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反贪大案与法治中国建设论文详解（5篇可选）

第一篇：当前反贪大案与法治中国建设论文详解

当前反贪大案与法治中国建设

法制建设与反腐倡廉 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腐败已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独有的祸患，不管存在于哪个国家，都严重破坏了社会体制的正常运转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具体实施，侵蚀了社会所提倡的道德和人们的精神世界，严重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在我国，特别是改革开放的特定历史时期，由于新旧体制的转换、法制的不健全，社会道德的偏差和失范，市场本身正面和负面的双重效应，以及西方国家资产阶段自由化及和平演变的侵蚀，腐败现象日趋蔓延。当前，社会上腐败现象日益严重,腐败案件不断增多；高官腐败突出；顶风作案猖獗；大案要案显著。已成为阻碍社会良性发展的社会问题。

如何遏制腐败现象，更有效进行反腐败斗争呢？邓小平同志指出：‚廉政建设，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因此，能否有一套严格而又较为完善的法规制度体系，这是防治腐败现象，进行反腐败斗争中有无强制性对策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这是总结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实践经验而得出的科学结论。这一科学结论对于我们进一步开展反腐败斗争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反对腐败加强廉政建设，要坚持标本兼治，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立和健全反腐倡廉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

如何健全廉政法制建设？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著者认为必须从三个大的方面入手做工作，第一就是要有一个健全的社会主义廉政法律体系，而现有的廉政法律体系还存在很多的漏洞和不足，且此法律体系的完善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因为反腐斗争的形势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新的样式和类型的腐败现象不断产生和发现，因此需要不断产生相应的法律条文以适应这种新形势的发展。第二就是要有一套健全的法律监督体制，如果不能有法必依、执法必严，那么就是有再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也会是一纸空文，只有做到违法必究、一查到底才能真正贯彻好指定的各项廉政法律。且法律监督体系必须有一套完整的监督程序和一个职能健全、功能强大的执法监察组织作为支撑，否则就会陷入另一种新型腐败的泥沼。第三就是要作好法制宣传，使每一个干部、每一个党员、每一个群众以及相关的 舆论监督单位都了解廉政法律，做到法制普及，这样才能形成一种遵法守法、全民动员的环境，不给腐败现象以生存的土壤和空间，则腐败现象就会渐趋减少。从而从根本上杜绝腐败现象的产生和蔓延。这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监督机制不健全，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有可能被某些腐败分子用于谋取个人的私利。因此，清除腐败要通过长期的制度建设和思想教育，这些都决定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

最后，反腐败斗争具有艰巨性。惩治腐败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但腐败是一个历史性的顽症，反腐败斗争必然要遇到腐败势力和分子的抵制和反抗。同时，反腐败斗争涉及到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法律的诸多方面，由于它又是一个政策性、原则性很强的工作，因此，开展有效的反腐败斗争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阻力。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

实践证明，反腐败不能通过‚搞运动‛的方式来进行，这种方式不仅往往出现大轰大嗡的情况，而且容易使腐败分子漏网或反腐败斗争扩大化的问题。因此，只要把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轨道，才能取得良好成效。

二、新时期反腐倡廉的新特点

1、现阶段腐败现象的新特点

在新阶段，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腐败本身也在不断发生演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有些腐败分子已经基本完成‚原始积累‛，腐败分子的原始积累主要通过6个方面来完成：①大批量、多层次的土地批租；②利用权力大量违规放贷；违规减免税收；③股市‚圈钱‛；④走私放私以及利用国家重点工程建设转包‚分肥‛等；⑤有的地方出现了‚送子女、配偶出国，亲属海外定居，把腐败赃款转移出境，自己外逃‛的腐败新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这将有助于我们加大对外逃腐败分子的打击力度；⑥一些腐败分子的手段更狡猾、更隐蔽。主要有3种形式：一是权力的‚期权化‛。不少腐败分子在以权谋私活动中，‚现货‛交易少了，‚期货‛交易多了：不再是当即攫取利益，而是等多年以后，甚至退休以后，再连本带利收取好处。二是权力的‚假借‛和‚转让‛。纵容、默许自己的子女、配偶等用自己的名义捞取好处，这种移花接木、李代桃僵的手法很有代表性。三是赃款‚漂白‛，资本增值。腐败分子通过不法手段攫取了‚第一桶金‛后，千方百计利用这‚第一桶金‛为资本，在权力的合法或不过分违法的‚关照‛下，使之不断增值，把不法收入逐步变成合法收入。

不少腐败分子的‚抗药性‛在提高。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腐败分子也在研究反打击的手段。许多腐败分子往往把自己打扮成‚廉洁‛干部形象，迷惑人们，而一旦被查处时，则负隅顽抗，百般抵赖。

2、现阶段反腐倡廉思路的变化

党中央的反腐思路在十六大以后发生了三大变化：（1）、从十二大到十六大以前，中央的提法都是要‚反对腐败‛，而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反对和防止腐败‛。加上‚防止‛一词，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的变化，即把反腐重点转到了‚打‛与‚防‛并重。这一转变对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具有深远的意义。(2)、十六大以前，我们把反腐败界定为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而十六大则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3)、十六大以前，我们在谈党的建设时通常是指‚三大建设‛，即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十六大以后，我们把‚制度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加了进去，成为‚五大建设‛。由此，反对和防止腐败必须立足于‚制度反腐‛。

三、反腐倡廉与法制建设的关系

1、廉政法制建设应遵循的主要原则：（1）必须有利于促进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是党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也是廉政法制建设必须遵循的原则。

（2）必须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基础。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廉政建设法制化。（3）必须与从政道德建设紧密结合。

廉政建设需要法制，也需要道德。既要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又要把最基本的从政道德规范法律化、制度化，以法制的形式促进从政道德建设，有效地构筑起反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和党纪国法防线。（4）必须坚持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相辅相成。

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又有许多重要的区别，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替代，不可偏废。（5）必须使廉政法律、法规成为必行之法。

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通过严格执法，进一步树立和维护廉政法制的权威性、严肃性。

2、法制建设与反腐倡廉的关系

把行政管理运行过程法制化，是防范腐败的基本途径，也是提高政府效能重要前提。我们不能静等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而坐视各种腐败行为的蔓延，我们只有不断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才能不断打击腐败分子对于廉政法律体系建立进行干扰和破坏的企图，而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健全，腐败现象的干扰力度将逐渐被遏止，因此法制建设与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同步进行，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四、廉政建设的法制措施

