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档案《李大钊同志传略》的幽深处

第一篇：莫斯科档案《李大钊同志传略》的幽深处

莫斯科档案《李大钊同志传略》的幽深处

1934年11月24日，任应岐、吉鸿昌二将军同因“参加中共，危害民国”之罪名在北平被蒋介石杀害，一享年42岁，一享年仅39岁。不同的是，吉鸿昌烈士以民族英雄，优秀（中共）党员载入史册，而任应岐烈士的名字七十年里湮没无闻。

由于历史原因和出于对革命先烈的景仰，更为早日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笔者自上世纪70年代，即开始关注任应岐将军的有关史料。80年代后期，与任将军的遗腹子任中华取得联系后，在史料方面取得一定进展，进而以《爱国将领任应岐》为题整理成文，于2004年在著名学者杨天石教授的支持下得以在《百年潮》第12期上发表。但由于当时资料所限，文章仍有一定局限性，尤其是在任将军由旧军人改信仰共产主义后的组织线索上未能有所突破。

时间过去了七年，终于传来了好消息。2011年6月29日《中华读书报》所刊张晓、胡泊《莫斯科档案〈李大钊同志略传〉的背后》（简称：《档案背后》），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该文不仅提供了许多史料，而且为任应岐的中共党籍问题以及他忠诚地为实现党所赋予的战略任务而忘我战斗之事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追述。笔者愿根据有关资料，循着张晓、胡泊二位作者的思路，对有关情况做些补充。并就我掌握的情况，对中共早期党史上曾起到重要作用却秘密藏匿在国民党反蒋派“西南驻津办”的电台予以披露，提供线索，希望引起更多熟悉情况的同志的重视和探讨。

任应岐进入李大钊视野绝非偶然

在莫斯科沉睡了70余年，2009年7月由河北乐亭李大钊纪念馆带回国内的珍贵档案——《李大钊同志略传》是一份誊清稿，全文1760字，无疑为当年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高层人员所撰写并经审定。全文全面、精准地表述和评价了李大钊光辉的一生，特别提到他在统战及军事方面的建树，《档案背后》作者认为，李大钊烈士的独特品格和统战思想，是留给后来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遗产”。

作者注意到档案中关于李大钊“领导北方群众进行反奉系的斗争，同时并联合北方一切进步的实力，如国民军的旧部，任应岐烈士的部队等，实行反奉的军事行动”这段表述，是全文中唯一地、指名道姓地举出的具体事例，更特别将原来已经写上的“师长”改为“烈士”。作者认为，“由旧军队‘师长’特意改为‘烈士’，是严肃的政治断语，使原用语性质改变并且突出，显然是因为当时有着深刻的某种必要，例如要明确表达不能淹没中共烈士的事实、明显含有对烈士的敬意等。”

《档案背后》作者考证，《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五卷的“附录”中有1926年10月1日的北京通信《北方军事政治状况》一文，其中可以找到有关任应岐及其部队的两则资料，说明此时任应岐的活动，已经纳入了李大钊的观察视野。但任应岐开始进入李大钊视野的时间，似应早于1926年10月。

1923年9月，直系军阀吴佩孚为遏制南方革命，派樊钟秀为援粤豫军司令，率部7000余人自河南南下江西，执行援沈（鸿英）攻粤任务。樊钟秀及其主要助手任应岐早就心悦诚服地拥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并早在“护法”时期就率部加入了以于右任为总司令、张鈁为副总司令的陕西靖国军。遂在率部进入江西吉安后，立即派出副官李肖庭和刘觉民前往广州面见孙中山，汇报部队现状，并表示愿效前驱。孙中山听后，当即亲笔复信，将樊、任所部编为豫军讨贼军（后为建国豫军），委樊为总司令，后又委任应岐为副总司令、前敌总指挥。

