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读书笔记800字

第一篇：乡土中国读书笔记800字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800字

在工作之初即在导师的推荐下，怀着无比崇敬的心理拜读过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由于人生经历和学识等因素的限制，对费老先生的大作深层意义理解仅限于文字层面，其中蕴含的深厚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不甚了解。

XX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5306人，占%;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46人，占%。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东部沿海和南方地区城市化远远高于中国西部地区，也就是说，中国的西部，农村人口远远高于城镇人口，在县一级，农村人口比例基本占到全县人口的80%，而基层法院所管辖的案件90%以上都与农民有关。那么，如何在一个经济和文化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做好司法工作是我们每个司法人都应当思考的问题。

工作之后，在我国西部基层法院工作至今，由于工作的性质，常年来走村下乡，工作于农村的田间地头、土灶泥炕之间，与农村群众拉家常、收庄稼已经成为工作的一种常态，也使我对中国社会这个罪庞大的群体有了一个最直接的观察与思考。去年在书店看见一本人民出版社XX年出版的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怀着对农民兄弟的深厚感情和对费孝通先生的崇拜，买下后回家细读之，结合当前基层法院工作的现实需要，使我对当前乡村环境下的司法工作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也对我所从事的西部基层法院工作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

一、《无诉》与“审判五进”。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的《无诉》一文中认为：“但是在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礼’，就成了撒野，没有规矩，简直是个道德问题，不是个好人。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如果有非打官司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传统的规矩。”……“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常有的。一个人可以为了自私的动机，偷偷地越出规矩。这种人在这种秩序里是败类无疑。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费老先生的观点在现在的西部农村地区同样适用，去年笔者所在法院有这样一个案例：王老汉有三个儿子，在86年分家时，大儿子和二儿子在各分的一间房屋后分家另过，王老汉与三儿子居住两间房屋，后三儿子不幸病逝，王老汉在老伴过世后，身患重病，无人照看，大儿子与二儿子因有分家协议不愿照看王老汉。王老汉无奈将两个儿子起诉到法院，法官经调解，双方还是无法达成协议。后户县法院决定借助“审判五进”平台，在王老汉所在村公开开庭审理该案。开庭当天，大儿子与二儿子经法庭合法传唤，没有到庭，而是在开庭时委托村干部要求法庭调解，后经法庭当庭调解，王老汉的赡养问题当天予以解决。后来还有一起赡养案件，法庭同样是决定在原被告所在村开庭审理，在开庭公告张贴后，双方就达成调解协议。

深思户县法院这两起案件的审理过程和结果，使我对费老先生的《无诉》一文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虽然农民群众没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但是他们也认为“如果不知道‘礼’，就成了撒野，没有规矩，简直是个道德问题，不是个好人。”“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于是前边所说的两案的被告在得知法院要在村里开庭后，很快就答应赡养老人，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害怕村里人说他“没有道德，不是个好人”，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种可羞之事”。于是我就想，如果在审判工作中，我们能够利用“审判五进”平台，针对一些特殊案件，以“审判进农村”的形式，就地开庭，不仅可以使案件顺利审结，也能起到教育群众的效果。

二、《文字下乡》与法律宣传。法律宣传是法院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宣传不是交给群众生硬的法律条文，而是让他们知道法律，用法律来解决生活中的纠纷。费老先生在《乡土中国》的《文字下乡》一文中说到：“其实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那是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称之为‘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连字都不识。”“‘愚’如果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识字不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的。”同样，我们不能说农村人不懂得法律或者不认识法律条文上的字就说他是愚的，如果他没有学习或者接触法律，他怎么会知道、懂得法律呢?懂不懂法律，与他们识字或者是农民无关，而与我们是否给他们提供懂法的机会有关，与我们的法律宣传工作有关。

费老先生在《乡土中国》的《文字下乡》一文中又说：“所以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同样，我们在法律宣传过程中，也要注意宣传的对象，做到有针对性，教给农民群众真正需要的法律。如果你教给祖辈耕种的农民《海洋法》，你能期望他们弄懂吗?可能《土地承包法》等能够很快的使他们变得“懂法”起来。

三、《长老统治》与司法调解。调解是当前解决错综复杂农村社会矛盾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我们有很多法官对个别农村案件是“久调不决”，究其原因，乃调解方法问题。费老先生在《乡土中国》的《长老统治》一文中写到：“……说近似而不说确当是因为这里还有一种权力，既不是横暴性质，又不是同意性质;既不是发生于社会冲突，又不是发生于社会合作。它是发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是教化性的权力，或者说爸爸式的，英文里是paternalism。”“因之，每个要在这逆旅里生活的人就得接受一番教化，使他能在这些众多规律下，从心所欲而不碰着铁壁。”“教化性的权力虽则在亲子关系里表现得最明显，但并不限于亲子关系。”鉴于此，使我联想到在司法调解过程中，有我们法官在调解中所不能说服的地方，我们法官为什么不借助这种“教化性的权力”来帮助我们做司法调解工作?比如在邻里纠纷中，双方互不让步，判决后的执行成本显然大于群众的诉讼利益的案件中，法官借助这种“教化性的权力”在得到案结事了的同时，也更有利于农村地区的社会和谐。

