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摩擦的历史剖析

第一篇：中日摩擦的历史剖析

中日摩擦的历史剖析

王勇

【作者简介】王勇，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杭州 310035）

世界当代史研究

一、异常征兆

最近几月来，东亚局势动荡，中日关系紧张，种种征兆似乎预示政治板块的碰撞、挤压、摩擦积聚的能量，快要迫近爆发的临界点。

2005年3月8日，我在浙江工商大学做“中日文化摩擦——从日常生活到政治外交”的讲演，准备的是些轻松话料，诸如中国电影《洗澡》，日本译作《心の汤》，英文则成了《Shower》，前者解读太深，后者流于肤浅，等等。当然也谈到日本驻加拿大大使，夫妻吵架时动了手，被邻居告上法院，竟然狂言“打老婆是日本文化”，结果灰溜溜地打道回府。

我想说明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习俗摩擦，如果灵活应对、妥善处理，可以开阔眼界、增广知识；倘若固执己见、唯我独尊，也许会激化矛盾，甚至引发政治外交对抗。意想不到的是，讲演结束后，学生的提问集中于政治、外交、军事问题，如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抢占钓鱼岛、“南京大屠杀”等，有点措手不及。

就中化名“颦儿”的学生，大概嫌答疑时间太短，当晚追到互联网上，先后三次发帖要求回应。学生的爱国热情固然可嘉，但对日本了解太少则令人担忧，于是我放在手头的工作，写了篇《中日关系的另类思考》。此文被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中日论坛”等转载，引发出更多议论，话题逐渐偏离文化摩擦，扩展到日本“入常”问题、右翼教科书问题、美日插手台湾问题，直至汇成抵制“日货”的合唱。

浏览日本互联网时发现，叫嚣抵制“中国货”者有之，教唆欺负中国留学生者亦有之，甚至还有要求中日断交的游行。两相比较，日本网民情绪失控更为严重，以“民主和平”自诩的日本，似乎顷刻淹没在右翼气焰之中。

纵目整个东亚，朝鲜和韩国“反日”呼声高涨。朝鲜与日本在政治、军事（核武器）、贸易诸领域针锋相对，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的“六国会谈”一拖再拖；韩国与日本围绕独岛（日本称“竹岛”）主权、右翼教科书问题、“慰安妇”问题、日本“入常”问题对立加剧，日本一些媒体把昙花一现的“韩流”改写为“寒流”，可称妙笔生花。

以日本政府批准歪曲历史的右翼教科书为导火线，引发东亚局势的动荡，余波还影响到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人聚居地。这使我联想起不久前发生的印度洋海啸，一场人为制造的海啸将至的预感袭上心头。

二、经济与文化

2004年12月26日突发的印度洋海啸，是因为欧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异向运动，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海沟挤压形成地震引发的。海啸不仅袭击了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甚至波及遥远的非洲东海岸。

如果我们通过种种异常的社会现象，预测东亚将会突发一场人为制造的海啸，那么其震源在哪里？引发地震的板块在何处？板块之间碰撞积聚了多少能量？自然界的地震无法逃脱，但人世间的地震或许可以规避；印度洋海啸造成20余万人死亡，人为的海啸即使发生，如果预先发出警报，做好防备，至少可以减少人员伤亡、财物损失。

如果我们把国家拟作地球的板块，那么东亚至少存在中国、日本、韩国、朝鲜4个板块；如果从可能引起冲突的领域来看，则可分成经济、文化、政治、宗教等板块。在世界其他地区，宗教板块的冲突往往是引发局势动荡的重要原因，但东亚似乎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先对经济板块做个分析。中国和日本的经济体制和国家意识形态不同，所以不能否认两国之间存在各自的经济板块。但是随着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超越制度和国界的国际市场逐渐形成，尤其自2001年中国加盟世界贸易组织（WTO），更加速了两国间的经济交流，从2004年的贸易额看，中国已经取代美国，跃居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日本则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中日之间互相依存型的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因此近期不会因经济模式不同而引发地震和海啸。

至于中日之间的文化关系，千百年来以儒教、佛教及道教等为媒介形成的东亚汉字文化圈，拥有古老而坚实的基础。这个稳固基础承载着中日韩等国文化，近代初期经受住了西方文化“海啸”的考验，加之现代的流行文化（漫画、卡通、电影、时装等）跨越国界而为各国共享，进一步加固了传统文化的基盘，所以也不必担心局部的、暂时的文化摩擦会使之轰然崩塌。

三、东方和西方

如上所述，中日间经济关系互动，文化交流频繁，不是造成目前国民感情严重恶化的元凶。因此，我们只能把目光投向政治。

“政冷经热”现在成了中日两国的流行语。两国人员往来和物资流通呈现前所未有的盛况，但政府最高层互不走动有年；中国的“女子十二乐坊”走红东瀛，日本“动漫”席卷神州，但互联网上两国人士却冤家路窄，频频恶语相向。相对于经济和文化的相互提携与友好交流，政治外交和国民感情的对立成为目前扭曲的中日关系之象征。

虽然中国和日本各自都在致力经济改革，但如果政治一旦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那么加快政治改革势在必行。在中国，如马立诚、时殷弘那样的激进学者，抛弃个人毁誉提出诸如“中日关系新思考”；但是在日本，我们几乎听不到试图改变现状的呼声。