1、实现权力的法治化

(1)将权力的赋予法治化

权力的赋予与权力的获得是一体之两面。从给予权力的角度，权力起始于赋予。从接受权力者来说，权力赋予的过程则是权力获得的过程。什么机关，什么人才有条件去获得权力，通过什么程序去获得权力，获得那些权力，都需要法律的指引。其中涉及到人民代表的选举立法，人大代表的权利与权力立法，国家机关的组织立法，国家官员的选举与任命立法，等等。

我国目前的权力不当赋予或不当获得的现象，总是与腐败联系在一起的。‚买官卖官‛、‚跑官要官‛就是一个特定权力滥用的起点，就是一个特定权力走向腐败的开端。‚买官卖官‛与‚跑官要官‛，都是对于权力的非法赋予和获得，都是对于人民权力本质的背叛。

保障权力赋予与获得的正当性的根本，不是法治而是民主。民主对于权力的意义是根本的，是决定性质的。但是如果没有法治，民主就没有保障，民主就会为集权、专制所取代，权力就会从其起点就被扭曲、异化。

(2)将权力的行使法治化

权力的行使应当是法治最大的着眼点的。权力的腐败都是在权力运行之中实现的。将权力行使法治化，首先要求将权力主体法治化。权力主体内在的法律意识与法律自觉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行为的合法程度。

其次，将权力法治化还包括将权力的内容法治化。一个权力主体享有哪些权力应当有法律的具体规定，各种权力拥有者也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的权力内容作出自己的权力行为。权力内容的法治化，它是权力法治化中的核心部分。再次，将权力法治化，要求将权力的行使过程法治化。权力的行使得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不遵守法定的程序，权力就必然是滥用的。不按照程序运作的权力极易腐败或者为腐败提供便利的条件。

(3)将权力的监督法治化

权力监督的法治化是指权力监督的主体、对象、程序等方面的法治化。

2、推进社会法治化

(1)社会法治化是反腐倡廉的社会基础

社会法治化是指社会实现法治的过程，以及社会实现法治后呈现出来的整体状态。权力的广泛性质要求反腐倡廉必须以社会的法治化作为前提和基础。

(2)社会法治化是反腐倡廉的重要措施

社会法治化有利于推进反腐倡廉和廉政建设，确保政治清明与为政廉洁。它是反腐倡廉的社会背景，也是反腐倡廉的有效措施。

社会法治化可以使掌权者慎用权力，增强抵制腐败的自觉性，减少腐败的可能性，降低腐败的机率。社会法治化可以为权力拥有者随时敲响警钟，使权力拥有者消除腐败而不受处罚的侥幸心理，勤勤恳恳、踏踏实实，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社会法治化还可以为监督者提供一个良好的监督环境，使监督者更好地发挥出反腐倡廉的作用。在法治环境尚未建立的时候，监督总是困难的，大多数公民出来指证腐败者时都会有所顾虑。他们会害怕打击报复。如果整个社会都法治化了，打击报复的事件必将大幅度减少，人们对于腐败者的恐惧就必然会减低，对于腐败的指控就必然更加大胆，腐败者也就会在更大的程度上法网难逃。监督者必将有更多的法律意义到的保障。

治理腐败不仅需要完备的法律，法规和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而且还需要有着较强法律意识的公民的参与。如果人们的法律意识、法律观念普遍淡漠，那么即使有非常健全的法律法规制度也不起作用；如果没有基本的法律知识、法律意识、法律观念，公民就无法充分行使自己监督法律实施的权利。我们还常看到，有些领导干部之所以违法犯罪，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律观念淡薄，以至于无法无天。因此，我们要强化普法教育，在全社会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才能铲除腐败生存的空间。

综上所述，反腐倡廉工作是一项关系党和国家乃至民族大业的长期系统性工程，只有将其纳入社会主义法制轨道，才能形成标本兼治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铲除腐败行为生存的空间和土壤。随着反腐倡廉工作向深层次、宽范围的不断推进和发展，必将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良好的政治保障和立法保障，任重道远的廉政法制建设工作在正确的思路和周密的规划下也必将迎来一个新的春天。

我们应在‚三个代表‛伟大思想的指引下，大力开展立法、法制监督、普法等法制建设工作，沿着社会主义法制轨道不断前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河清海晏、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依靠自身力量，同时又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一定能够不断健全法制建设，逐步清除腐败现象，最终取得反腐倡廉工作的伟大胜利。

主要参考文献

[1]刘海年著，《依法治国与廉政建设》，法制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2]马云泽著，‚反腐倡廉的对策思考‛，《云梦学刊》，１９９９年第１期；（期刊论文类）

[3]（著作类）耿明信著，‚反腐倡廉与依法治国‛，《理论观察》，２０００年第１期；（期刊论文类）

[4]范松青著，‚反腐败要纳入法制化轨道‛，《探求》２０００年第１期；（期刊论文类）

[5]李福岩著，‚加强反腐倡廉法制建设几点建议‛，《沈阳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９７年第２期；（期刊论文类）

[6]姜丹著，‚中国共产党８０年廉政建设启示‛，《鞍山钢铁学院学报》，２００２年１１期；（期刊论文类）

[7]蔡玮、孙道同著，‚反腐倡廉必须建立监督制约机制‛，《山东工业大学学报》；（期刊论文类）

[8]贺军著，《中国反腐败之路新探》，中国言实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著作类）

[9]中央纪委办公厅著，《坚定信心 加大力度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专辑》，中国方正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著作类）

第二篇：法治中国论文

论法治中国

李菲

（西安交通大学

法学院，西安）

摘要：要对法治中国的含义进行界定，首先需要对法治中国从“法律”到“法制”再到“法治”的历史进程进行回顾，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的法治进程大致可分为废旧立新、停止破坏、起步发展三个阶段；明确法治中国含义是法治建设的逻辑起点，学界对此未其并未作出界定，要明确其含义，需要对“法治”和“中国”含义进行探讨，“法治”一词包含如法律至上、人权保障等最低限度共识，“中国”一词在此指称特定领域范围，法治中国也即一种良性法律秩序的现实状态在全中国范围内得以实现。要实现法治中国，则要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才能最终得以实现。最后，针对对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的关系同义论与异义论的争论，同义论的主张更有助于集中力量围绕一个核心的国家价值目标进行建设。

关键词：法治； 中国； 法治中国； 法治国家

2013年1月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提出要“全力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自此之后，法治中国成为主流的政治命题。2013年11月12日中国中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至此法治中国的建设目标首次被提出。

一、法治中国概述

法治中国的提出是针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中出现新问题，在传统法治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经历从“法律”到“法制”再到“法治”、从“依法办事”到“依法治国”再到“法治中国”的过程。