《乡土中国》可以说是了解中国社会中不可不读的一本书，再次细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与审判实践相结合，发现对我们做基层法院工作、审理农民群众案件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社会理念和工作方法。虽然该书论著成于上世纪40年代，但是时至今日，还是值得基层法院工作同志一读。

在农村生活，土地就是命根子，也正是那些广袤的土地养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小的时候跟随父母到田里去播种或者收割，印象最深的是刮开盖好的薄膜种玉米籽，再就是在秋收时节抱麦子。在北方，割麦是农活里最苦最累的活，农民割麦的姿势用“面朝黄土背朝天”来形容最恰当不过，母亲心疼我，没有让我割过麦穗，于是我开始找寻新的“营生”——挖苦菜。现在想来，土地真的好神奇，你播种它会生长，你不播种它也生长。苦菜就是那种自然生长的植物，挖它并不费事，田地里到处可见，不一会儿就能挖一小筐，带回家后用水淘了就能吃。“非典”那年，母亲不信任小卖部的菜种，我就天天出去挖，那段时间家里足足吃了一个月的苦菜。在乡下，生活好像不用怎么花钱，吃的自己都可以种，家家户户都有一口井，梨树、沙枣树什么的也都有，柴火有葵花杆子和玉米棒棒，逢年过节的时候买些糖果、穿件新衣裳就是了。可见，土地孕育了多少生命，人们聚村而居确有一定道理。

费孝通先生分析说，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

一、小农经营每家耕地的面积小，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与耕地不会距离得过远;

二、因水利灌溉的需要，他们聚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

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

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数量在一个地方一代一代地增长，成为相当大的村落。我生长的村子是由第二点和第三点决定的，因为我们那里没有农场，也不是以姓氏命名的村落，人们聚居一起除了是种习惯外就是合作的需要，村子里称为“变工”。尤其是在打麦场、绞玉米和刨籽瓜时节，由于每家的劳力有限，人们会就近叫着乡邻一起做工，效率也高，今天一起去张三家打麦子，后天再去李四家刨籽瓜，也就是“变工”。这里没有任何商业行为，人们似乎约定俗成了某种共同遵循的规则，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社会学里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乡村属于前者，费孝通先生在书中说道，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习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只有生于斯、死于斯的人群里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群体，其中各个人有着高度的了解。我无比庆幸自己的童年能在乡村度过，和我同龄的一代都是村子里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看着长大的，整个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我，我也认识整个村子里的人，而父母这一辈的人基本上都是称兄道弟，平时见面都会很亲切地打招呼。乡村里的人都是彼此熟悉的，熟悉是长时间、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感觉。现代都市最缺少的也就是这种感觉，门对门的邻居尚且不认识，更何况楼里和小区的人，于是，在乡土的本色里开始产生出陌生的社会。

学者将东西方人民的性格作比较，说在西方社会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的社会却是讲交情。对于这个问题，也要从乡土社会入手，它是孕育所谓现代人的摇篮，现代人最根深蒂固的共性是从乡土里带来的，也是影响中国千年的儒家文化造成的。中西方的主要区别就是差序格局的不同，也即群己、人我的界限划法问题。西方人看重的是团体，而且公私分明，中国人则不然。就拿“家”来说，是最能伸缩自如的了。“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表示亲热的人。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甚至天下可成一家。每个人都有一个关系网，好像把石头丢在水面上发生的一圈圈波纹，里层是和自己最亲近的人，然后就是各种交情程度不同的人们了。

中国的本色是乡土，而现在的主流是争相到城里立足，一些人是因为土地的有限接纳不了村里人口的增长，另一些人则是赶时髦。乡土社会发生了变迁，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改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就像费孝通先生在结尾所说的，乡土社会是靠经验的，他们不必计划，因为在时间过程中，自然替他们选择出一个足以依赖的传统的生活方案。如此，希望土地依然是大自然哺育生命的土地，希望乡村的生活更加美好!