总之，在构建新时代中日关系问题上，两国学者的期待值和热情度存在明显反差。究其原因，日本政府唯美国马首是瞻，漠视亚洲在新世纪世界格局中所占重要地位，忽视了迅速崛起的中国拥有的巨大能量，在政治外交上出现严重错位。因此，日本虽为跻身“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而沾沾自喜，却无法在亚洲国际事务中充任“首脑”；日本虽为达到“入常”目的而游说列国，却不能与自己的邻居和睦相处。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奉行“脱亚入欧”政策，其用意在“脱亚”而“制亚”，从“八国联军”到侵华战争，给亚洲各国带来深重灾难。令人费解的是，获得日本政府批准的右翼教科书，竟然宣称近代以来的一系列侵略战争，是为了在西方列强的奴役下解放亚洲人民。试想一个以亚洲同胞为耻、不惜“换血”（注：日本明治政府首任文部大臣（教育部长）森有礼（1847—1889），不仅主张废除汉字，甚至倡导通过“人种改良”以实现欧化目的。）以充洋人的国家，怎会做出如此有悖常理的善事？

日本要获得亚洲邻国的信任，首先必须做一个本份的亚洲国家，根基在亚洲而欲置身于西方，就像鲁迅所说的“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注：鲁迅：《论“第三种人”》，《文学》第1卷第1号，1933年7月1日。）“二战”结束以来，日本虽然在经济、文化领域汇入世界主流，但政治上并未完全脱胎换骨（保持“天皇制”即为一例），明治时期以来功利、短视的外交政策延续至今，日本如果继续迷信“脱亚入美”，不迅速调整政治外交的错误定位，与亚洲各国的结怨必然加深。

经济大国的日本，为什么不能成为政治大国呢？日本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依靠本国的资源，而是依赖以全球为市场的物资流通。就经济而言，当进出口失衡时，必定会爆发贸易纷争。日本正是依据国际准则（如WTO规则），不懈地解决贸易纷争，才迎来了今日的繁荣。经济界人士的贤明之处，值得日本政治家学习。

在参拜靖国神社、右翼教科书问题上，日本政府一味强调属于内政。我曾经质问日本人：一个强奸邻居的恶人，仅仅家法处置就能了事吗？一个在外国杀人的罪犯，受害者家属不应该参与审判吗？如果强奸犯在家里悠闲自得，杀人犯被奉为英雄，你会怎么想？开放的经济和封闭的政治，扭曲了日本的国际形象，也埋下了与邻国冲突的祸根。

四、时空错位

无数次被人问到“你对日本人怎么看法”，我的眼前就浮现出一个形状怪异的形象：远看似头戴礼帽、身着西服、手提文明杖的绅士，近看前额剃成＠①发、身穿宽裤、腰插双刀的武士。日本经过“脱亚入欧”和“脱亚入美”，躯体的某些器官已经西化，但其他精神世界和深层心态进化缓慢，甚至残存着封建社会的某些陋习。

比如说，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模仿普鲁士建立近代军队，但在战场上残杀俘虏、掠夺平民、强奸妇女，暴露出封建武士的残暴本性。“二战”结束至今，德国早已走出“纳粹”阴影，但日本依然无法清洗军国主义罪行，其原因也在此。日本某些政要否认“南京大屠杀”、不肯向灭绝人寰的细菌战受害者道歉、反而为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歌功颂德，均与其封建武士“情结”有关。日本虽然自我标榜为“民主化、现代化、国际化”，其实这“三化”都得打些折扣。

先说“民主化”。其局限性有目共睹，你可以自由诟骂总理，但不能对天皇丝毫不敬，长崎市长仅仅说了句“天皇负有战争责任”，受到执政的自民党围攻，而且还挨了右翼分子的枪子；世代侨居日本的少数民族，既不享有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甚至华侨、韩侨等在日本创办的学校，其学历一概不被承认，这在民主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再看“现代化”。不可否认日本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创造出经济现代化的奇迹；但我们也必须关注，日本的“现代化”是畸形的、失衡的。比如，日本“女权”运动苦苦追求的目标之一是“夫妻别姓”，即女子婚后继续使用原来的姓氏，这种在现代社会属于最基本人权的要求，在保守派占主流的议会屡屡遭到否决。甚为可笑的是，至今崇天皇为神的日本人不在少数，几年前日本首相森喜朗不是振振有词地宣称“日本是神之国”吗？诸如此类，日本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保存传统文化的精华，具有正面意义；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里遗留落后于时代的偏见和陋习，包含负面影响。

“国际化”呢？明治维新时期追求“西欧化”，“二战”以后奉行“美国化”，日本从未实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日本的所谓“国际化”，一直是极端功利和短视的，当它锁定一个追随的目标国，其他国家便成为其利用、漠视甚至欺压、出卖的对象，明治时期如此，昭和时代亦然。就目前中日关系矛盾激化而言，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日本拒邻国利益而不顾的“美国化”。换句话说，日本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既不按照本地区原则，又不遵循国际准则；退则以日本的特殊性为遁词（如“靖国神社”），进则以美国为挡箭牌（如“台湾问题”），自然成为众矢之的。