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樊、任所部在由赣南向赣粤边转移过程中，两度粉碎了蔡成勋、方本仁、邓如琢等部北洋军的围追堵截。于11月6日到达赣粤边大余县，樊通电宣布脱离北洋军，效忠南方革命政府。11月9日占领粤北重镇南雄。11月12日进驻韶关。樊、任所部在韶关休整不足两天的14日晚，就接到大元帅府“情怳危急”令豫军讨贼军火速驰缓的加急电报。樊、任所部遂立即南下广州解救危局，与滇军第二军范石生部密切协同，拼死冲杀，成功击退陈炯明叛军，使大本营转危为安。此后豫军讨贼军愈战愈勇，沿东江连续追击，先后收复广九车站、石牌、增城、石龙、博罗等要地，直至把陈炯明叛军赶回惠州老巢。12月2日，樊、任所部自东江返回广州，受到孙中山、廖仲凯等人的热烈欢迎。12月4日孙中山在大本营二楼举行盛大庆功酒会，对豫军大加赞赏。在此后的大半年时间里，豫军东征西讨，连续作战，表现出超强的战斗力，成为孙中山和革命政府统率下的滇、粤、湘、赣等部讨贼军中的一支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的重要力量，得到孙中山高度信任，在广州军民中享有极高赞誉。1924年年中，为执行大本营北伐计划，豫军讨贼军于9月初自韶关出发北伐，于1925年初回到河南。

而李大钊同志，正是在此期间的1924年1月20日至30日来到广州，参加实行三大政策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李大钊正是在本次大会上当选为由24人组成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樊钟秀当选为由蔡元培等5人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此时广东各地对豫军超强战斗力的普遍赞誉，孙中山及于右任等人对樊、任的高度评价，不可能不为李大钊所闻所知。因此两年多之后的1926年10月1日，李大钊在其《北方军事政治状况》一文的《河南军事调查表》中，将樊、任所部列为“最与民党接近者”，不是偶然和没有根据的。

烈士遗墨

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同胞书》发表后，为坚决反对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为缓解江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危局，上海中央局军委特科根据周恩来等中共高层的战略意图，领导展开了一系列秘密工作和特殊战线的斗争，任应岐、吉鸿昌积极参与筹划的“中原大暴动”就是其中之一。

为加强对大暴动的领导，上海中央军委特科曾组成以南汉宸为书记的五人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宣侠父、柯庆施、朱其文、吉鸿昌。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是随后在南汉宸前往泰山拜会冯玉祥时所议定。计有：冯玉祥（徐维烈代）、李济深（任应岐代）、方振武、方本仁、吉鸿昌、张砺生、邓哲熙、宣侠父和南汉宸。南为秘书长。在此期间，南、宣、柯、朱、吉、任根据上级指示，积极筹备并在天津密议，计划先拉出吉鸿昌在江西剿共前线的旧部撤至中原，再联合在豫西的樊、任旧部，组织十万人的大暴动。暴动成功后，将部队转移豫陕边与杨虎城会合，开创轰轰烈烈的西北反蒋抗日新局面。

发动中原大暴动是党中央的决策，直接关乎江西中央苏区的安危，任应岐遂竭尽全力促其实现。他做到了完全彻底、不遗余力，将个人和家属的生活乃至生命安危置之度外，现有任应岐的遗墨为证。

遗墨一：《致王兰生函》。写于1934年5月21日，即军委特科议定发动中原大暴动具体行动方案的初期。任应岐毁家纾难，特将仅存4.5万元积蓄全部充作经费，并派副官李肖庭赴河南联络樊、任旧部。函称：

兰生兄大鉴：

刻肖庭兄赴防，请将四万五存折交肖兄提出带去为祷。此致大安。

弟瑞周，五（月）二十一日

遗墨二、三：均写于1934年11月24日中午就义前，分别为写给任夫人及其前岳母刘老太太。

《致任夫人函》称：

妻鉴：

先父灵要设法与先母合殡。小梅、来源、岫霞要尽力照管好好上学。诸事难为你了。再与来源姥姥说明，天津不能久住，因无钱之关系。家眷仍回河南为佳，与姐姐均住一处。

夫应岐

十一月二十四号

《致刘老太函》称：

刘老太鉴：

我死后因无钱，家眷不能在津久住，非回家不可。回家时你同来源均到河南居住。无论如何，事到如今请你原谅为盼。此话。

婿任应岐

十一月二十四日

后面又补充写有：“日后返里诸事要请大哥、二哥多多关照为盼”、“妻你身体不好，要保重为盼。”