费孝通先生说，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很同意，因为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和泥土分不开的。在中国，从女娲用泥土造人的传统神话故事开始，到历代的引起社会轰动和反思的农民起义，都与泥、与土，分不开。“土”，是中国人的根，是中国人身上的烙印，是中国人骨子里流淌着的东西。“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我们小时候就能朗朗背诵的诗，其实就能说明曾经中国社会以农民为荣，尊敬、崇拜他们。

中国人有“私”的毛病，费孝通先生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中国人的社会结构“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波纹的中心是自己，推及的远近视财富和势力而定。波纹的中心既不相同，推及出去的圈子也就各不相同，一切皆以跟自己的亲疏远近为出发，因此中国人缺乏团体意识、缺乏对权力和义务的共识和遵从。在“推己及人”的波纹式社会结构中，也形成了维系人际关系的道德要素：“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朋友，相配的是忠信”，“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

乡土中国的“家”通常是父亲一系的“大家”，费孝通称之为“小家族”。乡土中国的家不但承担了生育的基本功能，而且可以承担政治、经济、宗教等社会功能。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家里要有家法，夫妇间要相敬如宾，妻子要三从四德。在乡下，通常都是男的和男的在一起，女的和女的在一起，孩子们又在一起，这是性别和年龄造成的距离。中国人在感情上的矜持和保留，也是在这种社会格局中养成的。

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乡土中国的“礼”靠社会传统来维系和传承。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礼制不同于法律，亦有别于道德。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礼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是主动的，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相比之下，法律是强行限制人的行为的，而道德是整个社会所支持、默认的。做了不道德的事，即使有些还没有严重到会受法律的制裁，却必定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即我们俗话说的良心的谴责。费孝通先生认为，薄弱的基础决定了农业社会不能建立起强大的权力帝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也构建不出西方式的民主社会，乡村中国“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在乡村中国，亦有一种发生在长幼之间的很强的“教化权力”，该种权力保证文化传统的延续。费孝通先生认为，在乡土社会，血缘关系决定了社会地位。在稳定的社会之中，血缘又推而广之为地缘。因血缘和地缘而形成了一个个关系紧密的社会群体。在群体内部，人们靠人情往来，这样就限制了商业的发展。

最后，作者认为，乡土社会的稳定是相对的，只不过乡土社会的变化极为缓慢。缓慢的变化缓冲了变化可能带来的冲突，因此乡土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少见思想激荡。缓慢的变化在名实分离的教化过程中得以实现_面对教化保持面子上的遵从，具体执行之中则遵循事实上的变化。这一过程中，恐怕也形成了国人心口不

一、阳奉阴违的一些陋习。

第二篇：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一、《乡土中国》相关介绍

（一）作者

费孝通，1910年11月出生于江苏吴江。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社会学学士学位；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人类学系；1936年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人类社会学，师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938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于民主爱国运动；1958年曾被打为右派，罢免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1945年至1952年任西南联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副教务长期间著成《乡土中国》。2005年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二）书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著述的一部研究中国基层传统社会农村的作品，初版与1947年。一共由12篇文章组成。

本书原是费孝通1947年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开《乡土社会学》一课的讲义，辑录而成书。书中，作者语言通俗简介，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理论上的概述和分析，较为全面的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

二、乡土中国文化特点

（一）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

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社会。人民自古与泥土为伴，靠种地谋生。“以农为生的人，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泥土是搬不动的，因而形成了乡土社会生活的地方性。所谓地方性，即是说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独立的社会圈子；而区域内却是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这种熟悉表现为对人无缘由的信任和对自然规律的灵活运用。

（二）乡土社会的结构是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是以‘已’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这种社会结构具有四个特点。第一，关系越远人情越薄。第二，公私相对，比如世界与国家、国家与家庭这两对关系中，判断国家是公是私的结论就会截然不同。第三，克己而不克群。第四，维系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因所施对象与自己的亲疏远近而不同。

（三）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

乡土社会靠“礼”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礼，不同于“文明、慈善”等的含义，而是一种成规。乡土社会的地方性成就了人们对事物的熟悉，千百年积累下来的生活习惯自然就形成了经验、形成了传统。靠传统过活是灵验的，“照着做就有福，不照着做就出毛病”，于是人们就从心底产生了对传统的敬畏，这敬畏使传统得以延续。不同于法律和道德靠社会舆论的外力推行，传统的推行方式是依靠内力，依靠人们心里对传统的信服。传播礼的理想方式是教化，即通过长期的教育把外在的规则内化为习惯。知礼是责任，小辈如果在行为上出了不合规差错，那么长辈一定也犯了教化不到位的错误。古语所说的“子不教，父之过”大抵就是这个道理。在乡土社会，称得上德高望重的人必对礼知之甚多。而乡土社会用来解决矛盾的方式，即评理，就是通过德高望重的“长老”对纠纷双方教育一番，说的大家都心服口服，不再纠纷。

（四）乡土社会奉行长老统治

社会继替，是指社会成员的新陈代谢，是人物在固定的社会结构中的流动。乡土社会因其地方性，可被看作是变化极缓慢的静态社会。

长老统治是来源于社会继替的一种权力。每个人都来人间走一遭，要学礼。学习并非天性，需不怕困、不惮烦，因而要有外力加以强制。这种外力可以看作是一种权力，是教化性的、爸爸式的权利，即长老统治。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就是长老统治的一个实例。