综上所述，残缺的民主化、局部的现代化、片面的国际化，可以看作是一种“时空错位”现象，而其深层的原因则可归结为“岛国根性”。

五、“岛国根性”

何谓“岛国根性”？根性者，秉性、德性也。日本四面环海，生活资源丰富，罕有外敌入侵，自成一统天下。在这种自然风土中形成的人文环境，与中国大陆、朝鲜半岛等近邻相比，确实具有独特之处。正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所说：“日本文化有双重性，就像菊与刀。菊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日本人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忠贞而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求新。”

本文主要剖析中日摩擦的远因近果，所以把焦距对准日本国民性中的负面部分，尤其是在相对封闭环境中形成的岛国根性。当然这样会冒偏颇的风险，读者如要系统了解日本文化，请参阅其他相关著述。

岛国根性其一：扩张欲望。大海既成屏障，又为通途。日本自古以来，罕有外敌入侵，但却频频出海闹事。除去隋唐时期锁定中国为模仿目标，遣唐使、入宋僧留下诸多美谈佳话；此前几番进退半岛，此后屡次跳梁华夏，近代四处侵略，扩张野心昭然。封闭环境中积累的能量，不在内耗中爆发，就会向外界渲泄。日本皇室号称“万世一系”，我们不得不叹服其内部调节机制，同时也惊骇其内部积怨外泄时造成的巨大危害，这已被明代倭寇、近代侵华日军之残暴证实。

岛国根性其二：排外倾向。中根千枝教授用“纵向结构”来解析日本社会，（注：[日]中根千枝著、许真、宋峻岭译《日本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颇得要领。在闭塞而保守的社会里，人们无条件服从上司命令（最高上司即天皇一人），对不在一条纵线上的他人满怀孤疑甚至敌意，唯恐外来者打乱秩序。

江户时代不少《漂流记》留存下来，作者大多是渔民、船工，遇风漂流异国，按照当时的陈规，一旦步出国门，即被视若异类，永世不得返乡，其绝情如斯！这种风气至今犹存，“二战”结束时被抛弃在中国的“残留孤儿”，中日建交后陆续归国，但在母国普遍遭受歧视、排斥，很少有人为亲属接纳，沦落为再遭抛弃的“孤老”。日本人对同胞如此，外国人的境遇推而可知。

在我从事的遣唐使研究领域，读到过一条史料：一位名叫高内弓的入唐留学生，携唐妻及子女回国，途中遭遇风浪，日本船主为了祭海神，把随船唐人、高内弓妻子、乳母等4人抛入海中，连襁褓中的混血婴儿也不放过。（注：《续日本纪》卷24“天平宝字七年（763）十月六日”条。）在现实生活中，外国人受到歧视属家常便饭，故人云“留美者亲美，留日者反日”，原因有多种多样，但极端排外的岛国根性必是重要因素之一。

岛国根性其三：独善主义。我至今无法理解的是，像青木正儿那样的一代汉学大师，竟然也为穷凶极恶、惨无人道的倭寇大唱赞歌。（注：青木正儿（1887—1964），东京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所著《支那近世戏曲史》、《支那文学艺术考》、《北京风俗图谱》等独步当代，在中国学术界享有盛誉。）1988年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我对侵华日军使用了“杀人犯”一词，一位交往有年的日本教授颇不以为然，致书辩称：“为国家忠诚而战的军人，与战争合法与否无关，一概受到后人尊敬。”很显然，日本人分辨是非，唯以本国利益为基准，而弃国际法则、区域利益、邻国死活于不顾。祭拜甲级战犯、否认“南京大屠杀”、拒绝向慰安妇道歉等等，均遵循了这一逻辑。

岛国根性其四：盲从心态。最后必须一提，自“八国联军”到侵华战争，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得以肆虐，实与日本国民的群体盲从心态相关。周建高先生撰文指出：“就近代日本来说，人民、政党和政府，时常出现纷争，但是在对外扩张侵略中，他们是高度一致的，这也是日本民族集团主义的表现之一。”（注：周建高：《日本对外扩张中的人民》，《读书》2004年第6期。）

对此我有同感，日军侵华期间，政党、团体、企业竞相出钱出力且不说，连自命脱俗的佛教、神道等宗教诸派也多甘为爪牙，普通民众则打着“祈战死”旗号，妻送夫、母送子、姐送弟、妹送哥，一派争先恐后、全民皆兵的景状。

这种盲从心态来自何处？首先与日本的社会构造有关，依据中根千枝教授的“纵向构造”理论，万众唯天皇命令是从，整个社会缺少横向制衡功能；其次知识分子难逃罪责，中世以来日本的“士”专指武士，居社会统治阶层，所以侵华战争中极大多数作家讴歌“皇军”，对民众起到误导和煽动作用；再则集团意识也是元凶，日本民众被编入名目繁多的组织，成员之间强调行为划一，个人良知几近泯灭。

六、面向未来

地近而情远、富足而吝啬、文明而野蛮、国小而志大——日本的多重性格，让人捉摸不透。这种畸形人格，大抵形成于明治维新前后。作为东方农业国，其资源丰富，文化积淀深厚；作为西方工业国，其原料匮乏，文明底蕴浅薄。

