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合同诈骗罪司法法律适用的一般规则及应对办法
合同诈骗罪司法法律适用的一般规则及应
对办法
摘要：在司法解释中，诈骗罪入罪数量标准要低于合同诈骗罪入罪数额标准，致使合同诈骗罪数额没有达到合同诈骗罪入罪标准但构成诈骗罪入罪要件时是按照普通诈骗罪处理还是无罪处理有很大的争议。基于此，本文分析了合同诈骗罪司法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方法，希望能够帮助社会公众更加深入的认识此项法律知识。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司法法律；应对办法； 在司法解释以及规范性文件中对个罪明确规定出相应的追诉标准，普通法与特殊法的入罪标准有分歧，犯罪行为没有达到特别法条入罪标准但是已经满足普通法入罪标准，到底是按照普通法条论处还是按照特殊法处理，各学者观点不一，尤其是在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中争议最大。
一、确定合同诈骗罪中口头合同与书面合同的性质 合同性质对于确定合同诈骗罪中合同范围具有实际的作用。确定合同性质应从认定合同诈骗罪客体性质上着手。从多方面上而言合同诈骗罪侵犯客体具有双重性质的客体。一是,在有关法律中明确规定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政策的市场交易秩序;二是,在最开始制定法律时,诈骗中包括合同诈骗罪,在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中,在诈骗中划出合同诈骗罪，但从实际上而言，二者还是有很大关系的，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所以也能名正言顺的将合同诈骗罪规划到侵权类犯罪中,公私财物所有权便是侵犯的次要客体,所以,应从如下几方面上把握好合同诈骗中的合同的性质。
（1）在合同中应有与公共财产或者私有财产有关的内容。以《合同法》为主，合同共分为调整人身关系与调整财产关系的两种合同，有关于行为人身份关系的合同，一般都适用于调整人身关系合同；房屋祖租赁合同、买卖合同等涉及到财产的都适用于调整财产关系合同。通常状况下，调整人身关系的合同不会涉及到市场经济内容，因此适用于调整人身关系的合同都不是合同诈骗，,因此在论罪中也不会以合同诈骗罪进行论处,只有与财产有关的合同才会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2）在市场经济中合同的存在。有很多合同中涵盖了财产内容，但却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没有体现，但却在实践中经常遇见。行为人在虚构或者夸大自身财产后，让受害方信以为真，双方协议后签订了借款合同，最后某方的利益受损。在此类型案件中，借款合同也涉及了财产，但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却没有此合同，对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不会起到扰乱的影响，因此这种行为并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这样一方在遭遇经济损失后,无法通过合同诈骗罪求得赔偿。另外,在居民拆迁房屋中，与居民签订的拆迁合同，如果发生了诈骗钱财等情况，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也是有失公平的。从各方面上来讲，,拆迁合同是政府了获取公共利益，而与居民签订的合同，可能在合同实施中，有不法分子钻了空子，从而骗取了居民的财物，,所以,行政合同很难体现出市场经济中公平交易这一性质,所以使用行政合同实施诈骗行为侵犯的是行政管理秩序,使用拆迁合同行诈的并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3）合同诈骗罪中签订的合同更多的是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易关系。无论是诈骗罪,还是合同诈骗罪,都是违背了诚信原则,但法律中将合同诈骗罪独立成罪,强调的是保护市场经济交易秩序。所讲的交易就是双方在协商后,能够一致认可各自承担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力,进而展开与双方都比较公平的经济活动。在交易过程中,如果一方违背了承诺,欺骗对方,其都是违背了公平交易中的诚实守信原则,虽然我国社会正在营造出诚实守信的环境,我国政府也在大力号召和呼吁人们在交易中要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但是在实际交易中,欺诈行为普遍存在,究其根本原因还是我国法律对此行为惩罚力度不够。在合同诈骗中规定的合同应是有偿合同，所谓的有偿合同，是行为人在享受某些权利时，也要承担相对应的义务，但有些合同只享受权利，并不会承担相应义务，如：遗嘱合同、赠与合同等，因此这种类型的合同并不在诈骗罪合同范围中。同时无偿赠与合同与无偿使用合同中，其合同双方并未形成相对等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即便涉及了财产，但并未在市场经济存在，是单方的行为,并没有交易的性质,不具备规划市场活动意义,也不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关系,所以使用诈骗罪评价就可以。在实践中，有很多合同都涉及了财产问题，但是却没有在市场经济中存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什么类型的合同，都不能以合同诈骗罪定罪，根据行为人在获取财物后，是否将财物合法利用，并因地制宜的进行论处。