三、联想及思考

用《乡土中国》中所述的文化特点，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可以解释我国的农民工现象。

（一）户籍问题

中国农民工流动呈现出大雁迁徙似的特点——平时在外打工，农忙时节和春节回到原籍。我们发现老一辈的农民工很难在打工的城市扎根，新一代农民工又因为户籍问题得不到解决，一样难以做到彻底的迁移。

农民工流动之所以呈现出这种特点，究其文化原因，是由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所决定的。农民自古靠土地为生，即使在现今的社会现实中一部分人弃农打工，但存他们骨子里的对土地的眷恋和务农的本性是难以改变的。所以在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不仅要简单的思考户籍开放与否的合理性，也要从文化层面进行考虑，从而提出更有效的解决措施。

（二）欠薪问题

在劳动关系运行过程中，农民工因未签订劳动合同而导致的欠薪问题尤为严重。一般而言，我们将其归咎为农民工法律意识薄弱，提出解决措施时，“增强农民工法律意识”这一项必不可少。

然而从文化角度而言，农民工正是出于对他人的信任，从而默许了劳动合同缺失的事实。农民从农村来到城市，未能及时转换对周边人的判断，仍旧保持着“对人熟悉”的认知惯性。他们将原本质朴的信任带入到商业化的劳资关系中，因而产生了难以解决的欠薪问题。但如果我们一味强调“增强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实际上就颠覆了他们一贯信任的处事习惯。这必定会对乡土社会的文化造成极大的冲击。如何在保护乡土文化的基础上提出合理的解决措施，值得我们思考。

第三篇：乡土中国读书笔记[范文模版]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对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我在大学的时候有过短暂的接触，当时只是随手地翻了几页，在脑海里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在研究生阶段，看过导师给的一些重要的阅读书目之后，又又一次地发现了这本书，从图书馆借来，看完之后，对于这本书也有了初步的了解。这本书跟平常的社会调查报告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虽然说是概念，但从费孝通先生的论述来看，他是从具体的农村生活细节出发，不是简单地泛泛而谈，而是在具体事物里核实的。

这本书虽然是社会学的入门级读物，却有着深厚的理论素养作为支撑，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上浓浓的乡土气息，没有了让人望而却步，晦涩难懂的理论术语，读过之后却有一种豁然开朗感。这就是费先生的高明之处，他的语言在当今的我们看来也是那么轻松易懂，原因在于这种乡土气息早已与我们的文化交织融合，不能分离，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结构如何变化，中国还是乡土中国。

文章分多个章节进行了论述，以下主要是我从每个章节里所得的体会和感想： 第一、乡土本色

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人们生在土里长在土里。土地是中国基层社会的根本。农民的土气是因为土地的不流动而发生的，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局是常态。乡土社会的特征是人与人之间的孤立与隔膜，简单的农耕活动不需要复杂的分工与合作。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有地方性的，区域间接触上，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生于斯，死于斯，对于乡土社会里的人来所，终老还乡是最终的归属。这是一个没有陌生的社会，社会的稳定来自于人们心里彼此的熟悉。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些没有来由的信任就是规矩，使人们”从心“世代习来的。

第二、文字下乡

乡下人的”愚“并不是智力上的缺陷，而是其生活环境所造成的，乡土社会是通过彼此的“熟悉”建立起来的。在此中，言辞不一定达意，熟人间的交流是靠眉宇之间的传情达意。文字非得下乡？非也。很多人认为乡下人“愚”，但是费老认为不应该这么说，乡下人不是智力上笨，只是知识上不足，更确切的说是知识结构不一样，他们的知识足以应付他们的生活，而对于城市的文明生活当然不甚了了了。这种不了解就像城里人分辨不了麦子和韭菜、不会爬树、不会抓鱼一样，没什么值得取笑的。作者进而探讨了语言的产生以及和人类生活的关系，文字的产生原是为了不同空间和时间的人交流的，但是在乡土社会，由于生活的一成不变和空间的稳定性和封闭性，口头语言完全可以满足生活需要。而且面对面的交流远比书面语言表达的东西丰富快捷。文字既不是乡土社会的基础，本来就不是乡土社会的本性。人类最初的文字都是庙堂性的，都是为了祭祀崇拜和记录帝王事件，所以不是乡土社会的必要。因此文字发明了几千年，中国的绝大部分农民依旧目不识丁。当然当代的乡土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代农民必须要识字了，因为要科学种田、操纵机器。但是实际上我的母亲初中毕业，但是由于农民的生活基本没有文字，长年没有阅读和书写，因此现在已经忘的差不多了，读我的家信都很吃力。这无疑是费老观点的例证，说明虽然过了这么多年，农民的生活还是带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痕迹——地方性和口语化