日本的现代化主要体现在工业国的层面，原料进口、产品输出、制度引进、技术交流等，俱需依赖国外市场，因此国际化程度颇高。但作为东方农业古国，二千年来形成自给自足传统，对外来影响则极力排斥。举一个典型的事例：日本对工业品贸易大开方便之门，对农产品进口则闭门锁国，甚至出现如此言论：“进口外国大米，意味放弃日本文化。”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虽然工业化程度落后于日本，但在整个社会层面（包括农业）与时共进，扬弃不合时宜的糟粕，带动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社会结构、宗教信仰的改观，于是在多个层面与日本形成错位。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成效显著，中日建交之前全面对抗的局面不复存在，经贸、文化领域的摩擦递减。但在人本色彩相对浓厚的政治意识层面，中国希望从“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大局观之，日本则固守封建传统之牙城不放，双方的冲突愈演愈烈。比如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日本屡屡以传统的“生死观”为藉口，然而拿本国古代的“冤灵”、“荒神”信仰解决现代的国际问题，显然不会获得普遍认同。

谈到中日关系，周恩来曾用“二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来形容。问题是，日本政府为了掩盖五十年的罪恶而抛弃二千年的友好呢？还是着眼二千年的友好而洗刷五十年的污垢呢？这是考量政治家资质的分水岭。

目前，中日之间国民感情的鸿沟正在加深，在政治板块激烈碰撞的当今，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必须拉响“海啸警报”。只要着眼于比政治拥有更广阔地盘和更悠久历史的经济和文化，就一定可以渡过一时的政治危机。我相信，在经济上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日本国民，迟早会在上层建筑领域展示其良知和睿识，走出封建社会和军国主义的阴影，成为亚洲乃至世界大家庭中受欢迎的一员。地震多发国日本既然创造出Tsunami（海啸）这一世界共通语，一定会有智慧和勇气去避免中日以及东亚海啸惨祸的发生。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髟下曲

第二篇：中日农产品贸易摩擦研究开题报告修改稿

浙江大学远程教育学院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

题 目 中日农产品贸易摩擦研究

专 业

学习中心

姓 名

学

号

指导教师

****年**月**日

一、文献综述

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中日之间的农产品贸易约占我国整个农产品贸易额的三分之一，是中国农产品出口最大的目的国。日本耕地有限、生产成本高、农产品高度依赖进口等原因造成了日本食品价格非常昂贵，由于受到本身国情的限制，农业在日本属于夕阳产业。这为我国农产品进入日本市场带来了契机。近年来，由于受到“绿色壁垒”的影响，两国之间农产品贸易发展缓慢，但是中日农产品贸易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本文是在上述背景下对中日之间农产品的竞争力及贸易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马云，2004）

（一）关于中日农产品贸易摩擦产生原因的文献论述

首先，“绿色贸易壁垒”的影响。日本对中国设置了层层的“绿色壁垒”，用来保护本国的农产品，限制中国农产品进入日本市场，其标准越来越严格，甚至可以称为苛刻。“绿色壁垒”所涉及的范围逐步扩大，从开始的个别商品发展到整个禽、肉、蛋品和水产品行业。并且在日本对我国实行贸易壁垒的影响下，世界多个国家地区也开始竞相仿效，给我国的农产品出口造成了极大阻力。（刘李峰，武拉平，刘庞芳，2006）

其次，中日贸易争端的影响。从中日已经发生过的历次争端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引起争端的根源是两国间的利益冲突。当然，这和我国很多农产品本身的生产加工技术较低及农药残留高也有着密切关系。我国的农产品普遍存在着品种少、规模小、市场单一的特点。由于生产环境较差及工艺水平低，成品的质量不高，包装粗糙，附加值低，最重要的是产品往往存在安全隐患。农民缺乏食品安全意识，经常超标使用违禁农药，造成了蔬菜、水果等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超出标准。（张宏,刘祥霞，2004）

（二）中日农产品贸易摩擦发展趋势的文献论述

王星论述了发达国家的食品进口制度是非常严格的，但日本的食品进口制度在某些方面比其他发达国家更为严厉。日本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当重视，其法律法规也较为健全，日本直接对社会发生行政执法行为的部门只有两家，即农林水产省和厚生劳动省；日本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安全卫生标准，包括动植物疫病、有毒有害物质残留等；一类是质量标准。日本厚生劳动省颁布了 2000多个品种、1000多个残留限量标准；农林水产省已颁布7类、351种品质规格标准。为了具体落实基本法，日本国会在肯定列表制度的前提下，通过了《流通三法》，即《特定农产品加工经营改善临时措施法部分修正的法律》、《批发市场法以及食品流通结构改善促进法部分条款修正的法律》和《关于农林物资规格化及其品质正确标记部分修正的法律》(简称修正JAS法)。

尹小平，王洪会在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对我国食品贸易的影响及对策中论述了修正JAS法实施后，农林物资规格调查会经过多次讨论，公布了有机农产品(食品)的特定JAS规格，修正JAS法规定，有机农业的栽培条件是，果树和茶在收获前3年、蔬菜和稻米等在播种前2年不使用农药和化学肥料，但转基因作物和有放射线照射的作物除外。与此同时，被许可的有关肥料、土壤改良资料、农药、调节用的生产资料也有相应的规定。另外，规定在加工食品中，有机农产品的比重必须占95％以上，对可以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和药剂也有相应的规定。在标签上，必须标有“有机农产品”、“有机栽培农产品”、“有机 XX”等字样。如果是处于转换期间的，应在名称的前面或后面标有“转换期间”。