（4）在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排除了集资合同、贷款合同,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经常出现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贷款合同或者保险合同中出现了诈骗行为,这样就违背了市场经济中公平交易的原则,构成了合同诈骗罪的要件。但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中，上述行为则会被认定为险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等。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包括两种形式,即:书面形式、口头形式,但在合同诈骗罪中是否包括口头合同,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由于并未存在明确的司法假释,在司法实践中对合同诈骗罪中是否包括口头合同,其看法也是有差异的。有的地方公安部门、检察院、法院等对口头合同是否能够成为合同诈骗中的合同其看法也是不同的。所以致使在案件事实无争议的状况下,对认定行为的性质有分歧。比如王某同伙利用一个虚假的定标确认书,对外宣扬称获取了高速公路公路对外发包权,王某同伙共同找寻发包商。在王某同伙取得了被害人郭某信任后,约定转包合同,王某同伙以某有限责任公司(此公司是虚构的)的名义将此工程转包给郭某,郭某按照口头约定交付给王某订金十万元,王某同伙将这笔钱全部用来吃喝玩乐。在这起案件中,公安机关认定王某同伙构成了诈骗罪,其理由为合同诈骗罪中合同形式不包括口头合同。但检察院在审查过程中,认为王某同伙使用口头合同进行诈骗这一行为,已经构成了合同诈骗罪,所以以合同诈骗罪对王某同伙进提起公诉,最终法院在审判中以合同诈骗罪对王某同伙判刑,可见在此案件中,法、公、检机关就出现了处理不一致的情况,所以在论罪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中还需要更加明确的规定，虽然合同诈骗罪最早属于诈骗罪，但是在新形势下，哪些情况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哪些行为以诈骗罪论处还需要进一步规定，这样我国广大学者们在某一案件中以合同罪论处还是以诈骗罪论处就不会出现争议，也不会有处罚不合理的情况出现。
二、合同诈骗没有达到数额标准以无罪论处 1.符合立法目的
在立法中之所以将合同诈骗罪独立成罪,并不以普通诈骗罪展开处理,正是考虑了合同诈骗行为与普通诈骗行为的差异性,不适应采用普通诈骗罪进行评价,应作特别的处理,所以设置出单独的量刑标准。在制定特别法条中,立法者想要使特别法条能够代替普通法条，普通法定罪要低于特别法定罪，是由于在立法上认定特别法条规范的行为易发生,或者在此行为实施后行为人会取得很大一笔财物,为了能够缩小刑罚打击面而考虑不处罚一些行为。对在立法上一些考虑不会处罚的行为,以普通法进行定罪,这并不符合特别法的规定。所以,只要某一犯罪行为与合同诈骗罪行为相符,就应该遵循合同诈骗进行评价。质疑作无罪处理:在这样的情况下满足诈骗罪构成要件,就能够按诈骗罪进行处罚,但却不处罚,这样是否会出现处罚漏洞?此种想法虽然秉持了构成要件理论,但却未充分掌握普通法条，在不存在特别法条时是能够按照构成要件判断出是否构成犯罪,在存在特别法条时就不能以构成要件论了。在这里所讲的处罚漏洞,其适用的基础是是有必要处罚,但立法者认为少于两万元的合同诈骗行为不适合使用刑事处罚,无需扩大刑罚打击面,也就不会出现处罚漏洞这一说法。但应该明确的是,作无罪处理并不是表明20000元以下的合同诈骗行为就不会接受处罚了,只是由于金额小,不会接受刑事制裁,受害人还是能够通过民政渠道来获得救济的,行为人还是要为自身的诈骗行为付出一定的代价。在理解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适用下,应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势,已深刻意识到特殊诈骗已经从普通诈骗中独立出,两者有各自的定罪量刑标准,在实际量刑中,应结合实际情况,按照有关法律规定,适应与行为相符的定罪量刑标准，唯有做到这样，才能确保法律的公平、公正，从而让广大学者和社会公众所认可，进一步维护法律权威性、严肃性。
2.按普通诈骗罪论处会致使定罪量刑有失公平按照普通诈骗罪论处会出现骗取数额多的合同诈骗行为。由于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量刑档次与幅度的划分是一致的,在其他犯罪情节同样的状况下,合同诈骗20000元与合同诈骗5000元的处罚结构相当，但在合同诈骗金额高于5000元不满20000元的情况下比合同诈骗20000源处罚重，按照普通诈骗罪论处导致的不公问题更为严重, 无罪处理出现的处罚不公的情况按照有关条款还能解释清楚,但是前者无论怎样都不能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只有修改入罪定额标准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将全部特殊诈骗罪的入罪数额标准与诈骗罪保持在同等水平上,但上文中已经详细论述了现有数额标准是非常合理的,这种方案显然是不行的,没有科学依据的。