第三、家族

中国的家扩大的路线是单系的，是氏族，是一个事业单位，赋有经济，政治，宗教等各种功能，是具有绵延性的。西方的家庭，夫妻是主轴，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在此费老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西方贵族家族的模式而更多的是现代西方的家庭模式？我们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是纵轴。为了事业单位的效率，就得牺牲感情，讲求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夫妻间得相敬如宾，女子要有“三从四德”，亲子间要讲究负责和服从。乡土的中国社会是同性聚集的社会，同性之间寻求感情安慰，而守着老婆的男人却被看作是没有出息。中国人在两性感情上的矜持和保留也是在这种社会圈局中养成的性格。

第四、男女有别

乡土社会是亚普罗式的文化模式，讲究稳定。它不必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生下来就聚顶好的，它更害怕社会关系的破坏。“男女有别”是认定男女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离。心理上的契洽是没有必要的。这也便是中国乡土同性社会特征的一个原因。费老还用歧视性的话语描述了同性恋的可能。这样求稳的社会使得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安于现状，并不像把理想改变现实。这是亚普罗是的文化模式，是个安稳的社会。

第五、礼治秩序

乡土社会秩序维持是靠“礼治”实现的。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时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依靠国家的权利来推行的，礼靠的事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传统让人有一种敬畏感。礼便是使人们在被教化的过程中产生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教化的根本目的是让人主动服礼，而个人克己复礼而向外推演。在国家，君主通过执行种种复杂仪式，为百姓做出标榜以示天下，由上及下教化百姓，用传统的道德的威慑和宗教式的崇拜力量来统治百姓。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第六、无讼

费老推论，既然是礼治社会，那么礼就不仅仅是礼貌，不懂礼就简直是个道德问题，如果有官司非打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规矩。中国乡土社会的理想是没有法律和政治的，因为一切都按照祖先流下来的规矩进行，政府的统治以教化为主，“苛政猛于虎”；来到这个世界的新生儿自有父母教化他们适应这些规矩。这就实现了“无为而治”的理想。在这本书中费老阐释了奉行个人平等主义、个人权利本位的法治理念与乡土社会“礼治”传统的冲突。因此“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近二十年来司法改革的成功与曲折，司法公信力所遭遇的危机，或可部分从中寻找一些答案。

第七、无为政治

费老阐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模式：注重社会冲突方面的横暴权力和注重社会合作的同意权利。横暴权力也是指独裁，其权力的根本驱使乃是利益。然则中国自古是古老的农业国，其社会分散归并为一家一户，其经济基础虚弱不便于构架横暴权力。在乡土社会中的基层实行类似“同意权利”的社会契约，然而社会分工极少，在这种自给自足，经济条件的限制下，中国社会逐渐承认了一种趋于稳定的无为政治。“无为”亦所谓求稳，人生老病死求的是颐养天年，在中国的乡土社会，这种家庭内各自的微循环所带来的安逸感抚慰了几千年的国人。

第八、长老统治

“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给乡土中国及当代农村带来的不安于焦躁是一个现实问题。但如何在现代社会中重新认识传统同样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第十一章中，费老谈及了不同于横暴权力与同意权力的另一关于权力的观点。这加深了对中国基础社会的理解，是社会继承中的教化学的权力。众所周知，每个社会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相应的也有不同的文化习俗与社会制度，每个人对之的了解诚然不是与生俱来的，这时候教化就显得十分重要，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这样的权力在亲子关系中无疑是最明显的，家长对孩子的干预可谓是方方面面，担不可称之为横暴权力，因为这样的权力中对利益的追求显然是其次的。因此，教化的权力是文化的，教导是社会普遍认同的规范。教化的权力在成人中也是适用的，但条件无疑更加苛刻，稳定的文化传统是有效地保障。人们对于比自己年长的人，要抱着更尊重的态度。文化的稳定，人们可以从长者那里学到经验，作为指导，党文化不稳定时长者的经验便变得不那么适用于自身的情况，尊卑长幼也并不显得如此重要，这 无疑与乡土中国不符。因此，费老将这种既非民主又不是专制的教化权力称为“长老统治”。

第九、名实的分离

社会变迁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当社会变迁的时候，会出现惶恐和不安。而社会中的”文化英雄“能够提出办法，支配跟着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新的权利形式——“时势权利。所谓乱世出英雄，这个英雄代表了一种新的诉求，一种新的尝试。作为一个时代的风向标，他连接了愚昧过去与大众幻想中的未来，充满了希冀。顺着这个概念，费老讲到了苏联的“独裁”，试图用“时势权利”来解读这种新的社会关系。我认为，时势权利应该是作为一种类似于过渡权利的东西。当一种权力形式已经无力维持社会的稳定，矛盾激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就是社会变迁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时势权利”，然而当一种新的社会关系趋于稳定时，“时势权利”就应当被另一种权力所替代，而不能称作是“时势权利”了。