焦朝霞，赵红娟，从日本肯定列表制度看中日农产品贸易中论述了在规定必须标明有机农产品(食品)规格的同时，农产品(食品)是否确实按照所规定的标准进行栽培的，必须接受第三者的认定和证明。根据修正JAS法的规定，被农林水产大臣指定的登记认定机关，可以对食品制造商、生产者(生产工程管理者)和进口商的农产品(食品)进行认证。并且规定接受认证的业主有标记的义务。关于认定机关审查(认定)者的资格，规定大学毕业生必须有从事有机农产品生产3年以上经验，高中毕业生必须有 4年以上经验、并且在农业生产有指导、检查、试验研究方面的经验。没有学历的，则必须有5年以上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

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国民收入的快速增加，带来了消费水平的明显提高，为日本农产品进人中国市场提供了极好的基础和载体。日本已经重视并强力推动日本农产品开拓国际市场。在长期承受海外大量进口农产品竞争压力的同时，反击抢滩海外、包括中国在内的农产品国际市场。以其先进的生产技术、优良的产品品质、独特的食品风味，已经闯进了海外市场并占据了一些分量。日本对农产品设限越来越高，将会对中国和国际农产品激烈的消费市场带来新的较大的浪涛。

二、论文提纲

一、中日农产品贸易摩擦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

（一）中日农产品贸易摩擦的基本现状

（二）中日农产品贸易摩擦的发展趋势分析

二、中日农产品贸易摩擦的原因

（一）中日贸易结构不平衡，出口农产品结构失衡

（二）中国农产品出口企业缺乏战略目标，一味求快

（三）日本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与贸易保护主义

（四）中日贸易争端与协调机制的不健全

三、中国应对中日农产品贸易摩擦的措施

（一）建立双边贸易合作协调机制，促进稳定发展的贸易关系

（二）熟悉世贸规则，维护我国农产品贸易的正当权益

（三）建立产品多样化的生产方向，实施多元化出口战略

（四）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组织企业应对绿色壁垒

四、结语

三、参考文献

1．焦朝霞，赵红娟，从日本肯定列表制度看中日农产品贸易，黑龙江对外经贸，2007年04期

2．尹小平，王洪会，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对我国食品贸易的影响及对策，经济纵横，2006年07期

3．王星，中日农产品贸易的定因分析及对策研究，日本问题研究，2005年03期

4．王星,孔庆峰，中日农产品贸易的现状与未来，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01期

5．胡蝶，张帆，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及对策分析，时代金融，2006年08期

6．刘李峰，武拉平，刘庞芳，中国蔬菜贸易的基本格局、市场特征及发展策略，中国蔬菜，2006年08期

7.洪峰，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对我国食品贸易的影响及对策，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09期

8.马云，中日关系:回顾与展望，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02期

9.张宏,刘祥霞，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转移分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03期

10.陈志恒，徐飞，中日韩贸易合作:历史、现状及特点，现代日本经济，2006年05期

第三篇：中日历史关系

中日关系历史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友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唐代起就有日本遣唐使，鉴真和尚东渡等等史实被传为佳话，但是近代，自日本明治维新，中日甲午战争直至二战结束后，中日关系一直在好好停停中走下坡路，尤其是近日中日关系已经跌到了几千年历史的最差时期！民族纠结僵固，积怨颇深。这究竟是为什么？带着这样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追溯中日历史，解读这深黯其中的世代恩仇。

陈寿的《三国志》从习俗上认为日本人是百越的后裔

唐朝以后，尤其是明朝，海上交通比较便利了，非常多的中国人由于各种原因（从事商业或正治避难）移民到日本。例如郑成功他外祖父。现在大概30%的日本人有明朝时期中国移民的血统。

也有说法是日本第一任神武天皇可能是徐福.史籍中最早记载徐福史事的是司马迁，可是没有讲明徐福浮海到了何处。后人以为是台湾或琉球，也有说是美洲，但大多数认为是日本。最初提出徐福东渡日本的是五代后周和尚义楚。称：“日本国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干余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莱’„„徐福至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义楚称这一说法来自日本和尚弘顺。宋代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也认为徐福东渡到日本，明初，日本和尚空海到南京，向明太祖献诗，提到“熊野蜂前徐福祠”。清末驻日公使黎庶昌、黄遒宪等人，都参观了徐福墓，并诗文题记。故有人据此认为中国人是日本人的祖宗，只是，日本列岛早在秦朝之前就有人类活动了。日本也有早期历史，也经历了石器时代。所以，事实到底如何，尚有待查证！

日本古代千年移民史 古代的日本海岛可说是个荒岛！根据人口学家小山修三运用文化人类学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方法演算出 绳文时代人口与人口密度表，并得出了下述的结论：公元前200年以前的绳文时代（秦汉时代以前）日本海岛上的原住民（绳文人）人口，平均只在十万人左右，也就是几近于一个荒岛。而其文化仅为绳纹土器文化！

