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读书笔记精华版（大全）

第一篇：《乡土中国》读书笔记精华版（大全）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乡土中国》一书是费孝通先生在1947年写成的，根据当时给学生开的课程《乡村社会学》的讲稿整理而成。对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进行了细致而深刻的描述和分析，虽然距离当代社会已有七十余年，当代中国的制度和经济早已发生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从传统文化和心理的层面上来看，我发现当代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中国”。比如当代依旧存在的具有浓厚乡土特色的“熟人社会”，人际关系上的“差序格局”，家庭关系上的长幼有序，男女有别以及依然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团体“家族”，还有制度设置与实际运行上的“名实分离”等等。总体而言，当代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开篇第一句“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由此在接下来的十四篇文章从不同的层面展开中国基层社会乡土性的分析。

前三篇总体上阐述中国社会的乡土性，以及文字在乡土社会的不必要和不普及。

第四篇差序格局到第十二篇血缘与地缘，提出一个重要概念差序格局，中国基层乡土社会的很多特点都由此生发。

最后两篇谈到传统乡土社会发生的变迁造成了名实分离。

一、乡土本色：

生活所需来自土地，离不开土地，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从土里刨生活。一生的重要时刻都和土地打交道。对土地神的敬畏：社祭（在一些地方保存完好，客家）。农村很多的土地庙。“拜天地”。

养成了民众安土重迁、保守、封闭的性格特征，出外读书，远离家乡，他们感觉非常重要的事情。挑选吉日出门；隆重送行；担心水土不服，提前准备家乡的“土”。（济源土馍馍）

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生活简单固定，熟悉。即使重名你也能分得清清楚楚，突然闯入一个外人，立刻就会引起人们的好奇。比如我们研究者，他们会纳闷是干什么的？有什么目的？全村人都是按照辈分称呼的。但是现代社会人员流动大，分工详细，社会复杂，每天见到很多陌生面孔，那就记不住就需要通讯录，名片。

“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地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有变动。”自古以来中国基层乡村人口就是依附这特定的一片土地成长的，“乡村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人与人的关系上，“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 1 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传统中国社会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层上的，所以传统中国社会具有封闭性和保守性。这种社会特征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文化以及政治制度的发展。比如，中国人思想的保守和封闭，人们比较注重自己的利益得失，缺乏公共道德。对于公共空间、公家资产缺乏爱护、随意浪费。公务员被称为国考也体现了中国人向往安逸稳定生活（铁饭碗），规避一切风险的传统观念。因为走上了公务员队伍就意味着安稳的工作和安逸的生活，其实能够得到晋升的还是少数，人们普遍追求考公务员除了中国的官本位思想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追求一种安逸的生活状态。其根源还是乡土社会。

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是一个变迁非常缓慢的社会，人们从出生的那一天就已经注定了其一生的轨迹，生活中任何遇到的问题都是长辈曾经遇到过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长辈的经验来解决问题。这种社会的生活是安稳的，人们习惯了这种安稳的生活，显然当代的中国人还没有适应快速变迁的社会，依旧在寻求安稳的生活。二、三、文字下乡

文字下乡普及缓慢是因为乡村社会是一个变迁缓慢的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并不会遇到时间和空间阻隔的状况，所以文字没有使用的必要性，“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在城市社会则不同，文字既是交流的重要工具还是发布和获取信息的重要工具。我婆婆没上过学，认识很有限的字，自己的名字还是后来进城工作后学会的。现在在城市生活，和亲戚朋友交流的渠道改变了。不能够经常见面。所以要借助于手机，通过文字联系。生活圈子窄了，带孩子、看电视、手机成为打发时间的方式，这些往往都要借助文字。

当然当今社会总体来说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随着传媒通讯技术的日益发达，不认字的人已经非常少，现在的交流媒介在改变着人们使用文字的情况。

四、差序格局

在社会结构方面，与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不同，中国传统社会形成的是“差序格局”。

什么是“差序格局”？费孝通先生在此作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在这种社会格局中，亲属关系是最重要的，再往外推就是乡里邻居以及朋友。而家的大小是可以伸缩的，圈子的大小也是可以伸缩的。“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所动用的 2 圈子也是不同的。当代中国社会其实还是乡土中国中的“差序格局”，在办事的时候，人们总是先找关系，找“自家人”，找同乡等等，总之都是先攀上关系再办事。实在拉不上关系就请到饭桌上吃饭喝酒，一吃一喝感情就出来，就算是朋友了，就算是“自己人”了，以后办事就方便了。正是这种社会关系的性质导致了许多“走后门”的现象。

因为在这种社会格局中，“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的都以自己作为中心”。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讲究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中国人的家里都装修漂亮，私人空间。但是公共区域的卫生不敢恭维，虽然现在已经改善了很多。攀上关系以后，我们已经是自己人了，所以你帮我谋利益便是合情合理的了，这是乡土中国的逻辑，但是这种思维逻辑在当代社会里依然顽固地扎根在人们的潜意识里。

西方社会是团体格局。西方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被归纳为一种“团体格局”，就像“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在同一个团体中，每个人与这个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地位也是平等的，在团体成员之间，人际关系就像是“柴束”中那一根根并排平行束在一起的柴枝一样，平等而简明。