以上九个方面就是在我读完《乡土中国》后，同时又看了一些有关费孝通先生以及这本书的介绍后所产生的感想，理解地较为浅显，以后还会对这本书进行进一步地研读，相信在多读、精读之后，会有更多的收获。

第四篇：《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FROM THE SOIL: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乡土本色

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人们生在土里长在土里。土地是中国基层社会的根本。农民的土气是因为土地的不流动而发生的，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局是常态。乡土社会的特征是人与人之间的孤立与隔膜，简单的农耕活动不需要复杂的分工与合作。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有地方性的，区域间接触上，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生于斯，死于斯，对于乡土社会里的人来所，终老还乡是最终的归属。这是一个没有陌生的社会，社会的稳定来自于人们心里彼此的熟悉。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些没有来由的信任就是规矩，使人们”从心“世代习来的。

文字下乡

乡下人的“愚”并不是智力上的缺陷，而是其生活环境所造成的，乡土社会是通过彼此的“熟悉”建立起来的。在此中，言辞不一定达意，熟人间的交流是靠眉宇之间的传情达意。文字非得下乡？非也。

再论文字下乡

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装饰物而是实用的、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础。文化得靠记忆，不能靠本能。乡土社会大体上是没有“文字”的社会。文化的传承可以以口口相传，言传身教的方式代代延续。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文字之于定型的乡土社会是没有必要的。

差序格局

西方社会是团体界限分明的团体格局，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和制衡。中国乡土社会的特征是差序格局，社会关系如圈圈扩散的波纹，社会圈子的范围决定于波纹的中心，是可伸缩的。我们的社会讲攀关系，讲交情，是以“己”为中心的自我主义。《孟子》善推，克己修身，成了中国乡土的根本。孔子的大的体系绝不肯离开差序格局的中心，思想的体系与道德的推崇总是由点及面通过社会关系扩散开来，所谓大同天下这个天下即是整个平面。而具体来说，不同的社会圈子交集在一起，却从来没有团体格局那样的整体性。

中国人克己不克群。

维系着私人的道德

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使他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延续。在象征着团体的西方宗教观念下，有着两个重要的派生概念：意识每个人在神前的平等；意识神对每个个人的公道。团体格局的道德体系中发生权利的关系，权利与公道的“代理人”——政府接受者权利的制衡与监督。在差序格局中，最重要的是“克己复礼”。孝、悌、忠、义都是私人的道德要素，“仁”是逻辑上的综合，一切私人关系中道德要素的共相。在缺乏具体化团体的乡土社会，“仁”的体现总是要回归到具体的私人伦常关系。

家族

中国的家扩大的路线是单系的，是氏族，是一个事业单位，赋有经济，政治，宗教等各种功能，是具有绵延性的。西方的家庭，夫妻是主轴，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在此费老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西方贵族家族的模式而更多的是现代西方的家庭模式？我们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是纵轴。为了事业单位的效率，就得牺牲感情，讲求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夫妻间得相敬如宾，女子要有“三从四德”，亲子间要讲究负责和服从。乡土的中国社会是同性聚集的社会，同性之间寻求感情安慰，而守着老婆的男人却被看作是没有出息。中国人在两性感情上的矜持和保留也是在这种社会圈局中养成的性格。

男女有别

乡土社会是亚普罗式的文化模式，讲究稳定。它不必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生下来就聚顶好的，它更害怕社会关系的破坏。“男女有别”是认定男女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离。心理上的契洽是没有必要的。这也便是中国乡土同性社会特征的一个原因。费老还用歧视性的话语描述了同性恋的可能。这样求稳的社会使得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安于现状，并不像把理想改变现实。这是亚普罗是的文化模式，是个安稳的社会。

礼治秩序

乡土社会秩序维持是靠“礼治”实现的。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时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依靠国家的权利来推行的，礼靠的事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传统让人有一种敬畏感。礼便是使人们在被教化的过程中产生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教化的根本目的是让人主动服礼，而个人克己复礼而向外推演。在国家，君主通过执行种种复杂仪式，为百姓做出标榜以示天下，由上及下教化百姓，用传统的道德的威慑和宗教式的崇拜力量来统治百姓。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无讼

维持李素的两不再身外的权利，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意修身，注意克己。理想的礼治试图通过每个人的自我遵守规则二省去监督。现实的法律为百姓带来不安，超越道德的另外一种陌生的力量开始裁决他们的日常生活，其完全不同的裁决原则及所带来的副作用在稳定的乡土中国常常难以施行。

无为政治

费老阐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模式：注重社会冲突方面的横暴权力和注重社会合作的同意权利。横暴权力也是指独裁，其权力的根本驱使乃是利益。然则中国自古是古老的农业国，其社会分散归并为一家一户，其经济基础虚弱不便于构架横暴权力。在乡土社会中的基层实行类似“同意权利”的社会契约，然而社会分工极少，在这种自给自足，经济条件的限制下，中国社会逐渐承认了一种趋于稳定的无为政治。“无为”亦所谓求稳，人生老病死求的是颐养天年，在中国的乡土社会，这种家庭内各自的微循环所带来的安逸感抚慰了几千年的国人。