这两份遗书再三叮嘱其遗属：“因无钱之关系”、“天津不能久住”、“家眷等仍回河南为佳”，再次证明任拿出的4.5万元积蓄充作发动中原大暴动之经费，已是倾其所有，真正做到了“毫无保留”、“完全彻底”。同时，也充分地表明了他执行中央和军委特科的战略决策的坚定决心。任壮烈牺牲后，其遗属立即陷入家无隔夜粮的地步，从天津返回河南只能靠乘独轮车加步行两个多月才回到鲁山。

遗墨四：写给原49师军需处长李子重函。函称：

子重兄鉴：

外头所欠之账，仍请子重兄办理，并照看子女上学为盼。

此致。

瑞周拜

二十四号

李子重又如何办理呢？只有天知道。这也从另一角度再次证明，任的“倾其所有”“完全彻底”和“不遗余力”。

再从当时在敌人控制下的新闻媒体的报道中，也能看到有关实情。例如天津《觉今日报》在事发后的第4天，即11月28日第四版所报道：据闻吉在天津，除有楼房一座外，尚有现款四万余元，身后殓葬事宜，与妻孥生活，可望无何问题，吉之友人对吉子女教育婚嫁费，将代谋可靠办法。至于任之身后，因无恒产，在在均为可虑。

正如《尧山大丈夫——任应岐将军传》作者张耕铸所言：“大同盟四处募捐，但结果不容乐观。‘西南’为大同盟提供了一些援助，杨虎城如前所述捐资一万大洋，吉也捐出一万大洋，但这远远不够。看到经费匮乏，任很着急。„„还有一点，吉以前曾两次尝试拉回旧部发动兵变，都失败了，这次困难也很大，没有多少成算。相对而言，任的计划成功可能性更大一些，因此，他肩负的担子更重„„为此，他把自己仅有的四万五千元存款全部拿了出来„„他的这个表现在所有人中是最突出的，也是最值得赞叹的”。

鲜为人知的“西南驻津办”

张文中提及的“西南”，即国民党反蒋派“西南”驻天津办事处（以下简称：“西南驻津办”，任应岐为其重要成员）。在其存续的1931－1941年10年间，“西南驻津办”曾经三易其名。一是1931年夏至1932年的“广州非常会议驻天津办事处”阶段，即从开办至正常运转阶段，包括电台的投入使用；二是1932年夏，适逢以胡汉民为中央干部主席、以邹鲁为中央书记长的“新国民党”在广州成立，“西南驻津办”遂成为其除驻加拿大的海外党部和负责长江流域等省党务的上海党部外的另一国内党部，即负责北方七省（陕、晋、冀、鲁、豫、绥、察）三市（京、津、青岛）以及东北、义勇军等的北方党部。然而，“新国民党”并无“党部”正式名称，电文上常用的多称“干部”，相当于“委员会”或“支部”。1933年底“新国民党”整顿党务，邹鲁专电“天津干部”，明令“取消干部，改设交通处”（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三联书店2003年9月版）此后则停用“干部”，而改称“交通处”。但在其内部行文中，为简便起见，仍有使用“津部”者，胡汉民本人就曾如此；三是“华北各党派党政军联合办事处”阶段，1936年5月胡汉民“逝世”，“新国民党”自行解体后，刘承烈、刘人瑞遂在总部设在上海的“全国救国会”下属组织的名义下继续从事反蒋抗日活动。其中，刘承烈是《档案背后》中提到的“任应岐身边密友”，“著名的民国老人、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中央特科的老朋友”，而刘人瑞，正是先父。