中国乡土社会基层的“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在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最主要的道德是“克己复礼”，不是依靠外在的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而是依靠自己内在的修养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这种“系维着私人的道德”的评判标准也是由差序的人伦而决定的。“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

中国人对于外人犯下的错要追究到底，严惩不贷。而自己亲人犯下的错则可以原谅。比如对于贪污，很多人可谓痛骂贪官污吏，可是如果自己的亲人贪污，被看做能干有本事。可见中国人的道德价值标准也是具有“差序格局”的。

五、家族

乡土社会是一个家族社会，“一方面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不论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都可以利用家族来担负，另一方面，为了要经营这许多事业，家的结构不能限于亲子的小组合，必须加以扩大。”“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使这基本的家，变成氏族性了。”在当代社会，依旧可以看到这个影子，最明显的是家族式的企业，主要的经营管理层都是一个家族的人，外人永远只是打工的。

“中国的家是个绵延性的事业组织，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婆媳之间，是纵的。夫妇成了配轴。”夫妇关系不是第一位的，妻子如衣服。夫妇感情被家的 3 事业的需要所排斥。因为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所以中国的家庭里就有家法，夫妇间相敬如宾，女子有三从四德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而西方的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子女是配角，他们成人了就离开家庭这个团体。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有其他团体来担负，不在家庭的分内。所以，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家庭凝合的力量，西方的家庭成了获取生活安慰的中心。所以，中西方夫妇之间的关系、感情表现很不一样。亲子关系也不一样。中国的父子关系理想的极端状态就像贾政和宝玉，而西方的父子关系更加平等随和。

六、男女有别

乡土社会是一个强调“男女有别”的社会，“社会秩序范围着个性，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男女之间的鸿沟从此筑下。乡土社会是一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一个安稳的社会。”因为乡土社会所求的是稳定，所以男女间的关系必须有一种安排，使他们之间不发生激动性的感情。这就是男女有别的原则。这种生活上的隔离非但是有形的，男女授受不亲。而且还是心理上的，男女只在行为上按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的事业就可以，不需要向对方希望心理上的契洽（默契融洽）。乡土社会的夫妇感情表面是很冷淡的，白天看不到生活上的交集，各有各的工作。男主外，女主内。闲暇时间也是各自找同性伙伴度过，而很少相伴而行。夫妇外出一前一后，距离很远。乡村里如果有哪对夫妇很亲密的进出，绝对是要招来异样的目光的。到现在还觉得男的经常在外面应酬，似乎是能干的表现。

男女有别很多方面，家族的祭祀，清明节的墓祭只有男性参加，或者每家的男性必须参加。村子里的婚丧宴席，一般也是男的作为代表参加。家族重要事务的商议，都由男性负责主持和参加。对待男性女性婚前的生活作风，男女婚后出轨、男女离婚的截然不同态度。

七、礼治社会

礼是社会公认的合乎规矩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是合乎规范的意思。礼和法的不同是维持规范的力量。礼是靠传统来维持的。由于乡土社会的生活基本上是一成不变的，“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些老祖宗的成规留下来便成了人们必须自觉遵守的“礼”。只要生活环境的变化不大，这些“礼”用来处理矛盾总是能起作用，所以人们逐渐主动地服从于成规了。

礼不是靠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人遵守礼是主动的。逢年过节的祭祖，逝去父母每年祭日的祭奠，诞生、成人、婚丧礼仪等，节日活动，都是按照一代一代形成的规矩在进行，如果谁有违反，那就会遭到周围人的非议，比如春节走亲戚，今年谁没有来，老人就开始争这个礼，4 闹矛盾。父母的祭日（周年），哪个女儿没有回来，也是要受谴责的。孩子出生要报喜，三天要洗三喝喜面条。邻里之间建房要商量，不能这家比那家房屋高，那样也是要起冲突的。建房上梁的时候要举行仪式。孩子小的时候挑食爱咬指甲，老人就说有食气，要带孩子去割食气。受惊吓生病，要带孩子找民间的办法。

在我看来，当代社会所强调的德治依旧是源于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维系着私人的道德”需要靠个人的内在克制来遵守，于是很多应该遵守的规则便成了“礼”。虽然说当代社会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许多“礼治”的影子，特别是在农村，一般遇到什么矛盾的时候都是请一些长者或者是一些权威人士来评评理，实在调解不了才最后诉诸于法律手段。上法庭可以说是无奈之举。

八、无讼

所以在“礼治”的社会，人们一般可以通过达成共识的礼仪来解决问题，长期下来就形成了“无讼”的社会。乡土社会靠对传统的遵守、规范来维系社会的运转。打官司是对乡土传统的破坏。人们认为闹上法庭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即使是在当代，跟别人打官司在很多人眼里都不见得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在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礼，就没有规矩。什么是礼？克己复礼是为仁。礼就是人伦，维持地方礼治秩序的是教化，而不是法律。在乡村社会，因为生活各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每个人都自觉地遵守规矩，很少有外在的监督。即使偶有违反者，“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过。”相关的人也要受到惩罚。儿子做了坏事，父亲也得受罚。中国原有的对打官司的观念还是很坚固的存留于广大民间，现行的法律不太适合。中国传统社会是差序格局，现行法律是基于西方的个人平等主义。直接拿过来用，很多时候不适合，会存在法和礼的冲突的现象。以前看的节目中的案件有这方面的情况。