长老统治

“民主政治的形式就是综合个人意志和社会强制的结果”

“文化和政治的区别是：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文化的基础必须是统一的，但文化对于社会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种叫化过程”

“”苛政猛于虎“的政是横暴性的，‘为政为德’的政是教化性的。‘为民父母’是爸爸式权力的意思。”

“长幼之序也点出了教化权力所发生的效力。”

“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给乡土中国及当代农村带来的不安于焦躁是一个现实问题。但如何在现代社会中重新认识传统同样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血缘和地缘

血缘的意思是任何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血缘社会是稳定的，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作用——生育，去维持结构的稳定。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亲密社团的团结性依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社会关系中权利与义务必须有相当的平衡。

“货币是清算的单位和媒介”算账一词便是绝交之谓。

“在亲密的血缘社会商业也是不能存在的”商业的出现在稳定的依靠极其牢固血缘关系构成的乡土社会会破坏已有社会关系中微妙的有人请构成平衡。“贸易”和“馈赠”是不能放在一起的。“贸易”讲求平等，规定双方权利与义务并要有法律的保证。而“馈赠”只讲求往来人情。所以：“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

“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名实的分离

社会变迁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当社会变迁的时候，会出现惶恐和不安。而社会中的”文化英雄“能够提出办法，支配跟着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新的权利形式——“时势权利。所谓乱世出英雄，这个英雄代表了一种新的诉求，一种新的尝试。作为一个时代的风向标，他连接了愚昧过去与大众幻想中的未来，充满了希冀。顺着这个概念，费老讲到了苏联的“独裁”，试图用“时势权利”来解读这种新的社会关系。我认为，时势权利应该是作为一种类似于过渡权利的东西。当一种权力形式已经无力维持社会的稳定，矛盾激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就是社会变迁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时势权利”，然而当一种新的社会关系趋于稳定时，“时势权利”就应当被另一种权力所替代，而不能称作是“时势权利”了。

“社会变迁可以吸收在社会继替之中的时候，我们可以称这社会是安定的。”

“从整个社会看，一个领导的阶层如果能够追上社会变迁的速率，这社会也可以避免因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混乱。”举例英国的改革。

“环境变动的速率和领导阶层适应变动的速率配得上才不致发生流血的革命。”

在中国的乡土社会，“思想统治”不断被新的“注释”加以改变，“注释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之间发生极大的分离。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

“面子就是表面的无违。”

从欲望到需要

“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欲望常是合于人类生存条件的，因为欲望并非生物事实，而是文化事实......问题不是在要的本身，而是在要什么的内容。这内容是文化所决定的。”

“‘功能’是从客观地位去看一项行为对于个人生存和社会完整上所发生的作用。功能是分析的结果，是营养而不是味觉。”

“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即是权力，因为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人要以他们的需要去计划。”

第五篇：《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上次看完《万历十五年》后，我就一口气把《乡土中国》也看完了。说实话，对我这样一个不爱看书的理科生来说真的是一个挑战。不过相比《万历十五年》，我觉得《乡土中国》更易懂。原因有二：

一、我不太喜欢历史类的书籍。其次，《乡土中国》是从农村的角度解析中国的乡土性。我来自农村，书中许多事深有体会。

这本书写于一九三七年，距今已七十余年，但在看这本书时，我丝毫感觉不到时代的阻隔带来的距离感。这也恰恰说明我们仍没有从乡土社会中完全蜕变出来，而乡土社会是稳定的，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是相对稳定的。今天的中国还在从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之中，不可否认它还带有很强的乡土性，也正因为如此，《乡土中国》这本书直到今天还是很有价值的一本书。

《乡土中国》是一本社会学的著作，但包含的内容却远远超越了社会学。这本书是作者对本民族文化社会学层面上的重新审视。他解释了很多问题，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概念，比如差序格局。在这本书中作者主要是通过与西方社会的比较凸显乡土社会的特点，进一步论证乡土社会的文化是由乡土社会的本质和特点决定的，是由乡土社会的整个历史地理环境决定的。

本书共包括十四篇，从各个角度论述了乡土中国的形成、特征与本质。

第一篇《乡土本色》，开宗明义，点明中国社会的乡土性。这里讲的乡土社会，并不是具体的简单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中国社会的本质是乡土性的，这是一种传统，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外来文化与中国乡土文化发生碰撞的今天，也许在中国农村依然保持着原有的乡土社会的特征，但这座“堡垒”并不再像以往那样坚不可摧。中国社会的乡土性首先在城市发生了变化。城市是现代化的产物，吸收了许多现代社会的特点，同时又留有一些乡土性。