3.行为人处置非法财物的状况
从行为人在处置他人财物状况上,来认定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想要占有他人财物:一是,行为将从受害人处获取的财物全部挥霍、挪用他用等等行为,认定出行为人确有“非法占有财物”之意,应该按照合同诈骗罪论处。二是,行为人将所从受害人手里获取的财物,全部或者部分用于履行合同,即便没有完成合同履行,但行为人也履行了相应的义务,通常不会构成合同诈骗罪。三是,行为人获取的财物并未用于履行合同中,而是用在其他合法经营活动中,只要是在合同规定期限内将财物如数返还,以民事欺诈论处；反之,如果行为人并未履行合同时,视为合同诈骗罪。由上述的分析可见,合同诈骗罪的论处关键在与行为人在获取财物后,是否合法、正当的运用,没有正当的运用一般都以合同诈骗罪定罪。
4.共同犯罪形态的认定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过程中，通过合同进行诈骗的案例中，有的行为人是以他人名义来进行合同的签订。这个问题引发了被冒用人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及成为共同犯罪形态。此外，有的合同签订过程存在有担保人，这个保人是否应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同时是否构成共同犯罪。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进行探讨。首先，如果名义被冒用者在事后得知有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行业后，没有采取制止，不应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其次，假如名义被冒用者对于行业所进行的犯罪行业有的了解，并且为其提供了一些犯罪所需要的条件，比如：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等，其行业构建了共同犯罪，需要承担合同诈骗罪中相应的刑事责任。对于合同保证人而言，在不清楚行为人的诈骗活动情况下，为其诈骗行业提供了相应的担保，并不具备主观故意犯罪，并不承担刑事责任。最后，假如保证人已经明确知道诈骗行为人的犯罪事实，并为其提供担保必须要承担共同犯罪的责惩。
三、结语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表明,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为“没有达到特别法入罪标准但已满足普通法入罪标准的行为作无罪处理”,除了法律特殊规定某种情况需要遵循普通法进行处罚,其他情况一律作无罪处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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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论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读书笔记
《论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读书笔记
作者写本篇文章的目的在于为中国的法律原则的适用提供他山之法，或者说是提供可以实际操作的方法。作者在文章开头即宣称了这样的一种原则适用的必要性，我们不应该将法律原则放在一个无人关注的领域，让它身上的价值无处体现，作为一名法律人，我们要尽力去发掘法律原则体现公平与正义的价值。
然而，在读本篇文章的过程中，我考虑或者说想得更多的并不是与法律原则适用有关的内容。反倒是作者在开头的简单论述引起了我抒发己见的兴趣。
在文章开头，作者即指出2010年中国就建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我却不禁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真的已经建立了吗？而这样的一种宣称又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我在此斗胆地猜测一下，这样的宣传是不是在传达这样一种信息：从此中国不会再在立法领域有什么大作为，既然体系已建立，那么剩下的就只是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了。如果仅从主观意愿上出发，那么立法者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中国已建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实际上，这种观点并不能使人信服，只要稍微关注一下我们当前的社会环境，我们就会发现离这个“建立完整法律体系”的目标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中国当前正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就称自己已建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似乎有些太过浮躁，仅用几十年的时间久想建立一个囊括所有的框架，这种想法与做法似乎有些乌托邦！