府，推翻帝国主义。国民革命军胜利后，适于民众运动发展的环境已经造成，反对封建势力，攻击帝国主义及建立民权政府的斗争，因而加紧。结果，北伐的胜利，一方面固然强健了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亦削弱了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组织力量，打破了蒋介石以军事独裁控制国民革命，并单独为资产阶级谋利益的企图。但是资产阶级确实强大起来了，他竟领导着一部力量脱离革命的战线了。这样一来，资产阶级虽说勉强戴着国民革命的面具，他们确实变成军阀的友军和帝国主义的工具了。

蒋介石所领导的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在未正式脱离国民革命战线之前，已经有反革命的行动了。蒋介石在江西屠杀工人领袖，就是他仇视工农运动的表现。上海无产阶级发起武装暴动帮助国民革命军，蒋介石却故意下令阻止军队不使前进。蒋介石峻拒了上海无产阶级伟大的、友谊的援助，并且坐视孙传芳屠杀工人，不为之稍动。蒋介石既到上海之后，接受帝国主义的怂恿，用暴力压迫为欢迎国民革命军而兴起的工人阶级。

蒋介石打击工人运动，极力仇视共产党，终竟揭破了他的国民革命的假面具。在这个革命阶段之中，工农群众更是国民革命的发动力了。唯有他们斗争，才能保证反帝国主义的胜利。所以反对劳苦群众的革命行动，破坏工农的组织者，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乃是国民革命的敌人。蒋介石及其部下的行动，自三月以后都是反对国民革命的，他们的行动决非个人的行动，乃是代表了一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国民革命军在长江流域的胜利，和革命运动的发展，恐怖了帝国主义。中国的内河充集了外国炮舰，在上海（帝国主义的根据地）实行武装警戒，以防御国民革命军的侵袭。但是帝国主义究竟不敢以直接行动反抗革命军。他们企图插入革命的战线，以腐化革命分子。帝国主义认清了中国资产阶级在反革命上是他们客观上的同盟军。所以他们一面表示对于革命的一般的敌意，一面却表示：如果资产阶级反对革命，他们可以保障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看到了帝国主义这种政策，于是下决心反叛革命。

资产阶级的反叛，兴奋了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拟利用革命战线的破裂，决定实行武装干涉。帝国主义因武汉革命政府采用了侵略的政策，精神上帮助了资产阶级和他们戴着国民革命假面具的南京政府。阶级的分化和帝国主义的干涉，是现时革命阶段里的显著的特性。如果不明了阶级分化的意义和教训，那就决不容易战胜帝国主义的干涉政策。阶级的斗争更加紧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更不能和阶级斗争分开了。在过去，资产阶级能间接反抗帝国主义时，无产阶级也努力和他们保持联合战线。现在资产阶级公然放弃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回头向工人阶级宣战了。资产阶级的背后，就是封建的反动势力、军阀和帝国主义。他们这些成分已经联合了一个反革命的大同盟，来镇压国民革命。所以革命势力的职任，是反抗以至歼灭这个反革命的联盟。

中国的工人们和农民们！强健起你们的组织，来和城市民权势力建立革命的同盟，拥护革命的政府，使他永远立于不败的地位。

革命运动定要向前进行，应在各地摧毁反动势力的根株，以冲破反革命的同盟，消除军阀，推翻帝国主义。革命的基础，一定要使它深入。无产阶级、农民群众和城市民权势力，既然为革命而战斗、而牺牲，革命的发展必须能保障他们的利益，扑灭他们的敌人。

帝国主义除非有中国工具的帮助，是不能向革命势力宣战的，过去的许多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在现在的阶段中，我们必须破坏这些工具，才能削弱帝国主义的基础。反叛的资产阶级拟集合所有在国民政府领域内的反动势力于他们的周围，至于在广东、上海、南京、广西、四川已经建立了一个反革命的环形，逐渐向前进展，以达到禁闭国民政府的目的。反革命的势力自然借助于封建宗法的成分。革命的国民政府，欲战胜反革命的阴谋，必须要在自己领域内消灭反革命的根基。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必须拥护政府完成这个职任。在现在的革命阶段中，国民革命必须和农民革命吻合一致。

大地主的田地必须没收。民团、团防必须解除武装，绅士的政权必须消除，乡村自治政府，必须以乡村民权势力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组织农民自卫军以保障革命。“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可以建起雄伟的革命军队，并能使革命永立于不败之地。

国民政府治下的农民革命，必能引起其他省份农民群众的同情与援助。这样可以扑灭军阀的势力。国民革命必为各地的农民所欢迎，如同欢迎他们的解放者；军阀的势力，必定消灭于外部革命军的攻击和内部农民的暴动两个烈火之间。