由于古代的朝鲜半岛与日本海岛，都还处于人口稀少的荒凉的半原始社会状态，因此也就成为承受中国政治移民的托盘。古代中国从春秋战国以至秦汉之交，是中国历史上首次长期大**时代，从那时候开始中原的政治难民就开始往朝鲜半岛，往日本海岛大迁徙；魏晋南北朝时代又是中国史上第二次长期大**时代，在那个**的时代里，由于中原皇朝丧失了维系东亚国际秩序的朝贡体系能力，导致了北方，东北，西北等各地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所谓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等等，分裂割据，长达四百年左右！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倭国）等等东北亚周边“民族国家”也都在这一时期形成。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摆脱不了汉文化的影响，因此研究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非得着眼于中国与东北亚的历史演变关系不可。汉武帝殖民朝鲜半岛开启东北亚文明开化的契机

古代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体是凭籍政治性的征服统治与移民。汉武帝于公元前108年灭汉裔的卫氏朝鲜政权后，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置乐浪等四郡，开始直接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开启了朝鲜半岛汉文化传播的文明开化的直接契机，同时也带动了汉文化间接向半岛南端以及日本海岛等周边地域传播的作用。因此约在那150年后的公元57年（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日本九州北部的“倭奴国”才开始到汉皇朝驻半岛上的行政机构“乐浪郡”进贡求封。请留意！后汉时期的“倭奴国”还只是一个氏族部落政权，而不是成熟的国家，而其朝贡，只到当时汉皇朝统治朝鲜半岛的乐浪郡，而不是到汉皇朝的京都洛阳城！这个史实基

本上能回答上述“汉代时候日本已经开始通中国了，没有过洋大船日本人怎样过来？”的提问。因受汉文化的洗礼和薰陶，约再过200年后，中国的史书《三国志》在《魏志》中才开始为“倭人”立传。这标志着当时东亚朝贡世界中心的中国皇朝开始认同当时日本的女王国—邪马台国，在以中国为中心的维系当时东亚国际秩序的朝贡体系中的国际存在地位。从《三国志》以后，中国各朝代的正史，诸如：《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等等也都相继在《东夷传》中为“倭”、“倭人”“倭国”、或“日本国”等立传。

日本的国家雏形始于南朝的宋代

日本的国家雏形（大和朝廷）形成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宋代。从中国的正史看，在《晋书》以前的史书，包括《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还都称当时的日本为“倭”或“倭人”；而在《宋书》以后的正史中，除了《梁史》外，诸如《南齐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等、则都一改“倭”或“倭人”的称谓，全都改称“倭国”或“日本国”。《新唐书》以后的《宋史》，《元史》，《明史》等等正史更不用说基本上也都称“日本国”，或“日本”。古代中国的史官运词用字都经过严谨考究，从“倭”或“倭人”转变为“倭国”或“日本国”的政治概念，标志着古代日本国家体制实质的演进过程。因此可说古代日本国家的形成阶段是：东晋以前（五世纪以前）日本尚处于从氏族联合政权过渡到早期国家的阶段；而南北朝后期到隋代时期（六世纪末）日本才逐步演进成为成熟国家。唐代初期，公元约七世纪初，日本才正式演变为东亚国际社会公认的独立国家。因此笔者才总结出：古代日本是在中国魏晋南北朝四百年的大**期间，形成起来的“移民国家”这一基本观点。日本人总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后裔，想随时利用武力占领中国，他们看到自己国家的生存环境恶劣，地震频繁发生，面对人口众多，面积狭小，资源匮乏等严重的问题，日本每一代领导人都有生存危机的思想。中国对于日本一直是块肥肉，吞食这块肥肉占为己有，是他们已经写在骨子里的终极梦想。

从古至今和平的生活环境都不是靠祈求、施舍能够得到的，中国必须清醒的认识到这个严肃的问题。如果单靠一方面的友善搁置争议，这个问题将会更加的复杂化。也会给下一代人留下更严峻的课题.。

2011102274

刘珮勋

11水利水电工程4班

第四篇：中日现行小学语文教学大纲比较剖析

中日现行小学语文教学大纲比较

一、中日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在编排体例上的差异

二、中日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在具体内容上的不同

首先，表现在小学语文教学总目标方面。

我国的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这样概括的：“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学生具有初步的听说读写能力；在听说读写训练的过程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发展学生的智力，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日本的教学大纲作了这样的规定：“培养对国语的正确的理解能力和适当的表现能力、思考力、想象力以及语言感觉，同时培养学生对国语的深切的关心和尊重的态度。”从中我们看到两国都把培养正确地理解语言、表现能力作为语文学科的首要目标。不同的是我国强调“在听说读写训练的过程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日本不把思想、道德教育列为小学语文学科的任务，而强调“培养学生对国语的深切的关心和尊重的态度。”通过对国语的尊重态度的培养，使学生对这一重要性能够自觉地去认识，对国语进一步关心。当然这种态度的培养，是与国语教育、培养一定的表现力、理解力和充实、丰富学生的语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第二，表现在听说读写等能力培养方面。