（一）法治中国历史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从“法律”到“法制”再到“法治”的法治历史进程大致可分为废旧立新阶段、停滞破坏阶段、起步发展三个阶段。1.废旧立新阶段

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到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这一时期是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废除中华民国时期由国民党政府所颁布实施的全部法律法规和司法体系，与此同时开始着手构建我国的法律体系。1949年通过的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0年通过新中国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实施、1954年通过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在宪法的规定下被制定出来。为确保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国家又通过了一系列法规。同时为巩固新中国成立的胜利成果、维护社会稳定，国家同时出台了涉及逮捕、拘留等一批重要法规。至此“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等法制原则得以确立，虽然这一时期的法制建设从总体上讲是卓有成效，但鉴于初创时期大量法规尚未制定，又受当时“主要依靠群众直接行动，而非依靠法律”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影响，法律发挥作用的空间十分有限。2.停滞破坏阶段

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要“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但1957年左倾思想的泛滥使得八大提出的主张被悬置高空。自1957年到文革十年这段时间，国家没有制定过一部新的法律，原有的法律法规虽然没有被废止，但已经沦为一纸空文。3.起步发展阶段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为重振法制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政治支撑，公报中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成为法制建设的重要起点。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中国法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我国逐步从依政策办事过渡到依法和以政策办事并重。1996年江泽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法制讲座上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正式提出。1997年十五大报告中第一次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明确把“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改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对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进行专门界定。1999年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增加进宪法条文中。2002年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早2010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2004年国务院制定的《关于推进依法行政的实施纲要》提出要用十年左右时间实现基本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2012年总书记在纪念八二宪法实行30周年讲话中提出：“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共同建设要求，蕴含“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完整法治环节，体现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的转变。

（二）法治中国概念提出

1.从学术命题到政治命题

据韩大元先生的考察，“法治中国”四字最早是作为学术概念提出，并以2004年陈云良先生发表的《法治中国，可以期待》一文作为例证，除学术界对法治中国的研究外，2005年出现的检察日报等媒体策划的“法治中国，中国法治时空”栏目表明社会生活中也对法治中国一词进行使用。从2013年总书记提出“全力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后，“法治中国”一词转变成为主流政治命题。

2.法治中国提出政治意义

法治中国一词，从“学术命题”转为“政治命题”，其转化前后的意义有何不同也即“法治中国”一词上升为作为政治命题的意义问题。对此，韩大元认为作为政治命题的“法治中国”会带来三点不同的变化：

首先是法治中国对中国加入人类社会法治发展进程，扩大法治话语权具有积极意义。话语的影响力和重要性，赛谬尔在《民主和资本主义》中说道“像枪和金钱一样，话语是一种具有自身特征的社会力量。话语的结构提供了一个词汇表，包括比如自由、权利、男人、公民这样的一些术语。围绕话语的斗争涉及到容许收入词汇表的术语，以及使用它们的方法、时间和场合”1。在法理上，话语权是一种消极权，又是一种积极权，法治话语权不仅赋予主体自己支配自己的自由权利，还让其享有积极作为以对外界进行干预、调整和控制的能力。

其次，韩大元先生认为“法治中国”作为政治命题，有助于维护所谓法治的“国家”权威。他声称国家法治的“碎片化”正割裂着国家法治精神的命脉，认为作为社会主义核心法律观的法治是个统一体，不能将法治系统分解为“法治的政绩工程”。法治作为治国之道其主体维度只能是以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实施，不能分解为所谓的“法治地方化”、“法治部门化”、“法治工具化”，否则“法治中国”的权威性和尊严性将会受损。

最后，“法治中国”作为政治命题，是一个综合性的、历史的与动态的发展过程。从语言学角度出发，法治中国一词为偏正结构，法治是描述语，中国是核心词，这里的中国是包含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是针对中国概念的一个完整的表述，也是国家作为一个统一体的现状与将来法治凝聚力的证明。即使台湾尚未回归，祖国尚未实现统一，但在一个中国范围内的法治是共同价值观，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载体。将来国家实现统一后的基本法实施中，法治将会 1 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蒂斯.民主和资本主义[M].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10页。是最大公约数，其包含对国家统一与稳定价值取得的统一认识。

二、“法治”与“中国”

（一）法治中国概念界定必要性

“法治中国”不仅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终极目标，同时也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逻辑起点，但究竟什么是法治中国的明确含义却是个未能达到共识的概念。具体而言，我国选择法治之路、走法治之路已经是全民共识，法治在中国的发展最早可追溯到1978年“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方针的提出，之后中共十五大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再到1999年“依法治国”被进入宪法，直到2013年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总书记明确提出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社会各界回应热烈，理论界就如何建设法治中国积极撰写文章提出各自主张，实务界也采取积极行动具体落实法治中国建设的要求，但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其关注点都放在如何建设的问题上，而对法治中国的基本内涵问题关注不够，将“法治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进行理论构建，并积极主动地对其内涵、构成要素、蕴含价值等进行科学构建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没有出现。奥斯汀曾说过：“对词的深化认识去加深我们对现象的理解。”对法治中国的科学内涵的正确理解是对法治中国建设这一课题展开深入探讨的逻辑起点和学者的必要责任，也是用科学的法治中国的理论来指导法治中国实践的必要前提。只有把握了法治中国的科学内涵，才能使法治中国的建设更具有针对性，否则就难以建成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中国。对法治中国的内涵是什么这一问题，法学界大体存在四种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法治中国可由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部分构成，其中法治国家是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上位概念；第二种观点认为法治中国是由法治的四大环节即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环环相扣组成；第三种观点认为法治中国是由法治的五大要素即健全民主、完善法制、制约权力、尊重人权和保障公正构成；第四种观点认为，除了前三种解释角度以外，还应从十八大报告中关于我国建设和发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角度对法治中国的含义进行阐释，主张法治中国是中国法治经济、法治政治、法治文化、法治社会和法治生态文明的有机结合。

上述观点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一种观点从国家、政府、社会的法治化角度出发，观点的文本依据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的“建设法治中国，......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规定，但该规定是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建设作为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并未涉及对法治中国本身含义的界定。第二种观点从立法、守法、司法、守法的法治化角度出发，是对法治中国实现后的现实状态具体表现的描述，也未涉及法治中国本身含义；第三种观点从关于一般的关于法治的五个基本要素民主、人权、法治、权利、公正的角度出发，这是现代法治国家建设的共同点，并未能表现出法治中国本身的特性；第四种观点结合十八大报告，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法治化角度出发，这是对法治中国的建设任务分解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大领域的具体建设任务，也并未涉及到对法治中国本身含义的界定。通过上述对法治中国的四种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学界从不同角度对法治中国的内涵进行界定，第一种观点和第四种观点依据党中央关于法治中国建设的论述角度对法治中国进行界定，将法治中国作为政治命题的背景下进行讨论，由于党的文件也并未涉及法治中国概念的界定，所以第一和第四种观点只是对党中央文件内容中有关法治中国建设目标、建设任务的简单概括和总结，并未涉及法治中国含义的界定问题；第二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分别仅从法治的四大环节、五大要素角度进行界定，这是现代法治国家关于法治的共同认识与规定，对法治中国中的“中国”因素未加以考量，因而法治中国的完整含义仍未得到界定。