九、无为政治和长老统治

在几乎一成不变的乡土社会里，保守封闭的特征形成了“无为政治”和“长老统治”的现象，他们都是礼治社会的产物。即使是在当代人民具有选举权的民主社会，人们依旧普遍不重视自己手中的权力，消极对待各种选举，对政治也是普遍不重视，抱着消极的态度。只有当自身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寻求政治或者法律上的庇护。

在乡土社会中，由于长老的生活经验是最为丰富的，所以确立了长老的权威，在当代社会的很多农村里，依旧延续着“长老统治”的传统。长幼有序，中国人形成了见面很喜欢问别人年龄的习惯。其实也是有原因的，这种习惯的背后反映我们社会彼此对待的态度往往是根据长幼之序。每个年长的人都掌握着教化年幼的人的权力。“出则悌”，看见年长的人要恭敬、服从。

十、血缘和地缘

血缘和地缘关系在乡土社会中具有重要影响，在这样一个稳定的社会里，社会继替的原则就是亲属体系。亲属体系仍然是建构在生育制度。所以，谁也不能选择自己身份、职业、社会地位，因为社会已经规定好，社会就是按照你的血缘关系来安排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疏，都是按照血缘远近划分的。“父死子继”，“子承父业”，上世纪后半叶“接班”这个词很生动形象。当代社会的“富二代”、“官二代”现象就是乡土社会中血缘继替的一个延续的例子；当代社会中外地户口的人在本地享受不到教育、医疗、养老等权利的现象正是乡土社会中地缘关系延续的例子。

需要注意的是，在乡土社会，地缘上的关系很多时候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的空间。比如村落的发展壮大就是基于血缘关系不断的开枝散叶。人口繁衍到一定程度，达到土地的最高承载临界时，其中一支就会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但还会和祖地发生联系，比如沿用村落的名称，参与远祖的大型祭祀。董寨村。江姓客家分支过年时共同组织迁到广西贺州的第一位先祖的祭祀活动。我们的籍贯往往取自父亲，籍贯所在地并不一定是你的出生地或成长地，所以籍贯是继承自父亲的，是天然的血缘联系。外姓人在一个村子生活很长时间，“常常还得不得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这些都说明，在乡土社会，地缘还没有独立成为一种能够构成团结力的关系。

因为血缘关系都是亲戚，钱上往来最好不要牵涉亲戚。所以我们看到在村子里经商的往往是外乡人，身份方便。“寄籍在血缘性社区边缘上的外边人成了商业活动的媒介。村子里的人对他可以讲价钱，可以当场清算，不必讲人情，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亲兄弟，明算账”暗含着兄弟、亲友之间本来应该是不能清楚算账的意思。“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这并不是说这种社会不发生交易，而是说他们的交易是用人情来维持的，是相互馈赠的方式。实质上馈赠和贸易都是有无相通的，只在清算方式上有差别。”所以，商业是在血缘外发展的。“合伙生意难做”。

十二、名实的分离

“名实分离”的出现是因为乡土社会毕竟不是一成不变的，当旧的制度不符合实际情况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时候就会出现“名实分离”的情况。“名”是老祖宗定下来的规矩，是不可以轻易改变的，所以人们只好依旧采用这个“名”而在实际的操作上采用自己的那一套“实”。名实的分离往往发生在社会剧烈变动的时候。挟天子以令诸侯，汉献帝虽然名为皇帝，但是却没有皇帝的权力，成为一个傀儡。曹操名义为宰相，但却行皇帝之实。当代中国的相当多制度也是名义上一套而实际运行却是另一套，当代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农村的选举制度。6 不得不认为是“名实分离”。

十三、从欲望到需要

最后一章从欲望到需要也是谈乡土社会的变迁。在乡土社会中，人的欲望经过文化的陶冶可以作为行为的指导，比如食色性也。两性结合生育孩子，实现了种族绵续；人有五位之好，实现了营养的汲取。这种欲望和行为的印合并不是计划的。现代社会是一个理性的时代，就是说人们根据自己知道的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掌握的知识）去计划他的行为。所以，在现代社会知识就是权力，因为在这种社会生活的人要根据需要去做计划。而在乡土社会中是靠经验生活的，他们不必计划，自然会替他们选择出一个可以依赖的传统的生活方案，每个人只需根据自己的欲望去活动就可以。

经过上面几个方面的论述，从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中国的视角来窥探当代社会各种现象，以一言蔽之，当代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乡土中国。

第二篇：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一、《乡土中国》相关介绍

（一）作者

费孝通，1910年11月出生于江苏吴江。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社会学学士学位；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人类学系；1936年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人类社会学，师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938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于民主爱国运动；1958年曾被打为右派，罢免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1945年至1952年任西南联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副教务长期间著成《乡土中国》。2005年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二）书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著述的一部研究中国基层传统社会农村的作品，初版与1947年。一共由12篇文章组成。

本书原是费孝通1947年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开《乡土社会学》一课的讲义，辑录而成书。书中，作者语言通俗简介，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理论上的概述和分析，较为全面的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