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封建势力的束缚贸易，以及近年来的战争，妨害了小资产阶级。所以小资产阶级必须和工农群众建立同盟，以反抗帝国主义军阀和封建势力。中国共产党定要领导无产阶级保障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农民必与小地主建立同盟以消灭封建的专制和绅士的政权，小商人必须脱离苛税的压迫。无产阶级是民权同盟的先锋。只有在保护他们自己阶级利益之下，才能完成他们的使命。生活程度的提高可以增加他们的战斗力。在领导农民进攻封建势力，保障小资产阶级利益之下，无产阶级不能削弱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如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改良待遇等。更进一层，我们看到帝国主义所以能操纵中国的经济生命，因为他们占有了中国的重工业、银行以及铁路，无产阶级一定要求这些生产金融机关收归国有。无产阶级保障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小资产阶级赞助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唯有在这个互助的关系之上，农、工、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同盟才能建立起来。

国民党自从封建的及资产阶级的分子脱离之后，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民权同盟。联合民权派的一切成分于国民党旗帜之下，以强健这个革命的同盟，是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阶段中主要的职任。革命的民权同盟，是国民革命的指导者。为着强健这个同盟，无产阶级要在革命斗争中行使领导权。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政府的工作，并非是以竞争者的态度要夺得政权。所以这样，是为的巩固革命分子的结合，保障革命的发展。

欲战胜帝国主义干涉及反革命同盟阴谋之急切的危险，必须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依工、农、小资产阶级三个阶级的本性，国民革命的政体应当是民权的，可是对其他阶级必须是独裁的。凡是不和革命站在一起，并且反对我们的，都应当以无情的手段对付他，这是国民革命中唯一的原则。现在是中国国民革命发展到了最高的决战时期，客观的环境，无论国内国际，都对于革命是有利的。实在是因为有这样的客观环境，中国国民革命才发展到了这个阶段。

大资产阶级的脱离，使国民革命运动解脱了内部冲突和不协调的原因，使整个的运动向一个简单的目标进行。因有阶级的分化，使这运动有深入他的社会基础的必要。因此广大的群众可以吸引到在这个斗争之中，促成革命运动的伟大的发展。

国际情况也是同样的顺利。帝国主义者尝试造成共同的反中国革命的联合战线，但是世界资本主义普遍衰落时期，各国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正在日益加增。对于积极的武力干涉中国，他们不能一致。就是在一国内的同一资产阶级对这个问题意见也不一致。有些主张采用侵略的策略以保护已得的权利，有些主张依和平的条件以进行贸易。这个情形减轻了各国即时共同干涉中国的危险。如果反叛的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那就可以给帝国主义干涉中国一个新工具。

另外还有一种势力使武力干涉不易实现者，就是帝国主义国内无产阶级的反抗。用几只兵舰、数百水兵威吓中国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如果实行武力干涉中国，结果就是长期的战争，帝国主义国内的无产阶级一定很决绝的反对殖民地的战争。这个方法恐不能应用了。再者，如果对中国宣战，参加战争的各帝国主义国内，一定要发生严重的政治危机。在另一方面，全世界表同情或帮助中国的革命的实在有伟大的群众。所有世界上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都和为自由而战的中国民众站在一起。

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们！

中国的国民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需要更多的牺牲、更勇敢的决心的时期了。不只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世界革命的发展也全靠你们了。你们决无表示灰心的理由，革命的胜利已经在最近的将来了！

你们一定要战斗，你们一定要胜利，你们一定要歼灭军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建立新的自由的中国。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叛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联盟！

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权同盟万岁！

中国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

一九二七年五月于汉口

第五篇：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范文模版）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１９２０年夏至１９２１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建党条件基本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

６月３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会合。他们很快与陈独秀离沪期间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并交换了情况。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及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李达、李汉俊在征询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分别写信给各地党组织，要求每个地区派出两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７月中下旬，设在法租界白尔路３８９号（今太仓路１２７号）的博文女校，陆续住进了一批教师、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来上海参加这次历史性的聚会。代表们到齐以后，就便在住处开了预备会。

７月２３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１０６号（今兴业路７６号）正式开幕。会址设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大家围坐在客厅长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而在代表们心目中他们仍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

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一大开幕会议，并发表热情的讲话。马林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并对中共提出了建议和希望。尼科尔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要求中共把工作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局。