本文尝试从对“法治”和“中国”概念的界定入手来明确法治中国的含义。法治中国一词由“法治”和“中国”二词组合而成，由于法治中国的建设具有过程性，法治中国目标的实现是在法治建设的曲折道路中不断遇到难题不断寻求突破的过程中一步步接近的。简单的把“法治”与“中国”的内涵简单结合很难体现出法治中国的真正含义与建设法治中国的过程性这一特点，准确把握“法治”与“中国”内涵是界定法治中国的正确含义的前提与必要方法，因而下面首先对“法治”和“中国”各自含义分别进行界定。

（二）“法治”内涵的界定

“法治”是“法治中国”内涵的核心部分，但对“法治”含义的理解众说纷纭。在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这一表述后，多数人将法治简单地等同于依法治国，基于依法治国这一目标中共中央又提出共产党要依法执政。多年的法治建设留给我们的思考一个问题是：我们当初对法治目标的理解是否仅仅还应当停留在只有依法治国这一层面的内涵，依法治国是构成当代法治国家的最为基本的要素，也是作为当代法治国家中的公民大城最低限度的共识的政治目标而已，而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实践表明，法治目标的实现要走的路远远不止是做到依法治国的这一点即可，法治不是对依法治国的同义置换。法治一词是舶来品，为了更好的理解法治的内涵，有必要先对法治一词的发展历程进行简单回顾。1.“法治”一词的发展历史

“法治”一词是由古希腊的先哲柏拉图率先提出，具体是从对“人治”的弊端进行反思的过程中作为“人治”的对立面而产生，柏拉图认为“法治”能克服“人治”的弊端。在柏拉图看来，他认为“法治”是从属于“人治”的，法治是次于“人治”的第二等好的治国之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与柏拉图相反，他认为“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是第一等好的治国之术，他声称“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并且“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他同时主张良法之治，他认为“法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的良好的法律。”这一主张被认为是现代意义上“法治”的雏形。现代法治与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联系密切，现代法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生到19世纪中叶的自由竞争阶段，在该阶段建立了专门化的独立性较强的司法机构；法治为市场效率与市场主体的自由竞争提供了法律保障；法律在保证市民社会的自由和限制政治国家的干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司法活动注重程序，确保形式合理性。第二阶段即政府干预阶段，法治的含义和价值取向发生变化，为体现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观，资产阶级国家开始通过法律对绝对财产权进行限制，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关照；对绝对的契约自由原则加以限制，防止强者利用契约自由压迫弱者；对市场和市民社会进行适度干预，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在司法活动中适当考虑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因素，不再一味强调法律实证主义；重视解决纠纷的方式的多样性和以法律外的手段解决纠纷的有效性，不过分拘泥于形式与程序。因此，法治中国建设也必须在合理借鉴西方法治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具体构建，否则在一个不能对外来者完全开放的语境里我们没有机会真正理解当代中国需要追求的现代法治。

2.法治的基本内涵

法治因民族、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及政治体制、社会政治理念等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性质。从字面意思来看，法治就是法律主治，一切人都要服从法律并受法律的约束，这样的理解远远不够。事实上，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法治被认为是一个无比重要的，在内容上却未曾被界定甚至是不可能被界定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一般法律理论和已有法治实践中，法治就像正义一样，拥有一张普洛透斯般变幻莫测的脸，它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2现代意义上“法治”内涵的 2 陈林林.法治的三度：形式、实质与程序[J].法学研究，2012，（06）最低限度共识包括法律至上、良法之治、公民守法、人权保障、司法公正独立、依法行政。

（1）法律至上。这是法治的首要内容，即法律应是社会治理的最高规则，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享有法律之上的特权。法律具有最高权威，法律高于政府和当权者，不但普通民众受法律统治，而且政府也受法律统治3。柏拉图早就说过：“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的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如果一个国家中，法律不具有最高权威，存在凌驾于法律之上当权者或某个组织，在法律的规定会损害当权者或某个组织的利益时，他们便不会遵守法律，事实上此类国家借法治之名行非法治之实，并非当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2）良法之治。法治要求理性与人性的立法，而良法就是反映理性与人性的法。理性表现为法律对正义的追求，对恣意、专横统治权力的制约，法律的系统化、连续性与稳定性、一般法律不能与宪法相冲突，法律的逻辑性等。人性表现为对人的尊严、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障。理性与人性的法涉及两方面，一是立法程序的透明度，立法机关的合法性，公民是否参与立法等。在法治国家，；立法机构应是公民选举产生的，立法过程应是公开的、透明的。二是立法的实质内容的理性和人性要求，即法律要体现正义、保护人权和促进社会进步。

（3）公民守法。公民的守法意识是法治建设的基石。在法的实施 3 陈弘毅.法治、启蒙与现代法的精神[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5-6 方面，公民的守法意识非常重要。守法意识来自自发的守法动机，即主观自觉性，主观自觉性受价值合理性的支配，如果法律表现为良法，公民就会有一种价值上的认同感，这样的法律具有权威性和至上性，公民也就会有自觉遵守的内因和动机。对于恶法或非正义的法律，应当通过正当程序对其进行修改，否则不会得到公民的自觉遵守。公民守法意识的形成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公民的主体地位，二是存在良法。公民应认识到每个人既是独立的，也是社会性的，人们应相互承认对方的主体地位。每个人都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同时必须对他人的权利表示尊重，自己权利的确立是以承认和尊重他人权利为条件的，而对他人权利的承认与尊重又是以自己的权利得到确立为保证的。良法正好体现了每个人权权利上的平等地位和尊重对方权利的价值观，良法的存在给公民守法提供了客观条件。

（4）人权保障。从根本上看，人权是法治的起点与归宿，法治是人权的载体与形式。4在我国，人权作为人最基本的权利集合，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保障人权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任务。构建法治社会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人的福祉，因而法治也必然要以保护人权作为其重要内容，而人权的保障状况也成为现代社会中区别法治国家和非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当然，保障人权在维护个人自由和尊严的同时，还能有效地防止政府的侵害，从而规范公权，这也是法治的内在含义。