“西南驻津办”设于天津英租界伦敦道（今成都路）47号路永定里30号（今威海卫路55号）。是1931年夏用非常会议期间提供的倒蒋经费所购买。房主人刘承烈（字劭襄），曾是非常会议驻华北代表。家居北京，较早在北方从事反蒋活动，并曾与周震鳞、黄一欧（黄兴长子）在天津创办反蒋杂志《坦途》周刊的刘人瑞，在广州非常会议期间被委为驻北方特派员，遂与刘承烈在上述三个阶段共同主持“西南驻津办”常务工作。“西南驻津办”实际上是一个秘密机关，设有电台，曾长期为中共服务。驻津办始终没有人来人往等张扬景象，既使在充当“华北党部”的第二阶段也是如此。楼内设有专门会议室、办公室。“新国民党”华北书记长曹任远及其他重要成员，除刘人瑞外，都很少出入于此。秘密电台设于小楼的二层半。院内除电台报务兼机务、秘书兼译电人员外，多为料理日常起居的厨师、保姆、锅炉兼勤杂等服务人员。表面上就是住宅，同租界内的寓公、失意政客住所并无区别。刘承烈夫妇均吸食大烟，很少外出，不公开露面，连胡汉民治丧活动都不署名、不出席。加之一系列掩护措施，机关一直比较安全，从未发生过意外。为确保机关和电台安全，办事处还有其他几处租用房舍，做为接待来津人员以及随时疏散转移之用。为压低电台声响，还特意购置一台英国产电冰箱，每当电台工作都同时启动电冰箱。为防止国民党特务系统破坏，还对电报局长、电话局长，尤其英、法租界的工部局长给予特殊“打点”。

“西南驻津办”与中共

“西南驻津办”的第一部电台，是1931年从海路运来天津，随机还配有电台工作人员。第二部电台是“察哈尔抗战”正式发动前的1933年春，即刘承烈、刘人瑞二人唯一一次同时先后离津南下粤港期间所带回。由邹鲁主持配备，由陈济棠提供。第二部电台发挥了相当优越的通讯效能，并长期为中共服务。不仅如此，在经济方面、情报方面，以及为中共要员（如柯庆施）离津办理相关证件、川资、车船票等方面都尽可能提供便利。“西南驻津办”的所有“物质资源”、“社会资源”都毫无保留地为中共军委特科以及后来的中共北方局驻天津机构提供全方位服务。

在“西南驻津办”存续的10年间，在中国北方至少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是1932-1933年的察哈尔抗战。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西南”和中共都参与其事，但至今未发现其间有“横”的联系。后两件是：1934年组成“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计划组织发动中原大暴动，和1938年夏秋中共以“华北人民自卫会”名义在冀东组织发动秋收武装起义（又称“冀东暴动”），“西南驻津办”都曾给予大力协助，在情报、通讯等方面予以支持配合。既是“西南驻津办”重要成员又是中共党员的任应岐，从与南汉宸议定组织发动“中原大暴动”的第一时刻起，就义无反顾地、竭尽全力地投入到具体谋划、组织、发动的工作中去，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

《尧山大丈夫——任应岐将军传》中还记述有任应岐和李振亚在“天津国民饭店事件”前的一段对话。从中可以看出在事发前，任应岐已经在其寓所周边发现了异常情况。但任没有多想，为实现发动中原大暴动，他与吉鸿昌都已经达到了忘我乃至无我的地步，随时准备为之献身，当天他们都必须到位于法租界的国民饭店，会晤胡汉民派来的代表刘少南。（目前已知，刘至少携有1934年9月21日《胡汉民致于学忠函》，于系时任驻天津第51军军长的原东北军高级将领；刘少南此前确已履行“新国民党加盟手续”）结果真的出事了，命运的作弄，实在令人扼腕叹息。但当时如果对这些异常重视起来并提高到警觉的程度，既避免了意外的发生，又能保障大暴动得以实施，那将是对蒋介石的沉重打击，并可相应缓解江西中央苏区的危局。为此，近半个世纪后，时年90多岁的“新国民党”华北书记长曹任远，每当提起任应岐，都倍觉惋惜，而潸然泪下。