第二篇《文字下乡》，从文字的产生与功用的角度说明在乡土社会，文字是多余的。

第三篇《再论文字下乡》，从时间格局中说明乡下人没有文字的需要，进一步为被指作“愚”的乡下人作辩护。

“文字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不仅不唯一，而且有很多缺陷。”文字固定了声音，但却是声音的异化。我们通过文字所唤醒的，往往是间接的、与我们生命有距离感的观念，而非情感。文字的间接性使多余的东西或相寄生从而离真诚越来越远。卢梭曾谈到，“越是面对生动、具体的东西，词就愈加无奈，但人的文化却向着无奈的方向发展，说话抛弃了姿态，写字代替了说话，这意味着人类的堕落”。在乡土社会，人们更多使用的是“特殊语言”，它比文字更有效的传情达意，摆脱了语言这个筛子，使情感表达的更加天真自然。

尽管如此，文字仍是现代化的必要工具，作者只是在以一种客观中带有肯定的态度为被指作“愚”的乡下人做辩护。

第四篇《差序格局》，阐明了差序格局这一全新的概念，并与西方的团体格局作比较。

“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进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

第五篇《维系私人的道德》，中国差序格局下，缺乏团体道德，难以找到一个笼统的道德观念，道德依附于差序的人伦存在。

第六篇《家族》，区别了“家”与“家族”，并具体论述了它们的性质特点。中国的家族主轴是纵的，而夫妻成了配轴。

第七篇《男女有别》，探讨了中国传统感情定向的基本问题，用两种文化模式的对比分析了乡土社会男女隔阂的原因。

第八篇《礼治秩序》说明了礼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在乡土社会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礼治社会中人们是主动的服从和成规。

礼治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人治，为了避免引起字面上的误解故称其为礼治。礼治的前提是传统可以有效的应对生活问题。“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到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而在当代社会，科技的发展带给人们日新月异的生活，传统远不能应对新生活、新问题，剧烈的变迁也不可能允许人们从容不迫的进行种种试验。这种情况下礼治必然面临崩溃的危险。要保证大家有序的应对共同问题就必须有另一种力量来代替“礼”，这其实就是法律。这也是为什么现代国家必须是一个法治国家的原因了。

第九篇《无讼》，点明了中国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法治秩序与礼治秩序的矛盾，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下发生了很多的副作用。

乡土社会本身固有的一套社会调整机制还并未完全脱离实践，甚至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但现代司法在此时硬生生的挤进来排挤传统，无疑会遭到质疑。我国现行法中的大部分都是从西方搬过来的，这与我旧有的伦理观念有很多冲突的地方，比如继承问题、权利观念等。这些从实体上已不易使老百姓得到认同，程序上的生疏与隔膜就更不言而喻了。传统伦理与现行司法的冲突已然使“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这种情况在今天已有所改观。改革开放三十年余来，我们破坏了许多旧秩序的同时理想中的新秩序却尚未建立起来。这使得很多举措难以得到群众理解和拥护。

改革的进程中必须审慎的对待种种社会因素，综合考虑我们特殊的社会语境，确保民众可以真正得到其中的好处

第十篇《无为政治》，论述了社会冲突中的“横暴权力”与社会合作中的“同意权力”，但在农业性的乡土社会中“无为”的政治是最现实也是最理想的。

第十一篇《长老统治》，指明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中，与“横暴权力”与“同意权力”并存的还有教化式的权力，中国政治性质用民主或不民主形容都是不合适的，于是作者使用了“长老统治”一词。

这是从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上来谈的。横暴权利是冲突性的，而同意权力是合作性的，是两种极端。中国社会在根本上是乡土性的，既非单纯的横暴，也不是完全的同意，（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完全只有一种形式的权利）乡土性的中国产生了费老所说的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种权力结构——长老统治。

长老统治的前提和礼治一样，都是传统可以有效的应对生活问题。我认为在当今中国的城市中，长老统治并非依然占有统治地位，而应是长老统治与同意权力共存的时代。这是一个过渡的过程，并非完全乡土化，也非完全现代化，而是两者兼而有之。

第十二篇《血缘与地缘》，说明了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契约是很难生存的。

第十三篇《名实的分离》，论述了在长老统治下，注释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之间的极大分离，虚伪在这种情景下是必须的。

第十四篇《从欲望到需要》详细区分了欲望和需要，在乡土社会中自然已经做好选择，人们只需靠经验按欲望去行事，而城市却不然。

我们要用实质性的东西对一些文化现象做出合理的有说服力的解释，特别是对一些所谓的“劣根性”，“劣根性”不能作为解释问题的根源。比如谈到中国人的虚伪时，如果能对名与实的分离作深层次的剖析，从历史地理等环境出发，从每一个社会语境出发，就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与它所处的环境相适应的，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都有它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