二、乡土中国文化特点

（一）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

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社会。人民自古与泥土为伴，靠种地谋生。“以农为生的人，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泥土是搬不动的，因而形成了乡土社会生活的地方性。所谓地方性，即是说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独立的社会圈子；而区域内却是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这种熟悉表现为对人无缘由的信任和对自然规律的灵活运用。

（二）乡土社会的结构是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是以‘已’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这种社会结构具有四个特点。第一，关系越远人情越薄。第二，公私相对，比如世界与国家、国家与家庭这两对关系中，判断国家是公是私的结论就会截然不同。第三，克己而不克群。第四，维系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因所施对象与自己的亲疏远近而不同。

（三）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

乡土社会靠“礼”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礼，不同于“文明、慈善”等的含义，而是一种成规。乡土社会的地方性成就了人们对事物的熟悉，千百年积累下来的生活习惯自然就形成了经验、形成了传统。靠传统过活是灵验的，“照着做就有福，不照着做就出毛病”，于是人们就从心底产生了对传统的敬畏，这敬畏使传统得以延续。不同于法律和道德靠社会舆论的外力推行，传统的推行方式是依靠内力，依靠人们心里对传统的信服。传播礼的理想方式是教化，即通过长期的教育把外在的规则内化为习惯。知礼是责任，小辈如果在行为上出了不合规差错，那么长辈一定也犯了教化不到位的错误。古语所说的“子不教，父之过”大抵就是这个道理。在乡土社会，称得上德高望重的人必对礼知之甚多。而乡土社会用来解决矛盾的方式，即评理，就是通过德高望重的“长老”对纠纷双方教育一番，说的大家都心服口服，不再纠纷。

（四）乡土社会奉行长老统治

社会继替，是指社会成员的新陈代谢，是人物在固定的社会结构中的流动。乡土社会因其地方性，可被看作是变化极缓慢的静态社会。

长老统治是来源于社会继替的一种权力。每个人都来人间走一遭，要学礼。学习并非天性，需不怕困、不惮烦，因而要有外力加以强制。这种外力可以看作是一种权力，是教化性的、爸爸式的权利，即长老统治。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就是长老统治的一个实例。

三、联想及思考

用《乡土中国》中所述的文化特点，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可以解释我国的农民工现象。

（一）户籍问题

中国农民工流动呈现出大雁迁徙似的特点——平时在外打工，农忙时节和春节回到原籍。我们发现老一辈的农民工很难在打工的城市扎根，新一代农民工又因为户籍问题得不到解决，一样难以做到彻底的迁移。

农民工流动之所以呈现出这种特点，究其文化原因，是由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所决定的。农民自古靠土地为生，即使在现今的社会现实中一部分人弃农打工，但存他们骨子里的对土地的眷恋和务农的本性是难以改变的。所以在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不仅要简单的思考户籍开放与否的合理性，也要从文化层面进行考虑，从而提出更有效的解决措施。

（二）欠薪问题

在劳动关系运行过程中，农民工因未签订劳动合同而导致的欠薪问题尤为严重。一般而言，我们将其归咎为农民工法律意识薄弱，提出解决措施时，“增强农民工法律意识”这一项必不可少。

然而从文化角度而言，农民工正是出于对他人的信任，从而默许了劳动合同缺失的事实。农民从农村来到城市，未能及时转换对周边人的判断，仍旧保持着“对人熟悉”的认知惯性。他们将原本质朴的信任带入到商业化的劳资关系中，因而产生了难以解决的欠薪问题。但如果我们一味强调“增强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实际上就颠覆了他们一贯信任的处事习惯。这必定会对乡土社会的文化造成极大的冲击。如何在保护乡土文化的基础上提出合理的解决措施，值得我们思考。

第三篇：乡土中国读书笔记[范文模版]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对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我在大学的时候有过短暂的接触，当时只是随手地翻了几页，在脑海里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在研究生阶段，看过导师给的一些重要的阅读书目之后，又又一次地发现了这本书，从图书馆借来，看完之后，对于这本书也有了初步的了解。这本书跟平常的社会调查报告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虽然说是概念，但从费孝通先生的论述来看，他是从具体的农村生活细节出发，不是简单地泛泛而谈，而是在具体事物里核实的。

这本书虽然是社会学的入门级读物，却有着深厚的理论素养作为支撑，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上浓浓的乡土气息，没有了让人望而却步，晦涩难懂的理论术语，读过之后却有一种豁然开朗感。这就是费先生的高明之处，他的语言在当今的我们看来也是那么轻松易懂，原因在于这种乡土气息早已与我们的文化交织融合，不能分离，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结构如何变化，中国还是乡土中国。

文章分多个章节进行了论述，以下主要是我从每个章节里所得的体会和感想： 第一、乡土本色

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人们生在土里长在土里。土地是中国基层社会的根本。农民的土气是因为土地的不流动而发生的，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局是常态。乡土社会的特征是人与人之间的孤立与隔膜，简单的农耕活动不需要复杂的分工与合作。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有地方性的，区域间接触上，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生于斯，死于斯，对于乡土社会里的人来所，终老还乡是最终的归属。这是一个没有陌生的社会，社会的稳定来自于人们心里彼此的熟悉。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些没有来由的信任就是规矩，使人们”从心“世代习来的。