1938年夏秋，以“华北人民自卫会”名义发动冀东秋收武装起义前，刘承烈被中共内定为冀东抗日政府主席。同年9月，由其女刘甲樱与中共代表朱其文（解放后首任驻越南大使）假扮夫妻，护送刘承烈经唐山古冶矿区转赴滦县赵各庄参加冀东暴动。刘人瑞则留守京津。1939年3月下旬，刘承烈父女由肖克所派姜时喆（朝鲜族，解放后在北京公安局工作）护送自平西解放区返回北京。时住北京西城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街）20号的刘人瑞为确保姜的安全，特将姜就近安置在自己对门22号即熊希龄宅第院内（20号、22号在同一死胡同内），并筹办一批药品安全带回平西解放区。待姜由刘人瑞管家王文章（解放后在北京铁路局工作）护送过西郊青龙桥至安全地带，刘人瑞、刘承烈才离京赴津。不幸的是，抵津后的第二天，即4月6日下午二时，刘人瑞竟因脑溢血（一说系投毒遇害）逝世于天津，年仅47岁。

从“护法”前就并肩战斗，后又结为续谱兄弟，并长期在北方坚持反蒋抗日斗争，刘承烈与刘人瑞个人关系非同一般。刘承烈比家父年长9岁，故我称其为“伯伯”。刘承烈之子女——刘仲容、刘甲樱分别比我年长31岁和20岁，我称他们为二哥、二姐。

从我手头现有的刘仲容自传（复印件）看，他加入党组织和作情报工作是从1933年在洛阳经其前岳父赵守钰介绍与刘子华相识开始的，进而与谢甫生、刘秉琳（曾任山东省副省长）、向明等建立联系。但因在当时白色恐怖下只能单线联系，而且只能“他找你，你不能找他”，更因刘子华1935-1936年间离香港赴法国（原说去苏联）而“脱党”，刘仲容“因受他直接领导，也失去党的关系”。从历史上看，刘仲容“对党的工作关系很密切，从未间断过”。后又长期在周总理、李克农部长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在其逝世10周年后的1990年4月5日，平杰

三、罗青长以《真诚的朋友 智勇的战士》为题，全面肯定了刘仲容在情报、统战等方面，乃至“极机密复杂的查证工作”（如1934年4月，对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后是否叛变的查证），都从不辜负党中央的信任，出色完成任务和不断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为了说明天津电台工作的可靠性，同时也证明“西南驻津办”对中共驻天津有关组织毫无保留的支持，不能不提及这部电台曾长期为中共通信联络服务的事实。

1949年7月青岛解放，刘承烈父女根据周恩来指示来北京路过济南时，康生请吃饭。座中陈雷、向明、刘贯一谈到红军初到陕北时，电源缺乏，但收听天津电台是很清晰的。刘贯一还说，他在张家口工作时，遇有重要的事，都派人将电稿送到天津，通过谢甫生，到刘家电台发出。等到回电再带回来。这部电台一直使用到1941年，即珍珠港事件爆发，美英正式对日宣战，天津租界区失去屏障作用为止。姚依林还特地在同一份证明材料上加写了一段话：“我没有直接参与情报系统的工作，但当时我在天津工作，以后在河北省委和冀热察区党委工作，知道这件事情，可以证明。姚依林1982年5月12日。”

1939年6月，毛泽东在其《反投降提纲》一文中，赞扬宋庆龄、任应岐等14人“坚持革命，没有叛变”。若将“坚持革命，没有叛变”作为一项标准和衡量尺度，用到“西南驻津办”的重要成员身上，也是完全符合的。“西南驻津办”在其存续期间，实际上是中共驻天津机构和组织的当之无愧的最真诚的合作者和支持者。