其次，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其法律也将迎来一系列的挑战与生机，因为转型期的社会会有更多的问题与争议需要法律作出积极的回应，这些因素也将推动中国法律、法学向前发展。如果说此时中国已经建立起了这样一个体系，需要的只是再做一些简单的修补工作，这显然与客观事实不在同一步调上。这样的上层建筑似乎建立的基础并不扎实。由此，在我看来，中国目前仍应该脚踏实地地将立法工作做好，先打好这整幢法律体系大楼的楼基，不应操之过急。
此外，我对作者在关于法律原则适用必要性的论述时提出的一些观点有自己的看法。在我看来，既然“存在大量的法律漏洞和空缺结构”，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完全让司法机关来做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来解决这些问题。（尽管这种司法扩张时我们今后法律人可能从事司法领域后也会寻求去做的事，但在这，我只是从一个理性的角度去分析，而非站在司法角度上看。）与其将这种问题抛给几个法
官去决定优先适用何种原则或决定何种原则更相对重要，不如将这些问题予以分类抽象出各个有代表性的构成要件，让有民主意愿代表的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的方式将这些原则适当地确定下来。
第三篇：2014年司法：法律适用的目标及一般原理
2014年司法：法律适用的目标及一般原理
法律决定的可预测性和正当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法律人应该努力在可预测性和正当性之间寻找最佳的协调。但是对特定的一个时间段内特定的国家的法律人来说，法律决定的可预测性具有初始的优先性。因为对于特定国家的法律人来说，首先理当崇尚的是法律的可预测性。
2、正当性（正义；可接受性；合理性）
3、法的可预测性和法的正当性之间的关系
1、可预测性（依法裁判；合法性；秩序）
法律人适用法律的最直接的目标就是要获得一个合理的决定，在法治社会，所谓合理的决定就是法律决定具有可预测性和正当性。可预测性是形式主义法治的要求，它的正当性是实质法治的要求。
第四篇：银行法律合规审查办法
商业银行合规审查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商业银行（下文简称“我行”）法律性文本、文件审查工作程序，及时解决我行法律问题，提高审查工作效率和质量，为管理创新与业务的稳健发展提供有效的法律支持和制度保障，根据《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制度》及风险资产部职责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法律性文本、文件”是指我行在经营和管理过程中，以本行名义对内（外）出具或接受的产生法律权利、义务的合同、协议、信函、证明、声明、承诺以及其他有关文件和重要规章制度。
我行各级部门在日常经营过程中遇到的“法律性文本、文件”以外的法律问题可以书面形式提交风险资产部（法律合规部）。
第三条 合规审查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依法合规原则。
（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与促进我行规范发展的原则。
（三）业务职能管理部门管理与风险资产部（法律合规部）管理相结合原则。
第四条 我行合规审查工作采取与外部律师事务所合作的运行机制。
第二章 部门分工与职责
第五条 风险资产部负责统一对总行法律性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对全行的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服务。
第六条 业务性审查职责
（一）是否符合国家经济政策、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监管政策等业务性规范。
（二）是否符合上级监管制定的有关行业管理制度及政策，内部控制机制是否严密、完备，操作流程与岗位节点设置是否合理科学。
（三）是否符合行业规定的技术等级、施工规范、产品 质量标准与相应资质要求。
（四）是否超越业务权限。
（五）是否真实反映谈判情况。
（六）对方当事人是否具有签约主体资格。
（七）业务用语表述是否规范，是否会产生歧义。第七条 法律合规性审查职责包括：
（一）制定或签约法律程序是否符合规范。
（二）条款之间是否有冲突。
（三）条款之间是否有歧义。
（四）条款是否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相抵触。
（五）条款是否损害我行的合法权益。
第三章 审查流程与时限
第七条 总行各部门认为需要将法律性文件送交风险资产部审查的，应填制《法律审查申请表》（格式附后）。申请表经送审部门负责人签字后，连同法律性文件、相关材料的复印件送交风险资产部。
第八条 对于涉及或可能涉及重大、复杂法律问题的业务，有关部门应在业务办理的前期，约请风险资产部（法律合规部）早期介入，指派人员参与业务谈判及文件准备，争取有利的谈判地位，拟定对我行有利的文件草案，提高法律性文件审查效率。