我国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在听说方面，主要从听说内容、方法和习惯的培养上提出要求。如“听懂别人说的一段话和一件简单的事。”“听话集中注意力，不随便插话。”再如“听懂程度适合的讲话和别人说的一件事，能转述内容”，“听别人读程度适合的儿童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能边听边想象”，等等。具有一定的层次性。日本的教学大纲主要从“正确地听”和“主体地听”两方面来要求。如“正确地听”，体现在听话的姿势和态度上。一年级，“听话时看着说话的对方。”二年级，“听对方把话说完。”三年级，“没听明白的地方反问或复听。”四年级，“一边听一边记下话的要点和中心点。”五年级，“注意细节。”六年级，“考虑话的内容中事实部分和想象部分之间的关系。”再如“主体地听”：一年级，“话的内容大体能听懂。”二年级，“考虑对方说话的顺序。”三年级，抓住对方说话的重点，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试着总结归纳。”四年级，“抓住话的中心点，总结自己听后的感想。”五年级，“理解对方说话的意图，讲出自己的评价。”六年级，“将话的内容和自己的生活、观点进行对比。”从中可以看出，“主体地听”，在听话的程度、方式方法上不仅作了具体要求，而且逐步与“自我”联系起来。使听话这一“客体”行为很强的活动逐步变成一种能动的“主体”行为。在说话训练方面，我国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在要求上同听的表述形式大体一致。比如“说几句意思完整、连贯的话”；“一段意思完整、连贯的话”；“能当众说话，语句比较通顺、有礼貌”；等等。日本在说话训练方面分两部分，即“有对方意识和目的意识地去说”与“正确的说话方法”。如“对方意识和目的意识”，一年级，“被询问的事能回答，并主动寻找话题来说。”二年级，“根据对方说话的内容来继续话题。”三年级，“听取对方话的内容，深入话题来说。”四年级，“对应不同的听说对象和不同的场合，考虑说话内容的主次来说。”五年级，“对应不同的听说对象和不同的场合，使用适当的语言，并考虑具体情况来说。”六年级，“对应不同的目的，考虑时间和说话的顺序，有计划地去说。”很明显，强调带有明确目的和注意听说对象，针对不同需要、不同场合、不同目的，选择不同话题，以不同的表达方式来陈述自己的意思，是日本小学语文教学大纲适应现代信息社会发展需要，提出的具有较强时代气息的听说训练要求。也是日本听说训练的重要特点。在“正确的说话方法”方面，日本的教学大纲将听说读写的有关内容相互渗透，同时进行。如一年级，“经历过的事，考虑顺序来说。”二年级，“理清事情的条理后再说。”三年级，“为了突出说话的要点，考虑一定的段落、层次来说。”四年级，“为了突出说话的中心，有主次地去说。”五年级，“有明确的意图和确切的根据说。”六年级，“对应不同的目的和意图，恰当地说。”另外，在说的方面，我国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特别强调从一年级开始讲普通话，重视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在日本，只是从四年级开始，提出“理解共通语和方言的区别，在必要的时候能用共通语来说话。”

在阅读训练的要求上，中日两国的教学大纲都比较重视朗读、默读和背诵的基本功训练。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强调阅读中要注意“感想、意见”和“有目的地去读”。如三年级要求“读后小结感想，并考虑如果是自己会怎样去做。”“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自己认为重要的地方不要落掉了去读。”四年级，“注意读后个人的不同感受。”“对应不同的读的目的，归纳重要的地方，注意必要的细节。”五年级，“理解作者对事物的看法、想法和感受。为了收集必要的知识和情报去读文章。”六年级，“理解作者的基本观点，并形成自己的观点。”“对应不同的目的、需要，选择适当的书来读，并下工夫寻找适合自己的、有效的读书方法。”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在阅读训练的要求上，突出读书和自身生活、社会生活的需要以及读者与作者情感上的密切联系。在另一方面，日本还比较重视阅读态度的培养。比如，一年级就要求“培养愉快地去阅读浅显读物的态度。”二年级，“提高对浅显读物的进一步阅读的欲望。”三年级，“培养阅读各种各样读物的读书态度。”四年级，“扩大读书范围。”五年级，“通过读书，加深思考。”六年级，“培养选择适当的读物来阅读的习惯。”显示了对培养学生读书兴趣的重视。在读写结合上，日本强调“依照文章的表达思路来读”，“区分事实和想象（感想、意见）来读”，“想象、鉴赏”以及“读后根据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发表看法”等等。

第五篇：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轨迹和历史评价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轨迹和历史评价

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轨迹

（一）中日关系隔绝时期（1949—1952）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以盟军的名义单独占领日本，日本的外交深受美国的影响。这一时期，由于冷战政策，美国加紧对日本的控制。美国通过停止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改造、操纵签署《旧金山和约》、《日美安保条约》和《日台和约》使得日本不能和中国正常邦交，两国几乎没有交往。停止对军国主义势力的打击使得日本右翼日后重返政坛，给中日关系添加阴影：《旧金山和约》使得中日和谈迟迟不能进行：《日美安保条约》使得日本不迫切恢复与华邦交；《日台和约》使得中日建交多了一个障碍。这些因素最终使日本和中国没有邦交往来。