“西南驻津办”的重要成员，除任应岐（1892-1934）、刘人瑞（1892-1939）及诞生于1871年的孙丹林先后离世外，多数都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李锡九（1872-1958），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熊观民（1886-1953），历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民革山东省主委、山东省文史馆馆长；裴鸣宇当年负责《民风日报》，后续情况不详；刘承烈（1883-1952）于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秋冬，在南京参与策划在东北地区收编部分伪军、成立东北自治政府、与东北来人恰谈，并得到当时在南京的董必武当面肯定和支持，将付诸实施时被国民党特务系统侦知，遂被以“意图隂谋窃据国土罪”，先后与其女刘甲樱扣押于沈阳“东北行辕看守所”和南京“首都特种刑事法庭”。直到淮海战役后期，该“法庭”撤消结案才得以释放。当年参与策划其事的王炳南同志，于1982年5月在刘甲樱申办离休待遇的报告上，连同她于1940年在重庆曾当面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冀东暴动”前后情况等，所签注的意见是：“所写的情况是实在的，我证实。”建国后，刘承烈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室参事。

国民党元老谢持的女婿、曾一度担当“西南驻津办”主要负责人的曹任远（1893-1991），除20世纪30年代初在北方从事反蒋抗日活动外，还有两段历史有资料为我们展示。一是1947年成都市“六·一”大逮捕时，曹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唐新民通风报信，转移了多名中共地下党员，并以老同盟会员的特殊身份成功营救过多名中共地下党员。二是为配合解放大军进军西南，1948年秋后，曹老被民革中央委为民革川康分会常委，与同期被委为负责人的周从化（后为邱翥双。周从化于重庆解放前被国民党杀害于白公馆），在中共所派党代表唐新民的参与下，共同组织领导川康人民自卫军。在川西解放战役中，配合人民解放军先后解放雷波、马边、三合、新津等县和新津机场。并协助对邓锡侯等部，以及入川国民党军、师单位进行策反工作。成都以西地区战事结束后，曹老立即返回四川大学任教。笔者手头有在川民革中央委员赖西夔证明材料（复印件）可以证明。1951年高校院系调整，曹任老改到北京工业学院（今理工大学）任教。

在曹任老辞世前的10多年间，“西南驻津办”还有两位重要成员他从未提及，却在（美）哈佛图书馆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中有所反映。即负责“政治问题”的张岱岭，和负责“民运工作”的蒋景瑞。此二人的后续情况不详。曹任老未曾提及的原因，或可从胡汉民本人对曹的批评中看出端倪。如1934年1月14日胡致邹鲁函所指：“对四勿（曹任远字）不满意者不仅津部中人”（《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

诞生于1893年的曹任老，在“津部”（胡汉民函电中用语）人中，是最长寿的一位。解放后也曾受到过不公正待遇。先被划为“右派”，清理出高校，下放北京化工厂，“文革”初期两度迁赶宁夏。改革开放后，经胡耀邦同志批示落实政策回到北京，被选为民革中央团结委员。1985年曹任老以其92岁高龄，用了半年多时间，写成8000字长文《忆战友刘人瑞》（未刊），既激活了他的记忆和思绪，也使我理清了英年早逝的父亲的有关历史脉络。1991年5月4日，曹任老中午的食谱是“鸡丝面”，下午3时冲澡，下午5时坐在藤椅上无疾而终。临终前的10多年，时刻想到国家民族的美好前景，他天天都美滋滋的。

第二篇：学习李大钊同志无私无畏的彻底革命精神

学习李大钊同志无私无畏的彻底革命精神

——参观李大钊纪念馆有感

侦监一处 刘方元

在大钊同志就义84周年之际，在市院党组的带领下，我参观了位于河北省乐亭县的李大钊纪念馆。李大钊纪念馆建筑布局庄严肃穆，门前的38级台阶有深刻寓意，象征着李大钊烈士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进入纪念馆，迎面矗立着李大钊同志的汉白玉雕像。通过参观后，我更深刻的体会到李大钊同志的精神：

一、学习李大钊同志追求革命、矢志不移的精神

李大钊同志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青年时期曾去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先后发表了多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在李大钊发起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

二、学习李大钊同志善于学习、坚持真理的精神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无限忠诚。正如他所书写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所谓“道义”即宣传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号召中国劳苦大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解放自己，让人民当家做主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

三、学习李大钊同志坚定信念、英勇不屈的精神

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李大钊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悍然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个伟大的灵魂，把自己的身家命运和民族命运、国家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且把它作为终身的幸福。这些为理想而奋斗的勇士，为了信念而逝去的仁人，为了救国家于危难而捐躯的志士，把自己的生命铸成了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矗立在当时后世人们的心里。