第九条 各级部门在日常经营过程中遇到的“法律性文本、文件”以外的法律问题可以书面形式（连同电子版）于每周二前提交风险资产部（法律合规部）。
第十条 送审部门应如实、全面地介绍、解释有关背景情况。有特殊需求和特殊风险的，有关部门应主动加以说明。
第十一条 风险资产部（法律合规部）在审查过程中，有权要求送审部门提供必要的补充资料。如果送审部门无法提供全部所需资料，审查人员仅以已送材料为依据出具法律意见，未经送审部门确认的情况介绍不得作为提出法律意见的依据。
第十二条 对涉及重大、复杂业务或管理问题的法律性文件，法律审查人员应认真听取有关部门业务、管理人员的业务意见，对业务或管理问题有必要的了解以后，方可出具法律审查意见。
第十三条 风险资产部接到申请表及有关材料后，应于当日指定审查人员。
第十四条 审查工作一般分为初审和复审，分别由不同的审查人员审核。
简单的审查工作可由一名审查人员独立完成。
涉及重大、复杂法律问题的法律性文件，审查人员可以要求风险资产部集体讨论，形成审查意见。风险资产部可以聘请行外律师发表审查意见。
第十五条 法律性文件审查原则上应自收到送审文件次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完成；涉及重大、复杂法律问题的法律性文件，应自收到送审文件次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完成；对于需进一步调查、补充材料的法律性文件，经通知送审部门，可以适当延长审查期限；对紧急文件应优先办理。
“法律性文本、文件”以外的法律问题于送到次周周三前以律师意见书形式予以解答。
第十六条 审查人员应根据送审部门提供的事实情况，以法律为依据，分析法律性文件涉及到的权利、义务内容及其法律后果，提出审查意见和建议。
第十七条 法律审查意见书应统一编号，由风险资产部负责人签发。
第十八条 法律审查意见书仅作为送审部门决策的参考依据。送审部门应综合权衡各方面因素（包括法律因素）后进行决策。
第十九条 法律性文件审查完毕，审查人员应将法律审查意见书交送审查部门。
第二十条 法律性文件审查完毕，审查人员应将法律审查意见书复印，连同法律审查申请表及相关材料一并归档。
第二十一条 风险资产部应当认真审查法律性文件。
因法律审查人员工作疏忽，造成损失的，由有关人员承 担责任，但因送审部门提供的资料、情况不完整、不准确导致法律审查人员判断错误的除外。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总行风险资产部负责解释。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第五篇：(民法)司法体制改革与民商事法律适用问题研究（范文模版）
司法体制改革与民商事法律适用问题研究论文
《结合基层立案工作实际谈我国“立案难”问题的成因及改革途径》
近年来，由于经济结构日趋多元化的发展形势，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社会对法律服务的需求量在急剧增加，这种社会发展趋势在基层法院立案庭的工作中得以最直观的体现，大量纠纷涌向法院，甚至不同程度上的出现了“诉讼爆炸”的局面，基层法院及法官因为沉重的案件量甚至都有些不堪重负。法院在如此尽心竭力的受理案件、解决纠纷，为什么人民群众还是反映“立案难”呢？立案难到底难在哪里，为什么难，如何解决“难”，显然已经成为人民法院应当着力解决的问题。
一、对五常法院近三年来立案数及立案工作情况的调研分析
五常市是黑龙江省的一个省辖县级市，哈尔滨市代管。总面积7512平方千米。总人口仅有88万人（2010年），辖11个镇、10个乡、3个民族乡【1】。五常市法院立案庭负责五常全辖区范围内的案件受理工作。在这样一个不足百万人口的县级市，2011年共审查受理各类案件4216件，年收案总数较上年增长12%；2012年共审查受理各类案件5189件，年收案总数较上年增长23%；2013年共审查受理各类案件7821件，年收案总数较上年增长50%；2014年截止4月末，共审查受理各类案件2733件，预计今年总收案数至少会突破9000件。就近三年我庭的受理案件数量来看，案件受理总数呈逐年上升态势，平均年递增率达到28%。2011年至今，我庭立案差错率为零，立案变更率为零，实现了案件立案审查准确率100%。【2】
就近三年多来的工作而言，五常法院立案庭一直是在努力提升法院立案庭工作水准，全力服务和保障民生，为市域经济发展司法环境严把窗口关做着积极的贡献。
（一）努力提高立案工作效率，保障立案工作质量
立案工作不仅关系到法院形象，而且关系到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因此，做好立案工作意义重大。近年来，五常法院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和省市两级法院有关立案工作的制度和规定，依法开展立案工作。
一是对于符合立案条件的，及时作出立案决定。对于较为常见、案情简单的离婚案件、民间借贷案件我们基本上能做到受案当日完成全部立案工作，对于相对较复杂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工伤案件、劳动合同纠纷案件、合同纠纷案件等，虽然法律规定立案审查期限为7日，但是该院基本都可以做到3日内合议并通知当事人是否立案。