（5）司法公正。法治不仅意味着法律的至高无上和依靠良法治理，4 汪习根《公法法治论-公、私法定位的反思》.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五期.还应经由公正的司法活动来贯彻实施。公正的司法，不仅在于惩恶扬善，弘扬法治，同时也是对民众遵纪守法的法治观念的教化，是对经济活动当事人高效有序地从事合法交易的规则。

（6）依法行政。在法治社会中，最高的和最终的支配力量不是政府的权力而是法律，政府因此也必须依法行政。法治的核心就在于有效地控制公权力。在法治社会，任何政府的权力都必须要由法律所规定，法无明文允许即为禁止，公权力的内容、行使等必须都纳入到法治的轨道。

3.“中国”含义的界定

对法治中国中“中国”一词的理解，学界也存在不同的解释。大体上包括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韩大元先生为代表，他认为“中国”一词与国家含义基本相同。他声称“中国”一词在宪法的含义有两种，一是用来指称国家概念，如宪法序言中，“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二十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变革。”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义转换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并认为当“中国”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相同涵义时，“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的价值可以互相转换的。第二种观点以学者房旭为代表，他主张法治中国中的“中国”一词是个地域概念。在他看来，“中国”有两种涵义：一是指组织意义上的国家，与美国、英国等相对应；二是地域概念，即某个特定的领域范围。他认为法治中国中的“中国”指称的是地域概念，法治中国的含义就是指在整个中国领域范围内都实现了法治，包括在大陆、港澳和台湾，这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最终目标。因此，他将“中国”理解成地域概念更符合新时期法治建设的要求与时代精神。第三种观点以杨小军为代表，他认为，“中国”是指一个在主权意义上限定领土范围的特定主权国家，同时又可以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范围内任何一个所辖区域，甚至包含了主权国家组成要素单方面的特征，包括人民、土地和主权。这就一意味着：其一，主权意义上可以确定为国际法可以在中国境内有效实施，国际条约或国际协定应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受地理因素的影响，法治中国在我国存在着“国家法治”，局部层面的“地方法治”和“区域法治”，“法治中国”是“国家法治”、“地方法治”和“区域法治”的有机结合；其三，受国家构成要素的 影响，法治政府建设和公民法制意识的高低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因素，二者是判断法治中国实现水平重要而有效的判断指标。通过上述对“法治”、“中国”的分析，有助于对法治中国科学内涵的理解，由于对法治中国的核心部分即法治内涵的认识是难以达成完全共识的，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法律就好像有许多大厅、房间和角落的大厦，法学家的错误在于往往只看到这座大厦的一部分，而忽视它的其他部分。5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对法治中国就不能形成最低限度的共识。俄罗斯的法学家认为，”不管法治国家的解释如何不同，还是可以找出这一政治法律模式的某些共同特点和外形轮廓，因为法治国家的形成与最终建立是与下列因素密切相关的：人权与自由 5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98.的最大保障，个人对国家和国家对个人的责任，法律威望的提高，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团体与公民对法律的严格遵守，护法机关的有效工作。”6莫纪宏教授认为，“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法治中国可以扩展为法治化的中国、法治状态下的中国、达到法治水准的中国等等。因此，法治中国是指下整个中国领域范围内都实现了法治化、法治已经成为一种全社会的生活方式以及全民的信仰并且呈现出一种良性法律秩序的现实状态。

三、法治中国建设

法治中国的法治环节由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四个环节组成，而上文所述的法治中国的现实状态就是具体表现为该四个环节。

（一）科学立法

科学立法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前提。科学立法不仅意味着要继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全国人大以及常委会要加强在重点领域的立法，拓宽公民参与立法的渠道，通过完备的法律推进宪法确定的制度与原则得到更好贯彻，国务院以及组成部门，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及时制定与法律相配套的法规和规章，推动法律得到有效落实。科学立法还意味着要完善立法规划，坚持立改废同时进行，反映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协调各方利益，更好发挥立法引领改革和推动改革的确认改革成果的作用，健全立法评估机制，提高立法的可执行性，真正将国家各项工作纳入到法制轨道。

B·B`拉扎列夫.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王哲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346.（二）严格执法

严格执法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环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2010年已经基本形成，为保障法律的有效实施，严格执法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重点与关键，也是在2020年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主体任务。严格执法意味着要加大执法力度，重典治乱，规范执法程序、细化行政裁量权、对行政相对人要平等对待、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创新行政执法方式，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平衡。

（三）公正司法

公正司法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防线。公正司法意味着严格遵守司法程序、正确适用法律、对诉讼参与人平等对待、同时解决司法权的优化配置和运行机制问题、加强司法人员队伍建设、提升法官、检察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水平、使得每一个案件都办理地合法合理合情，让社会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四）全民守法

全民守法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最高要求。法治得到人民发自内心的信仰，而不是沦为一句口号。要求全民守法，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是主导性力量，各级领导干部拥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有这样才能为法治中国的建设奠定坚实而广泛的社会基础。

四、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

学界对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理解，一是认为法治中国等同于法治国家，二是认为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的上位概念，到底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首先要从法治国家的含义入手。

（一）法治国家的基本含义

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法治国家”一词也是最早由学术界提出，之后转化为政治命题写进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并于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转化为具有效力的宪法规范。法治国家一词的基本含义就是一国之内的所有人，从最高国家领导人到普通民众都必须接受宪法法律的统治，任何人的行为都必须受制于宪法法律，任何主体都不得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人人普遍遵守和信奉宪法法律，宪法法律之外无任何特权。这也是我国《宪法》第五条规定的内容:“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际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与法律的特权。”具体而言，就国家立法机关而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必须接受宪法的审查；就国家行政机关而言，则必须遵守宪法法律，依法行政，依宪行政；就审判机关而言，必须遵守宪法与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或检察权；就各政党、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等社会组织而言，同样必须遵守宪法与法律办事；作为执政的共产党而言，则必须依法行政和依宪行政；就公民而言，则“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以及“必须履行宪法与法律规定的义务。”只要上述各类主体皆按宪法法律之规范行事-依宪立法、依法行政、依法司法之目的在于建设“法治政府”；依法执政、依法守法之目的在于建设法治社会。

（二）法治国家与法治中国关系

明确法治国家的基本含义之后，针对学界关于法治国家与法治中国之间的关系的两种声音，观点一以学者郭道辉为代表，他认为法治中国是一个更广袤的概念，它涵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是一个与“法治世界”相衔接的大概念。法治国家是指全部国家机器、国家权力的民主化法治化，主要是就国家对内统治权意义上而言的；法治政府一般特指行政权力；法治社会则属于社会权力的范畴，它是对应于法治国家、实行社会自治自律的相对独立实体。而“法治中国”则不仅着眼于对内关系、更着重在国际关系上，标示“法治中国”是