第二、文字下乡

乡下人的”愚“并不是智力上的缺陷，而是其生活环境所造成的，乡土社会是通过彼此的“熟悉”建立起来的。在此中，言辞不一定达意，熟人间的交流是靠眉宇之间的传情达意。文字非得下乡？非也。很多人认为乡下人“愚”，但是费老认为不应该这么说，乡下人不是智力上笨，只是知识上不足，更确切的说是知识结构不一样，他们的知识足以应付他们的生活，而对于城市的文明生活当然不甚了了了。这种不了解就像城里人分辨不了麦子和韭菜、不会爬树、不会抓鱼一样，没什么值得取笑的。作者进而探讨了语言的产生以及和人类生活的关系，文字的产生原是为了不同空间和时间的人交流的，但是在乡土社会，由于生活的一成不变和空间的稳定性和封闭性，口头语言完全可以满足生活需要。而且面对面的交流远比书面语言表达的东西丰富快捷。文字既不是乡土社会的基础，本来就不是乡土社会的本性。人类最初的文字都是庙堂性的，都是为了祭祀崇拜和记录帝王事件，所以不是乡土社会的必要。因此文字发明了几千年，中国的绝大部分农民依旧目不识丁。当然当代的乡土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代农民必须要识字了，因为要科学种田、操纵机器。但是实际上我的母亲初中毕业，但是由于农民的生活基本没有文字，长年没有阅读和书写，因此现在已经忘的差不多了，读我的家信都很吃力。这无疑是费老观点的例证，说明虽然过了这么多年，农民的生活还是带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痕迹——地方性和口语化

第三、家族

中国的家扩大的路线是单系的，是氏族，是一个事业单位，赋有经济，政治，宗教等各种功能，是具有绵延性的。西方的家庭，夫妻是主轴，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在此费老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西方贵族家族的模式而更多的是现代西方的家庭模式？我们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是纵轴。为了事业单位的效率，就得牺牲感情，讲求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夫妻间得相敬如宾，女子要有“三从四德”，亲子间要讲究负责和服从。乡土的中国社会是同性聚集的社会，同性之间寻求感情安慰，而守着老婆的男人却被看作是没有出息。中国人在两性感情上的矜持和保留也是在这种社会圈局中养成的性格。

第四、男女有别

乡土社会是亚普罗式的文化模式，讲究稳定。它不必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生下来就聚顶好的，它更害怕社会关系的破坏。“男女有别”是认定男女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离。心理上的契洽是没有必要的。这也便是中国乡土同性社会特征的一个原因。费老还用歧视性的话语描述了同性恋的可能。这样求稳的社会使得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安于现状，并不像把理想改变现实。这是亚普罗是的文化模式，是个安稳的社会。

第五、礼治秩序

乡土社会秩序维持是靠“礼治”实现的。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时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依靠国家的权利来推行的，礼靠的事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传统让人有一种敬畏感。礼便是使人们在被教化的过程中产生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教化的根本目的是让人主动服礼，而个人克己复礼而向外推演。在国家，君主通过执行种种复杂仪式，为百姓做出标榜以示天下，由上及下教化百姓，用传统的道德的威慑和宗教式的崇拜力量来统治百姓。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第六、无讼

费老推论，既然是礼治社会，那么礼就不仅仅是礼貌，不懂礼就简直是个道德问题，如果有官司非打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规矩。中国乡土社会的理想是没有法律和政治的，因为一切都按照祖先流下来的规矩进行，政府的统治以教化为主，“苛政猛于虎”；来到这个世界的新生儿自有父母教化他们适应这些规矩。这就实现了“无为而治”的理想。在这本书中费老阐释了奉行个人平等主义、个人权利本位的法治理念与乡土社会“礼治”传统的冲突。因此“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近二十年来司法改革的成功与曲折，司法公信力所遭遇的危机，或可部分从中寻找一些答案。

第七、无为政治

费老阐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模式：注重社会冲突方面的横暴权力和注重社会合作的同意权利。横暴权力也是指独裁，其权力的根本驱使乃是利益。然则中国自古是古老的农业国，其社会分散归并为一家一户，其经济基础虚弱不便于构架横暴权力。在乡土社会中的基层实行类似“同意权利”的社会契约，然而社会分工极少，在这种自给自足，经济条件的限制下，中国社会逐渐承认了一种趋于稳定的无为政治。“无为”亦所谓求稳，人生老病死求的是颐养天年，在中国的乡土社会，这种家庭内各自的微循环所带来的安逸感抚慰了几千年的国人。

第八、长老统治

“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给乡土中国及当代农村带来的不安于焦躁是一个现实问题。但如何在现代社会中重新认识传统同样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第十一章中，费老谈及了不同于横暴权力与同意权力的另一关于权力的观点。这加深了对中国基础社会的理解，是社会继承中的教化学的权力。众所周知，每个社会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相应的也有不同的文化习俗与社会制度，每个人对之的了解诚然不是与生俱来的，这时候教化就显得十分重要，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这样的权力在亲子关系中无疑是最明显的，家长对孩子的干预可谓是方方面面，担不可称之为横暴权力，因为这样的权力中对利益的追求显然是其次的。因此，教化的权力是文化的，教导是社会普遍认同的规范。教化的权力在成人中也是适用的，但条件无疑更加苛刻，稳定的文化传统是有效地保障。人们对于比自己年长的人，要抱着更尊重的态度。文化的稳定，人们可以从长者那里学到经验，作为指导，党文化不稳定时长者的经验便变得不那么适用于自身的情况，尊卑长幼也并不显得如此重要，这 无疑与乡土中国不符。因此，费老将这种既非民主又不是专制的教化权力称为“长老统治”。