第三篇：关于XX同志党员档案材料证明(式样)

证明（式样）

兹有XXX同志，男（女），X年X月X日出生，于X年X月经X党支部XXX同志介绍及XXX党支部讨论决定并报XXX党委批准入党，X年X月按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因在材料转接过程中，不慎遗失XXX材料，造成未能归入其本人入党档案，在此，特出具此证明。

特此证明

中共XXX支部委员会

证明人：（手写签名，摁手印）

证明人：

X年X月X日

第四篇：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

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

李大钊

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我们要学习李大钊同志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李大钊同志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青年时代，面对多灾多难的祖国，李大钊同志表现出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辛亥革命后，面对封建军阀篡夺政权、新生的共和国有名无实的现状，他不得不发出自己的“隐忧”和“大哀”。他忧国之所忧，哀民之所哀，下定决心为挽救“神州陆沉”、“再造中华”而努力奋斗。当日本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他大声疾呼中国人民用卧薪尝胆的精神进行抗争。他因参加反日斗争而被当时就读的学校除名，但他毫不后悔。他认为，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相比，自己的学业微不足道。他始终把自己的学识与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正是强烈的爱国之心和对社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促使李大钊同志奋不顾身、英勇战斗。他身上体现出的时刻牵挂国家兴亡、时刻不忘人民疾苦并为之奋斗的精神和风范，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提倡。

我们要学习李大钊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李大钊同志率先在中国介绍、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播火者。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接受了他认为是真正能够拯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始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何其艰难，但他以开拓者的无畏姿态，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真理，是“拯救中国的导星”，并积极付诸行动。正是李大钊同志等一批革命家的艰辛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使大批先进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也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密切结合，使中国工人阶级发展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自为阶级。这一切，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和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李大钊同志对信仰和真理矢志不移，为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而英勇献身，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说的“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

我们要学习李大钊同志以科学态度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紧跟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潮流不断探索的精神。李大钊同志比较早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抽象的学理和不变的教条，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研究它“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并在这个过程中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他强调正确认识国情非常重要，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国情于不顾的。他认为，这个国情问题，不可求于外人。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情况下的实际运用。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他强调，社会主义“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它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发生“适应环境的变化”，是要在运用中加以发展的。同时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因此，在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他重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先锋作用，直接从事工人运动；他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积极发动和组织农民斗争。李大钊同志有着在实践中探索前进的强烈进取精神，所以当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逐渐成熟的时候，他毅然提出了应该组织一个“强固精密”的统一的“劳动家政党

孙中山和李大钊

”即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紧跟时代潮流，使李大钊同志当之无愧地成为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的先驱。

我们要学习李大钊同志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李大钊同志书写过“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著名对联。这幅对联，是他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李大钊同志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说过：“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正因为有这样的境界，当面对生与死考验的时候，他从容地选择了为他认定的主义和事业献出生命。李大钊同志的道德和操守非常崇高。在他身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他作风质朴，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他坚持真理，待人宽厚，团结同志，正如后人所赞誉的，“没有宗派气，内外从如云”。他一生俭朴清廉，淡泊名利。在北京大学任职期间，他经常倾家纾难，接济贫寒的青年和支持革命活动，以至学校发薪水时不得不预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予他的夫人，以免家庭生活无以为继。他牺牲后遗体下葬，棺椁衣裳都是朋友帮助提供的。李大钊同志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的伟大人格和崇高风范，将永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

李大钊同志用自己短暂的生命，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在李大钊同志等革命先烈为之献身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勇往直前，历经八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创造了亘古未有的历史伟业。如今，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面对党和人民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展望中国发展的美好前景，我们永远铭记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不朽贡献的革命先烈。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信心，扎实工作，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全力完成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各项任务，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不懈奋斗！[2]

第五篇：20091029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009年10月29日00:25 来源：新华社