二是对于不符合立案条件的，认真做好释明工作。不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主要分两类，第一类是法律要件上不符合，对于这类案件，该院立案庭法官会认真向当事人解释法律问题，让当事人能够明明白白的息诉止讼；第二类是政策要件上不符合，目前比较突出的案件类型是企业改制、动迁安置和土地纠纷类案件，在社会矛盾凸显时期，这些纠纷不宜进入司法程序解决，会采取预立案方式做好案件登记工作，然后认真说服指导当事人去相关部门处理解决。
（二）积极坚持“以人为本”宗旨，提升便民服务质量
就法院工作而言，立案工作是接触人民群众数量最多、范围最广的部门。因此，立案工作人员必须牢固树立“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的思想认识，通过优质服务让群众感受到人民司法的温暖。
一是制定规章，从制度上严控服务质量。五常法院先后制定规范了立案工作职责、服务承诺、司法救助、立案公开等规章制度，组织立案庭干警认真学习贯彻并作出承诺，定期考核履职情况。立案大厅推行一站式服务，从咨询、审查、审批、开具受理通知书到领取交费通知、退费办理，都能在立案大厅的两个窗口办理完成。这种一站式服务的真正实现了高效便民。二是小处着眼，从细节上实现设施便民。五常法院立案庭自筹资金为立案大厅配置了便民休息椅、便民意见箱、便民小药箱（备有各种应急药物，及针线包、文具等物品），真正做到想群众之所想，满足群众切实所需，及时听取群众意见，让人民群众寻求司法公正的同时能感受到司法工作的人文关怀。
三是文明礼貌，从态度上表达亲民爱民。五常法院立案庭窗口接待法官坚持文明接待，使用规范服务语言、礼貌用语，做到“来有应声，问有答声，走有送声”，让来访群众能感受司法的工作者的专业素质及道德素质。
四是体问民情，对生活上困难的、政策制度上规定可以减缓免诉讼费的群众主动照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五常法院立案庭在立案咨询环节如发现来访群众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主动指导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办理诉讼费减交、缓交、免交手续，减轻生活困难的人民群众的诉讼负担。三年间，共为当事人办理缓交诉讼为110万元，用实际行动积极践行习总书记“绝不允许让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的指示。
二、“立案难”的现状及产生原因分析
用五常市法院2013年共新收立案件7821件的数量和五常市不足百万人口的居民基数进行对照，用法律规定的7日内作出是否立案决定的规定，和五常法院立案窗口80%以上的案件都可以完成3日内立案甚至是当日立案的工作效率进行对照，我们不难得出一个较为宏观的结论：立案不难！基层的立案工作开展情况，也并没有大家奔走呼吁的那么糟糕！可是为什么媒体和人民群众仍在喊立案难呢？这个问题的原因应该从人民群众期待的个体司法公正和法院立案工作面对的实际困难问题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一百减一等于零” 司法公正是法的自身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要求，其基本内涵是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公平、平等、正当、正义的精神。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前者是司法公正的根本目标，后者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整体公正与个体公正的关系反映了司法公正的价值定位和取向。【3】从法的制定和法的实行角度，执法者更看重的是整体公正，因为法是由人制定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制定的法律永远无法前瞻性的穷尽所有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此外法也是由人执行的，由于执法者对于法的理解存在差异再加上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必然导致在不同的地区会发生同案不同判。所以以公权力维护法点，我们只能尽最大努力保证政体公正。但从社会个体而言，他们将自己的纠纷诉诸法律，已经是在寻求最后的权利救济，并且从社会民众的角度而言他们的纠纷是唯一的，如果他们在这个纠纷中没有感受到司法公正，那么他们对司法公正的否定就是全局性的，这也就是所谓的“一百减一等于零”，我们的执法者极尽所能的维护了99件案件的公正，但是因为一件案件没有做到让群众满意，再加上一定程度上的媒体扩大宣传，对整个社会的负面效应就是全局性的。
（二）立案工作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以五常法院为例，近三年间受案总数已达到19959件，案件数量逐年激增是法院立案工作面临的最实际的挑战。案件基数的增加直接导致矛盾问题的凸显。