接着，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任务和议题，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工作，再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７月２４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状况和工作进程，并交流了经验体会。２５、２６日休会，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２７、２８和２９日三天，分别举行三次会议，集中议论此前起草的纲领和决议。讨论认真热烈，大家各抒己见，既有统一的认识，又在某些问题引起争论，会议未作出决定。

７月３０日晚，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会议刚开始几分钟，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这次会议被迫中断。

一大第六次会议刚开始，就遭受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首先闯入会场的叫程子卿，他是黄金荣的把兄弟，利用这层关系进入巡捕房，任华人探长。原来马林由莫斯科途经欧洲来华，曾在维也纳被警察局拘捕，虽经营救获释，但其行动一直作为“赤色分子”被严密监视。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警觉地说这人一定是“包打听”，建议立即停会，大家分头离开。

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包围了一大会址，法籍警官亲自带人进入室内询问搜查，没有找到多少证据，威胁警告一番后撤走了。这次冲击虽然没有带来重大损失，毕竟一大不能再在原址进行了。转移出来的一大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商讨，大家一致认为会议不能在上海举行了，有人提议到杭州开会，又有的提出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目标。当时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不如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离上海很近，又易于隐蔽。大家都赞成，觉得这个安排很妥当。

第二天清晨，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两位国际代表目标太大，李汉俊、陈公博也因经历一场虚惊，都未去嘉兴。１０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登上事先租好的南湖画舫。

这是一个阴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游人渐渐离去，秀丽的南湖显得格外清静优雅。１１时许，一大会议在缓缓划行的画舫上开始了。

南湖会议继续着上海３０日未能进行的议题，先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１５条约７００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

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

下午５时，天气转晴，湖面上一艘汽艇向画舫急驰而来。大家因有上海的经历而提高了警惕，立即藏起文件，桌上摆出麻将牌，装扮成游客。后来打听到这是当地士绅的私人游艇，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会议仍继续进行。

最后，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会议在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中闭幕。

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１９２２年７月１６日至２３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６２５号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１２名（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详），代表全国１９５名党员。这些代表是：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的杨明斋，北京的罗章龙，山东的王尽美，湖北的许白昊，湖南的蔡和森，广州的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

鉴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遭到法国巡捕破坏的教训，“二大”采取了较为严格的保密措施。大会决定以小型的分组会为主，尽量减少全体会议的次数，每次会议都要更换地址。大会共进行了８天，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施存统报告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

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学说和远东大会的精神，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讨论了党的任务，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议会行动议决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９个决议案。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另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大会根据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是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党的最高纲领。为了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大会提出在目前历史条件下的最低纲领，这就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中共二大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１９２３年６月１２日至２０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３１号（现恤孤院路３号）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

三、项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４０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４２０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

大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

一、讨论党纲草案；

二、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

三、选举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陈独秀在报告中，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决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代表们就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经过讨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这些文件的中心思想是，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重要任务。文件还规定了要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

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等９人为中央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５人为候补中央委员，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后由于谭调职，改为王荷波）５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担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党的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扬民主，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党的三大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先生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召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胜利地举行了北伐战争，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高涨。但是，大会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和军队问题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党的三大结束的当天，代表们来到黄花岗烈士墓前，在瞿秋白同志的指挥下高唱国际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就在雄壮有力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了。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此后，工人运动逐渐恢复，农民运动日益兴起，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但是，国共合作并非一帆风顺，在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洪流中也潜伏着令人不安的暗流。1924年6月，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声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绝对不宜党中有党”。8月，张继等又抛出所谓《护党宣言》，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

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中共中央于7月1日发出党内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活动。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连续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右派违背国民党一大政纲、破坏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反动言行。此刻，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在这场日益高涨的大革命浪潮中，共产党人是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为了国民革命运动去组织中国工人、农民以及青年，还是应当由共产党直接去组织群众？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维汉、李立

三、王荷波、项英、向警予等20人，代表着全国994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

大会围绕当前的中心工作，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11个议决案，并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共9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候补执行委员5人：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5人组成中央局。

党的四大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参加”。“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所以，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盟，《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原理，强调了农民在中华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此外，大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表明，此时党已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提出来了。

党的四大作出的各项正确决策，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此后，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的高潮来临了。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严重失败。此后，全国形成了三个政权，即原来的北洋军阀政府，上海、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政权和武汉国民政府。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党的五大就是在这种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全体党员期望这次大会能正确判断当前局势，回答大家最为关注的如何从危急中挽救革命的问题。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

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82人，代表着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出席了大会。

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

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代表们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会前，瞿秋白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会上他把该书发给大家，并作了系统发言。针对陈独秀报告关于统一战线上的错误，蔡和森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毛泽东批评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和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等，选出了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