习近平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８日）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李大钊同志１８８９年１０月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那时，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和封建统治愈益腐朽而造成的深重灾难之中，国家和民族濒于危亡的边缘。进入二十世纪，辛亥革命爆发、新文化运动涌起，特别是五四运动的发生，使中国社会出现了曙光初现的变化。李大钊同志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走上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１９１３年，他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１９１６年回国后，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猛烈斗争。他和他的战友们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有力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

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同志备受鼓舞，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以敏锐的眼光，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他自己的觉悟得到迅速提高，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１９１９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李大钊同志热情投入并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和运动之后，他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做了大量工作。他在《新青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１９２０年３月，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李大钊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同志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在北方广大地区领导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组织。１９２２年８月到１９２４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几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同孙中山先生商谈国共合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他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猛烈冲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统治。

１９２７年４月，在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中，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捕入狱。他受尽各种严刑拷问，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惨遭反动军阀杀害，牺牲时年仅３８岁。

同志们、朋友们！

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我们要学习李大钊同志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李大钊同志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青年时代，面对多灾多难的祖国，李大钊同志表现出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辛亥革命后，面对封建军阀篡夺政权、新生的共和国有名无实的现状，他不得不发出自己的“隐忧”和“大哀”。他忧国之所忧，哀民之所哀，下定决心为挽救“神州陆沉”、“再造中华”而努力奋斗。当日本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他大声疾呼中国人民用卧薪尝胆的精神进行抗争。他因参加反日斗争而被当时就读的学校除名，但他毫不后悔。他认为，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相比，自己的学业微不足道。他始终把自己的学识与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正是强烈的爱国之心和对社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促使李大钊同志奋不顾身、英勇战斗。他身上体现出的时刻牵挂国家兴亡、时刻不忘人民疾苦并为之奋斗的精神和风范，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提倡。

我们要学习李大钊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李大钊同志率先在中国介绍、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播火者。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接受了他认为是真正能够拯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始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何其艰难，但他以开拓者的无畏姿态，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真理，是“拯救中国的导星”，并积极付诸行动。正是李大钊同志等一批革命家的艰辛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使大批先进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也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密切结合，使中国工人阶级发展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自为阶级。这一切，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和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李大钊同志对信仰和真理矢志不移，为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而英勇献身，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说的“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

我们要学习李大钊同志以科学态度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紧跟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潮流不断探索的精神。李大钊同志比较早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抽象的学理和不变的教条，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研究它“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并在这个过程中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他强调正确认识国情非常重要，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国情于不顾的。他认为，这个国情问题，不可求于外人。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情况下的实际运用。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他强调，社会主义“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它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发生“适应环境的变化”，是要在运用中加以发展的。同时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因此，在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他重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先锋作用，直接从事工人运动；他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积极发动和组织农民斗争。李大钊同志有着在实践中探索前进的强烈进取精神，所以当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逐渐成熟的时候，他毅然提出了应该组织一个“强固精密”的统一的“劳动家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紧跟时代潮流，使李大钊同志当之无愧地成为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的先驱。

我们要学习李大钊同志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李大钊同志书写过“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著名对联。这幅对联，是他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李大钊同志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说过：“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正因为有这样的境界，当面对生与死考验的时候，他从容地选择了为他认定的主义和事业献出生命。李大钊同志的道德和操守非常崇高。在他身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他作风质朴，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他坚持真理，待人宽厚，团结同志，正如后人所赞誉的，“没有宗派气，内外从如云”。他一生俭朴清廉，淡泊名利。在北京大学任职期间，他经常倾家纾难，接济贫寒的青年和支持革命活动，以至学校发薪水时不得不预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予他的夫人，以免家庭生活无以为继。他牺牲后遗体下葬，棺椁衣裳都是朋友帮助提供的。李大钊同志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的伟大人格和崇高风范，将永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

同志们、朋友们！

李大钊同志用自己短暂的生命，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在李大钊同志等革命先烈为之献身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勇往直前，历经八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创造了亘古未有的历史伟业。如今，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面对党和人民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展望中国发展的美好前景，我们永远铭记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不朽贡献的革命先烈。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信心，扎实工作，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全力完成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各项任务，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