7“法治世界”的一员。观点二以学者范进学为代表，他不同意把“法治中国”看作是一个涵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更广袤的大概念。他认为“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的内涵是一致的，目标是相同的。他解释道，“法治国家”是宪法文本确立的概念，属于宪法概念，从语义解释的角度分析，“法治国家”已经包括了广义上的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其宪法中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是要在全社会树立宪法至上的法治理念，崇尚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法治精神，人人普遍地服从宪法法律，执政党依法执政，政府依法立法、依法行政、依法司法、社会依法自主、公民依法守法、最终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法治国家”的目标与任务与“法治中国”是一致的。他进一步指出，“法治国家”是宪法载明的国家法治建设目标，7 郭道辉：《全面理解“法治中国”》[N]，《检察日报》，2003-12-04.是通过全体人民同意而写入宪法之中的，具有根本法的效力，而“法治中国”仅是执政党的政治主张，并未在宪法上取代“法治国家”的国家法治建设目标，属于学理概念，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从执政党的角度，应当始终围绕一个核心的国家价值目标进行建设，而不应当在宪法上业已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之外，再提出与该目标有歧义的建设目标，除非这个目标是对“法治国家”目标的同义词表达，因而人民应当把“法治中国”的基本含义理解为“法治国家”而不是在“法治国家”之外具有更为广袤含义的概念，更符合《决定》提出的原意。与第一种观点相比，显然第二种观点更具有说服力。

第三篇：法治中国论文

法治中国——用法治中国凝聚复兴力量

摘要：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是历来受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会议，这一次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总书记将依法治国提到了空前所有的高度。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建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建筑法治中国而斗争，在全省上下引起强烈回响反映。

本文就历史原因和社会现状两方面探讨实行依法治国的重要性，论证了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这一观点，并着重阐述当代大学生认真学习宪法的重要性这一命题。

关键：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宪法；当代大学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中国法系的历史渊源

法制中国，是中国共产党的慎重挑选。从开国大典前夜的《共同纲领》播下法治的“种子”，到民主法制在阅历蜿蜒后的艰辛探索;从1997年党的十五大建议“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到十八届四中全会研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法治面貌爆发了巨大变革。

在人类法治史上，中华法系源远流长，曾是世界主要法系之国家栋梁。宪法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如果国家在根本问题上引入了法治，这个国家将爆发根本的变化。”的确，现在的宪法是法律的功令，国外某知名学者说：宪法是对人类苦难生活的批判和总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立宪意思上的宪法强调保障人权。宪法具有广泛性、原则性、历史性和纲领性。所以如果在过度的根本法宪法中引入法律，国家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决定》提出：创立重大决策毕身任务追究制度以及责任倒查机制。谁是起诉人谁是追究人，追究程序是什么，这些细节要建立起来。中共中央从三中全会以来就把司法改革作为促成法治的重要措施，来历在于法治的特点就在于权利的赋予和权利的主张。

然而，到了近代，封建文化与制度逐渐走向衰败，法纪松弛，社会动荡，经济凋敝，人民困苦。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更是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了近代的屈辱史。为了改变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命运，一些民族精英曾试图将近代西方国家的法治模式移植到中国，以实现变法图强的梦想。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他们的努力最终是无果而殇。

基层法治建设就是为了法治中国的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在与村委会的工作人员的访谈中，我们详细探讨了这个问题，民主法治建设是基层工作的根本任务，基层政府应在推进法治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当前我们基层民主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问题。现有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的还不完善，因此对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存在一定的难度，尤其在监督机制建设上，很难按照民主法治的要求真正、有效地发挥监督职能。

二、新中国时期的法治建设

新中国的建立，宣告中华民族近代屈辱史的结束，也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纪元。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更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时期。近30年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辉煌的篇章。而且，这一时期所积累下来的成果，也为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为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金秋十月，正在北京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法治中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我们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18个年头之后，法治中国的建设将展开新的蓝图、迈向更高境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仅是为中国梦的实现树起的法治航标，也是一份有着具体实现路径、具体执行举措的法治中国“施工蓝图”。

总书记对于依法治国的重视，顺应了社会的发展趋势，符合历史的潮流。人类历史已经证明，“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安”，法治是最好的社会治理形态。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则更加清楚地告诉我们：法治衰，则国弱民穷；法治兴，则国强民富，法治是实现中国梦必由之路。

首先，法治是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与基础。国家强大、民族复兴，其前提是社会稳定，是各种社会矛盾能够得到有效、及时地化解，而这必然要求构建法治化的社会。应该指出的是，法律的产生不是为了斗争，而是为了化解矛盾。据《说文解字》记载，“法”的古体字是“灋”。他指出：“法者，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翻译成白话就是，古代的“法”字，左边以水作偏旁，比喻“平之如水”，代表公平；法字中右边的“廌”，是一种头长独角，秉性公正的奇兽，是裁判人间纠纷的裁判官，起着平息争讼的作用，故而“古者决讼，令触不值”。可见，“法”字最早的含义及产生就是要解决纠纷、化解矛盾、裁判是非。管子对“法”的论述也颇为精辟，他认为：“法者所以兴功拒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

其次，法治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与全民族共享繁荣的制度保障。从党的十四大开始，我国开启了市场经济的大门，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跨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与完善，我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市场经济对于优化资源配置、刺激全社会的创造力并进而实现社会财富总量的快速增长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欲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与民族的伟大复兴，舍此之外，别无他途。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以市场为基础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运行方式，具有开放性、平等性、契约性、竞争性、国际性等特征，它的有效运转，必须以良好、完善的法律规则为基础，以公平、高效的行政与司法救济机制为保障。

第三，法治是实现社会全面进步、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纵观人类历史，尤其是近当代史，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强大、民族复兴，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概念，而是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社会全面进步，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并驾齐驱，其最终目的是社会各个层面获得全面提升，从而变得更加自由和符合人性，并进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要在一个有着两千余年封建专制统治和13亿人口的大国建成法治国家，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任务之艰巨，其道路之曲折，是不言而喻的，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就目前来看，我国的法治建设仍面临诸多困难，仍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我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进一步加强法治，在全社会形成维护法治、崇尚法治的良好风尚，是建设强大国家、实现民族复兴尤为重要和迫切的任务。

三、当代大学生认真学习宪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当代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社会的骨干，是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宪法意识水平如何，直接影响到宪法的贯彻和实施。培养大学生的宪法意识，使其充分认识大宪法是我们社会行为的最高准则，自觉地把宪法作为自己的政治修养、法律修养以及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最高准则，对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对大学生的宪法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