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

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因此，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真正结束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是在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上完成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由于国内当时正处在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开会地点，加上1928年春夏间将相继在莫斯科召开赤色职工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遂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1928年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相继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为84人。

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

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

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党的六大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六大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实现工作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的敌人、党的工作重心等问题认识不足，但这仍然不能掩盖党的六大本身主要方面和路线的正确性。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全党121万党员，分为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在七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近70岁，最小的才20岁左右。

4月23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七大开幕式的主席台上，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鲜艳的党旗挂在两边。会场后面的墙上，挂着“同心同德”四个大字。两侧墙上张贴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等标语，靠墙边插着24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24年奋斗的历程。插红旗的“V”字型木座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在主席台的正上方，悬挂着一条引人注目的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毛泽东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他说：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

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并就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了长篇口头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对重要报告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尤其对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先后讨论修改达9次之多。七大原定会期较短，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大会发言人数也突破了原定人数，先后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陈云、彭德怀、张闻天、李富春、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刘伯承、彭真、聂荣臻、陆定

一、乌兰夫、博古、高岗等，他们的发言受到大会的普遍欢迎。大会经过深入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

七大的一个重大历史功绩是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条政治路线阐明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阐明了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就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阐明了加强党的领导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

毛泽东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为加强党的领导，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区别于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其中，中央委员４４人，中央候补委员３３人。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选举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这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１日，大会举行隆重的闭幕式。毛泽东致闭幕词。他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他在闭幕词中向全党发出了鼓舞人心的号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泽东的这篇闭幕词，会后经整理修改后，以《愚公移山》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之作。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２０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它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深厚基础。

党的七大另一个重大历史性贡献是将毛泽东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深入论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毛泽东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系统和科学的概括，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

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经过20多年的艰苦探索，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同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指示：要宣传“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学说和主张”。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先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提出后，很快被全党同志所接受。在此前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同志纷纷发表文章或演说，论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1945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七大之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推进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努力奋斗，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胜利。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到会代表1021人，请假5人。列席代表107人。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大会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学的判断；确定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体现了执政党的特点，强调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群众路线，规定全国、省、县级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大会选举了由97名委员和73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选举了由17名委员和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当时全国有2200万名党员。毛泽东致开幕词，林彪作政治报告。政治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八大党章作了错误修改。大会选举了由170名委员和109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49人。当时全国有2800万名党员。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经修改的党章，选举了由195名委员和12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应到大会的代表1510人，除刘伯承等8位同志因病因事请假未能出席预备会议外，实际出席会议代表1502名。代表全国党员3500多万。华国锋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大会宣告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任务，但没有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大会通过了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关于修改党的章程报告的决议》。大会选举了由201名委员和13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545人，候补代表145人，代表全国3900多万名党员。邓小平致开幕词，胡耀邦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各项组织制度、党的纪律作了更充分、更具体的规定。大会通过了《关于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决议》和《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选举了由210名委员和138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了由172名委员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由132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邓小平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在北京举行。赵紫阳作《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大会提出并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和各项改革任务。大会通过了《关于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的决议》、《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选举了由175名委员和110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了由200名委员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由69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乔石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92年10月12日至19日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作《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大会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大会通过了《关于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大会选举了由189名委员和130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了由108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2048人，特邀代表60人，代表全国5800万名党员。江泽民作《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大会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概念，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规划了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部署。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明确规定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大会通过了《关于十四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和《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选举了由193名委员和151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了由115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大会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大会通过了《关于十五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和《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选举了由198名委员和158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了由121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吴官正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党的十七大在京开幕 胡锦涛作报告 吴邦国主持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

胡锦涛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吴邦国主持大会

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１５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胡锦涛在会上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胡锦涛指出，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内，气氛隆重而热烈。

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大会由吴邦国主持。上午９时，会议开始时，在军乐团雄壮的乐曲声中，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体同志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已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默哀。

吴邦国宣布，十七大应出席代表２２１３人，特邀代表５７人，共２２７０人，今天实到２２３７人。他对列席大会的党外朋友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表示热烈的欢迎。胡锦涛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报告共分十二个部分：

一、过去五年的工作；

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

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五、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六、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七、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八、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九、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十、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十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

十二、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胡锦涛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二0二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胡锦涛强调，全党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带领人民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求真务实，锐意进取，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

胡锦涛在总结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后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胡锦涛在报告中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胡锦涛强调，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继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着力建设高素质领导班子；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着力增强党的团结统一；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着力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全面巩固和发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着力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切实改进党的作风，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胡锦涛最后说，让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开拓奋进，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报告过程中，全场多次响起热烈的掌声。（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