尽管如此，中日双方内部出现渴求交往的声音。1949年日本民间建立了“中日贸易促进会”、“促进中日贸易议员联盟”、“中日贸易会”，之后在1950年10月1日成“立日中友好协会”。这四个组织合称“中日关系四团体”。而中国政府和人民不计前嫌，积极回应。这一切为将来的友好交往打下基础。

（二）民间交往时期（50年代）

这一时期中日交往只局限于民间交往，而官方的活动仅仅是表示肯定，并没有介入民间交往。上述的活动尽管是民间行为，却引起很大反响。考虑到美国的冷战政策和日本右翼内阁的阻挠，两国邦交正常化还不能一下子完成，所以周恩来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外交路线，即先通过民间交往过渡到半官半民交往，最后通过官方谈判建立政府间的外交关系。日后中日邦交恢复的发展就是按这一外交思路进行的。

1952年5月，日本参议院议员高良富、前参议院议员帆足计和众议院议员宫腰喜助访问中国。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参加促进中日贸易的谈判。同年6月双方签订第一个民间《中日贸易协定》。该协议打破了中日之间的坚冰，开始了中日交往。三位议员回到日本后，通过做访华报告的形式传达渴望中日友好交往的愿望，这事件开始了中日民间交往。之后官方也表示肯定，1959年石桥湛山首相访华这一事件可以说明官方对中日友好交往表示肯定。一系列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协定的签订使人们看到了希望。但是前甲级战犯岸信介上台后，中日关系跌入低谷。比如，根据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中日双方互设商务代表机构，但遭到岸信介百般阻挠，迫使通商代表由正式改为非正式。1958年四五月间，“长崎国旗事件”中岸信介的舆论激起中国人民愤怒。5月11日，中国政府宣布断绝同日本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下一任内阁池田勇人内阁是在各方势力对岸信介内阁日益不满，最后使之倒台的前提下上来的，所以池田勇人有意修好中日关系。1962年受池田内阁重任的松村谦三访问中国，和周恩来会谈。会谈中，周恩来重申了“政经不可分”原则、“政治三原则”（日本政府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中日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贸易三原则”（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双方确认“应该采取渐进和积累的方式谋求两国关系包括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在内的正常化”；双方就贸易问题达成四个原则事项：以货易货、综合贸易、延期付款、长期合同（以5年为一个期限），这个就是日后“备忘录贸易”的起源。

松村访华之后就是高崎达之助率领的日本实业界代表访华。根据之前的周恩来和松村商定的协定，高碕达之助与廖承志在11月9日签署了《廖承志高碕达之助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备忘录》，这便是著名的《廖·高碕贸易备忘录》，简称“LT 贸易”（取廖、高碕英文第一个字母）。由于“备忘录贸易”是一种长期的综合性的“民间形式、官方认同”的特殊贸易形式，因此其诞生标志着中日交往的形式由民间交往、官方肯定到民间交往、官方介入。

（三）民间交往、官方介入时期（60年代）

此时中日交往的特点是民间交往，官方介入。为履行LT备忘录贸易协议，中日双方分别成立了“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达之助办事处”（后又分别在对方的首都设立了“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事务所”和“高碕达之助办事处驻北京联络事务所”），负责处理各自的备忘录贸易事宜。前者直属于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后者直属于日本通产省。“从上述备忘录的内容和两个办事处的性质不难看出，这种‘备忘录贸易’实际上是由民间人士出面、两国政府做后盾的半官半民性质的特殊贸易”。

此后民间交往进一步发展。1962 年12月27日，中国“贸促会”主席南汉宸与到访的日中贸易促进会理事长铃木一雄于签署《中日友好贸易议定书》。双方确认：在两国已经开始长期综合“备忘录贸易” 的情况下，“中日两国人民间的友好贸易今后仍然是中日民间贸易的重要方式之一”。此外，双方在体育、学术、艺术、宗教等方面开展积极交往。池田内阁时期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中日邦交正常化不可逆转，因为池田内阁时期中日交往进入了有官方参与的时期，如上述的办事处。一位日本学者所说：“实际上，中日关系正常化这条轨道，在池田政府时期就铺设好了。”

1964年岸信介的胞弟佐藤荣作上台，采取饱受政策，又给中日关系添加阴影。其一，他推行“两个中国”政策，干涉中国内政。在佐藤政府的怂恿下，日本右翼分子到廖承志驻东京联络处门前挑衅，叫嚷“台湾不是中国的”等口号。其二，阻挠中日往来。佐藤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拒绝彭真率领的代表团入境。其三，勾结美国，阻碍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1年，正当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就要恢复之时，佐藤政府勾结美国提出所谓的修正案，阻挠联合国驱除台湾国民党政权代表的行动。对此中国政府表示批评。佐藤执政末期，因美国改变对华政策受到巨大冲击。美国事先未通告日本便改变对华政策，使佐藤及日本政府不知所措，乱了手脚。1972年尼克松访华。他刚离开中国，佐藤荣作便派人给中国捎信，要求亲自访华。但立即被中方周恩来总理拒绝，中方说佐藤荣作说话不算数，中国不以他为谈判对手。再加上前一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得中日邦交正常化越来越有基础。

（四）中日邦交正常化（70年代)

这时期中日双方开始关于邦交正常的官方谈判。其成果是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