第一、人民群众的维权期待与法院审判工作局限性的冲突问题 作为一个理性的社会，纠纷当事人会根据法律的规定按照自身利益的需求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方式。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以及司法的最终救济效力，使得大量人民群众都直接选择法院作为维权途径，可法律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涵盖性和适用性毕竟是存在局限性的，尤其是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异常复杂激烈，各种矛盾均涌入法院，法院不但无法承受更无法解决，当个别人民群众通过诉讼维权的期待受阻后，就会大呼“法院立案难，法院不作为”，事实上我们法院立案庭的工作绝对是以立案为原则，不立为例外的，这从三年来的受理业务量及增幅也可见一斑，对于所谓的“立案难”，法院也有法律实行和行政管理方面的难处。
1、法律规定门槛高，司法解释政策限制多，具体操作缺少地区性细化规范 首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明确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诉讼要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起诉状应当记明原告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住所、联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被告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住所等信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等信息;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法院在实际立案工作中常常遇到原告不是本案利害关系人要求立案的，原告无法出示本人身份证明的，原告无法提供被告真实姓名，送达地址的，原告不向法院提供证据材料的，原告诉状中诉讼请求不明确收案人提示修改拒绝的等等情况。立案庭是对当事人提供的诉讼材料进行程序性审查的业务窗口，法官的任务是指导告知当事人提供符合法律规定、满足诉讼需求的有效的材料，但是当事人本身不配合、拒绝配合直接导致了很多简单案件的立案困难。但如果没立上案，当事人往往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会直接认为是法院在难为他！法官对当事人的遭遇是理解同情的，对其维权的想法也是支持帮助的，可是执法者能做的只是依法审查，退回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材料。
其次，一些司法解释和文件规定了一些案件法院不予受理。司法解释规定不予受理的案件主要涉及土地和企业改制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6号)第一条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02年12月3日 法释〔2003〕1号）第三条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类案件不予立案主要是因为这类案件通过诉讼很难实现维权效果，反而会给当事人造成诉累，因此不宜通过诉讼解决。此外上级法院出于政策问题的考虑，下发了一些法院不予受理案件的文件，如城市拆迁纠纷开发商“五证”不全的，无法办理产权证书，不属于法院民商事案件主管范围。这些规定涉及的纠纷当事人到法院维权法院不予立案。
再次，哈尔滨市辖区内法院乃至黑龙江省辖区范围内的法院对立案工作缺少统一细化的操作规范，导致当事人立案困难。以较为常见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为例，法律规定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事故发生地的法院都有管辖权，当事人可以选择有管辖权的任一法院提起诉讼。但一些法院制定了内部规定，仅以这三者之一为收案标准，当事人会因为这些内部规定多次往返于几个法院之间，难免会觉得法院和法院在“踢皮球”。这样的规定往往是基层法院收案量太大的无奈之举，但对于当事人而言这确实是不应该有的艰辛。
最后，法院虽然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并不能包揽所有纠纷，许多纠纷是不具有可诉性的，有的也明确有法律规定不归法院受理，如《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7种不予受理的情形：行政前置的、约定仲裁的、依法应由行政机关处理的、不属于本院管辖的、法律文书已经生效不得重复起诉的、在一定期限内不得起诉的、婚姻案件已经调判在没有新事实新理由六个月内又起诉的法院均不予受理。但是有些群众只要有纠纷就会想到上法院，也有些群众去了有关行政部门维权，但个别行政部门该履职的未履职，故意引导当事人走法律程序，这给法院立案工作造成很多不必要的压力。
2、行政评估标准严格、信访责任追究压力，导致部分案件立案审查时间较长
首先是因上级对基层法院法官工作的绩效考核目标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年结案率，这一比率是以每年12月份末上级法院规定的年结算日为节点的，那么要保证“率”就先要保证总数上不新增。所以每到年底立案庭的工作形式就显得较为严峻，业务庭室不希望再有新增案件，可是老百姓不理解我们的考核要求要求立案，我们只能尽力与来立案的群众沟通暂缓立案。这种“年底立案难”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望各领导单位部门能够在考核制度上加以调整。