第九、名实的分离

社会变迁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当社会变迁的时候，会出现惶恐和不安。而社会中的”文化英雄“能够提出办法，支配跟着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新的权利形式——“时势权利。所谓乱世出英雄，这个英雄代表了一种新的诉求，一种新的尝试。作为一个时代的风向标，他连接了愚昧过去与大众幻想中的未来，充满了希冀。顺着这个概念，费老讲到了苏联的“独裁”，试图用“时势权利”来解读这种新的社会关系。我认为，时势权利应该是作为一种类似于过渡权利的东西。当一种权力形式已经无力维持社会的稳定，矛盾激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就是社会变迁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时势权利”，然而当一种新的社会关系趋于稳定时，“时势权利”就应当被另一种权力所替代，而不能称作是“时势权利”了。

以上九个方面就是在我读完《乡土中国》后，同时又看了一些有关费孝通先生以及这本书的介绍后所产生的感想，理解地较为浅显，以后还会对这本书进行进一步地研读，相信在多读、精读之后，会有更多的收获。

第四篇：《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FROM THE SOIL: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乡土本色

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人们生在土里长在土里。土地是中国基层社会的根本。农民的土气是因为土地的不流动而发生的，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局是常态。乡土社会的特征是人与人之间的孤立与隔膜，简单的农耕活动不需要复杂的分工与合作。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有地方性的，区域间接触上，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生于斯，死于斯，对于乡土社会里的人来所，终老还乡是最终的归属。这是一个没有陌生的社会，社会的稳定来自于人们心里彼此的熟悉。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些没有来由的信任就是规矩，使人们”从心“世代习来的。

文字下乡

乡下人的“愚”并不是智力上的缺陷，而是其生活环境所造成的，乡土社会是通过彼此的“熟悉”建立起来的。在此中，言辞不一定达意，熟人间的交流是靠眉宇之间的传情达意。文字非得下乡？非也。

再论文字下乡

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装饰物而是实用的、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础。文化得靠记忆，不能靠本能。乡土社会大体上是没有“文字”的社会。文化的传承可以以口口相传，言传身教的方式代代延续。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文字之于定型的乡土社会是没有必要的。

差序格局

西方社会是团体界限分明的团体格局，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和制衡。中国乡土社会的特征是差序格局，社会关系如圈圈扩散的波纹，社会圈子的范围决定于波纹的中心，是可伸缩的。我们的社会讲攀关系，讲交情，是以“己”为中心的自我主义。《孟子》善推，克己修身，成了中国乡土的根本。孔子的大的体系绝不肯离开差序格局的中心，思想的体系与道德的推崇总是由点及面通过社会关系扩散开来，所谓大同天下这个天下即是整个平面。而具体来说，不同的社会圈子交集在一起，却从来没有团体格局那样的整体性。

中国人克己不克群。

维系着私人的道德

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使他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延续。在象征着团体的西方宗教观念下，有着两个重要的派生概念：意识每个人在神前的平等；意识神对每个个人的公道。团体格局的道德体系中发生权利的关系，权利与公道的“代理人”——政府接受者权利的制衡与监督。在差序格局中，最重要的是“克己复礼”。孝、悌、忠、义都是私人的道德要素，“仁”是逻辑上的综合，一切私人关系中道德要素的共相。在缺乏具体化团体的乡土社会，“仁”的体现总是要回归到具体的私人伦常关系。

家族

中国的家扩大的路线是单系的，是氏族，是一个事业单位，赋有经济，政治，宗教等各种功能，是具有绵延性的。西方的家庭，夫妻是主轴，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在此费老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西方贵族家族的模式而更多的是现代西方的家庭模式？我们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是纵轴。为了事业单位的效率，就得牺牲感情，讲求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夫妻间得相敬如宾，女子要有“三从四德”，亲子间要讲究负责和服从。乡土的中国社会是同性聚集的社会，同性之间寻求感情安慰，而守着老婆的男人却被看作是没有出息。中国人在两性感情上的矜持和保留也是在这种社会圈局中养成的性格。

男女有别

乡土社会是亚普罗式的文化模式，讲究稳定。它不必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生下来就聚顶好的，它更害怕社会关系的破坏。“男女有别”是认定男女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离。心理上的契洽是没有必要的。这也便是中国乡土同性社会特征的一个原因。费老还用歧视性的话语描述了同性恋的可能。这样求稳的社会使得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安于现状，并不像把理想改变现实。这是亚普罗是的文化模式，是个安稳的社会。

礼治秩序

乡土社会秩序维持是靠“礼治”实现的。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时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依靠国家的权利来推行的，礼靠的事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传统让人有一种敬畏感。礼便是使人们在被教化的过程中产生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教化的根本目的是让人主动服礼，而个人克己复礼而向外推演。在国家，君主通过执行种种复杂仪式，为百姓做出标榜以示天下，由上及下教化百姓，用传统的道德的威慑和宗教式的崇拜力量来统治百姓。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无讼