北京日报研究调查显示：现在大学生宪法意识普遍较为低下，能说出宪法的核心思想或是宪法其中几条的人少之又少。美国人因其宪法条文简洁而几乎人人都记得宪法的内容，相比之下中国大学生对宪法的了解显得十分不足。

以我自己为例，我目前是一名大二的学生，之前对宪法也不是十分了解，只知道它是国家大法，人人都应该遵守宪法。直到今年通过思政课，才对宪法有了初步的了解。知道了宪法因其广泛性、原则性、历史性和纲领性而成为国家的根本法，宪法是对人类苦难的批判，宪法是宪政的表现和依据，立宪主义意义上的宪法强调保障人权。同时也接触了西塞罗、托马斯阿奎那、博丹等中世纪推动宪政发展的权威学者和当代英美法等国家一些著名的宪政思想家如哈耶克、罗尔斯等，初步了解了他们的思想，认识到宪法渊源的博大精深，也体会到我们作为当代大学生对宪法有深入了解的必要性。目前很多大学生由于没有接受宪法学教育对宪法知识掌握少、兴趣低。在高校中，法科学生为了在毕业以后获取一个高薪的职位，往往热衷于选修民法、经济法、国际经济法等热门课程，对宪法情有独钟者甚少。而和我一样的非法科学生则更多地专注于本专业知识的学习，接触宪法的几率更小，只能通过法律基础课来获得一些零星的认识。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学生从来就没有机会获得系统的宪法教育，显然这不利于他们形成正确的宪法意识。从以上决定中科研看出国家对宪法问题十分重视，而作为国家未来栋梁的我们更应好好学习宪法，确立宪法意识，忠实地遵守宪法、捍卫宪法。宪法意识不是自发形成的，必须经过有意识的培养，使大学生形成遵守宪法、捍卫宪法、崇尚宪法、信仰宪法的基本理念，使宪法意识真正成为大学生健康的人格心理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主体意识的重要内容。

四、结语

我们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曾长期雄踞世界领先地位，只是到近代才开始衰落。从鸦片战争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回首近现代中国历史不难看出，追寻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始终是中华儿女传承不绝的主题，始终是无数仁人志士坚定不移的志向。这二百年来，中华民族通过不懈奋斗，逐渐从衰落走向伟大复兴。现在，二百年的历史进程，我们已经走过一百五十年。邓小平同志设计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已经完成两步。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大业能否如期实现，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尤为重要。在此阶段，我们既要继承中华文明的传统与精华，更要积极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尤其要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加强法治建设。只有实现法治，社会才能安定，人民才能幸福，中华民族才能获得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与坚强有力的发展保障，才能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社会的长治久安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法治中国的主线日益清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体现在哪里？在党团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创造幸福的过程中，法治既是必要途径，更是制度保障。唯有依靠法治，依靠宪法和法律体系才能凝聚共识和力量，保证中国社会可持续的发展与稳定。坚持依法治国，就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建设法治中国，就是凝聚民族复兴的力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要以法治巩固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合法权利，弘扬和践行法治这一价值理念，为法治中国的建设打牢深厚的群众基础。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法治，是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世界各民族的共同理想，只有真正实现法治，我们每一个人才能平等享受应有的权利，社会才能和谐、稳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获得坚实有力的制度保障。不可否认，由于各国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法治的发展进程并不平衡。但是，毫无疑问，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法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国家实现富强的必由之路，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法者，天下之准绳也。”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公平、民心稳定、长治久安，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法治。弘扬法治精神，凝聚法治力量，我们就能在创造经济奇迹之后，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文明，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为人类政治文明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刘书林主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师参考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增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学习辅导专辑 3.谷春德主编，《“法律基础”教师教学参考用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4.《法学概论》张云秀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第四篇：法治中国论文

论法治中国

摘要：“法制”与“法治”的不同体现了中国法律的改变，要区分两者，必须要弄清楚中国的法律历程，而这也是建设法治中国新蓝图的需要。关键词：法治、法治中国、法治国家、法制。

长期以来，我国从古代封建社会到近代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虽然有法律条文的制定，也有相应的人员执行，但是人们还是处于人治阶段。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发展人民民主和建设法制国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1978年，邓小平提出“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个转变之后，近20年后又发生了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首先，“法制”与“法治”的不同在于，“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是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而言的，而“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其次，法制是法律条文、具体的制度，而“法治”是一种治国理论和治国方略；再次，“法制”就是按照法律条文办事，有法必依、依法办事，“法治”不但讲这些，更主要的是还要与民主政治密切结合，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体现法律的公正性，“法治从根本上说还是一种文化精神理念。

一、法治中国的历史进程 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到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这一时期是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废除中华民国时期由国民政府制定的相关法律条文，并开始着手构建新中国法律体系。1956年党八大指出“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完备法律”。但从1957年夏季开始,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和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法制建设逐渐停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的法制建设重新起步,并得到迅速蓬勃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确立了健全法制的16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982年,制定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四部宪法,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雄厚的法制基础。随后,法律体系逐渐形成,法学教育初具规模,法律逐渐从书本走进生活,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普法运动使人民的法律知识和法治观念不断增强。1996年,党中央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并将其写入宪法和政府工作报告。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继续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这不仅充分反映了我国社会进步的要求,而且必将推动我国的法治建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二、法治中国概念的提出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进一步加以肯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把依法治国作为中央全会主题，更明确地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而且要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体系，为依法治国描绘了新蓝图。

三、法治与中国的关系

总书记曾说过“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形势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法律体系必须随着时代和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所以，对于国家而言，法律体系的进步，法治国家的形成发展就是国家发展的一个体现。

四、法治中国的建设

全面推进法治中国的新举措大体分为四大方面：宪法制定方面，执法方面，司法方面，法治精神和文化方面。

宪法制定方面：首先国家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其次，国家需健全宪法制度和监督制度；然后，健全宪法解释和人大主导立法的体制机制。

执法方面：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所以要健全执法机制，党和政府应高度重视执法，严格执法。想民所想，忧民所忧。

司法方面：健全司法系统，公正司法，加强人权的司法保障，加强对司法的监督，并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法治精神和文化方面：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人们的法治理念和道德素养。