其次是因受信访追责机制的影响而导致的“立案难”。在我国当前信访机制的影响下，部分当事人认为法律并非解决纠纷的最后渠道，在通过法律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后，将上访作为解决纠纷的方式。因此，有的案件不管是否立案，都会面临当事人上访的风险；而一旦发生上访，不仅是责任倒查，更是承办人直接包案息访。在这种情况下，即有可能会产生立案后不服裁判导致的上访重于因不立案导致的上访的思维，在这种“信访担责风险评估”的思维下，立案的风险直线上升，给我们立案工作带来了很多压力。
第二、基层立案庭室的法官配备、基础设施无法适应新形势下审判工作的要求
还以五常法院为例，立案庭现有7名干警，庭长一名，副庭长两名，助理审判员一名，法官助理一名，书记员两名。其中一名副庭长常年在北京接访，实际参与能够参与窗口业务工作的仅有6人，立案工作十分繁重。以去年为例，五常法院去年审查立案案件7821件，去年法定工作日为249天，也就是说立案庭干警去年日均审查受案数量为31.4件，并且据不完全统计我院立案窗口日均接待咨询20人次以上。尤其去年根据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要求全面使用数字办公系统之后，对每个案件的立案工作中又增加了扫描、上传、生成电子卷宗，电子审批、电子分案等大量的工作内容。此外，立案庭还要从事协助送达、诉前保全等多项，现在的立案庭人员配备严重不足。
就基础设施而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立案信访窗口”建设的若干意见〔试行〕》中规定，基层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总面积不少于600平方米，分为侯访服务区、立案服务区、调解服务区、信访服务区和综合服务区5个诉讼服务区。目前，五常法院立案窗口面积小，办公条件拥挤，没有配备打印机、复印机等常用办公设施，当事人如果没有带齐复印件就需多次往返法院与复印社，这也不免使当事人产生立案程序上很困难的感受。
三“立案难”问题的解决办法
立案是法院审判工作中的一项程序性工作，是入口，也是民众维护自身权益的最后防线。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和个体工商户要求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纠纷，往往也都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选，所以诉讼对于他们而言是决定权利是否会受到保护所能走的“最后一公里”，那么对于民众这种对于公平正义的最后一次努力，我们每一个法律人都有义务去保障他的实现。现实中的困难是实际存在，所以寻求解决办法则显得至关重要。
一、法院必须严格依法立案。法院立案庭必须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对当事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不得制定内部规定掐紧案件入口、限制收案数量。对于当事人材料不齐的必须一次性告知，最迟七日内做出是否立案决定，并告知当事人。不得以收完案不通知交费、不对诉讼材料进行扫描上传录入等方式变相拖延审查时间，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向当事人出具不予立案决定的书面材料。
二、上级法院对立案工作能够实行与工作性质及内容相适应的考核评估机制。首先，法院立案窗口除了法定节假日以外，肯定都是要对外开放的，开门办公就意味着随时会有新收案件。每年年底都是大量外出务工人员大量返乡集中到法院进行诉讼的时间，可是这一时间也是法院计算本新收案件及结案率的时间，如果立案庭大量新收案件转给业务庭室，而业务庭室年底前又无法办结该案的情况下，必然会直接拉低“年结案率”，这种拉低本身反映的情况是不真实不客观的，所以上级法院如果继续以年底统一计算“年结案率”的方式对法官进行考核，那么年底“立案难”的问题将无法解决。建议上级对法官工作绩效的考察能以办理案件数量和每件案件的平均结案时间为参考依据。其次，立案本身就是程序性审查，但上级法院却要求严把立案关，建立信访评估机制，力争做到案结事了。所以在立案过程中，立案庭法官对被告是否适格、能否保证诉讼时效均需考察，甚至连原告是否能够胜诉，诉讼后是否会上诉上访都需要进行考量，这对于当事人立案是一种障碍，对于立案庭法官更是无法承受的任务。所以建议上级法院取消信访评估机制，因为个案由于当事人自身原因及其他各种可能发生的介入因素根本无法准确“评估”出上访上诉可能性，再说“案结事了”当然是执法者能追求的最好的办案效果，但是法院毕竟是专业的审判部门，定纷止争、裁断是非才是法院最主要的功能，所以不应政府对纠纷社会效果的追求强加到法官的身上。
三、应利用各种媒体加大宣传普法力度。如上面成因部分谈到的，现在有一部分“立案难问题的”
【1】百度百科 五常 引用自2014年3月18日 【2】《五常市人民法院关于开展立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2014年5月14日 【3】法律教育网 吴波 《司法公正：法律不是文字游戏》2004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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