维持李素的两不再身外的权利，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意修身，注意克己。理想的礼治试图通过每个人的自我遵守规则二省去监督。现实的法律为百姓带来不安，超越道德的另外一种陌生的力量开始裁决他们的日常生活，其完全不同的裁决原则及所带来的副作用在稳定的乡土中国常常难以施行。

无为政治

费老阐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模式：注重社会冲突方面的横暴权力和注重社会合作的同意权利。横暴权力也是指独裁，其权力的根本驱使乃是利益。然则中国自古是古老的农业国，其社会分散归并为一家一户，其经济基础虚弱不便于构架横暴权力。在乡土社会中的基层实行类似“同意权利”的社会契约，然而社会分工极少，在这种自给自足，经济条件的限制下，中国社会逐渐承认了一种趋于稳定的无为政治。“无为”亦所谓求稳，人生老病死求的是颐养天年，在中国的乡土社会，这种家庭内各自的微循环所带来的安逸感抚慰了几千年的国人。

长老统治

“民主政治的形式就是综合个人意志和社会强制的结果”

“文化和政治的区别是：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文化的基础必须是统一的，但文化对于社会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种叫化过程”

“”苛政猛于虎“的政是横暴性的，‘为政为德’的政是教化性的。‘为民父母’是爸爸式权力的意思。”

“长幼之序也点出了教化权力所发生的效力。”

“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给乡土中国及当代农村带来的不安于焦躁是一个现实问题。但如何在现代社会中重新认识传统同样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血缘和地缘

血缘的意思是任何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血缘社会是稳定的，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作用——生育，去维持结构的稳定。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亲密社团的团结性依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社会关系中权利与义务必须有相当的平衡。

“货币是清算的单位和媒介”算账一词便是绝交之谓。

“在亲密的血缘社会商业也是不能存在的”商业的出现在稳定的依靠极其牢固血缘关系构成的乡土社会会破坏已有社会关系中微妙的有人请构成平衡。“贸易”和“馈赠”是不能放在一起的。“贸易”讲求平等，规定双方权利与义务并要有法律的保证。而“馈赠”只讲求往来人情。所以：“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

“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名实的分离

社会变迁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当社会变迁的时候，会出现惶恐和不安。而社会中的”文化英雄“能够提出办法，支配跟着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新的权利形式——“时势权利。所谓乱世出英雄，这个英雄代表了一种新的诉求，一种新的尝试。作为一个时代的风向标，他连接了愚昧过去与大众幻想中的未来，充满了希冀。顺着这个概念，费老讲到了苏联的“独裁”，试图用“时势权利”来解读这种新的社会关系。我认为，时势权利应该是作为一种类似于过渡权利的东西。当一种权力形式已经无力维持社会的稳定，矛盾激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就是社会变迁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时势权利”，然而当一种新的社会关系趋于稳定时，“时势权利”就应当被另一种权力所替代，而不能称作是“时势权利”了。

“社会变迁可以吸收在社会继替之中的时候，我们可以称这社会是安定的。”

“从整个社会看，一个领导的阶层如果能够追上社会变迁的速率，这社会也可以避免因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混乱。”举例英国的改革。

“环境变动的速率和领导阶层适应变动的速率配得上才不致发生流血的革命。”

在中国的乡土社会，“思想统治”不断被新的“注释”加以改变，“注释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之间发生极大的分离。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

“面子就是表面的无违。”

从欲望到需要

“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欲望常是合于人类生存条件的，因为欲望并非生物事实，而是文化事实......问题不是在要的本身，而是在要什么的内容。这内容是文化所决定的。”

“‘功能’是从客观地位去看一项行为对于个人生存和社会完整上所发生的作用。功能是分析的结果，是营养而不是味觉。”

“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即是权力，因为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人要以他们的需要去计划。”

第五篇：《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上次看完《万历十五年》后，我就一口气把《乡土中国》也看完了。说实话，对我这样一个不爱看书的理科生来说真的是一个挑战。不过相比《万历十五年》，我觉得《乡土中国》更易懂。原因有二：

一、我不太喜欢历史类的书籍。其次，《乡土中国》是从农村的角度解析中国的乡土性。我来自农村，书中许多事深有体会。

这本书写于一九三七年，距今已七十余年，但在看这本书时，我丝毫感觉不到时代的阻隔带来的距离感。这也恰恰说明我们仍没有从乡土社会中完全蜕变出来，而乡土社会是稳定的，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是相对稳定的。今天的中国还在从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之中，不可否认它还带有很强的乡土性，也正因为如此，《乡土中国》这本书直到今天还是很有价值的一本书。

《乡土中国》是一本社会学的著作，但包含的内容却远远超越了社会学。这本书是作者对本民族文化社会学层面上的重新审视。他解释了很多问题，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概念，比如差序格局。在这本书中作者主要是通过与西方社会的比较凸显乡土社会的特点，进一步论证乡土社会的文化是由乡土社会的本质和特点决定的，是由乡土社会的整个历史地理环境决定的。