五、法治中国的意义

首先，“法治中国”作为政治命题，有助于向国际社会表明作为共同体的 “中国”实行依法治国的自信，同时传递一种信息，即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法治对话与交流的勇气与理念。其次，“法治中国”作为政治命题，具有综合性、历史性与动态性。用中国概念来表述法治时，必然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地区，是中国概念的完整表述，也是国家统一体的现实和未来法治凝聚力的表明。尽管台湾和大陆尚未统一，但一个中国范围内的法治是大家共同分享的价值，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载体。再次，“法治中国”作为政治命题，旨在维护法治的“国家”权威。法治作为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具有统一性，不能把法治的规范体系与制度体系层层分解为“法治的政绩工程”，也不能把法治庸俗化与工具化。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只能以“中国”的名义实施，实施主体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分解为地方化的 “政治”，否则不利于维护“法治中国”的严肃性与权威性。

参考文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乔晓阳

《法治中国》—陈云良

第五篇：浅谈加强法治中国建设

浅谈加强法治中国建设

摘 要：当前，要高度重视加强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坚持与政治体制改革协调一致，服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导向，结合我国国情，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关键词：法治建设；加强；意义；原则

一、加强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建设法治中国是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法治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民主与法制建设问题上，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就曾经指出，“这个工作要注意讲规格，没有规格那是很危险的。要合乎标准才叫反革命，就是要搞真反革命，不要搞出假反革命来”。毛泽东同志这里所说的“规格”就是法律。在重视社会主义法制的同时，他还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强调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此基础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并陆续制定了其他一些重要的法律制度，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快速起步。但是在民主与法制的建设道路上，我们经历了挫折，有过十分沉痛的教训。从1966年到1976年，我们党内“左”倾错误发展到了极致，特别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遭到了毁灭性的践踏。“文化大革命”中，宪法、法律、党章变成一纸空文；上自国家主席，下至基层干部、劳动模范、各界群众，可以任意被批、被斗、被抓、被整；党纪、政纪废驰，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受到极大的破坏。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前的统计，仅因刘少奇而受到株连被定为反革命判刑的案件，就达26000多件，28000多人。从1965年2月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长达十年都不开会，不立法，不作任何决定，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除了1975年对五四宪法作了倒退性修改、制定了1975年宪法外，国家没有制定过一部新法律，原有的法律法规虽然未被明文宣布废除，但实际上已成为一纸空文。十年“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鉴往知来，鉴著知隐”。民主与法制建设中的挫折和失误使我们反思，从此，中国人民做出了坚持法治建设的选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全面工作，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邓小平强调，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不行，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两方面是统一的。为此，他第一次指出坚持发展民主和法制是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邓小平明确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一观点是邓小平同志民主法治思想的重大发展，是我国治国方式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胡锦涛同志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关于法治建设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一步推进了中国的法治建设。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中国建设，中国的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二）建设法治中国是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们全部工作坚持的基本方针。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发展，必然离不开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央早就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要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做到改革与法制建设的统一，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市场经济的自主、平等、诚信等属性，必然要求法律发挥其规范、引导、制约、保障和服务功能。实践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实质上是经济法制化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想健康有序地运行，必须建立健全各种法律制度，而且保证这些法律制度能够得以正确实施。只有这样，经济活动中的种种弊端，如假冒伪劣、投机倒把等不法现象，才能够得以预防和消除。在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民主和法律建设得到很大的重视。1993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第十五条原条文“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在修改后增加了“国家依法”的字样，变成了“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随后，1993年11月中央提出：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完善立法体制，改进立法程序，加快立法步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法律规范。坚决纠正经济活动以及其他活动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滥用职权，以及为谋求部门和地区利益而违反法律等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从其建立之初，就要把法制建设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常抓不懈。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经济领域的特点，必将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产生深刻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中，市场关系和契约关系的发育，引起了作为民主和法律行为主体的公民个人对自身平等地位和合法权益的重视与追求，公民的民主意识、法制观念日益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为我们走向法治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得以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发挥作用。综观世界各国法治发展的实践，无不向我们证明，始终坚持法治建设，是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根本保证。

二、加强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原则

（一）要坚持法治中国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协调一致。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社会主义的民主，也要讲社会主义的法制。我国过去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解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长期以来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政企不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等等弊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法治建设不仅能够极大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且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之一。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消除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我们党进行了有力地改革。1982年宪法特别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这一规定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成为一项重要原则。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党是人民的一部分。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一经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全党必须严格遵守。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建设对于消除权力过分集中，废止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等，也具有重要意义。1982年宪法和各国家机关组织法规定了各个国家机关必须在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这一前提下进行合理分工，相互配合。全国人大、国家主席和其他国家机关都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进行工作。并且，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同时，宪法还明确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并规定国家依法实行企事业职工和国家工作人员的退休制。由此可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是密不可分的。当前的法治建设要借鉴以往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特别要和政治体制改革保持协调一致，才能全面落实建设法治中国的宏伟目标。

（二）要坚持法治中国建设服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

基本导向。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围绕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而进行的。正确处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是实现国家稳定的前提。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实现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社会主义法制是民主制度的体现。卢梭说：法律是人民公意的体现，一个人，不论他是谁，擅自发号施令都绝不能成为法律。要实现国家稳定，既要讲民主，又要讲法制，不能将两者分割开来。讲民主不能离开法制，不能离开四项基本原则，不能损害安定团结。我们不回避前进过程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只能用加强民主法制的办法，不能用无政府主义的办法。那种损害安定团结、破坏安定团结的所谓民主，绝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而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当前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改革必须在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中有秩序地进行。没有全社会的安定团结，经济建设搞不成，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也搞不成。我国改革开放的困难、障碍、矛盾和冲突是十分尖锐和复杂的，不安定的因素很多。坚持法治建设可以增强我们排除干扰，减少和消除不安定因素的能力。在改革过程中，我们要大力加强法治建设，以此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调整利益冲突，缓解和疏导矛盾，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要坚持法治中国建设必须结合我国国情。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不很发达，民主与法制遗产相对贫乏，法治建设面临许多困难，不能急于求成。首先，我国法治建设基础薄弱，民主与法制传统差。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全面转型期，经济、政治体制都处于改革之中。特别是在广大农村，不少地方的人们还习惯于依靠宗法关系和各种伦理来调控各种社会关系。其次，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水平阻碍着法治建设的发展。法治建设的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它直接受到文化素质、文化水平的制约和影响。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现在这么多青年人犯罪，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再次，体制尚未健全，也制约着法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法律控制之下的高效政府，涉及到权力的划分和优化权力结构等诸多问题。我国目前体制中存在的一些弊端，影响和制约着法治建设的进程。只有积极推进和深化改革，建立起廉洁高效的政府体制，我们的法治建设才能得到真正长足的发展，法治中国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参考文献：

[1] 李丹葵.论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兼谈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模式的价值选择[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04期

[2] 郭道晖.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公民社会[J].政法论丛，2007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