本书共包括十四篇，从各个角度论述了乡土中国的形成、特征与本质。

第一篇《乡土本色》，开宗明义，点明中国社会的乡土性。这里讲的乡土社会，并不是具体的简单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中国社会的本质是乡土性的，这是一种传统，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外来文化与中国乡土文化发生碰撞的今天，也许在中国农村依然保持着原有的乡土社会的特征，但这座“堡垒”并不再像以往那样坚不可摧。中国社会的乡土性首先在城市发生了变化。城市是现代化的产物，吸收了许多现代社会的特点，同时又留有一些乡土性。

第二篇《文字下乡》，从文字的产生与功用的角度说明在乡土社会，文字是多余的。

第三篇《再论文字下乡》，从时间格局中说明乡下人没有文字的需要，进一步为被指作“愚”的乡下人作辩护。

“文字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不仅不唯一，而且有很多缺陷。”文字固定了声音，但却是声音的异化。我们通过文字所唤醒的，往往是间接的、与我们生命有距离感的观念，而非情感。文字的间接性使多余的东西或相寄生从而离真诚越来越远。卢梭曾谈到，“越是面对生动、具体的东西，词就愈加无奈，但人的文化却向着无奈的方向发展，说话抛弃了姿态，写字代替了说话，这意味着人类的堕落”。在乡土社会，人们更多使用的是“特殊语言”，它比文字更有效的传情达意，摆脱了语言这个筛子，使情感表达的更加天真自然。

尽管如此，文字仍是现代化的必要工具，作者只是在以一种客观中带有肯定的态度为被指作“愚”的乡下人做辩护。

第四篇《差序格局》，阐明了差序格局这一全新的概念，并与西方的团体格局作比较。

“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进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

第五篇《维系私人的道德》，中国差序格局下，缺乏团体道德，难以找到一个笼统的道德观念，道德依附于差序的人伦存在。

第六篇《家族》，区别了“家”与“家族”，并具体论述了它们的性质特点。中国的家族主轴是纵的，而夫妻成了配轴。

第七篇《男女有别》，探讨了中国传统感情定向的基本问题，用两种文化模式的对比分析了乡土社会男女隔阂的原因。

第八篇《礼治秩序》说明了礼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在乡土社会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礼治社会中人们是主动的服从和成规。

礼治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人治，为了避免引起字面上的误解故称其为礼治。礼治的前提是传统可以有效的应对生活问题。“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到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而在当代社会，科技的发展带给人们日新月异的生活，传统远不能应对新生活、新问题，剧烈的变迁也不可能允许人们从容不迫的进行种种试验。这种情况下礼治必然面临崩溃的危险。要保证大家有序的应对共同问题就必须有另一种力量来代替“礼”，这其实就是法律。这也是为什么现代国家必须是一个法治国家的原因了。

第九篇《无讼》，点明了中国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法治秩序与礼治秩序的矛盾，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下发生了很多的副作用。

乡土社会本身固有的一套社会调整机制还并未完全脱离实践，甚至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但现代司法在此时硬生生的挤进来排挤传统，无疑会遭到质疑。我国现行法中的大部分都是从西方搬过来的，这与我旧有的伦理观念有很多冲突的地方，比如继承问题、权利观念等。这些从实体上已不易使老百姓得到认同，程序上的生疏与隔膜就更不言而喻了。传统伦理与现行司法的冲突已然使“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这种情况在今天已有所改观。改革开放三十年余来，我们破坏了许多旧秩序的同时理想中的新秩序却尚未建立起来。这使得很多举措难以得到群众理解和拥护。

改革的进程中必须审慎的对待种种社会因素，综合考虑我们特殊的社会语境，确保民众可以真正得到其中的好处

第十篇《无为政治》，论述了社会冲突中的“横暴权力”与社会合作中的“同意权力”，但在农业性的乡土社会中“无为”的政治是最现实也是最理想的。

第十一篇《长老统治》，指明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中，与“横暴权力”与“同意权力”并存的还有教化式的权力，中国政治性质用民主或不民主形容都是不合适的，于是作者使用了“长老统治”一词。

这是从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上来谈的。横暴权利是冲突性的，而同意权力是合作性的，是两种极端。中国社会在根本上是乡土性的，既非单纯的横暴，也不是完全的同意，（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完全只有一种形式的权利）乡土性的中国产生了费老所说的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种权力结构——长老统治。

长老统治的前提和礼治一样，都是传统可以有效的应对生活问题。我认为在当今中国的城市中，长老统治并非依然占有统治地位，而应是长老统治与同意权力共存的时代。这是一个过渡的过程，并非完全乡土化，也非完全现代化，而是两者兼而有之。

第十二篇《血缘与地缘》，说明了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契约是很难生存的。

第十三篇《名实的分离》，论述了在长老统治下，注释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之间的极大分离，虚伪在这种情景下是必须的。

第十四篇《从欲望到需要》详细区分了欲望和需要，在乡土社会中自然已经做好选择，人们只需靠经验按欲望去行事，而城市却不然。

我们要用实质性的东西对一些文化现象做出合理的有说服力的解释，特别是对一些所谓的“劣根性”，“劣根性”不能作为解释问题的根源。比如谈到中国人的虚伪时，如果能对名与实的分离作深层次的剖析，从历史地理等环境出发，从每一个社会语境出发，就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与它所处的环境相适应的，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都有它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